马克思：“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功能。”
杰弗里•帕克《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
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另一边，“和平年代”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我们的人每二十年就得增长至少一倍”。根据1751年富兰克林的说法，新英格兰白人从未“害怕结婚”。有人写到：“在公众集会上听到有人打喷嚏或咳嗽颇为罕见，而不是像在老英格兰那样稀松平常。”一群重返故土的新英格兰人慨叹：“保佑我们同享超过我们在故土的任何时候的……健康和力量；不少人在这里（英格兰）都虚弱多病，到了那里却强壮健康”。“上帝赐予我们如此繁盛的领土，我们的人数大为增长。”差不多有一半北美殖民者活到了70岁，平均每对夫妻可生养六名子女——而在欧洲大多数没能活到育龄，新英格兰的移民人口在两代人里增加了六倍。
西方文明兴起于一些“环大陆”商业据点，其中最大的“中途岛”就是美洲，但首先是：
威尼斯、亚美尼亚（临近蒙古汗国的“克里米亚”及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葡萄牙、荷兰（“阿拉伯人的西班牙”的西部港口）
开普敦（好望角）、埃及（运河）（大西洋与印度洋的中转站），果阿、锡兰（印度半岛的中转站），马六甲、雅加达（“西洋”的中转站）
马尼拉、台湾、澳港（“南洋”的中转站），大陈、双屿（舟山）（东海中转站），琉球、长崎（黄海中转站），夏威夷、巴拿马（太平洋的中转站）
自南宋《诸蕃志》（阿拉伯）、郑和下西洋（东非）以來，“大航海”的主线从来是“环大陆”的半岛、岛屿和洋流……从《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等处，我们都可以看到不但葡萄牙、东印度公司的木帆船是如此（日《东印度公司和亚洲之海》），乃至英、法联军的煤—汽铁甲船也是如此（法《远征中国纪行》）……
为何？人不是海里的鱼，船也不是！人喝的淡水、米面、菜肉，造船的木板、帆布，造蒸汽机的钢铁、烧蒸汽的煤炭，最高效而舒适的航线，从来就是自古以来“积淀”起來的那些，“人走得多了，也便成了路”。
正如《白银资本》的关键词“re—orient”所示，这些岛屿文明是大陆文明和绿洲文明的衍生和“涟漪”：日、葡、荷、英是大陆文明的衍生物一样，俄（苏）、美也是。但是因为他们都从“中央之国”继承了人口“超自然增长”之源——农业，所以他们已不是匈奴、突厥、蒙古或阿拉伯、日耳曼，而成为定居民的一部分，“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把“岛链”连成了“世界岛”的连锁店，这不是“岛链”本身比“绿洲”更有价值（羊马@鱼船）；而是“岛链”使得江河下游三角洲的“城市群”得以“集成创新”，形成了更紧密的殖民架构的“世界体系”（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力学”的矢量推力），而《
历史的地理枢纽》又预示了“一带一路”的“复兴”（火车@轮船）
（以）荷尼夫《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货币史》：
“欧洲人在那时对全球的金银流动情况和不同货币流通区域有比较充分全面的了解，占有信息上的优势。借此优势，欧洲人以优惠的条件将非洲和中国拉入更广阔的贸易体系中。就此而论，欧洲人对全球金银和铸币流动的控制，成为其在近代早期重要而持久的优势，使得欧洲人能在世界各地购买他们所不能种植或生产的商品。购得的商品不少用作欧洲人自己消费，还有很大一部分会卖给世界其他地方。不久之后，欧洲人在某些出产诱人商品如胡椒、糖、咖啡甚至茶的地方进行直接的殖民活动，而贸易又为这些殖民活动提供了资金，财富因此积累起来。而对于那些不能进行直接殖民掠夺的商品，甚至如中国的瓷器和印度的棉纺织品，则在日后被英国出产的同类工业品所大量替代。”
美）梅天穆《世界史上的蒙古征服》：
“哥伦布大交换在很多方面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延续。”
“地理大发现时代一直被看作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如果没有蒙古帝国，哥伦布会出航吗？别忘了，他当时是试图抵达中国面见大汗的。简而言之，蒙古帝国完全可以定义世界史。的确，蒙古人没有对非洲或新世界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对欧亚大陆而言，史上再无其他时间或帝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蒙古人将
军事革新、国际贸易、世界宗教传播以及技术和思想的扩散都融入一炉，即蒙古征服。当尘埃落定，无可否认世界已经改变了，且再也无法回到它原来的样子。蒙古时代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关键的甚至是轴心的时代，在很多方面，它是前现代和现代的分界点。
《万历野获编》：【海上市舶司】
太祖初定天下。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設市舶司。司有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其屬吏目二人。驛丞一人。後以海夷狡詐無常。迫近京師。或行窺伺。遂罷不設。洪武七年。又設於浙江之寧波府。廣東之廣州府。其體制一同太倉。其後寧波尋廢。今止廣州一司存耳。蓋以寧波亦近畿甸。為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從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後。與金國博易。三處榷場。其歲入百餘萬緡。所輸北朝金繒。尚不及其半。每歲終。竟於盱眙歲幣庫搬取。不關朝廷。
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佔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靳不與直。以故積憤稱兵。撫臣朱紈談之詳矣。今廣東市舶。公家尚收其羨以助餉。若閩中海禁日嚴。而濱海勢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頻年閩南士大夫。亦有兩種議論。福興二府主絕。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則何如官為之市。情法可並行也。況官名市舶。明示以華夷舟楫。俱得住泊。何得寛於廣而嚴於閩乎。況邇年倭侵高麗。亦何曾問閩廣海道也。
戴蒙德《枪炮、细菌与钢铁》@纬度传播
在近来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北部凉爽地区的海外移民更喜欢迁往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同样凉爽的气候区，而在赤道国家肯尼亚和新几内亚，则喜欢住在凉爽的高原地区。被派往炎热的热带低地地区的北欧人过去常常成批地死于疟疾之类的疾病，而热带居民对这类疾病已经逐步形成了某种自然的抵抗力。
哥伦布时代的欧亚大陆社会，在粮食生产、病菌、技术（包括武器）、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拥有对印第安社会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在哥伦布碰撞以后，导致结果逆转的主要因素。但到1492年为止的这些差异，只不过是历史轨迹上的一个快照镜头，这个历史轨迹在美洲至少长达13000年，在亚欧大陆时间还要常得多。尤其对美洲来说，1493年的这个快照镜头拍下了印第安人独立轨迹的结尾。
除了亚欧大陆领先优势和野生动植物品种外，亚欧大陆发展速度的加快也由于亚欧大陆的动植物、技术和人口的交流更容易。与美洲的南北主轴不同，亚欧大陆的东西主轴使这种交流不用经历纬度的变化，也不存在与环境的变量发生关系的问题。
斯密《国富论》：
在利润大致相当时，人们选择投资的途径时，制造业自然要优先于对外贸易，其理由同于农业对制造业的优先地位。就像地主或农场主的资本比制造商安全一样，制造商的资本也要比外贸商安全，因为资本可随时受到他的支配。当然，在所有社会的任何时期，天然产品和制成品的剩余部分，或国内没有需求的部分必须送到国外来换取本国之所需。然而，这一将剩余产品卷入国外的资本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却无关紧要。若一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耕作其土地，并以完全的方式制造出其所有天然产品，由外国资本来输出部分天然产物甚至就有一个巨大好处，因为社会的全部资本就可以投入最有用处的方面了。这一点，中国、印度是很好的例子，说明哪怕一国的大部分出口贸易由外国人经营，此国仍然可以达到高度的富足。（资本论（三）有类似研究）假如当地的资本得不到外国资本的帮助，我国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发展步伐一定不会那么迅速。
凡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趋势。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大部分资本应当首先被投入农业，然后是工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这是顺理成章的次序。我相信，在所有拥有领土的社会都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遵守这一次序。总须先有屯垦，此后才能建立城市；总须先有粗糙的制造业，此后才有人投身对外的贸易。
然而，这种事物的自然次序虽然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于所有的社会，在欧洲的所有现代国家，这种次序却在许多方面被完全颠倒了。它们某些城市的对外贸易引进了所有精密制造业即适于在远方销售产品的制造业，这制造业又与对外商业一起造成了农业的大改良。它们原来的统治性质造成的习气，在该统治大大改变之后仍然得以保留，也必然迫使它们采取了这种不自然的、倒逆的次序。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里，对当前世界所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有过较系统地综合:
表明欧洲结构性贸易赤字的一个数据是，在总出口中，黄金和白银从未少于2／3。例如，在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出口物中实物只占6％的价值，金银则占94％的价值（DasGuptaandPearson1987：186）。实际上，在1660—1720年这60年间，贵金属占该公司向亚洲输入总值的87％。
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
“价格革命”
“一条鞭法”将大部分天赋、徭役和其他杂税折成银两缴纳，取代原来复杂的税赋，但国内白银不足，而依赖进口。这使得“价格革命”不断向“海外贸易集团”有利的方向倾斜。(矿石—手工业品——钱粮）顾炎武《钱粮论上》：
“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歧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如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
夫银非从天降也，矿人则既停矣，海舶则既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消日耗，而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迹，虽尽鞭挞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诎。逋欠则年多一年，人丁则岁减一岁，率此而不变，将不知其所终矣。
且银何自始？古之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且天地之间，钱不易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银乎？先王之制赋，必取其地之所有。”
陈其人在 《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第八章《不同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同作用》中提到，15、16世纪，美洲白银（矿石）流入欧洲（成为货币），引起物价在70～80年内持续上涨了3～4倍，使得租地农场主大发其财。从“价格革命”中得益的当然也包括企业主和商人，但是对于“契约规定的货币地租额几十年不动”的封建领主却造成一个反向的推动，即东欧的“农奴制再版”。农奴制再版的过程略如：
“这些地方的领主和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重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大规模的庄园，并用无地农民的徭役劳动来耕种。然而它们生产的目的又主要是为世界市场的，即他们生产的主要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外放分工制度。”
罗杰@克劳利《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序、欧洲的船头
长颈鹿送抵北京之后的那一年，在2.1万海里之外，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力量正在接近非洲海岸。1415年8月，一支葡萄牙船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攻打了摩洛哥的穆斯林港口休达，这是整个地中海最固若金汤、最具有战略意义是要塞。休达的陷落令欧洲为之震惊。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口仅有一百万。它的国王们太穷，以至于无力自行铸造金币。渔业和自给农业是经济支柱，但这个穷国却雄心勃勃。若昂一世国王，绰号“私生子若昂”，于1385年夺取王位，建立了阿维斯王朝，并抵御邻国卡斯蒂利亚，捍卫葡萄牙的独立。攻打休达的目的是，用一场融合中世界骑士精神和十字军圣战热情的军事行动，消耗掉贵族阶层骚动不安的旺盛精力。三天的洗劫和屠杀将曾被描述为“非洲各城市之花……它的门户与钥匙”的休达城化为废墟。
在休达，葡萄牙人第一次瞥见了非洲和东方的财富。这座城市是从塞内加尔河跨越撒哈拉沙漠输送黄金的商队的目的地，也是伊斯兰世界与东印度的香料贸易的最西端贸易站。葡萄牙编年史家写道，全世界的商旅云集于此，他们来自“埃塞俄比亚、亚历山大港、叙利亚、巴巴利和亚述……同样有居住在幼发拉底河另一端的东方人，和来自东印度的人……以及来自轴线另一端的许多其他国度和我们不曾见识其土地的人”。亲眼见到休达库存的胡椒、丁香和肉桂的基督教征服者们为了寻找埋藏的财宝，恣意销毁了这些香料。他们洗劫了据说有两万四千名商人经营的商铺，横冲直撞地闯入富商那铺着华丽地毯的豪宅，奔入拥有美丽穹顶和铺设地砖的地下蓄水池。“与休达的房屋相比，我们的可怜房子简直像猪圈。”一位目击者写道。就是在这里，（王子）恩里克首先体会到，假如能绕过伊斯兰世界的屏障，沿着非洲海岸南下，并抵达“轴线的另一端”，将会获得怎样的财富。休达是葡萄牙扩张的开端，也是一个崭新世界的门槛。
天命和幸运使得葡萄牙被排除在繁忙的地中海贸易与思想交流之外。葡萄牙位于欧洲的边缘，文艺复兴的外围，只能羡慕地看着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的财富。这些城市垄断了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如香料、丝绸和珍珠）市场。它们从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等伊斯兰城市获取这些东方奢侈品，然后以垄断高价卖到欧洲。葡萄牙虽然不能染指地中海贸易，却面向大洋。
针对北非穆斯林的圣战将与葡萄牙的航海冒险紧密交织。阿维斯王族于1415年在休达开始崛起，一百六十三年在休达附近灭亡，它的发展轨迹是一条对称的弧线。在此期间，葡萄牙人在全世界快速推进，越走越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抵达印度，1500年抵达巴西，1514年来到中国，1543年登陆日本。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帮助西班牙人在1518之后的岁月里完成首次环球航行。休达战役是所有这些行动的出发点；它是为了发泄宗教、商业和民族主义的激情而秘密筹备的。在这里，他们学习到，军事扩张的胃口和条件反射式的暴力能够威吓印度洋的各民族，让人数不多的入侵者也能获得极大的影响力。
一、1印度计划
在休达，葡萄牙人瞥见了另一个世界。恩里克及其后继者希望获得非洲的黄金资源，掳掠奴隶和香料。马略卡岛的犹太地图师绘制的中世纪地图对他产生了影响。在这些地图上，在这些地图上，闪闪发光的河流通往传说中曼萨@穆萨（“万王之王”）的王国，他在14世纪初统治着马里王国，控制着传奇的塞内加尔河的金矿。地图显示，有些河流纵横穿越整个大陆，并且与尼罗河相连。这让人胸中不禁燃起希望，或许可以通过非洲大陆的内部水道穿过非洲内陆。
葡萄牙王室向教皇建议开展这样的航行计划，将其描绘为十字军圣战，与伊斯兰世界的继续斗争。早在邻国卡斯蒂利亚之前许久，葡萄牙人就已经成功地讲阿拉伯人从自己的领土驱逐出去，并建立了一种早熟的民族认同。但是，他们对圣战的胃口还很大，阿维斯王族以天主教君主的身份，作为基督的战士，在欧洲舞台寻求合法性以及与列强平起平坐。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欧洲人觉得自己越来越受到咄咄逼人的伊斯兰世界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阿维斯王族从教皇那里获得了精神上和财政上的妥协，并且得到授权，以基督教的名义占有他们探索的陌生土地。
在满怀探索精神的葡萄牙水手眼里，每一个海湾、每一条河流似乎都充满了希望。但沿海岸南下的推进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让登陆充满危险，与当地人的关系也总是高度紧张的。他们在河流入海口遇到过硕大无朋的泻湖、蜿蜒曲折的红树林沼泽地，当然也有浓雾、无风天气以及猛烈的赤道暴雨。热病让水手们损失惨重。在几内亚湾，当地反复无常的风向和从东向西的强劲海流严重阻碍了葡萄牙人的前进步伐，但在很长时间里，向东延伸的海岸线激励着他们继续前进。非洲大陆的面积相当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五十倍，它的形状和规模让他们困扰和迷惑了差不多八十年。
到15世纪90年代时，沿着非洲海岸的探索已经将里斯本化为一座生机盎然而满怀期望的都市。珍奇的外国货物——香料、奴隶、鹦鹉和糖——被卸载到塔霍河平缓的河岸上，让人憧憬那防波堤之外的新世界。到1500年时，里斯本人口中可能有15%是几内亚黑人。这里的奴隶数量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里斯本充满异国情调，活力四射，五彩缤纷而目标明确。“（里斯本）规模超过纽伦堡，人口也比它多得多。”1494年造访里斯本的德意志博学之士西罗尼穆斯@闵采尔如此写道。这座城市是关于宇宙学和航海术，世界之形态与如何将之绘制下来的新思潮的最前沿。1492年，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驱逐出境。一些犹太人，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或商人，为里斯本增加了更多活力。难民包括犹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亚伯拉罕@萨库托，他的发明将给航海技术带来一场革命。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鹰与龙》
五、“中国也有印刷工”：
1512年一名中国人被派遣到交趾，后来从这里前往里斯本的王宫。很有可能的是，他随行带了一些会意文字的书籍，或者是到了之后才撰写这些文字。因为，基本在同一时期，塔霍河畔出现了第一部中文书籍《中国地图注解》，其名称是从皇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爬梳而来，主要描述天朝中国的地理信息。曼努埃尔与1514年向教皇里奥十世也呈递了一本书。在罗马，这本书引起了人文学者保罗@乔维奥的注意。可以推见，若干年后，马特尔的研究热情，很可能受到这名著名同行的激励。
乔维奥竭力洞察另外一个世界的各种情形，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日耳曼人，面对这些中国书籍，乔维奥掩盖不住敬佩之情，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印刷术：在中国，也有印刷工按照我们的印刷方式。很容易确信在葡萄牙渗透印度之前，通过斯基泰人和莫斯科人里奥教皇就已经能够得到此类物品，从而对当时的文学施以宝贵的援助。后来，乔维奥广泛宣传一个
观点，即印刷术是由中国商人传播出来，不是德国古登堡拼凑出来的发明。明显，这是针对为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提供庇护的德国，打击其国家荣誉之举动。
印刷术起源于中国，16世纪，果阿医师加西亚@奥尔塔、葡萄牙历史学家赫罗尼莫@奥索里、意大利耶稣会士詹姆帕罗@马菲也持有乔维奥的论调。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无所谓的讨论。中国不仅有著述活动，且掌握了印刷术，而欧洲也将从中受益。中国赋予基督宗教信仰国家以技能，一种人文主义者不可能觉得无关紧要的技能：印刷术的发明。中国通过印刷术和珍贵物品的贸易，早就渗透进了欧洲各王室。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七、利基市场与网络：驻留原地
如今我们已经离15世纪末达伽马在马林迪和卡利卡特的意外遭遇有了相当的历史距离。胡椒和香料曾一度主导着欧亚贸易，1700年时风行欧洲的已是纺织品；茶叶和咖啡很快会被添加在这张清单上。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香料的专政，使得16至17世纪的欧洲人在亚洲发展出了如此复杂的贸易网络；欲购得香料则需要印度纺织品，欲购得印度纺织品则需要就能在印度市场畅销的货物（至少金条），在17世纪后期，最成功的欧洲商业企业——荷属东印度公司，深谙此道；也正因为此，他们坚持要在亚洲维持这样一个复杂的代理商馆网络，彼此相互供货，并最终产出返航欧洲的货物。
从欧洲史学者的观点看，17世纪标志着特许贸易公司在欧亚贸易中获胜。在这一语境中会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即将葡萄牙人与其欧洲北部对手之间的斗争，看成中世纪的纳贡企业和务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企业之间的斗争。“公司”这一概念本身就暗示了它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似，且英国和荷兰公司的管理结构——董事会、亚洲商品拍卖制度、成熟的金融和多变支付体系，更加深了这一印象。另外，从17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葡萄牙人无疑把好望角航线上的许多地盘丢给了荷兰人和英国人。除了资本主义企业对封建领主企业的大胜之外，还能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
在这一语境下，我们不妨从以下两点开始。首先，这些公司都极大程度上、且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鉴了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先例，奠定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早期胜局的扬@库恩十分了解葡萄牙人在亚洲内部的特许航行体制，他于1614年写给公司董事们的信中，就阐明了仅亚洲内部的贸易何以足够提供返航货物所需的资金。荷兰人正是以库恩的“蓝图”系统地建立起了亚洲内部贸易网络，其关键中心位于香料群岛、日本、爪哇岛北岸、印度。正如此前的葡萄牙人那样，荷兰人从未认真深度介入印度、波斯湾与红海之间的贸易，且不得不满足于为这些航线上的亚洲商人提供货运业务。正是印度、香料群岛和日本之前构成的三角，有效地促成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的大成功。
然而很快就变得清楚的是，这一成功并非主要靠更理性的组织或更好地控制市场得来。相反，在香料群岛，成功源于赤裸裸的暴力。荷兰人最大限度地用武力驱赶了收购丁香、肉豆蔻的竞争者。在德川幕府先的日本，荷属东印度公司被特准经营它所生产的金、银、铜，这是日本国赐予它的特权，而非由于其经济组织上的优越性。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日本的金银条、黄铜和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直接或间接地贡献了荷兰人17世纪亚洲贸易利润的大头。
暴力与外交，而非供需规律，才是荷兰人成功的法宝。这并无可惊讶之处，因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家特许贸易公司，与荷兰国家及其政策密切相关。与其将其简单地视作某种形式上的私营企业，我们更愿意将其视作半国家组织——它毕竟是由尼德兰会议授权，可以发动战争、签订条约、管理被征服者，因此介入了比“商人”事务宽广得多的范围。
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16世纪的大西洋是由好几块半独立的洋面拼凑起来的共同体。英格兰人的大西洋和法国人的大西洋横向铺开，通常以墨西哥湾及其多风暴的航道为中轴线；纽芬兰岛则是它的第一个落脚点。西班牙人的大西洋呈椭圆形，塞维利亚、加纳利群岛、安的列斯群岛画出它的轮廓，并起着接力站的作用。葡萄牙人的大西洋在大洋中南部展现一个大三角形。第一条边线从里斯本到巴西；第二条边线接着从巴西到好望角；最后一条边线，就是从西印度群岛返航的帆船以圣赫勒拿岛为起点沿着非洲海岸航行的路线。
以往的传统历史把所有这些大洋笼统地说成是地中海的敌人：大西洋的面积比地中海大，因而以大压小。这个观点把事物简单化了。同样是夸张，我们还不如说，地中海长期统治着庞大的邻居，地中海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丧失了对大西洋的控制。 让我们再说一遍：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或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
地中海在16世纪对西大西洋拥有明显的特权。大西洋的繁荣促进地中海的兴旺。在整个16世纪，地中海并没有因为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取得成功而立刻被抛弃，变得穷困起来。相反，地中海致力于大西洋的建设，并且根据自己的面貌创造和派生出一个伊比利亚人的新世界。我们想通过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联系来观察大西洋的历史概貌，这样做效果会好些。
从16世纪开始到1580年，伊比利亚人，即地中海人，着手在塞维利亚和安的列斯群岛之间横渡大西洋，这就是“塞维利亚的大西洋航线”。此外，还有葡萄牙人以里斯本为起点的漫无边际的远洋航行。除去少数法国海盗外，实际上没有人能跻身于这些海上禁脔。没有人能够打断或阻挠这些航行的发展。从1564年起，马尼拉大帆船穿越太平洋，来往于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之间，并有效地和中国经济结合。葡萄牙人一开始就从海上航行到印度，随后到达更远的南洋群岛、中国和日本。
他们还在非洲和美洲之间从事大规模的奴隶卖买，有时取道巴西的内陆陆路，但更多是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使用拉普拉塔河（波托西白银的秘密出海口）的小船。世界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流通体系。这个体系后来出过故障，发生几次“减速”，但总的说来，伊比利亚人的这次经济高涨一直维持到1580年或更晚一些时候。证据是：运到塞维利亚的白银的数量和从“印度”（西印度）返销的各种商品的数量都在上升。
从15世纪中叶开始，大西洋的地位逐渐上升，但从中获利的仍然是意大利的海陆商业体系。威尼斯和热那亚当时主宰着英格兰和弗兰德的市场。这个体系要到16世纪才日趋衰败。约在1550年前后，北海、葡萄牙和安达卢西亚之间的运输改由北方船只承担。20年后，在1568-1569年西班牙发生危机期间，伊比利亚人几乎不得不完全放弃北方的航行。北方的帆船趁机进一步远航直布罗陀，终于实现了对地中海的征服。而在1550年以前，它们只取得一半的成功。但是，这种进展毕竟为时已晚。一位87岁的西班牙老人在1629年回忆往事时说，英格兰的战舰当时总共不超过15艘。
因此，伊比利亚半岛蒙受了损失，但在向意大利商人广开大门的世界体系中，这些损失得到了弥补。意大利商人一开始就出现在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热那亚人推动了塞维利亚的经济起飞，并建立起必要的和缓慢的资金周转。否则，大西洋两侧的任何往来都不可能。西班牙经济容忍了热那亚的介入，也容忍了佛罗伦萨人虽然比较隐蔽但规模更大的介入。意大利的资本家——威尼斯的和米兰的——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控制通向尼德兰的交通要道。在安特卫普、纽伦堡，甚至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的霍尔木兹和国阿等地，都能看到威尼斯人和米兰人。地中海甚至通过热那亚人控制西班牙王室的财政，通过贝桑松交易会控制欧洲资金的高层运动。
《枪炮、细菌与钢铁》非洲及荷兰：
即使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植物学的或考古学的证据，我们也仍然能够仅仅靠语言学的证据来予以推断：先是驯化西非本地的作物，其次是引进印尼的作物，最后是欧洲人带来的美洲作为。
这并非因为好望角这个地方过于干旱不适合农业：毕竟它是现代南非的粮仓啊。事实上，好望角冬天多雨，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在这个气候条件下，班图人的适应了夏雨的作物是不能生长的。到1652年，即荷兰人带着他们原产近东的适应冬雨的作物到达开普敦的那一年，科萨人仍未渡过菲什河。
这种植物地理学的表面上的细节对今天的政治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后果是：一旦南非的白人迅速杀死或用疾病感染或赶走好望角的柯依桑人种族，白人就能正当地宣称他们在班图人之前占有了好望角，因而对它拥有优先权。严重得多的后果是，1652年的荷兰移民只须全力对付的，是人口稀少的科伊桑牧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用钢铁装备起来的班图农民。当白人最后向东扩张，于1702年在菲什河于科萨人遭遇时，一场长期的殊死战斗开始了。虽然欧洲人当时能够从他们在好望角的巩固基地调派军队，但也经过了9次战争、历时175年才把科萨人征服，军队前进的速度平均每年不到一英里。如果当初那几艘最早到来的荷兰船遭遇到这样的激烈抵抗，白人怎能成功的在好望角站稳脚跟呢？
（链接：
《中荷之战：决战热兰遮》）
迪特@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
欧洲不仅仅只限于经典现代化理论讨论的西欧、北欧，它还包括东欧、南欧和东南欧等地。这里既有实现成功发展的英德等国，也有最终被边缘化的葡萄牙诸国，还有社会主义通道路的东欧各国。
谈起发达经济体，人们言必称欧美。其实，今日的发达经济体，并不是自然而然富强起来的。它们也曾经在工业与农业、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的十字路口徘徊；它们结合本国特点，最终做出了各自独特的发展选择。
三、出口经济体的可选择道路
西班牙：未加挖掘的发展潜力
历史经验表明，当存在寡头结构时，多种商品的出口收益同样不可能转变为多样化的国民经济发展，这点跟仅有单一大宗产品的出口经济体没有区别。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考察西班牙的发展情况。该国在19世纪向西北欧出口了种类广泛的商品，包括橄榄、小麦、柑橘、软木、铁矿石、铅、铜、锌、硫磺、水银，但并没有利用这些多样化的出口活动去建设整合一体的国民经济。西班牙如此浪掷宽广发展的潜力，缘由可追溯至“收复失地运动”时期，那时候形成了主导社会的寡头结构，从此决定了随后数世纪该国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西班牙的发展就具有食利资本主义偏向，其成因在于大地产的进一步扩大、粗放养牛业的独大地位，以及同样重要的是，从新大陆殖民活动中掠夺到了战利品，这些战利品终究被证明重创了西班牙经济。新大陆的劫掠所得将西班牙带入结构性停滞状态，把任何扎实的初始工业发展都扼杀在萌芽中。17世纪西班牙的一位评论者称，依靠由新大陆涌入的贵金属，西班牙能够从海外进口一切制成品，不必自己生产任何东西，自应感到福分非常。“全世界都效劳于西班牙，而西班牙不必效劳于任何人。”至今，西班牙都还没有从这种迷失的后果中恢复过来，这种迷失已成为该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部分。
食利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比：美国南方各州
南方州的奴隶制虽然与寡头农业社会小有差异，但还是存在很多相同特点。其社会经济再生产以土地的粗放经营为基础；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粗放甚至浪费，一旦被耗尽，新的资源即闲置或尚未开发的土地以及买入的奴隶等便可取而代之；生产按照单一作物种植方式展开，并且面向国际需求；与快速增长和丰厚利润并存的，却是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畸形再生产结构的形成，此所谓欠发达进程。对有关大宗产品的需求上涨会带来繁荣时光，世界市场的周期性下行又会导致本地的萧条，而受影响的经济体缺乏足够的灵活性或适应性，无法对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环境作出积极回应。哪里盛行此类政治条件巨额体制条件，哪里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发展便虚无缥缈，一般都要经过激烈的政治剧变如战争、内战、反抗之后，才会转向其他的生产方式。尽管此类边缘经济体已经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但其增长动力中丝毫没有核心资本主义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那些功能机制，诸如：
借助提高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创新和体制创新，推动从粗放生产向集约生产的转型；不再从非自由的劳动力身上榨取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而是代之以自由工资劳动力；因为资本主义竞争的缘故，存在着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压力；经济活动趋向多样化，使得各经济区实现基础宽广的的发展。
阿瑞吉\希尔芙《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
四、从世界史角度看西方霸权：
1、西方对亚洲主宰权的兴起
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裂隙中出现：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
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这个超级世界经济“巨大、易碎而且有间歇性”。之所以具有间歇性，是“因为这些广袤地区之间的关系，是或大或小的势力进行一系列钟摆运动的结果，钟摆的中心是印度次大陆”。这些运动潮起潮落，重新分配着职责、权力和财富，“依次有利于西方一边，即伊斯兰；东方一边，即中国。不过，有时“钟摆功能会失调，或是根本停止运动：此时亚洲的外围地区要比平时更倾向于分裂为自治的区域”。这种间歇的构成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结构相对易于被渗透，而不足于自我保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要求被侵入”。因此它不断遭受来自北边和西边的入侵。欧洲人“只不过重蹈了其他入侵者的覆辙而已”。和亚洲进行贸易对欧洲列强的内部斗争至关重要，这曾是伊比利亚人发现美洲、发现经由好望角达到东印度的海上航线背后的驱动力。这样一来，在争相分享与东方贸易的好处之时，美洲白银就增加了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可能的手段。不过在初期，欧洲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贸易，却对亚洲超级经济的完整性毫无影响。
（“战争是对人的狩猎”，一种原始经济形态（海盗业）在无政府的国际空间发展，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把人变成商品，把军队变成雇佣军）
不过欧洲入侵者与前人不同，他们并不设法与亚洲超级世界经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相反，他们通过利用更具毁灭性的战争技术，试图把这些结构中支离破碎的因素结合到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中来。这就带来柴尔德爵士所判断的东西关系的第二个方面：通过战争，西方国家轻易就可破坏东方的贸易，借此积累自己的力量。
英国征服印度次大陆，这标志着西方势力在亚洲扩张的一个全新阶段。一方面，荷兰霸权已经开始让亚洲超级世界经济错位，而英国则完成了这一任务。另一方面，征服次大陆使英国拥有了大量的资源，能够去征服亚洲最后一个堡垒：中华帝国，以及以它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经济。……如果把亚洲和非洲放在一起看，1837—1900年之间英国曾发动过72次军事行动。换种算法，在1803—1901年之间，英国打过50场殖民战争。
英国有能力发动这些战争，同时还能削减国内的军事开支和军事人员，因为它掌握着全亚洲最大的一支欧式军队，士兵几乎都是印度人，而费用完全由印度承担。到1880年，印度的纳税人要养活13万印度士兵和6.6万英国士兵。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那里抽调兵力，却不花一文。”这支军队的作用不仅在于征服和控制印度、在西线抵御俄国向中亚的推进；它还可以在全球推广英国的利益。1839年、1856年和1859年，这支军队被派往中国；1856年派往波斯；1867年派往埃塞俄比亚和新加坡；1883年派往埃及；1885年派往缅甸；1893年派往尼亚萨；1896年派往蒙巴萨和乌干达；1896年、1897年派往苏丹‘布尔战争期间派往南非‘第一次世纪大战期间被派往世界各地。
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华帝国最令人震惊的差别是它的规模之大、人口之多。在魁奈的描述中，中华帝国宛如“把整个欧洲统一在一个君主之下”。而亚当斯密也曾做过相应的描述，他说中国的“国内市场”和“欧洲各国加在一起”一样大。在和欧洲进行比较的过程中，还有一点同样让人震惊，那就是尽管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是用来统治的只有道德训诫，而非强力。欧洲的访客和定居中国的欧洲人，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都把清帝国的和平安宁与欧洲的社会动荡、战争连绵进行了对比：
1692年，康熙所谓的“宽容令”尤其吸引培尔、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实际上他们喜欢所有深切厌恶宗教偏执和宗教迫害的哲学。虽然无人敢做清楚的对比，但是路易十四在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致使国内和邻国的宗教冲突复燃，这与康熙的宗教政策迥然不同。竭力支持中国政治智慧和道德正直一派的论点因此更加有力。
虽然有些人充满深情地深信中国堪为欧洲之典范，但是他们也知道，相对于欧洲此前一二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科学知识已陷入停滞。不过，不论是莱布尼茨、伏尔泰，还是给予他们灵感的耶稣会士，都不认为科学的相对落后和治理艺术、道德哲学精湛之间有什么矛盾。毕竟，欧洲科学的进步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中：战争频繁、国家崩溃、社会冲突，它没有带来稳定的政府和安宁的生活。相反，清王朝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在战争技能和相关的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恰恰是因为政府稳定。
文明、熟练的“杀人技术”
纵观19世纪前半期，用伊舍里克的话来说，鸦片是“西方进入中国市场惟一可能的入场券”。到1870年，鸦片依然占中国进口总额的43%。……康华利的建议真是再正确不过了。从当时的记载我们可知，从鸦片贸易中：
“可敬的东印度公司经年来收入非常丰厚，英国政府和国家也借此获得了数不胜数的政治和金融利益。英国与中国贸易的均衡向有利于英国的一面倾斜，这使印度对英国产品的消费增加了十倍；直接支持着英国在东方领土的巨大组织，支付了在印度设立机构的费用，通过茶叶方面的交换和汇款，给英国国库带来巨额的收入，每年达六百万英镑。”
1833年，由于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废止，“可敬的公司”很快被挤出了英国商业中这一利润最为丰厚的部分。但是废止进一步鼓励了“自由贸易”的势力，它们继续鼓动“英国的铁臂”，去摧毁中国政府对它们行动自由的一切限制。这一压力不断加剧，与其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的实力和声望在西方的想像中日趋下降。张力在增加，中国在军事方面的羸弱被认为是整个文明落后的标志。因而，1836年广东出版的一份匿名评论宣称，“现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很可能就是‘杀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实施相互毁灭时的尽善尽美和多样性，以及学习使用它们时的技巧。”
在记述这些观点时，阿达斯补充说，“欧洲人在评价非西方民族的全部优点之时”，军事威力越来越受重视，“这对中国人来说并非吉兆，因为他们已经远远落后于侵略中国南大门的‘蛮人’之后。”更糟糕的是，中国人还不能向这支新蛮人的要求让步，因为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多少好处，也就给中国带来对少害处。吸食鸦片上瘾的人越来越多，这给中国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而鸦片贸易更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链接：
超级奶爸2020：毒品合法化，美国没有林则徐
美国全面开放大麻合法化已经势不可挡了，根据盖洛浦民意调查，在1969年，只有12%美国人支持大麻合法化，而2017年，支持率已经达到64%，年轻一代支持率更高。
由于吸食大麻已经普及，瘾君子也成了两党争取的选民，因此美国的体制决定了，禁止大麻已经没有可能，谁敢禁大麻，谁就当不上议员，也当不上州长和总统。
尽管出现在东亚的西方势力越来越多，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日本向西方开放之后的二十年，西方各国在远东的关系依然比在近东更加合作有序。西方国家似乎不得不联合力量，对已经分崩离析的东亚超级世界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进行冲击。在19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在东亚的争斗似乎就要启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安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这一变化促使英国吞并缅甸，以制衡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势力。之后不久，英国吞并锡金，并与西藏签订条约，对抗俄国在中亚的挺进。不过，最终把清朝统治和中国领土完整所依赖的不稳定的力量均衡颠覆的，不是西方国家，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内部的冲突。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1895年，中日双方签订了《那关条约》。（直接引发“戊戌变法”）
和鸦片战争一样，中日战争及其余殃——日本作为地区强国出现、清王朝统治的进一步衰弱、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威胁以及这一威胁在国内引发的民族主义反应——是东西方关系史上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东亚本土的现代化过程给西方的优势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如滨下武志所言，这些挑战背后的现代化过程不仅是对从属性地并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的回应。并入最多的也只是部分的，他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依然影响着东亚的发展，直到现在。
链接：
东盟+中日韩澳新“自贸区”成立
一带一路
APC
斯蒂芬@哈尔西《追寻富强：1850-1949》：
欧洲列强在1500年-1914年征服了世界。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很少有观察者能预见到西方武器、商品和理念能取得巨大的成就，而庞大的殖民帝国也只在美洲和澳洲站稳了脚跟。18世纪初，人类超过半数仍然处在莫卧儿、奥斯曼和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地中海以东到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大陆仍处在三者的支配之下。在西半球以外，欧洲人建立了一个贸易网络，从事远程贸易，但很少保有领地以供移民定居。这些地区的殖民政策一直属于一种商业事业，在必要时靠武力来保驾护航。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地方性强国把外国闯入者们驱逐到它们领土的边界地带，在这些国家和西方的军人、商人和冒险者们的较量中，双方各有胜负。
二、对外贸易
棉布等洋货面临来自本地商品的激烈竞争，土货一般比同样的洋货更便宜，而且质量更好。一篇1922-1931年的中国海关所做的十年报告回忆道：
中国本地手工制品无论品质还是价格都更符合本地需求，因此更受本国人的喜爱。中国成为英国纺织品消费国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可以生产更为优质耐用的商品，更能迎合人们的需求，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却与同类洋货持平，甚至更为低廉。土布很粗糙，纹理不均，凹凸不平，且未经处理，但土布制成的衣服却比用一般的曼彻斯特产的布料制成的衣服耐穿两三倍。英国的工厂主们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增加棉线用量以使布料结实耐用，其价格就会飙升；如果想走廉价路线，势必无法兼顾布料的品质和耐用度。”
190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佐证了这点，他注意到“（西方纺织品的）品质……往往不合时宜——一位四川妇女曾向她认识的一个英国人抱怨洋布的质量粗糙，‘只配给蛮夷穿’，给洋布上重奖只是为了掩饰它的劣质罢了。该省的苦力则认为土布比英国产的洋布更耐穿”。两种看法都表明，土货的优质、耐用及低廉的价格，阻碍了西方同类产品在中国的销路。
1911年，乔治@安德森在给美国商务和劳动部的报告中提到：
“外国棉纺织品的固定消费人数至多不过各开放口岸人口总数的两倍。从中国沿海和扬子江的上海至重庆一线对外棉织品的消费客观，这种消费形成几近封闭的链条，无法真正触及中国广大地区……不仅地域上的表现是如此，实际贸易额上的表现也是如此，中国纺织品市场的主要贸易份额中并无外国棉纺织品的一席之地。”
C.F雷默在他的中西贸易关系史论著中得出了相同结论：
“他们（中国人）的保守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国人享有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大米，做好的饮品——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毛衣。拥有着这些日常必需品，以及数不清的其他本地农副产品，他们无须在他国产品上在花一分钱……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是至今为止我们的工商业扩张大业遇到的最大障碍。”
欧洲人还在他们的纺织品中加入淀粉、蜡和瓷土以保证布料的重量，并起到润色布面的作用，但中国商人没见过上浆布，把在布上用这些东西看成一种掺假。19世纪60年代早期，用上等棉花织成的曼彻斯特纺织品经常会发霉，部分原因在于浆料中的一种化合物会破坏植物纤维。中国人对此怨声载道，甚至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美国棉产品才重振声威，兰开夏纺织品的质量随之得到改善，这种声音仍然存在。只需洗一次，洋布就会丧失它的最大优势。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布匹商人落下一个“弄虚作假”的名声。19世纪70年代，厚重的、未经上浆处理的美国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是本地手工纺织品让然不可替代。
1869——1872年，中国本地棉花供应量较低，一时间，欧洲棉产品进口激增，与中国棉布最相似的T纹布因之销量大幅上升。大清帝国海关的一名官员称：“这一商品靠模仿本地织物直接与本地产品竞争，在各类外国纺织品中鹤立鸡群。”T纹布在纱支密度上和土布相似，市面上出售的T纹布布匹幅宽是土布的两倍。中国消费者买不起用丝绸做的长衫，也买不起用那些重新染成他们喜欢的颜色的欧洲布料做外套。由于棉花歉收，T纹布的进口额由1867年的73 0604匹暴涨到1871年的416 7103匹。然而1873年，中国棉花产量再度恢复，这种布料的进口额回落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涨势就此终结。
三、财富
19世纪晚期，公共财政的变革为军事——财政国家在近代中国奠定了基础。1850年之前，中国的治国之道追求通过低税率、投资水利基础设施以及跨省重新分配资源来建立一种稳定的土地秩序。19世纪中期，在华中和华南爆发了一系列内乱，当朝统治者面临着空前庞大的军事开支。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效忠清廷的军队恢复了社会秩序，但在之后的数年间，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让官府无法削减国防开支，反倒是维护国家主权成了近代中国治国之道的首要目标。
19世纪晚期，上述与众不同的税收、资源分配以及政府开支模式在中国永久固定了下来。扣除通胀率，政府总收入在1850—1911间翻了3倍，在19世纪中期的内乱时期以及新政时期两度飙升。还有证据证明，税款在经济产出总量所占百分比高达5%~10%，美国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新政时才达到过这个水平。与此同时，清代早期建立的直接农业税制度被间接商业税捐取而代之。在19世纪晚期，海关税收、厘金以及杂捐在总税收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在西部叛乱被平定之后，这些新增财政资源很少被输送到帝国的边陲地区，而往往被用来支付沿海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1895年后的借款和赔款，以及20世纪早期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充所需要的费用。
为什么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背景下，战争与税收之间的联系会显得如此相似？处在不同领域的各国面对着一些共同挑战，末位淘汰制的国际体系就是其中之一。要生存就需要枪炮，而枪炮要用金钱来换。要拓展一国的资源基础，能采取的策略甚为有限，各政权要么通过相互模仿，要么通过自己的不断尝试来取得类似的成效。结果，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结构都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一致。不过应该认清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这一过程带有偶然性，“历史”不会预设基于西欧经验建立的某种国家形态必然胜利。许多国家都没能适应上述新的国际形势，在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增强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崩溃瓦解。奥斯曼帝国、迈索尔苏丹等过去虽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但其改革不是启动得太晚，就是缺乏必要的广度。第二，尽管很多欧洲国家的文化、语言或宪法都有同一渊源，它们却没有在近代发展出相同的制度安排。同样，中国没有变成英国或法国这样的西方政体的复制品，而是成了体现着全球化下地方多样性的一个军事——财政国家。细致的分析结果显示，统一框架下存在着诸多差异性，而不是结构统一性和政治一致性。
实际上，晚晴时期、民国时期和共产主义时期的某些政治家原本对这些历史上的连续性并不明晰，他们的改革努力在主要动因、方式和受益者上往往存在分歧。然而，抛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个人的恩怨不谈，他们还是很有共同点的。中国国家的各要素在1911年、1927年和1949年的革命中被重新排序和重组，它与19世纪晚期之间的联系并未被切断。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7-4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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