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涟漪”》@方法论（1）人的历史：推己及人@及物

china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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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30, 30, 30, 0.9)]《中国的“涟漪”》@方法论（1）人的历史：推己及人@及物

荀子《非相》：“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一而二，二而一

合而能分，分而能合

人的限度：（社会分工）经验论（实践论）

人的辩证：（信息协作）形而上（还原论）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

如同石子投入水面泛起的“涟漪”，由中心延伸开去……）

拼音文字与形声字的区别

纯粹表音的文字过于冗长

超出了瞬时记忆的极限量

需要不断的用语法來连接

《进步简史》：

“文明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一种以驯化植物、动物和人类为生的大型复杂社会。文明是文化的集合体，典型的文明大都有乡镇、城市、政府、社会阶级及专业化的职业。”

乔姆斯基《我们是谁》：

语言不是人类设计的工具，语言是生物体，就好比视觉、免疫或消化系统一样。以脊椎为例，其功能是使我们站立起来，保护神经，生产血细胞，储存钙，抑或是为了上面所有。

脊椎动物具有“第二（1）大脑”，即“肠道大脑”（腔肠动物），这一肠道神经系统是一个“神经整合和加工的独立场所”……也是一个“巨大的化学仓库，其中包含大脑具有的每一类神经递质”。“唯有”肠道这个器官“所具备的内在神经系统完全不需要依赖大脑或脊髓的输入就能进行调解反射”。

思维是有组织的物质的某些形态所具备的一种特性，我们没有必要将思想这一“大脑的分泌物”视为比重力更奇妙的物质特质。我们的精神和情绪状态“其实只不过是大量聚集的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微粒的作用而已”，“精神现象完全是自然现象，由大脑的神经生理活动引起。”

（基因“编辑”还原论？

（机械零配件“尸体解剖学）

还原成几岁的？

胎儿？3岁？13？23？

还是30？60？然后呢？

一直停在那里？）

“平均数”对有机物和生态系统常常是无效的

以人的个体生命周期为例，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的生理指标的差异被“抹平”了

所有儿童和中老年的生理指标对于“平均值”来説，总是“不正常的”

但是对于商（药）品来说，销量第一

（平均化降低成本，垄断获得超额利润）

“抹平”（心率）的结果是加速死亡

（生命本身是不均衡的，均衡是寂灭形态）

《旧唐书.马周传》：

        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寻往代以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者也。

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炀帝大业之初又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

《大般涅槃经》三二：

“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甕，其触尾者言象如绳。”

暗箱(英语:Camera obscura)，

又称暗盒，是一种光学仪器，可以把影像投在屏幕上。自15世纪开始，被艺术家用作绘画的辅助工具。至18世纪未，一些摄影先驱用暗箱进行摄影实验。

1 、 一面有小孔的密封箱，箱外景物透过小孔，在完全黑暗的箱内壁上形成颠倒且两边相反的影像。是照相机的最早形式。

2 、亦有暗箱操作:就是私下里操作不让别人知道的意思。

（太阳与星空）《脑内革命》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春山茂雄认为：右脑是“祖先脑”，储存着人类500万年进化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赋予人以直觉、灵感、顿悟、创意等，信息量更高，为左脑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倍以上。研究表明，即便如爱因斯坦的大脑，一生开发的潜力也只占到7%~9%，一般人仅有3%~5%。就是说，人的大脑90%以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爱因斯坦在给雅克·阿达马的信中指出：“我以为你所讲的完全意识是一种永不能完全达到的极限。我以为这同那种被称为意识的狭隘性有关。”可以设想，如果能够通过特定的方法，可以克服“意识的狭隘性”，开发20%~30%甚至70%~80%的大脑潜力，或许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方式会完全改观。人类将打开直觉和灵感的神秘大门，真正创新的涌流不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国探索了一条由知内达外的思维途径，或能给我们诸多启迪。比如，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这样的话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修养认知主体本身，决定着能够获得客体真知的层次、深度和广度。又如《荀子·解蔽》说“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通过解除主体自身的障蔽，获得对事物完全客观的认知。主客合一，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客观世界，德性控制理性，人文与科技的高度统一性就有了现实的根基。

——朱康有《中华传统科技与创新》

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序

回顾1960年代至今三代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演变，影响的理论和问题意识一般都和深层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每一代的共识如此，每一代的主要分歧也如此。美国的中国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多来自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或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那样的学术大多从一个主导概念出发，堆积一些“经验证据”，甚至滥用或干脆杜撰虚伪的经验证据，来支撑其前提概念。

我们要对西方理论有充分的认识和反思，不仅要认识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还要认识到其背后的强烈依赖演绎逻辑而趋向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将真实单一面化和理想化的思维习惯。这样，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现代西方自身的两面实际。它既包含崇高的理念也包含丑恶的帝国主义实际，既有洞见也有虚伪的建构。看不到这种两面性，便很容易陷入理想化的自我建构和辩护之中，忽视其真实的另一面。

面对这样的实际，笔者所逐步形成和采用的研究进路是从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出发，将所有理论问题化，区别其洞见与偏差，为的是要符合实际地概括、洞察历史真实。因此，笔者提出了“实践社会科学”的设想，强调依据实际运作，而后借助与各大流派的不同理论的对话，来建构新颖的“中层”(即可以论证的)理论概括。

“何新树”：卵生—蛋—鸡

（象与数是质量关系，级（象）差（数）构成“螺旋”的阶梯

近代分科之学，分而不能合，鸡同鸭讲，如盲人摸象

如生态有机构成、人体生命医学与物理、化学、西医之关系）

“何新树”是钱学森对何新“历史演化”逻辑的命名

何新从演化生物学出发提到始祖马——马（时间），以及白马——黑马(空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此后卢新文有所推进。

后学们则由此对通常的“形式逻辑”作了概念推演：同一—矛盾——相交——对立。

这实际上也解决了形式逻辑的“咬尾巴”问题，譬如“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生物演化的基本过程：病毒——细菌（细胞）——孢子——卵生——胎生。

(有性繁殖正是细菌体与病毒体的结合)

于是所谓的鸡-蛋问题，就是卵生生物的细胞壁在“登陆”过程中钙化（两栖动物），成为“蛋”。

但“蛋”不一定是鸡蛋，首先是乌龟蛋（水陆两栖），然后恐龙蛋（陆生），接着才是鸡蛋（陆空两栖），最后是鸟蛋……

生命是从同一个细胞分化出來的有机体，不是零部件的简单相加

干细胞是分化（生态），癌细胞是同化（核态）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化疗（核蛋），一种是自疗（生态））

免疫系统是人体细胞与细菌生态的平衡

病毒跟疫苗是免疫系统的自适区间的两极

克隆、基因编辑也是通过母体培育的，

不是在试管里直接长出来……

智慧也不是芯片，芯片只是磁盘、电路

现在能培养种子的除了地球生态，

就是靠近地球的空间站

它们都受到整个星际网络的限制，不是可以任意生长的

不同星球的“重力”就千差万别，这会影响不同的物质结构

而且终极能源来自于宇宙天体，生态來自于宇宙磁场，它们的能量场比地球本身能量要大得多

1、生@生

《逍遥游》：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谭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

   “?十八世纪前期的英国自然神论者经常利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攻击启示宗教，在当时“显然产生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大卫休谟宣称“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

宇宙和人体的相似，超过它与人类技巧与设计的作品的相似。……假如宇宙与动物体及植物，比起与人类技巧的作品来，有更大的相似，那么宇宙的原因与前者的原因，比起与后者的原因，一定更可能有更大的相似，并且宇宙的原因与其是归之于理性或设计，不如是归之于生殖和生长。

卡普拉《生命之网》：

  “一个处于平衡态的生物体，是个死亡了的生物。活的生物体持续在远离平衡态之处维持其状态，这就是生命态。虽然这种状态与平衡态十分不同，但它能够长时间稳定，也就是说，像一个漩涡那样，尽管其组分不断地流动和变化，但其整体结构保持稳定。……如普里戈金所说，有序‘漂浮在无序之上’。”

张维波《经络》：

? ?“西方生命科学主要以分解的、静态的方式进行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一直研究到分子，但目前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即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用到临床上时，发现不好使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原来生命是高度复杂的有机体，是不可分割的，由分割或分析的方法研究无生命物质规律还凑合，到了高度复杂的生命上就不行了，对于有精神活动的人就更不灵了。

西方生命科学要向东方靠拢。东方研究生命从一开始就把握住了整体。中医科学院杨学鹏从古文献挖掘出生命三律：节奏律、稳定律和演化律，最后他又把这三律整合成一个阴阳螺旋模型，对中医的整体生命规律进行了高度概括。中医理论既有整体，也有细节，包括五脏六腑、皮肉筋骨脉、经络、气津血液等一系列概念和相互关系。

东方生命科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坚持以活人为对象的实践研究。医生以病人为对象进行实践，健康长寿的实践则是儒释道武医共同实践的结晶，这些人体实验是最真实的科研结果，比动物试验、用显微镜获得的结论要更全面、更准确。人体健康实践还是超长周期的，它通过师徒相授，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优胜劣汰，不断进化，我们要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它是人类生命科学的宝贵内容。”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模式认知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推理是人类神经网络运转的最基础的方式。“人们根据综合后的模式，而不是根据逻辑进行思考，因此，它通常可以超出句法或机械关系所能达到的范围”（Edelman@Tonini）”

   社会环境是规定人类相互作用框架……的人为构建。其规律被细分为各个不同的学科……但我们需从中分辨出的人类意识的构建并非与这些人为的分类一致……我们的分析框架必须整合从这些人为的单个规律中得到的洞见，而且必须理解驱动人类做出构建的潜在力量。

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茫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的历史》：

不少经济学理论是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构思出來的，这样的理论和建议，经常与经济的现实不符，当然不能奏效。现实经济不可能简单得用几条“抛物线”就能客观描述。它是场猜谜游戏，通常极为粗劣且不时被一些聪明的骗子所操纵。这些人的学术报告所言远超过他们为改善人类生活而做出的任何可能的贡献。

波兰尼《科学中的天才》

科学是整合的结果，类似于通常知觉的整合。它确立了到目前为止未知的自然中的一致性。我们对这些一致性的认识，如知觉一样，主要建立在一些线索之上，而我们对这些线索并没有注意到，并且它们事实上经常也是无法被识别的。关于事物本质的流行科学观点总是影响我们对自然中的一致性的认识。从看到问题到最终决定拒绝可设想的怀疑，合理性的因素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这就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所有自然科学都是个人判断的表达，这种说法的意思。

   很多年前，在《非精确性的价值》中，我指出，如果我们坚持研究过程的精确，我们就不会有化学，或者至少没有什么可谈论的。因为对化学研究的指导依赖于“稳定”、“亲和力”、“倾向”等判断，这些判断是对化学过程的描述；并且在进行这些判断时，也就是依赖于经验法则的指引。但是非精确性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唯因它才使生物科学成为可能。因为只有当我们允许自己的视觉整合各部分的所见，使之成为一种统一发挥功能的实体的景象时，各种生命体的结构才能被认清。如果以物理或化学的术语加以分析，这种统一的实体就将消失。

我并不是要为科学的非精确性和我们的个人行为找借口，我们的个人行为最终决定了科学中什么被当为真理来接受。我的确不把我们主观介入看成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遗憾，也不将它的结论视为一种次等的知识。它仅根据一种谬误的观点才显得是次等的，这种谬误从整体上破坏了我们的知识观念，因此也扭曲了我们的范围更广阔的文化。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儒者守宰理而已。

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虫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谁是合内外、贯一多而神明者乎？

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

2、实验和逻辑

休谟《人类理智研究》：

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人都很相同。描述亚历山大能抗击众敌所凭借的超自然的力量和敏捷是很可疑的。我们非常容易而普遍地承认身体活动方面的一律性，也同样承认人类动机和行为方面的一律性。……如果一个人碰巧由于感官的缺陷，没有某种感觉，那么我们总会发现，他没有相应的观念。一个盲人不能形成任何颜色的概念，一个聋人不能形成任何声音的概念。人们很容易承认，其他生物也许会有我们所想不到的许多感官，因为按照一个观念能够进入心灵的唯一方式，即通过实际的感受和感觉进入心灵这个方式，从来没有任何关于那些感官的观念进入我们的心中。

尽管据认为亚当的理性能力在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也不能从水的流动性和透明性，就推断水能把他窒息。任何对象都不能借呈现给感官的性质，揭示出使它产生出来的原因，也不能揭示出它将产生的结果。我们的理性若不借助经验，从不能引出有关实际的存在和事实的任何推断。原因和结果不是被理性发现的，而是被经验发现的。任何人都不会想象，火药的爆炸，磁石的吸力，可以用先天的证明来发现。一切自然法则，一切物体的活动，毫无例外都只是根据经验被我们知道的。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

制造知识的工具与制造物质的工具相同。

人最初利用天然的工具，费力多且不完备地做成一些简单器具；而后，可进而制造比较复杂的工具，费力少且较完备。如此循序渐进，由简单的动作，进而为工具的制造，由工具的制造，进而为较复杂、较新颖的器具制造，一直到费最少劳动完成大量复杂的器具。

（知性亦复如是。）

培根《新工具》：

我建议建立一列通到准确性的循序升进的阶梯。感官的验证，在某种校正过程的帮助和防护下，要保留使用。……他们之重视逻辑就表明是在为理解力寻求帮助，就表明他们对于心灵的那种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没有信心。但是，当心灵经过日常生活中的交接和行事已被一些不健全的学说所占据，已被一些虚妄的想像所围困的时候，这个药方就嫌来得太迟，不能有所补救。因此，逻辑一术，既是来救已晚，既是已经无法把事情改正，就不但没有发现真理的效果，反而把一些错误固定起来。

   一种比较真正的对自然的解释只有靠恰当而适用的事例和实验才能做到，因为在那里，感官的裁断只触及实验，而实验则是触及自然中的要点和事物本身的。……“亚里士多德”以他的逻辑败坏了自然哲学。在他的物理学中，除了逻辑的字眼之外便几乎别无所闻；在他的关于动物的著作中，诚然常常涉及实验，他是先行达到他的结论的。首先依照自己的意愿规定了问题，然后再诉诸经验，却又把经验弯折得合乎他的同意票，像牵着一个俘虏那样牵着它游行。

吴文俊《九章算术与数学机械化》：

斯特洛伊克《数学简史》中，有一段议论：

“一切古代东方数学中没有任何地方是足以使我们发现我们所谓证明的任何企图，从未用过推理，而仅仅是列出某些规则来：如此做，做这个。对于我们这些被欧几里得的严格推理所教育的人，这整个的东方思考方法在最初似乎是惊异又高度不满的。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讲授给我们今天的工程师们和技术人员们的数学大部仍是“如此做，做这个”的方式，而很少有严格的证明企图时，这种惊异就会消灭了。”

17、18世纪的大量数学著作没有遵守欧几里得的格式，笛卡尔的《方法》就没有照此办理，总不能说笛卡尔就没有推理没有证明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继闵的看法，我国古代数学往往寓理于算，不证自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在逻辑上弊病甚多，这在19世纪数学批判性浪潮中已多所指摘。Hilbert、《几何基础》的作者已指出，欧几里得的证明方式是不可能达到应有的严密程度的，而且是几乎无可挽救的。我国古代数学并没有演绎形式，但同样达到正确结论，其成果远非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数学可比。形式应为内容、目的服务，数学的内容实质才是主要的一面。

?钱学森：“我用的方法是系统科学方法，将中国的古代传统（整体论）和西方还原论方法结合起来，就是系统科学方法。”

??他非常强调系统思维不仅要把握系统客体的整体效应，而且还要研究系统客体微观机制，深入分析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序列、层次、秩序和整体组合方式，分析各要素对整体效果的影响，这就是系统工程方法论的实质。它是先从整体性出发定性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后借助于数量化的形式化的分析，从而达到对系统的定量化，最后在系统优化选择中进一步对系统进行定性分析，这样就为人们的科学认识提供了新的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内容。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

      科学家和外行之间的这一分界线与实情相距甚远。事实上，不仅科学家的大半生是在一个和他的同胞们共享的感觉世界、常识世界、日常语言世界中度过的，而且他在进入他自己科学活动的特殊领域中的每一点上，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外行人提出的幼稚问题和他们的焦虑，尽管他们的方式大相径庭。……?感觉及现象世界和物理世界观之间断裂的纽带，还要考“水管工”而不是靠纯科学家来重建。是技术人员，在今天在所有“研究人员”中占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把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带回到了地球上。只有当人自己能够涉足到迄今为止只有人类的想象及抽象能力才能企及的地方，或者人类的设计及其制造能力够得着的地方时，人类才实现了对空间的征服。

       海森堡：“在我们选择了哪一种测量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自然的那一面要被测出来，那一面要被遮蔽”。他认为，“原子物理学最重要的新成果就是承认有可能将完全不同类型的自然规律无矛盾地用在同一个物理事件上。??反对“征服空间”的辩论要想有效果、有说服力，除非它们能够证明整个征服空间的事业将导致自我毁灭。……? ……“人类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物质力量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一个大型的生物过程。” 我们释放核能的过程（这通常只在太阳里发生），我们企图在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的过程，想要建造在地球自然的家园里根本不存在的能量生产和控制机器。虽然还没有实际地占领阿基米德曾经想要站上去的点，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式，能对地球如此行动。

3、人工与自然

洛夫乔伊《存在巨链》:

  紧随“自然”这个词之后，“存在巨链”这个词成为18世纪神圣的词汇，它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有点类似于19世纪末“进化论”这个神圣名词的角色。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流行或许并不主要归因于希腊和中世纪哲学的任何直接影响。（传教士中国化@路易十四*康熙时代的交流）因为两位名声和影响在其后半个世纪无人能匹敌的17世纪末的哲学家都坚持这种观念。洛克和莱布尼茨一样明确地重复着这个古老的论题，尽管他在措辞上不如后者华丽：

   在所有可见的有形世界里我们看不到断裂和缝隙。从我们向低等生物的下降是通过平缓的阶梯，在一个连续的系列中每一个变更都彼此相异甚微。存在着有翅膀的能飞的鱼，也存在一些生活在水中的鸟，它们的血像鱼一样是冷的……存在着既同鸟类又同兽类都有亲缘关系而介乎于鸟兽之间的动物。水陆两栖动物把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联系起来……更不用说关于人鱼和海底人的可信报道了。存在着一些似乎和某些我们称做人的东西具有同样多的理性和知识的野兽，而且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是如此密切地相联结，以致你把动物王国中的最低劣者与植物王国中的最卓越者相比较，几乎难以感觉到它们之间有任何大的差别。如此类推，直到物质的最低级的和无机的部分，我们将处处发现几个物种联系在一起，其区别仅仅是几乎到了无法察觉的程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与宇宙惊人的和谐……被造物的种类也应该通过平缓的级差，从我们开始，向着那无限的完美上升，就像我们所看见的从我们向下的逐渐下降一样。

《生物逻辑的胜利》：

钟表般的精确逻辑——也即机械的逻辑——只能用来建造简单的装置。真正复杂的系统，比如细胞、草原、经济体或者大脑（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需要一种地道的非技术的逻辑。我们现在意识到，除了生物逻辑之外，没有任何一种逻辑能够让我们组装出一台能够思想的设备，甚至不可能组装出一套可运行的大型系统。????

生物工程的源动因，就是希望充分控制有机体，以便对其进行改进。驯化的动植物，正是将技术逻辑应用于生命的范例。野生胡萝卜芳香的根，经由草本植物采集者一代代的精心选培，才最终成为菜园里甜美的胡萝卜；野生牛的乳房也是通过"非自然"的方式进行了选择性增大，以满足人类而不是小牛的需求。所以说，奶牛与胡萝卜跟蒸汽机与火药一样，都是人类的发明。只不过，奶牛和胡萝卜更能代表人类在未来所要发明的东西——生长出来而不是制造出来的产物。

《自然的流变》：????

因为进化是这样一个充满符号信息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能人为创造并加以控制，但因为生态变化受到有机体本体的约束，只有当我们能更容易地模拟出生物躯体和更丰富的人工环境时，才能加以合成。???复杂系统不会轻易死亡。系统的成员与其整体达成了一种交易。部件们说：“我们愿为整体牺牲，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大于作为个体的我们的总和。”生命与复杂交织。部件会死，但整体永存。当系统自组织成更复杂的整体，它就加强了自己的生命。不是它的生命长度，而是它的生命力度。它拥有了更多生命力。

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从混沌到有序）

     “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历史是从主要集中于人类社会开始的，在此之后，注意力落到了生命的时间维和地质学的时间维上。在这过程的每一阶段，这个“历史化”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总是发现某些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从文艺复兴时代起，西方社会接触过不同的人口，它们被看作是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十九世纪，生物学和地质学学会发现化石并对其进行分类，学会了在风景中识别与我们共存的对过去的纪念物；最后，在二十世纪，物理学也发现了一种化石，即剩余黑色辐射，它告诉我们关于宇宙诞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之中，在那里，不同的互锁着的时间和许多过去事物的化石共存着。

按照斯达尔的说法，普适的法则只有在判定生物要死亡、要腐烂的意义上才适用于生物；组成生物的物质是如此脆弱，如此易于分解，以至于假若它单单遵守物质的普通规律的话，它就无法逃脱在一瞬间腐烂和解体的命运。如果某个活的生物想不顾物理学的一般规律而幸存下来，哪怕它的寿命比起一块石头或另一个无生命物体来是多么短暂，它就必须在其自身之内具有一种“守恒原理”，以保持其身体的组织与结构的和谐的平衡状态。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和构成该物体的物质的极端易腐性相比，具有惊人的长寿命，这一点正好表现出某个“自然的、永恒的、内在的原理”在起作用，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这种原因与那些非生命物质的规律完全不同，它与那些规律认为不可避免的不断腐败的过程经常地在抗争着。”

伊达尔戈《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我们星球跟信息的关系，就像是黑洞跟质量的关系、星星和能量的关系。不同与宇宙其他星球信息量的贫瘠，我们的星球是信息聚集、生长和藏匿的地方。

信息不是一件一件事物，而是多个事物的组合。它是“物理秩序”，就如同你洗同一副牌，决定你每次洗出来的都不一样的那个东西。（反例如魔术师）……含义来源于信息的背景和我们以前积累的知识。含义只是譬如人类这样的知识媒介对信息的一种解读，但是它混和承载着消息的物理秩序是不同的，和消息本身也不同。

在我们的银河系中，正是那些从各个恒星辐射而来的、同时能够传导信息的光波促使了原子的合成聚变，其中包括碳、氧、钙、氮和铁这些对生命构成必不可少的原子，因而才有了生命的起源。新一代的恒星则在它们先祖辐射殆尽的遗骸中得到重生。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有任何行星绕着这些恒星旋转的话，行星上的化学元素的丰度正好能够完成一次生命的进化。而我们所在的地球，在经历了40亿—50亿年的演变之后，逐渐从复杂和波动走向统一和平静。几十亿年来，在地球上，从化学元素到简单的生命体，现如今到人类本身，信息不断累积和增长着。在整个宇宙绝大部分空间都看起来是十分“荒芜”的情况下，我们的行星却是一个信息、知识和技术不断累加积攒的绿洲，这一部分归功于太阳的能量辐射，而其中更重要的是生命这种能够实现自我强化和推动自我强化的机制。

（德日进《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论人类动物群》：生命不是奇怪的异常现象，不是物质上偶然结出的果，它是现象的精华。人类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特性的，最极化的，生命力最强的一部分。）

如果从广义上将信息解释为物理性次序，那它正是我们的经济社会的生成之物，也是我们无论作为一种生物还是生产机器所唯一产生的事物。信息和消息不同：信息存在于我们所出产和构造的一切物体中，比如自行车、建筑物、街灯、搅拌机、鞋（也包括农作物的改良和物种灭绝），这不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人类的思考而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这些物体本身所体现的物理秩序。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信息：这不是指毫无定性的原子汤，而是说所有结构、形状、色彩和联系这些整齐划一的集合体。所有有序的结构都是信息的具象化表现，尽管这些信息中体现的很多物理秩序毫无意义。（反例如消息（谣言）作为一种耗散）

不过生产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宇宙为此费尽气力。如果我们想要生产信息、生产物块、构造基础设施和那些与社会繁荣息息相关的机构，我们就必须要和宇宙混乱的本质和困扰玻尔兹曼的熵相抗衡。为了赢得与混乱本质之战，我们的宇宙相应地演化出许多计囊，包括非平衡系统、固态的信息累积和物质自身的计算能力。这三种机制一起相互作用，使得信息能够在一个岛屿甚至是人们的上衣口袋中增长或者藏匿不见，就像在我们自身和整个行星上所能做到的一样。?

4、人的历史

（罗马俱乐部）《翻转极限：生态文明的觉醒》：

西方世界，不会糊涂到连可持续发展的（东方）智慧根源——共生平衡的原则都不懂得运用。而东方世界，不能也不应该在接受了西方竞争和利润优先的思维后，丢掉传统的共生平衡思想。

《家哲学》：

“人类的物质生活，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物种的延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由人母为核心的“人”的再生产，是圣父为核心的“物”的再生产的目的。人的家庭性，从而不但不“后”于人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反而全面的“早于”和“优先于”它们。

（宗教是虚拟的家族（帮会）教主是伪造的祖宗）

唯物论原理由其西方文明局限性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充分考虑了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却没能同等重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公社”——“民族”：亚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的》、斯宾格勒《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对后一种在更深程度上制约人类意识形态的方式，而未能避免西方文明一贯的“家盲点”的限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例外”几乎跟现在西方社会中福利制度较发达的那些国家吻合，而且也是全球化时代的环保先锋：

      和（骡）马人越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是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克公社内，它起源于各成员的亲属关系的痕迹往往还是很显著的。可见，至少在保存着马克公社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氏族制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制度，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保留了氏族制度的片段，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社群的进化》@“150人法则”：

     关于“自然”的人类社群规模，我们可以从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寻找一些证据，尤其是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社会。在狩猎采集时代，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具有众多层次的复杂社会中。每晚的营地里，最小的群组可能是15人。但这些组群并不稳定，不同的个体和家庭在跋山涉水的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地脱离或加入。最大的群组通常就是部落，人们通过对语言而非文化的认同形成部落。一个典型的部落往往拥有500—2000人。传统社会的这两种（群组和部落）在人类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在这两个层次之间还有第三种常被讨论但鲜被提及的层次。有的时候，它常常被称为具有礼制意义的“宗族”，比如成人礼的周期庆典。有时候，宗族也体现着对同一狩猎区域和水源的共同所有权。

军队的设计者似乎也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在大多数现代军队中，最小的单位是连队，一个连队由三个排组成，每个排一般包括30-50名士兵、指挥官和后勤人员，总体算起来，一个连队的规模为130-150人。

这一数字同样经常出现在商业领域。“拇指法则”通常被用在商业组织理论中，即员工数量小于150人的机构基本上还能面对面沟通，良好运转，一旦超过这个数字，机构想要有效运行就必须引入等级制度。

费孝通《江村经济》@《地缘与血缘》

《六度分隔》

《裸猿》@《亲密行为》@《人类动物园》

政治的实践只有超出口耳相传的范围，才会刺激形成系统性及可传承的文献材料，

并且政治的中心会随着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行成从部落到民族国家以及超民族国家的持续互动（譬如中国历代首都在大平原四处“游走”）

一个单纯部落的时空范围不足以形成可持续的历史及有效的文献（伏尔泰《风俗论》对照编年史（中国史籍）与传说（希腊神话）），这也是中华文明是世界史上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的原因…

没有大时空尺度的中央政权，无法获取足够的星球级观测数据，耶稣会的“大数据”是在中国获得的（天文@历法），在西方，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路易十四，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的最后一章恰好是《礼仪之争》，而蒋百里《西方文艺复兴史》的最后一节则是“耶稣会”…

陈平《代谢增长论：技术小波和文明兴衰》：

生命和社会系统的演化只能存在于开放的“耗散系统”。现实市场的多种模式，反映了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对劳动分工的自然和社会的约束。

汤因比《历史研究》：

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的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么，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经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基础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已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

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张芝联《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中译本代序）

布罗代尔认为年鉴派史学模式的形成时期应为1929—1940年。《年鉴》杂志创办之初，西方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以研究和描述历史上的个别、特殊现象，特别是政治活动为目的，不承认人类社会有什么普遍规律，也不在人类行为之外和背后去寻找可观事物变化的深刻原因；另一种是企图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往往把客观现实——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割裂开来，分别地、孤立地、静止地、非历史地对这些现象进行考察，以为这样就能发现“普遍规律”。很明显，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达到“恢复历史真相”，使史学成为科学的目的。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两大主张：一是提倡“全面的历史”，即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一是打通史学和社会科学，即利用社会科学的成就，给予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在此之外，有的年鉴派史学家重视分析，有的重视综合；有的强调纵向研究，有的强调横向研究；有的偏爱“问题历史”，有的偏爱“全面历史”。

布罗代尔显然倾向于后者。通过《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两部著作，布罗代尔首先体现了“全面历史”的思想。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历史；而且从地域上延伸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摆脱了以“六角形”（法国）为中心的国别史，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域以致全世界，从国别史发展到世界史。其次，他的著作体现了沟通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思想。他综合利用各种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阐明变化中的历史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城市与乡村、商业与农业、中心与外围、陆地与海洋……它们的地位与重要性在历史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既不能用单线的因果关系，也不能用某种单一因素来解释，需要借助各种学科从多方面来加以说明。布罗代尔在处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时，通过分析各类游牧民族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他们与城乡居民的矛盾和相互依赖，以及严重的农业危机和各个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来说明“蛮族入侵”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

年鉴学派创始人提出的改造传统史学的纲领，也获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支持。布罗代尔为实现这个纲领所作的努力——他的两部巨著——是颇有说服力的。这样的世界史是德国斯宾格勒、英国汤因比的唯心主义文化形态史体系所望尘莫及的。在他看来，历史无非是人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的活动，空、时、人三者构成一个有机体。就人与空间的关系来说，布罗代尔的史学模式被称为“地理历史结构主义”，他一方面强调地理、气候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极大限制作用，同时也承认人们（集体）塑造和利用环境的可能性，例如地中海周围城市的经济扩张雄心以及商人、水手的进去精神和创造性，往往能克服风向、雨量的阻碍，使大海和港口服从自己的需要。

就人与时间的关系来说，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是一项独特的创造。他用长时段—地理时间—结构，中时段—社会时间—局势，短时段—个体时间—事件，作为“解释工具”来确定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度的作用。布罗代尔用的是 层次分解法，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放在首位，其次是中层因素（经济局势），最后是昙花一现的“尘埃”（政治事件）。从重视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看，布罗代尔强调“结构”的长期影响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论他的“三分法”如何机智，布罗代尔并未真正阐明他的三种时段所代表的的结构、局势、事件三者的辩证关系，人们看不出（《地中海世界》）总体和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不论他的历史如何“全面”，政治、文化事件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体系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和许多年鉴派史家一样，在他的天、地、时三位一体的网络中，人好像永远是被动地、机械地、本能地进行活动。

边 芹：被劫走的历史解释权

[size=0.938]       从十九世纪到今天，不是我们而是西方(准确地说应为几个世纪来统治世界的集团)锁定了打击、摧毁真正对手这一始终没有更移的大目标，因为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最后一个不在基督教手里的大陆性帝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是一个太能干的竞争种族。我就是从这最后一点发现整个想也想不到的现实的。

[size=0.938]　　发现我们挨打挨整的真实理由并非我们一直被灌输的“穷困落后”而是“能和善”，是我看世界的转折点。我们把自己在近代的命运与非洲、美洲这些大陆等同，是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权之直接后果，是犯了一个绝对的、却丝毫没有意识到的错误。虽然受害者的命运是相同的，但施害者的动机是不可等同的。而我们并未细察结果和动机，并未看到征服非洲、美洲、南亚与征服中国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如今想来如此明显的事实?究其根源就是我们虽然不愿接受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命运并为之抗争，但却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这是一个难以想像的荒谬之事，这等于是说，近两百年来我们浴血奋斗反对的东西，其实在源头就接受了，从一开始就承认了征服者对世界的解释权。

[size=0.938]　　一切的误解和看不透就是从对近代史的解释开始的，由于我们把自己的不幸命运与非洲、美洲、南亚等同，我们在二十世纪加入“东方阵营”，在“东方阵营”垮台后，以为满嘴“民主”、“人权”、“人道救援”的西方已改邪归正，是我们自己固步自封、错怪好人。我们以为人家拥抱亚马逊河原始部落的印第安头领、抬出甘地、爆捧曼德拉、救济海地，十九世纪的游戏规则就结束了，既然我们也是亚、非、拉一员，人家那么待见印第安原始部落、非洲饥民，凭什么专与中国过不去?这是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会小谎小骗，却不会演戏。由于自己不会演戏，也就看不出这是一出导演好的戏，而且是六十年代以后发觉用武力强行征服已力不从心才设计的新剧情。　　我发现这一点是从直接翻阅法国十九世纪的报纸开始的，由于是第一手资料，就绕开了近代以来他们特意向我们推荐的读物以及中国转介者的无知误导。绕开了预设答案的围墙，我发觉西方统治集团一百多年来针对中国的基本思路自始至终就没变，具体到某国某届政府会有一些外交层面的变化，但掌控西方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大目标并未挪移，随着时代变迁，变化的只是浮在基本思路表面的名词和概念。比如十九世纪是基督教与异教、上等人与劣种人的对立，今天换掉了上面的名词改叫：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不自由。我们看到，名词渐趋温和，照顾到被攻击者的自尊，名词本身也变得更加概念模糊和便于诠释。所有这些名词和为之设计的概念都是为了掩盖基本思路，由于挑选名词和设计概念的水平越来越高(拜赐于心理学与传播学的研究)，被征服者从一开始看得见基本思路而拒绝名词和概念到后来看不见基本思路接手名词和概念自戕，时间跨度逾百年，其间充满血腥。

[size=0.938]　　西方统治集团看世界的基本思路其实非常本能，就是统治与被统治，而覆在上面的名词和概念却漂亮和形而上。这个基本思路也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变来变去的只是掩盖核心的招数，因为西方文明的基因如果被改变，作为一个概念的“西方文明”也就消失了。

[size=0.938]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不存在和而不同，这里的“异端”已超出十九世纪以前基督教与异教的不共戴天，而是早就压倒传统宗教的意识形态新一统的对立面，不看到这一层也就看不到本性的延续，看不到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依然是他们的基本思维和行事方式，看不透“传教”乃西方知识分子的集体属性。我们后来接手历史的新注解甚至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巨大创痛，也是由于没看透这换了一手牌的老游戏。

[size=0.938]     所以两百年来不是我们要与他们对立，而是我们不幸地横亘在他们征服世界的路上，被他们视为要摧毁或至少肢解的对手。

[size=0.938]　　推演到这一层，才看清我们究竟落到了哪一步，被打是悲剧，但更大的悲剧是被打的解释权也被劫走。

[size=0.938]无敌无界、精神上已被彻底缴械的中国人哪里能想到自己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走到哪、怎么走的解释权已经在别人手里，这是下一步走到哪、怎么走的权力也落于人手的前奏。

[size=0.938]复兴中华，富强只是躯壳，真正站立起来要靠找回对历史的解释权。

[size=0.938]
什么是黑箱
   古往今来，人类在探索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内部结构尚不清楚的系统，在控制论中，把这样的系统叫做黑箱。对某一未知系统（即黑箱）通过实验和推理来研究其内部结构的问题，一般称之为黑箱问题。
黑箱的作用
   在物理教学中，黑箱及黑箱问题不仅能激发学生对物理学习的浓厚兴趣，而且黑箱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还能培养学生的逻辑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创造能力和应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应广泛推广这种黑箱及黑箱方法
黑箱的分类
   黑箱的分类，
    从物理学内容的角度来看，一般可以把黑箱分为力学黑箱、光学黑箱和电学黑箱、声学黑箱等几种，其中又以光学黑箱和电学黑箱较为常见；从教学功能上来说，黑箱又可以分为导入新课类黑箱、帮助建立概念、规律类黑箱、巩固复习类黑箱及实验训练类黑箱等。黑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
黑箱问题的解决方法
   黑箱是一种未知系统，
    在探索其内部结构时往往不能将其打开而成为“白箱”，因此，通常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给黑箱输人某一或某几个信号（如光学信号、电学信号、力学信号等），观察其输出信号，然后进行推理，最终得出黑箱的内部结构。由于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所以最终结果有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这就可以大大促进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使思维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