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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今日] 游戏的起源:球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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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18 11: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chinablue 于 2023-10-18 11:34 编辑

选自:伊永文《到古代中国去旅行》 微信图片_20231018112827.jpg
高尔夫球源何在

  今日风靡世界的高尔夫球运动,早在14世纪时,在中国就已经十分成熟了。这不单由于有世人所公认的系统的高尔夫球理论著作《丸经》可以佐证,更可以从鲜为人知的《朴通事谚解》一书得到证实。

  《朴通事谚解》出版于公元14世纪中期的高丽国(今朝鲜),它是一本专为高丽人来华使用的汉语教科书。“朴”为高丽人的常用姓,“通事”为翻译之称,“谚解”即对当时中国流行的语言现象所作的注释。朴通事编撰此书是想使本国读者,通过一系列的汉家生活场景,来掌握和了解中国的语言词汇和生活习俗,所以此书对元代首都大都(今北京)的商业、手工业、书籍、杂技、民俗、宴饮、游玩诸方面均网罗无遗,细致描写。而书中所描述的“捶丸”,可说即为“高尔夫球”,或是“高尔夫球”的雏型,它已具有今天高尔夫球所有的显著特征。

  笔者现据《朴通事谚解》有关“捶丸”文字标校如下(括号中文字系《朴通事谚解》一书的汉语注释)。

  [上卷]

  开春打球儿。[“球儿”,质问云:作成木圆球。“球儿”,质问所释,疑即本国优人所弄杓铃之戏,与此节小儿之戏,恐或不同。详见下卷集览。]

  [下卷]

  “咱们今日打球儿,如何?”[今按质问,画成球儿即如本国注云,以木刷圆。]“咱赌什么?”“咱赌钱儿。”“那个新来的崔

  舍,你也打的么?”“我怎么打不的?”“你是新来的庄家,那里会打?”“不济事,你休问他。”“我学打这一会。”“将我那提揽和皮袋来。[“皮袋”、“提揽”,质问云:如筐子上有圆圈,用手提携,方言谓之“提揽”。又云:或竹或荆为之,有本等长圆提系。今以质问之,释考之,则“揽”字作“篮”为是,然此两释,似皆不合本意,未详是否。]拿出球棒来。[“球棒”,质问云:如人耍木球,耍木棒,一上一下,用有柄木杓接球,相连不绝,方言谓之球棒。又云:此戏之一端也,有球门,有窝儿,中者为胜,以下四者俱打球之用。]借与崔舍打,飞棒杓儿[“飞棒杓儿”,质问:画成球棒,即本国武试球杖之形。而下云:暖木厢柄,其杓用水牛皮为之,以木为胎。今按暖木,黄蘖木也。厢柄者,以黄蘖皮裹其柄也。胎者,以木为骨,而以皮为外裹也]滚子、鹰嘴,击起球儿[“鹰嘴”,质问云:球棒上所用之物。击起球儿,质问云:如人将木圆球儿打起老高,便落于窝内,方言谓之击起球儿。]都借与你。”“咱打那一个窝儿。”[“窝儿”,质问云:如人打球儿,先掘一窝儿,后将球儿打入窝内,方言谓之“窝儿”。又一本质问:画球门架子,如本国抛球乐架子,而云木架子,其高一丈,用五色绢结成彩门,中有圆眼,击起球儿入眼过,落窝者胜。]

  “咱且打球门窝了。”[“球门窝儿”,质问云:如打球儿,先竖一球门,上系球窝,然后将球打上,方言谓之“球门窝儿”。又云:平地窟成圆窝,击起球儿落入窝者胜。]

  “打花基窝儿”,[“花基”,质问云:以砖砌基,其上栽花藏窝,将球打入窝内为胜。]“打花房窝儿”,[“花房”,质问云:如打球,先立球窝于花房之上,然后用棒打入,方言谓之“花房窝儿”。凡数样球名,用名相同如此。又云:在马上舞球棒,一木有一尺五寸长,上下俱窝儿。今按上文,自打球儿以下,质问各说,似不稳合。先说尤不合于本节所云事意,而又无义理;后说似有可取,而又有一疑,球棒杓儿之制,一如本国武试球杖之设,即元时击丸之事。球门及三窝儿之设,一如本国抛球乐之制,质问所画亦同此制,详见《事林广记》。但今汉俗,未见两球,而惟见踢气球者,即古之蹴鞠也。此节打球儿,又如上卷打球儿,名同事异。但本国《龙飞御天歌》云:击球之法,或数人,或十余人,分左右以较胜负。棒形如匙,大如掌,用水牛皮为之,以原竹合以为柄。棒皮薄,则球高起,厚则球不高起。又有滚棒所击之球,轮而不起,随其厚薄,大小厥名各异。球用木为之,或用玛瑙,大如鸡卵,掘地如碗,名“窝儿”。或隔殿阁而作窝,或于阶上作窝,或于平地作窝。球行,或腾起,或斜起,或轮转,各随窝所在之宜。一击入窝则得算,二一击不入,随球所止。再三击之而入,则得算。一一击入,则他球不得

  再击而死。再击而入,则他球不得三击而死。此后同一击之球,虽与他球相触而不死,再击之,球与他球相触则死,此后亦同。或立而击,或跪而击,节目甚多。又云:击鞠骑而以杖击也,黄帝习兵之势。或曰:起于战国,所以练武士,因嬉戏而讲习之,犹打球,非蹴鞠之戏也。]“咱打不上的。看那一个球儿,老时着先打。”一霎儿,人闹起来:“新来的崔舍,三回连打上了。”别人道:“梦着了也。”又打了一会,崔舍又打上。众人喝彩道:“我不想这新来的庄家快打,这的唤做‘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怎么小看!”崔舍道:“哥,你们再也敢和我打球么?你十分休小看人,常言道:‘寸铁入木,九牛之力。’”

  《朴通事谚解》对“捶丸”的记录,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捶丸”的竞赛形式上,朴通事说:击球之法,或数人或十余人分左右以较胜负。这和高尔夫球比赛的单人、三人、四人等人数规定没什么大的区别。

  对“捶丸”器材,朴通事说:“将我那提揽和皮袋来,拿出球棒来。”所谓“提揽”,即“如筐子上有圆圈,用手提携”。今天高尔夫球比赛时,赛手自己或由专人提着或背着一个长长的装满各式球杆的皮袋;而在元代,去“捶丸”时,所需的各式球棒等器材,就是装入特制的“提揽”和“皮袋”中,提携或背着到“捶丸”场地上的。可见二者是十分相似的。“捶丸”时所用的“球棒”和“球”,也与今天的高尔夫球相差无几。朴通事说:

  用有柄木杓接球,相连不绝,方言谓之球棒。球用木为之,或用玛瑙,大如鸡卵。

  如朴通事所述,“球”是用木或玛瑙制成,像鸡蛋大小,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差不多,只不过制作材料不同罢了。可是,说“捶丸”中“有柄木杓”也与今天高尔夫球杆相似,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我们需要从《朴通事谚解》问世的元代,及前后有关联的宋代、金代、明代的图画、实物及史料中,去找到旁证。从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元代壁画《步打图》中“捶丸”者所持的球棒,从宋代一陶枕上正在打球的儿童手中拿的一扇形长棒,从上海博物馆藏杜堇《仕女图》中几位仕女所持的球棒,我们可以获知《朴通事谚解》中的球棒“有柄木杓”的形象,就是球棒的击球部位,近似三角形状。

  《金史》卷三十五这样记载当时“捶丸”的球棒: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

  “捶丸”之杆外形如同一倒置的长数尺的羹匙。虽然《金史》所记的是击马球的球棒,可是历史上对球杖的记载就属这条史料较为明确。况且,《丸经》记录了金章宗极爱好“捶丸”,其“捶丸”球棒当然不会与马球杆相去甚远,因“捶丸”是从唐代打马球变化的“步打”脱胎而来的,这是人们熟悉的史实。

  1989年第4期《体育文史》刊载帅培业的文章《中国古代马球的马和球具》,也披露了河北巨鹿出土的宋代绢画《击鞠图》中的马球杆形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宣宗行乐图》上所画的“捶丸”球杆一模一样,这是个极有力的旁证。再看朴通事对球棒的解释:“棒形如匙,大如掌”,可见,“捶丸”的球棒其长,其形,与马球杆大略相同这一论断完全可能成立。而这些特点不是和长一米左右,其杆端部如羹匙状的高尔夫球杆很相像吗?关于“捶丸”的场地设施,朴通事有两种解说。一种是射过竖起的球门“落窝者为胜”,这种设施和今天的高尔夫球场设施有较远的距离。这是由于“捶丸”设施不可能一下子全部甩掉旧有的规矩的束缚,所以在元代最初的“捶丸”中,还保留着宋代打球时设球门的习惯。而另一种解释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较为一致了,即“掘地如碗,名‘窝儿’。或隔殿阁而作窝,或于阶上作窝,或于平地作窝”。“人打球儿,先掘一窝儿,后将球儿打入窝内,方言谓之‘窝儿’”。“窝儿”也不尽一样,有“花基窝儿”,是“以砖砌基,其上栽花藏窝”。还有“花房窝”,即“如打球,先立球窝于花房之上,然后用棒打入,方言谓之‘花房窝儿’”。“窝”即今天高尔夫球场上的“洞穴”,布于一块不规则的,有起伏丘陵也有平坦草坪的大场地上。“阶上作窝”、“隔平地作窝”,这个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了。还有“或隔殿阁而作窝”,元代殿阁是相当高的,可以想见“捶丸”场地之大。“花房窝”、“花基窝”则又表明“捶丸”场地是要有花草的。这与今天高尔夫球为增加比赛难度,在球场内设置一些沙坑、深草、树木、道路等障碍区是相同的。

  “捶丸”的打法和高尔夫球也一致。如“人将木圆球儿打起老高,便落于窝内”,“击起球儿落入窝者胜”,“球行,或腾起,或斜起,或轮转,各随窝所在之宜”,“或立而击,或跪而击,节目甚多”。这些记述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人在打球时,只能是站着将球打起老高,击起的球在空中作弧形滑行,要越过“障碍”落入窝者才为胜。像今天的高尔夫球比赛一样,那时的“捶丸”就有侧旋球、内外旋球等不同击球方式了。而且,除了站着击球式还有跪着击球式,各种姿式很多。

  朴通事所记“捶丸”的计分规则是:球被击入窝则算得分,当击球者击球入窝时,“则他球不得再击”。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击球规则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盛行于世界的高尔夫球的主要面貌在元代“捶丸”中已经具备了。虽然今天高尔夫球的制作方法、高尔夫球杆的制作材料已有了变化,但是高尔夫球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元代的“捶丸”就规范了的。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中国是高尔夫球的发源地。

  我们从《朴通事谚解》中可以推测,朴通事不仅将“捶丸”的打法而且也将“捶丸”的器材带回高丽国。进而,在元帝国横跨欧亚广阔疆域的时代,通过欧亚的安全顺畅的水路、驿道,大批来自西域的商人、罗马教士、俄罗斯使者云集于元大都,他们学会“捶丸”这种当时世界上称得上是高雅而有情趣的活动,并将它连同器材带回国,向欧洲传播,是完全可能的。


“叶子戏”的演变

  关于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过不同的意见。法国学者认为是法国却尔斯六世在位的1392年发明的,比利时学者则提出他们要比法国玩纸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侣的文件,却记载着1377年时纸牌在瑞士已非常风行了……

  近年来,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桥牌最初起源于中国唐代的“叶子戏”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其主要依据是从“叶子戏”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来断定的:中国的“叶子戏”是以天文历法为基准,牌分四类,“以象四时”,西方的桥牌也有类似说法,四种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桥牌共52张,而“叶子戏”在明代就已经明确分为40张了,清代则产生了60张一副,四人共打的纸牌样式。

  它们的方法是依次抓牌,40张为四人各抓8张,余8张为“中营”;60张为每人抓10张,余20张另人掌握着,以次递分给在局者。1~8或1~10,这基数和西方桥牌是一样的。玩“叶子”,是“大可以提小”,标明万万贯、千万贯等依次类推的叶子遵循“万胜千,千胜百,百胜钱”的规则,这也是西方桥牌最一般的玩法。特别是斗叶儿时,唤作“发张”,以大小较胜负,牌未出时都反扣着,不让他人看见,出叶儿后,一律仰放,斗者以所仰之叶测未出之叶,以施斡运,这简直是和桥牌中打法相差无几了。至于“叶子”与桥牌的图像,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主。形状,“叶子”与桥牌均为长方形……总之,从门类、张数、花色及对牌义的解释来看,“叶子戏”和桥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这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源头的话,则要从中国的唐代说起。因为目前国内外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纸牌的前身“叶子戏”的记载,即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条史料,出自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

  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

  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

  为了玩“叶子戏”,公主竟让人掌上珍贵的“夜明珠”来照明,以通宵酣作,这反映出“叶子戏”是相当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后的郑樵所编的《通志略》中,还有四种”叶子戏”著录,其中《击蒙小叶子格一卷》,注明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这确凿地表明“叶子戏”在唐代中后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时髦的。

  “叶子戏”的演变

  唐代“叶子”的真面目究竟怎样?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认为:唐代书籍用卷轴展示不易,人们便用纸制为叶子状,上书以备检用的称谓、提要等。可以说最初的“叶子戏”即以此为源头。既然可以在纸叶上写上文字,怎么不可以绘以图形?从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卷首扉画、唐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所印《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来看,它们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侧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这样的一页雕版印纸,可以看作是“叶子”的面目,也就是说在麻纸上印上图像,印上文字,分为一叶一叶,可充作纸牌玩赏娱乐。

  “叶子”在唐代是否传向外国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唐咸通九年(868),日本高僧宗睿返回故乡时,带回去中国经卷、历书、字书、韵书134部,这就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有图文的“叶子”,作为中国雕版印刷品的一种,极有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就开始传向海外了。到了南宋,在临安都城的市场上,有专门出售“扇牌儿”即纸牌的店铺,如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的“行市”中就有这一行当,可见纸牌在南宋众多的娱乐玩具中已是有相当可观的独立地位。在伎艺节目中,有艺人竟将猴子训练成为“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在饮食中,也有了“斗叶”食品,而且多在年终向市民推荐的“消夜果儿”中现。若不是“叶子戏”十分普及,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社会行为。但是,宋代“叶子戏”的具体物象,不甚明了,我们只从《说郛》得知,有一种与饮酒联系密切的“叶子戏”,那是曹继善的“安雅堂觥律”,其中有叶子119张,即觥赞1张,觥例5张,觥纲5张,觥律108张。叶子均采录古代善饮或嗜酒者,每张叶子用一首五言绝句概括这个掌故,以一句话作结,终写罚酒、饮酒法。用作者的话来说:“以叶子行觞,欢场雅事也。”

  《宋史·艺文志》中还有几部“叶子戏”的著作,它们是:《叶子格》三卷,《偏金叶子格》一卷,《小叶子例》一卷。这标示着宋代的“叶子戏”的打法已有多种。《辽史·穆宗本纪》就记录穆宗与群臣玩“叶格戏”,可见宋代“叶子戏”影响之大,可惜的是遗存的史料十分寥寥。

  元代,由于蒙古的西征,疆域扩大到了欧洲,这大约是纸牌传入欧洲的时刻。笨重的火枪都是由元人在这时传入欧洲的,更何况随身便可携带约数十张纸牌呢?拉施特《史集》就记述了远征欧洲的蒙古人是非常奢侈于娱乐的,他们每到一地,都要玩上几个时辰,消磨时光,玩纸牌自娱是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意大利学者却认为是威尼斯商人在漫漫旅途中,为了排遣寂寞而发明了纸牌。这一主张恰恰可以成为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或去欧洲的中国人将纸牌带往意大利的一个证明,而不是相反。法国著名东方学者莱麦撒就曾说过:欧洲人最初玩的纸牌,其形状、图式大小及数目,皆与中国人所用者相同,或亦为蒙古输入欧洲者。

  史实表明,当时的欧洲印刷条件还不具备大量印制纸牌来娱乐的程度。直到14世纪末,欧洲才有印刷所。在此之前,欧洲所出现的纸牌只能是从中国传去的。是纸牌的传入,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现在发现最早的欧洲雕版印刷品是一幅刊明为1423年的圣克利斯多夫像,图像下面也附有文字,这和中国上有图像下有文字的印刷品完全相同,以此也可推断,欧洲最初的纸牌也是这个样子的。

  宋元时期的“叶子戏”,至今未有史料来证明它的打法是什么样的。李清照的“打马”或可算是“叶子戏”的一种变异?据传后来的“宣和牌”打法倒是和“叶子”打法相像,但那是后人整理的。只是在明代,“叶子戏”的面貌才逐渐在人们的眼前清晰起来。首先是在形制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这张纸牌,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纸牌的源远流长新疆的吐鲁番,曾发现过一张明代初期的纸牌,呈狭长形,绘有穿着盔甲的武将形象,上印有“管换”,下印有“贺造”字样。“管换”、“贺造”是当时印制纸牌者的生意经,是为了扩大纸牌的销售所精心设计的词句。当然,这一纸牌并不一定是明代的纸牌,很可能是明代以前“叶子戏”中的一件,它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纸牌的源远流长。况且,吐鲁番早在秦汉时期,就是中国通往西域的一条必经之路,从这里,中国纸牌被传向西方是不必多加释说就可明了的。

  最为主要的是,这张纸牌上所印着盔甲的武将形象,则与纸牌游戏定型后的武将形象十分接近,这是目前能见到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纸牌的具体物像。验之明代的“叶子戏”,一个显著特征是纸牌上绘有了宋代水泊梁山起义的宋江、武松、李逵、史进等人形象,他们都是威风凛凛的武将。

  有人解释说:叶子上之所以画上水浒豪杰,是寄寓了好赌而负,必去为匪;胜也侥幸,必同盗贼的深意。这或许可备纸牌释义之一说?依笔者之见,绘画与雕印,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叶子戏”可以选择的最佳样式。据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说:在明末清初,叶子不仅有作古将相图的,还有作美人图,作甲第图的,还有分鸟、兽、虫、鱼门类图形的,这就使“叶子戏”更具观赏性,更吸引人。

  更吸引人处,还在于自明代以来的“叶子戏”打法已具“角智争新”性质。如这时“叶子戏”中的一种“马吊”牌的打法:

  四十叶为一具,一叶为一种,分四门,自相统辖。打时,四人入座,人各八叶,以大击小而现出色样,及余八叶冲出色样,出奇制胜,变化无穷。四门最尊者是“赏”,次为“肩”,最小者为“极”。“赏”、“肩”、“极”上桌,皆可配成色样。色样大小,名称有很多,但惟有“马吊”最为韵事,入局者气静声和,无容争竞,所以又叫“无声落叶”,特别引得士大夫的喜爱。打“马吊”充满了智慧机巧,龙犹云(即冯梦龙)《牌经十三篇》认为:凡牌在人手,虽不闻不见,可以意示之。小者流多长,用大者道每短,灭疾者牌必丑,捉急者门必狭。可擒而故纵者饵也,可纵而故擒者狠也,饵则速图,狠当徐守。藏盈而出虚者,桩家之巧也,弃少而用多者,散家之常也。先大后小者求也,先小后大者探也,得本惹生多应通路,独行无继识关门……

  正因如此,“马吊”在明代,使许多人如痴若狂,穷日累夜地玩,金钱乘机也渗透其中。冯梦龙就曾专作《纸牌》民歌说:“纸牌儿,你有万贯的钱和钞。我舍着十士门,百子辈,与你一路相交。”“马吊”之盛原因于此可见。

  明代戏曲叶子

  为了应付日益迫切的需要,明代问世了大批的“叶子戏”著述,比较著名的专门著作有潘之恒的《叶子谱》、《续叶子谱》《六博谱》,汪道昆的《数钱叶谱》,黎遂球的《运掌经》,王良枢的《诗牌谱》等。至清代,“叶子戏”更为鼎盛,各种分歧纷纷出现,如“斗虎”、“红楼叶戏”、“诗牌”,但最为普遍和最有代表性的仍推“马吊”,这可从设立于城乡之间的“马吊馆”见其端详,清代酌元亭主人《照世杯》中就记有这种非常专业化的“马吊馆”情形:

  见厅中间一个高台上面,坐着带方巾穿大红鞋的先生,供桌上将那四十张牌铺满一桌,台下无数听讲的弟子,两行摆班坐着,就像讲经的法师一般。那先生将手指着桌上的牌说道:“这牌在古时原叫叶子对,有两人斗的,有三人斗的。其中闹江、打海、上楼、斗蛤、打老虎、看豹,名色不同。惟有马吊必用四人,所以按四方之象,四人手执八张,所以配八卦之数。以三家而攻家,意主合从;以一家而赢三家,意主并吞。此制马吊之来历也。若来不打过桩,不打连张,则谓之仁;逢桩必提,有千必挂,则谓之义;发牌有序,殿牌不乱,则谓之礼;留张方贺,现趣图冲,则谓之智;不可急提,必发还张,则谓之信。此运动马吊之学问也。

  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作叶子戏》

  这篇小说还交待了打“马吊”的一些要领,如“分牌之敏捷不错,出牌之变化奇幻,打牌之斟酌有方,留牌之审时度势”等。作者还描写了一位听众:只道马吊是个戏局,听了吊师的议论,才晓得马吊内有如此大道理,比做文章精微,不觉动了一个执贽从游之意……

  这些都表明了“马吊”的魅力。可是清代的“马吊”在更多的意义上却陷入了赌博的漩涡,正像钱泳《履园丛话》指出的: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许多人为打“马吊”而倾家荡产,这是“叶子戏”最初发展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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