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涟漪”》五（2）耶稣会与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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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30, 30, 30, 0.9)]《中国的“涟漪”》五、明清全球化（2）耶稣会与东印度公司

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外国人叫停的

只是它跟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满蒙联盟

跟倭乱（从东南沿海到朝鲜）

比起来已是不急之务

但是并不表示海上航线的结束

（“倭寇”的兴起就是沿着这条航线）

“一条鞭法”是《白银资本》的制度保障

败退到台湾的郑成功仍能击退“海上马车夫”荷兰

“广州十三行”也还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国际贸易“秩序”

　《明史》：

　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贡使周良安插已定，闽人林懋和为主客司，宣言宜发回其使。纨以中国制驭诸番，宜守大信，疏争之强。且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闽、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还泊海屿，以俟贡期。吏部用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巡视，以杀其权。纨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顿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权，致属吏不肯用命。」既又陈明国是、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断决六事，语多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闽人言，亦有不悦纨者矣。

关于 “发现”美洲这个问题，印第安人的肤色已经证明了

正如《致安年柯夫》中所説，“”发现”的价值是在殖民体系的经济意义上的，

美洲的价值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拆迁问题（印第安人的易于屠杀），非洲的价值是廉价劳动力问题（黑人部落的易于拐卖），

而资本则是葡、荷、英以來印度洋到中国的“三角贸易”，首先是银矿，然后是鸦片…

（英）达尔文《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

“帖木儿之死标志着全球史中的一个长时段的终结。……帖木儿对亚欧大陆中部的附带破坏，以及部落社会继续对那儿施加不相称的影响，有助于旧大陆牺牲中心地区向远西和远东的倾斜。海上大发现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学，为全球提供从海洋进入世界各地的新途径。”

（日）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

“现在不存在和亚美尼亚人无关的贸易。他们不仅远赴欧洲，还一直抵达亚洲的边缘，除了中国和日本，来往于印度、东京湾、爪哇、菲律宾等东方所有的地方”（塔维涅，1676）

“亚美尼亚人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商人。”（让@夏尔丹，1692年）

（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为什么元代东方艺术的影响主要涉及意大利北方？这是因为斡罗思小公国在1238—1248年间曾被鞑靼人的入侵所劫掠，唯有巴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小公国除外。蒙古人与当时定居在黑海岸的热那亚商人从事交易……除了克里米亚的卡法之外，在亚速海岸上建立起皮萨诺港，更为接近鞑靼人。”

一、识字书与十字架

格鲁金斯基《鹰与龙》五、“中国也有印刷工”：

1512年一名中国人被派遣到交趾，后来从这里前往里斯本的王宫。很有可能的是，他随行带了一些会意文字的书籍，或者是到了之后才撰写这些文字。因为，基本在同一时期，塔霍河畔出现了第一部中文书籍《中国地图注解》，其名称是从皇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爬梳而来，主要描述天朝中国的地理信息。曼努埃尔与1514年向教皇里奥十世也呈递了一本书。在罗马，这本书引起了人文学者保罗@乔维奥的注意。可以推见，若干年后，马特尔的研究热情，很可能受到这名著名同行的激励。

乔维奥竭力洞察另外一个世界的各种情形，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日耳曼人，面对这些中国书籍，乔维奥掩盖不住敬佩之情，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印刷术：在中国，也有印刷工按照我们的印刷方式。很容易确信在葡萄牙渗透印度之前，通过斯基泰人和莫斯科人里奥教皇就已经能够得到此类物品，从而对当时的文学施以宝贵的援助。后来，乔维奥广泛宣传一个观点，即印刷术是由中国商人传播出来，不是德国古登堡拼凑出来的发明。明显，这是针对为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提供庇护的德国，打击其国家荣誉之举动。

印刷术起源于中国，16世纪，果阿医师加西亚@奥尔塔、葡萄牙历史学家赫罗尼莫@奥索里、意大利耶稣会士詹姆帕罗@马菲也持有乔维奥的论调。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无所谓的讨论。中国不仅有著述活动，且掌握了印刷术，而欧洲也将从中受益。中国赋予基督宗教信仰国家以技能，一种人文主义者不可能觉得无关紧要的技能：印刷术的发明。中国通过印刷术和珍贵物品的贸易，早就渗透进了欧洲各王室。

时至16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而墨西哥已然耗尽了羡慕和好奇。早期著述，如乔凡尼@恩波利的信函，皮莱资的《东方诸国记》，还有巴博萨《东方纪事》的缩略版，到了1550年时，由乔凡尼@拉姆西奥汇集到其《航海志及旅行记》。此后，多个意大利语版见刊：《东方诸国记》于1554、1563、1587-1588、1603和1613年出版；《东方纪事》于1554、1563、1587-1588、1603、和1613年出版。同时，在葡萄牙，若奥@巴罗斯于1563年出版其关于亚洲的第三个十年记，传递了16世纪20年代中国沿海区域一大批事件的信息。

哈特曼《耶稣会简史》一、三、依纳爵与犹太人

    耶稣会和教会革新者的强大对手，德意志宗教家马丁@路德曾于1523写过一篇题为“耶稣会出生犹太人”的文章。与其后的文字相比，这篇文章对犹太人还略带善意，后来敌视的态度愈演愈烈。与路德相反，依纳爵对犹太少数民族以及皈依者表现出十分开明和宽容的态度。犹太历史学家C@罗特和A希克洛夫特别指出，依纳爵因此未与当时的西班牙人同流合污，附庸他们所谓的“血的纯粹性”学说。依纳爵拒绝一切反犹太主义。当然他所关心的首先是犹太人的皈依问题，他支持和帮助的首先是那些愿意改变信仰的犹太人。在西班牙王国，皈依的犹太人因为纯粹法被排斥在官场乃至修会之外。而依纳爵则不同，他有意识将为数不少的犹太人吸收到耶稣会，他们大多来自有教养和富有的群体。为了避免给修会带来危险，吸收皈依犹太人的工作在意大利（进行），总会长的两位莫逆之交，迭戈@莱内斯和胡安@卜兰可很可能就是皈依的犹太人。其中莱内斯继依纳爵之后担任了总会长的职务，而卜兰可则为耶稣会第一人秘书长。

四、四、亚洲

    在亚洲传布天主的福音，是成立于1540年的耶稣会最初的任务之一。修会成立仅两年后，伊纳爵在索邦时的爱徒方济各@沙勿略就开始来到印度传教。他首先以当地珍珠采集人为对象，并在果阿建立起牧灵中心。随后，这位年轻的神父来到马鲁古群岛，1549年又在日本的鹿儿岛登陆。日本发达的文化和当地特有的地理观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沙勿略神父在印度建立了修会第一个远东会省。有的神父打扮成婆罗门僧侣，并与当地僧侣生活在一起。耶稣会同时还在菲律宾、日本和中国传教。1613年以后，传教又延伸到交趾支那和东京，1685年延伸至暹罗。

戴密微《入华耶稣会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五）二章四节、耶稣会思想家：

他们的著作观念实质上促进了这种新观念的形成，这就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耶稣会士。不过，我们不能把耶稣会士当作捉拿君主派的帮手。实际情况因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变得复杂：首先，耶稣会士是耶稣会成员，耶稣会作为一股新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它唯一的拥护者就是这些思想家；第二，耶稣会士思想家真的是思想家，他们复兴了经院学派的哲学思辨工具，并且应用于政治问题，而他们的捉拿君主论也是一种更为整全的关于法律和政治的哲学的偶然结果；第三，他们的政治学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他们的领域是在教宗这位属灵领袖领导下的基督教共和国，因此，他们的政治思辨成了君权神授观念，特别是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结果，耶稣会主义变成了17世纪一个不可分割的元素，成为清教革命的先声。

这种汇集人才并且加以训练的做法，加上军事化纪律和能干的领袖，能够且确实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耶稣会没有在宗教性民众运动这个层次上与它们开展竞争，而是把努力集中到了教育系统的关键职位上，集中到了宗教改革运动最薄弱的环节上，那就是智识水准的提升。它是第一个现代的政治——宗教修会，通过占据社会关键职位的精英来运作。而且它也吸引了后来想按自己信仰来改造社会的智识精英的注意。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例如爱尔维修——渴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修会来与耶稣会士抗衡，而这种模式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联盟和会党，从马克思、巴枯宁和马志尼一直到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二、“国家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家”

——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

   “我们不应该再像以前一样把蒙古人非凡的胜利归因于他们压倒性的人数优势。那些胜利应该归因于蒙古人富有成效的战略，他们的高度机动的骑兵的杰出表现，他们的坚韧不报，他们严守纪律与善于协调的战斗作风，最后这一点得益于一种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现代总参谋部的领导机构。这些长处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所侵略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武装力量往往装备笨重，缺乏纪律，不善协调。从中国和其他一些民族那里学来的间谍术、恐怖战术以及先进的攻城装备也是蒙古帝国得以惊人扩张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蒙古人利用新修道路、信使系统以及为了征税而进行的粗略的人口普查等方式维护着自己对占领地的统治。

达尔文《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

帖木儿之死标志着全球史中的一个长时段的终结。第一，他的帝国是挑战亚欧大陆在远西、亚欧中部和儒家的东亚国家之间分割的真正尝试。第二，他的政治实验的失败，揭示权力开始从游牧帝国向定居国家的决定性转变。第三，帖木儿对亚欧大陆中部的附带破坏，以及部落社会继续对那儿施加不相称的影响，有助于旧大陆牺牲中心地区向远西和远东的倾斜。海上大发现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学，为全球提供从海洋进入世界各地的新途径。

亚当@克卢洛《公司与将军》

由于哥伦布的阴影以这种方式在世界史上赫然耸立，因此阻碍了研究者深入理解欧洲权力在亚洲早期扩张中所受限制的意图。但是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欧洲和亚洲相遇的具体细节时，就很难认同任何将公元1500年当作明确历史转折点的看法。像石康、龙沛和孙来臣等历史学家指出，存在一个与欧洲同步发展的亚洲军事革命，因此他们反对过度关注欧洲的技术创新。另一些学者，像包乐史和欧阳泰自身，则明确指出了欧洲成功的亚洲根源。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台湾或巴达维亚等不同地区，欧洲结构的微弱影响不能掩盖其背后更为本质的亚洲基础。一群富有洞见的经济史学家也已加入，还与彭慕兰、王国斌、弗兰克及其他学者，联合对“1492年模式”发起猛烈抨击，欧洲优势确立的时间线应该推迟到1800年以后。事实上，如果说在美洲，占领仪式占据了欧洲人扩张的中心位置，那么在亚洲，就是派出特使前往当地统治者那里，借谈判以期获得特许权。

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裂隙中出现”：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这个超级世界经济“巨大、易碎而且有间歇性”。之所以具有间歇性，是“因为这些广袤地区之间的关系，是或大或小的势力进行一系列钟摆运动的结果，钟摆的中心是印度次大陆”。这些运动潮起潮落，重新分配着职责、权力和财富，“依次有利于西方一边，即伊斯兰；东方一边，即中国。不过，有时“钟摆功能会失调，或是根本停止运动：此时亚洲的外围地区要比平时更倾向于分裂为自治的区域”。这种间歇的构成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结构相对易于被渗透，而不足于自我保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要求被侵入”。因此它不断遭受来自北边和西边的入侵。欧洲人“只不过重蹈了其他入侵者的覆辙而已”。和亚洲进行贸易对欧洲列强的内部斗争至关重要，这曾是伊比利亚人发现美洲、发现经由好望角达到东印度的海上航线背后的驱动力。这样一来，在争相分享与东方贸易的好处之时，美洲白银就增加了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可能的手段。不过在初期，欧洲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贸易，却对亚洲超级经济的完整性毫无影响。

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一、葡萄牙的“海上帝国”与亚洲之海

    达@伽马船队返回葡萄牙之后，此事不仅在葡萄牙，在地中海沿岸各地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葡萄牙人直接到达印度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这在欧洲很快就看到结果了。两艘船带回来的香料和宝石的出售收益，减去两年的航海费用之后还有不少剩余。在里斯本的佛罗伦萨商人给家人的信件中写道：“这样一来，威尼斯人不得不放弃东方贸易，改去捕鱼吧。”

……

葡萄牙人侵占港口城市，试图以该海域“主人”的姿态，通过暴力控制当地的贸易活动。这意味着该海域至今为止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航行、自由使用港口城市的规则遭到根本性改变。葡萄牙人之所以采取如此行为，是因为他们想独霸胡椒和香料贸易。自古以来，进入欧洲的胡椒和香料是从印度西海岸经过红海、波斯湾这条航线运到西亚。葡萄牙人封锁了这条航线，不允许向西方运输商品。与此相对，他们经由好望角带回胡椒和香料，通过垄断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乍看上去，好像并不是那么聪明的做法，但是由于胡椒和香料的装载港口、途中经由的港口基本上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葡萄牙船队只要顺应季风的方向，在这些港口附近检查进出的船只就可以达到目的。对这条传统航线的封锁，至少在当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印度洋沿岸各地的王侯商人们对于突然出现的葡萄牙人的残暴做法并非没有看法。直接面临关税巨减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和之后取而代之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还有卡利卡特国王们组建舰队，也对葡萄牙船队发动过挑战。虽然他们也取得过部分胜利。但是从整体来看，到荷兰人和英国人等欧洲国家的人在印度洋海域出现为止，葡萄牙人对这一海域的武力控制不可撼动。

需要说明的是，葡萄牙人试图以武力垄断的仅仅是以胡椒为中心的香料贸易。他们绝非企图完全霸占印度洋海域的所有贸易，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与之前相比，在印度洋贸易中占更大份额的其他各种商品交易没有改变，仍然是很多贸易集团在相互竞争和相互合作中进行的。

理论上，通过海上交通而开展的“东印度”相关事务完全是葡萄牙王室的事情，只有葡萄牙国王才拥有从葡萄牙派船至印度洋的权限。但是，16世纪初的葡萄牙只不过是欧洲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国，人口刚过一百万。从王室的财政规模来看，这样一个小国的国王持续不断地派遣大量的人和船到印度洋是不可能的。比如，1505年，葡萄牙国王派遣阿尔梅达@德前往印度，其率领的庞大船队由22艘船组成，仅舾装耗费就相当于葡萄牙王室年收入四分之三以上，约25万克鲁扎多。如果将如此庞大的金额持续投入单一行业的话，王室财政必破产无疑。

因此，虽然名义上是王室自身的事业，但实际上有很多人和集团都与向东印度派遣葡萄牙船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之前的阿尔梅达船队的费用一半以上实际上是由德国和意大利的商团出资的。即便是王室的船只，只要支付足够的钱，航行东方的权利也可以转让给贵族和商人。另外，1515年后，葡萄牙王室在今天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设立商馆，销售从东印度公司带回来的胡椒和香料。以经营款项作为担保，王室从佛兰德斯的金融机构融资并用来建造前往东方的船只。虽说垄断了派遣船只的权利，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费用都由王室来负担。

……

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新近加入了印度洋海域的贸易活动，结果产生了上述三种新的方式。但在整个印度洋海域所进行的贸易业务中，这三种贸易方式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本地商人所开展的贸易量占绝对优势。葡萄牙人和本地商人的贸易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试图通过对其贸易活动实施全盘管理的独特方法来从中获利，那就是以实施“通行证”制度来进行贸易管理。

在葡萄牙人管理的海洋中，也就是在“葡萄牙锁链”中开展贸易活动的所有船只，必须携带通行证，即葡萄牙语的“cartaz”。通行证由果阿总督或各地要塞的行政长官颁发，上面注明了船长姓名、船只大小，还有船员数量等重要事项。没有携带通行证的船只如果被葡萄牙人抓获的话，船上所有货物将被没收，船员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申请办理通行证的手续费不过几个卢比，但一旦持有通行证，就必须向葡萄牙人缴纳税款，这是该制度的核心。

在葡萄牙人出现在印度洋之前，这一海域并不存在通行证这样的制度。对海上运输的物品征税，只需要在装货港口和交易港口支付就可以。但在16世纪以后，在印度洋进行贸易的商人还必须要向控制海上运输线的葡萄牙人缴纳税款。从东印度公司直到18世纪还在运用这一制度来看，为了管理当地商人的贸易活动并从中获益，该制度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三、2葡萄牙人的出现与耶稣会

1519年，来到广州的葡萄牙船长西蒙@安德拉德，试图将其在印度洋海域常用的以武力开展贸易的方法同样运用于东亚海域。这种方法在到达马六甲之前的印度洋海域的任何地方都适用，但他们不知道在东亚海域，一个强大的大陆帝国同时也控制着海域。1521年，明朝命令葡萄牙人撤离，继而攻击屯门岛。葡萄牙人试图通过炮击来击退明军，但未能得逞，最终弹尽粮绝被迫撤退。明朝军队并非像卡利卡特或马六甲的军队那样软弱可欺。

此后，葡萄牙人也曾数次试图以武力在广州湾开展贸易，都未能得逞。如此反复使用暴力，要让明朝廷允许他们开展正式的朝贡贸易已无可能，葡萄牙人随即违抗明朝海禁政策，在浙江、福建到广东沿海地区或海上从事走私贸易。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私人”身份的葡萄牙人，是为了追求利益来到亚欧大陆东方海域的莽汉和不轨之徒。他们和月港、双屿建立据点并从事走私贸易的华商相互勾结，把中国产品运往马六甲并赚取巨额利润。

1542年或1543年漂到日本九州南部种子岛的葡萄牙人，应该就是上述葡萄牙人的同伙。不管怎么说，日本历史上“铁炮传来”这一重大事件，意味着向东前进的葡萄牙人的活动已经到达了亚欧大陆东端的日本列岛。

……

耶稣会的传教不仅与贸易有关，与军事也密切相关。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活动相对比较顺利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也不得不面对很多抵抗和迫害。在这种时候，改信天主教的诸侯和领主就成为耶稣会坚强的后盾。在葡萄牙国王和罗马教皇的财政、军事方面的支持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对反对者的攻击中保护耶稣会成员的也只有这些人。对耶稣会而言，他们是重要的教友，同时也是保护者。相反，如果他们遇到困难，耶稣会成员也会积极地提供军事援助。例如，他们有向马晴信提供粮食、金钱、铅、硝石，还向在战争中处于危险境地的大村纯忠提供火绳枪，这些事广为人知。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把长崎收入囊中之后，耶稣会成员很快就着手把长崎建成要塞，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为了守住要塞，需要士兵和武器。1585年，耶稣会经由马尼拉向国王腓力二世发出请求，希望国王派遣船只运送士兵、弹药、大炮、粮食，还有金钱。如果我们回想起葡萄牙国王拥有在东印度传教保护权的话，那么被捐赠给耶稣会的长崎，迟早会被从欧洲过来的人看作葡萄牙国王的领地。

据此可知，16世纪后半期耶稣会在日本列岛的传教活动，与其说是纯粹的传教，不如说是传教于贸易活动以及基于获取领土的想法而采取的军事活动的混合，其性质非常复杂。1579年，作为耶稣会东印度观察员，范礼安访问了日本。其提交的报告表明，当时日本统治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正确地认识了耶稣会活动的内幕。

“与以往相比，日本的领主们开始抱有强烈的疑虑，担心我们是不是企图在日本做什么坏事。如果允许我们在其领地内传教的话，为了在日本保护我们的葡萄牙陛下，我们是不是要和他们领地内的天主教徒一起发起叛乱？”

到了西班牙的修道会成员抵达并开始和耶稣会竞争传教的16世纪末，日本的信教人口据说已经37万，还有达50万的说法。这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3%到4%。对于日本的统治者来说，这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了。

伏尔泰《风俗论》 ：

成吉思汗在中国以元朝的名称统治了很久。可以相信，曾经使中国人如此闻名于世的天文学，在这场事变中大大衰弱了。因此，在这时期中国只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天文学家。而直至耶稣会教士来到之前，几乎总是由他们负责改订日历。这可能便是中国人至今一直碌碌无为的原因。

（那些断言中国一切艺术的伟大成就都是鞑靼人的发明的人，实在是错得出奇。他们怎能设想，那些从来四处漂泊的蛮族，会比世上最开化、最古老的民族更有知识？）

康熙统治期间，欧洲传教士很受器重。好几位传教士居住在皇宫里。他们兴建教堂，拥有豪华的邸宅。在美洲他们向蛮族传授生活所必需的技艺，取得了成功。在中国，他们向有才智的民族传授最高级的技艺也取得了成功，但不久以后，嫉妒损害了他们智慧的成果，欧洲那种随知识和才能俱来的不安于位和唇枪舌剑把最宏伟的计划推翻了。

争吵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使中国皇帝担心或者假意担心中国会发生像日本那样的骚乱。康熙的继承人禁止基督教活动，却允许伊斯兰教和佛教各宗的活动，宫廷一方面觉得数学有需要，另一方面又认为新的宗教有危险，所以留下了传教士中的数学家但要他们对其他事情保持缄默，而把其他传教士都赶走。

三、东印度公司

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二、东印度公司的诞生

在进入东南亚海域之后不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尝试垄断马鲁古群岛和班达群岛的高级香料贸易。与葡萄牙人一样，他们试图通过垄断来控制欧洲的市场价格。1605年，荷兰人攻占了位于班达群岛和马鲁古群岛之间的安汶岛上的葡萄牙要塞，继而接近特尔纳特岛的苏丹并答应对其进行军事援助，共同对抗在蒂多雷设置据点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把万丹王国境内的港口城市雅加达设为据点。这是凭武力硬从万丹王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手里抢过来的，这个新建立的要塞被命名为巴达维亚。据记载，1620年1月的城内人口有873人，其中71名日本人，日本人占城市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或十三分之一，也算一大群体了。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已经设置了商馆，这些日本人大部分都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兵从平户渡海而来的。

于巴达维亚设置据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进入香料群岛的过程中，其行为比葡萄牙人更加暴力。1621年，巴达维亚总督扬@科恩亲自率领2000多名士兵（其中日本兵87名）在盛产肉豆蔻的班达岛登陆，1500名居民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带到爪哇岛当奴隶。科恩在向该岛派遣奴隶的同时，又向欧洲人出租农业种植园让其种植肉豆蔻。

在当时人烟稀少的东南亚，爆发战争时知识把人作为俘虏抓起来，杀人的情况非常少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地人一定会认为荷兰人采取的战略十分异常。科恩甚至被称作“班达屠夫”，这个恶名一直流传至今。

四、1亚洲人的迁移

华人的世纪

从15世纪开始，在东南亚各地的港口城市就已经出现了众多华商。虽说其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略有增减，但直到18世纪末，从中国到东南亚的商人活动本身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除了上述商人活动以外，17世纪以后开始出现移民掌握政治权力，以及大量劳工从华南各地移居台湾和东南亚的现象。在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18世纪也被称为“华人的世纪”。

从华南新近移居到东南亚的华人和当地统治者密切结合，试图让自己的贸易活动处于有利的地位。从这样的结盟中，开始出现掌握当地政治权力的人。在泰国湾东岸的河仙，广东出身的莫姓建立了政权。在马来半岛的港口宋卡，出现了福建出身的吴氏政权。无论哪一个都是被当地统治者任命为总督，但实际上他们是控制贸易港口的独立政治势力。

不只是华人，在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和南亚，外国商人和当地统治者结合，在其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17世纪后半期大城王朝那莱国王宫廷中，有伊朗籍和法国籍官员，而出生希腊并成为最高行政官员的康斯坦丁@伯孔更是广为人知。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伯孔的富有程度，“暹罗王没有给他发一分钱的工资，他却人性大肆挥霍。他自己拥有五六艘商船，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这使得他赚得盆满钵满”。如后所述，从在南亚的伊朗人的例子也可看出，在当时的东南亚或南亚地区，至少在统治阶层这一层面，当时并没有根据民族来区别“外”和“内”的情况。这和当时严格区分外国人和日本人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

同期，也能看到欧洲人和华人的接触。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失去台湾的商馆之后，就不再派遣船只前往中国，而是从抵达巴达维亚的中国船只那里购买中国产品。从1690年到1740年的五十年间是中国商船在巴达维亚开展贸易的鼎盛时期。中国船只不仅运送中国产品，还把大批移民送到巴达维亚。从开始城市建设的17世纪20年代起，华商、手工业者、劳工逐渐移居当地，其人口到1680年达约3000人的规模。蔗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带到日本和西亚的重要商品，其生产却和华人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1740年，巴达维亚发生了屠杀华人的事件，据称被杀害的华人数达一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也引发了华人移民爪哇的新动向。

……

亚美尼亚商人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现在不存在和亚美尼亚人无关的贸易。他们不仅远赴欧洲，还一直抵达亚洲的边缘，除了中国和日本，来往于印度、东京湾、爪哇、菲律宾等东方所有的地方”（塔维涅，1676）

“亚美尼亚人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商人。”（让@夏尔丹，1692年）

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西北欧，两位法国旅行家的游记是了解东方有关信息的主要来源。亚美尼亚商人和欧洲人的相互协作，不断扩大他们自己的贸易活动。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原本生活在高加索地区阿拉斯河流域的亚美尼亚商人从濒临地中海的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勒博等港口城市出海，前往意大利的威尼斯和里窝那。到16世纪60年代，东至印度北部的阿格拉、西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亚美尼亚商人都设有据点，从事丝绸、宝石、工艺品等商品的国际贸易。

17世纪初叶，萨法维帝国国王阿巴斯一世强迫阿拉斯河流域的亚美尼亚富商迁移至新建的首都伊斯法罕，给予他们很多特权，令其从事波斯特产的丝绸的贸易。由于原先住在高加索的焦特法，而取名的新焦特法为中心，横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亚美尼亚商人网络更具活力。在整个17世纪，作为国际贸易商人、金融业者，他们的活动非常活跃，甚至已经到了亚欧内陆的加德满都和拉萨。

在亚洲之海，亚美尼亚商人的贸易活动最初是与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相互竞争。但是，他们逐渐加强了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合作。1688年，亚美尼亚驻伦敦社区的代表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了协议。促成双方成功签署协议的中间人是法国人让@夏尔丹，他属于胡格诺派教徒（新教徒），曾两次到波斯和印度经商，之后回到伦敦居住并从事东方贸易。除了是一位游记作家，他还是珠宝商人，与亚美尼亚商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人进驻的广州、槟城、新加坡、香港等地，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 七、东印度公司运送的货物
  

17世纪后半期以来，东印度贸易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两家东印度公司的进口商品中，胡椒和香料的占比持续下滑。荷兰东印度公司方面，胡椒在1738年和1740年的销售额中的占比，骤减至11%，和占23.5%的高级香料加在一起，香料销售额也仅占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同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口总额中，胡椒所占比率也不过1.3%到4.7%。回想起两百年前葡萄牙人来到亚洲之海的最大目的之一就是胡椒，恍如隔世。

胡椒进口之所以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是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进口总额要比胡椒的增幅更大。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口总额为13.8万英镑，1738年上升为58.6万英镑，1758年上升为64.3万英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情况同样，与17世纪60年代的9230万荷兰盾的进口总额相比，18世纪30年代的进口总额达1.67亿荷兰盾。在这期间，胡椒的进口单价几乎没有变动。也就是说，香料以外的更高价的商品，具体来说就是茶、咖啡、纺织品等新商品的进口大幅增加，这导致进口总额增大。从表面看，价格稳定的胡椒和香料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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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西班牙人殖民美洲、葡萄牙人进入亚洲之海以来，欧洲人积累了庞大的关于世界各地的地理、人文、物产等知识。以此为基础，欧洲西北部地区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发展，并启蒙了人们的思想。学术的快速发展继而推动了技术革新，在积极获取亚洲和美洲丰富的物产资源的同时，更诞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近代欧洲”。可以说，东印度公司为近代欧洲的诞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八、东印度公司的终结1、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3年12月16日，在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的港口城市波士顿，爆发了象征美国独立革命开始的著名事件。殖民地独立激进派的塞缪尔@亚当斯率领约60名殖民地“自由之子”化妆成印第安人，袭击了停泊在岸边的东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将342箱、总金额超过18000英镑的茶叶倒入大海。这就是所谓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直接原因是该年6月英国议会制定的《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这一条例为挽救财务恶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予公司不经由英国本国而直接把茶叶运入殖民地进行销售的垄断权力。另外，对殖民地进口茶叶的税率也大幅降低。对于已经进口到英国的茶叶，甚至允许返还其进口税之后进行再出口。

这一时期，就算在殖民地，中国茶叶也成了居民的必需品。英国东印度公司把茶叶暂时进口到英国，有时需要支付超过100%的高额关税，然后再支付出口税。因此北美殖民地要从宗主国购买茶叶得支付超过英国本土的高价。返税对双方来说应该是好事。但赋税及“垄断”式销售对殖民地居民是一个问题，并且，在波士顿通过走私茶叶维持生计的居民来说，以较便宜的价格购进荷兰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及法国运入欧洲的茶叶，是性命攸关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