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涟漪”》@方法论（3）文明以止：复古@复兴
泥块（版）不易保存 （土坯房、土城墙） 我们用龟甲、骨头 （皮毛也被淘汰） 所以发明了陶器、瓷器 然后有了铜器、铁器 然后又有木头、竹片、石刻 又有了丝帛、纸张 荀子《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如果以上古三代对应“古希腊”、汉、唐对应西、东“罗马”，明清对应“文艺复兴”前后，似乎东、西方的 历史都能若合符节、一一对应。 而“中世纪”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如果我们以“基督教”一统天下的罗马时代对应道、佛兴起的汉唐时代似乎也无问题。 但是中国“中世纪”的“古文运动”之“唐宋八大家”不只是文学家，韩愈的《谏佛骨表》就是反对宗教愚民的启蒙思想“檄文”，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前后承接孔孟、荀韩之学，为宋学及新儒家的崛起之先声。 延至宋代，不但有官修的大型类丛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文苑英华》等保存上古文献精华，更有士大夫知识群体的研究专著《考古图》、《资治通鉴》、《图经本草》、《新仪象法要》、《梦溪笔谈》、《数书九章》、《帝王经世图谱》、《诸蕃志》等推进时代学术发展。 于是虽经“蒙古风暴”横扫亚欧大陆，而仍有《困学纪闻》、《资治通鉴注》、《文献通考》、《农书》、《革象新书》、《说郛》等保存历史文脉之不坠。 方有明清“复古运动”之继起百代，而有《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历史文献之荟萃，也才有《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五岳游草@广志绎》等 科技成就，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牡丹亭》、《桃花扇》等“白话文运动”的兴起。 那么，西方的“中世纪”呢？ 除了《旧约》，就是《新约》！ 他们的“唐宋八大家”和“宋明理学家”在哪里？ 谁来保存“古希腊”、“古罗马”？ 谁来接续“千年文脉”，谁来传经弘道？ 既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都被烧、被禁， 哪来比保护“基督教典”更大的资源“千年如一日”传承“希腊、罗马”的经典？ 比“李约瑟之问”还要深远的是“科恩之问”： “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古希腊”？ 实际上，只有“文艺复兴”之后的“希腊、罗马”才有可能产生比基督教“经院学派”更多的文献、文物，也比中国先秦文献、文物更多的 “新约”、新教经典、文物。
虽然如此， 但是因为明清以后，理学家一统科考 儒家实学一派沉埋不显，或深藏宫廷，或流散乡间 前者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 后者如《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著作 以至于明清四大白话小说、唐宋诗词、元明清戏曲都是“不登大雅之堂” 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出口转内销”（明清耶稣会）如： 洋务运动、废科举、新文化运动，才重发其光…… (明人写明史比较全面的有： 《明实录》 张岱《石匮书》 谈迁《国榷》 清初据张、谈二书编成《明史纪事本末》 后又有《明史》、《明通鉴》等 删改的主要是蔑称如“建奴”等，或通过“海战”打得满人退避三舍的“袁可立”等 其它跟满清“起家”无关的史实并没有太大修改（对大明“称臣史”详见《国榷》） 即如《天工开物》等也是因为“蔑称”被禁，但其中的“实用”内容仍在康（古今图书集成）、乾（授时通考）时期被引用 此外如《三才图会》（明万历本、清乾隆本）、《本草纲目》（清代续作《本草纲目拾遗》）等并未被禁)
“废科举，兴学校 ” 中国近代重大教育事件。19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发生改变。光绪十四年(1888)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戊戌变法中，科举制度遭资产阶级维新派猛烈抨击。康有为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严复认为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有百害无一利。 二十四年清政府准严所奏，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的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未几，政变起，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停罢经济特科。二十七年"新政"后，为求自强之才，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疏(奏)重提改革科举。同年恢复经济特科，并定于次年在正常考试中加试中国政史和各国政治、艺学策。"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相继颁布后，因科举未废，天下士人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相率观望，严重阻碍学校推广。张之洞、袁世凯、张百熙等连连上奏，请废科举以推广学校。二十九年十一月清政府下令递减科举，每年分减中额 1/3;清廷迫于形势，于三十一年下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下令自三十二年起，废科举、兴学校，将育才、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历时 1300 年之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始被废除。然同时，清政府又令奖励学堂出身，即分别给国内外各级学校毕业生以进士、举人、贡生等旧出身和相应官阶。此实变相科举。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废奖励学堂出身，科举制度彻底废止。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後，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後，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 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發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後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後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界的遗忘 不合时宜的人的命运本来常常是被思想史遗忘，可是，他们似乎不应当被学术史遗忘。沈曾植和他那一批朋友们学术精湛、知识广博，视野也绝不狭窄，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近代学术转型期中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会是这个模样，正是从他们那个时代一点一点地转化过来的，正像王国维说的，他本来是"继承前哲"、"开创来学"的，"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 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但是，他们终究被渐渐遗忘，虽然胡先 说他是"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或未之先也"，可后来记得起他的意义的人并不多，只是像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人想起他来就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对长辈学者的一种尊崇，内藤湖南、伯希和等外国人提起他来就情不自禁流露对中国学术的一份敬意，数来数去，也就是一个俄国人卡伊萨林、一个日本人西本白川和一个中国人王遽常还记得起来给他写了介绍、传记和年谱。但是，在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不再被学术史看重的时候，沈曾植的学术史意义就更加隐晦，因为，他们在思想史上属于"保守"，而"保守"在以进化为线索，以进步为主流的思想史上是被贬斥到思想史之外的，思想史有时就象一本功劳簿，没有功劳的人没有资格在上面，他们只能发配于"另册"。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 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两期中间的一段他们认为是野蛮人，尤其是戈特人的时代或黑暗时代（Dark Age），恨不得把它一笔勾销。他们那时的心理也与中国汉以下的情形一样，认为“古”与“真善美”是一而二的。因为崇拜“古”，所以“古代”就等于“理想时代”或“黄金时代”(Classical Age)。之于他们自己这些崇拜“古代”的人，就自称为“摩登时代”或新时代（Modern Age）。所谓“摩登”与近日一般的见解略有不同，并不是“非古”，而是“复古”的意思，是一个“新的古代”或“新的经典时代”，或“经典复兴的时代”。 但地下发现的史实太生硬，除了用生吞活剥的方法之外，万难与传统的历史系统融合为一。凡读通史的人，对希腊以前时间非常长而篇幅非常短的一段都有莫明其妙的感想，几万言或十几万言读过之后，仍是与未读之前同样的糊涂，仍不明白这些话到底与后来的发展有什么关系。近年来更变本加厉，把民族、血统完全间断，文化系统线索不明的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也加上去，甚至有人从开天辟地或天地未形之先讲起，愈发使人怀疑史学到底有没有范围，是否一种大而无外的万宝囊。 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小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模仿西洋，把中国的历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中国从前也有断代的方法，不过后来渐渐被人忘记。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一、知识积累 胡应麟： “《文苑》之芜冗，《广记》之怪诞，皆艺林所厌薄，而不知其有助于载籍者不鲜也。非《御览》西京以迄六代诸史乘煨烬矣。非《英华》，典午以迄三唐诸文赋烟埃矣。非《广记》汲冢以迄，五朝诸小说乌有矣。所录本书，今十九不存，间存者往往赖此而完帙仅半，余恍忽睹其名耳。宋人杂说单行，本朝垂百数种，舍此遂无可别稽。故是编虽芜冗，世莫得而废也。” 全祖望《钞永乐大典记》： 崇祯时，刘若愚著《勺中志》，已言是书不知今贮何所。是其书在有明二百年以来，赖世庙得如青云之一见，而总未尝入著述家之目。暨我世祖章皇帝万几之余，尝以是书充览，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及圣祖仁皇帝实录成，词臣屏当皇史宬书架，则副本在焉，因移贮翰林院，然终无过而问之者。前侍郎临川李公（绂）在书局，始借观之，于是予亦得寓目焉。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明清（补遗） 《永乐大典》 明成祖靖难功成、盛行诛戮之后，即命儒生修《永乐大典》，盖与宋初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同一用心，而规模之巨则远过之。其为书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共为册万一千九十五。始纂于永乐元年，越年奏进。初名《文献大成》，继以所辑尚多未备，遂命重修，与其事者凡二千余人，告成于永乐五年，更命《永乐大典》。 一准《洪武正韵》，以韵统字，以字系事，所载诸书均散入各韵之中。有割裂，无删改。 至嘉靖三十六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亟命救出，于是有重录《永乐大典》之举。始事于嘉靖四十一年，讫工于隆庆元年，缮写者逾百人，每人日写三叶，历时五六年，止重录一部。万历间，禁中又火，原本贮文渊阁者，竟无下落。而副本在明季已有散佚。 其副本贮皇史宬者，雍正初，移于翰林院敬一亭，所缺几二千册，则存者九千余册而已。光绪初，存三千余册。甲午，经翁同龢点查，只存八百余册。庚子之役，翰林院被焚，全书荡然无余。通计世界各国图书馆所藏《大典》，凡三百余册，而我有其三之一焉。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有诏搜访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辑《大典》中古书善本，因有《四库全书》处之设。先后十余年间，辑出古书数百种，多刻入聚珍版丛书。其为《四库》著录者三百六十五种，附存目者又一百有六种。其中《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水经注》诸书为最名。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序： “经岁月的腐蚀、播迁散乱，这批稿子已经面目全非，又加上誊抄手文化不高，讹误百出，所以稿件的内容次序、写作先后完全不可辨认。更令人遗憾的是，安德罗尼珂所编定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后来也失散了，甚至连一份目录也不曾保存下来。 新兴的基督教是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它和把求知看作是人的本性的希腊哲学针锋相对。直到公元12世纪，没有迹象表明拉丁语世界还接触过其他亚里士多德著作。” 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再而复得的故事，全程历史穿越达千年之久。此比之中国秦汉之际的百年间，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导致《尚书》《周礼》等古、今文经书的失踪和发现，要远为复杂、曲折、扑朔迷离得多。 但中国古、今文经在经历此一波折后，对其真伪问题至今学界仍是聚讼纷纷，纠缠难解。不过，亚里士多德这些覆盖自然、人文、天体、宇宙全方位各领域的100多部著作，其真伪却很少受到质疑。正是根据这些真伪难辨、来历不明的全方位著作，亚里士多德被尊称为西方哲学的鼻祖——全知全能的超级大师。 《东域纪程录丛》前言,[法]亨利@考迪（著有《西方汉学书目》《中国通史》 ）两卷于1866年出版。这是亨利·裕尔爵士为哈克路特学会编纂的第二部著作。几年前(1863年)裕尔曾译注过乔达努斯修士的《奇特事物记》。这两部著作很长时间已绝版。《东域纪程录丛》的副本间或出现在书商的目录表上，索价奇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的人的便览手册，对于这样一本书，我无须再加以赞美之辞。大家都承认，对于所有感兴趣于中国、中亚历史地理，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历史地理的人们，《东域纪程录丛》都是必备的研究指南。这本书问世时，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尽管这位博学的编纂者谦逊地使用了《中世纪中国闻见汇编》这一副标题。1866年以来，由于新地域的发现和人们在迄今未被充分研究的国家所做的旅行，科学、特别是地理学获得迅速的发展，裕尔本人在他1871年初次印行的巨著《马可·波罗游记》的新版本中，已加人了大量新材料，但未对《东域纪程录丛》进行补充。所以，有必要出版新的《东域纪程录丛》，将所有最新资料搜罗进去。我曾是《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的编订者，大家认为我有特殊的资格来完成这项新的任务。我的故交、博学的哈克路特学会主席马卡姆爵士，要我担当修订《东域纪程录丛》的重任。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光线似乎是从遥远的星球经过中继，经过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暂时停顿，照射到文明上来，从中国到地中海，从地中海到中国，或者从印度，从波斯到内海的传播情况就是这样。 谁能说出印度数字，记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从它的祖国经由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中继站，即北非或者西班牙，到达地中海西部地区花了多少时间呢？ 谁能说出那些源出于印度或者波斯，被希腊寓言和拉丁寓言收入的寓言的流传经过呢？ 谁能够说出17世纪中国钟变成基督教的钟并被置放在教堂的高顶之上花了多少时间呢？根据某些人的说法，这要等到钟楼这种建筑从小亚细亚传到西方之后。 纸的旅程同样漫长而缓慢。公元105年，纸在中国发明。在中国，纸用植物制造。造纸的秘诀据说是公元751年在撒马尔罕由中国战俘泄露出来的。在这之后，阿拉伯人可能用破布代替植物作为造纸的原料，在11世纪人们注意到它在阿拉伯和西班牙出现。布制纸11世纪使用于希腊，将近1350年，它在西方取代了羊皮。 多瑙河流域各地的第一批用于翻印东正教的虔诚的教理的书籍的印刷机是商贩16世纪初从威尼斯或者从威尼斯属地带到那些地区去的。1492年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创办并经营全部该地恰好短缺的货品的商业。他们开办五金铺，安装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者希伯来字母的印刷机。他们建立了毛纺织厂和锦缎织造厂，并且据说还制造了首批活动炮架。这种炮架使苏莱曼大帝的军队能够用野战炮装备起来。这是这支军队能够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查理八世在意大利1494年作战时使用的炮架可能是这些炮架的样品…… 16世纪开始时，它还是一个普通的贫穷城市。拉伯雷1532年第一次旅行时看到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马尔利亚尼的《地志》和很多其他旅游指南描绘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这是一座狭小的城市，周围是乡村。……16世纪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它生机勃勃，宫殿、教堂拔地而起。它的人口增加。即使在17世纪这个总的说不利于地中海城市的发展的时代，它仍然保持在它原有的水平上。罗马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任何工匠师都能够在那里找到工作。首先是一支石匠建筑师大军，紧接着这些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石匠之后，匆匆来了一支画家队伍。这支队伍对于装饰画达到顶峰的艺术时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拱顶和天花板为画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此同时又把一些有时严格确定的题材强加给他们。“巴洛克风格”的圣画首先是这种风格的建筑极其自然地生下来的女儿。 罗马的这个奇迹般的发展需要巨额开支。司汤达尔在指出是那些不需要为它们自己的权威担忧的国家在让人制作现代绘画、雕刻和建筑工程的最伟大的杰作的时候，正确地找到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这把我们带回教皇的财政史上。历届教皇从他们的国家抽取巨额收入。他们成功地求助于公共信贷。他们的宗教政策，或者简而言之，他们在基督教世界里的政策被人尊奉执行，执行时花费他们的费用少于花费各国国家教会的费用。法国教会和西班牙教会已经分别由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掌管支配，被用来满足他们的贪婪和财政需要。在令我们操心关注的50年内，教皇国家很少有过巨额战争支出。因此，罗马教廷能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制定一项庞大的预算，美洲白银侵入地中海，使这些奢侈的、耗费巨大的政策易于推行。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的”这个形容词比“巴洛克的”这个形容词更适合于表示这个发展，尽管有人保留他们的看法。 假使人们没有长时期认为地中海在文艺复兴之后不久就已经衰竭的话，历史学家本来会花费更大力气去研究它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影响。巴洛克风格向欧洲喷投去的文化瀑布可能甚至比文艺复兴向欧洲喷投去的文化瀑布更浓密、更厚实、更持续不断。巴洛克风格是两种巨大的帝国文明——罗马帝国文明和西班牙帝国文明——的产物。但是，在缺乏必要的地图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用图表来说明这两种文明的发展演变和它们在国外的起伏曲折的冒险呢？我们有博物馆的目录，但没有艺术图集；我们有艺术或者文学的历史，但没有文明的历史。 附： 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宗教改革： 罗耀拉为西班牙王之第八子，初为王之侍从武官，西法之战受伤而跛。当其养伤时，读书颇多，伤之愈也，供武器于教堂，朝圣蒙马脱圣母堂内，宣誓以感化回教及异教者自任，是为耶稣会之起点。二年后，又朝圣陵，欲传教于回人也。中途闻罗马有新十字军之举，遂归罗马。 名曰会，是含有军队之意也。耶稣会之宗教事业，一以军人精神行之。耶稣会之部勒一切以军法，与别种修道院不同。其冒险忍苦之精神甚著，其首领似专制君主，其下各有部，部各有长，阶级极严，以相统率。故普通僧人，须宣誓三：曰受苦，曰贞节，曰慈悲，而耶稣会则加一条曰服从教皇。其宗旨在感化上流社会人，以怀疑思想出于上流社会居多。其实在事业：（一）说教；（二）忏悔；（三）精神生活之指示；（四）教育；（五）著书。 规则之严，莫与伦比，而发展则甚速。耶稣会极注意教育事业，视学校为信仰之要塞。1540年仅10人，1556年（罗耀拉死时）有1500人。此千五百人勒为十二队，有六十八机关，中国日本各有其一。 耶稣会无国界，故各国政府多反对之，有驱之，有虐待之者。其实该会籍其秘密团结之力，颇阴与时政，故遭忌独盛也。耶稣会成功，尤在南美和亚洲。南美且以宗教故，自立一国。有教士在印度倡一学校，为东方各校之模范地。各教会至印度，皆传道于下流社会，而耶稣会则传道于婆罗门。 在亚洲以科学、医学为武器而占势力，故当时颇有上流社会信之者。而别派妒之，劝教皇更派别派往，手段品性俱不佳，遂发生种种冲突。（“礼仪之争”）教皇既有耶稣会，倾其权力以保护之。而同时旧教教义，亦大有所改革。其关键为脱朗得大会。当路德之反抗旧教也，新教诸侯主张开大会以决之，定1522年开会，而时战事叠兴，延至1545年始开。时新教势力已大盛，故不肯出席，列会二百五十人，皆宗旧教者也。大多数为伊、德二国人，中复以战争停滞18年，其会议结果，则维持教皇而改革义律。
二、技术积累 （跨经度的“长城”与跨纬度的“运河” 是平衡自然涨落的“人定胜天”） 陆贽《备边策》： “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逐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戎狄之所长也。戎狄之所长，乃中国之所短，而欲益兵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校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於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 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动力学》 如果你环境的涨落非常大，系统大起大落，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会从复杂系统演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如果你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在世界上最多的6个国家中，除一国外，其余都是不久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大熔炉，仍然保持着几百种语言和种族群体。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一个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或是语言上似乎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看来是这样。自从中国开始有文字以来，它始终只有一个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则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字母。虽然有一种从人种上对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确的分类法把所有中国人统统归入蒙古人种，但这种分类所掩盖的差异比欧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 中国广大的幅员和生态的多样性造就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性文化，从考古学上来看，根据它们的陶器和人工制品的不同风格，这一点是可以区别出来的。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期间，这些地区性文化在地理上扩张了，它们开始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如生态多样性地区之间驯化动植物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一样，文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而交战的酋长管辖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规模更大、权力更集中的国家的形成。 虽然中国的南北梯度妨碍了作物的传播，但这种梯度在中国不像在美洲或非洲那样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中国的南北距离较短；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南北之间既不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阻断，也不像中美洲那样被狭窄的地峡隔开。倒是中国由西向东的大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使了南北之间的交流。所以这些地理因素促成了中国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而西方的欧洲虽然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地势比较高低不平，也没有这样连成一体的江河，所以欧洲直到今天都未能实现文化和政治的统一。 由于东亚最早的农民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成了中国人的中国。在东亚，中国在粮食生产、技术、文字和国家形成方面的领先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创新改革对领近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的文字在日本和朝鲜的持续存在，是将近10000年前动植物在中国驯化的20世纪版生动遗产。历史上缅甸人、老挝人和泰人的向南扩张使热带东南亚的中国化宣告完成。所有这些现代民族都是他们的华南同胞的近亲旁系亲属，而从泰国往南去往复活节岛的民族就成了他们的表亲。 郭艳茹《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机构变迁——以明清为例》 中国历史上抗御游牧民族、统一治水、共同市场等需求成为国家走向统一的强大动力，而前现代条件下维持辽阔疆域统治所面临的高昂交易费用又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力。国家的统一分裂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 明清王朝治乱循环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中制度体系的产生和演化，与其特定的地理、人口、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现代科技，包括交通、通讯、会计、管理技术也削弱了地理因素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落后国家摆脱制度锁入提供了契机。 全球化之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国家置于一个竞争的背景之中，使其在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之下，同时将生产要素的流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快的速度之下，使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资源禀赋的快速提升中被更细致的观察到。 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制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960—2030》 @概括与结论： 中国在公元9—18世纪之间的经济表现 在公元9—13世纪之间，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转移。在8世纪时，3/4的人口居住在中国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3/4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生。那里曾经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地带，但是借助水利工程和早熟品种，它为水稻耕作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允许较大的人口居住密度，进而减少交通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同时为夸张中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生产释放劳动力。棉纺织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加舒适、易洗和健康的衣着。 从13—18世纪，中国经济在长期导致保持人均收入稳定的同时，支持4倍的人口增长。然而，人口增长的过程远不是平稳的。在14世纪和17世纪，人口下降了3000万以上。这些人口危机主要是因为朝代更替所带来的破坏，以及诸如腺鼠疫和天花等流行病的影响。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特别巨大的人口扩张。同样在这个世纪，中国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外延式经济增长。 一、3、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帝国的第一个千年里，人口较土地相对稀少，所以出现了各种强制性的劳动制度，目的是提高对农业的劳动投入。这些制度包括在一些地区使用农奴和奴隶，以便为那些有行政或 军事功能的大城市中心提供粮食。在宋朝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前，各朝代都把行政管理的责任授予那些使用奴隶劳动的土地贵族们。 随着人口出现长期上升的趋势，土地变得稀缺了。加上一个更加有效的官僚行政体系的成功建立和它对贵族残余势力的清除，经济开始向自由劳动制度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能够顺利地先以实物后以货币来征收土地税。私有地主阶层依然是重要的，但他们一般都与官僚阶层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随着征收地租的可行性提高，以及随着土地利润的增加，地主阶层减少了对奴役或强制劳动力的需求。到了明代地主阶级已没有什么残余的土地了。他们大都成为非直接经营的受阻人。官僚体制为他们提供了必需的社会秩序，并且保护他们的财产。 4、农村家庭的非农业活动 从斯金纳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状态的经济中，而是身处一个由连接当地各个村落的乡村市场所形成的商业活动网络中。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些乡村生产活动在宋朝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土地生产力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商业化程度的增强，斯金纳指出，人口的增长“强化”乡村的市场活动，但他似乎质疑个体农民参与这种市场活动的比例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从较长期来看，随着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蔗糖、烟草和茶叶等的重要性的日益增加，这一比例的上升还是可信的。在19世纪，1/4以上的GDP来自传统手工业、运输、贸易、建筑和房地产，而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农村地区进行的。在那几个世纪中，这些活动在中国可能要比在欧洲更加重要。 5、城市经济活动的表现 如果把德弗里的估计与罗资曼的相比，中国于欧洲的情形显然是大相径庭。在唐朝时，中国就存在一个城市文明，而欧洲却没有。到182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同一千年前相比较没有多大提高，而欧洲的城市化程度在1000—1500年期间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500年时它的城市化程度已经超过了明朝中期的中国。虽然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大大慢于欧洲，但中国城市的平均规模却远比欧洲的规模要大。在兹曼所研究的那个时期，中国拥有1万或1万以上居民的城市的数量在4.1万到6万个之间，而在欧洲，达到这一标准的城市在2.2万到3.4万之间。 据罗兹曼估计，各个朝代的首都一般都有100万左右的人口，同时还有一些人口超过30万的城市（在唐、明中期各有1个，在清早期有3个，末期有9个）。在欧洲，1500年时4个最大的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人口10左右）和那不勒斯（人口15万左右）；1650年时4个最大的城市是阿姆斯特丹、那不勒斯（分别是17.5和17.6万）、伦敦（40万）和巴黎（43万）；到1800年，4个最大的城市是维也纳（23.1万）、那不勒斯（42.7万）、巴黎（58.1万）和伦敦（86.5万）。 二、3、经济衰退1820—1949 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最严重的5个省，19世纪90年代的人口数和70年代前相比，减少了5000万。一般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许多人都死亡，它显然还间接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升高。在这5个省中，部分地区还遭受了1855年黄河泛滥的灾害。由于政府对水利工作的忽视，黄河决堤，使安徽、江苏两省遭到大面积的破坏。本来黄河从淮河较低的河段入海，1855年后却改道从开封流入山东半岛入海，河道较过去向北移动了400多公里。 甘肃、陕西、山西这3个北部省份，由于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北部的回民起义及清政府的严酷镇压，加之1877—1878年间非常严重的旱灾和饥荒，人口也减少了1400多万。至于中国的其他各省，在1819—1893年间人口总共增加了7400万，年增长率为0.46%。这虽然远小于18世纪的增长速度，但足以弥补那些19世纪时受起义打击最严重的省份的人口损失了。 三、3、工业政策与经济表现 迅速实现工业化是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工业化的目的是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机器以满足提高投资率的需要，同时也要提供军事装备以保证军事上的安全。为实现经济的结构性转变，这个新政权已经准备好了采取压制农业和服务业的政策，以及将消费维持在最低水平的方法，去获取工业化投资所需要的资源。 这个发展战略是成功的。2003年的工业增加值相当于1952年的126倍。与之相比，农业增长的幅度却不大，其2003年的产出水平大约是1952年的5倍。结果是工业在GDP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不足8%上升到目前的52%。从产出所占的比例上来讲，中国现在已经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远超过美国的17%，英国的18%，日本和德国的23%。但是，中国工人的从业人数却相对较低（2002年时达14%），因为这个部门的资本集约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其他行业。结果数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处于反常的高水平。
三、英国模式@中国模式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前言 两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和彭慕兰，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味——迟至19世纪，东西方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经济学家弗兰克认为东方的条件实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开辟通向中东的道路。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哥伦布的错误恰恰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开采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崛起，归根到底，与其说但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洲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惨淡经营之时，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许的极限。同弗兰克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体系。第二次幸运：英国拥有实际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炭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煤炭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500万亩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
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曾引用亚当·斯密的 观点称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或外贸为基础”的道路，而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道路。李伯重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中，以英国工业化模式与中国经济的江南道路为轴心，不断辩驳东、西方的“中心论”，为我们思考以全球化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提供了“多视角”的参照。 其中特别对黄宗智的“过密型增长”做了分析，李伯重指出黄氏把斯密型增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合二为一，因而，虽然试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最后仍以西方（特别是英国）标准看待“江南道路”，以至于看不到中国的“斯密型增长”。李氏特别举出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人口和土地问题进行辩驳，关于“人口”问题： “如果在清代以前很久中国就已人口过多、出现了巨大的人口压力，那么清代前中期的‘人口奇迹’又怎么能够发生?” 关于“土地”问题： “人类在利用某些资源（特别是耕地）的同时，不断地对其加以改良，因此不能用一种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资源。最后，资源……只是生产要素之一，要把它变成人类所需的产品，还需要其他生产要素配合并经过生产过程。”（李伯重） 然后，根据方行和何炳棣的研究成果，作者总结了江南经济的“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的生活水平比以前确有提高。不仅如此，与近代早期法国、德国、日本的农民相比，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也明显过得更好。” 但是，另一方面，李伯重本人也受到与黄宗智关于“斯密型增长”的辩驳的影响，而忽视了“库兹涅茨型”增长对江南经济“现代化”的贡献。他说：“模仿苏联农业发展模式后来被视为大一失败……1979年改革实际上是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的结束。” 反之，温铁军则在《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指出： “美苏两大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割势力范围导致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已经不可能先发展自耕农经济和民族工商业、逐渐形成社会化大生产……建国之初即不期而遇地面临朝鲜战争，战争的基础是工业，特别是与军事工业高度相关的重工业。” 我们可以说，这也是“江南道路”在“鸦片战争”后被中断的原因，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唐宋之变”被（元）蒙古骑兵和（清）满蒙联军数次中断的原因。勒内·格鲁赛在《草原帝国》中提到：“草原帝国的建立和周期性的复兴是人类地理学上的规律。……当定居民由于科学武器的应用而取得了人为的优势时，这种状况才结束。” 与之相应的，温铁军在《解读苏南》中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创新机制正在于：“国家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以工补农’；这两者同时也是中国加快自我积累型工业化的重要手段。”温氏还由此提出一个“组织租”的概念。 孔飞力更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指出： “农业剩余产品的增长使缓慢的，难以满足农民和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人队伍的需要，因而也就难以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毛泽东认为，合作化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西方国家通过缓慢的资本积累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可以通过集体管理和群众教育而迅速得到实现。”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不是通过“缓慢”的资本积累取得的。（《白银资本》@《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陈其人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第八章《不同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同作用》中提到，15、16世纪，美洲白银（矿石）流入欧洲（成为货币），引起物价在70～80年内持续上涨了3～4倍，使得租地农场主大发其财。从“价格革命”中得益的当然也包括企业主和商人，但是对于“契约规定的货币地租额几十年不动”的封建领主却造成一个反向的推动，即东欧的“农奴制再版”。农奴制再版的过程略如： “这些地方的领主和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重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大规模的庄园，并用无地农民的徭役劳动来耕种。然而它们生产的目的又主要是为世界市场的，即他们生产的主要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外放分工制度。”（何顺果《人类文明的历程》） 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英国棉花进口的80%仍然来自美国南部各州，基于奴隶制运作的种植园经济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当时世界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殖民地剥削对于头三百年阶段世界资本积累进程的贡献集中在欧洲宗主国，曼德尔在《第三世界的原始积累与工业化》中做了估价： 这笔偷盗来的资本对于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积累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这项积累在1500-1750年间创造了对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总额超过10亿英镑，或者说大于1800年左右欧洲所有以蒸汽机运转的工业企业的资本。……在1760-1780年期间，仅仅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获得的利润，就比（英国）新兴工业所需的积累货币多一倍以上。 这个过程与奴隶制在美洲的移植是前后相继的过程，是殖民的内化。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可以说是欧陆外向殖民受挫后的第一轮大规模内应力；到19世纪中叶，包括德、意资产阶级革命，美国、日本、中国的“南北战争”，几乎同时爆发，造成一个全球性的回响。如果说苏联是世界性殖民战争（对人的狩猎）的第一大反殖民成果的话，这也是此后制衡德、意、日法西斯（殖民主义的内化）的关键陆心（社会有机体）力量。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 “美国内战是一全球事件，具有和太平天国运动、1848年革命同样的意义，因为贸易、政府和思想的直接联系使得它的影响波及世界。……北方人害怕南方和西方‘奴隶国家’的敌对，因为担心它们可能会受国外的影响。他们同当时的德国人一样，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希望创建他们自己的工业体系，怀疑南方的自由贸易倾向及其与英国的联系。” 皮克提则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 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后期农地对德国的重要性更类似于法国的情形，而非英国——即使在莱茵河以东，农业也尚未消失。此外，德国工业资本的数量比英法两国都要多。相比之下，“一战”前夕德国拥有的国外资产仅为法国的一半，英国的1/4。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德国没有建立殖民帝国，这也是当时及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冲突的根源。我们可以联想到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德皇试图挑战法国在当地的统治。欧洲列强对殖民地资产的争夺加剧时当时国际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列宁对此议题的论述收录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1916年）一书中，我们不需全文阅读也能得到上述结论。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14 16:32
提升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