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裂缝”：雷海宗@伏尔泰

chinablue

[color=rgba(30, 30, 30, 0.9)]

[color=rgba(30, 30, 30, 0.9)]

世界史的“裂缝”：雷海宗@伏尔泰  

【提要】

你能想象没有统一文字、统一教材的时代，

即便是世界史的军阀混战（殖民、世界大战）、美苏争霸时代，

会有这样“天下一统”的世界史观吗，或者説世界宗教观？

雷海宗们的那个时代还在“编织”世界史的过程之中

而我们都是先被洗脑一遍之后，能超脱出來不容易

系统普及世界史，恐怕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

借着中国的国家力量和全球化的“大转型”，才会如此普及以至深入人心

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各国地缘政治和世界观的“内战”、“外战”

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在每一个方面都能“响应”或“揭露”皇帝的新装

万世一系的道统、政统和学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扬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他的代表作，上编第五章《中国文化的两周》尤有世界史的价值。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第48章中，首先对18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方法经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和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直至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做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又分门别类地对19世纪时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高水平的论文。

（印裔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雷海宗对欧洲史作了一番解构，发现欧洲史学所提分期和领土论断与论断者的位置完全没有关系。西欧认为希腊和罗马是自己古典遗产的源泉，而希腊的文化世界当时属于小亚细亚和埃及。在埃及的兴盛时期，欧洲还处在石器时代，但欧洲史却先写欧洲石器时代，再写埃及。 雷氏坚信，要解释历史，必须始终将文化和疆域联系起来。某一地域也许会有两种时间上间隔的文化，但如果它们没有发生关系，便无历史可言。西欧人宣称他们同希腊、罗马历史有紧密联系，但他们在人种特征和文化中心位置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有宣称与古罗马有历史关系的拉丁人——法、西和意人——都已同日耳曼人彻底混杂。雷氏运用西方史学中的实证和唯物主义来驳斥那种贪他人之荣耀为己有的做法。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
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两期中间的一段他们认为是野蛮人，尤其是戈特人的时代或黑暗时代（Dark Age），恨不得把它一笔勾销。他们那时的心理也与中国汉以下的情形一样，认为“古”与“真善美”是一而二的。因为崇拜“古”，所以“古代”就等于“理想时代”或“黄金时代”(Classical Age)。之于他们自己这些崇拜“古代”的人，就自称为“摩登时代”或新时代（Modern Age）。所谓“摩登”与近日一般的见解略有不同，并不是“非古”，而是“复古”的意思，是一个“新的古代”或“新的经典时代”，或“经典复兴的时代”。
但地下发现的史实太生硬，除了用生吞活剥的方法之外，万难与传统的历史系统融合为一。凡读通史的人，对希腊以前时间非常长而篇幅非常短的一段都有莫明其妙的感想，几万言或十几万言读过之后，仍是与未读之前同样的糊涂，仍不明白这些话到底与后来的发展有什么关系。近年来更变本加厉，把民族、血统完全间断，文化系统线索不明的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也加上去，甚至有人从开天辟地或天地未形之先讲起，愈发使人怀疑史学到底有没有范围，是否一种大而无外的万宝囊。
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小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模仿西洋，把中国的历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中国从前也有断代的方法，不过后来渐渐被人忘记。
“西洋”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但若追问“西洋”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恐怕百人中不见得有一人能说清。
若说西洋史为欧洲史，当初以东欧为中心的土耳其帝国制度文物的发展是否是西洋史的一部分？若是，为何一般西洋史的书中对此一字不提，若不是，土耳其帝国盛时的大部分显然在欧洲。
若说欧洲与地中海沿岸为西洋，起初不知有地中海的古巴比伦人为何也在西洋史中叙述？
回教到底是否属于西洋？若不属西洋，为何一切西洋中古史的书中都为它另辟几章？若属于西洋，为何在西洋近代史的书中除不得不谈的外交关系外，把回教完全撇开不顾？
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埃及文化有何关系？埃及已经开化之后，欧洲仍在新石器时代，但西洋通史的书中为何先叙述欧洲本部分的石器文化，然后跳过大海去讲埃及？
希腊文化最初的中心点在小亚细亚，与埃及处在相同的经线上，为何埃及为“东”而希腊为“西”？
回教盛时，西达西班牙，却仍说它是“东方”。同时，西洋通史又非把这些“东方”的民族叙述在内不可？
总之，这都是将事实去迁就理论的把戏……
希腊、罗马文化的重心在小亚细亚西岸与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处在附属的地位，北部是偏僻的野地，地中海沿岸其他各地只是末期的薄暮地带，今日希腊半岛的民族已不是古代的希腊民族，今日的意大利人也更不是古代的罗马人。至于欧西文化的重心，中古时代在意大利北部与日耳曼，近代以英、法、德三国最为重要。希腊半岛与欧西文化完全无关，最近几百年才被欧西所同化。上古比较重要的意大利南部也始终处在附属地位。地中海南岸与欧西文化也完全脱离关系。连今日所谓拉丁民族的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人中也有很重要的日耳曼成分；称它们为拉丁民族，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大体是由古拉丁语蜕化而出。

（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风俗论》），来反驳波舒哀（主教的《世界史》）。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法）伏尔泰1765《风俗论@导论》: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其他民族虚构寓言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
无可否认，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而且全都以4152年的天文观察为依据。中国的编年史还上溯到在此以前的若干世纪，虽无确切年代，但接近于翔实可靠。
没有定居的民族可能最晚撰写历史，因为他们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有办法建立档案并加以保存；因为他们并无迫切需要：法律不多，重大事件也不多；因为他们过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口头流传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如《可兰经》《基督经》《噫叟寓言》）一个小市镇从无[有文字的]历史，居处无定的民族则更没有，一座普通城市的史书也极为罕见。（如“希腊”“罗马”）
对于人类来说，不论在哪一方面，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要比取得巨大进步来得缓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数量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过去收税也是用这种木筹来计算，现在乡下还有达依税这个名称，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变化无常的地方习惯法，是在450年前才开始以书面形式制订的，这说明从前书写的技艺是多么稀罕。总而言之，没有一个欧洲民族在半个世纪中，在所有的艺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比自蛮族入侵至14世纪这段时间更大。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之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
总而言之，18、19世纪古典学将古典时期雅典的学术成就推高到人类知识登峰造极的境地，标榜在一个小镇里、一两代人时间内，完成了全人类需要几千年才可能完成的事业，成为奇迹。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然而，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十五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

（美）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
正如萨瑟恩所言： 【欧洲和蒙古人的遭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看法的影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正如日本的“神风”崇拜）……蒙古人极大地扩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让他们认识到的世界人口规模增加了数倍……可敬的彼得【估计】伊斯兰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3,甚或1/2……到13世纪中期……人们的认识……显然过于乐观。异教徒可能十倍，或者百倍于基督徒。无人知晓确切数字，只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这个估计也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十字军东征看起来要么是毫无希望了，要么就得彻底重估东征的目的和方式。

（德）夏德1885《大秦国全录》：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编成。
我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使我断定大秦古国，中古时代成为拂菻的，并非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而仅是它的东部，即叙利亚、埃及及小亚细亚；而且首先是指叙利亚。如果将大秦定为罗马东部，则中国典籍所载的事实大部分可以追寻，而且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无须诉诸事未必然的臆说。

（美）梯加特1938《罗马与中国》：
关于公元2年前后中（部）欧战事的记载极少而简略。只知有一个名字叫“××西亚斯”的将军的事迹，但既无具体时间，情况也不完整。
幸运的是，有关可以同公元16年天山地区战争相呼应的欧洲战争情况却唾手可得。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欧洲蛮族起义，没有一次不是发生在罗马帝国东线或中国西域地区战争爆发之后；还可以看出，在罗马帝国东方发生战争之后，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流域也都随之发生了入侵，而发生在天山战争之后的起义只对多瑙河上游地区发生影响，而在近东和远东没有任何战事的时候，欧洲也未发生过任何起义。同样，罗马东线或天山的战争也无一不在欧洲引起暴乱。
此外还可指出，在罗马帝国之东境，还有过18次与喀什噶尔地区有联系的战事。因此，在欧洲发生的总共40次起义和动乱中，有27次是受到中国西域战争的影响，约半数是受到罗马人在近东侵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