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他叙、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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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他叙、自叙

叙宁都魏禧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常熟顾祖禹所撰述也。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历代州域形势》凡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凡一百十四卷，《山川源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以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略，为人奇贫而廉介，宽厚朴挚，不求名于时，与宁都魏禧为兄弟交。禧既笃服其书，祖禹因请为之叙。禧愀然而叹曰：有是哉！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惟禧学不足贯穿诸史，足迹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顾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窃尝得举其论之最伟且笃者，以示子弟。盖其大者有二：一以为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故边与腹无定所，有在此为要害而彼为散地，此为散地彼为要害者。一以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呜呼！古今豪杰，暴起草昧，往往迫而应天人之会，初未尝迁地而谋形胜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势，以驱策天下，而天下无以难之。盖其故可思矣。失其术，则据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术，则虽迫狭瘠弱，而无不可批郤导窽，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有在于言语文字之外，非方舆可得纪者。呜呼！非其人，谁与知之？此则禧所欲为祖禹叙而不复辞让者也。北平韩子孺时从余案上见此书，瞪目视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间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之者，岂不异哉？于是并识之。

叙南昌彭士望

　　　读古今上下数千百年之书，以自成一书，兼括数千百年之上，使数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读。此其志，岂文人经生之所能及者哉？而成是书者，则有数难：识难朗而精，资难敏而决，断制严而难确，心胸阔而难细，此难之在己者也；其待资于外者，博考难于书，明辩难于友，取给繁费难于财，游涉方域难于遍，为尤难焉。夫使其书为悬解冥悟，综合事理，殚一夫之精力，虽极穷困无聊时，犹或可以坐致。古之人有能之者矣。惟撰述方舆之书，则高山大川之寥阔，渎壑丘陵之琐细，古今名号之建置不一，崩筑疏凿之因创损益各异，或侨设而名存，或陵谷变迁而实没，舟车之所不通，人力之所罕至，容并有之。而是人则踽踽穷饿妻子之不惜，独身闭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别白真伪，如视掌中，手画口宣，立为判决，召东西南北海之人，质之而无疑，聚魁奇雄杰闳深敏异之士，辩之而不穷，据之而有用。此其人之资赋。盖乔岳翕河之所降生，使之续禹书之遗，以诏告于天下万世，为开辟之所仅见。望行年七十，得此一士，数常熟顾祖禹之为《方舆纪要》是矣。祖禹之创是书也，年三十九，秉厥考之遗言，及先祖所为之地志、九边之图说，僻处宛溪，不交州府，间藉资于馆；游历所至，惟有借书，随即钞纂，睹记所及，更获新胜，即改窜增益之。虽十易草所不惮，经二十年，始成是书。自为《历代州域形势》通论至《天文分野》，共百三十卷，可六千页。祖禹尝语望曰：“历代之书，世远言湮，难穷其蕴，惟览者能自得其指归。禹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此书之立体者也。其采用之书，自二十一史地志而下，凡百十种，具见于《发凡》。”是其志之超迈，用力之专勤，而成书之浩博，亦既无复加矣。乃其意中绝不自矜喜，若身未尝与其事，望故尤笃服祖禹之人。其胆似韩稚圭，而先几旁瞩，不敢置胜负于度外；智似李长源，而愿学邹鲁，不好神仙；德量似娄师德，含弘光大，唾面自干，而人卒不能唾其面；清操似卢怀慎，吐纳万有，而不为无口匏；宽静似谢安石，绝意声色，不事矫情；奇才博学似王景略，虽去桓温，必不为苻坚所用。祖禹之人如是。望盖观摩朝夕，阴察其人而得之。惟有其人，而后可用其书，有其书，而益知其人之用大。宁都魏禧已备言其书之用，望第述其书与人之本末如是。天下后世，当共见之矣。

总叙二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辩别攻守，远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瞆瞶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总叙三

　　　或曰：“审如子言，则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曰：“何可废也？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曹瞒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利于平日，岂通论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寡，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也，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薮慝，与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曰：“非也。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