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涟漪”》四、犹太人问题（4）欧洲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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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涟漪”》四、犹太人问题（4）欧洲犹太人

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如果他们是“太阳”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被人从地球进行遥控的太阳。”

“光线似乎是从遥远的星球经过中继，经过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暂时停顿，照射到文明上来，从中国到地中海，从地中海到中国，或者从印度，从波斯到内海的传播情况就是这样。”

《元史·耶律楚材列传》：

“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羡，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鲁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

继之而起的是“宫廷犹太人”的出现，他们首先兴起于亚欧之间最强大的“奥斯曼”突厥人之间，这是“蒙古汗国”的包税人制度的延续，并进一步延伸到此后的“圣神罗马帝国”，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世界》（下248-249）中指出：

“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正是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牢牢地掌握着土耳其的商品贸易，以至于土耳其的财富和收入都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用高价收集了来自各省的贡品，承包盐税、船运酒税和土耳其的其他税收’。”

科技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与匈人、蒙古人和昙花一现的阿瓦尔人等历史上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崛起的过程中，用一种持之以恒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迎接定居生活带来的挑战，为了适应定居文明的需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和制度，以富有建设性的治国才能为帝国添砖加瓦。他们在历史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使得古老的伊斯兰世界在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层面上都取得了进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草原上的牧羊人和战士变成了城镇居民——行政人员、商人、工人、手艺人、地主和农夫，他们兴建道路、为商人服务的旅店、清真寺、学校和医院。他们培养学者，鼓励学术，沿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留下的足迹继续探索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

（土）易卜拉欣@卡伦《认识镜中的自我》：

法国史学家亨利@皮雷纳认为，今天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地理、政治和文化实体，是查理大帝时期欧洲人因受到来自南方的阿拉伯穆斯林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压力往北退却后形成的，伊斯兰迅速和成功地扩张是欧洲形成的根源。

欧洲那些视土耳其人为特洛伊人后代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不仅把奥斯曼人看成士特罗伊人，同时也以奥斯曼人为模板对特洛伊人进行了重塑。14世纪和15世纪的油画和细密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身着奥斯曼服装的特洛伊人形象。……通过逆向的视觉和美学解读，古代的特洛伊人被土耳其化了，土耳其人则被特洛伊化了。

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没有文明的历史：

谁能说出印度数字，即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从它的祖国经由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中继站，即北非或者西班牙，到达地中海西部地区花了多少时间呢？谁能说出那些源出于印度或者波斯，被希腊寓言和拉丁寓言收入的寓言的流传经过呢？谁能够说出17世纪中国钟变成基督教的钟并被置放在教堂的高顶之上花了多少时间呢？根据某些人的说法，这要等到钟楼这种建筑从小亚细亚传到西方之后。

纸的旅程同样漫长而缓慢。造纸的秘诀据说是公元751年在撒马尔罕由中国战俘泄露出来的。在这之后，阿拉伯人可能用破布代替植物作为造纸的原料，在11世纪人们注意到它在阿拉伯和西班牙出现。布制纸11世纪使用于希腊，将近1350年，它在西方取代了羊皮。多瑙河流域的第一批用于翻印东正教书籍的印刷机是商贩16世纪初从威尼斯属地带去的。1492年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开办五金铺，安装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者希伯来字母的印刷机。他们建立了毛纺织厂和锦缎织造厂，并且据说还制造了首批活动炮架，这种炮架使苏莱曼的军队能用野战炮克敌制胜了。

   16世纪开始时，它（罗马）还是一个普通的贫穷城市。拉伯雷1532年第一次旅行时看到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马尔利亚尼的《地志》和很多其他旅游指南描绘的罗马就是这样，这是一座狭小的城市，周围是乡村。……16世纪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它生机勃勃，宫殿、教堂拔地而起，罗马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首先是一支石匠建筑师大军，紧接着这些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石匠之后，匆匆来了一支画家队伍。

罗马的这个奇迹般的发展需要巨额开支。这把我们带回教皇的财政史上，他们成功地求助于公共信贷（威尼斯商人），执行时花费他们自己的费用，法国教会和西班牙教会已经分别由法、西国王掌管支配。在令我们操心关注的50年内，教皇国家很少有过巨额战争支出。因此，罗马教廷能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制定一项庞大的预算，美洲白银侵入地中海，使这些耗费巨大的政策易于推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的”这个形容词比“巴洛克的”这个形容词更适合于表示这个发展。

    假使人们没有长时期认为地中海在文艺复兴之后不久就已经衰竭的话，历史学家本来会花费更大力气去研究它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影响。巴洛克风格向欧洲喷投去的文化瀑布可能甚至比文艺复兴向欧洲喷投去的文化瀑布更浓密、更厚实、更持续不断。但是，在缺乏必要的地图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用图表来说明这两种文明的发展演变和它们在国外的起伏曲折的冒险呢？我们有博物馆的目录，但没有艺术图集；我们有艺术或者文学的历史，但没有文明的历史。

钱宝琮 等《中国数学史》：

印度

《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元魏时宋云奉胡太后命陪伴僧惠生于518年往天竺取经，次年到印度西北部的乌场国。宋云见国王递国书时，那边有能解汉语的人做翻译，因得向国王宣传中国古代文化。于此可见，前往印度的中国人，不仅仅是取经的和尚，还有中国的使臣与其他人士。中国文化的流传印度，主要是这些人的活动。

500年以后印度数学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算术、代数、三角等各门数学俱由印度经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促进欧洲中古时期数学的发展。西洋数学史家一般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筹算法，认为古印度的天文学家接受了托勒玫的天文学说和角度的六十进位制。中国古代的算筹计数法遵从位值制比巴比伦、古希腊的六十进位制更为彻底。如果说印度位置制计数法是间接的取法于巴比伦、古希腊，那么它的取法中国的筹算制度是更有可能的。他们的四则运算方法一般都和中国筹算法下相仿。所有计算步骤，原则上都与中国筹算法一致。古印度的土盘算术很可能受到了中国的筹算术的影响。

伊斯兰

中国和“西域”各国的接触，早在汉朝时候便已经开始了。到宋元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十三世纪中叶，旭烈兀所率领的蒙古军队，征服了原来阿拉伯哈里发在亚洲西部地区的全部领地，创立了伊尔汗国。到十四至十五世纪，又出现了另一个蒙古帝国——帖木耳帝国。帖木耳帝国奠都于撒马尔罕，于是继巴格达之后撒马尔罕便成了伊斯兰国家的另一个文化中心。

在九到十五世纪间，在伊利兰国家中陆续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数学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阿尔华剌子模，他是阿拔斯朝哈里发马蒙的司书官，曾著《代数学》。旭烈兀率领蒙古军队攻占了巴格达之后，在其东北篾剌哈山麓修建天文台，著名天文学兼数学家纳速剌丁@徒思在这里工作，在其领导下编出了伊尔汗历。十五世纪，帖木儿的后代兀鲁伯在撒马尔罕建天文台，编著有名的兀鲁伯星表，天文学家兼数学家阿尔@卡西是其主持人。

伊斯兰国家的数学和印度数学的接触也是很早的。在八世纪末期，印度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婆罗门笈多的著作便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后来，印度的数学知识不断地传入了伊斯兰各国。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在经由印度传入伊斯兰国家的数学知识中，可能有许多是渊源于中国的。特别是十进制位制计数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四则运算法，分数的记法及其四则运算，“三率法”（及比例算法）以及《张邱建算经》中的“百鸡问题”等等，就可能是由中国传至印度再转而传入伊斯兰国家的。“重差术”也曾经由印度传入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曾经由印度传入正弦和余弦三角函数，到了阿尔@巴塔尼又开始应用了正切和余切，很可能受到中国“重差术”的影响。

人文

安朴田《中国文明西传欧洲史》：

“他（莱布尼茨）向祈尔歇神父借鉴了有关如同“思想的代数”的世界语观点，其《中国近事》：他们的文字（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交州人和交趾支那人）也如同在我们之中和整个欧洲的数字和数学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懂得这种数学，虽然大家为了解释它们而使用的语言大不相同。”

（以色列）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

促使他（库斯勒）写作《第十三个部落》的一个推动力是他决意打败——在他还有能力做的时候——希特勒在这个世界上的遗产。他写道：

世界上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绝大部分都属于东欧——这样说来，也许主要属于卡扎尔人的——血统。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意味着他们的祖先不是来自约旦河而是来自伏尔加河，不是来自迦南而是来自一度被认为是雅利安种族摇篮的高加索；意味着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他们与匈奴人、维吾尔人和马扎尔人的部落的关系要比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后裔的更为接近。事情的结果要是如此的话，那么，“反犹主义”这个术语就将变得没有意义，是建立在杀人者和受害者共享的误解之上。随着卡扎尔帝国缓慢地从过去浮现出来，它的故事开始看上去就像历史曾经演绎过的最残忍的恶作剧。

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与一切民族对抗的民族：

犹太人的“优势”：他们在东方是各种会谈的天生的翻译。在埃及，犹太人“在土耳其统治的各个地方人数激增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村庄没有他们居住。因此他们能将各种语言，不仅通过充当我们的翻译，而且还通过让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为我们效劳”。1492年西班牙犹太人在伊斯坦布尔，特别在萨洛尼卡，建立了大片移民地，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列托——罗马语，即“文艺复兴”的西班牙语，带到了这些移民地。…… 然而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从生物学观点看，他们的群体依存与它们与之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和民族。德意志、西班牙犹太人，是半德意志人、半西班牙人，犹太人区往往产生于某个地方的就地改宗犹太教这一行为。

西班牙问题

对于犹太人的命运不能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外，特别不能在资本主义之外进行考察研究。（认为犹太人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者，这样做过于急躁，试问：又有哪一个团体能够自称是呢？犹太人用整个身心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始建。）如果我们最后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缩减为仅仅对西班牙的引人注目的情况的讨论，那么这场讨论就会更加清楚明白。犹太人的命运的图像映照在西班牙的历史的多面镜里，而西班牙的历史也映照在面对着它的犹太人的命运这面镜子里。

在“漫长持久的”16世纪，西班牙半岛为了再度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了战斗的基督教国家。它用它两种加得多余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希伯来人的宗教——来分割自己。它拒绝按照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的非殖民化的过程相像的过程变成非洲或者东方，可以为伊比利亚设想其他的命运，例如它本来可以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和它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使命继续成为欧亚之间的桥梁。

但是，桥梁意味着双向交通。欧洲经由比利牛斯山、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到达西班牙半岛。由于复地运动的胜利，欧洲在这个边境地区压倒伊斯兰教。这个胜利也是欧洲自己的胜利，西班牙半岛的历史学家了解这一点，“山那一边的人”得胜。欧洲对西班牙的再征服，被加进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土地的在再征服之中。地理大发现则在后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这些发现把西班牙半岛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欧洲征服世界的中心。

戴密微《入华耶稣会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

人们常说西方中国学是由法国人创建的。如果把“中国学”（汉学）理解作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而，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在欧洲首倡全面了解中国文明方面，法国的先驱是其南部近邻，即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欧洲正是通过这些才开创了其近代历史。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于1585年在罗马用西班牙文刊行，立即就被译成了欧洲的所有文字，特别是译成了法文（1588）。

法译本由当时法国最大的作家和哲学家蒙田审读，其《试笔集》（1596）的笺注中：“在中华帝国中，许多最优秀的部分都超过了我们所作出的榜样。其历史使我们知道了世界该是多么辽阔无垠和错综复杂，以至于无论是古人还是近人都无法深入理解。”同时代的约瑟夫@斯卡利热是他的同乡，而且也同是文艺复兴的伟大文学家，原籍意大利，于1597在一封法文书简中讲到：“这一令人赞叹不已的帝国，它谴责我们的行为。从他们的天平上来衡量，我们这些法国人仅是弹丸小国，我们之间不能相互谅解，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宗教战争）；他们在那里却生活得国泰民安，其法制如此有度，以致于使基督教感到羞耻。”

这样一来，法国从最早得到有关中国的资料时代起，就产生了一种亲华的“中国热”，它后来又在那里取得了如此轰动一时的发展，以致于不可避免地被保守主义者、宗教或政治传统的支持者、现实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们自我标榜主张成乌托邦。因为中国这一具有独特而又经常矛盾（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的社会道德准则的缔造者，具有能激起热情和煽动争论的天赋。在17世纪时，我们发现一部分人把孔子奉为“哲学家之王”，而其他人认他为“中国的守护神”。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们于16世纪末为法国的中国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法国的中国学家们稍后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取代了他们。利玛窦不只是在一方面值得被视为西方中国学的鼻祖，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明末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他牢固地掌握了汉语知识，而马可波罗对这种语言却只字不通。利玛窦编纂了一部葡-汉辞典，把中国的《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于1608-1610年写成《耶稣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史》，1615年由其教友金尼阁出版。此外，我们应感谢他（金尼阁）出版了一部精辟的语言词汇集，其中的汉字按音调和音素用欧洲字母转写，它就是《西儒耳目资》，于1626年在杭州刊印。

在法国造成影响的另一部在欧洲传播的意大利文著作是《论中国人宗教的某些问题》，龙华民神父所著，其法译本于1701年在巴黎出版。它立即引起了当时最大的哲学家马勒博朗士和莱布尼茨等人的关注。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强烈震撼了法国和在法国爆发的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莱布尼茨强调了在被他称为“古人”和“注释家”之间的区别。这其中也可能具有当时开始在中国形成的“复古运动”的反响，这场运动后来导致出现了对“汉学”和作为清代之特点的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全部再解释，他提供了与我们的新教“改革派”具有不可否认的类型相似性。

到了17世纪中叶，路易十四与其心腹科尔贝尔才开始关心这些地区，保护为这种远方贸易而特别建立的贸易公司。1663年，根据法国国王的批准，为便于在耶稣会之外征募法国传教士，而建立了外方传教会的修院。20多年后，王国政府却向以较高的文化水准及科学能力而享有盛誉的耶稣会士们发出呼吁，要求在北京创建一个法国传教区，力求与中国掌权的绅士阶层保持联系并研究中国文明。归根结蒂，这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科学受益。科尔贝尔向一名耶稣会士学者洪若翰神父发出呼吁：“科学不值得您辛辛苦苦地漂洋过海……但我希望你们在布讲福音不太繁忙时……于所在地从事我们为发展我们自己的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大量考察。”法国当时不再被认为是宗教和科学教义上的布道者，而是由有关中国知识的搜集者。

1685年，6名非常博学的耶稣会士荣获“国王数学家”的尊号，他们获得了科学仪器、礼物和年金的犒赏。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一道命令他们“改进科学和艺术”的国王敕令，他们都被接受进了科学院（1966年创建）并将其考察结果寄给了科学院。这是指一种真正的“科学传教区”，它在某种程度上为法国的汉学创建了宪章。这6名耶稣会士于1685年乘路易十四国王为护送一个使团赴暹罗而租用的一艘船启程。

从法国传教士到达中国的5年之后，康熙与1692年颁布了一道有利于基督徒的圣旨，但没有清楚具体地说明这是由于他们为大清帝国的科学（天文）、军事（铸炮）和外交（沙俄）所做出的努力的结果。康熙令人给法国传教士开设汉文和满文课。白晋神父受康熙的派遣返回法国，以招募新的传教士，于1699年偕同11位教友返回北京，其中有些属于18世纪法国最优秀的中国学家之列。白晋神父是莱布尼茨的通讯人之一。正是莱布尼茨启发白晋产生了把由这位哲学家创立的二进位数学体系与《易经》中的伏羲八卦相比较的思想。这种比较成了莱布尼茨于1703年在《巴黎皇家科学院论丛》中发表的一篇学术报告的内容。

在汉文经典的注释方面，白晋神父是一名被称为“索隐派学者”，也就是说他企图在中国上古时代的文献中索隐到圣经教理的踪迹。甚至在基督教内部，大家也用“索隐派”的方法在旧约中和在世俗的古代作家中，找到以“偶像的”或象征的形式出现在新约中教理的预示。这是一种与世界同样古老的作法，当一种宗教希望你能在另一种宗教面前自我辩护时，它便声称于其中找到了自己教理的方法而吞并之。中国宗教史上最典型的明显例证就是所谓的“化胡”的理论。据这种理论，道教把佛教说成是由老子在西方传授的一种道教形式，这种理论又以一种变态形式从西方返回中国。

经济

马克思《致安年柯夫》

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了人类的历史。……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

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与一切民族对抗的民族：

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正是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的商业网撒布、延伸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同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奥格斯堡和约缔结之后的和平安定年代和为德意志犹太人以后进行报复铺平道路的财富积累，德意志犹太金融家，亦即这些“宫廷犹太人”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6世纪末，控制着糖和香料贸易，拥有巨额资金的葡萄牙犹太人的网，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兴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整个（当然不是印第安人时代的）美洲被纳入犹太人的贸易网中……

以地中海为师：

16世纪的大西洋是由好几块半独立的洋面拼凑起来的共同体。英格兰人的大西洋和法国人的大西洋横向铺开，通常以墨西哥湾及其多风暴的航道为中轴线；纽芬兰岛则是它的第一个落脚点。西班牙人的大西洋呈椭圆形，塞维利亚、加纳利群岛、安的列斯群岛画出它的轮廓，并起着接力站的作用。葡萄牙人的大西洋在大洋中南部展现一个大三角形。第一条边线从里斯本到巴西；第二条边线接着从巴西到好望角；最后一条边线，就是从西印度群岛返航的帆船以圣赫勒拿岛为起点沿着非洲海岸航行的路线。

以往的传统历史把所有这些大洋笼统地说成是地中海的敌人：大西洋的面积比地中海大，因而以大压小。这个观点把事物简单化了。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或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地中海在16世纪对西大西洋拥有明显的特权。大西洋的繁荣促进地中海的兴旺。在整个16世纪，地中海并没有因为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取得成功而立刻被抛弃，相反，地中海致力于大西洋的建设，并且根据自己的面貌创造和派生出一个伊比利亚人的新世界。

从16世纪开始到1580年，伊比利亚人，即地中海人，着手在塞维利亚和安的列斯群岛之间横渡大西洋，这就是“塞维利亚的大西洋航线”。除去少数法国海盗外，实际上没有人能跻身于这些海上禁脔。从1564年起，马尼拉大帆船穿越太平洋，来往于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之间，并有效地和中国经济结合。葡萄牙人一开始就从海上航行到印度，随后到达更远的南洋群岛、中国和日本。他们还在非洲和美洲之间从事大规模的奴隶卖买，有时取道巴西的内陆陆路，但更多是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使用拉普拉塔河（波托西白银的秘密出海口）的小船。世界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流通体系。

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两件意义同等重要的大事——新大陆的发现和犹太人大流散的剧变——同时发生，确实是一件大事。但犹太人被逐出比利牛斯半岛，并不是犹太人这段历史的终结，大量犹太人以伪基督徒（玛拉诺）的身份生存下来，自菲利普二世以降，才被迫离开它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尤其是16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移居到其他国家，影响比利牛斯半岛经济繁荣的厄运已成定居。15世纪，犹太人被逐出了德国的商业城市。16世纪，犹太人在许多意大利城市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另一方面，从西班牙犹太人首次出现开始，难民流亡到哪里，哪里的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地位便开始上升。里窝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该城是16世纪享有经济繁荣的少数意大利城市之一。现在，里窝那成了大多数流亡意大利的犹太人的目的地。德国的汉堡和法兰克福也是公认的犹太人定居点。18世纪一位观察敏锐的旅行家遍游德国，只有两座城市繁荣如昔，日复一日有增无减，那就是法兰克福和汉堡。17-18世纪，法国新兴城市是马赛、波尔多和鲁昂——这些城市也是犹太流亡者的避难天堂。

至于荷兰，众所周知，荷兰在16世纪末突然发生了一次（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跳跃式发展。1593年，最初定居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玛拉诺，人数很快增加。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座犹太教堂是在1598年启用，到了17世纪中叶，许多荷兰城市都出现了犹太社区。另一方面，在17世纪中叶，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已经引人注目，国际法作者和政治哲学家说，古希伯来联邦是荷兰宪法力图效仿的典范。那时的犹太人则称阿姆斯特丹为他们心目中伟大的新耶路撒冷。许多荷兰定居者都来自西属尼德兰，具体说是来自安特卫普，那是他们被逐出西班牙之后的流亡地。

英国的情况同样如此。英国的经济发展，换言之，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很大程度上与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迁入相呼应。直到16世纪，犹太人人数才开始剧增。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在英国能碰到很多犹太人。女王本人热衷希伯来语研究，热衷于犹太人交谈。她的私人医生罗德里戈@洛佩斯就是一名犹太人。莎士比亚以他为原型，塑造了夏洛克的形象。后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由于马纳塞@本@以色列的努力，犹太人得到了自由定居的权利。随着移民潮的加剧，包括18世纪后德国犹太人的进入和英国犹太人人数的剧增1738年，仅伦敦就有6000名犹太人。

然而，说到底，犹太人迁徙和经济兴衰性对应的事实，并不必然证明犹太人的来去是任何国家经济繁荣或衰败的唯一原因。如果证实事实果真如此，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谬论“发生在其后，必然是其结果。”

普京的地窖战：用马里乌波尔的大鱼，掀起国际金融海洋的狂涛！

拽天绳高惠明

我们知道，加拿大同 美、英、澳、新，这四个国家一样，同属五眼联盟的成员。而这些国家的祖宗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四百年前，成功窃取英国最高统治权力的犹太人。

所以五眼联盟，表面上看是五个国家，但实际上这五国，却是12个犹太家族所控制的五个“私家花园”。

而乌克兰的问题呢，本质上就是某一犹太家族，正打算通过泽连斯基，把乌克兰也打造成这个犹太家族的私人领地。

（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1964年6月1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2015年2月放弃美国国籍。下排左三为鲍里斯，上排左二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话说17世纪后期，以英国新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犹太人，成功发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又称光荣革命）。犹太人从长达15个世纪（中世纪）的无家可归状态，终于打造出了一个可以让本民族精心建设的，属于本民族的容身之所。

“光荣革命”成功后，为进一步削弱英国皇家势力、英国原有大地主的势力和原著农民的势力，犹太人又凭借自己所控制的国家司法权和大量资金，在英伦三岛，唆使最能战斗盎格鲁萨克逊人，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不讲理的领地抢占运动——跑马圈地运动。

这场大规模的领地抢占运动，除剥夺了英伦三岛原著居民的生活领地，为输出产业工人创造了条件之外，还产生了大量的副产品——罪犯。那可是几十或上百万的罪犯哟。

各位都已经知道犹太人对这些罪犯的处理方式了，在此不做赘述。但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必须要澄清一下：

这些罪犯可不是毫无秩序、毫无组织地往美洲大陆一扔，就再也不管了。他们始终都处在英国司法体制的严格管控之下。到了美洲大陆，这些罪犯在早已等候在那里的12家犹太银行的资助下，开始了在新大陆的淘金生活。这为日后犹太人和欧洲白人（昂撒人）在美洲大陆发动更血腥的“跑马圈地”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而新西兰的犹太人和欧洲白人，则比罪犯输出还要更早。他们出现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到英国开始资产阶级革命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也是犹太人在美洲大陆建立银行的时间点。美洲大陆和新西兰其实是犹太人在英国发动革命的退路——万一失败了，就撤退到这两个地方。以免被英国皇家亡族灭种、一网打尽。著名的《鲁滨逊漂流记》，描写的就是这个时期，犹太人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殖民色彩和“圣经”对人的深刻影响。

英国光荣革命，最终还是成功了，北美大陆和新西兰这两个地方的退路作用，也就此终结。犹太人开始精心建设英国这片土地。

在构建过程中，犹太人发现各民族之间的确是各有所长的。犹太人擅长理财、司法、组织、学术等动心眼的细活儿；盎格鲁萨克逊人则适合守土、打仗等重体力活儿。

于是，犹太人在他们的“建国方略中”，深深地刻下了这样一段话：但凡犹太民族控制的地域，犹太民族必须控制当地的财政权、司法权和学术权。其他民族可以控制军事权和土地所有权。但为防止其他民族发生失控的情况，当地的土地必须私有化。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犹太人，以控制某个国家的软件系统和土地私有化，这两点，来作为本民族成功控制某一地域的基本标志。关于这两点的深刻智慧就不在此做解释了。诸位慢慢体会，是能感受到这两点的妙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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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美闹起了独立战争，几乎灭绝了印第安人。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银行，欧洲白人占据了美洲土地。美国和加拿大由此建立。

再后来，英国的罪犯又太多了。英国议会打算将这些罪犯，移民到俄罗斯近旁的克里米亚，但被俄罗斯的女沙皇给否决了。英国只好将这些罪犯流放到了澳大利亚。于是，澳大利亚就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小号美国。（由此可知，五眼联盟对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是何等的扎心了）

当今世界之所以形成五眼联盟占据顶端的金字塔格局，就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

五眼联盟说是五国，它实际上，是由犹太人控制的一个“五帮联合体”。

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五国，处在金字塔的顶端。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软件系统，诸如财政、司法、学术、传媒等，都牢牢地控制在了犹太人手中。土地也几乎全部私有化。尤其是美国，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私有。英国名义上有属于国有的土地，而实际上国有就是英国皇家所有，本质上还是私有。

这五个国家实际上拥有同一个灵魂。尽管这些国家的土地在所有权上，有的属于英裔、有的属于西班牙裔，还有荷兰裔、葡萄牙裔、毛利裔等等，其中有些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甚至达到了数个县的规模。但这都无法对犹太人的统治构成威胁。

五眼联盟国，其实就是由犹太人控制的最牢固的国家。

顺便提一句，对现代国家来说，最核心的权利是造币权（货币发行权）。五眼联盟国的造币权，都属于犹太人所有，并且拥有继承权。

（美）戴蒙德《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你可能会猜测日语和某些东亚大陆的语言有亲缘关系。正如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直到公元6世纪才占领英格兰，造成了英语和诸日耳曼语之间的亲密关系。……直到1946年，日本的学校都还在教授神话史学。其脚本是成书于712至720年的最古老的编年史。为了填补公元前660年和有史料记载的日本最早的君主之间的空隙，编年史又伪造了13个同样虚构的天皇。“二战”后，当天皇最终坦白自己不是神的后代时，日本的考古学家不得不为应对这种说法进行各种诠释。

至于说装神弄鬼的考古争议有多么能激发狂热，仅举一例：在日本出现史料前，最著名的考古遗迹是作为指定国宝收入国家博物馆的公元5世纪江田船山古坟铁剑。铁剑上镶嵌的汉字铭文，是日本最古老的文字样本之一，涉及某位国王及其侍从，以及一位叫张安的朝鲜书吏。日本对缺损文字的传统解释是8世纪的“反正天皇”及其侍从，然而到1966年，朝鲜历史学家指出，实际上是朝鲜国王盖卤，侍从是占领部分日本领土的朝鲜诸侯。

正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是血脉相连的民族，但又深陷积怨的迷障。而积怨具有双向的毁灭性，这在东亚和中东都是如此。即便日本和朝鲜都不愿承认，他们就像是共享了成长岁月的孪生兄弟。在很大程度上，东亚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他们能否找回联系彼此的古老纽带。（西亚@东欧、亚@欧亦复如是）

伏尔泰《对话》

一、论霍布斯、格劳秀斯和孟德斯鸠

我对本书（《论法的精神》）感到厌倦，因为它像一个迷宫，没有路线，没有方法。我甚至倍感惊讶，一个描写法律的人应当在前言中注明“此书物任何闪光的智慧”，更为奇怪的是此书竟然充满奇言妙语。这就是作为立法者的米歇尔@蒙田；此外，他是来自米歇尔@蒙田那一派的。

你会觉得你不是在阅读一部严肃的著作，当他引用了希腊和罗马的法律之后又谈论班塔姆、交趾支那、东京、阿彻姆、婆罗门、雅加达、台湾的法律，就像他非常了解这些地区所处的国家的政府一样。他在物理、道德和历史方面时常将真理和错误混杂在一起。

我们的作者很喜欢（我不明白其原因）将亚洲和欧洲的国王称为独裁者。以往，独裁者意为欧洲的小国君主、土耳其的诸侯、专制诸侯、加冕的奴隶以统治其他的奴隶。起先“独裁者”一词在希腊意为一家之主，即父亲。如今我们任意地用这个词来形容摩洛哥的君王、土耳其大帝、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在第二本书的开头，孟德斯鸠这样定义独裁政府：“缺乏法律或规则，个人凭借自我意志和冲动领导其他所有人”。

认为存在这样的政府的想法是错误的，对我而言，认为其可能存在是大错特错的。《古兰经》及其权威解释是穆斯林教徒的法律。信奉伊斯兰教的君主都立誓要遵守这些法律。

我从未到过中国，但我们见过二十多个到过中国旅行的人，我想我已经阅读了所有描写中国的书籍。我所了解的东西比罗林对于古代历史是知识还要确定，我从不同宗派的传教士所撰写的意见一致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为法律所统治，而不是个人意志。……那里的皇帝笔罗马教皇更加受人敬重，但若想受到敬重，皇帝的统治必须丝毫不受法律的限制？有人证明中国实行法制是因为其人口远远多于欧洲的人口。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宗教传播到中国，结果以失败告终。我们也许应该与其交换法律，但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交换。

罗马教皇比中国皇帝更加独裁，这一点确定无疑。因为主教总是决定正确，而中国皇帝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