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涟漪”1@0：物种起源与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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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涟漪”1@0：物种起源与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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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地球海陆地形比作“阴阳鱼”的话，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则构成阳极与阴极的“鱼眼”。所谓“风水”，就是由于青藏高原造就的“第三极”对海洋季风（印度洋、北冰洋）的拦截，而形成的世界最大岛（亚欧大陆）的水源地：东则长江、淮河、黄河，南则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澜沧江-湄公河，西则有死海、里海、黑海，北则有鄂毕-额尔齐斯河、叶赛尼河、黑龙江。尤为奇特的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河流都沿“经向”流布（包括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惟有江、淮、河因着青藏高原开辟出的南、北二“龙”（秦岭-太行，云贵高原-江南丘陵）而呈“纬向”分布（参阅《中国的“涟漪”：周期率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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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树”围绕着青藏高原，沿着川藏线的“环形通道”盘旋绽放。而“突变点”是青藏高原隆起造就的“两栖动物”的化,这也是人类起源的“生态环境”。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

“由于河谷的走向和条条山脉的重叠，同时也是由于纬度和相对海拔高度，所有一切就使西藏地区产生了一系列的小气候和悬殊甚大的地域环境。在其他所有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自然环境并列存在的现象，这些环境既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相辅相成的。那里存在有双重形态学：高山牧场和田园，牧业和农业。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同一个居民集团，则根据季节规律而轮番从事这两种职业。……几乎所有地区的部落都自上而下地分散在河谷山麓：牧场位于上部，农田主要位于谷底，森林常常位于山腰，人们在那里从事采摘业。

file:///C:/Users/bwg115/AppData/Local/Temp/ksohtml6676/wps5.pngfile:///C:/Users/bwg115/AppData/Local/Temp/ksohtml6676/wps6.png许靖华《大灭绝》：

    如果大多数物种的灭绝是由灾变引起的，那么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将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 作者判断的结果发现天择说决非科学，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偏见，而且是非常邪恶的偏见（欧洲殖民史：种族优越论及种族灭绝政策）。它已经严重地干扰了人类清醒地领悟生命历史的能力，也影响了人们耐心相处的能力。 本书探讨研究了陆地灾变事件和地质历史上生物大规模灭绝事件的证据，以便找出人类科学大厦中的那些不坚固的基石。

蔡卫东《人类起源》：

青藏高原是在与人类的生物进化的年代相一致的漫长的时间内，在非常广大的区域内由海底上升为陆地的；也只有这个过程，才能迫使大量的生物从水中最终决绝地转移成为在陆地生活，而不是两栖的生活！也只有大量的陆地生物形成的生物圈，加剧了生物的生存竞争的复杂性，丰富的氧气也促进生物的代谢及进化，才是最有利于开发生物的智能的；而整个中国还有张家界、贵州、河北、东部沿海等地，都有海平面上升变成陆地的历史，即中国人历史中流传的“沧海桑田”！所以，最先进的智能生物一定来源于这样的一个较大区域的适宜生物繁衍及进化的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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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西南夷传》:“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勒内·格鲁赛《草原帝国》：“草原帝国的建立和（气候）周期性的复兴是人类地理学上的规律。……当定居民由于科学武器的应用而取得了人为的优势时，这种状况才结束。”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三章《人类的降临》：

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于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所谓“史前时代”，即就我们能辨识的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对照来看，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第四章《文明中心》：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群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像生物圈内多数植物群那样是根植于土地上的，尽管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也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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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人类社会的命运》 ：

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试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是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

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试验中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

【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问题的关键，那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file:///C:/Users/bwg115/AppData/Local/Temp/ksohtml6676/wps11.pngfile:///C:/Users/bwg115/AppData/Local/Temp/ksohtml6676/wps12.png

丁仲礼等《中国西部环境演化集成研究》：

关于这种机制，目前学术界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人口增长的“棘轮效应”导致作物栽培过程的不可逆转性。

（技术因素）然而，从最初的作物栽培到驯化成功需要上千年时间，这个过程中，产量不可能提高很快。只有经过长期尝试，作物栽培的收支率才会大于狩猎采集经济的收支率，因此早期技术进步导致栽培作物产量增加的幅度很小。

（气候因素）然而关于气候逆转的时间，新仙女木气候事件经历大约1500a,远非他们所认为的那么短暂。那么有目的的栽培开始之后，继续驱使栽培过程继续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气候经过降温以后转入另一个阶段后气候变率增大。这其中包括三种尺度的气候变率，即季节性的变化，年际变化及年代际变化。这三种变化都发生在人类的预期寿命期之内，能够被人类所感知，因此能够对人类产生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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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起源地问题）

首先从人类适应的角度看，我国北方在新仙女木气候事件期间的环境并不适合旱作农业起源，降温幅度达7-9度，黄土高原是荒漠草原环境。研究表明，像草原这种环境生态系统简单，虽然大型动物多，但是不稳定，气候变化会造成动物锐减、迁徙或消失，严重影响了人类生存，流动性强的狩猎-采集生计方式是对这种生态环境系统的一种适应。这一点得到了考古学证据支持，美国考古学家对美国大盆地史前文化演变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区域野生食物资源分散、稀少，这会迫使采集群分裂成很小的生存单位，并采取流动性很大的方式来觅食。在这种环境里种植不大可能发生，因为采纳农业的风险性极大，同时人群也无法定居下来尝试难以预测收获的农耕实践。

（这个地理类型的环境特征也大致适用于“地中海世界”，即亚欧-非大陆交界带的所谓“西方文明区”，这一区域为地中海、黑海和西亚、北非的草原荒漠区所分割，其生态容量不足以承受“气候周期”的生态变迁，这也是其文明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从限制条件看，我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之间不存在地理限制，人类迁徙比较方便，如果气候恶化，我国北方地区除少数人继续从事流动性强的狩猎-采集生计方式之外，大多会向南方地区迁徙，而不是采纳风险性较高、费时、耗体力的作物栽培或驯化。事实上，即使在中国历史时期，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农牧交错带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的事例也并不少见，而万年之前的人类在气候恶化时期应该更是如此。（南北朝——南北宋）

Cohen（2002）推测在更新世/全新世气候转变，亦即农业起源这一阶段内，南北方地区可能存在一种直接或间接的交流系统，作物驯化的观念可能是两个地区由于交流而获得。他进而认为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可能并不是独立起源的，而是中国早期先民同时驯化和一起驯化的产物。

从人类学、考古学和营养学的角度看，Cohen认为早期农业社会不可能只是依靠单一的农作物作为生计，任何单一的谋食手段难以保障早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单一谷类作物不能够提供人类体内蛋白质所需要的8种基本氨基酸，研究表明，如小麦、稻谷和玉米等所有单一作物都不能提供足够的人体所必须的一种碱，这就是为什么在墨西哥大豆必须和玉米一起驯化，在西亚一种豆类作物与小麦和大麦一起播种。

根据上文提出农业起源模式来看，农业起源应该还需要一种地理环境的限制条件。一般认为亚热带雨林或者森林茂密的山区不适合大量的人口生存，因此我们认为新仙女木气候事件期间，长江以南地区能起到一种地理限制的作用。另外，还需要一定的迁徙人口数量才能导致一些地区的人口-资源失衡，稻作农业起源地的北面不存在阻碍北方人因新仙女木降温而向南迁徙的地理障碍。因此，我国农业起源地可能位于长江以南的某个或某些地区，这些地区需要具备农业起源的条件是：新仙女木降温期间有野生稻生存、南面存在亚热带森林或山脉阻碍以形成地理限制环境，北面不存在地理环境障碍以保障人口可以自由迁徙。

（保存条件）因此我们认为，旱作农业可能与稻作农业一起起源于长江以南的地区，从考古证据上看，尽管目前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年代比南方地区发现的旱作农业遗存要早，但在南方地区并非没有可能发现更早的旱作遗存，如在靠近南方的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早期遗址发现粟遗存的年代就早到6000-7000aBP（南京博物院1965）。由于传统上一直认为南方地区时稻作农业起源地，而北方地区是旱作农业起源地。因此在南方地区，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发现稻作的证据，这可能或多或少忽视了对旱作农业证据的发现和重视；另一方面，作物的发现除一定的偶然性之外，还与考古学的发掘技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