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迷踪：从《永乐大典》、天文仪到机械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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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乐大典》

全祖望《钞永乐大典记》：

崇祯时，刘若愚著《勺中志》，已言是书不知今贮何所。是其书在有明二百年以来，赖世庙得如青云之一见，而总未尝入著述家之目。暨我世祖章皇帝万几之余，尝以是书充览，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及圣祖仁皇帝实录成，词臣屏当皇史宬书架，则副本在焉，因移贮翰林院，然终无过而问之者。前侍郎临川李公（绂）在书局，始借观之，于是予亦得寓目焉。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明清（补遗）《永乐大典》

明成祖靖难功成、盛行诛戮之后，即命儒生修《永乐大典》，盖与宋初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同一用心，而规模之巨则远过之。至嘉靖三十六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亟命救出，于是有重录《永乐大典》之举。万历间，禁中又火，原本贮文渊阁者，竟无下落，而副本在明季已有散佚。其副本贮皇史宬者，雍正初，移于翰林院敬一亭，所缺几二千册，则存者九千余册而已。光绪初，存三千余册。甲午，经翁同龢点查，只存八百余册。庚子之役，翰林院被焚，全书荡然无余。通计世界各国图书馆所藏《大典》，凡三百余册，而我有其三之一焉。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有诏搜访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辑《大典》中古书善本，因有《四库全书》处之设。先后十余年间，辑出古书数百种，多刻入聚珍版丛书。其为《四库》著录者三百六十五种，附存目者又一百有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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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文仪

清代与元代的天文学及仪器的成就一样，也应当来自于中国几千年的技术传承，至于《回回历》也应当视为在此基础上的改造，正如伏尔泰《风俗论》中所说“那些断言中国一切艺术的伟大成就都是鞑靼人的发明的人，实在是错得出奇。他们怎能设想，那些从来四处漂泊的蛮族，会比世上最开化、最古老的民族更有知识？”，这其中的原委正如当时的“四等人制”一样（蒙古人、色目人、汉人（金）、南人（宋）），是一种少数民族政权权力制衡的产物：

“成吉思汗在中国以元朝的名称统治了很久。可以相信，曾经使中国人如此闻名于世的天文学，在这场事变中大大衰弱了。因此，在这时期中国只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天文学家。而直至耶稣会教士来到之前，几乎总是由他们负责改订日历。这可能便是中国人至今一直碌碌无为的原因。”

那么耶稣会在清代“钦天监”中的地位，何尝不是一种“满蒙联盟”仿造元代“四等人制”的延续呢？《明史•天文志》：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瓯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则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欲为之也。”

科林•罗南《中华文明科技史》引用李约瑟等人的研究，比较了中国赤道式浑仪的形制与西方浑仪，发现第谷的小型赤道仪只是郭守敬1276年浑仪和苏颂1088年浑仪的简化：外重已经去掉赤道环和地平环，内重则去掉黄道环。

图自：潘吉星《中外科技交流史论》

我们试比较一下，明代《 利玛窦中国札记》四卷五关于南京天文台的记载：

“北京有一座中国数学家的学院，南京也有一座。他们在这里安装了金属铸造的天文仪器，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考验，却无损它原有的光彩。第一种是巨大的球仪，三人伸直双臂还难抱拢……它可以用作天体仪，也可以用作地球仪。第二种是一个大球体，直径有伸直双臂那样长……可置于任何高度或角度观测任何星座。第三种是日晷，直径是上述尺寸的两倍……用记录影子的办法标明夏冬至和春秋分的精确时刻。第四种是最大的仪器。由三四个星盘制成，每个直径有伸直的双臂长，安装着视准仪和折光仪。这些仪器上面表明黄道二十四宫，为我们十二宫的两倍。所列仪器根据经度三十六度安装，而南京城却位于三十二度。利玛窦在曾在北京见过类似的仪器，或者是这些仪器的复制品，似乎它们是在鞑靼人统治中国时所造。”

以及清代数学天文学家梅文鼎之孙梅㲄成《操缦厄言》关于耶稣会与天文仪器的记载：

“康熙五十四年，西洋人纪里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台下所遗元明旧器作废铜充用……乾隆年间，监臣受西洋人之愚，屡欲检括台下余器，尽作废铜送制造局。廷臣好古者闻而奏请存留。礼部奉敕查检，始知仅存三仪，殆纪理安之烬余也。……昔人欲借技术以行其教，故将尽灭古法，使后世无所考，彼益得以居奇，其心叵测。乃监臣无识，不思存什一于千百，而反助其为虐，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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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清末及民国初年，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天文仪器的处置情况，常福元《天文仪器志略》：

   “ 光绪拳匪之役，东西十一国联军入京，法德平分天文仪器。法取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象限仪、象限仪、简仪；德取纪限仪、地平经仪、天体仪、玑衡抚辰仪、浑仪。法所取去者仅运至使馆而止，于光绪二十八年即归还我。德所取去者，则载之而西，陈于彼国之巴拉丹离宫。民国四年，奥塞失和，战端既起，牵动全欧。吾国亦与德奥绝交，而入战争状态。八年，和议告成，依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三十一条，德国须将前所取去天文仪器退还中国。十年春，仪器运京安置就绪。”

  

  3）时钟

元代郭守敬改进宋代苏颂的天文仪器，达到空前的高度，宋代“水运天文仪”达到了当时天文机械钟的最高水准，郭守敬以此为基础编订的《授时历》也在此后历经数百年而得以延用。科林•罗南（改编李约瑟）《中华文明科技史》中认为，宋元天文钟是此后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机械钟”的原型：1262年郭守敬为忽必烈汗 的“宝山时钟”。《元史》里有关于大明殿灯漏的记录“一刻鸣钟，二刻鼓、 三钲、四铙。”，使用了苏颂时的卧式轮，以水轮驱动。“在13世纪末的中国，虽然还没有给时钟以它自己独有名称，但时钟却已经几乎完全摆脱了天文世界。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点，因为在1310年左右，欧洲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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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虽然与元代差不多时间出现了类似的天文钟，对于中国来说，却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而是有着几个朝代数百上千年的传承的，以“历法”为目的的天文仪器的改进的过程的。仅天文钟而言，《唐书》、《宋史》、《金史》、《元史》的天文志中传承有自，《旧唐书•天文志》：

“更造浑天仪，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交错，关锁相持。既与天道合同。”

《金史•天文志》：

“今公廉所制，共置一台，台中有二隔，浑仪置其上，浑象置其中，激水运转，枢机轮轴隐于下。内设昼夜时刻机轮五重……五轮并贯于一轴，上以天束束之，下以铁杵臼承之，前以木阁五层蔽之，稍增异其旧制矣。五轮之北，又侧设枢轮，其轮以七十二辐为三十六洪，束以三辋，夹持受水三十六壶。毂中横贯铁枢轴一，南北出轴为地毂，运拨地轮。天柱中轮动，机轮动浑象，上动浑天仪。又枢轮左设天池、平水壶……上壶内升水上轮及河车同转上下轮，运水入天河，天河复流入天池，每一昼一夜周而复始。”。

《元史•天文志》：

“灯球杂以金宝为之，内分四层，上环布四神，旋当日月参辰之所在，左转日一周。次为龙虎鸟龟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跃，铙鸣以应于内。又次周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执时牌，至其时，四门通报。又一人当门内，常以手指其刻数。下四隅，钟鼓钲铙各一人，一刻鸣钟，二刻鼓，三钲，四铙，初正皆如是。其机发隐于柜中，以水激之。”

从唐、宋、元的《天文志》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天文钟到时辰钟的演进过程，而且其中的各个部件：天文仪轨、运转的棘轮与作为动力的“河车”及报时的“鸣钟”，各自都有着独立发展的悠久的技术史，而“水运仪”和“刻鸣种”只是集其大成，其背后是冶炼技术、机械技术和动力装置、度量衡等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布洛赫《封建社会》（p142-143）：

“昂贵而又笨重的水钟还很稀少，沙漏极少使用，日晷仪的不准确性是众所周知的……人们很少有均匀的划分一天时间的兴趣……这种计时方法一直延续到14世纪初重锤平衡机械钟发明时……实现了时间本身的机械化”。科林•罗南《中华文明科技史》：

“在17-18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时钟制造上的优势地位前后，就已经开始了‘乐钟’的制造，中国的时钟制造的传统对于欧洲的设计方面，有着比一般想象的更为巨大的影响。一行和苏颂古老传统中的特色，被逐渐纳入欧洲设计供应“亚洲贸易”用的商品里去，而在欧洲内部，复杂的钟盘和精巧的木偶机构也逐渐流行起来，称之为‘中国风格’。”

与此同时，井原西鹤《日本永代藏》之“制钟表三代心血”一节提到，日本的制钟表的技术来自中国的传承，而不是欧洲：

“唐土的人，心思闲静，不忙于生计，琴棋诗酒，消遣时光。……有个人常年苦思，试制枕边昼夜不停的时钟机构，未竟其公，其子继之，粗成大致，再传到其孙子手里，第三代才好容易告成，如今成为世界的珍宝。然而，若说是为糊口之计呢，殊不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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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西方的“自鸣钟”，到康熙时也已不复外求了，《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提到， 康熙47年（1708），江西巡抚朗廷极向康熙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朱批“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以后不必进”。据雍正八年《圣祖仁皇帝》所说，西方的“创新”主要在“法条”一项，此时也已经掌握：

“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国，作验时之日晷。初制一二时，明朝皇帝目以为宝而珍重之。顺治十年间，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其后又得自鸣钟稍大者，遂效彼为之。虽能仿佛其规模，而咸在内之轮环。然而，上劤之法条未得其法，故不得其准也。至朕时，自西洋人得作法条之法，虽作几千百而一一可必其准。今与尔等观之，尔等托赖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

（4）传播路线问题

（英）杜根《剧变：英国工业革命》四、奇妙机械一书提到，古代以日晷或水钟计量时间的。但是阴天没法使用日晷，天气太冷水钟会结冰，而北欧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不具备发明古代计时器的自然条件）。从传承有序的角度，作者引用李约瑟等人的研究指出：“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出现的天文时钟就是欧洲时钟的源头。用他们的话说：‘机械钟不是别的，只是从天文世界坠落下来的一个天使’。”这里指的是宋代苏颂的“水钟”，通过各种星宿的排列与时钟的对应来矫正时间，时钟首先不是计时器，正如卡伦所说：“朝廷的一项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准确的历法。”然后，杜根又别扭的指出：

“这让我们又回到了欧洲机械钟的起源。难道是13世纪或14世纪的工匠，根据来自东方的描述拼凑而成？前后200年的时间差，以及欧洲时钟在运行机制上的不同都使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即使时钟的创意确实来自东方，但随后这项技术的演进，在欧亚大陆之间走了截然不同的路经。”

对此，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世界》中表达的更为明确：“谁能够说出17世纪中国钟变成基督教的钟并被置放在教堂的高顶之上花了多少时间呢？根据某些人的说法，这要等到钟楼这种建筑从小亚细亚传到西方之后。”

弗格森《文明》二、“科学”一节指出了其中可能的“中间环节”：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首席天文学家，博学通才塔基尤德丁成功地说服苏丹建造了天文台。但是，“当时最高级别的教士唆使苏丹相信，塔基尤德丁窥探上帝的秘密，与撒马尔罕的天文学家兀鲁伯所绘制的星位图如出一辙，同是亵渎神灵之举。1580年1月，那个天文台建成还不足5年时间，奥斯曼苏丹就下令将其拆毁。”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奥斯曼突厥汗国与蒙古伊尔汗国之间的联系，据（伊朗）《史集•旭烈兀汗传》之{叙徒昔奉旭烈兀诏令在篾剌合建造天文台} 载：

“蒙哥合罕认为必须在他强盛时代建造一座天文台。因为蒙哥合罕忙于征讨蛮子国[指南宋，远离京城，旭烈兀汗便下令让他[纳昔剌丁就在我国[伊朗建造天文台，希望他侍奉于他身边。在旭烈兀登上汗位七年后，在阿儿即、篾剌吉、阿黑剌提、可吉维尼四位学者的帮助下，伊利汗的天文台建起来了。”

《史集·合赞汗传》又载：

“（回历）9月15日星期六（1300年？），王旗停驻于篾刺合。[合赞汗前去参观天文台，他观看了它的全部功效和仪器。他降旨在苫地的高大拱顶建筑和阿卜瓦卜--必儿附近建造一座预定为某些功效的天文台。……[合赞汗教导他们按照他的指教建成它。他们[学者们和所有精巧的建筑师们一致认为，类似这样的天文台从来没有人建造和知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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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兀鲁博神学院与天文台”描述，现存的兀鲁伯神学院，是由各色陶瓷装饰的伊斯兰风格建筑。1908年，俄罗斯威亚特金根据一份16世纪的文献找到了天文台遗址。现在，兀鲁伯天文台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古迹，遗存中有大理石六分仪，安装在离地面11米深、2米宽的斜坑道里。

附文

莱布尼茨致闵明我1692：

“数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兴旺发达, 传统没有被中断, 因此他们能够保存与增多这些知识。只有这种交换互利关系才是正确可取的。他们在观察方面强于我们, 我们在抽象思维方面略胜一筹……中国人自己喜欢秘密学问, 希望把关于事物的学问限制在为数很少的几个人手里。因此您在那里传授时克制一点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当然首先是您肯定会想办法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许多手工技术常常需要数学家的帮助, 所以您( 作为数学家) 会不难发现他们的操作方式。”

张庶平《天文历法探秘》知识产权出版社

第十章没有天文历法便没有古代信史12、欧洲17世纪建天文台前的“天文大发现”抄自中国文献

中国人千百年倾国家之力才确实能够的数据，哥白尼单枪匹马就能测知吗？木星还好说，土星30年才回天一周，哥白尼才活了几十岁呀，他不能只看了一圈就下结论吧？！靠欧洲国家提供数据？

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天文台，巴黎天文台，于哥白尼死后一个多世纪的公元1667年才成立；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天文台，格林尼治天文台更晚，成立于公元1675年。罗马是天主教上帝耶和华创世论的天下，没有道理也没有数据给哥白尼。

连西方天文科学史的作者，都不敢肯定哥白尼的发明权，而是把记录行星运动详情的第一位天文学家的桂冠，给了哥白尼之后的丹麦人第谷。但时间还对不上。又说，第谷将他的全部天文资料，都留给更晚出的开普勒，这才能在格里高利历法真正颁行的17世纪后期，适时发表出来，以便能赶上用较精确的“年”，作为测量行星运行周期的计量单位。

附：

历史行侠：破解西方伪史中希腊化逻辑陷阱

要说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施加影响，当然是双方直接接触的时候，影响是明显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文明灭亡几百年后再对其他文明施加影响的事例。

要知道所谓的古希腊即使在西方编写的历史中也在公元前146年就已经灭亡。

受一个灭亡几百年的文明影响？怎么影响？通过托梦吗？

扯所谓的希腊化就非常荒谬。

这能算作诈尸吗？妥妥的历史灵异事件。

对这种灵异事件深信不疑的人，智商得有多低？

况且别人犍陀罗艺术有清晰的发展脉络。

犍陀罗塑像从早期的粗糙到中后期的精美，都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并没有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特征。

从艺术形态上说，犍陀罗本土艺术通过几百年发展，从初期走向成熟的历程是清晰的。

这里精于艺术的朋友，可以对犍陀罗艺术的发展历程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我就不多做探讨了。

犍陀罗艺术的穿着表现也是一个重要的破绽。

要知道，穿什么衣服，必然要看当地的气候状况。

天热穿少天冷穿多，是任何一个人都明白的基本道理。

犍陀罗塑像的穿着与当地的气候环境相适应，这一点对于所谓的希腊化来说是致命的破绽。

甚至今天的巴基斯坦人都还有类似的穿着习惯。

反观今天的希腊，还有希腊人像这样穿着吗？

这说明犍陀罗塑像的穿着适合当地的气候特征，但是这种穿着却不适合希腊的气候特征。

但诡异的是犍陀罗塑像和古希腊雕塑都有相似的穿着习惯，这就令人费解了。

为何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地区，人们仍然存在类似于古希腊雕塑的穿着，身披一块布的穿着方式？

古希腊历史的支持者说，这叫希腊化，但为什么希腊化的雕像不穿适合希腊气候的穿着？

这是古希腊历史的支持者们无法解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