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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主;民本主义,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根本。
中国五千年以来的政治史从外部讲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史,从内部讲民本和**的斗争史。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句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夏康之弟劝诫夏康而作的诗歌。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自我约束,修善德行。慎重处理民事、国事。春秋时期,民指“士、农、工、商”,以后,民泛指与君主、官吏相对的王化之民。儒家的民,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具体的可以为一民而失天下,抽象的是从古到今的民都在范围之内,是全民。到战国时期,民本主义由孟子发展到了高峰,《孟子》七章无他,惟“民本主义”而已。
儒道和儒术: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民本主义”才是儒之“原道”,前面讲的儒学一系列养性教化方法可以单独提取出来成为一种“术”,成为统治者御用的“儒术”。另一方面,儒学也有可能成为只讲性、理,不管实际的经文。所以儒学既可成为“无道之术”,又可成为“无术之道”。离开儒学之“大道”,那么儒学就只有“术”,治强之术,灭敌之术,存己之术,这一切都是权术。有没有“民本”思想?是儒学还是奴学的根本不同点。
满清奴学,曾国藩等人信奉的就是这种“无道之术”。而宋明理学、心学则把儒学演变成“无术之道”。“有道无术”是腐儒,误国害民;“有术无道”是奴儒,奴儒不能长久,垮得很快。从历史上看,放弃信仰,玩弄权术的人最终结果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明末汉奸洪承畴等人,最终被打入贰臣传,落得汉奸恶名。今天的社会是各种权术滥用的社会,这是《狼图腾》得以泛滥的原因,儒学也面临同样危险。
现在新兴的所谓大陆新儒家不过是一群打着儒教名义,大搞奴学的“权力工具”而已。他们想方设法取媚当局,甘当实用主义政策的理论工具,他们最大危害是再次误导大众,把满清奴学当作了儒家正宗,这种奴学思想怎么可能有生存力和战斗力呢?当年满清利用施琅消灭郑氏集团,之后毫不客气地把施琅打入贰臣。而今天大陆新儒家糟蹋儒学甘当施琅,其地位真比满清奴学还不如。这是给西化派提供靶子,里应外合彻底埋葬中华文明。
民生、民权、民主
民本主义首先想到的是民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比尧舜还强的圣人,儒家主张君主应是圣贤,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圣贤,圣贤治国才是儒家理想.
相反,如果君主不为民谋生,则是罪人。“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民权:
儒家的民是全民,讲民权是不分地位和贵贱高低的,民权首要是生存权,其次是人格权。
中国古代自三代开始就重视民权。“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尚书·康诰》)
郅恽说:“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后汉书·郅恽传》)
这点光武做得尤其突出.光武先后六次颁布解放奴婢.三次下禁止虐杀奴婢诏令,想想美国在南北战争才结束奴隶制,就人权而言,又有何语呢?
建武二年他下诏"民有嫁妻卖子者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建武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建武七年五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
建武十一年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灸灼者为庶人。”。“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建武十一年六月,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建武十一年十月 “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 “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建武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
建武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
建武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
民主:
儒家的“民主”是为民作主,是公正地为民作主。君主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这是民本主义的特点。不同于今天的民主,但是远比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有意义。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尚书·多方》
“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
儒学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想的是民生、民权,想的是为民当好家,作好主,光武中兴,民本主义关怀贯穿执政兴国之始终。
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是考虑到百姓生存之难,怀不忍之心,所以当天下统一后,他坚决反对对匈奴开战的冒进方案。他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出发点还是考虑民生,害怕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国家虚耗大半的现象重演。
光武帝俭约治国治家。生活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后汉书·循吏列传》)。严禁献异味,提倡薄葬。在遗诏中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光武帝纪》),临死仍然念念不忘百姓,这样的人百姓怎能不怀念,老百姓怎能不欢迎这样的人作民之主。
开民议:
只有从人民哪里听到真话,实话,才能实现为民作主。所以民本主义从不反对民议,而且还鼓励。 孔子和以及后代儒家一直反对塞民之口,“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早就成为中国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成语。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既如此,塞民之口又如何知民之好恶呢?
《左传》记载子产不毁乡校,表明了儒家对于民议的态度。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谭嗣同在《湘报后叙》结尾说:“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谭嗣同感慨是自满清统治开始,严格规定:“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自此塞民之口已经二百余年矣,再无人为民鼓与呼,哪里去找民本主义呢?
谁主沉浮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君、天..
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民贵君轻,君为民而立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传统。
《左传》:"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 文公十三年) 这句话给君民关系,做了一个根本的定位,君是为利民而设的。类似的语言历代儒家都在不断地重复。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尚书·五子之歌》)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
孟子更进一步,他提出民重君轻,民重国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社稷是指国家政权,孟子眼里国家政权也没有人民重要。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贾谊说:“ 天下圹圹,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新书·修政语下》)
唐太宗也赞成这样的观点:“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贞观政要·刑法》)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民之天下,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二十,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礼运》。“天下为公”的主旨是什么?汉代郑玄的解释是:“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睦亲也。”
朱熹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四书章句集注》)
北宋李觏说:“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李觏集·安民策第一》)
宋太祖说 “非一人之天下,唯百姓之与能。”(《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七《即位谕郡国诏》)
明末黄宗羲说古代的君:“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原君》)。 官吏“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原君》)。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立君是为了保护民族国家,所以“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公天下,天下就是人民,亡天下就是人民遭殃灭亡。所以为了保护人民,要“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那么帝位就可禅、可革、可继。这些说法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可见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从三代一直流传到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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