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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咏红(北京特稿)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做新闻的人偶尔会变成新闻事件的主角。上周,中国政府在拉萨“3·14”骚乱后,记者首次获准进藏采访。在国际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此举有挽救其“封锁消息”负面形象的作用,但由于是官方主导行程的采访性质,又使这次采访活动充满超过一般正常采访的微妙角力。
从一开始,官方组织这场“媒体秀”的用意即遭到尖锐质疑。
西方媒体形容,入藏媒体是“被官员挑选的”,暗指记者团的组成受政府操控。在上周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公开质疑当局是否只挑选“听话的媒体”;这些媒体与中国政府是否有秘密协议。
是否有秘密协议呢?抵步第一天,外国记者就与外交部官员发生争执。班机下午4点多抵达拉萨,车队经过冗长的90分钟(据说一般只需45分钟)车程才进到拉萨市区。官员要求记者不要外出,晚间在酒店看一部官方剪辑的“3·14”事件的1小时录像片。
记者急欲进市区采访的要求,被官员以“安全理由”反对。最终,大家各让一步妥协为:集体乘车到市区转一圈,中途停下拍照摄像,但要求“统一行动”。
这一场“序幕礼”已揭示了官方与记者们的不同立场,也预示了未来三天内一些可能发生的矛盾。再者,官方将采访活动从上午9点排到晚上9点,也让大家解读出不愿意记者有太多时间自由活动的意图。
于是,有记者选择在长达12小时的采访活动后,利用夜晚的有限时间里溜出酒店;还有人大清早6点,在官方活动开始前独自到市区寻访寺庙,见证寺庙被武警驻守,过路者被查身份,载满武警的卡车在街上巡逻的景象。
第二天,17家媒体获得这次采访中的大新闻——大昭寺30僧人突然冲出来向世人哭诉喊冤。至今,估计世界许多观众都通过电视看到那令中国政府难堪的一幕,随行的官员事后说,这不证明我们的采访是开放吗? 官方派三部车子
跟踪脱队美国记者
然而不愉快的事情还是悄然发生,采访第三天,官方派了三部车子跟踪一个脱队的美国记者。这个同行原本约好与一个藏族朋友相见,为免给后者惹麻烦,他在半路上打消了念头。他无奈地说:“是的,官方监督的确达到阻止记者探访一般藏人的作用。”
在故事的另外一面,主办方同样满腹委屈。
“我们觉得没有受到尊重。”在拉萨飞返北京的班机上,一个相熟的随团官员私下对我说:“为什么他谎称在酒店写稿,实际上却跑出去?”
我说:“他如果老实跟你说他要出去,你会阻止啊。”
“那客人是不是应该尊重主人呢?例如说,我的家里出了点事情,周围的邻居说要来看,我说好吧,让我整理整理你再来,但你也不能爱进厨房就进厨房,爱去卧室就去卧室。”
尽管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从这个官员微微颤抖的语气背后,我也体会到一种情绪性的不平,一种被歧视、被侮辱的不满。他说,西方“老外”提要求的背后,充满傲慢和批判的心理。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无法摆脱它在国际上面对的诚信困境,以致它怎么竭力强调自己说了真话,怎么试图展现透明度,外界仍是一片狐疑,而且不用证据即可狐疑得理直气壮。例如“3·14”骚乱中,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指警察只是示警式地鸣枪,但西方世界里仍有许多人坚信,中共再一次发动了国家机器武力镇压了西藏人。
甚至3月27日僧人哭诉的新闻,还有人猜测那是官方自导自演,以证明采访真实性的一场演出。 对于这次拉萨采访,很多媒体报道中最常使用的一个形容词是“被安排的”,这个略带贬义的形容词,说明外界期待这次采访不是“被安排的”。这当然是理想中的状态,然而,入藏记者团的基本性质也就是“官方组织的活动”。在这个前提下,尽管要忍受疲累,但记者能够在深夜、凌晨在市内独自行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信心,至少是开放的意志。
在拉萨采访途中和同行聊天,境外(港台)记者的观感多是“已经比想象中开放了”;西方记者则更多感觉“采访受到控制的”,不同的视角和起点,决定了两者对这次采访感受的差异,就如一个人的视角决定着半杯水是半满还是半空。在当前大语境下,后一种论述更容易获得受众支持,这正是中国的困境之所在。在拉萨采访的经验说明,当中国一些开放的尝试得不到正面回应时,也可能采取对峙的举措,例如:派三部车子跟踪记者。
当然从中国的角度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消除成见的唯一方法,也只有继续开放与展现透明度这一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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