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对于灾区重建的想法

牛黄解毒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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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英俊：重建就是这代人对未来的想象 (2008-05-25 10:03:50)
标签：谢英俊 地震 重建 生态 未来      分类：访谈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张钊维

    地震发生时，我在北京办公室。天花板的灯摇了几下，这对习惯台湾地震的我来说，一点都不算什么。后来同事从网络上看到，震中是在四川，震级7.8，我才意识到，这个地震恐怕不是小事。恰好那时候谢英俊建筑师在SKYPE上，我马上跟他讲了这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会很严重！！”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没几天，谢英俊就来到了震中附近的日月潭邵族部落访查。这是台湾少数民族里头人口非常少的一个族群，只有数百人；他们的生活空间都震垮了，族群与文化面临严重的灭绝危机。谢英俊当下把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从百多公里外的城镇搬到这里，成立“第三建筑工作室”，开始卷起袖子跟族人一起重建家园。

　　邵族小区的重建成果斐然。竹子盖的房子简单而便宜，但不失高雅大方，也符合族人原有的生活习惯与空间材质。到今天，谢英俊跟邵族人一起过了九个年头，这期间，他把邵族重建经验扩展到其他地区，包括周边的汉人与原住民部落，更远的台湾东北角的宜兰，南边的美浓等等。屋型千变万化，但原理都是一样的：施工简易、材料环保、外型美观，并且鼓励社区居民一起协力造屋。对他来说，这过程不仅是房子的重建，更是人际、文化与经济纽带的重建。

　　近几年来，他在河北定州、河南兰考以及安徽南塘继续发展他的想法与实践，获得知识界与NGO的不少关注与讨论，媒体也多有报道。

　　这个访问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当我发给他时，他正在日月潭边的工作室里跟助理们开会，紧张地为四川灾区设计紧急需要的住所空间。他说，“我们都有美好的想象，那就是，把房子盖好。”

　　以下是他的访问内容，以第一人称进行。

　　生态灾难的来临

　　我目前是通过网络报道了解四川灾区的现况。我的看法大致是，这次灾区很多在山区，跟台湾1999年的9·21地震很像，但规模和范围更大。很多小乡镇被土石淹掉，但如果对地震稍微有认识的人，大概都会避免这类危险区域。但在四川灾区，可能是历史的因素、近期经济发展往山区的速度太快和超限利用以及对环境的敏感度不够，因此造成很大的灾难。

　　地震之后，山体摇松所产生的泥石流、地质灾害、洪水等等后果，除了少数专家之外，一般人对此都了解很少。这些后续的灾害会是无法想象的严重，泥石流持续冲刷下来，沿河的堤防会完全失效，进而威胁成都平原。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台湾9·21之后，几乎无解。台湾大甲溪的河床因为台风过后泥石的累积，升高了二十几公尺，一个小时之内拦砂坝被填平；平常的涓涓小溪变成宽阔的大河。这样的地质变动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并且范围会很广。到今天，台湾横贯中部高山地带的公路还无法完全修复，因为山体是松的，随时会崩塌；这是自然的现象。而四川灾区的情况会更严重，维生系统整个改变，商业农业生产都无法继续，厂矿得被放弃，不是只有盖房子的问题。

　　因此灾民在当地的生产和居住会面临困难，无法原地重建，可能上百万人要永久地迁移，这超出了人类既有的经验，比三峡水库的移民工程还要庞大和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灾区的重建还好，但是重灾区的重建需要仔细评估，时间会很长，难度特别高。

　　几个灾区重建的比较

　　从台湾9·21灾后的经验当中，可以看出四川灾后的重建线索与难度。新奥尔良的重建比较难的是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至今尚无法克服；房屋还是小事。南亚海啸方面，大部分可以原地重建，当地多半是农业，因此恢复比较快。

　　四川的重建经验会是全新的，这不只是生计或房屋的重建，而是生态等级的重建。如果要移民，就像是生态移民的状况。

　　震中附近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生计问题之外，文化与族群聚落的灭绝也是很大的威胁，处理这种问题需要特别细致。在台湾也是一样，我们在日月潭边的邵族社区蹲点已经九年，很清楚文化的重建是高难度的。他们的文化是依附在生活与环境里头，少了生活平台的依托，文化就会是虚假的、样板化的。

　　今天，虽然已有庞大的财政力量投入四川灾区，但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平台的延续而言，仍面临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大的课题。

　　家屋重建的要点

　　重建是百年大计，如果做得粗糙，会造成另一种破坏。在南亚海啸灾区，如果是大的慈善单位进行重建，盖出来的房子千篇一律都是规格化的标准房。他们为了求效率，使用的只是少数几套设计图，很有效率，但很粗糙，没有办法因地制宜。

　　在台湾，房屋重建是比较资本主义的模式。政府对家屋重建的投入是间接的，通过补贴、利息优惠，由银行来支持重建而不是由政府主动盖房。大陆的模式会与此不同，因为在大陆金融机制还不太成熟，政府就必须直接介入。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因地制宜，避免流于标准化、一体化。

　　其实，重建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活动，这里头需要很多劳动力，也将提供很多就业机会。但问题是灾民自己是否有机会参与呢？在台湾，重建多半被大的承包商和包工头给垄断了，灾民只是等着接收房子。只有我们是让灾民能够参与到重建的生产过程。

　　如果四川灾区的重建施工过程让灾民可以参与，那他们至少有一两年的工作收入与生活来源，这样可以保证他们过渡期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坐等救济金。

　　在建筑专业领域，从日月潭邵族社区的经验开始，我们的设计就一直是可以让居民参与的，并且是环保的绿色建筑。灾区的重建通常是大量而快速，生态环保的问题就容易被忽略。但，盖房子是百年大计，要有一百年的眼光。

　　灾难也是一个机会，重建就是在呈现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想象和结果。想象通常会很美好，但实际结果到底会怎样呢？台湾的重建有许多的挫折，希望四川的重建不要重蹈覆辙。

　　重建农村社区的价值

　　台湾1990年代的社区总体营造对9·21灾区的重建有大规模参与。“社区”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于灾区或农村的想象；或许这是二十世纪末左翼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式微之后，往城市的一种概念转进。

　　在城市化、都市化、现代化过程当中，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企图从社区的经营来重建人与社会的连带，以避免同住一栋公寓里却老死不相往来，人际关系被社会机制切断的状况发生。但是在乡村，这种人与社会的连带并不缺。当灾难发生，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把自己的“社区”想象带进乡村，他们投射的多半是自己缺失的东西，但要如何跟具体现实结合？这是高难度的。

　　但如果这方面的技巧跟经验处理得当，就能够从乡村发展出新的价值体系，形成运动，像大家津津乐道的日本的造町运动；在生产和生活上都可以重新建立可能性，农村的价值与社区的价值重新被认可跟肯定。

　　这一点对现在的大陆特别重要。今天大家都要离开乡村，农村的价值崩解了；在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里，对农村的印象只有“农家乐”。如何以农村为基地来重建新价值、重建城乡的平衡关系？让灾区的农村可以保有自主性与社区意识？这些问题也是台湾9·21灾后重建的一个重点，但不见得都成功。

　　现阶段的准备工作

　　我们现在在做尿粪分离厕所的设计，这是非常急需的，也是带入环保观念的一个起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设计各种各样的临时过渡房。基本上的材料会是轻钢架、竹子、夹板、遮光网、草帘、钢板、雨布等等，在墙体间填入草料或是泥土，视不同的屋型与功能而定。这些屋型都会是施工简单、造价低、容易拆装、可以保暖过冬、材料可以回收再利用，甚至可以使用灾区废墟的材料。

　　根据台湾的经验，灾民在过渡房里头可能会住上一两年，甚至好几年，因此就要求过渡房要比较坚固；我们正在赶工设计不同的屋型，从简易型到长效型都会有。将来会把设计图放在网络上让有需要的人下载，同时会有材料说明与施工步骤的演示。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可以尽快建立起几个范例，让大家看得到、摸得着，而不只是嘴巴上说说。至于接下来，能够做什么、能做到什么，我不敢说，也没有预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灾区重建不仅仅是建筑技术问题，更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上面的问题，需要更多更细致的作为与投入；比方说，在震中附近有许多历史古迹跟民族文化的痕迹，必须要结合人类学、历史学、生态学等方方面面的观点，才有可能比较周全。(采访者是纪录片编导，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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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建筑师言必称美学，人们会觉得这很正常；如果这个建筑师融入生态环保理念、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追求并获一系列业内奖项，人们会说此人格调不俗；如果他常带一帮学生兵（从建筑系研究生、本科生到十来岁的小学生）亲自动手盖房子，人们会说这人标新立异蛮会玩的；如果这人仅用四分之一的造价为部落居民建起了三百余套房屋，人们会说玩出了境界；如果这个建筑师声称中国八亿农民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合作建房住上欧式外形的生态建筑，人们恐怕就会张大了嘴巴：这个建筑师玩得太出格了吧！
谢英俊笑了，依旧是那种斯斯文文不紧不慢的语气：“这很现实的，只要我们肯干，完全没有问题。”



灾难面前，焕发建筑生命多样化的光彩



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里，谢英俊一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建筑师。自1977年毕业于淡江大学建筑系，谢英俊曾从事厂房设计，完成了许多现代化大型厂房的设计，其中汉磊科技晶片的洁净室是岛内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的洁净室，也包括台湾茂矽公司晶片厂的超洁净室。作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师，谢英俊要更人本一些，类似企业要求超净空间，绝对密闭，他总是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融入了所有的设计细节中，设身处地的为了这个环境下的工人考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谢英俊多次游历大陆从事民居及戏剧考察，在台湾承接了许多政府公共工程的设计，融入独到的人文理念为他赢得了众多奖项和业内荣誉。其中宜兰县礁溪剧场一改观众必须正襟危坐欣赏演出的设计视角，将开放的环形观众席设计成错落的长凳效果，看演出的时候可以喝茶嗑瓜子，高兴了可以站起来叫好，也可以跷脚盘腿，或者与身边的人边看边聊，在这里观看演出就像是回到了传统的戏院。
谢英俊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命名为“第三建筑工作室”，意即“非现代非传统”，或曰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现代或传统。不仅讲求建筑的形态美、注重建筑外形与自然景致的融合，同时在施造过程中融入了生态理念，使用低污染、可回收的天然建材如石头、竹子和木料，以及低耗能的绿色建材，在天然材料中尽量使用台湾本地材料。在现代化、工业化背景之下，建筑业已经渐渐成为一种高科技、高技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当“生态建筑”成为一句流行话语的时候，往往意味着都市高尚小区里那些用高科技材料构筑的昂贵绿洲。谢英俊在房屋设计中讲究通风采光、节能舒适，将环保节能贯彻在生活细节之中，在气候炎热的南国，坚持不用空调，而是以自然通风达到调节温度的目的，他还会将挖地基产生的土石直接用于建造，让建房过程本身也成为一个能够循环的生态系统，是更为本真的生态建筑。
1999年，台湾的“9、21”大地震夺去了2000多人的生命，摧毁了日月潭畔许多山地居民的家园。台湾山地居住着12个少数民族，分别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邵族震后仅存280余人，是台湾、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族群。邵族从日据时期即饱受流离之苦，因1934年日月潭水库蓄水发电被迫迁移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国民政府接收后土地严重流失，族人无地可耕。震灾之后，仅存的邵族人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等待救助，他们与政府僵持几十年的土地抗争，也极有可能借重建之名被一夕铲除。几位一直关注、挽救邵族文化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忧心忡忡，担心他们为寻求生计四分五裂，面临灭族亡种的地步。
要想保留邵族族群，挽救这种濒临消失的民族文化资源，最好的办法就是保存邵族人聚居的社区，协助邵族人重建家园。因为邵族位于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区，同时还是稀有动植物保护区，这里的重建又必须是生态意义上的重建。震后不久，谢英俊被请到重建现场。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到与邵族有关的议题，此前也没有灾后重建的经历，但在残垣断壁、人心惶惶的震灾现场，谢英俊对如何让建筑与居民文化、仪式相互照应已有一个完整的构想，积多年建造经验，对工程造价也了然于胸。
灾后重建的大致模式一般是政府提供一定补助，不足部分由银行向灾民提供重贷款，一定时间内政府负担利息。且不论银行会不会把钱贷给基本没有偿付能力的贫困山民，这种模式过度依赖垄断性的建筑工业体系和现代金融体系，在强势传媒和流行审美观念的引导下，很多人在重建过程中因过度消费而破产，专业建筑商的介入势必在重建资金中占据一部分利润，而那些原住民受灾户只能坐在路边看着别人替自己盖房子，靠失业补贴酗酒沉沦，更加边缘化。
谢英俊有信心仅用四分之一的耗费完成邵族社区的恢复。灾后重建是百年大计，不仅决定未来人居环境，更加关乎部落文化的延续和民族传统的传承，谢英俊还要以此作为契机，与族人一起重建文化传统和民族自信。
10月29日，谢英俊和他的设计团队共五人带着帐篷、睡袋、个人用品和营造工具来到了这里。没有大机械，没有大量的施工人员，就要靠这几个人力量，开始一个部落的恢复和重建。不，不应这样说，投入重建的并非仅此五人，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所有的邵族人。
邵族的情况有点像大陆的农村，年轻力壮的都进城打工，留下无法进入城市的老弱妇孺。谢英俊在来之前已经周密设计，并定制了一户房屋的重建材料，最初曾经设想过一种模式，自己和朋友们在外界筹集善款购置必须的重建材料，在邵族内部用以工易工、共食、完全摒弃金钱交易的方式进行重建，但最终没能行得通。而且，居无定所的族人对这个建筑师所说的用轻钢和竹片建房子的提议也不感兴趣，尽管谢英俊一再强调他设计的房子抗震性好，又通风透气，但他们还是向往那种电视里看到的现代化建筑。再说了，他的重建方案并不招标委托专门的建筑公司，这样盖出的房子能住吗？
没有办法，谢英俊只能雇请了几个邵族人先盖一幢示范房，一边干一边摸索，改良施工材料和方法。看的人远比干的人要多得多：这些人也能盖得了房子？他们的房子盖起来怕是等不到地震自己就会倒掉的吧？
让族人多少有点意外的是，仅用了不到半个月，11月12日，第一幢房子落成完工了。
事实是最有力的说服，三天之后，族人决定就按谢英俊说的办。大家从16日起到25日开了十天会，谢英俊在研究邵族文化传统之后提出了社区重建的整体思路，他所要做的并不只是为这些无家可归的灾民建起一个栖身之所，在他的设计里还有图书馆、部落教室、工坊以及举行邵族传统祭典仪式的祭场，根据邵族祖灵信仰的传统，每一户都有专门摆放祖灵篮的神龛。族人分别就房屋设计、施工方法、编组方式、薪金问题、分配问题等等进行了讨论，11月30日，按41个祖灵篮分41户抽签。在讨论的过程中，谢英俊和朋友们的奔走也有了结果，各界捐助款纷纷到位，12月5日是重建工程正式动工的日子，按照邵族传统举行了祈福仪式，为了这中断多年的仪式，许多人翻出了久已不穿的民族服装。
谢英俊的建筑生涯里，在人本的、人文的以及生态、永续诸理念之外，又注入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成份，他也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进入了社会运动领域。



从职业建筑师到以建筑专业参与社会生活的NGO



为了全力投入原住民部落重建工作，谢英俊将第三建筑工作室从新竹迁到了日月潭边，他将邵族社区的重建方式称之为“协力造屋”。将建筑形式作为降至最低，去工具化，去专业化（设计除外），让建筑回到使用者手里，将留在当地的邵族人，不论是上了年纪的大妈、大伯，还是因酗酒损伤骨头换过髂关节的人，还是失学后在城市游荡过一阵又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一一收罗在内。这个看似简单的用什么人的事情，其实涵盖了谢英俊许多思考，关乎工作权、生存权的问题。相对于台湾社会主流而言，原住民本已在社会边缘，而谢英俊招至麾下的这些人，大多在部落中也没什么地位，让这些不止被主流社会排斥即使在部落内亦受冷落的边缘人加入重建工作营，藉由集体劳作凝聚部落意识，也是一个强化族群意识，重新确立这些边缘人的族群地位的过程。
邵族部落重建过程中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大量义工的参与，12月11日，第一批50名义工来到施工现场。他们分别是学生、教师、社区工作者及各界人士（后来成为“宝岛义工团”）。他们自费、自备工具及伙食，固定于每个星期六凌晨四时自台北集合出发到邵族社区。在谢英俊此后的部落重建工作中，累计义工超过一万人次。
到12月31日，世纪之交，第一批震灾全倒户重建房屋落成了8户，举行了邵族传统的入厝仪式。谢英俊和他的建筑团队在这里度过了这个特别的时刻，每户入厝户提供三道传统菜招待来宾及族人，还有邵族传统舞蹈表演和营火晚会，狂欢持续到凌晨三点。
2000年1月14日，按照谢英俊和邵族族人的事先约定，在新落成的部落教室，邵族母语研习课上了第一节课。1月21日，在建筑工地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制定了未来的社区规范，包括不得更动或者破坏房屋外观、住户都必须去部落教室上课以及未来供水用电问题等等。2月16日，邵族部落重建土建工程完工，召开了社区抽签户大会，并成立了社区临时管理委员会。
邵族部落的住房重建仅用三个月就完工了，但谢英俊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就此离开这里，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保留恢复邵族传统文化的重建工作才刚刚开始，而这需要的时间更漫长，任务也更艰巨。在随后的三月份里，他们在新建的社区里恢复了中断近20年的播种祭，虽然连寻找谷种都大费周折，仪式总算如期举行，而且，大家还决定未来各项祭仪都要按期举行。
族人住进了协力造屋工作队建成的新社区，这些参与施工的边缘人在部落中的地位也于无形中得到了提高，并成为此后部落重建工作的骨干力量，协力造屋工作队目前维持固定成员35名，流动成员约20名，大多是山地原住民。3月5日，台中县泰雅族松鹤部落向邵族求助，工作队又参与了松鹤部落的重建工作。
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尽如人意，邵族族人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处在一种被压制被排斥的状态，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侵蚀着人的心灵，很多人养成了酗酒、懒散、依赖救济的习惯，即使在加入协力造屋工作队之后也是如此。新房落成不久，有人向谢英俊反映：我的前厅漏水了。谢英俊去看过，漏水并不严重，他们连房子都盖得起来，这点问题自己动手完全可以修好，但在他们的观念里，似乎觉得盖房子、修房子都应该是谢英俊一帮人的事。他们自己不修，谢英俊也不修，族人是出于依赖的习惯，谢英俊则在试验，看多长时间他们能够自己动手、多长时间他们才会发生改变，一直等到两年以后，他们才自己修好了漏水的前厅。
说到这件事，谢英俊依然是不急不慢的语气：“一开始我刚去的时候蛮着急的，后来知道了，急不得。我们不只是在盖房子，而是在做人的工作，做这种事情急是没有用的，只能慢慢来。”

做人的工作是急不得的，邵族人最初接受谢英俊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穷困潦倒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一点让他痛心，也带是一种“欣慰”：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毕竟接受了自己的房子。连谢英俊自己都说，如果他们有钱，一定会把房子拆掉重盖，所以才会在此后的“约法三章”中规定不得更动或者破坏房屋外观。后来，慢慢有来日月潭旅游的人注意到他们的房子，“另类”、“自然”、“标新立异”、“格调不俗”、“生态环保”、“与自然融为一体”等等，在外界的赞美中，原住民自己也开始换一种眼光看待这些房子，会向游人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邵族的房子。而松鹤部落的人也会说：这就是我们泰雅族的房子。
“9、21”大地震在台湾岛内曾经引起极大的关注，许多人积极加入了灾后重建的工作，有志愿人士也有慈善机构和投标进入的商业承建商，第三建筑工作室是唯一一家将地震灾民吸收到重建工程中的施工单位。灾后三年，仍然从事重建工作的就只剩了第三建筑工作室一家，不仅建起了安居乐业的生态社区，还致力于当地文化的保护，参与了山地民族争取土地和权利的斗争。至今距地震发生已有六年，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谢英俊在谈话的时候，不经意间常会说“我们邵族”如何。
谢英俊在重建过程中吸引大量当地人加入到重建之中：“这群人在从前，根本不会有建筑专业进入到他的生命，我的建筑生命也因为这次介入原住民社区的机会，而有着多样化的光彩。”谢英俊和他的团队以其作品“9、21家屋重建：邵族安置社区”获“第三届远东杰出建筑师设计佳作奖”，他本人也成了岛内一时争说的对象。有人有人说谢英俊是拯救了山地部落的英雄，有人指责谢英俊和他的第三建筑工作室离经叛道，那种非主流、非规范化的操作是旁门左道，正如媒体所言：“建筑的外行人将谢英俊视为善心人士，媒体为他造神话，部分台湾的建筑专业者认为他的建筑简陋而美学不值一提，国际建筑界惊叹他的建筑作为。那么，谢英俊是浪漫的神，还是实际的‘动手做建筑师’？”不管怎么说，“谢英俊起身对抗整个体制的状态，使得他的建筑超越一般美学的领域，进入更深的文化意涵。我们不止于思考他的美学是什么？更进一步希望去了解他的行动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老师对于谢英俊的建筑有此一比：好象一颗洋葱，剥掉一层还有一层。不同于现代建筑流于表象美感，实则肤浅薄弱，谢英俊回到‘人’的位置上去思考建筑的本质，使得他展现出源源不绝的力量。又因为无私，台湾建筑界有如出现一盏明灯，照亮众人的良知。谢英俊的做法或许不为主流价值观念所接受，但是他所释放出来的影响力肯定会为台湾建筑界带来正面的改变。”
有人说谢英俊是慈善人士，但谢英俊自己却说：“我们不是在做慈善事业，如果说NGO一定要依靠基金资助生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NGO，当然也不是NPO，严格地说起来，我们应当是一个PO。我们这些盖房子的人也是要生活的。”
谢英俊一直认为，在商业社会里，只靠善心和奉献很难长期坚持，尤其建筑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商业的行业，虽然灾民不可能支付建筑师设计费，但至少必须是一项能够自偿的事业。最初在邵族的重建工作中确实没有赚钱，在此后的重建工作中，工作队一开始是通过参与第三建筑工作室的其他赢利项目得到收入，当部落重建成为常态，由于工作队是用常规建筑商报价的四分之一左右完成工程，已经能够在家屋重建过程中实现自偿，至今已经在原住民地区建造了300余套房屋，运转良好。

牛黄解毒丸

建筑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在NGO中也是一样




全球化趋势之下，专业分工与资本密集时代，现代建筑业日趋集约式与专业化，这也成为灾区经济弱势者无法建屋的死结。通过实践，谢英俊已经逐步摸索出了一条通过动员灾区民众力量，通过互助合作重建社区，经由建筑凝聚部落意识以期实现全面重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可以在小区域范围形成一个自主营建体系，减少材料与劳动力的流动及过度消费，还可以由此延伸到合作社组织，形成半自主的微型经济体。这样做，实际上打破了现有的建筑设计、发包承建及监理制度，将建筑权从专业厂商手中夺回到灾民手中，大大降低了灾民的重建支出也就是减少了建筑业利润，谢英俊之所以被业内诟病，原因盖出于此。
不管建筑业内怎么说，这样的重建方式确实符合灾民需要，重建延伸到了许多地方，第三建筑工作室的工作也由最初的商业运营进入了社工领域。2000年5月21日，“鱼池乡伊达邵社区总体营造第一劳动合作社筹备处”、“仁爱乡互助村社区总体营造第一劳动合作社筹备处”和“仁爱乡中正村社区总体营造第一劳动合作社筹备处”向南投县政府申请成立登记。在重建过程中，谢英俊一再强调，是协力互助而非“自助”，建房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建立社区共同意识的过程，人文和社会学含义已远远高于居所的建设。

类似谢英俊协力造屋的尝试在国际上早已有之，1907年，德国的基督教传教士Gustav von Bodelschwingh创立“家园协会”，与贫病交加的雪茄工人和农民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在橡树、山毛榉、杉木林间建设家园。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后，上百万居民住在受辐射污染的地区，同家族的Dietrich vonBodelschwingh牧师在德国创建了“要家园——不要切尔诺贝利协会”，1991年，一群德国志愿者与核污染灾民一起，用各界捐款，动员灾民和义工的力量，在没有被辐射污染的土地上，建造起33座就地取材的“粘土——木架屋”。与第三建筑工作室的协力造屋工作队情况类似，从那时起，这项援助工作一直在继续着，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重建家园，并协助新迁入的居民融入当地社区，凝聚社区人与人的关系。十年来该计划至少吸引了1000人参与其中，每年夏天捐出三周假期与灾民一起重建家园。
2003年3月，在日月潭畔，邵族协力造屋工作队、过坑协力造屋工作队、互助协力造屋工作队与 “家园协会”和“要家园——不要切尔诺贝利协会”一起举办了一期“协力造屋国际合作工作营”，邀请了包括两个协会的主要成员、联邦国会议员、社会学家在内的几十人，并召集大量义工，以实际的造屋学习行动协助弱势灾民重建家园，分别在南投县信义乡潭南社区建造3户房屋，在鱼池乡五城社区建造2户房屋，同时训练了20名专业技术人员。
通过大量的重建实践和广泛的国际交流，结合其它地区灾后重建的经验，第三建筑工作室以相同的理念设计出更广泛的建筑，可以推广到其它地区或国家。由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已经开始接受国际救援部门的委托参与岛外灾后重建。
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受灾最为严重的亚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谢英俊也曾应邀到灾区救援现场实地考察。在铺天盖地的国际救助之下，幸存的当地居民生活不成问题，但灾区的重建工作让谢英俊大摇其头：“整个重建工程的设计规划非常成问题。当一个大的灾难发生，除去常规的穿和吃的问题，恢复和重建中必须关注人，重建时如果没有整体的想法是不行的，一出手就要考虑未来一百年的状态，任何作为都要考虑一百年甚至更久，他的文化、他的社区、他的产业的、可持续的观念，现在的救援工作中恰恰看不到这一点。亚齐重建需要盖二十多万间房子，所有的灾民都在休假，看着外面的志愿团体帮他盖房子，而且重建采用现代工业建筑的观点，原材料都必须在国外生产，运输成本极高，重建速度非常之慢。”
美国新奥尔良风灾过后，被飓风摧毁的住宅大多位于黑人贫民区。在美国，建筑业是个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必须是有资质的专业公司才能施工，甚至个人想从事这个行业都必须加入建筑工会，设计、承包、监理都有一系列专门公司，从事灾后救援的慈善机构很多，但所有的慈善机构都不敢碰盖房子的事情。众多家园被毁的失业黑人无法得到银行贷款，但他们一个个身强力壮，谢英俊已经计算过了，如果采用协力建房的方式，他们完全可以用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造价完成重建。
谢英俊一再强调建筑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行业，即使是灾后重建，也不是说只要有良好的意愿就可以建房子，他和第三建筑工作室所做的一切，都有着严格的专业背景。但这种“专业”又是极具开放性的，可以让普通人都能够接受、运用。
邵族重建结束后，协力造屋工作队在社区空地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成为此后协助其他社区进行重建的基地。现代化的加工厂都属于大型承建商，需要几千万投入，而在第三建筑工作室的加工厂里，只有简单的截断机、电焊机、电钻等有限的工具，投资仅需几十万，照样可以承建非常现代的建筑工程。
第三建筑工作室大量使用了轻钢结构，钢材消耗只占混凝土结构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目前建筑市场上的轻钢结构并不便宜，因为薄钢板不能焊接，所用接口都是昂贵的专利产品，这些专利技术是被大公司垄断的。第三建筑工作室之所以能够大幅度降低成本是因为有自己的接口技术，安全、简单，全无施工经验的人可以一学就会。这一点是最让谢英俊引为骄傲的：“技术问题恰恰是需要我们建筑师有所作为的地方，如何让它更开放，没有专利，让更多人参与。像我们使用的罗栓定位很精确，精度虽高，但用平常的方法就能做到，我们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可以在市场上轻易得到。在商业化、专业化时代，怎么样提高建筑业的门槛，让大承建商才能盖房子不是本事，相反，怎么样通过建筑师的努力，让建筑专业简单化，让社区民众都能盖房子，让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都能盖房子，那才是我们建筑师的本事。”
谢英俊的这个本事确实值得骄傲，常规意义上从事建筑业的都是“壮工”，而他认为成功的设计就应该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难度，“只要有手有脚就能做”。



进入大陆的第一步：盖厕所



2003年春天，谢英俊在香港大学演讲，与大家一起分享“永续建筑”和“协力造屋”的经验，他再次重申：“我们不是在做慈善事业，也不是福利事业，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建筑专业工作，同时还是一项社会运动，一方面由建筑入手改变人对环境的观念、对整个生态的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建房让处于闲置状态的劳动力产生价值打破商业资本对弱势个体剥削的一场社会运动。”
演讲结束后，有位朋友问他是否愿意把协力造屋理念推广到大陆，让八亿农民受惠，谢英俊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那位朋友向他介绍了大陆“三农”专家温铁军。正好谢英俊要申报联合国有关建筑奖项需要到建设部办手续，2004年3月，谢英俊在北京见到了温铁军，他拿出随身的电脑介绍了自己做的事情：“温老师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只用五分钟把事情搞定。”
谢英俊随即登上南去的火车，来到了位于河北定州农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学院所在的翟城村不富也不穷，算是华北平原上的中等水平，村子里的建筑与常见的一样，新起的房子红砖到顶外贴磁砖，家境好些的还盖成了楼房，像城里一样用上了宽大的铝合金窗。也许是因为“9、21”大地震的记忆太过惨痛，这样的房子出现在同样是地震高发区的河北，谢英俊一看就皱眉头：一点抗震性都没有。
乡建学院正准备建一个公共厕所，通常需要一万多块接近两万。当时卫生部正在农村推广粪尿分离式厕所，但谢英俊看了已有的图纸，感到设计师实践经验不足，画图纸的人其实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在台湾，谢英俊以“动手做建筑师”闻名，兼任几所大学建筑系讲师，每年都带学生一起亲自动手建房子，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恰恰是他的强项。
2004夏天，谢英俊设计并参与建造的厕所建成了，共有四蹲坑，四小便槽，造价2000元，大部分是人工开支，材料几乎没花什么钱：墙是村民不要的柳树苗扎成的，外面抹了一层掺了麦秸的粘土；屋顶是旧木头、废树苗搭起来的，上面再覆了一层草顶棚；门是用苇席钉的；男便池是用废弃的涂料桶做成的……台湾来的建筑师让所有的人特别是村子里的人都大吃一惊：这不就是老辈人用的茅坑吗？甚至连村子里的老厕所都比不上。因为建这个厕所的时候有许多志愿者参与其中，大多是没干过泥水活的学生娃娃，他们热情很高，干活的手艺却让人不敢恭维。他们的劳动成果，村里的老乡看不上，但人家自各儿不那么看，早就说了：抹墙抹得平是技术，抹不平是艺术。学院的这个厕所，每一面墙都抹得非常“艺术”。
但谢英俊却信心满满，将厕所建在了距宿舍只有六米的地方，他说这样的厕所保证不会有味道，而且，不会有蛆虫。厕所的照片被学院贴到了网上，名之曰“生态厕所”。
之所以被称为生态厕所，原因有四：
一、节水。华北平原严重缺水，学院所在的翟城村二十年前打一口井只需二十米，现在则要打到四十几米、六十米，如果这里的农民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冲水厕所的话，可能仅此一项就会用掉所有的水源。谢英俊设计的厕所不用水冲，节水是第一大特点。
二、无害。无害化处理的前提是粪尿分离，粪的无害化处理需要高温发酵，尿的无害化处理却要避免高温，粪尿分离是关键，所以在蹲坑设计时专门做了处理做到粪尿分离，利于处理、利用。
三、无味无虫。
四、不破坏环境。砖和水泥的制造过程中都要消耗能源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不仅污染环境，按照《京都议定书》，将来，向大气中超量排放二氧化碳是要付费的，而树木秸杆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固定二氧化碳，按照规定还可以收到补偿呢。
当然，生态方面的原因还可以再总结几条，比如完全使用纯天然材料，建筑材料中不会散发有害物质，以及通风等等。
其实，这个厕所真正的全称应当不止“生态厕所”四字，至少应当加上“永续”。首先在环境方面是永续的，所有的建材都来自土地并且可以回归土地。墙都是土墙，土分土骨和土肉，上层富含有机质的部分叫土肉，下层部分叫土骨，建筑只取下层部分，不会影响土地使用。不论是麦秸、旧木、树苗还是草扎的顶棚用后都可以还田。如果采用砖和水泥，生产过程都会产生污染，这样的建筑物一旦废弃之后所有的建材都会成为垃圾再次造成污染。
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可以称之为永续，用砖和水泥盖这个厕所，材料当地不能生产、农民自己不能生产，就必须花钱去买，没有钱就盖不成。就地取材，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甚至取消运输成本，使用自产原料可以降低对货币的依赖，农民只要有劳动力，有时间，就可以盖，自然是永续的。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三建筑工作室可以仅用别人造价的四分之一为原住民盖房子，就是因为他们就地取材，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货币依赖性。
另外，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的厕所，在建这个厕所的背后还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学含义。在学院盖这个厕所只是谢英俊牛刀小试，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中国的农村，农民忙碌一生，为的就是一件事：为儿子盖房娶媳妇。很多农民种地、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卖血，为的就是将辛苦半生换来的钱盖一栋房子。但是，现代化的营建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每一个环节都要将农民的血汗钱吃掉一大块，农民积攒这笔钱的过程中要被城市剥削，花钱的时候还要再次被城市剥夺，一个农民攒十万块钱可能需要一辈子，但如此花掉却只要一瞬，这样花钱太冤了。
按照谢英俊的设计，除开建材，盖房所需只剩了劳动力的支出。在中国农村，传统的建房方式是请亲戚朋友一起帮忙，其实是一种以工换工的社区货币，而且比社区货币含义更加丰富，个人信用尤为重要，一个人在当地口碑不好，别人给他干活心不甘情不愿，他的社区货币价值就低。如此一来就不单是一个以工换工这么简单的事，还涵盖了许多社区人际关系。在中国农村传统以工换工的方式基础上，如果把换工组织化，不就是合作社吗？中国农村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劳动力，如果一个村子里几年内准备建房的有二十户，那么他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建房合作社，利用农闲时间互助建房。而且互助也不限于换工合作，还可以延伸到资金互助以及其它，这样，只要你有劳动力、有劳动意愿，任何人都可以建得起房子。最重要的是，通过盖房可以让合作机制得到完善，可以延伸到农村的基层建设，比如修沟渠、修路、修水库。由此着手切入，真正运用合作优势，让合作完善化，可以跟社会经济各种条件结合在一起……
这一切，才是能够让谢英俊和温铁军惺惺相惜、一拍即合的真正原因。
谢英俊要在八亿农民中以建房为契机推动一场社会运动，却是以一处厕所作为发端的。
厕所建成后，谢英俊结合华北平原的实际情况，为当地农民设计了两款生态建筑，他曾多次到学院所在村子里，希望找到准备建房的农民，帮助他们在自家的院落里拆掉旧房建生态房。但农民一听他要盖的是火炕土墙的泥巴房子，吓得连连摇头：这木梁木檩、麦秸泥墙、灶台火炕，是八百年前的老皇历了，盖了这样的生态房子，我儿子这辈子就别想娶上媳妇了！
农民已经被被强势传媒和房地产广告轰炸洗脑，连试了几户人家都碰了壁，学院里的人有些着急了，谢英俊却见怪不怪：“没问题的，我们先在学院盖一栋示范房好了。”

谢英俊在乡建学院成立了专门的乡村建筑工作室，自筹资金建起了三所示范房，地球屋一号、二号和“亚齐”。一号、二号都是专为北方农村设计的三开间二层小楼，面积一百六十平方左右。与农村通行建房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房子是框架式的。一号的框架为原木结构，先由梁柱斜撑等构件相互咬合成框架，再填充草和土构成的墙体。由于房屋的主要载重由框架承担，墙体只负担自身的重量，墙倒屋不塌，同时墙体对整体起到辅助的增强，所以抗震性能远比砖混结构优越。二号的框架用的不是木料而是轻钢型材。谢英俊是这么考虑的，建一号需要接近二十方木料，材料成本二万元左右，大部分是木料支出，如果农民家里有木料的话就可以省下这笔钱，如果没有木料，使用同样符合环保要求的轻钢，还可以少花五千元。
“亚齐”则是一座是颇具热带风情的吊脚楼，是专为印尼海啸灾区设计的重建示范房。适应热带需求，简洁通透、坚固实用，成本不足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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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建房的过程成为教学过程



初见谢英俊，是在晏阳初乡建学院，当时他正在这里举办他的2005暑期工作营。与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建筑专业的40名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一起，自己动手盖房子。
那时候一号的麦秸土墙已经添到了一半，快到一层的天花板了，二层还只是一根根站立的原木。那个夏季潮湿多雨，走近了就会看到麦秸里残存的麦粒发了芽，从墙里钻出许多细细的麦苗，衬得这座正在进行中的建筑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的作品。
参加一号施工的是雇请的村民，工作营的学生兵们主要是在做亚齐和二号。我去的时候恰逢二号上梁，谢英俊正在指挥人将绳子拴在一号的架子上，要借它的力量把二号躺在地上的轻钢框架拉起来。
我觉得有点儿玄，一号就像是搭积木搭起来的架子，拉散了怎么办？几位添墙的村民也有同感，但谢英俊却不当回事，笑眯眯的：“那就试验一下好了，算是对一号的一次检验吧。”
我本来等在旁边想看他们如何不用脚手架就把高高的房架搭起来，但他们的进度实在太慢了，一会儿绳子断了，一会儿固定绳子用的木棍又不合适，一点问题都要处理半天，虽然谢英俊还是不急不慢的样子，我等不及了，就去了前面的办公室。后来听到噼里啪啦鞭炮响，是上梁的鞭炮，原来二号的框架已经立了起来，再扭头看看一号，还在呢。
到2005年底，建在乡建学院的示范房先后完工。既有时髦的室内浴室，也有传统的火炕，一号敦实稳重，样子比较传统，二号轻巧明快，洋气一些，不管哪一栋，看上去都很气派，全没有老辈子人记忆里“泥巴房子”的土气样子。
谢英俊对来看房子的村民说，在欧洲，这种环保无害又经久耐用的房子是最贵的，村民们进去看一看，确实不错，绝对不会影响给儿子说媳妇。
乡亲们是最重实际的人，都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这样的房子不仅实用漂亮，而且便宜。学院盖房用了五万块，要是自家盖的话，麦秸和土都不用花钱，用拆旧房拆出来的材料就有了打地基用的砖石，也不必花钱，那就又能省下不少。学院请人雇工都是要花钱的，人工支出占了一大部分，如果请亲戚朋友帮忙，这笔钱还可以省下。这么一算，两三万就能把房子盖起来。看来真的像谢老师说的，只要我们有劳动力又有劳动的意愿，就可以每个人都住上漂亮的欧式小楼了。
那一次我到食堂，正巧谢英俊所在的桌上还有空位，就端着自己的碗坐了过去，坐下之后才听清这张饭桌上的话题竞是厕所，而且，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的居然是厕所的味道和里面的小虫虫——蛆。学生们谈到前几天清理厕所时见到厕所里有蛆，而按谢英俊的设计这个厕所是不会有蛆虫的。谢英俊说这是因为用毕没有盖好，只要用过后立即盖好，苍蝇没有机会接触到粪便自然就不会有蛆了，一边说一边还用手示意着。
工作营四十几名成员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平时连家务也极少做，而在这个工作营里，必须轮渡值日帮厨、收拾垃圾和清理厕所。谢英俊认为现在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生活，学生应该首先是生活中的人，像做饭、打扫卫生一类的事情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清理厕所，那里都是我们自己的排泻，应该学会面对它。
在这里，不论男生女生一律是体力劳动者，一点点从夯土和泥打地基做起用自己的双手建房子，尝试怎么用扳手螺冒构建框架，怎么用绞链绳索把框架立起来。让学生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劳动技能的提高，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改变。如今大学里的建筑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图像思维，建筑师只管画图，怎么施工盖房是建筑工人的事情，谢英俊之所以要让学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也是对目前建筑教育一种“反拨”。

同时，建筑专业又是一个非常现代化、西化、洋化的专业，即使是在中国，学校里更多谈论和关注的是那些世界著名的都市建筑，是这样那样的流派，而在这里谢英俊带同学们一起用电脑演示中国传统的用麦秸和泥土“浇铸”的墙体，探讨这些与水泥建筑厚度相仿的墙为什么会冬暖夏凉，还有传统木作不用铁钉而是用燕尾榫联接的原理，以及古老的火炕的优缺点，引导他们一点点发现中式建筑的美感和实用性，探讨在现代条件下如何运用。
参加建筑营的同学都是第一次动手做工，最初很不习惯，但这些优秀好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看似平常的劳动细节中有太多学校和书本教育所不能给予的奥妙，越做收获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多。遇到问题大家会习惯性地找老师，而谢英俊对于学生们的问题却不是有问必答，他更多的是反问，会一步步用问题引导同学们思考并自己的得出答案。
我曾与参加工作营的同学接触，他们说能够有机会在谢老师的指导下工作是一种幸运，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是幸福的。
谢英俊在建筑专业学生中举办这样的工作营还有着他自己的用意。在台湾，第三建筑工作室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作团队，研发、设计、管理、材料加工、建造施工各司其职，可以独立完成施工全过程，就在谢英俊本人在大陆开办工作营期间，台湾有一处部落重建工作举行了开工仪式。谢英俊希望这次工作营能够成为他在大陆开展工作的人才储备，通过实际操作和培训，能够让大家掌握适合中国现实条件的设计技术。谢英俊设计出来的房子，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建，在施造方面几乎没有条件，没有任何门槛，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彻底的平民化、非专业化，谢英俊骄傲于“那是因为我们的设计门槛蛮高的”，他现在所做的，就是要帮助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迈进这个“门槛”，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有利于生态建筑和协力造屋理念在广大农村土地上的推广。
不仅学生，每一个参与施工的人也都能够从中学到建造生态房的技术，谢英俊说每建一座房子，都是一个培训班。
兰考的农民合作社曾派来两人参与了地球屋一号、二号的建造，对在农村协力建造生态房有了深刻理解，2006年3月，在他们的家乡葡萄架乡的贺村和耿砦村开办了春季建房工作营，参加过建房的赵付胜已经成了这次工作营的项目负责人。这次工作营在当地建造了两处民居，同时吸收外地有建房计划的合作社参与者、当地有造屋意愿的村民和专业志愿者50人左右参与，建房的过程同时又可成为培训的过程，不仅教他们所有与建房有关的技术细节，还在建房的同时举办培训，传授合作建房理念，进行合作社与合作经济的专题培训，然后他们就可以利用在这里学到的技术自己动手建房了。
谢英俊对在大陆推广合作建房充满信心：“相比市场上的建筑队，农民协力造屋工作队完全可以用三分之二的报价建成房子，并能够有盈余，而且，我们的品质他们做不到，相信市场上照样会有吸引力。只要肯干，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大陆农村全面推广。”

本书写作过程中，《民间》曾选载部分章节刊出，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受到颇多关注。书稿初成后，受《民间》委托赴河南兰考跟进生态建筑推广情况，附文如下：


协力建造生态房







2006似乎成了媒体的“乡村建设年”，乡村的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闻联播》中经常会有乡镇干部头戴安全帽面对镜头畅谈建设构想，身后的背景则是热火朝天的工地，是脚手架上的建筑工和正在浇铸中的混凝土构件。这样的场景，如果不是在“乡村建设”题目之下，一时很难与“城市建设”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另一种建设正在乡村悄悄进行，在河南兰考葡萄架乡一个叫贺村的地方建起了有些特别的二层小楼，几乎不用常见的钢筋、水泥和预制板，除环保的轻钢框架外，用的是竹批、泥土和麦秸以及老房子里拆出来的旧砖，参与施工的不是专门的建筑公司或者包工队，而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他们称自己盖的房子为“生态房”或者有些文诌诌的“永续建筑”、“可持续建筑”。
这些建在村子里的土房子受到建筑业界高度关注，已经获得了台湾的一个环保实践奖，今年四月份，设计师谢英俊还被邀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介绍这项工作在农村的进展，并受邀参加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展览——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这一切吸引着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原：在兰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在推进这件事，遇到了什么问题，会有怎样的前景？



在兰考发生了什么



来到兰考是在7月8日，这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热”，天气预报里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6度。溽热的空气里还弥漫着一种“招商热”，乡间公路的两边刷满了与招商引资有关的标语：“招商引资是兰考的天字号工程”、“人人想招商、人人议招商、人人干招商”、“只有招商、才能富乡、只有引资、才能发展”、“招商早、发展快”、“谁招商、谁先富”、“要想富、外资助”、“招商引资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捷径”、“老板投资、政府支持”，特别是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了同样的内容“老板放手放胆、政府撑腰壮胆”，觉得这种招商热已经热到有些走火入魔的地步了。
来到正在建造生态房的张庄，就会发现，这里还有着另一种“热”。
张庄是个只有二百零几人的自然村，在这样的小村子里，有人盖房本来就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是盖一座从没见过的新样式房子呢，自然成了满村争说的话题。村民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这种生态房是咱兰考的第三座，也是河南的第三座，现在全中国只有五座。”有人还会提到房子的设计者：“听说是个台湾人，很厉害。”
我在张庄待了整整三天，共与90位当地人交谈过，其中63位是本村的。除两位青年男女分别说“相不中”和“不好”，其他大部分人说好。被我问到的村民中，有一个人说想盖，一个说“要盖，已经准备好了钱，就等他们（施工队）排出时间。”
村外27人中，除两位走乡串户的小贩之外，都是专程来看房子的，有城里的，更多是邻村准备盖房的人，有些人显然来了不止一次，跟施工队的人很熟络的样子。一个人连着两天都来，追着施工队的负责人去开工，他和同村的朋友准备两座房同时盖，一起进料还可以省些钱。
问到在当地推广这种生态建筑的前景，施工队长赵付胜充满了信心：“推广没有问题，盖房的人已经排成了队，到年底都干不完。”
在工地上还见到了贺村合作社理事长王德显，他说施工队会进一步扩大并分化成许多个专业化队，有信心每年承建五十座工程量，计划兴建一个投资十余万的轻钢加工厂，形成产业化，生态建筑会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拉动力量。



推动者谢英俊：有心栽花



2004年3月，从温暖湿润的日月潭畔来到寒意犹存沙尘肆虐的华北平原，被称为“社会建筑师”的谢英俊是带着明确的想法来的，意在以协力建房为契机，与“三农”专家温铁军领导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在八亿农民中推动一场社会运动。
谢英俊筹集资金与乡建学院合作在大陆开办了乡村建筑工作室，推动的具体办法是建造示范房和开办工作营，让建房的过程同时成为技术培训和理念传播的过程，学员在建房过程中同时学习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与做带头人的能力，学做合一，活学活用。
2005年3月28日至5月1日在乡建学院开办了第一期工作营，主要成员是有建房意愿的合作社农民和学院所在的翟城合作社建筑队成员二十余人，还有几位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参与其中，那次工作营的成果是搭起了木结构草土墙示范房“地球屋一号”的框架。
当年8月1日至8月27日在乡建学院开办了第二期工作营，参加成员是建筑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54人，又请回了在第一期工作营中表现突出的兰考农民赵付胜管理工具，搭起了轻钢结构草土墙示范房“地球屋二号”的框架。
2006年3月18日至4月10日，在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举办了第三期工作营，成员是七位有建房意愿的当地农民、十位建筑专业学生，和以赵付胜为队长的贺村合作社建筑队14名成员，这一次盖的就不再是示范房了，而是两座实住的房子“地球屋三号”。
2006年7月，我去河南的时候正在举办第四期工作营，参加成员是来自大陆、台湾、美国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的40位大学生。除参与建房外，还要在当地进行需求调查、开放性研究、既存房屋的改造利用，以及探讨农村社区排水、道路、水塘环境规划。

牛黄解毒丸

最早的接受者：万事开头难



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几亿农民几乎都盖同样的砖墙预制板房，冬冷夏热，而且没有任何搞震能力。乡建学院所在的河北省是地震高发区，谢英俊专为当地农村设计了能够“抗八级地震没有问题”的房子，希望能够找到一户有建房需求的农户，帮助他在自家院子里拆掉旧房建新房，却没能如愿，只好将两栋示范房建在了学院里。谢老师雇请了翟城合作社的建筑队施工建造，希望能够通过当地农民的参与促进推广，但进展并不如预想的一般顺利，在两栋房子久拖不决的建造进程中又出现了其它问题。建筑队承接工程会有一定收入，合作社要从中提取管理费用，产生了一些矛盾，导致建筑队与合作社的脱离。
2005年秋天，兰考县的几位农民曾经到学院参观过在建的房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震区的河北农民没看中的，却被几乎没有地震经历的河南农民一眼相中了：“这么多钢架子，一定结实”。正准备翻修房子的贺村合作社理事郭秉承和监事长高新春决定盖这样的房子。
结合当地情况，谢老师专为他们设计了“地球屋三号”，除框架结构的调整之外，房子的墙体不再是全部用麦秸和粘土制成的草土墙，而是变成了“复合墙”，外层是砖，内层是土，将拆旧房拆出的砖全都利用起来，节约了成本，同时也增强了雨季的防潮功能。
谢英俊爱说“房子是一边盖一边拆的，规划是一边盖一边拆完善出来的。”建在大陆的第一栋示范房拆拆建建前后经历了一年才完工。对任何一种新的尝试，这都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但当它发生在出资建房的农户身上就不一样了。不论是选择材料时房顶钢瓦的质量、结构钢材的厚薄，还是施作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返工，对他们来说，既有经济上损失，也会产生一些精神压力。在我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提到最初两位农户所做的付出，甚至说是“为生态建筑的推广做出了牺牲”。
两栋实住生态房的建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有建房意愿的人也看在眼里。
民权县人和乡王楼村的刘建忠几乎一直待在建房的工地上，最长的一次一气住了15天，亲眼见到了建房过程中所有的问题，觉得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或者避免的。然后回去把自家房子拆了，不顾妻儿的不解做出决定：就盖这样的生态房了，你们早晚会知道这房子的好处。
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通过跟谢老师交流修改了设计，将两层居住改成了二层居住一层经营（他家开着小卖店），将房顶的本色镀锌板换成了红色的彩钢，并从废旧市场买回钢网代替固定草土墙的竹批：“这样省钱、省工还结实。”
贺村的房子盖到一半的时候，张庄的张二群通过看电视得知了消息，实地考察之后决定出资建房。谈妥了工价，备好了材料，很快就动工了。
因为有了前两栋房子的经验教训，张庄的房子进行得非常顺利，预计300多个工就能完成。阴历六月十六是上瓦的日子，放了鞭炮，张二群还特意买了烟和肉犒劳施工队，我在上好了瓦的新房子前拍下了建筑队的一张全家福，只是可惜，这张照片里少了队长赵付胜，因为这一天是个好日子，刘建忠家奠基开工，他被拖去了王楼村。



在农民中推广的关键：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提到谢英俊正在做的工作，许多人说他是在农村扶贫，他却非常反对“扶贫”这样的字眼；每个农民都那么壮，怎么扶得动？其实农民或者农村没有那么弱，最重要的是怎样激发他们的潜能。
为在大陆农村推广生态建筑和协力造屋理念，谢英俊最初曾经计划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其中包括对率先建房的农户提供一定资助，但在此后的实践中慢慢推掉了这个想法。
几年前，在某基金会支持下，曾经在东北做过一个项目，推广草土房。由基金会出百分之四十，地方政府出百分之三十，农民承担余下的百分之三十。房子很好，很环保，推广的条件也很好，很优惠，出资数千万建起了六百套房子。但一切就到此为止了，永远不会有六百零一套。
“要我做”与“我要做”，此中意味，大不相同。
在推广生态房的过程中，谢英俊从不“说服”农民、更不“利诱”农民接受。如果有人看了说不好，没关系，不好就不好吧；如果有人看了之后说好，但需要资助才肯建，谢老师会说建房子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要不要盖随你；如果有人看了之后非常想盖，只是苦于缺少专业技术和组织指导，需要帮助，那好，我们一起来盖这个房子好了。
贺村的两栋房子就是这样盖起来的。当然建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为激发承建房屋的农民施工队的内在力量，谢英俊“狠心”做到了四个坚持：坚持不资助一分钱；坚持不为施工队买工具；坚持不具体介入施工管理；坚持施工队必须处理好与合作社的关系。
我问这些坚持的成效怎样，谢英俊笑了：“效果很明显啦。他们不仅自己付材料费，而且还要支付人工费盖起了房子；工具是他们自己想办法找人借的，也有花钱租来的，当然最后看他们借不全了，把我们的两台机器拿出来先用着；开工之前预计每栋房子要用500工，我们以为已经很紧了，结果他们自己管理非常有效率，400工就做起来了。”
承建者的主动性有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能够让这样的过程永续进行？
谢英俊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推动这个事情产业化。
兰考春季工作营结束后，许多有意建房的人找到了赵付胜。赵付胜很高兴，按每栋房子400个工计算，他觉得能给一万块钱工费就可以干，对方能够接受一万二就很满足了。但谢老师却说不能这么便宜卖出去：我们的劳动应该要两万。最后以工费一万八成交（其中3000元为上缴合作社费用），能够挣到钱成了直接动力，为施工队建立了信心。



摸着石头过河



这时候，新的矛盾出现了：建筑队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
最初建造的两栋房子，房主都是合作社社员，每栋收取了一万块钱工费，算是施工队成员的劳动力成本。承接了张二群的住房工程，施工队进入了一种“商业运营”状态，有了盈利，合作社要从中提取公共积累。
要从十几人的收益中提取一部分钱用做合作社一百多人的公共积累，一定会有矛盾，翟城的建筑队就是因为不能理顺与合作社的关系而分离的。
“合作社在没有进入产业或者其它运作时候，大家唱唱歌、开开会，都很好，一旦进入产业运作，一定会有矛盾。这个问题如果不能理顺，建筑队垮了，合作社也垮了。对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会有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要介入，但有些利害关系应该分析给他们听。像行政、财务、保险以及以后的税务、工商等问题，如果由建筑队自己承担成本太大，而且，我们接下来还要推动农民金融互助，必须通过合作社。这些东西我们要传达给他们，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协商解决。解决了这个问题，合作社保住了，施工队也保住了。这既是教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矛盾一旦出现，必须立即把它解决掉。”
这，也就是谢老师的第四个坚持。
施工队目前自己解决了与合作社的矛盾，交给合作社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合作社为它承担一些公共服务，不参与施工队其它的利润分配。
不仅合作社与建筑队之间的问题需要解决，施工队内部的问题同样需要理顺。
干建筑是个技术活，有“大工”、“小工”之分，一般说来大工工资是小工的两倍，但在互助合作理念指导之下的这个施工队内部实行“不同工同酬”，不论大工小工，不论是否熟练、技术水平高低，一律同酬。为了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施工队内部也有过一个比较痛苦的磨合过程。
薛亮介绍推广情况时这样说：“我们和合作社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在大陆农村做推广是第一次，但谢老师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那么久，到什么程度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都很清楚。我们不做钱的投入，但提供技术的支持和这方面的指导，其实比给钱更重要。”



谢英俊的设计：让八亿农民都吃饱、住好，“三农”问题就解决啦



对于正热的“三农”话题，谢英俊有自己的看法，这个世界不允许每个人都富起来，历朝历代都有吃不饱饭的人，“现在每个农民都吃得饱饱的，什么是黄金盛世？这就是黄金盛世。如果再把房子盖得好一点，大家住得舒舒服服的，三农问题就解决啦。”

如何才能让农民都把房子盖得好一点？谢英俊的办法不是让农民挣到更多的钱再回来盖房子，而是要让他们不需要很多钱，甚至不必用钱，就能住上美观实用的生态房。
首先第一步是承包。就像目前所做的一样，通过承包可以提高效率，让参与其中的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前景，激发积极性。
第二步是换工，在承包的基础上扩大参与。任何有建房意愿的人都可以加入合作社，不仅可以享受工费打折的优惠，还可以参与建房劳动取得一定的劳动收入；不仅在建自己的房子时可以参与，也能加入施工队为别人盖房子挣工资。一个人建房要支付400个工的工费，如果他参加施工队一年可以出200个工的话，只要两年，就可以把付出的工费再赚回来。在合作社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内部成员建房就不必支付工费，其他人员的工资可以由合作社垫支，然后通过这个人参加相当工时的劳动，把原本应该用钱来付的工费，用工来抵。
也许有人会说：该一万还是一万，不能变成五千，用工抵和交钱，本质还不是一码事吗？但对谢英俊来说，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要的就是把劳动力的劳动价值和货币切开。”社区里有很多价值，是没有办法转换成货币的，完全倚赖货币的时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农村，想赚到能够建房的几万块钱很难，必须出去打工。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这种闲置的劳动力在自己村子里是换不成钱的，通过这种方式，劳动力就能“顶钱用”了。
第三步，跟银行融资。通过换工，农民可以不必支付工费就能建房，建房支出就会减掉一大块，原来建一栋房子需要五万，现在也许三万就够了。但对农民来说，三万依然是一笔大数目，可能他手里只有一万元，怎么办？
可以通过合作社担保向银行贷款。房子价值五万，跟银行融资两万，用房子做抵押，十年还清，每年只须两三千元。只要有劳动意愿，有劳动能力，任何人都能住上这种房子。而且，不必背井离乡去打工，可以不出村子，通过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就实现。

牛黄解毒丸

在兰考，下一步将做什么



房子总是一点一点盖起来的，这样宏大的构想就像一栋摩天大厦，实现它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一步到位，实施过程中也会根据现实情况做出调整。
在兰考期间，见到生态建筑的推广确确实实取得了很大进展，让人鼓舞。但转念一想就会发现，目前的推展是商业化的推进模式，看不到“协力造屋”的成份。再看看几位正在排队建房的房主多是乡村里的殷实人家，三号建成连工带料需要五万多，在张庄，有十个以上的人跟我说“想盖但盖不起”，他们理想中的建房价位是两三万块，相去甚远。如此看来，这样的尖顶小楼出现在一片旧平房里，似乎有点“贵族化”了。
负责技术的薛亮告诉我，想满足“廉价”的需求，在设计上完全没有问题，谢老师已经设计出了“地球屋四号”，同样是轻钢结构的三开间两层小楼，宽度和进深分别缩进了一米多，同样美观实用，总造价可以控制在四万块钱以内，原料只需两万多。
乡建学院乡村建筑工作室的严晓辉说也可以通过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一个村子里五户人家有强烈的建房意愿就可以协力建：“他们只需筹备自己建房所需的材料费，五家各出一个劳力，每家再请一位亲戚朋友帮忙，十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施工队，我们在提供设计之外可以负责对他们进行培训，甚至可以借给他们一定的设备，一年之内就可以把五栋房子都建起来。”我觉得这种方法太好了，问他为什么不着手推动，晓辉说时机还不成熟：“这需要很多条件，不是可以人为促成的。首先他们要有强烈的意愿，还必须要有一个带头人，对生态建筑和协力造屋的理念都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我们目前所做的推广还在尝试阶段，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还不到大面积推广的时候。”
他还说，目前商业工程不断，对建筑队来说是好事，但现在就开始进入商业运营似乎太早了点，他们现在的施工地点距贺村三十公里左右，不符合谢老师最初的构想。在谢老师的设计里，施工队的构成强调本地劳动力的加入，强调本土化，每个施工队都有一个相对较近的范围，大概骑摩托车二三十分钟的区域。只要接受生态建筑和协力造屋的理念，可以有无数个这样的施工队，前提必须是基于合作理念之上的集体。谢老师在开始之初已经讲了，我们只对组织说话，不对个人说话，尤其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掌握这种技术成为先富起来的手段。
乡村建筑工作室的主要任务将是研发设计和培训。待当地施工网络发育成熟形成规模之后，从每个工程里提取一定管理费用，就可以为一位设计人员提供办公食宿条件和工资，而不是像目前一样由谢老师承担这份费用。这样，乡村建筑工作室将会形成一个支持网络，每一个点上都有一位常驻设计人员为当地施工队提供技术支持。



出现问题很正常



在兰考采访几天，不仅见到了已经建成、正在建造和刚刚动工的房子，亲身体验了“生态建筑热”，还与十几位施工队员交上了朋友。他们都是真诚淳朴的好人，但并不意味着一群好人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和矛盾。面对因施工队内部新旧冲突导致的短暂停工，我担心会影响到工程进度和下一步的推广，严晓辉却说没那么严重：“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问题一直存在，还会永远存在，房子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点点盖起来的。不妨把这当成天太热，休息半天好了。”
确实，每一栋生态房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建起来的，说到问题，谢英俊并不回避：“盖房是大事，很可能是农民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买卖，在村里盖房，尤其我们这种先锋作为，再结合合作社的操作，就像搞革命，极其惨烈。村领导搞不好都会受到冲击，更不要说是夫妻吵架闹离婚。”他还提到了赵付胜和合作社骨干所做的付出以及面临的问题，提到建筑队、合作社与乡村建筑工作室之间的磨合。
虽然问题重重，谢老师依然充满信心，他曾言自己一脚踏进大陆农村，这辈子就不打算出来了：“在建筑界打混了那么多年，累积了一些经验也略窥堂奥，在来日不多的建筑生涯中，除非特殊状况，不想针对个案逞巧计之能，更希望能做些边际效应较大、经世致用的事。”
目前，谢老师正在推进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希望政府能够参与，不要置身事外。哪怕只给一点少少经费的资助，一千块钱也好。这样想不是因为缺钱，我们在做开发商的老板中募一点钱不是很困难的，但性质不同。让政府参与不是为了钱，而是表示他已经参与到这里边来了，这是蛮重要的。”
谢老师对此充满信心，我在离开的时候，看着路两侧夹道迎送的招商标语还是有一丝疑惑：在如此迫切的招商引资主旋律之下，他的努力会奏效吗？

在与施工队成员交流的时候，他们更多地谈到的是如何优化工作程序、缩短工期，承建更多的房子，让每天的工值再提高一点。我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再自然不过的想法，但这样的趋势，不是正在远离“协力造屋”的初衷吗？
按谢老师的设想，从承包、到换工、到融资建房，其实是一种“反市场”的发展模式，而市场的力量巨大得超乎想像。现在他们所做的只是某一个“点”上的尝试，可以与市场相安无事，被大众认识的过程同时又是被市场认识的过程，一旦市场介入其中，又将如何把握发展的方向？
目前还只是尝试阶段，没有真正进入产业化推广，当事情进展到一定程度，许多“已经解决”的问题又会重新冒出来，比如施工队与合作社的关系、施工队内部的问题、以及乡村建筑室与当地合作社的关系等等，随着事业的发展还会增加与当地建筑体系的竞争甚或摩擦，这些问题将以什么样的具体形态出现？他们又将如何应对？
……
“慢慢来，房子总是一点一点盖起来的。”谈到在大陆推动的进程，谢老师常用的一个词是“慢慢来”。他说已经有了技术，有了想法，有了经验教训，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我问这个“一点”是多久，他笑了：“十年算是一点吧。”
2004，谢英俊在大陆的第一个作品——生态厕所建成；2005，在乡建学院为两栋示范房奠基；2006年7月，我在河南兰考见到了三座民房，还有更多的房子正准备动工。如果2007年、2008年再来这里我会见到什么？
在计量时间的时候，谢英俊把十年算作“一点”，如果到2014年再见他时又会见到什么呢？

VOC

好长好长。。。

manson2003

就一个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