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经济理论解读及引论 论社会主义

三二

一、我们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
关于社会主义，似乎成为当代理论界一个极为棘手、讳莫如深的话题。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不断渗透蔓延，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释为“自由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宣扬自由化主张。中国的思想界（尤其是经济理论界）有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倾向。另一方面，坚持传统观点的人在理论上虽然也赞同“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只会大段地照抄中央的一些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
例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理论，社会主义首先应该而且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成，而事实却是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建成。关于这一悖论，坚持传统观点的人迄今也没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这一悖论乃是一个根本理论问题。这一问题若得不到彻底和清晰的解释，在细节问题上处理得再好也是枉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部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当时的现实，理论界的争论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邓小平又提出“不争论姓社姓资”的主张，应该说是极为英明的决策。但是今天，理论意识形态领域与经济建设领域已相对独立，具备了争论“姓社姓资”的环境和条件。尤为急迫的是，面对目前自由化意识形态日益泛滥的形势，如果不能够对有关“社会主义”的命题给予科学、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我国思想理论领域必将陷入严重的迷茫和混乱之中。理论的混乱是国家衰亡、民族衰败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树立科学（实事求是）的理论意识形态，的确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二、国力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动力
二十世纪爆发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原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面对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绝对地发展生产力，以一切手段消灭竞争者，保持垄断和特殊资本集团的高利润，保持不发达国家的落后状态，导致工人日益陷入绝对贫困化，从而最终导致经济的严重异化、发展严重受阻，而必然出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关系的大调整。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断言，这种矛盾只有依靠推行社会公平的办法才能加以克服。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一些预言，应该说这些预言在现实中确实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了。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这些预言有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特别突出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性，出现了并非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轴的历史变迁。马克思对于矛盾的错综复杂性，同样作出了阐述，但是后人在宣传时由于不理解或者出于某种需要，忽略了对这些理论的专门研究和继承发展。
在实际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而爆发的种种斗争。这种斗争是全方位并极为残酷的，无时无刻不伴随着鲜血与战火。1588年之前，世界上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西班牙，但是由于英国在1588年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而取代西班牙，一跃而成为第一资本主义强国。随后，法国与英国展开了长期的争霸战。在争霸战中，普鲁士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乘势而起，并经过百年艰苦经营，终于统一德意志，在20世纪成为争霸世界的新兴力量。美国也同样是由于英法矛盾而获得独立的。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是“边打边发展”，一直到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达到毁灭性的顶点。
大规模人员伤亡、经济崩溃的惨痛教训，同时出于对核战争的恐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强国之间不再以战争形式进行竞争，而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在经济竞争中，出于克服经济危机、稳定社会及在经济竞争中取胜的需要，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关系大调整。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建立，人本主义的文化全面开花。
今天，我们在西欧和北欧，的确看到了马克思当年曾预言的某些社会主义现象。我们已不能再以老眼光看待新事物了。国内有学者（如董崇山）提出“社会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以给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制度定性，的确是有道理的。只是，这种“社会主义”形态的出现，是在渐进改良中实现的，而不是依靠暴力革命。推动这种渐进改良的主要动力，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力竞争”（这种“国力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文化竞争”）。

三、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是民族革命
如果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构成了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轴，那么，民族革命则是这一主轴之旁的辅助线。
英法争霸导致普鲁士和美国的兴起。美国与西欧国家的矛盾导致日本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与英法争霸）导致苏联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中国的崛起。这些新强国兴起的开端，都是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深刻矛盾，各个落后民族国家利用这种矛盾而爆发的民族革命。在这一点上，俄国和中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与美国、日本发生的民族革命类似的性质。
不断爆发的民族革命，不断产生一些新兴强国。这些新兴强国又不断投入到激烈的国力竞争中，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世界市场被瓜分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以向外拓展市场为主的国力竞争已不能延续，于是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世纪广泛而深刻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其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谋求经济和政治自主，而不是实现左派理论家所提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社会目标。换言之，以俄国和中国为例，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并不是民族内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首先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业和市场的垄断，是本民族反对其他民族压迫和剥削的革命。从抽象的角度看，似乎资产阶级革命也可以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但是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已彻底对后发国家关闭（因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需要大规模的海外市场），使得俄、中两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历史实践上，俄中两国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确都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有机会实现国家富强，但最终都居于失败。历史的重担只能落到无产阶级革命之上。
四、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
由于国土广阔，人口众多，俄中两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并顶住了资本主义强国的封锁围堵、军事干涉。
无产阶级夺权之后，应该实行怎样的制度？列宁和毛泽东都认识到，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提出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都是适应现实的理性主义方针。
由于种种原因，苏联和中国都以比预想更快的速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但严格说来，这种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原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例如，全员社会保障体制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但是落后的生产力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如果强行实现这一保障体制，那么将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大跃进时期实行的“吃饭不要钱”政策已为此写下了充分的注脚。
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建设，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却是以国家主义/重商主义的政策进行工业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与英美法德日等国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在本质上都是从本国工业之外寻求发展资金，推动工业化运动快速前进。每一个发达工业国都经历了工业化初期运动的这一必经阶段。换言之，苏联和中国所说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但是其生产力发展不可能跃过历史发展的必要阶段。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引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表象，其实质是由重商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变。苏联和中国的确选择了独特的道路（正如英法美德日均有其各自发展的特点一样），但是在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上，它们并不可能逾越于生产力决定论之外。或者说，即使人们掌握了马列主义，也不可能违背生产力决定论，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五、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及其成因
尽管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却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
苏联在短短数十年时间内，一跃成为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的超级大国。虽然在九十年代遭遇了重大失败，但是也无法掩盖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国积数十年奋斗，虽然曾经历文革那样的浩劫，但是成就依然显赫。以PPP（平价购买力）方法计算，中国现已成为事实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明显的佐证是，中国的外贸额2004年达到世界第三位，预计数年内即可跃居世界第二位。
考虑到苏联、中国建国初期的那种薄弱的经济基础及文化条件，考虑到它们数十年被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不得不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原始积累，考虑到它们长期面临强敌环伺的世界格局（不象日本、西德那样在战后有数十年休生养息的时光），就不能不令人赞叹社会主义革命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
社会主义何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列宁似乎早已对此作出了正确的预见性回答。
列宁认为，虽然俄国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由共产党领导进行的革命可以加速历史的进程。俄国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比自然进入资本主义状态做得更好，从而使俄国资本主义快速跨越初级阶段（进行原始积累），进入高级阶段，从而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在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能够使生产力发展更趋近于其可能性的极限。
历史证明，列宁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完全按照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展开，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却仍然迫使苏联和中国完成了它应该走的历史阶段，即从国家主义的原始积累到市场资本主义。只是由于意识形态上不能面对这一历史真实面目，而走了不少弯路。
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何以有如此成就？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共产党组织是先进文化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导性，确实优于西方同类学说。虽然马克思主义被极左派革命者大大曲解，但是仍然不失其强大的生命力。
第一代工业国（美英）走的斯密自由主义道路，第二代工业国（德日）走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第三代工业国（苏中）走的计划-市场经济道路都把相应的国家导向了现代化。虽然苏联东欧遭遇到了沉重的失败，但通过比较历史，我们仍然认为第三条道路更具有生命力。或许经过更长一点的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六、社会主义付出的代价太大？
社会主义的批判者曾指责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以无数人的鲜血和尸体来建造天国。但是论者却忘记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构造起点，西方多数史家都公认开始于16世纪。而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那是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世纪。那也是欧洲“中产阶级”开始掌权的世纪。但那又是一个海盗兵舰在东方黄金梦的鼓舞下从事地理发现，从事殖民掠夺，贩卖黑奴，进行宗教战争和异教徒屠杀，布满鲜血和战火的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开始并不是甜蜜蜜地从中世纪的农业田园诗中静谧、优美、和谐地诞生的。
产生“人权宣言”的1789年法国革命，如果真的按西方“人权”标准去衡量，这个革命本身在某些方面恰恰就是反人权的--在雅各宾激进派专政的1792至1793年间，曾处死了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据说革命的断头台上至少处决了2万人），因此史家称其为“恐怖统治时期”。对其功过，西方史家至今还是褒贬不一。被中国“新启蒙派”看作“中产阶级革命”典范的这一革命样板中，先建立了皇帝拿破仑的独裁君主制度。据记载，拿破仑处决了至少40万人以上的政治反对派。
就是到了20世纪，在已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意大处和经济高度现代化的德国，也仍然曾出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极权**现象。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其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经历无数的曲折、错误、磨难、失败，可以实行多次的血腥屠杀和镇压，可以出现多种多样的极权人物、“铁血”人物，但资本主义制度却仍被认为是和永远是“人权”和“民主”的最高典范？而作为一种新制度的社会主义，尽管其历史还不到100年，尽管相比较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发展道路（例如，与16世纪开拓新大陆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比，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政治制度比，与英国和美国19世纪工业化前期的经济不公正比），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道德、人道、社会公正、经济公正和改造人性上的优势，都是极其明显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却不能容忍社会主义政治民主需要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需要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一有挫折和失误，就被认为它是应该立即被全盘否定呢？
上述问题实在值得深思。
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常被某些论者比附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蒙昧思潮”，而认为与近代科学精神大不相容的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有趣的是，当论者贬抑马克思主义为宗教时，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近年在中国思想界大受一些“精英”青睐的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的理论。韦伯曾以毕生精力研究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他看来，好的宗教伦理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这部名著。他认为，英国人于17、18世纪普遍信奉的加尔文派基督教新教伦理，对于促进英国工业化具有密切关系。通常人们认为，近代科学精神、工业文明（即现代化）与宗教精神是不相容的。但韦伯却认为，正是加尔文新教的清教徒精神、献身神圣使命、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精神，对于近代荷兰、英、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推进作用。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全部现代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赋职责为基础的合理性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这种宗教精神是如此重要，以至在韦伯看来，近代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工业化而近代东方则未能，原因就在于西方基督教新教具有此种献身精神，而东方传统宗教则缺乏这种精神（韦伯没有看到50年代的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禁欲献身精神--并且无疑地对当时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给予了积极的作用。）韦伯的历史观点，实际是一种宗教决定论的唯心历史观，我们不必赞同。但是，当近年一些论者肆意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准宗教”，批判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中倡导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为人类献身的精神是宗教精神时，那么考虑一下韦伯的上述观点，不也是十分发人深思的吗？！（本节载于何新《东方的复兴·导论》，转引自《为中国声辩》第14~17页，有删节、有改写。）

三二

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评述
当代中国仍处于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把当代中国的社会阶段比拟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原因在于：
1、中国已基本完成原始积累，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现代化）。
2、即使中国经济仍然不够发达，也不一定非要走美英那种道路（德日所走的道路就与美英不同）。实际上美英模式已经完全走不通，现在甚至连美英都成了泥菩萨，难以自保。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这并不可耻。相反，国力竞争中的此起彼落现象乃是一种必然。古代社会且不论，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世界就经历了西班牙、英国、美国三个不同霸主的时代。而在不同时期，法国、德国、日本、苏联都曾参与这种竞争。今天，这些国家仍然是世界强国。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大国之一，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但是这种复兴，需要面对现实，做到冷静、理性、客观，并积极主动地改造现实。所谓积极，就是要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文化体系，循序渐进良性地改造社会结构，既瞄准方向，也注意阶段，既把握战略，也讲究战术。
所谓改造社会结构，实际就是调整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才能推动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生产关系的调整有多种办法，包括暴力革命和通过选民投票的所谓“民主”。但实际上，暴力革命和投票选举（由于选民情绪极易波动）都是一些非理性的办法，均不是%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