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儒学,首先应该是学儒
吴志翔
去年夏天,曝出知名儒学研究专家郑家栋涉案的消息,说是此人借出国访学之机将若干“假妻子”送出了国。听后我没有觉得丝毫讶异,之所以不讶异,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大量所谓学者,本来最擅长的就是干一类暗渡陈仓的勾当,不是假妻子,就是假成果,不是假履历,就是假身份。骗,是他们的本能。他们尊荣的华冠下,多有一颗卑琐的心。
当时与几位朋友吃着大排档聊起这事儿,有一位北京来的人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他的一个直捷的反应就是:“阴谋”。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这种“阴谋论”并非全无坐实的可能。就像某知名人士嫖娼某媒介精英贪污一样,都是被拿来对付不听话的异己分子的手段。但是基于对当今学者的集体腐败群体无耻的认知,我不接受“阴谋论”,郑家栋只不过在我所知道的无良知识分子谱系里增加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名字而已。
随后就去开一个国际会议,主角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本体诠释学的倡导者成中英。成中英出生于台湾,求学并任教于美国。关于成中英先生及会议本身不欲多言,我只说会后大家进电梯的时候,有人忽然就聊到了郑家栋事件。都是“搞儒学的”,好像他们对郑都很熟悉。我大概说了句“这下大概儒学会更受质疑了”,马上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常不高兴地反驳道:“郑家栋的事情是他个人的事情,跟儒学有什么关系啊?”并且附和者甚众。都是“专家学者”,都是“当世大儒”,我无非一个学生,不想在这种地方起争执,于是把本想冲口而出的话咽了回去。走出电梯后,我对自己的老师说出了想法:儒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修身问道之学,怎么可能跟倡言儒学者的人品德性无关呢?
其实,郑家栋事件刚发生,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大唱“无关论”了,比如新儒家的陈明、自由主义的徐友渔等人,都竭力主张淡化甚至涂掉这一事件的儒学背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很多人说的不是儒学而是“儒教”,而以我简单的头脑想想,“教”对个人德性的要求比之于“学”无疑是更高,也是更有约束力的。但徐友渔等人却认为,这是一桩私人事件,而且说:“我甚至觉得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连声明的必要都没有。”那么他的道理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世上人治某种学问、信奉某种教义者成千上万,其中必有失德败行者,如果个别人的劣行会伤及那学问和那信仰,则世上将无学术和信念留存。
据说,此种“无关论”是主流“学术界”、“评论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而且被视为难得的“理性”。对于话语的这一走向,我也并不奇怪,因为学术界评论界的主流或整体,就是那么烂的一个世界,在那里,所谓的“理性”基本上与“理想”无关,倒是更多地与“理财”、“理人”发生关系。试想想,如果听任郑家栋事件“伤”了新儒学的合法性,那么巨额的课题经费还怎么申请?出国招摇的机会还怎么争取?出版基金又从何落实呢?要知道,研究国学的汤一介,在主持一项浩大的《儒藏》工程,国家拨的经费就是1•5亿元!大大小小的儒学研究项目遍布全国各高校各社科院,里面养着多少专家学者?多少研究儒学的人可以从儒学的得势中分上一杯羹啊?不理性,还怎么理财啊?
既然理性,那又必须得理人,就这么一个圈(juan,去声),大家都认识,各种煞有介事的会议上屡屡碰到的,一些杂志上一起发论文的,没有感情总有理性,咱们都未必是修身甚严的人,无非打着儒学的招牌混饭吃,并且可以混出点地位身份,混出个周游世界,那么也难保有一天不犯事儿,所以有可能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们谁也别落井下石,还是得有共识,为了儒学共同体和自身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分明看到的是勾肩搭背、互相捧场的“实用理性”,我分明看到的是得失考量、利害计较的“经济理性”,——我这么想想的“自由”总该有吧?
任何人犯任何事,都可以说是私人事件。但是一些特定身份的人犯的事儿,就必须与他的身份联系起来。比如说,一个民工被发现偷了一辆自行车,我们其实是不该扯上整个民工群体,也没有道理质疑进城务工者的群体道德水准。如果那么干,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就是在营造一种“社会刻板印象”,是在强化某种偏见。而偏偏我们这个时代,偏见之风是无比的旺盛,尤其是在中产者、小市民以及小资们搅和在一起的价值泥潭里,对于民工群体的轻贱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却很少站出来说,民工偷自行车是“私人事件”,不该将所有的污水泼到一个群体身上。只有不那么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们还能说几句真正理性的话。然而,如果一位被奉为儒学大师的人,他做了有违道德有背法律的事情,那么把他的行为与儒学联系起来,却不能被视为偏见。这道理,就因为他身份特殊。再私人的事件,也可以因为身份的不同而获得象征意义。试想想,如果一个公安局长被杀死在家里,即便真的只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人们也有理由怀疑,这座城市的公共治安是不是太脆弱了?如果一个高调主张真唱的歌手被发现假唱,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失去一些宽容之心,而开始去批判整个娱乐圈的乌烟瘴气;如果一位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形象大使,却被发现因为非正常性行为而患上了艾滋病,那么无疑也会构成对他所代表的机构或者事业的强烈反讽……因为事件本身背离了主角身份凝聚或象征着的核心价值。儒学或者儒教,核心价值是仁义礼智信,你一个肩负着儒学复兴的“大师级”人物,恰恰背离了核心价值,怎么?人们由此而质疑一下儒学欠缺真诚、儒教迂腐甚至自欺欺人也不行吗?这一事件至少让人明白,新儒学未必有助于修身养性,儒教恐怕也是无补于世道人心。如果认可一个人说一套做一套,那么,像陈明、徐友渔这样的学者,该不会是真的鼓励人应该虚伪吧?
对于儒学本身,我的态度其实很复杂。我并非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也始终认为中国人应该存有对自身文化根基的尊重,无论如何反传统,无论如何对现状不满并且把它归因于传统文化中的基因缺陷或者“死穴”,但谁能切断一个文化生命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根脉?儒家文化有功有罪,有得有失,那里是我们精神的依附之所在。西方文明有它的高明处,但它的文化是自己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我们可以习得一些观念一些方法甚至一套价值体系,但它们无法给我们家园感。我们终究要去追溯一份最遥远的本土回忆,体认一种无法言说的文化乡愁。从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开始的新儒家,其实就是带有寻根冲动的、在西方文明压迫和影响的焦虑之下产生的认祖归宗。我不否认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他们的所有言行也都挥发出一种强大光明的人格力量。他们的“学术”更像是一种“问道”。即使到后来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以及后来的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人,也仍然心存一份对文化本土的眷恋和期盼。但是,对于新儒家能否复兴、如何复兴中华文化,我却不能不持有强烈的怀疑。相信与我想法相近的人不少,可以这么说,郑家栋事件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在当今中国人心浮躁、文化破碎、精神家园失落的现实背景下,新儒家或儒教倡言的修养身心论调的空疏,以及统合文化欲望的脆弱;人们对郑家栋事件的态度表明的,是在当今中国学术腐败极度猖獗甚至比官场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实语境里,包括新儒家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中国知识界败德、失信、不智、无耻的总爆发,是学术越来越失去公信力、感召力的典型症状。
儒学里有好东西,那种“仁”字当头的情怀,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慷慨,那种“修身平天下”的追求,那种“尊德性、道学问”的境界,那种“民胞物与”的理想,那种“致良知”的真诚……都大有可取之处。然而,这些儒学的精义今天在一个偏僻山区的仁义厚道的农民身上或许还葆有几分,但在滑头而且实利的知识分子以至大量所谓的儒家学者们身上都早就荡然无存。许多儒学研究者的工作,非但无补于儒学真精神的发扬,反而构成了致命的伤害,是对儒学信条和传统精萃的摧毁性力量。这些人心目中的新儒学,不过是一个猪圈里的食槽。他们的那些言说,无非是抢食饲料时发出的啧啧之声。连人格都不要了,还有什么脸谈儒学?
我深信不疑的一点是,所谓学术,除了经营一种“术”,更要追求一种“道”。培植传统文化的厚土,开掘当今人心的清流——这才是儒学、国学乃至许多学术的真正使命。而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学者自身应该氤蕴着精神的芬芳,散发出人格的光辉。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儒学其实就是学儒,学习那些品格优美的大儒,建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
[ 本帖最后由 happykl 于 2008-6-9 20:3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