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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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　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之前，我先想说我在2007年看了一份文件《中医哲学：思想、原创与机遇——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预备会议暨中医哲学研讨会发言记录》，使我对中医已经面临存亡危机的形势及造成这种不正常局面的原因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引用下一些参加过人的话：

       时间维度中的文化
　　时间维度中的医学

　　医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讨论医学应当先讨论文化，医学的废存关系到文化的废存。这在学术界已是共识。

　　不过，近代中国学术界讨论文化问题，长期习惯于仅仅采用“地理平面直角坐标系”， 特别是其中水平的一维——“东西维”。可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的二元对立中讨论文化进化或文化发展，永远不可能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原因很简单——缺少时间的维度。在没有时间维度的“地理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绝对是平起平坐的，于是学者们就永远可以抬杠：“为什么我东方文化就要西化？为什么你西方文化就不东化？”具体到中国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要西化？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西化？”按照这样的逻辑，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也可以反问“我们的北方文化为什么要南化？”，而南太平洋的毛利人也可以反问“我们的南方文化为什么要北化？” 所以，后来有些聪明的学者终于有所醒悟，发明了“现代化”这个词儿，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文化要现代化，中国社会要现代化”。

　　引入“现代化”这个概念，其实就引入了“时间”维度，这样就对了。因为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不是在三维空间中静止地存在着，而是在四维空间中沿着时间的维度进化着。关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进化的分期，国际知识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原始社会，主流生产方式是狩猎-采集，主流文化是神话-传说-巫术；中世纪社会，主流生产方式是农业-畜牧业，主流文化是宗教-手工艺；近代-现代社会，主流生产方式是工业，主流文化是科学-技术。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的阶段，主流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文化。这种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是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文化，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继续被称为“西方文化”是不恰当的。中国从封闭的、落后的农业社会走向开放的、先进的工业社会，进而进入信息社会，就是接受这种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并且要代表这种“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有时间维度的社会-文化进化框架中，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并且能够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历过原始社会中的巫医和尝百草的阶段，也曾有过医疗机构附属于宗教组织并用草药来治病的阶段。以西医为例，英语中的“药物” 一词“drug”源于法语，本义为“干燥的草木”，又特指有麻醉作用的植物——毒品。中世纪的欧洲医学为“寺院医学”，由僧侣掌握。采用三家的医学理论：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机体“整体论观点”和“四体液病理学说”；古罗马加伦的“目的论”和“体液学说”； 以及阿拉伯阿维森纳《医典》和分辨48种脉搏的切脉方法。药房采用“加伦制剂”，以草药为主制作丸剂、散剂、硬膏剂、浸剂、煎剂、酊剂、洗剂等。欧洲人当时也搞炼金术寻长生不老药。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为25岁，闹黑死病（鼠疫）的年代下降到17岁，1/3的新生儿不能存活。从平均年龄看，中世纪欧洲跟中国两边的医学水平是差不多的。那时候的西医，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常常采用“放血疗法”和“灌肠疗法”，活活把人治死，可见其水平甚至要低于同时代中国的中医。

　　欧洲的西医后来这三百年突飞猛进的发展，是随着欧洲各国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发生的。新教和天主教先后允许解剖尸体，便为西医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使得对人体及其病理的研究能逐步深入到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层次。除解剖学外，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发达为医学的发达奠定了基础，并且统一的医学发展成了分科的医学。工业技术和制造能力不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西医才逐步拥有了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内窥镜、显微镜、化验、X光透视、X光造影、电子计算机X 射线断层成像、B超成像、核磁共振成像、活检等越来越先进的诊断手段，以及打针、麻醉、开刀、输氧、输血、输液、假肢、器官移植、人造器官植入、心血管支架、人工辅助生殖、生物遗传工程等越来越先进的治疗技术。分析化学、合成化学和化学工业的发达，西医制造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牛痘疫苗、阿司匹林、磺胺、维生素、青霉素、链霉素及其它多种抗生素。这些药物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制伏了一系列传染病，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十六世纪的27.5岁，延长到二十世纪末的77.5岁。

　　所以，我们叫惯了的“西医”，实际上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医学，是作为现代科技文化的一部分的医学，是全人类的主流医学，其恰当的称谓应当是“现代医学”。相比之下，中国在中世纪比欧洲更发达的“中医”，由于社会长期封闭、保守、停滞，没有进化出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基本上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其恰当的称谓应当是“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在1992年出版时，医学就是分成两卷——《现代医学卷》和《中国传统医学卷》。那就是最恰当的分类和最科学的命名。


这样我们就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出现中医现代化的原因。中医的命运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所以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想出让中医走的更长，更广，更远，那就需要跟的上时代！中国历史上很多文化证实：一味守成，故步自封终究会被淘汰！我们要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鲁迅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所作出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个论断。传统的、民族的东西，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须从其实际发挥的功能入手，对其进行区分。凡是被已有的现代科学的外延包含了的部分，便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科学的范式的检验。

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


国内学术界有人提出，中医不走改革和现代化的道路不行，可是中医改革和现代化就等于中医现代科学化，中医现代科学化就等于中医西医化，中医西医化就等于中医自己走向灭亡，并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这个悖论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前面讲的人类文化和医学发展的总趋势：从属于当代主流文化——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现代医学“西医”是主流医学，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医学“中医”是非主流医学。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二者这种总的态势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逆转。所以，中医未来要在中国和全球大发展是不大可能的。然而，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医注定要灭亡，那也过于仓促和草率。

　　另一方面，这个悖论也告诉我们，中医如果死守传统并拒绝改革和现代化，或还按过去半个世纪走的老路往下走，其继续缩减和消亡是必然的，而且缩减和消亡的速度会加快。相反，如果中医不死守传统，而是积极进行改革，在保持中医自身特点的前提条件下走现代化-科学化的创新之路，它就一定不但能继续维持下去，而且还可能扭转颓势向上发展，在中国和世界医学界争得更大的地盘，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医也有某些优势，中医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所以，中医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的关键就是前面我讲过的那句话：“在保持中医自身特点的前提条件下走现代化-科学化的创新之路”。

　以2006年2月张功耀教授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为标志，新一轮中医存废之争便开始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起来。

　　检视近代中国历史，自“废医派”的始作俑者清末国学大师俞樾以降的百余年间，分别于北洋政府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中医存废之争，加上正在进行中的这一次，一共 四次。前两次的废医，均是政府行为，而建国初期以及当下的这次废医，政府的角色却发生了变化，转而成了护医者。

  　　
此前的三次废医，最后并未达至真正废除中医之目的。现在的争论，结局到底如何，影响因素太多，我们不敢妄测。但是，通过考察本次论争的主体有哪些、各自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分别代表了什么样的利益诉求，以及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采用了什么样的论据和论证方法，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把握这场辩论的脉络。   　


　引发这场争论的张功耀教授认为，中医没有科学基础、安全性难以控制，办中医学院是一个错误，主张让中医退出国家现行医疗体制。他回顾历史，直面现实，从纵向即中医自身发展的历史以及横向即世界上其他地区传统医学的历史归宿来看，中医既不能复古，在现代化过程中也面临窘境；中医立方混乱、滥用药物，破坏生物多样性，其绝大部分概念缺乏经验基础，对诊疗方法的描述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也不精确。中医连基本的概念清晰都谈不上，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都不能接受下一个相同病历的检验，中医药疗效的检验是不充分的。凡此种种，因为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建立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所以不能属于科学医学的范畴。   　　


与张教授的观点针锋相对的一方为中国哲学界、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以及海内外中医从业者。以中国哲学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批评道，反对中医的观点，基本是处于无知状态，反对中医就意味着反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历史，是数典忘祖。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像欧洲在中世纪出现过的一死就死几千万人的鼠疫传染病，这就证明了中医学这个学问是科学的。主张废医的人，在思维方式上出了问题。东方的系统整体思维和西方重分析、重实证的思维方式一样，都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之一种。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也明确表态，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不会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  　　


张教授的这番话无疑也激起了直接利益相关人广大的中医从业人员的强烈反弹，其中尤以国内的程丑夫教授、海外的马伯英教授为代表。程氏认为，张氏的论断犯有三大错误，即所采用的推理方法违背了逻辑学、其认识方法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并采用了臆造污陷的手段，因而“取消中医药”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他争辩道，进行逻辑推理，推理的前提条件必须充分，采用举例的方法来得出推理的结论，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采用特殊否定一般的推导方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古代立方大多凭经验，没有什么理论可言，这是采用臆造和污蔑的手段来抵毁中医中药，甚至抵毁中医人员的人道主义精神。  　　马氏反驳说，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基本上属于经验医学范畴。所以，从严格的科学定义角度上看，医学是不属于科学范畴的。科学是多元的，西医也只不过是科学医学的一大门类。西医与中医的不相融好比话剧与京剧，它们属于不同的表演体系，互不取代，但都属于表演艺术。   　　

本人对于医学是外行，无意介入这场论争。但是，对于反方在论辩中出现的一些技术问题，颇感遗憾，特提出来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是情绪化：否定中医就是无知和否定历史。归根结蒂，目前发生的中医存废之争乃是一个学术问题，一言一行均应符合学术规范。动辄说别人无知，是人身攻击。即使人家真对中医无知，也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只要你自己真是对中医“有知”，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心平气和地针对别人的质疑，正面回答问题，以正视听。这比简单地大骂别人无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至于说到历史，也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不可否定。对于该否定的那一部分历史，实事求是地去否定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须知，“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鲁迅语） 　　


二是以偏概全：“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像欧洲在中世纪出现过的一死就死几千万人的鼠疫传染病，”是否就能够“证明中医学这个学问是科学的”这个事实，还颇令人存疑。为此，至少需要搞清楚两件事，一是在全世界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地方，是否都发生了这种传染病，导致诱发鼠疫这种传染病的各种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是以同样的数量和方式存在着，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医，亦即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医是唯一的一个控制变量。否则，反方的论点难以成立。 　　


三是偷换概念：把对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之争演化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无庸置疑，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各有所侧重，两种思维方式本身分别都是科学的。但任何一门学科要想成为科学，都不能单靠所谓的分析（演绎）或者综合（归纳）一种思维方式来建构，必须对它们进行综合运用。说西方不接受整体相关的观念更是毫无根据，现代系统论就产生于西方。 　　


四是逻辑混乱：程氏认为，采用举例的方法来得出推理的结论，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句话本身没错，但是用错了地方。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恰恰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本身，靠的才正是归纳的方法。而要整体推翻这一理论体系，只须指出其中某个环节有瑕疵即可。更何况，问题的要害在于，张氏所举之例，关乎中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体系的架构，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对中医的前途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五是玩弄文字游戏，企图从根本上消解这次辩论的实质：张氏认为中医不科学，马氏则很巧妙地颠覆道，医学不属于科学范畴的。但随后又自相矛盾地说，科学是多元的，西医也只不过是科学医学的一大门类。医学当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但临床经验再重要，也超不出医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作用，这种层次的高下之分，是不容混淆的。至于“西医与中医的不相融好比话剧与京剧，它们属于不同的表演体系，互不取代，但都属于表演艺术”这个比喻，更是不妥。须知科学求的是真，艺术求的是美，道德求的是善，硬要将不同性质之间的事物，生拉活扯在一起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 　　


这场纷争提醒我们，在社会结构出现大的变迁的情况下，处理好传统性与现代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冲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这里借鉴了:《学习时报》 闵家胤 的材料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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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世界的发展


中医在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包括新加坡岛与周围54个岛屿。面积约600平方公里，人口270万，华裔占80%。该国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航运要冲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古属丹丹国、柔佛国管辖。19世纪沦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中国传统医学随着华人定居而传入，成为当地的重要医疗体系，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
近20年来，中医药益发成为新加坡各旗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的要素，形同布帛菽粟，不可须臾离开。新加坡的中医药有悠久历史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有中医医疗机构30余家，中药店开设的中医诊室有1000余家。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经营中药的店铺约3000余家，有中医师工会会员800余人，多数开店兼诊病，以祖传药店为多。马来西亚卫生部向来对中医十分关注和支持，但仍未接受中医师的注册，在那里甚至不注册也可行医。政府对药物重金属含量有控制标准，对有毒品及濒危野生动物药品一律禁售。　
泰国　
泰国政府承认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只给考试及格的中医师发临时执照。早在1987年政府正式通过和批准了中草药议案。有中药店800余家，多有坐常中医师诊病，也有许多私立中医院广泛应用中草药和针灸进行治病。较大的中药批发商约为10家，中小型约为40家。　
越南
越南很早就提出东医与西医相结合，规模较大的中药店有近200家，中小药店更是遍布城乡。现从我国出口到越南的中成药就有180种。中药材种类繁多，品种齐全，无论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药应有尽有。目前，我国共有16家药品生产企业获得在越南的经营许可证。


日本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汉方医学在日本发展迅速起来。据统计，目前日本从事汉方医学为主的人员有15000人左右，从事针灸推拿的医务人员约10万，从事汉方医药研究人员近3万。有汉方医学专业研究机构10多个，有44所公立或私立的药科大学或医科大学的药学部也都建立了专门的生药研究部门，还有20余所综合性大学设有汉方医学研究组织。
随着汉方医学的不断发展，日本官方对汉方医学的应用和研究充给予了愈来愈多的支持和关注。首先在医疗政策方面，厚生省除规定大部分汉方制剂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外，还规定针灸费可部分地从医疗保险中支付。同时还同意在西医院内开设东洋医学科。在汉方医学教育方面，文部省正式下文成立世界第一所正规的针灸大学，使汉方医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行列。

中医在欧洲

英国

英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也是现代医学发源地之一，具有较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一般引进外来文化与科技比较慎重。然而随着人类回归自然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医药在英国的发展甚为迅速，并成为欧共体的第三大中草药市场。
中医是16世纪传入英国的，17世纪被人们接受， 近几年来，中医药在英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批国内本科毕业生出现在英国中医队伍中，对中医中药人员的技术素质提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英国政府当局及医学管理部分对中医药的态度正在逐渐变化之中，开始是歧视和限制，继之因民众的需要而适当放开，近几年，因中药疗效显著采取默认许可，中医药得到了英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在民众的医疗保健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和信任。
在英国，中国的医药还受到皇家的信赖，女皇每次外出旅游，总是带着顺势疗法的各种药物，女皇的妹妹玛嘉烈公主，曾用中草药治疗同期性偏头痛，皇太后也赞成用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治病。
或许在皇家的默许下，使中草药、针灸等各种中西医结合疗法在英国蓬勃兴起，现每年大约有250万英国人采用顺势、中草药、按摩、正骨和针灸疗法，支付医药费用多达9000万英镑。英国现有中药店350余家，60%的中草药从中国进口，英国每年进口药材品达1200余种，其中60%是从中国进口，英国每年进口药材量达8000万美元，在欧洲名列前茅。但从1995年进口中药的情况来看，英国全年进口中药1043万美元，其中中药材9893吨，计1012万美元，中成药约31万美元，还有很大的贸易潜力有待开发。


德国


德国是一个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人们的整体素质较高,对东方的文化了解甚多,当然对古老的中医和针灸也有一走的认讯,普遍持欢迎的态度。德国的针灸医生大多数为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经过一定的西医实践后改为学习中医的。他们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热衷于东方古老的中医针灸医术,对它们的神秘疗效怀有一种崇敬感,一种是由于德国医生的失业率很高,迫于生计,被迫改为学习中医的;但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当然,在德国医生的行列中,不乏也有一些中等专业学厉者,他们经过艰苦的努力,自学成材而成为医生的。在临床医疗中,德国医生把针灸作为临床治疗的一种方法或手段,诊治病人既用西医疗法,也用中药和针灸,以便争取治疗更多的病人。
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慢性疾病方面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如今越来越多的过人开始选择中医来进行治疗。
据一份数据显示，在德国大约有5万个医生从事中医，并且每年有将近200万个患者接受中医的治疗。
然而虽然上百万的德国人已经接受并信任中医的治疗，但是德国政府以及国家健康保险基金仍然没有确立中医在德国享有和西医平等的地位，并将其置于各国卫生保险体系之外。

中医在美洲



美国

随着针灸在美逐步合法化,中国传统医学在美国的发展势头良好。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全美已有2500余名有执照的针灸师,从事针灸医疗工作的达万余人。1989年全美与针灸有关人数增至2万人。
目前仅加州有执照针灸师己达8600人(这些针灸师64%是本科大学毕业生),诊所800多家。目前全美有20多个针灸医疗中心,从事针灸研究和治疗,研究项目有200多项,所治疾病主要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肥胖症、过敏性疾病、心功能不全等数十种,特别是中药、针灸治疗艾滋病出现了较好苗头而很受关注。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医、针灸学校20多所,有40多个中医针灸学会或基金会,创办近10种中医、针灸杂志。并在不同地区召开了一些国际性中医药或针灸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

近年来,美国公众和医学界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安全有效和通用广泛的特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接受中医治疗。
随着中医、针灸在美国的发展,中药也受到美国人的青睐。据统计,美国人每年要花费60亿美元用于营养保健品,而且这一市场以每年增长20%的速度拓展。美国约有5%的患者服用天然药物,其中80%的人在治疗过程中服用中药。

加拿大

加拿大中医针灸医疗，主要是以私人诊所形式开展的，近年来发展较快。目前全加拿大约有中医针灸从业者2000余名，中医针灸诊所遍及全国各省。这些诊所大多为华侨开办的，但都附设药店。
每个诊所一般有五六位医护及工作人员，工作效率很高，人人都是多面手，一人数职，即当大夫又能抓药，又会制剂。诊所主人不仅会看病，而且又会经营采购，销售中药，服务热情周到，看病疗效好，深受患者的欢迎。因此，在加拿大的中医针灸开业者，经济情况都很好，即使受诊所聘用的中医师，按每个病例取酬，每天可诊20余人，收入也不菲。这也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医针灸医疗在加拿大是深受欢迎的。
目前，中医药疗法、针灸疗法在加拿大还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病人需要自付医疗费用。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患者前去中医那里自费看病。

欧盟

中国传统医学最近在欧洲获得重大突破，由于医疗效果显著，保险业者开始将针灸治疗纳入保险范围；同时经过中医业者的奋斗不懈，欧洲联盟也成立了中国医学联盟。
据“中央社”消息，中医在保守的欧洲医学界受到正式承认，并获得合法地位，在西欧行医的中医师林国明教授的努力，功不可没。

[ 本帖最后由 wengya0001 于 2008-7-24 12: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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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名医之祖

针灸之祖——黄帝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对俞穴和刺阖、刺禁等记录较详。

脉学介导者——扁鹊 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 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三下。《史记•战国策》载有他的传记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外科之祖——华佗 又名敷，字无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亳州）人。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如醉肠洗涤，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

医圣——张仲景 名机，汉末向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有《时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药王——孙思邈 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辉县）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献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

儿科之祖——钱乙 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辩证证治的范例。

法医之祖——宋慈 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

药圣——李时珍 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

《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

中国近现代中医名医 （选自http://www.shenn.com）
唐宗海，字容川，四川彭县人，生于清代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卒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享年五十六岁。著有《血证论》、《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等

岳美中，名钟秀，号锄云，河北省滦南县人，生于1900年，卒于1982年。17岁充任小学教员，期间因病自学中医。1935年，任山东菏泽县医院中医部主任。1946年赴北平参加考试，取得医师资格。建国后，任唐山市中医工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1954年，调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门诊部副主任。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等。

余无言，原名余愚，字择明，江苏省阜宁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3年。幼时随父攻读经典。1918年，悬壶乡里。1920年，至泸上学习西医。1926年，回益林开办医院。1929年，第二次赴沪，与张赞臣合组诊所，并与之共创《世界医报》。1934年任旧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30年代开始就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中医院校。1938年，与张赞臣另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1943年开办上海大同疗养院。1956年奉调至京，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1958年到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陈慎吾，字祖望，号绳武，福建省闽侯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2年。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杨济生，山东省观城县人，生于1896年，卒于1975年。出身于世医家庭。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友谊医院中医部主任。


瞿文楼，名书源，自号困勉卢主人，河北省新城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57年。出身于世医之家，其父瞿子安为光绪30年前后太医院御医。著有《痢疾论》等。

方伯屏，名金城，山东省掖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48年。幼年随姑丈流落京师。后受到太医院医官赵云卿的垂青，特许为门弟子。

蒲辅周，号启宇，四川梓潼人，生于1888年，卒于1975年。我国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出身于世医家庭，幼承庭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四川解放后，受聘西南铁路医院，1955年奉调中医研究院，开展科研、教学和医疗工作。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门人弟子整理有《蒲辅周医案》等。

佟阔泉，字成海，北京人，生于1890年，卒于1962年。出身于御医家庭，其父佟文斌为清末御医。少年随父学习，后就读于清太医院学馆。1912年宣统出宫后，曾任溥仪等随从医生，后回京悬壶。伪满政权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御医，直至伪满垮台，才又回京悬壶。建国后曾在北京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任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科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为解放后仍能较长时间从事中医工作的少数御医之一。

陈邦贤，字冶愚、也愚，晚号红杏老人，男，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1889年，卒于1976年。著有《中国医学史》等

张菊人，名汉卿，男，江苏省淮安县人，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张氏与京城名医杨浩如师出同门。著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一书，晚年著有《菊人医话》。

杨浩如，名德九，男，江苏省淮阴县人。生于 1881年，卒于1940年。著有《廊房防疫录》等。

冉雪峰，名敬典，字剑虹，别号恨生，四川省巫山县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3年。著有《辨证中风问题之解决》等

黄坚白，原名坚和，浙江省杭州市人，生于1907年，卒于1975年。

章次公，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1903年，卒于1959年。

赵心波，名宗德，北京市人，生于1902年，卒于1979年。

周慕新，字荣，号融，北京市人，生于1902年，卒于1979年。人称“小儿王”。

秦伯未，名之济，号谦斋，上海市人，生于1901年，卒于1970年。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于道济，辽宁省沈阳市人，生于1895年，卒于1976年。擅长治疗妇科病

王乐亭，名金辉，河北省香河县人，生于1895年，卒于1984年。北京中医学会委员、针灸委员会理事等。

杜自明，男，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生于1877年，卒于1961年。著有《杜自明正骨经验》。

王仆诚，原名联福，男，汉族，生于1877年，卒于1961年，现为我国国家级名老中医。

徐右丞，名树弼，湖南省长沙人。生于1864年，卒于1956年，享年92岁。其弟子于道济、谢海洲等，均为当代著名中医学家。

刘道信，字义臣，山东邹平人。生于1872年，卒于1968年，享年96岁。刘氏祖传正骨，1961年被聘为中华医学会顾问。

陈莲舫，名秉钧，清末上海名医，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学家。生于1840年，卒于1914年，享年74岁。

陈可冀，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专家。

孙文科，中医专家，创建升清降浊理论治疗鼻炎鼻窦炎，在国内中医治疗方面取得良好疗效，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脑血管方面有独特见解，著述多部专著，所研究治疗鼻窦炎的药物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董建华，（1918-），中医学家。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vivi_cn

原帖由 wengya0001 于 2008-7-24 11:57 发表
“西医与中医的不相融好比话剧与京剧，它们属于不同的表演体系，互不取代，但都属于表演艺术”这个比喻，更是不妥。 ...

我倒是认为这个比喻很贴切呢。

看吧

多听相声也是爱国，也涨学问。
相声白事会中提到北京四大名医：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

　　萧龙友，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为“不息翁”(1872-1960)。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拨贡，是解放前后京城的名医。他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三人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声名斐然。他们的医术医理，都有极高的造诣，医德医风令人钦佩，在医学界地位颇高。而萧龙友在四大名医中，亦居首位。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因感到沉浮宦海之中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便于1928年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然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为可及，故即使众人相求，亦不开方。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造成了社会的轰动。

　　解放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1954年萧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被选为人民代表，仍然积极的投入工作当中，还参加了关于设立中医医院的讨论。

　　萧龙友的医术可谓炉火纯青。他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孔伯华先生，谱讳繁棣，以字行，原籍山东省曲阜县，生于公元1884年6月5日(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卒于1955年11月23日，享年七十一岁。精于医学，得其家传，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汪逢春(1884—1941)，江苏苏州人，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先生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他教学甚严，不但极重医德，而且每必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打坐、读医书，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汪老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中医教育家，现在的名老中医吴子桢、谢子恒、赵绍琴等，都是他的学生。施今墨，祖籍浙江萧山县，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他年幼时，因母多病，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因而在施今墨13岁时即教他学习中医，并常对他说：“良田千亩，不如薄技在身”。所以施今墨学医刻苦，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了。

　　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qlshy

分析的很透彻，顶一个

小草的泪水

先顶在看，
好多字啊！！！！

浪漫一生

我相信中医,吃药也吃中成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