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已吃了，不见下蛋的鸡也罢

司马南

    群熊逐兔论普世价值，这是一篇少有的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文笔老成，视角独特，处事中庸，语气平和，近乎赤子，善言美意，自成一家。

文章署名“群熊逐兔”，不知其为谁人也。倘作者哪日得便，一时开心愿意现形，勿忘通知鄙人，诚愿面晤先生，推心置腹，讨教学问。

今日，未得允许，擅自转发先生大作，非掠人之美，乃修文以诚。美言转发与此，众人切切搓搓，从不同角度拷问普世价值，或可帮助中下之人解上也，启迪中上之人抵顶也，辨清虚妄之言，径见利弊得失。群熊掰苞米，常听人说；群熊能逐兔，未之闻也。料度马甲其后，必为高人也，达人也。常言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其实，于今天而言，真人真相，露不露亦无所谓，真言既在此，我等受益匪浅。蛋已吃了，不见下蛋的鸡也罢。

                                                   ——司马南

　　“普世价值”一辞滥觞于南方报系，具体内涵人言人殊，至今未见清晰界定。泛观众人理解，似均从社会制度层面着眼。以“侧评”（邹啸鸣）猫友文章为例，列举了“普世价值”之人权、公正、安全、和平、产权、宪政制度六事，可资参考。
　　既曰“普世价值”，必应有其西方思想渊源，惜乎至今未见该辞的学术支撑。因此，“普世价值”的声称，可以理解为部分学人对西方文明的体察感悟，对理想愿景的描绘勾勒，无疑也是力图主导社会转型的一种策略选择。

　　然而这种策略的失误是极其致命的。热诚的呐喊代替不了严密的学理探讨，谋定后动方不致于隳功失控。“普世价值”策略的失误在于：
　　一、“普世价值”是一个有无未明、内涵未清的模糊概念。就理论而言，从人性相近的客观事实，并不能必然推导出古今中外社会制度追求的同一；从事实上看，“普世价值”究竟是文明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比如美国应该符合“普世价值”了，那么清教徒们对原住民的血腥屠杀如何解释？全球化的影响，是否掩蔽了列国差异，制造了“普世”假像？
　　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对任何模糊概念的认同，或者是一时敷衍，或者是希望争得解释权后新瓶装旧酒。一百年前，某种自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潮，不也曾被视为“普世价值”，获得无数沉静学人、热血青年的一致追捧么？而且，“普世价值”本身浓郁的舶来味道，也容易触醒底层民众对知识精英的不信任感。
　　三、即使举国认同了“普世价值”，马上又必须面对实现路径的难题。中国社会的组织技术，较美欧日列国落后五十年；中国民众的思维道德，较美欧日公民落后一百年。如果贸然按照“普世价值”的信条去做，必然导致社会整体的脆弱，无力应对突发事变。例如，“五"四”之前的中国甫经变革，祥和安谧；然而倭人东伺，遂致国民心态日趋极端激烈。再如乾隆年间的法国，拉法夷特诸士绅借民众之力，推行宪政，假如没有英奥诸国的干涉，绝不致于生民涂炭。变革社会，必须内外兼顾、通盘熟筹，“普世价值”之说，何其迂阔！

　　殊途可以同归。与其笼统地声称“普世道德”，不如具体地分项研讨人权、自由、宪政、民主、共和等等理念。

　　附：我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只能是：自求多福。“自”指某个邦族，“多福”共三类九项。中国社会转型，我主张在现有宏观框架下从“市镇直选”（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165288）开始。

附文一　如何避免文明沦为诅咒（泛经济学漫谈之二十七）

　　“文明”（civilization）是对特定时空中人群组织程度的感性描述。文明意味着人类的合作，同时也让人类固有的困境更显著、更集中、更激烈了。因此，古今中外都不乏智者、诗人厚古薄今。东方以《老子》为最，声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有昏乱，有忠臣”，主张重过“小国寡民”的生活。西方以里夫金所著《熵，一种新的社会观》为最，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演绎了文明之路越走越窄的险境。
　　约略而言，对文明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文明伤害了个人的自由。庄子《马蹄》篇认为上古时代“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只有当“圣人”强行建立秩序之后，人类才陷入噩梦。很多人类学家也认为，原始时代的人们悠闲自适，是文明程度的提高，带来了各类越来越大的压力。
　　二、国家堕落为负担。国家本应该向国民提供公共货品，利多于弊，然而国家机构经常僵化，甚至被利益集团俘获。最终，国家堕落为利维坦式的怪物，吸干了全体国民的最后一滴血，国家体系随之崩塌，社会进入漫长的混沌重组时期。
　　三、人类蜕变为赘疣。人类是寂寞自然中的智慧之花，主宰众生后，反而给自然造成混乱。文明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伤害能力的提高，在人类的淫威下，物种灭绝，生态失衡，最终也威胁到人本身。
　　为了避免文明沦为诅咒，首先需要人类保持谦卑素朴的“赤子之心”。对文明体系的评价，必须避免单一的标准，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指标体系。理想的指标体系，既应该有助于解释历史，也应该有益于指引未来。对于某个社会制度，可以从国家、国民、应战能力三个方面考察。
　　首先看国家。国家应该建立产权秩序，减少针对生命、财、产的侵害。国家自身的费用应该低廉，即清正精练；治理费用也应该低廉，即与国民之间的互馈必须流畅。
　　其次看国民。衡量国民福祉的指标是富足、自由、平等。国民的寿命、摄入热量、恩格尔系数都是容易量化的富足指标。自由方面，既应包括保守一类的如生命、财、产免于无辜剥夺（此项与“国家”指标重复，不计），也应包括活跃一类如言论、出版、结社等活动。平等指标经常为自由主义者忽略，其实对于国民心态影响甚巨。
　　最后看迎接挑战的能力。威胁文明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来自其他文明的挑战，这就需要社会保持高度的武器装备研发与制造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一是来自天候等的似乎随机的脉动，这需要社会保持必要的物资储备（特别是粮食，但不能是专项资金），一切设施也需要适当的冗余度。一是来自然资源无可逆转的耗竭，这需要社会提高科学技术能力，预先找到替代办法。
　　以上三类共九点指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的组织水平与稳定程度。国民应该有渠道适时提醒国家可能的疏失，让文明造福于每一个社会成员。

小结：
①文明的负面效应是人类固有的，只是更加戏剧化而已。
②评价社会制度应从国家、国民、应战能力三类共九点着眼。
③国家指标共三点，即建立秩序、廉洁精干、官民互动。
④国民指标共三点，即富足、自由（活跃方面）、平等。
⑤应战能力指标共三点，即武备、储备、科技。

附文二　牧歌式的美国史观无益于中国进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回顾美国的昨天，寻求美国崛起的真正原因，对中国是有建设意义的。然而很多人或者对美国历史浅尝辄止，或者受美国主流舆论的误导，形成了牧歌式的美国史观。这种思潮，对中国本身的崛起有害无益。
一、早期美国人的历史，就是对印第安人的作战史，就是非洲黑奴的血泪史。只有明瞭这些，我们才能认识到共和、民主、正义、和平这些价值尺度，并不一定正相关。中国的社会制度建设，一定要认清优先级，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美国的独立战争，不是大陆军打赢了，而是在法俄等国干涉下，英国人看到打不赢所以不打了。明乎此，我们才能避免关起关门搞发展，再重复什么“弱国无外交”之内的荒唐话，或背诵“修齐治平”之类儒家梦呓。
三、不是华盛顿不想称王，而是形格势禁，他当不了。知道这点，我们才能避免英雄史观，以为中国人素质如何如何。
四、美国内战，是北方对南方赤裸裸的侵略。奴隶问题始终不是焦点而只是手段。美国人赶走英国后，又购买法国土地，抢夺西班牙地盘，肢解墨西哥，是十足的好战国家。大陆上打得无可再打了，就转而攻击同伙。“人海战术”，北方对南方也用过。还应注意，法国出卖路易斯安娜的正是一代枭雄拿破仑，这也有助于我们破除什么“寸土神圣”的迷信。
五、美国的民主，最开始也是舞弊极多，而且其选举权也是逐步惠及穷人、黑人、妇女、印第安人的，美国却总喜欢不顾各国国情推销全国规模的全民的直选，后果大多是苦涩的。

附文三　以“普世价值”之剑锻铸“辩护权”之犂

人们常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面对自由主义者舞动的“普世价值”，是否也可以作“双刃剑”之想？
承认“普世价值”绝非出自机会主义左右逢源式的敷衍，而是基于对当前各国情势的深刻观察。富裕国家中，民主技术被广泛采用，国民自由得到高度保障，法严令肃，社会和谐而又充满活力。方方面面，都足资中国效法。面对这些国家，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落后了。我们希望先进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然而这必不意味着今日中国就必然按照今日西方（即先进国家）的逻辑来思考、行事。方向是一回事，方式又是一回事。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路径依赖，很多时候，这样的路径是唯一的，操之过急，只能欲速不达。制度转型如此，克敌制胜也不例外，所以老子曾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中国的今天，就是先进国家的昨天。那么这些先进国家在不远的昨天都做了一些什么呢？今天中国，家用汽车刚开始普及，西方开始普及家用汽车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萧条已趋和缓，世界大战蓄势待发。就在那个时代，中国才刚开始普及铁路，在西方开始普及铁路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他们正忙于毒品、奴隶等等不道德的贸易，美国正忙于对印第安人进行可与纳粹种族灭绝相提并论的屠杀。（美联社4月30日报道，科罗拉多州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死亡，与纳粹大屠杀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当西方国家指摘今日中国某些不足的时候，是否思考过这些不足，可能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代价？
我们有理由善意地理解来自西方国家的指责。他们受惠于乃父乃祖远非美善的奋争劳作之余，也时常对自己父祖们在历史上的所做所为感到良心上的谴责与不安。所以，他们希望落后国家能够避免本国历史上的一些人道主义灾难，他们无意中把落后国家当成了自己理念的实验田。为了使落后国家免于重走“弯路”“歧路”，他们愿意提供指导，捐助金钱，甚至献出生命。但是，他们无法为试验失败承担责任。这样的试验失败并不鲜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进国家获得了走自己道路的“辩护权”。落后国家为了实现“普世价值”，必定有很多路不得不走，有很多代价不得不付。清晰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意志，开诚布公地披露自己的举措，有助于获得先进国家的理解与支持。来自西方的指导和援助也并非全无益处，这些指导可能避免我们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这些援助可能舒缓我们原本必然经历的痛苦，甚至有些原来需要付出很多血与汗的事情，也可以代之以金钱的购赎。
以“普世价值”之剑锻铸“辩护权”之犂，就要抛弃虚骄之气，不再幻想万国来朝，也暂时不要侈谈本国的“价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