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沉默的大多数

司马南

余观郑永年文，每富新意，颇具见地。今复见郑先生关于普世价值一番新论，《不要以“乌托邦”心态看待普世价值》，窃以为恰到好处，点得很到位。专此转载，以示欢悦之心。

郑先生破题三问：1）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2）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3）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这三个问题的确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所有讨论中最重要的，争论双方乃至N方分歧最大的。

而后，郑提出理解上述三问题的一般原则：避免情绪化表达；冷静地观察；厘清背景和概念。郑特别强调：“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行文中，郑先生鲜明地抛出四个掷地有声的结论：第一;“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第二：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第三：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第四：不必讳言普世价值。通篇读下来，第三部分“观察西方应该告别乌托邦色彩”论述得最为精彩，大约郑本人也如此认为，所以文章标题也以局部带整体，就用此节小标题。

为什么有些人（大约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在内）不由自主跟着“普世价值”跑，甚至自觉贩运普世价值？郑从两个方面做了分析。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但是，有人对西方的认识停留在“乌托邦”的阶段。他们不过读了两本西方的书，因为没有去长住过，不了解真实的西方，听信西方的说辞便误以为真，其实，西方的理论与行为有很大的差别。遗憾的是，某些人在明晃晃大亮天却看不到这个明显的区别，盲目跟着西方小调练意大利发声。人们常说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指的就是这些人的倒错逻辑。

其二：清末国力衰弱，一连串惨败，国人由极度自卑形成思维定势：“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故此，谈论西方，非以观察为据，而以自我动机为据，亦即我认定西方是理想的，西方便是理想的。所以，当他们看到中国的模式、制度与发展道路与西方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

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人学者，郑教授或许对中国的问题看得更真切，其评论的角度与见识均值得尊重。但是，有人对郑教授关于普世价值的观点不能容忍，持零容忍态度。

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勤劳，郑文一出来，马上跟进文章批驳。但是，一如传销普世价值的很多好汉一样，他们一般不会署上自己的真实名字，而自封为“渴望普世价值社情民意代表”。笔者研究了一下有代表性的批郑文章，发现其手法与那些网上流传的小马甲帖子手法别无二致，上来就给郑永年先生扣了一顶“粉饰专制主义的无良学者”的大帽子，接下来，便是恶意猜度胡乱解释：“显然他（郑永年）自有不可告人的盘算”。  “郑永年在普世价值上的歪理怪论”，“其人恐惧祖国大陆达到西方国家那样地普及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水平，所以才不吝口舌地唾沫于乱讲普世价值，甚至不顾著名学者身份而破口诅咒所谓借鉴西方以落实普世价值的舆情、民心为“乌托邦”心态了，说白了就是叱骂我们不要痴心妄想这些有益人自身的好事了！”

     当有人根本没有诚意讲道理的时候，坚持与之讲道理固然显得迂腐，但是，道理还就是用来讲的。耐心地讲给那些信口雌黄者，更要有十倍耐心讲给那些旁观者、旁听者、沉默的大多数。笔者始终相信，只要理论彻底，就能够服人。普世价值传销者的行为之所以在汶川地震后遭到广泛怀疑和来自民间的狙击，其东扯西拉不能自圆其说（理论不彻底）是一个重要原因，坚持讲道理的人愈来愈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明天上午博客中国邀请本人就普世价值问题参加直播讨论，对话者不知何许人也。倘为郑永年君，一见如故也，故知邂逅也；倘为批郑文章作者一类小榆木脑袋，循循善诱也，因势利导也。道理总是要有人讲的，今天再靠歪理忽悠一个民族，很难了。即使控制住了两张发行量可观的报纸，也没那么容易。（2008-7-15）




附文：《不要以“乌托邦”心态看待普世价值》

郑永年，

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上

汶川地震发生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再度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

我觉得，要想找到相对客观的答案，首先应避免情绪化地表达看法，而应冷静地观察。此外就是要厘清其中的背景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码事。

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实际上，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

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

国内一些人不喜欢“普世价值”的提法，其实是不喜欢西方以此为由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和普世价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但对普世价值本身而言，我不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惟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才能转型，这是自然的发展，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更不是想输出就能输出得了的。

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

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这个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途径。

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就是因为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

西方(包括反对中国的人)并不是说因为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良好表现，就认同共产主义了，他们只是看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同样有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为什么叫普世，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反之，缅甸政府在飓风后的表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时让人感觉到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还是其推行普世价值的能力，都远远不如以前了。它们掌握话语权的高峰时期是冷战后，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政体了。但经历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失败后，西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过去。好多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想法是否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非常有助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让西方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上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中国模式”呢，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看重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类的互助友爱本身，也同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中。

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

国内一些人喜欢跟着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去走，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否认。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内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阶段。好多人只是从书本上认识西方，并没有在西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认同西方的话语理论，但是西方的行为和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内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区别。这一点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也盲目跟着西方走。

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启蒙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清末处于衰落状态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把所有东西都和“传统”联系起来，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使很多中国人谈论西方时不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于是就出现了理想化的认识。具体到普世价值来看，他们也是围绕这个为基础的。

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和现在中国部分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但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指出这种看法不对，就是说，不能只看西方形式上的东西。但不少中国人的头脑还没转过弯来，总是说“要西化要西化”，实际上他的脑袋已经被西方制度化了。

不必讳言普世价值

西方现在在犯一种错误，即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看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当“救世主”的心态，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比如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不道德的做法。他们现在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展开对话，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

我们讲人的权利，其实它是可以分解的。所谓制度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是实现人的权利的一种路径，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从秦王朝崩溃以来，首先追求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追求个人的发展权和经济的自由，下一步就是政治权利。

现在国内有人不喜欢谈普世价值，这个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价值，这样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原载于《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