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记得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来学了历史，对照中国两千余年君主集权制度的历史，发现的确如此：秦始皇扫六合，大一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集权制度的朝代——秦朝；刘邦斩白蛇而赋大风，建立西汉；王莽改制，改国号为新；汉光武帝中兴汉朝，是为东汉；三国演义，魏蜀吴三家归西晋；匈奴攻占长安，司马睿南逃建立东晋；刘裕废司马德文而南北割据；杨坚灭陈结束混战建立大隋；李渊起兵灭隋而建唐；朱晃废哀帝李拀而开创五代十国；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成吉思汗横空出世，两宋辽金终归于元；朱元璋鄱阳湖大破陈有谅，建立明朝；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清兵入关是为大清。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与一场场血淋淋的战争相伴。一个王朝建立起来，几百甚至几十年之后，就被另外一股势力推翻，如此周而复始，使得中国历史的兴衰完全可以用一个数学函数表达式来表达。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君主集权制度王朝更迭主要是因为哪几个原因呢？

       首先，中国特定的地理文化环境。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活跃着两种典型的文明类型，第一种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第二种是匈奴、契丹、蒙古等游牧文明。中国北方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东北、新疆直至中亚是一系列草原荒漠地带，都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那里固然是一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而经常发生争夺草场的战争，况且又怎抵挡得住降雨丰富，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乃至整个中原的诱惑？当年金人只因柳三变的一句“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就执意南侵，就更说明了少数民族意欲占据中原的野心。可是占据中原的汉民族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为了抵抗他们的侵犯必须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于是，胡人要来，汉人不走，这一矛盾就空前激化了，由此便引起了持久的战争。历史证明，养尊处优的汉民族是难以抵挡游牧民族的进攻的。于是中原就一步步被少数民族占领，终于在1279年被蒙古人完全占领。可这并不代表农耕文明的失败，野蛮落后的文明可以在力量上征服先进文明，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在精神上控制先进文明。于是，在两大文明交汇后，相对较为先进的中原农耕文明一步步同化着游牧文明。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族人，都建立了传统的封建君主集权制的王朝。

        其次，由价值规律的作用而造成的土地兼并。中国君主集权制度王朝的基础是自耕农。他们是朝代的赋税来源，也是战争的基础。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土地兼并不断发生，当大部分农民失掉土地，王朝的基础就倒塌了。农民成了流民反而成了王朝的破坏力量。最后王朝被推翻。一切从头开始，再来一个循环。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明朝。“明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皇室贵族、功臣和宦官占有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广大农民纷纷沦落为无地的佃农。”【1】，正是因为这个大前提，加之“辽饷”的催生，1627年高迎祥才在陕北发动农民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李自成的农民军在1640年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尤其说明了这一点。1643年，大顺政权建立，“沿途宣布，……，凡被地主侵占的土地，农民都可以认回耕种”【2】，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最终在1644年3月攻入北京，明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上。大顺政权短暂地风光了一把。此外，这里的土地兼并和十六、十七世纪西方的土地兼并有着本质的区别，类似英国的“羊吃人”事件是发生在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到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的前提下的，而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明显没有这方面的特征。

       第三，中国君主集权制度的内部硬伤。中国君主集权制度没有形成社会内部的改良机制，可以在不革命、甚至不流血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改良，中国的改革除了商鞅等早期小范围的例子，其余的几乎都失败了。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安石变法。为了应对北宋中期出现的社会危机，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希望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新法之目的在富国强兵，然后对付北方之强敌，但这种目标始终无法实现……自新法公布之日，王安石即遭遇同僚的反对，各种批评尘嚣直上，而这位改革者则在罢黜后，又召而复用，又再度罢免，最后被贬回南京，派给无关宏旨的官衔，赐以公爵的名义而退休。”【3】正因为这些内部的社会改良难以进行，内部小规模矛盾不能解决，终于积少成多，一个个的小规模矛盾终于变成一个大的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终而引起战争。北宋也没有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而是在西夏和辽国的夹攻之下连连败退。最终灭亡在女真人的手里。而西方则不同，英国王室通过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而最终保住了王位。

       第四，缺乏来自社会底层的有效反馈和和对社会上层的制约。黄仁宇先生把中国经济结构形容为“三明治”，庞大的小农经济和王朝经济之间夹着一薄层“士”。我认为，就经济层面而言，“士”似乎没有被赋予沟通二者的职责：从思想上，“士”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到了后期，许多科举及第者只会八股，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范进，理论不能联系实际；从行为上，十年寒窗接下来便是频繁地在各地调动，很难熟悉民情。事实上在这个管理机构中唯一了解底层情况的是“吏”，而且理论上他们有这个职责，可是在这个体制中他们的影响力有限，利益却又是直接取决于上层的“士”，注定不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是上层派“八府巡按”之类的官员体察民情，要么是设立“登闻鼓”，鼓励民众自身反映情况。但是“八府巡按”多由贪官昏官把持，“登闻鼓”告御状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之万一，由此下层意志不能及时反映到上层，久而久之，导致矛盾激化，引起社会危机。

       如上所述，我认为以上四点才是中国古代君主集权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之前所认为的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专权等表面现象。

引用文献：
【1】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高中课本《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P198
【2】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高中课本《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P200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P139

参考资料：
【1】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高中课本《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2】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
【3】 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
【4】 钱  穆 《国史新论》，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