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 ACerun: yes">  往昔峥嵘岁月稠

 

        红旗会工农起义军十大元帅中有五位都是初期南方政权中统领千军万马的上将军，现在来818他们的经历。

        第一位是厚帅朱玉杰，四川仪陇人，青少年时代，还是前朝。他生在天府之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但就是一个字穷，毕竟山水不能当饭吃，少年玉杰家里很穷，母亲生了13个孩子，死了5个。他祖辈上还算是富足，但到了他出生时，已是沦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农了。好在那时还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条，所以狗娃子（他的乳名）在家族的支持下，从小就接受了初等教育。有道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做官，天经地义，是穷人摆脱贫困的最好道路，也是正途。朱玉杰参加了最后一次府试，干过一年多的教员。

        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么，能瞧得起教书先生的不多，生逢乱世，本来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何况他离秀才还差半步。“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于是，血气方刚的他便启程了，目的地是昆明——云南讲武堂。朱玉杰和朱易之当时成绩优异，并称讲武堂模范二朱。共和初年到北伐之前，滇军是南中国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其间唐明庚号称八省联帅，其势力扩张至川黔桂粤，真是名副其实的西南王。而在这之前蔡都督振臂一呼，天下云从，金戈铁马，活生生将袁大头气死在金銮殿上，好生了得。滇军的生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军校，治军先治校，言之有理。讲武堂的学监教员大都毕业于东洋士官学校，治校毫不含糊，培养出很多军事人才。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人才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其后大都演变成一群祸国殃民的混蛋——在军阀混战中倒是大出风头。而玉杰在历尽种种坎坷之后，终于成为了云南讲武堂的一名学员，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也算是展平生所愿。

         玉杰中过大半个秀才，文字功底不在话下，又在体育师范练过拳脚，军事素质想来不次，加上他谦虚好学，勤勤恳恳，估计人缘不错。他的同学也同样报有指点江山的志向，都不是省油的灯。那时的滇军讲武堂，人才济济，聚集着一大帮日后在中国行云布雨的人物，只不过当时谁都不知道而已。蔡都督么，大英雄，再造共和，名声千古不坠。连北京八大胡同的小风仙因为和他有些瓜葛（该是几夜风流），就名声大噪，以至于流传千古，能和他扯上关系是无比的荣幸了，何况是慧眼识英雄。军中的热血男儿无不将其作为心中偶像，老总在蔡都督的率领下（当然中间差了好多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当中，虽说官不大，刚从司务长升了把总，但毕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玉杰的官运还算可以，从把总，到千总，再到守备、参将，一刀一枪拼下来还没带过伤，可是他的两个兄弟第一次参战就挂了。他曾在滇南剿过匪，打过圈圈，据说成绩不小，但他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也会占山为王——还是要打圈圈。这些战斗丰富了玉杰的经验，也为日后指挥红旗军打下了好的基础。老总并不是军事天才，这是人所共知的，在战略方面要逊一筹，但在战术上，他的修养比较高，最少在红旗军前期是无人能与之比拟的。随着滇军势力日益扩大，论功行赏，玉杰在四川也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泸州（盛产老窖的地方）。

        到了共和元年秋，26岁的滇军蔡耕隐部任守备朱玉杰，娶了昆明师院的18岁女学生，这也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共和5年9月，玉杰而立之年喜得一生中惟一的贵子，讨袁战场上又获得大捷，真是爽气弥天。玉杰志在四方，“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才。”这是他那时歌大志的雄文，倒是有趣，身在西蜀不毛地，心在中原逐鹿场，也是难得的雄心大志了。这时的玉杰整日穿上长袍马褂，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也合大半个秀才的品味。

        滇军客川，本就是地域矛盾，加上军纪的糜烂，被逐出四川是早晚的事，“川人治川”么，好大的诱惑。战端一开，玉杰就没有了所谓“护国名将”的威风，狼狈退入了云南。那时的中国政局，尽管爱国爱民的口号喊得山响，但阴谋与反阴谋，背叛与反背叛的闹剧一直在反复的上演，而且瞬息万变，如今看来，也是一个谜。无数野心家、政客、大小军阀踩着朋友的肩膀站起来，手上沾着朋友的血，可转眼间就又被自己的朋友弒于刀下，没有永恒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实在是永恒的真理，很象三国时代，所谓盟友和敌人，只是一瞬间的事，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

 

        玉杰被对手撵出云南后，不但被通缉，而且还差点丢了脑袋，借着别人的毒手，玉杰便“将封建关系斩断。”玉杰逃到四川老家呆了一段时间，和金九鼎（也是滇军名将，和玉杰一起被通缉、逃亡）一起去见同学杨叔泽，杨要两人在他军中任职，两人都推脱了。玉杰辗转来到上海，又碰见金九鼎，一起被孙一仙召见。孙当时被陈灿明搞的狼狈不堪，给两人各许诺十万大洋，要他们回云南重招旧部，帮他打陈灿明。玉杰拒绝后就出国留洋去了。金则答应了孙一仙的要求，从此加入国民党阵营。后来围剿红旗会中央根据地采用的碉堡政策即是此人支的招，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有筑碉堡的习惯，金见识过。

        在玉杰远渡重洋去取真经之前，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做——他对芙蓉膏的爱好已到了无力自拔的地步，其实如果在国内，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欧罗巴可能对这玩艺管得很厉害（尽管那帮狗日的弄来害中国人），想弄也弄不到，还失体面。所以他只好住进上海的医院解除了鸦片瘾。玉杰戒烟后，去见红旗会一号陈中甫，大概是脸上的烟色还未褪尽，陈先生并没有给他太好的“脸色”——中国混乱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帮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大小军阀们，再说了，玉杰此时是光杆一个，要还是有兵有地盘，陈先生大概要客气点。蓝旗会的门槛比红旗会的要低得多，很容易，一心笼络人才（结果笼了许多骗子）。这也是它日后崩溃的原因之一。

 

        玉杰此番出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国际红旗会组织的发源地柏林，他碰上了一个面目清秀，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人周翔云（日后周在中国扮演了比玉杰更为辉煌的角色），周在听完了玉杰的叙述后，立刻就同意吸收玉杰加入红旗会。欧洲也不是世外桃源，虽说玉杰是衣食无忧，但德国的警察对中国人并没有客气，他被捕入狱了（据他自己云是第三次），而这次显然没有上两次幸运——他被驱逐出德国，而此时的玉杰在德国已经停留了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玉杰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是金国——工农革命的故乡。这四年的磨刀岁月对他来讲虽说有点长，却很值得，玉杰已从粉红色被染成了深深的红色。玉杰一直被尊称之为中国红旗军之父，忠厚慈祥是形容他用得最频繁的词汇，这主要得益于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他温和谦逊的性格。在国外几年，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他已经很清楚了，这是毫无疑义的。在离开了祖国将近四年之后，他终于学成归国了，而此时的中国大地正在熊熊燃烧，如同一只浴火的风凰，在痛苦煎熬中扭曲翻滚着，发出最兴奋的鸣啼，以期待着辉煌涅槃的那一刻——而她必将在这冲天的火焰中获得最伟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生！

        共和15年7月，朱玉杰回国任职南府第20路军川军杨叔泽部的总监军。朱玉杰不满杨叔泽在南方政府和北方吴自瑜之间首鼠两端，获得了南府军总兵的任命迟迟不就，还要东进鄂西威胁武汉，直到被抽的找不到北才负荆请罪，宣布就职。那时朱玉杰已与刘昭伯一道担任红旗会川省代表，策反各路川军并培养红旗会干部，伺机掌握独立的武装，杨叔泽对玉杰的各种活动从颇为警觉，终于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合作不成交情在，不能一枪打死，于是在共和15年12月下旬，杨叔泽礼送玉杰出境了。共和16年初，另一个同学朱易之已经是南府军第五路军总兵，自然成了玉杰下一个工作目标。虽然多年不见，朱易之倒也慷慨仗义，先委任玉杰为第五路军总幕僚长。玉杰当守备的时候，朱易之还是个千总，范石生还在幕僚任上行走，江西两只羊更是朱玉杰的直接下属。既然不能给玉杰军权，一个崇高的地位是少不了的。但顺着4.12政变、马日事变的脉络，朱易之也下令礼送玉杰出军了，但是给了他个副总兵的虚职兼卫戍南昌治安的职位，为南昌暴动奠定了基础。

 

第十回  哥老会中寻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