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雷锋精神”是借助媒体的大力宣传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很正常和很必要的。试想，不借助媒体的宣传灌输，现在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式“普世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甚嚣尘上吗？问题的关键在于，“雷锋精神”是不是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所需要。“雷锋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助人为乐，这对我们社会的和谐益莫大焉。去年“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人们纷纷抨击道德沦丧、自私冷漠的社会现实，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大发言论的人中颇有一些就是曾经放言贬斥“雷锋精神”者，这些人不能不令人联想到那种蛮不讲理、惯出恶言的怨男怨女。我以为，法律规范下的“文明礼貌”与“上帝宗教信仰”下的“行善作慈”都是低层次的被动的虚假的，“雷锋精神”感召出的才是实实在在的人类道德情感。

　　的确，毛泽东时代建构“雷锋精神”是有政治考虑的成份，就像“改革开放”以后直至现在某些势力“解构”雷锋同样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一样。政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要看是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还是恶的政治。我以为，建构“雷锋精神”的政治目的除了提升道德情操、形成友爱互助社会风气之外，还有一个方面是为中华复兴创造条件。当年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雷锋精神”的阐述中也有“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内容。在这些政治化的言词后面，明显有着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的指向，这在当年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意识操控下的人类世界，是中华复兴乃至人类正义的实现所必需的。

　　重新提倡“雷锋精神”，并不是媒体集中报道一番好人好事就万事大吉了，它需要许多政策乃至制度方面的调整、回归和建立，也需要国人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的共识。中国人应该自信、自尊，摒弃形形色色的逆向种族主义，思考如何发扬与发展中国特色的文明——“雷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