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地说，社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东西方都一样，底层的人是整个农奴阶层，他对封建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社会，俗称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的人群分布叫做金字塔形分布。这种社会很难实行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后的那种制度。所以中国的秦以前，和欧洲的中世纪及以前，都是这种分权为标志的，封建领主自治的，领民与领主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
中国后来发展出了一种皇权---中央集权（皇权是符号）与家族相对自治（或称有限自治）的分权关系的、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承认家族的自治权利和家族族规的一定的法律地位。承认宗祠的半主权地位。一个县官挂着官印带一两个师爷几个家丁，就能管理一个县（俗称皇权不下县）。这种制度，是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这种农业经济基础，不可能支撑，今天这种，工业化、城市化后这么庞大的官僚和社会化服务的机构。同时，农业社会的家族自治，不能染指军队和武装。一旦家族自治发展到了需要依靠武装自保，这个皇权为象征的中央集权家族分权的制度，就到了分崩离析的末期。
秦及以后的中国的王朝，均有这种，秦以前封建制度特征的有限家族自治加中央集权制度。
西方，自资产阶级革命，虽有反复，最终终结了君权神授的国王和封建领主分权、神权至高无上象征的封建社会，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的起源于，对宗教的改革，和贸易型经济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商业和贸易，培育了不依赖神权和官僚机构以及封建领主生存的阶层—市民阶层。最终酝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他有很多反复，有和平演变也有血与火的生死搏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市民这一社会新兴力量。他与传统的农民和农奴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发展出了今天的西方社会制度。由于侵略掠夺殖民，以及先发优势，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在冷战结束后，迎来了西方制度的鼎盛时期。这大家都看到了。
中国的现实。中国历史上有大城市，但大城市均是依托官僚机构的生存，没有独立于官僚机构的、普遍的、有独立经济来源如西方商业贸易等存在的经济来源的城市。这完全有别于西方。同样，中国没有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当中国要摆脱近代的窝囊窘境，要反抗西方的侵略、压迫和殖民，只有自己生死抱成一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在竞争中胜生出的原因。因为他能使中国摆脱这种窘境。
中国要从单纯农业经济，实现城市化、工业化，要从农业社会变成城市社会，要发展出不同于农业，又独立于单纯依靠官僚机构生存的城市，要使得城市居民阶层发展壮大，工业化、城市化后的中国，就有了与西方社会结构相近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呈正态分布。一端时极其富裕和富裕，再到中间，再到不富裕，再到极其不富裕。
西方的左与右的划分，是基于社会的这种分布的一种形象说法：由中间，向穷人方向倾斜的政策，叫做左。比如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免费教育等等，强调社会公平。这个公平到了极端，就是完全平均。为了这个目标，所以就要加税。向富人倾斜的政策就是右。就是主张富人富裕，是他的权利不容侵犯，要保护富人的权利，要保护富人的财产，要减少社会福利和保障。穷人之所以穷一是懒二是蠢。不应该照顾。为此，应该减税。
任何社会，富人人数必然会少，穷人数目巨大。但穷人不团结，在西方，投票不积极，也容易受舆论忽悠。富人虽少，但投票积极，掌握舆论，而且能雇佣文人为自己的主张造舆论。西方社会发展的路径，实际上是优势或者强势阶层不断向平民底层小步慢走，自觉（主动）不自居（被迫，如武装暴动和革命）让渡权利的过程。由于居于领先地位，他一般表现为从容和领导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把国内的两极分化，部分转化为国家间的两极分化。这种转化，极大地缓和了国内矛盾。但是，他的这种转化，被我们抓住了机会，中国人用勤劳和省吃俭用，终于积累了可以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竞争的资本实力。完成了资本对经济良性发展循环的第一次驱动。这种竞争，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对英国的挑战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英国、美国、苏联之间的诡谬竞争。
西方的缓和国内矛盾的做法的全球化产业转移，起先是凭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医疗教育水平，类似食利的吃老本，但由于有中国这个成功积累了发展资本的竞争者，他们的食利——过度消费难以为继。于是，危机爆发了。
那么，中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要向左微调呢？我们知道，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来回震荡，那是折腾，那是动乱。比如，在纯计划经济（或者前苏联战时供给制社会主义经济）和纯市场经济（或者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来回折腾，那谁能受的了？苏联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时期的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就是这种折腾。这种折腾，使得俄罗斯在立国时的1.5亿余，接近1.6亿人口迅速下降到接近1.3亿人口。2500万人口，不到十年就消失了。这对于一个现在只有1.3亿人口的俄罗斯，其所占份额19%，是无比巨大的灾难。古今中外历史，在和平时期，人口如此剧烈的下降，只有欧洲的黑死病可以比肩。俄罗斯的经济腰斩，俄罗斯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到今天也未能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当然，他的富豪人数跻身世界第四。
俄罗斯的案例表明，极左极右之间来回折腾是多么的可怕，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多么的英明。虽然有这样南阳的问题，中国人比俄罗斯人幸运。
大家看到了吗？极左极右为什么使我们的敌人了吧？极左极右简直是全民公敌。
为什么左和右是朋友，是合作伙伴呢？社会经济政策，在左和右之间来回微调，不会对社会造成震荡，不是折腾，而是探索。社会学上的东西，很难有绝对的标准或者边界。几乎不可能有精确地方法，准确的画出社会发展直线。对未知社会发展预测，都是概率事件。这就要求试错。社会动荡开始加剧，毫无疑问，是政策右了，应该向左微调。同样，社会没有活力了，懒人多了，资本没有扩大再生产投资的积极性了，社会福利超过的能承受的限度，国家赤字高涨。这就是社会可能左了，就需要向右微调。这种探索和试错，就是不断纠偏不断调整方向，确保社会不向极左极右滑落的有效政策。
当今中国，群体事件高发，维稳经费高企。由于权力过度与资本结合，导致贪腐横行；群体事件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亿万富翁急剧增加，财富积累速度集中速度惊人。说明中国的政策太右了。同时社会保障虽有进步，但农村合作医疗不到50%的报销水平，与现时的医疗消费水平，这50%的比例报销，是杯水车薪。同样，我们的退休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三峡建设总公司的退休职工不足1500元的月退休金，使得其生活水平大大低于10年前。我们的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不仅水平低，而且还存在跑冒滴漏的冒领。这些，严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相称。有人认为，低保医保，不是从无到有吗？但想想，能敌得过这物价医疗价格的起飞吗？比如，10年前，没医保，我们能抗得过去；今天，有医保，你抗得过吗？这都是经济社会政策，必须向左微调的原因。
密集爆发的群体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威胁经济稳定发展。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维稳，不是高压，高压是暴力，是极右的镇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镇压，是不可能持久的。最终会导致这个社会的灾难。中国有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说，镇压，解决不了稳定的问题。我们维稳，是要反腐，是要健全社会保障，充分尊重群众，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焦虑的问题。所以，经济社会政策，应该向左微调。
左，不是天生的邪恶，右，没有天然的正义；当叫嚣要消灭对方，比如左要消灭右，右叫嚣要消灭左，这种论调实际就是极左极右。这种叫嚣，已变成全民公敌。
改革，也不是正义的化身。当社会已很不公平，那些将导致更不公平的改革，实际是邪恶的。
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