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大历史性社会性特色　　

决定中国走不通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严重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它一否定了平等，二否定了竞争，三否定了理性，四否定了法制，五否定了社会责任。它使中国社会始终无法建立起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大环境，无法象西方国家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即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照抄西方制度，运转起来也只能完全走样，画虎不成反类犬。　　

　 　

从长远观点讲，私人关系是最靠不住的关系：一是只有感性，没有理性，极易受情绪等偶然因素左右——私人关系极易受个人感觉支配，感觉好关系好，感觉不好关系不好，没多少道理可讲；二是极不稳定，说变就变，充满了主观随意性、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人随时会变，现在是朋友，转眼就可以不是；三是有时间性，只有暂时性，没有永久性——“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四是没有延续性——关系再铁也不能遗传，“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在关系在，人一不在一切全吹；五是无章可循无标准可依——没有客观标准和固定模式，没有一个只要照着做就能搞好私人关系的统一标准，一切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可能普及推广；六是作用距离短，有效范围窄，专人专用，专项专用，不能传递、不能延伸、不能转让、不能普及——只有面对面交往直接建立的关系才算数，哪怕只隔一手就不灵了：朋友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朋友买我的帐，朋友的朋友就不买我的帐了；七是经不起折腾——不任劳不任怨，最怕碰上需要没完没了地盯着或办砸了的情况；八是能粗不能细——没法指望谁对别人的事自始至终都事无巨细一丝不苟、极端认真、极端负责；九是脆弱娇贵经不起考验——私人关系在挑拨离间威胁利诱面前很容易分化瓦解，况且你能拉关系别人也能，关系对关系谁亲谁疏谁占上风就难说了，谁的关系不够硬谁便被撬行；十是错综复杂变幻莫测——一人一套关系网，涉及的人越多，关系网的层层迭加就越多，情况就越复杂，数不清的的利害关系无穷无尽地排列组合交叉互动盘根错节，最后变成扑朔迷离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牵一发动全身，明无山头暗有礁，按倒葫芦浮起瓢，复杂程度举世无双，哪怕把人的全部时间精力都搭进去也不够应付的；十一是难逃两重性——关系最密切的人往往也就是最危险的人，一旦翻脸，关系越密切危害越大；十二是竞争激烈代价高昂——没有不断的、与众不同的利益输送不能维持。　　

　 　

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条件下，私人关系是超原则关系。超原则关系本质上是纯粹的利益关系，即便是亲戚也不例外：“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利益关系只有靠不断的利益输送才能建立和维持，尤其是与“关键人物”的私人关系。而这种“利益输送”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原则只有一条：与众不同——只有“与众不同”才能让人产生印象，才能让人满意，才能保障私人关系。一旦不能与众不同，那就意味着跟大家都一样，那这“私人关系”有跟没有就没区别了。与众不同的私人关系必须有与众不同的利益输送才能维持这个“与众不同”——如果大家输送的利益都一个水平一个样，那送跟不送也没区别了。建立并维持与“关键人物”的与众不同的私人关系只能通过激烈竞争把别人都淘汰掉。如此竞争的主要手段是只能是“与众不同的利益输送”， 而“与众不同”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更没有任何底线极限。这就决定维持与关键人物的“私人关系”的代价是按几何级数无限疯涨的——从“二十响”、“炸药包”、“手榴弹”的级别迅速狂涨到现钞、珠宝、古董、文物、珍奇、汽车、房子、子女留学、美女、海外存款……在这场“与众不同的利益输送”的疯狂的淘汰过程中，老老实实靠工资收入的人再勒紧裤带也拿不出多少利益，最先被淘汰。靠老老实实创造财富生存的企业能拿得出来的利益同样有限，也难逃被迅速淘汰的下场。只有搞邪门歪道假冒伪劣发横财的才有可能拿出巨额的利益输送而坚持下来。只有有条件掠夺别人的财富尤其是“持权抢劫”的权匪才能无限制地源源不断地获得与众不同的利益，才能无限制地源源不断地输送与众不同的利益，才能成为这种竞争的最后胜出者。举国上下无数这样的私人关系，无数这样的利益输送，象无穷膨胀的癌细胞一样无限吞噬着社会的资源财富，直到整个社会承受不住轰然崩塌为止。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观念不仅使中国社会摆脱不了人治，也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技术突破不了本质上属于原始农耕经济的低层次——“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大环境根本造就不出循规蹈矩、照章办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协议执行的社会主流意识。毛泽东说：“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实际上即便经过很大的努力也往往徒劳无功，纸上的东西始终在纸上，变不成现实的东西：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信用靠不住，规章制度靠不住，合同协议靠不住，技术规范靠不住，工艺规程靠不住……一切需要多数人自觉遵守才有效的白纸黑字统统靠不住，非得有“自己人”日夜不断地象打篮球那样人盯人、象防贼那样目不转睛、象奴隶监工那样虎视眈眈不可，否则马上给你做手脚——例如鲁迅小说《孔已己》里描述的情节：“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兼督下，羼水也很为难”——连打酒这样面对面人盯人的最简单的经济活动都要当面羼水做手脚，何况复杂程度高得多的现代化经济？越是现代化，越是高科技，越需要方方面面密切协作配合，越需要自觉照章办事循规蹈矩，越不可能象奴隶监工那样靠直接的人盯人来应对。就算十个手指头按住十个跳蚤，那第十一个呢？一个现代化的项目涉及的方方面面岂止十个跳蚤？中间有多少看不过来、可以暗中做手脚的环节？“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存心钻空子，总有空子可钻，永远防不胜防：禁了三聚氰胺，出了地沟油；禁了地沟油，出了苏丹红；禁了苏丹红，出了重金属；禁了重金属，出了转基因……有这样的大环境，纵然有少数重信誉的商人也回天乏力，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技术活动只能停留在靠直接的‘人盯人’这种最简单最直观的监督照顾得过来的简单低级水平上”的大局。这就决定历史上中国社会的经济技术活动只能局限于靠直接的“人盯人”这种最简单最直观的监督能应付得过来的简单低级水平上，只能应对规模小、人员少、距离近、能够一目了然地监管、不需要依赖协作或对协作依赖程度最低的简单产品、初级产品、简单生产关系等，稍微复杂一点就招架不住了，就要出乱子。国土狭小、人口密集、距离近便、有条件实现不间断的“人盯人”的岛国尚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这种局限；而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相互距离很远、不可能昼夜不停地搞“人盯人”的中国则做不到这点。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观念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技术活动始终局限在直接交往，难以突破家族和熟人的小圈子，无法扩大；相应的生产关系也只能局限于复杂程度不超过依靠少数熟人血亲能处理的水平，超过了就对付不了，就要乱套，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只能停留在小规模低技术小打小闹的低水平上，始终建立不起来大规模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社会所必须的可靠的分工协作大环境。而没有循规蹈矩、照章办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协议执行成为主流社会意识的大环境，即便不蓄意偷工减料弄虚作假也无法跨入工业化的门坎——工业化需要整个社会普遍严格按标准办事、按规定办事、按工艺流程办事、按规定执行、密切配合的大环境，而这与经过千百年养成粗疏散漫、不知协作、不严格按规定执行的农耕社会的习俗格格不入，不经过大规模的持续的移风易俗的彻底改造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就不可能搞出任何超越“人盯人”的管理方式力所能及的东西，象高技术、大规模、需要多方协调配合的现代化经济活动之类——你能靠“人盯人”防止科研不出活、搞做假、防止协作加工做手脚、制止高科技产品搞偷工减料吗？“人盯人”只适用于简单生产、简单技术、尤其是奴隶劳动。这样的客观存在不根本改变，中国走得通的道路就只能是“高技术靠进口，靠压榨本国人民血汗搞廉价加工的‘血汗工厂’发财”。这样的道路是落后挨打的必由之路。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本质上是原始农耕部落遗留下来的落后习俗，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的个人充满渺小无力感觉的本能反应，是一切脱胎于原始农耕经济的民族迈过现代化这道坎的最顽固的无形障碍。它使中国无法象西方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靠关系、靠“人盯人”才能勉强运转的经济根本产生不出也容纳不得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软环境——用不着竞争，有关系就行了；用不着法律，有关系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用不着辛辛苦苦实干，靠关系投机取巧轻轻松松就能发大财……“一个中西部乡长的告白：每天的主要工作有三件事：一是当三陪；二是数据造假；三是维稳”——这不是今天的特色，而是中国官场从古到今的一贯传统：全国各地各级的官员不管名义上的官衔是什么，实际每天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当招待所所长兼交际处处长，忙的是四面八方送往迎来，为的是上下左右拉关系——关系才是政绩，关系才是生产力，关系才压倒一切高于一切，有了关系就有了一切，没了关系就没了一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实实在在干实事谁倒霉，越千辛万苦发明创造搞货真价实就越没功夫拉关系，就越吃不开。　　

　 　

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主张有多荒谬和危险——体制是硬件，意识形态是软件；硬件问题必须用硬件解决，软件问题必须用软件解决。软件对不上号，硬件有也没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中国特色的“软件”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硬件”根本尿不到一起。不顾这个事实，硬要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社会舆论占压倒主流的情况下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只能导致天下大乱。这往轻了说是驴唇不对马嘴犯糊涂，往重了说是存心捣乱破坏。比如，本来“人盯人”死死盯着都盯不住，稍微有点空子就要钻，你却在这种情况下大闹什么“自由化”、“放权”，实际等效于为贼去警，为狼拆墙：你放权，他收权，你放多少他收多少，让贼不费吹灰之力捞走一切，白白抢到一个天下，等于搞了场换了个名义的政变，在“反独裁”的名义下实现自己的独裁。譬如话语权，你放多少南方报系收多少，最后南方报系跟中宣部掉了个个儿，成了事实上的“影子中宣部”，谁有不同意见封杀谁围剿谁，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实现了自己的言论专制。又譬如假冒伪劣，本来“人盯人”都盯不住，稍微看不住就要捣鬼，你却来了个“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腐败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市场会自动调节”……结果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有毒有害层出不穷，实际的效果是与造假的合伙坑中国老百姓。　　

　 　

只要是私有制，中国“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会意识就休想扭转。道理很简单：要扭转就必须破除一切已有的靠私人关系维持的利益关系，就必须让已经靠私人关系维持生存的人做出牺牲。但私有制的实质是人人各谋私利，问题的本质就成了“为了我的私而牺牲你的私”，被牺牲者当然不干：“凭什么为了你的私而牺牲我的私？”若为谋私而试图改变这一状况，马上就面临一个选择：“只要我的私能满足，又何必为改变‘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而流血拼命？”——在几乎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关系都与私人关系密切交织在一起的私有制的中国，真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意味着革命，就要遇到空前激烈的拼死抵抗，就会迅速陷入孤立以至众叛亲离——冯玉祥想讲规矩，要求部下清廉无私，结果部下纷纷阳奉阴违，在蒋介石的金钱美女攻势面前一败涂地。这一点也不奇怪：私有制一切为谋私，人家跟你是以为跟你有好处。你要坚持原则高于私利，就没法用“给好处”笼络部下，为得好处才跟你的人凭什么还要跟你？当然要转而投靠能带来好处的人去了。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蒋介石比任何人都善于运用“给好处”，所以无往而不胜。过去如此，如今同样如此。坚持原则、不拉私人关系、不肯用或没有条件用丰厚的私利笼络人的官员别说部下，连身边的人都拢不住。赖昌星说中央刚决定处理李纪周、别人都不知道时他马上就知道了，因为他跟大人物的秘书是朋友——赖昌星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粗俗鄙陋的市井混混怎么会跟通天人物的秘书交上朋友？当然靠的是重金收买“给好处”。能收买成功这一事实本身一证明即便权力中枢的秘书根本出发点也是谋私，二证明即便最高权力中心也难免“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潜规则，三证明如今权力再大也要靠“给好处”维系人心，否则可能连秘书、司机、警卫都靠不住。从谋私利的角度看，彻底扭转“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是只有风险没有回报的得不偿失的蠢事。想方设法利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取代别人的私人关系、让自己变成既得利益者才既安全又可靠、既省事又现实，真正的有利可图。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更确切的意思是“与强者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有多少人主张“与弱者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背后的含义是把自己的生存和根本利益寄托在与强者的私人关系上了。从根本上讲这反映了一种弱者的心态：靠强者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这是个体的人的一种很自然的本能：感到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看不见前途出路，最直接的反应便是寻求强者的保护。既然有求于强者，自然得跟强者拉私人关系。而作为个人，强者之强是相对的，在这个层次上强，到另一个层次就不强了，“强者”自己也得找更强者保护，也得跟另一个层次的强者拉私人关系……就这么“排排坐，吃果果”，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从最底层一路层层迭迭张到最高层，整个社会尽在网中。所有这些关系网都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在历史和社会面前个人永远是脆弱的，私人关系永远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不连续的、不可预见的、没有普遍性的、时时在变的、因人而异的；靠私利维持的私人关系是永远是靠不住的。因此所有以私人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网永远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动荡、毁灭和重建；以这些关系网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不可避免充满了动荡和不可预见性。越是动荡和不可预见，越让“网中人”充满危机感，越无法顾及未来，越只能急功近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靠私人关系只能解决少数人眼前的私人利益问题，不可能有任何长远打算。没有长远打算就谈不上原则规矩——任何“原则规矩”说到底都是确保某个群体作为整体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才用得着的手段。没有未来的人不会为未来考虑，只认个体的人不会为整体考虑。不为未来考虑、不为整体考虑，自然不会让对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才需要的原则规矩妨碍自己靠私人关系维持的眼前私利。这是进入没落阶段的封建主义中国的必然现象：社会越没落，靠原则规矩越找不到出路，人们越没有希望，越没有安全感，越不得不靠私人关系找出路。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越依赖私人关系，越破坏原则规矩；越破坏原则规矩，越没有长远利益，越没有长远利益，越依赖私人关系……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如此可恶，为什么不铲除它？ 　　

　 　

在占压倒优势的西方资本主义面前，私有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根本不是对手，除了被吃掉之外毫无前途。越没有前途，人们越没有安全感，越不得不把希望出路寄托在私人关系的保护上，“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就越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为私利，那铲除这一陋习还不如利用它合算。如果不为私利，那就等于向整个社会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赖以生存的保障挑战，不但不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且必然面临空前强大而凶狠的反对，没有更强大的力量根本招架不住。这更强大的力量何来？天上掉不下来，只有动员老百姓。而只要动员老百姓，马上就面临着“抗教性”的问题——对老百姓来说这等于是又一次的“用嘴声称代表真善美”、“用嘴许诺给你好处让你相信”、“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谁知道是真是假？　　

　 　

历史上中国看到“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弊端的人不少，试图扭转局面的人也不是没有，在私有制前提下他们谁也没能解决老百姓的“抗药性”问题，因此谁也没能凝聚出足以克服强烈抵抗的力量，最后都陷入了匹马单枪的苦斗，都成了那个时代向风车挑战的唐．吉柯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也是私有制吗？为什么人家就能超越“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 　　

　 　

第一，谁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搞“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只不过已经当上了世界老大的人家搞的跟中国不是一个层次而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看不上小鱼小虾；当惯了金融大鳄，不稀罕小偷小摸，连抢银行都瞧不上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扩张获得了支配世界的优势地位，有条件“抓大放小”，用不着专在小地方搞小动作——你以为人家在要害大问题如金融市场的支配权之类问题上会当真循规蹈矩？　　

　 　

第二，狮子老虎吃饱时见了兔子老鼠懒得去抓，但饿极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什么地方处于持续性的大灾大难逆境险境，什么地方便人心惶惶闹乱子，“循规蹈矩”的绅士矜持便烟消云散，小鱼小虾兔子老鼠也不放过了，“私人关系大于原则规矩”照样大行其道——例如美国新奥尔良闹水灾，比如纽约贫民区。只不过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历来占优势的时候多，总能把危机转嫁给别人，能在世人面前保住“一贯循规蹈矩”的形象，而近代以来一贯处于逆境危机中的中国人则根本没有保有这种有恃无恐悠闲风度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许多地方、至少在相对稳定时期能做到摆脱“私人关系大于原则规矩”的陋习，用法律规则保护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能做到这些与其跟中国大不相同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　　

　 　

1．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发源地的经济不是纯粹的原始农耕部落经济。　　

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多种宗教长期和平共处的历史，基本是一神论的单一宗教的一统天下，老百姓的“抗教性”不象中国那样强。　　

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持续不断的繁茂商业活动的陶冶才逐渐发展、形成、完善出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主流社会意识和价值观。　　

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侵略转嫁了矛盾，在对外扩张中逐渐建立出不完全依赖纯粹私人关系的各种利益关系，使“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重要性相对降低。 　　

5．西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升时期曾经是进步的革命的力量，能够按照当时先进生产力的需要发展出超越“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靠私人关系只能保护少数人的眼前利益；要保护多数人共同的长远目标就必须靠原则和规矩。但只有超越了个体经济的经济共同体才谈得上共同利益，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才能对未来有信心，只有对未来有信心才能够为未来着想，才能从长远角度看问题、从全局看问题，才谈得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才需要原则和规矩。有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升时期创造的超越个体经济的经济共同体，才有了保护共同利益的需要，才有了对保护共同利益的原则规矩的认同；获得了历史成功的西方资本主义对未来具有没落的中国封建主义所没有的信心，因此能够从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能够认同保护长远利益的原则规矩——有了这样的历史存在，才有了西方资本主义相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中国有这样的历史存在吗？几千年里经济上都是个体户，思想上都是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个人精英主义者，政治上都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私权统治，从来没有过稳定可靠的利益整体，如何产生出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没有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怎么可能认同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原则规矩？只有能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原则规矩才能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如果原则规矩不能保护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人们就必然抛弃这些原则规矩另谋出路，最本能的办法就是靠私人关系获得保护。进入没落阶段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原则规矩不能给多数人带来希望和出路，理所当然被人们抛弃。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认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是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代的事，从那之后越来越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根本谈都别谈——就以明末清末为例： 　　

——明末：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经济窘迫苦筹军费，号召高官捐献银两助军。屡诏催促，只有太监曹化淳等每人捐了五万两，崇祯自己拿出七万两，国丈嘉定伯周奎拿出一万两，首辅魏藻德宣布捐献五百两，前任首辅陈演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贪赃枉法，一两也不出。更多的高官显贵东躲西藏，装模做样地把家里的摆设都拿到大街上拍卖，以显示自己家无余财，甚至在紫禁城大门上写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等李自成攻破北京严刑追财，声称“一两也捐不出”的陈演献银四万两，只肯给女婿崇祯一万两的周奎献银五十万两，李自成在紫禁城最终获得的金银数目达三千七百万两（真是“舍命不舍财”，宁可被抢光都不肯为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掏腰包）。　　

——清末：武昌起义发生后，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带头从中国的银行取走上百万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上行下效，人们认为清朝没钱了，自己的银行存款不安全了，纷纷到银行取钱，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了门。上海随即发生金融危机，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外国银行拒绝援救，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了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立即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钱都到哪里去了？都到了私人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武昌起义发生时尚有两百万大洋的大清朝国库很快只剩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当然再也拿不出钱当军费镇压辛亥革命。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如今山穷水尽，不得不倒台。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历来的当权者别说远见，往往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曹刿论战的年代就已经“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秉性几千年都没长进。道理很简单：他们早已腐朽没落，再也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没有未来，没有整体利益。既然没有未来、没有整体利益，当然只能鼠目寸光，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当然不可能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不可能认同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才需要的原则规矩，不可能跳出“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死循环。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历史存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存在大相径庭，决定出来的社会意识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历史存在决定出的中国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根本无法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你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硬件”，但不可能复制出维持这硬件正常运转所必须的“软件”——体制认同、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你可以指鹿为马挖空心思用一切动听的词句称之为“普世价值”，但再号称“普世”也与中国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实际存在不兼容。在私有制条件下，中国“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会意识绝无任何可能扭转。而这一客观存在不扭转，中国就休想象西方国家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