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谁是中国的朋友

    患难见真情。近观台湾拍摄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对“国际友人”又多了一点认识。有人说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事实证明：未必。

    以下是本人摘自《一寸河山一寸血》的部分解说词，供大家一阅。

一寸河山一寸血（19）

   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一个单独事件，所以在战前、战争初期、甚至战事结束，我们都不断地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九一八”我们已充分领教了“国联”的软弱与无能，“七七”军兴更暴露了所谓“国际道义”的子虚乌有。
   没错，从民国26年到28年间，苏联先后在军经上援助过我国2亿5千万美元，但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勒紧裤腰带用农产品抵还了的，说穿了，苏联之援华，其目的无非想借国军跟日本人拼命来替他们把后门罢了，这种关系到了1941年他们跟日本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
   德国，原是我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赚了我们不少钱。1937年，德、日、意签订“反共公约”，连退休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都强令归国一个不留。
   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尽失的情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三个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事，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
    至于美国，在抗战初期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民国27年底借给我们第一批贷款1千5百万，是用桐油换来的，（民国）29年的那2千万则是以云南的锡来抵偿。老实说，这些钱对我们的帮助远非美国人带给我们的灾祸所能比拟的，因为在1938年底以前，老美的军火商还不断将飞机零件和重型炸弹卖给日本，换句话说，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徐州、以迄武汉，难以计数的军民同胞便是在美制的炸弹之下死于非命的。事实上直到1940年8月美国才完全中止对日的汽油、废铁、机器、以及军用物资的输出。
    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政府在外交上的处境实非孤立所能形容的，因为我们还受尽了国际上的无情的打击、戕害与扼杀，今天我们在此重提往事，无意去勾起什么新仇旧恨，只是希望后人能够记取这段历史的教训，体认国家积弱的悲哀，并看清现实国际社会互助的本质，我们该牢记的是，本来在西方的字典中就没有儒家所崇尚的“义”字的同义语。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有勤修内政一途了。

一寸河山一寸血（31）

    1941•民国30年，是世界大局呈剧烈变化的一年，此一变动的震央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
    自从1939欧战爆发开打之始，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漩涡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当时美国民间反战声浪高涨，一个民选的总统只好顺应民意保证中立“观火”的立场。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象日本，只要付帐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Made in U.S.A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任凭使了多大的劲，也无法透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银行借一毛钱，因为他们担心国民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垮台。民国27年，国民政府使出最后一张王牌，任命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胡适博士接任驻美大使。当时胡适人在欧洲，当他临危受命时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他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
    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过河卒子”这句话便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名句。
    在胡适“拼命向前”的努力之下，花了一年的功夫和陈光甫联手合作，终于借到了2500万美金，并以五年为期运出桐油22万吨，偿还本息。可怜的中国人在海岸线被悉数封锁的窘境之下，拼了老命想尽办法如期交货，生怕山姆叔叔生气，以后借不到钱。陈光甫曾经在日记中记载争取这笔借款时的困苦处境，他写道：“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存个人地位为目标。远东司长贺伯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适之（胡适字），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作大使之痛苦矣！”读罢叫人心酸。

一寸河山一寸血（33）
    1942年元月，中国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发表了对侵略者德、意、日三国的“共同宣言”，在国际上使中华民国国号破天换地与美、英、苏列强平起平坐，并号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四强”。这对当时我国的民心士气是一大鼓舞，大家以为我们熬出头了。其实，所谓“四强”的组合，说穿了只是一匹狼、两只老虎和一个遍体鳞伤的“人”相处在一起而已。在那段与狼共舞伴虎入眠的岁月中，中国人所遭受的辛酸、委屈、挫折、但又不能说的苦楚，在当时甚至过后都是鲜为人知的。
    蒋中正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日记里写道：“今而复知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牺牲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狼二虎是如何对待他的“盟友”的。我们先说苏联这匹狼吧。
    苏联本为我国北方大敌，他们觊觎华夏疆土已非一日，远的不提，单就1942年并列“四强”后来说，就够“朋友”的。当时我国对外运补线尽绝，美国建议开辟一条从阿拉斯加经西伯利亚到新疆的航线，但是被苏方拒绝了。后来改提从伊朗经中亚俄境到新疆的陆路运输线，苏联说这还可以考虑，不过条件是“你们运多少吨物资，重庆就要付多少吨农产品”以为“过路费”。这一招等于戳穿了他们当初援华的假面具，因为在苏联眼里，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即已造成了必败的命运，既然他的后门太平了，还要你重庆干什么？从此，苏联便全力扶持延安，而造成国共之间冲突的白热化。
    再说英国，本来就是一个至为现实的帝国主义者，打从鸦片战争开始他就从未对中国友善过。此时由于自己正处于泥菩萨过江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亟力说服美国把全副精力用于欧洲，挽救英国的危亡。以当时世局而言，英美“重欧轻亚”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欧”要“重”到什么程度呢？
    陈香梅引用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说：“英国的丘吉尔，大家觉得他是英雄啊什么的，可是他一直不主张帮忙中国，所以他说：‘欧洲第一、欧洲第二、欧洲第三’。”
    好吧，就算欧洲第一、欧洲第二，连第三也是欧洲，那么亚洲总可以排上第四吧？假如亚洲排第四的话，那么她的份量有多重呢？据统计，在1941年这一年当中，美国援欧与援华的比例为100：1•7，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数据足以表示英美在全球战略上对亚洲战场的轻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那便是日本人在武攻席卷东南亚的同时，也利用南洋诸国殖民地人民的心态发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英美”等心战攻势，象当时的印度就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谓“不合作运动”，英印关系可谓空前恶劣，假如这种态势任其发展，日本有可能很快拿下印度直取中东，进而与德意在南欧东进的军队会师，如此一来，麻烦就大了。
    英国当局轻视亚洲的另一恶果是造成远东英军士气低落、无心恋战，但是当时中国战场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正在此地区，他们不打，我们不得不打。为了维护这条补给线的安全，为了一尽身为“同盟国”的一份心力，我国早在年前，也就是长沙之役正酣的同时，即已建议国军入缅协助作战，但是当时英军总司令胡敦认为让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是英国人的“耻辱”，因而不同意。
    到了元月20日，日本大军果然从泰国杀过来了，这个时候英国人才慌了手脚，允许国军第6军甘丽初的93师入缅护路，不过他们撂下了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也就是说，是你们自己要来的，便当自立吧！
    等到2月6日仰光失守时，他们才真的急了，于是便主动申请我军入缅作战。

   严格说起来，英国人要求国军入缅其实是个陷阱，因为英国驻印缅最高长官魏菲尔明白地说：“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目的。”所以当日军自仰光汹汹北上的时候，英军都往西边闪，而留下空旷的主战线给中国军队去守。象罗城以东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就分给了甘丽初，可怜的第6军，一个士兵要管250公尺正面。国军更大的不幸是来自于他们的司令官——身兼六职的大红人史迪威，原来此君根本就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而且还跋扈刚愎、自命不凡，因而把缅甸战场搞得一团乱。
    话说1942年入缅的我国“远征军”，共有三个军，他们分别是杜聿明的第5军，甘丽初的第6军，张轸的66军，以及约当两个师的直属部队。假如您还记得的话，其中杜聿明的第5军便是（民国）28年底在桂南打下昆仑关的部队，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军实为当时国军中的精锐之师。
    当重庆的统帅部得知前方吃紧的同时，立即电告史迪威将国军3个军的主力即速向密支那、片马方向移动，但史迪威置之不理而任由大军徘徊于曼德勒与西保之间。等日军56师团迂回切断后通密支那的铁路时，史迪威才发现大势不妙。
    面对如此局面，他“玩”不下去了，于是便甩下中国人托付他的3个军精锐部队，自己一个人溜到印度去。直到6月3日史迪威在重庆露面的时候，我们这位司令官竟然两个月未曾给他的上司盟军统帅一份报告、一个电话。
一寸河山一寸血（34）

    有人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是拜美英等列强之“赐”，是“西瓜往大的一边靠”而得到的结果。这话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我国在孤军苦撑、血拼五年的岁月中那些战死官兵的英灵与全国上下不屈不挠的意志构成了莫大的诬蔑与不敬。试想，若不是我国坚决的抗战到底，在中国战场上陷128万日军于泥淖而无法抽身，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事的结果如何就很难料想了，至少他们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笔帐是不容一笔勾消的。
    战争一开始，我国确实希望以苦撑待变的行动来博取友邦正义的声援，直到珍珠港事变，中国战区正式成立，照讲这一番期盼已经如愿以偿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美英列强全球战略重欧轻亚之故，我国不仅所得至为有限，而负担却增加了许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视此一时期为始战以来最为艰苦与黑暗的日子。象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而惹来了浙赣之役，日本人为了报复大肆轰炸，使20余万老百姓因之死于非命；象滇缅路之役，我们固然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补给线而战，但仍有一尽“既为盟友”之责的意味协助英军，不幸的是冒出个盟军“将领”史迪威来，最后，这条路不仅没保住，反而丢了3个精锐军。
一寸河山一寸血（38）

   在土地一片片的沦失、交通网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黎东方说：
  “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法案物资，29个Billion（10亿）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个Billion，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亿6千万。还有一点不同，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来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也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他把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
    当年，如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居然会克扣贫穷如我们这种苦难人的钱，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则确实如此，因为他们赖的还不止这一笔。
    黎东方：“美国的阿兵哥在中国用美金啊，说是中国政府怕美金把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给搞乱，说我们来换法币给你好了，美国人说也请你们垫啊，以后还。后来等到我们抗战完，他这个钱没有还，后来跟他要索还的时候，说每一个时间的法币与美金的价格也不同，有官价有黑价，有黑市，那么我们的意思照那时的官价算，官价常常变，美国人不肯，说应该照黑市算，结果始终没有说好，一直到抗战完了，结果算下来，我们替他造飞机场的钱——垫，替他付薪水的钱——垫，还有很多其他小钱，都没有还，那么8亿6千万的租借物资的钱也还，还是欠我们的。这个美国的政府也觉得不好意思，说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好朋友不必算得那么清楚，我们承认是我们美国还欠你们中国的钱，我们在太平洋岛上还有很多东西，有些岛上有枪，有些岛上还有小船，你们去拿好了，我们就答应了，好了，就拿太平洋很多岛，几千个岛，都有东西，答应了。那么有没有拿回来？我们没有船去运啊，还有阿兵哥的衣服、皮鞋，那个阿兵哥的皮鞋太大了，对不对？那个衣服我们穿上象大衣一样，所以这些苦衷没有人知道。”
    就在这么艰苦的关口，重庆还闹了一次金融风暴，这次风暴的幕后黑手还是美国人，黎东方说：
“宋子文上台以后，他想从美国买黄金，金条啊，运到中国来，同时在重庆公开地卖这些黄金，那宋子文的错误呢，不等到这个金条运来再卖，先卖，他想早一点压这个通货，结果过了3个月，美国的金条不来，求他啊，好难喔，‘这金条我们是卖给你了，没有飞机装啊’，宋子文讲拿船也可以，‘那船很危险啊’，我们自己派飞机来好不好？‘不好不好’，我们拿你们美国的民航机好不好？‘不好不好，要用我们美国的军用机，有空再给你运’，就拖，后来拖的时候根本一点没来了，来了一点点后来没有了，这就问他，那个部长讲，说是‘不是你们讲好了要用2千万美金的黄金吗，不是都给完了’，宋子文说‘不是啊，给你写好来的，借•••把这个•••2亿美金啊，’他说‘没有吧，我记得是2千万’，他说我的部下来来来，那个次长，‘不是你同我讲的中国要2千万美金的黄金条啊？’他说‘是啊’，宋子文就把那个•••拿出来说：‘摩根索先生，这是你亲笔写的，2亿。’摩根索脸红了，就大骂他的次长，那个次长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苏联的间谍。”
一寸河山一寸血（40）
    1945•民国34年元月，中印公路通车，美援物资总算可以以比较大的运输量运到昆明了，苍白贫瘠长久失血的中国至此总算取得了起码的给养，虽然这已是战争末期的事，但迟来的援助仍然带给中国绝处逢生的契机。
    从德黑兰会议开始，斯大林就一直以“苏联出兵远东向日本施压”作为跟美、英谈判的筹码。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柏林指日可下。美、英为了尽速了结对日战争，曾数度促请老俄实现诺言，但斯大林还是一味吊胃口，直到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开会，斯大林才亮出底牌，要求英、美支持外蒙独立，承认苏联在大连、旅顺以及南满铁路所享有的一切权益，苏联的野心至此暴露无遗，但罗斯福与丘吉尔为了寻求战争快速结束，竟然答应斯大林的要求，背地出卖了他们的盟友中华民国。

一寸河山一寸血（41）
    游芳悯：“1951年开这个‘旧金山和约’那时候的苏联气焰非常嚣张，那么所以呢，美国为着要防止苏俄同时要利用日本过去的工业的潜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持日本，因此在‘旧金山和约’里面美国这边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要求，‘旧金山和约’我们中国并没有参加，因此到1952年，我们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给日本签订和约的时候，那我们也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荣这个日本首相到大陆去访问，他和周恩来总理联合发表声明的时候，中国也•••大陆也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这个可以说当时对日的赔偿要求的放弃完全是在美国这方面，他因为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集团而为对付苏俄而引起来的，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因。”

                          ----------以上均引自 衡山的路上的空间  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