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什么呢？

有人说，民主的定义是“以民为主”。我是不同意的。“以民为主”当然是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但不是民主的名词解释。民主，作为一个名词，毕竟只是个舶来品，是当年某人翻译的结果。你说是“以民为主”，他说是“人民自主”，我说是“为民做主”，莫衷一是。所以，我以为，不给民主加上道德评判的解释，才是正解。

其实非常简单，民主的字面意思，就是票决。

证明这一点非常容易：如果我们说一个领导人“很民主”，通常的意思是说他把绝大多数的事情，就交给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去公议；反之，如果我们说一个领导人“不民主”，就是说他很少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公议，或者只在很小的圈子里商议。

对于现代政治制度而言，民主就是以票决的方式，在广泛的群众中，公议多数公共事项。

而民主的程度，就以票决事项的广泛性，和参与票决的群众的广泛性来决定的。

因此，最民主的制度，就是任何公共事项（哪怕小到乡政府的文书用公款去买一支铅笔）都是由相应行政区域的全体公民，一人一票地加以决定或者批准的。

而最不民主的制度，就是任何公共事项（哪怕大到把全国奉送给某外国加以奴役）都是出自某一人的个人决定。

而在这两者之间，全部都是程度不同的有限民主（而有限民主和有限集权其实是同义语）。

我们的社会，随着文化的进步，每个人都有了了解公共事项的可能，而没有任何的障碍。随着社会管理的透明度的提高，很多人不免有了一种奇妙的念头：这个好像我也懂……

政治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懂。我从没见过大谈量子力学的公司白领，我从没见过大谈药代动力学的计程车司机，我也从没见过大谈有限元分析的田间农夫。但是，一谈到政治，白领司机农夫们就忽然觉得自己比国家总理要明白得多。这是人之常情，不奇怪。

因此，一旦有人主张，政治的事情，必须要民主决策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

大家愿意参与，表达不同个体，乃至不同群体的主张，或者利益所在，很好。但是这里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要所有人都得以参与，就必须要所有人都了解票决的议题。

记得当年，中国全国人大投票表决三峡工程的时候，我就很疑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那些电影演员出身的代表们，又是怎么知道这工程是不是应该上马的呢？更不要说拿这样的专业事情去问白领司机和农夫了。

另外，要想让所有参加票决的人都了解议题的来龙去脉、利害得失，就必须给所有人讲解。这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万一出了个理解能力的“钉子户”，那可就麻烦了。

但是，这是难不倒民主先驱们的，解决的方案很快就出来了：那就是代议制。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些人，把自己的决策权，让渡给这个社会的另一些人，请那些有能力弄明白问题的人代替自己去投票。这些代表别人去投票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叫做议员（代表、立法委员等等）。

议员人数的多少，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一件事情。人多呢，那么代表性就比较强，比如中国的人大，有几千名代表。但是几千人议事，肯定是如麻雀开会，叽叽喳喳，所以其实那就是个橡皮图章，谁都知道那根本谈不出个所以然的。人少了，效率自然很高，但是代表性就很成问题，难免给人黑箱操作的想象空间。最后，不论大国小国，似乎都不约而同的取了一个合理的议员人数——数百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更大或更小的议会，自然就都被淘汰掉了。

议会有了，民主了，那么是不是每个人的利益就得到保证了呢？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

议员也不是万能的，议员需要知识，需要能够了解，分析，决策，他们需要帮助。事实上，愿意帮助的人是从不会缺少的，只要价钱合适。前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企业高管，都愿意提供有偿服务。所以议员就雇佣他们做顾问，议员的水平，其实就是他所雇佣的专家学者的水平。

一般说来，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真正的专家，不是给买两个烧饼就肯把脑袋里的真金白银掏出来给你的。所以议员需要钱。这里就出来一个问题，显然即使是本身就有钱的议员，你也不能指望他自掏腰包去雇人。所以，这里需要一个机制来解决问题：政治募捐。

既然，政治决策者向社会募捐来解决自己雇佣专家所需的资金。那么相应的，试图表达自己的非决策者，就只有通过捐款，来保证自己的代言人有比较良好的代议品质。能够提供比较多的资金的捐助者，自然就比较多的得到关注，这也是人之常情。在台湾，这被叫做“金主”。不是什么好名词，但似乎也没那么糟糕。

在这个过程里，不能捐款，或者捐款甚少的群体，就渐渐地被摆在了次要的位置。每当选举到来的时候，候选人会制造一些假议题，来博取支持。而一旦当选，议员们就不可避免地一屁股坐到金主的怀里做小三去了。但是，即使是做了婊子，牌坊还是要立的，什么是牌坊呢？那就大搞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极端政治议题。说白了吧，就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更糟糕的是，人民总是傻乎乎的，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茅于轼，他说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人民就把他骂成臭狗屎。而郎咸平呢，成天指责各种所谓坑害人民的事情，可当你问他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时候呢？他的药方却是回头走国有化的路，讨好权贵。“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典型莫过于此，而人民却说他是中国的良心，真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由此，任何立足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必定是骗局，不论是故意骗人，或者是自欺欺人。比如当年毛泽东时代的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其中的典范。如果社会主义只能长草，那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呢？

虽然我们不应该搞所谓的“结果论”，成王败寇，但是毛泽东之所以让邓小平三上三下，事实是说明，他起码尝试了三次之多。每每国家有了一点经济基础，毛就叫张春桥来执行他的毛式社会主义。张春桥搞砸了，就换上邓小平收拾残局。而一旦邓小平搞出点经济成果，够他再折腾一回的了，他就搞掉邓，换回张，重新赌过。

从这一点看，毛是属于那种自欺欺人的，毕竟他看来是相信他自己那一套的，认为这终有一天会实现的。而更下作的， 就是搞那些连政客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意识形态议题。在这里，我们不难想到民进党。

大家一定都记得陈水扁那句经典的“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台独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陈水扁以降的民进党诸公，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偏偏就要拿来写上自己的旗帜，写进自己的纲领，拿来忽悠普通百姓。

进而，他们还津津乐道于“肚皮扁扁，还投阿扁”，这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什么区别吗？政治立场优先，民生关怀放在一边，分明就是一个极端政治派别嘛。和凯达或者猛虎完全是一丘之貉。

因此，民进党靠着这一套统独议题，撕裂社会，制造死忠支持者群体，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是从长远计，必不能与国民党这种老牌政党抗衡。此次选举，经济界人士尽出，力挺稳定政局，应该说是为民进党的骗局做出了最大的一次警告。

政治，是冷酷的事实与逻辑的学问；选举，是感性温情口号的拼搏。在这里，民主的手段与民主的目标之间，开始有了第一个裂缝。 当然，我们可以努力地去设计这样一种机制，规避，或者至少最小化上述的道德风险。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公平与效率的博弈。

我们已经知道，集权是有效率的，皇帝下了圣旨，底下就马上去执行，没有讨论的余地。这个非常有效率。但是问题是，皇帝圣明的话，效率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皇帝是个二百五呢？效率很可能就要了大家的命。所以，极端集权的结果，不是100分满分，就是0分（如果没有负分的话）。

反过来，民主是公平的，什么事情都是大家商量着办。实在商量不出结果呢，就投票表决。最终的决策起码是照顾了较多人的权益。但是，就如民主的机制与程序所决定的，民主注定的没有效率的。加上种种的博弈与妥协，最终的决策，充其量也就是个“最不坏”的结果。再拿效率来打打折扣的话，民主决策的结果，在百分制里，一般在30分上下徘徊。

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如果民主决策只能得到那么一点点分数的话，为什么那么多先进国家都采取了民主制度呢？其实很简单，人家玩得起。

恕我愚昧，我真的想不出，在历史上，或者在现代社会中，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由民主而达致富强的。如果有人能指出一个，请跟帖指教一二。以大陆与台湾而论，也都不脱此种窠臼。台湾的富强归功于经国时代，大陆的崛起也需要毛邓时代的积累。虽然我不喜欢1956年之后的毛主席，但是我说话凭良心。又比如，罗马尼亚在处死了齐奥塞斯库之后，没有多久就有人撰文指出：罗马尼亚的土地上，除了山川之外，一切大的东西，都是齐奥塞斯库留下的。

每一个先进国家，都是在效率优先的体制下，抵达了富强的境界。这种效率优先的体制，包括了冷冰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包括了赤裸裸的封建主义殖民掠夺，包括了血淋淋的奴隶制剥削与压迫。事实是，越是原始的野蛮的统治模式，效率就越高。这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就发展得越是快。

一旦达到了富强的境界之后，这时候，发展就成了次要的议题，而分配发展的成果成了主要的议题。于是，公平的需要，战胜了效率的需要。再于是，就民主了呗。比如美国日本，它们会需要在意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吗？不需要。每年增长3%，或者1%，都不是问题。人家已经到了那个境界，走快一点，或者走慢一点，已经不是问题了。

后进国家面临的问题就不同了。很多时候，国家是在危难之中。《义勇军进行曲》不是就这么唱的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急之中，就顾不得太多公平的事情了。樊哙对刘邦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致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说到危急时刻，其实莫过于打仗了。毛泽东倒是在改组红军的时候搞过民主，但是基本还是局限在伙食分配之类的事情上。作战是不能民主的。难不成全军开会表决这一仗要不要打，或者要怎么打吗？记得看过一个美国电影《U571》，艇长教训那个鼓动别人不听指挥的小兵的时候，就是一拳打在脸上，喝道：What was that? Fucking democracy?

军队从不是民主的地方，军队只要效率，因为效率是最大限度保护大家的生命的东西，而民主不是。军队要的是100分，不是30分。军队为了得到100分，不惜冒着一不小心得0分的危险。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做的事情，是无所谓胜败的，民主就是好选择，起码多数人比较开心，少数人也只有愿赌服输。如果，你想做的事情，是胜败关系着生死的，是许胜不许败的，那么你只有放手一搏，企图用民主的程序来讨好大多数人，最终往往却害了所有人。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必定有从相对不民主到相对民主的过程，换言之就是从效率优先到公平优先的过程。在效率的前提下，经济先冲出去，这一步会造成很多的社会不公平因素。然后就要总结这些因素，逐步的修正。然后再冲，再修正。直到全社会都认为，不必冒险再去冲了，只要守住现有的成果就好了。那么于是就民主了呗。

再这样一个过程中，效率和公平，民主与集中，一直在博弈着。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民主，也没有绝对的集权。有的，只有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程度不同的位置而已。27号自己是个光头男，很喜欢拿头发打比方。

一个人秃与不秃，其实是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暂且不论有些“地方包围中央”的特殊发型，即使是均匀生长的，也无法说多少根头发可以作为秃与不秃的指标。譬如一个亚洲成年男性，通常有30万根头发，而假定我们以5万根为界限。此时来了某男，数了数，恰好5万根，那么自然此人是不秃的。这时你走上前去，拔下一根，然后指着那人叫道：哈！秃子！这场景必定是很荒谬的。

因此，只要不是本文开头说的，一人一票买铅笔式的民主，或者一人决策亡了国的集权，那么就只有民主程度（或者也可以说是集权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是否民主的非黑即白的区别。而具体民主或集权到什么程度，就只看社会危急或者安逸到什么程度。仅此而已。

如今，台湾已经因为曾经，或者现在仍是钱淹脚目，于是决定可以去发展的慢一点，去多注意公平。非常好，或者就算不太好，反正这是台湾大多数人民自己的选择。站在这个角度看，宋楚瑜先生便是天纵奇才，只怕台湾人民也消受不起了。

不知道此地的台湾人是不是同意，总之就我所认识的台湾人而言，女性化（或者说阴柔化）的倾向比较多一些。这和日本当前的状况很类似。日本的阴柔化，是因为社会的富裕和尊老的传统造成的。人们不再需要所谓决断力，转而追求平淡的发展。台湾选出了个马英九，莫非也是走的这个路子么？

但是，YST和其他的一些人，或者还包括早先的林毅夫先生，大概就不属于这样的人群。我以为，以YST为代表的，支持宋楚瑜先生的人们，是有危机感的一群。他们仍然认为，台湾处在危险的边缘，甚至可能是漩涡的中心。他们需要宋楚瑜先生来为台湾提供振奋的精神和活力。他们不满足于小马哥的无能与无为。

但是，民主就是这么个东西。当一个社会进入民主时代，其实社会格局就基本定型了。也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变化了。除非真的又遇到什么重大的天灾人祸，这个社会大概就需要一个碌碌无为的领导，带给人民类似“宣仁之治”的状态，而不是始皇与汉武吧？我以为，30分的马英九很可能是当下台湾唯一可能做出的选择。而此时，即使宋先生再次饮恨，或许，值得庆幸的是，那只是因为台湾真的还没有到那“最危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