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专家学者们不断发表奇文怪论，不妨随手罗列几条：

    一说：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者古印度；二说：周人（即周朝创立者）甚至商人（即商朝创立者）来自于西亚，也就是如今的伊拉克、伊朗一带，汉字、法律典章等等是他们带来的；三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科技的基因；四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商业的基因；……

    这些 高论，没有一条是当今的专家学者创造发明的，他们至多是拾洋人牙慧而已，甚至是从五四时期作品中淘来的。

    国人有一个传统，一旦有所成就，便认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在中国，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五代八代的祖先为皇帝，不管他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唐朝皇帝本来家世显赫，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在17、18世纪，欧洲人仍把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大有全盘“中”化的势头，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到19世纪上半叶，在完成对中国、日本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隐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

    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教授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那种数码脱胎而来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

    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是如何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是空运、还是飞鸽传书送到遥远的印度，而希腊本土和各“希腊化”王国没有使用，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没有资格发明阿拉伯数字的。

    三说：古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是东方文化惹的祸。古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丹皮尔教授分析道：“希腊化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扩展和创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反动的阶段。……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在罗马内战中结束了，罗马帝国所建立的文化虽然属于希腊----罗马性质，终究也无力长期排斥亚洲的影响。甚至在比较早的时期，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后不久，东方的思想就已经开始传布。”丹皮尔教授认为，“东方的思想”无非是巫术、祭仪宗教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欧人失去了创造冲动。

    有趣的是，丹皮尔教授也承认：“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这些东西是否属于“东方的思想”？丹皮尔教授没有解释。既然亚历山大之后几百年是“希腊化”时代，那么，东方文化又如何“影响”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怎么会如此弱不禁风，“影响”一下便从欧洲销声匿迹？丹皮尔教授同样没有解释。

    四说：阿拉伯人的辉煌，全靠沾古希腊的光。正当西欧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经历千年黑暗的时候，生活在“巫术”、“祭仪宗教”大地上的阿拉伯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辉煌的科技、教育、文化成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丹皮尔教授说：“波斯与阿拉伯学派的学说原来都是以希腊古籍的译本为依据，”“阿拉伯人和处在阿拉伯人势力下的民族的任务，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学术复兴时代一样，第一是要发现隐藏起来且被忘记的希腊知识宝藏；第二要把他们所发现的宝藏融合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里面，最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到了9世纪时，阿拉伯的医学学校因为研究盖仑著作的译本而得到进步……”

    不知道丹皮尔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联想到：阿拉伯帝国正是建立在原“希腊化”国家的地盘上，这里的“东方文化”，能让欧洲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对阿拉伯人难道就没有坏影响？

    五说：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入的。美国著名教授詹姆斯·W·汤普逊撰写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说：“1333年，……第二年……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万人死亡，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中也非常严重。”

    中国历史记载不同于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1333年，是元顺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据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组织的两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分别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么，1333年全国人口应在6000万人左右。汤普逊之所谓 “5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这灾祸造成了元帝国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灾祸，在《元史》中竟然不见记载。相反，1333、1334年，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国泰民安的两年，一度中止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恢复并正常进行，多次小的水灾旱灾之类，政府组织救济后即恢复正常。

    不知这位教授自称的“精确的材料”从何而来。由欧美专家编写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没有找到有关这场重大灾祸的一文半字，倒是有关这几年发生的其它事情说了不少。也许汤普逊教授也发现了自己“精确的材料”不太靠谱，首先“必须承认，（欧洲）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认当时的欧洲人还是比较无知、比较不讲卫生的，所以后面又承认“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

    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值得一提的仅仅是“古”一点而已。人类历史上所有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样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有一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因为种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洋人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文化，再适当美化一下自家的历史，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此作为进一步丑化中国历史文化的武器，那就不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