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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连载8--为政传统:藏富于民(上)

已有 364 次阅读2013-11-1 23:36 |系统分类:文化| 都差不多, 中国古代, 诸侯国, 最大的, 连载

  在中国,自古以来,最有钱的人,从来就不是皇帝,也不是官员,而是商人。
  没读过《管子》,或者不结合《管子》,便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品头论足,那是扯淡。因为古代有志于财经工作的官员,包括著名宰相如房玄龄、张居正,无不精心研读《管子》,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百姓富裕,绝非从天而降。
  众所周知,战国“七雄”第一方阵是齐国、秦国、楚国。钞票最多的,是齐国;地盘最大的,是楚国;战力最强的,是秦国。其实,在春秋早期,每个诸侯国的情况都差不多。哪个国家在这一阶段出了个明君,又任用一个优秀宰相,经过一番励精图治、东征西讨,就可跻身于春秋五霸行列。说白了,春秋五霸也好,战国七雄也罢,都是靠内蓄国力,外事扩张,一步步打出来的。
  管子上任前,和周边国家一样,齐国也是一个巴掌大的国家。管子是十分优秀的宰相,在很短的时间里,使齐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高速齐头并进,成为春秋战国的首任霸主。从此以后,齐国始终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有钱”国家。
  齐国虽然很富,但是,管子主持的齐国政府,常常穷得叮当响。《管子?山权数》有这么个故事:
  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
  齐桓公决定派兵北伐孤竹国,急需大批粮食。齐国虽是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但国库里并没多少钱财粮草。齐国有很多大富翁,比如有个姓丁的,他家里的粮食便堆积如山。桓公便找来丁家主人说:“寡人要打仗,缺粮食,这儿有一件无价之宝,想把它抵押给你,借你的粮食。”齐桓公用一只“神龟”,向丁氏换取了足够三军吃五个月的军粮。
  打完仗后,国库又拿不出钱来奖赏将士。当时,各国都是沿袭井田制传统,出征前,由将士们自备兵器资装,许多人为此欠下一屁股债。打完仗回家,立功将士面对的却是如何还清债务。齐桓公发愁啊,长此以往,如何征兵打仗啊?管子给出个主意:您派人代表您,给每个债主送上个支持国防建设的奖状,说几句感谢他们资助将士们上前线的话,这问题就解决了。果真,债主们接到奖状后,高兴得不得了,不仅免去了将士们的欠债,还出钱帮回家的将士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百姓富,政府穷,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皇帝要打仗缺钱,晋商出钱赞助;左宗棠誓死要收复新疆,朝廷没钱,靠徽商胡雪岩融资解决。今天,面对山西星罗棋布的“大院”,面对规模超过故宫的明清建筑,你觉得专家们的“重农抑商”靠谱么?中国商人的地位低么?
  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之穷?这是因为,中国有让利于民的文化传统。《管子?山至数》: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会。”管子对曰:“君失大夫为无伍,失民为失下,故守大夫以县之筴,守一县以一乡之筴,守一乡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会数奈何﹖”管子对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筴,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对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残国亡家藏於筴。”
  这是齐桓公与管仲讨论国家财政政策时的对话。在管仲看来,财政政策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国君立国的基础是大夫,而大夫靠的是广大百姓,百姓没了,国君便一无所有了。所以,管仲认为,如果想做天下共主(王),就应藏富于民,让财富留在百姓家里;倘若只想成为称雄于诸侯的一时老大(霸),那就花钱把身边的几个精英哄好,让他们听你的话就行了;如果想快活一天算一天,对人亡政息无所谓,那就横征暴敛,及时行乐吧。当然,在实施藏富于民的同时,管子为中央留下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
  管子的这段话,儒学大师荀子在《王制篇》做了进一步诠释:
  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篋,实府库。筐篋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彊。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者,藏富于民;霸者,最关心的是让各级官员、将士们;摇摇欲坠的国家,高级官员捞钱最多;至于临死之国,其国君的仓库里堆满金银珠宝,而百姓穷困至极,这样的国家,谁为国君去打仗?百姓饭都吃不饱,怎么打仗?明君是不会聚敛财富的,因为,这是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
  在《孔子家语?贤君》中,至圣先师孔子是这样开导鲁国国君的: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鲁哀公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最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富裕并且长寿。哀公接着问:具体该怎么做呢?孔子说:少征发老百姓为政府干活,少收点税,老百姓就富裕了;多加强教育引导,让老百姓少受刑罚,他们就长寿了。哀公担心:这样做,政府不就贫穷了吗?孔子回答道:没听说过儿子富裕了,父母会贫穷的。
  这就是“父母官”一词的来历,其内涵是,官员有抚育治下百姓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要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关爱百姓。某些人曾经大肆攻击这是“封建流毒”,说凭什么让官员当父母,应该让百姓当父母,官员当儿子。稍微动脑袋想想,都应该支持、鼓励各级官员成为一名合格的“父母官”。哪一位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儿女?如果官员们都以父母之心对待百姓,中国还存在那么多令人痛心的问题么?一名合格的父母官,会竭泽而渔般“发展经济”么?会虎狼般乱摊派乱罚款么?官员都成为“民之父母”,当然是一种理想。古往今来,普天之下,有哪一种制度设计不是建立在一种理想之上?
  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无论是对农民土地的征收的田税,还对商人征收的商税,税率都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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