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经济学】经济学原理（马歇尔）

舒晴曼妙

第九章　地租


第一节　地租是一大类中的一种。此刻我们假定土地由其所有者耕种。重申以前
的讨论。

    如第五篇所述，地租不是独有的事实，而是各类经济现象中主要的一类；地租理论
不是孤立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一般供求理论中的特定系的一种主要应用而已；它分为
若干级，从人所占有的自然恩赐品的真正地租起，经过土地的永久改良所得的收入，至
农场、工厂建筑物、蒸汽机和较不耐久品所提供的收入止。在本章和下章里，我们专门
研究土地的纯收入。这种研究分为二部。一部分关于土地纯收入或生产者剩余的总额；
另一部分关于该收入分配给与土地有利害关系的那些人的方式。不论土地占有形式如何，
第一种收入总是一般的收入，我们的讨论将从这种收入开始，并假定土地的耕种由土地
所有者自己担任。

    我们不应当忘记，土地所“固有的”收入是热、阳光、空气和雨量，它们都不是人
力所能大加影响的；至于位置上的利益，其中有许多亦非人所能驾驭，而只有少数是土
地所有者个人投资本与劳力于土地的直接结果。这些就是土地的主要属性，它的供给不
以人的努力为转移，从而，并不因该劳作的报酬增加而增加；对它所课的税，纯由所有
者负担。
    另方面，土壤肥度所主要凭恃的那些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可以由人力增进，而在
极端的场合，可以由人力完全改变。但是，对土地改良（虽说可以普遍推广，但改良是
慢慢地进行，而又慢慢地耗竭的）的收入所课的税，在短时间内，不会影响改良的供给，
因此，也不会影响由于改良的农产品的供给。从而它主要由所有者负担。租地人，在短
时间内，也可以看成是所有者。不过，在长期内，税会减少改良的供给，提高农产品的
正常供给价格，从而，由消费者负担。

    第二节　续前。

    现在让我们重申第四篇中我们对于农业上报酬递减趋势的研究；仍假定土地所有者
自己耕种土地，因此，我们的推理可以是一般的推理，而不受土地占有的特殊形式的影
响。
    我们曾知道，在资本和劳动的连续投资中，虽然最初几次投资的报酬，可以增加，
但当土地耕作得已经完善时，它们的报酬将开始减少。耕种者继续追加资本与劳动，直
到一点为止，在该点，报酬仅仅够偿付他的开支，和补偿他自己的劳作。不论投于优等
土地或劣等土地，那将是耕种边际上的一次投资；需要有和该投资的报酬相等的一个数
量，且足以补偿他以前的各次投资，而总产量超过这个数量的余额，就是他的生产者的
剩余。
    他是尽量向远看的，但是，他很少有可能看得太远。在任何既定的时间，他把得自
永久改良的土地丰度视为当然，而得自永久改良的收入（或准租）和由于土地的原始性
质的收入乃是他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此后，只有新投资的收入，才表现为所得和利润；
他将新投资一直进行到有利的边际为止；
    他的生产者的剩余或地租，是改良土地的总收入超过报酬他每年所投资本与劳动所
需要的数额的余额。
    这种剩余，首先取决于土地的丰度，其次取决于他必须买进和卖出的那些东西的相
对价值。如我们所知，土地的肥沃度或丰度是不能绝对计量的，因为它随着所种作物的
性质和耕作的方法与强度的变化而改变；设有两块土地，由同一个人耕种，并用相等的
资本和劳动，其结果，如能收获等量的大麦，即未必能收获等量的小麦。当采用原始耕
作方法时，如能收获等量的小麦，而一旦采用集约经营或现代方法后，则所收获之数很
可能不相等。此外，农场所需要的东西的价格及其产品所能出售的价格，都取决于工业
环境，工业环境的改变不断地改变着各种作物的相对价值，从而，改变着位置不同的土
地的相对价值。
    最后，我们假定耕种者具有正常的能力，所谓正常是相对于他所担任的工作，和他
所处的时间与地方的情况说的。如果他的能力低于正常能力，则他的实际总产品将少于
土地的正常总产量，它所给他提供的部分将少于它的真正生产者的剩余。反之，如果他
的能力高于正常能力，则他除获得土地上的生产者的剩余外，还获得稀有能力上的生产
者的剩余。

    第三节　农产品实际价值的提高一般地提高剩余的产品价值，而使其实际价值提
高提更多。农产品的劳动价值和它的一般购买力的区别。

    我们曾相当详细地研究过，农产品价值的上涨，使各种土地特别是报酬递减趋势作
用较弱的那些土地的生产者的剩余（用产品计算）得到增加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一般
说来，和优等土地比较起来，它更能提高劣等土地的价值。换言之，如有人预计农产品
的价值上涨，则他用一定的货币额按当前的价格投于劣等土地所能预期的未来收入大于
优等土地。
    其次，生产者的剩余的实际价值，即其用一般购买力计算的价值，将相对于它的产
品价值，和用相同方法计算的产品价值按同一比例增加。这就是说，产品价值的增加使
生产者的剩余的价值也随之而增加。
    产品的“实际价值”一词，意义含混。从历史上来看，它往往指的是对于消费者的
实际价值。这种用法颇为危险。因为有些场合从生产者的观点来考虑实际价值是比较相
宜的。
    但注意到这点时，我们可以用“劳动价值”一词来表示该产品行将购买的某种劳动
的数量；而“实际价值”则指的是一定数量的产品行将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
侈品的数量。农产品的劳动价值增加，可以意味着人口对于生活资料的压力日益增加，
而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生产者的剩余（来自土地）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相伴而
行，同时也是它的一种尺度。不过另方面，如果农产品的实际价值的增加，是由于农业
以外的生产技术的进步，则其结果可能会提高工资的购买力。

    第四节　改良对地租的影响。

    上述一切所阐明的是，得自土地的生产者的剩余，并非由于自然界恩赐的巨大，如
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修正的形式）所主张的，而是由于自然界的吝啬。但是，决
不应当忘记，就市场的销路来说，所处的位置不相等，和绝对生产力不相等一样，是造
成生产者的剩余不相等的重要原因。
    这个真理及其主要结果，其中有许多现在看起来是如此明显，最初是由李嘉图阐明
的。他乐于论证如果自然恩赐无限供给，俯拾皆是，则占有它们并不会产生剩余，特别
是，如果土地的肥沃度相等，位置相等，而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则土地决不会提供
剩余。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论点，并证明，同样适用于一切土地的耕作技术的改良
（即等于土地的自然丰度的普遍增加），庶几减少谷物剩余总量，势必减少供给一定人
口以农产品的土地的真正剩余总量。他也指出，如果改良所影响的主要是那些原本是最
富饶的土地，它可以增加剩余总量，但是，如果它所影响的主要是较贫瘠的一类土地，
则剩余总量必因此而大减。
    有一种观点和上述命题一致，这种观点认为，英国土地耕作技术的改良，会增加土
地所提供的剩余总量，因为它增加农产品，而不致使它的价格实质上有所降低，除非向
英国输出农产品那些国家也跟着采用相同的改良，或采取有同样效果的措施，改善这些
国家的交通运输。如李嘉图所说，如供应同一市场的所有土地都得到同样的改良，“则
这种改良给予人口以很大的刺激，同时使我们有可能用较少的劳动来耕种较贫瘠的土地，
最后，对地主阶级有莫大的利益”。
    从土地的价值中，区别哪一部分价值是由于人的劳动所产生，哪一部分是由于自然
的原始性质所致，是不无趣味的。
    土地的一部分价值是来自国家为一般目的而非专为农业所修的公路和所作的其他改
良。根据这点，李斯特、凯雷、巴师夏及其他学者都认为，把原始土地改造成现在的土
地所用的开销超过土地现在的全部价值。因此，他们断言，土地的全部价值是由人的劳
动而来。他们所引的事实值得加以讨论，但是，实际上这些事实和他们的结论是毫不相
干的。他们所要论证的是，土地的当前价值不应当超过把原始土地改造成像现在那样富
饶而适于耕种的土地所需的真正农业上的开销。
    许多适用于农业方法的变化，早已陈旧，不堪使用；其中有许多变化，不仅不能增
加土地的价值，反使土地的价值减少。
    此外，在这方面的费用必须是纯费用，即加上逐年开支的利息再减去历年得自改良
的额外产量的总价值。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土地的价值一般比这种费用大得多，而
且往往大到许多倍。

    第五节　关于地租的主要理论差不多对所有的租佃制度都适用。但在现代英国的
租佃制中，地主的份额和农业资本家的份额的明显界线也是对经济科学极端重要的。参
阅附录十二。

    本章所述，适用于任何土地私有制形式下的各种土地租佃制度；因为它所涉及的是
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如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则归他所有，如他自己不耕
种土地，即归被视为合伙经营农业的他和他的佃户所有。因此，不论习惯、法律或契约
规定他们各自分担多少耕作费用，和分享多少耕作果实，这都是适用的。其中大部分也
不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即使产品不出售，或出售得很少，所课的税都以实
物形式交纳，则它也是站得住脚的。
    现在英国有些地区，在土地使用的交易方面，以自由竞争与企业心为重，而认为习
惯与情感无足轻重，那里，一致公认，那些进行和损坏得都很缓慢的改良，都是由地主
供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维持的。因此，该地在正常收获和正常价格下当年所能提供
的全部生产者的剩余，除去农业资本家的正常利润外，都归地主所有，因此，农业资本
家如遇丰年则获利，若逢凶岁，则自担损失。在这种计算中，已经暗地里假定了该农业
资本家具有正常能力和企业心来经营该类租地的；因此，如果他的能力高于正常能力，
则他自己获利，而如果他的能力有所不及，则自负损失，也许最后离开农场。
    换言之，地主所得的来自土地的那部分收入，在不很长的时期内，是由农产品的市
场来决定的，而与耕种方面所需各种要素的成本关系不大；因此，这部分收入具有地租
的性质。而农业资本家所得的那部分收入，即使从短时起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利润，直
接列入农产品的正常价格，因为除非该农产品可以提供那种利润，则它是不会被生产的。
    因此，英国租佃制的特点发展得愈完善，则地主和佃户在所得上的界线和经济理论
上所划分的深刻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界线相符一事，也愈加真实。这个事实较之其他事实
也许是本世纪初期英国经济理论占上风的主要原因；它使英国经济学家作出这样大的贡
献，以致甚至在我们这世纪中，其他国家对经济学的研究趋之若鹜，像在英国一样，但
几乎所有那些新的建设性意见，只不过是英国早期著作中所暗含的其他概念的进一步发
展而已。
    这个事实本身看来是偶然的，但或许不是如此。因为这条特定的分界线比任何其他
界线所引起的磨擦较少，在审核上所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较少。这种所谓英国制度是否可
以持久，诚可怀疑。它有重大的缺点，在未来的文明阶段也许不能认为是最好的制度。
但是，当我们以它和别的制度相比较时，我们就知道，它曾给予英国以莫大的利益，使
英国成为世界自由企业发展中的旗手；因此，她早期被迫采取各种变革，而使人民获得
自由，勇气，伸缩性和力量。

舒晴曼妙

第十章　土地租佃第一节　早期租佃形式一般是建立在合伙的基础上，合伙的条件是由习惯而不是
由契约所决定；所谓地主一般是隐名合伙人。

    在古代，甚至在我们时代的某些落后国家里，一切产权取决于公约，而不取决于明
文法律。如这种公约可冠以确定的名称并用现代商业用语表示，则一般指的是：土地的
所有权并不归于个人，而是归于合伙企业，其中一个或一群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而另
一个或另一群合伙人（也许是一个家庭）是任事合伙人。
    隐名合伙人有时是国君，有时是享有为国君征收田赋的权利的私人；但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它就不知不觉地变成多少有些确定、绝对的地主权利。如果他仍有向国君纳
贡的义务，如一般的情况那样，则合伙就包括三个合伙人，其中二个合伙人是隐名合伙
人。
    隐名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之一，普通叫做业主、土地持有人、地主、甚或土地所
有者。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如他受法律或习惯（它具有和法律同样的强制力）的
约束，而不能用任意增加耕种者所缴的报酬或其他手段使他丧失土地。在这种场合，土
地所有权并不只归于他一个人，而归于整个合伙企业，他只不过是企业中的一个隐名的
合伙人而已。
    而任事合伙人所交纳的报酬，全然不是地租，而是由合伙企业的组织条例规定他缴
的固定数额或总收益的一部分。倘规定这种报酬的法律或习惯一成不变，则地租理论很
少有直接应用的余地。

    第二节　但如英国近代史所证明的，习惯比表面上显得更富有伸缩性。把李嘉图
的分析运用于现代英国土地问题和早期租佃制度的时候，必须谨慎从事。其中合伙条件
模棱两可，具有伸缩性，且在许多方面可以被不知不觉地加以修改。

    但事实上习惯所规定的各种课赋，往往带有不十分确定的性质；而留传下来的记载
也多含混不清，有欠精确，或充其量用一种不很科学的词句加以表述。
    甚至在现代英国，我们也可以在地主和佃户所订的契约上察觉到这种模棱两可的影
响。因为这种契约往往借助于习惯来解释，而这种习惯为了适应历代的不同需要，一直
在变化之中。我们改变我们的习惯，比我们的前辈快得多，而且对于这种改变较为自觉，
并较愿把我们的习惯用法律固定下来，以使它们一致。
    现在，虽然立法极详，而所订的契约也十分认真，但地主在维持和扩大农场建筑物
及其他改良上所投资本的数量仍有很大的伸缩性。在这方面，如同在他和佃户所发生的
直接货币关系一样，地主显得慷慨得浑厚；而对本章一般论证所特别重要的是，地主和
佃户所分担的农场经营费用的调整，如货币地租的变动一样，往往可以使佃户所缴纳的
真正纯地租也发生变动。例如，有些团体和许多大地主往往使他们的佃户年年照旧经营，
从未企图使货币地租随着土地的真正承租价值的改变而改变。有许多不是租借的农场，
它们的地租，在1874年农产品价格膨胀及其后的衰退期间，名义上仍保持不变。但是，
在早期，农场主知道他的地租很低，不便迫使地主出资修建排水道或新的农场建筑物，
甚或进行修理，在计划和其他方面，不得不对地主有所迁就。而现在地主有了固定的佃
户，为了保佃，契约上没有规定的许多事情，他也是愿意做的。因此，货币地租没变，
而实际地租却有所改变。
    这一事实是下述一般命题的重要例证，即经济学上的地租理论，即有时叫做李嘉图
的理论，如不在形式和内容上加以许多的修正和限制，就不适用于英国的土地租佃制；
把这些修正和限制进一步扩大，将使它适用于中世纪和东方各国任何私有制下的一切租
佃制，其中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区别。

    第三节　续前。

    但是，这种程度上的区别，悬殊很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原始时代和落后国家
里，习惯势力很大，往往无容争辩；另一部分原因是，在没有科学的历史条件下，寿命
短暂的人，无法确定习惯是否在暗暗地改变着，就像朝生暮死的小虫无法察觉它所栖息
的草木的生长一样。但主要的原因是，合伙的条件定得不确切，往往难以计量。
    因为合伙企业中地位高的合伙人（或简称地主）所得的份额，一般包括有征收某种
劳役、课赋、过路税和礼品的权利（不论有没有分享一定部分产品的权利）；而在这几
项下他所得的数量，此时与彼时不同，此地与彼地不同，且此地主与彼地主亦各异。如
农户完成各种负担之后，除维持自己和家属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及习惯上所规定的安逸
品和奢侈品外尚有剩余，则地主势必利用他的权势来增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负担。如果
主要的负担是交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则他就会增加该数量。但是，因为不用暴力，此
事殆不可能，因此他宁愿增加各种小课赋的种类和数量，或坚持土地必须精耕细作，且
大部分田地必须种植费很多劳动的，从而具有极大价值的作物。这样，变化的进行，像
钟表的时针一样，大体上是稳当的，平静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但在长时期内这种演
变却是十分彻底的。
    即使就这些负担来说，习惯所给予佃户的保护也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总是十分
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满足什么需要。他周围的一切道德观念，不论是高尚的、或卑贱的，
都反对地主突然大量增加那些一般认为惯常的负担、课赋、税和罚款；因此，习惯使改
变的锋芒顿挫。
    但是，的确，这些不确定的可变因素，一般只占全部地租中的一小部分；而在那些
不十分罕见的场合，其中货币地租在很长的时期内，固定不变，佃户曾占有土地的一部
分余润，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纯价值上涨时他得到地主的宽容，另一方面也由于习惯
和舆论力量的支持。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和支持雨点于窗架下端的那种力量相似，在
窗户剧烈振动以前，它们安闲自若，然一旦有所振动，则同时下落。同样，地主的法律
权利，长期以来，隐而不显，而在巨大的经济变革时期，却有时突然发生作用。

    第四节　分成制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利益。

    就英国与印度来说，佃户使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应以货币计算，抑以实物计算这一问
题，是饶有趣味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置之不论，而讨论“英国的”租制和美国所谓
“分成制”与欧洲所谓“分益农制“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欧洲大部分拉丁民族的国家里，土地被分成好多块租田，佃户用自己和家人的劳
动未耕种他的佃地，有时（虽然很少）也雇用少数雇工协助。而地主即供给房屋、耕牛、
有时甚至供给农具。在美国，则各种租佃制都很少见，但这仅有的出租地中有三分之二
是小块佃地，租给白人中的较贫阶层，或解放了的黑奴，根据这种制度，劳动和资本共
分产品。
    这种制度使本身没有资本的人能使用资本，且使用资本的代价比在任何其他条件下
要低些，同时比他当一个雇工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责任心；因此，这种制度具有合作
制、分红制和计件工资制这三种现行制度的许多优点。但是，分益农虽较雇工有更多的
自由，然与英国农民相比，则自由反少。
    他的地主或地主的代理人，在监督他的工作上必须消耗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
他必须收取一笔很大的费用，这种费用虽然用别的名称，其实是管理上的报酬。因为当
佃户必须把他每次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收益之半数交给他的地主时，如投资的总收
益少于作为他的报酬之数的两倍，则于他不利，他决不从事这种投资。如果任他自由耕
种，则他耕作的集约化程度远比英国制度下的为低。他所投的资本和劳动，以能给他两
倍多的报酬为限，因此，他的地主在该报酬中所得的份额，比在报酬固定制下要少些。
    这是欧洲许多国家所采用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佃户实际上有固定的佃权；从而，
只有通过经常的干预，地主才能使佃户在他的农场上保持一定的劳动数量，并制止他用
耕牛从事于田间作业以外的工作，这种工作的报酬归佃户所有，地主无权过问。
    但是，即使在那些变化最少的地区，习惯上规定地主所供给的农具的数量和质量，
总是无形中改变着，以适应变化着的供求关系。如果佃户没有固定的佃权，则地主可以
任意安排佃户所供给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和他本身所供给的资本数量，以适应各种特
殊场合的需要。
    很显然，分益农制的优点很多，如果佃地面积很小，佃户很穷，而地主对于许多琐
事也不厌其烦的话。但是，它不适宜于那些大得足以发挥有才能的负责的佃户所具有的
企业心的佃地。这通常是和小土地所有制相联系的；我们将在下节中加以讨论。

    第五节　续前。

    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可以为所欲为，既不受地主的干扰，
也不怕自己勤务的果实为他人所得。土地所有权给予他以自尊心，和坚定的性格，并使
他勤俭持家。他几乎没有闲过，而且很少把自己的工作视作苦役；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所心爱的土地。
    杨格说过，“财产如魔术，能变沙成金”。在小土地所有者具有特别能力的许多场
合下，这无疑是真的。但是，如果这些人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狭
隘范围，则他们也许有同样或更大的成就。因为这件事的确还有它的另一面；人们常说，
“土地是劳动者的最好的储蓄银行”有时它处于最好中的次要地位，而首要地位是他和
他的子女的能力。小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土地是如此专心，以致往往不务他事。甚至他
们中间许多最富的人，也精打细算，省吃省用。他们常以房屋和家具的排场而自夸；但
他们为了经济而居住于厨房之内，实际上他们的食住条件远不及英国农民中较富裕的阶
层。他们中间最穷的人，工作的时间很长，所费的辛苦很大，但是，他们所完成的工作
却不多，因为他们吃得比英国最穷的工人还要差些。他们不知道，财富的效用，只是谋
求真正幸福的手段；而他们为了手段却牺牲了目的。
    决不应该忘记，英国劳动者代表了英国制度的失败，而不是它的成功。他们是那些
人的后代，这些人在几代以来都没有利用那些机会，这些机会曾使他们那些精明强干而
富于冒险性的邻人在国内飞黄腾达，而更重要的是，在国外获得大量土地。英国民族成
为新世界的主人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那种进取心，这种进取心曾使一个富得
足以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人，一般都不满足于农民生活的单调和收入的微薄。而助长这
种进取心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不受某种诱惑之害，这种诱惑就是等待小遗
产，和为了财产而不是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这种诱惑往往使那些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
的地方的青年在能力发展上受到限制。
    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缺乏这种诱惑，所以美国“农民”虽然是劳动者阶级，用他们自
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和“小土地所有者”却不相同。他们在发展本身和自己子
女的能力上所用的收入很多，且极其明智。而这种能力就构成他们资本的主要部分，因
为他们的土地只具有很小的价值。他们的思想往往很锐敏，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都缺乏
农业技术知识，但是，他们的锐敏和机变使他们有可能善于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几
万无一失。
    一般说来，问题在于农业上所得的产量和所消耗的劳动相比时较多，虽和他们所拥
有的大量土地相比却较少。不过，在美国的某些部分，土地正在开始获得稀有价值，而
靠近有利市场的地方，使耕作的集约化也逐渐有利可图，耕作和租佃方法正在按照英国
的方式改变着。近几年以来，美国人有把西部的农场交给欧籍新移民经营的趋势，像他
们把东部的农场和很久以前把纺织工业交给他们一样。

    第六节　英国制度有可能使地主提供那部分他运用自如和对之负责的资本。它给
予各种选择以很大的自由，虽然比在其他工业部门中的自由少些。

    让我们再来讨论英国的租佃制。这种制度在许多方面是有缺点的，而且也是苛刻的。
但它对企业心和精力却有所刺激，有所节用，这种企业心和精力，辅以英国地理上的有
利条件和不受破坏性战争的影响，使英国在加工工业、殖民事业和农业（虽然程度上较
差）方面成为世界第一。英国在农业上从许多国家特别是荷兰学到一些经验。但总的说
来她所教给人的比向人学的要多得多。现在，除荷兰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肥地的亩
产量方面能和她相比。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相对于所消耗的劳动来说，能获得这样高的
报酬。
    这种制度的主要优点是，它使地主有可能对那部分而且只对那部分财产负责，这部
分财产的管理，既不费自己的很多操劳，也不给佃户带来许多麻烦。它的投资虽然需要
企业心和判断力，但无须在细节上加以经常的监督。他的那部分就是土地、建筑物和永
久的改良设备，而这些东西在英国平均等于农户所必须自备的资本的五倍。他愿意把这
样大的资本充作事业中自己的股份，所得的纯地租，鲜有达到资本利率三厘者。没有其
他一种企业，其中人能以如此低的利率借得所需要的资本，或不论按任何利率，总能借
得如此多的资本。的确，分益农所借的资本甚至比这还多，但是，所付的利率要高得多。
    英国制度的第二个优点，部分地由于第一个优点而来，是它给予地主以极大的自由
来选择有能力而富于责任心的佃户。就和土地所有权不同的土地经营而论，英国对出身
的重视，远不及欧洲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即使在现代英国，在获得各种企
业中的主要职位和参加自由职业，甚或工艺行业中，出身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英国农
业中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地主的长处和短处结合起来，使他们不能按严格的商业原
则来选择佃户，而他们也并不经常更换佃户。

    第七节　续前。

    有机会把农业技术推进一步的人是数众多。因为农业各部门在一般性质上的区别远
逊于工业，如有一种新的方法，则各部门会迅速采用，而得到普遍传播。但是，相反的
话，进步却比较缓慢。因为大多数有进取心的农业家都流入城市，而留在农村的人却过
着多少孤单的生活；由于自然淘汰和教育的关系，他们的心眼往往不如城里人活动，多
不愿提倡甚或采用新的方法。此外，虽然厂商在采用他的同业行之有效的那种方法方面
几万无一失，但农户却不然。因为各个农场都多少有它自己的特点，因此，盲目采用周
围行之有效的那种方法，势必归于失败；而这种失败促使别人更加相信，墨守陈规乃为
上策。
    其次，农业上的各种细节很繁，使农业会计精确至感困难。其中有许多连带产品和
许多副产品，以及各种作物和饲养方法之间的借方和贷方的关系又是如此复杂和变动不
居，以致一个普通的农户即便对会计的喜好像他事实上那样厌恶一样，除非用猜测的方
法，很难确定什么价格才值得他来增加一定的额外产量。他可以相当精确地知道它的直
接成本，但他很少知道它的真正总成本，这就增加了及时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借助它来
取得进步的困难。
    此外，农业和工业在竞争的方式上也有区别。如果某厂商的能力薄弱，则别人可以
起而代之。但是，如地主不能按最好的方法来发展他的土地的资源时，则他人除非引起
报酬递减趋势的作用，是不能弥补这种缺点的；因此，他的缺乏聪明和进取心，就使边
际供给价格较高。但工农业在这方面的区别，的确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因为任何工业部
门的发展，由于从事该业的各大厂缺乏能力和进取心而受到阻碍。农业上的主要改良，
是由地主进行的，他们本身就是城里人，或和城里人至少有很密切的联系，此外农业的
辅助行业的厂商也曾进行了这种改良。

    第八节　大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合作。

    虽然自然所提供的报酬，随着一定效率的劳动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所增加的报酬
却不能同劳动量的增加成比例；然单就人而论，在工业和农业中，一般都适用报酬递加
规律（亦即总效率的增加超过工人人数增加的比例）。不过，这两种场合下的大规模生
产的经济却截然不同。
    首先，农业必须占用广阔的地面，原料可以运给厂商来用，而农业家非自己寻找工
作不可。其次，农业劳动者必须按季节工作，很难在一年四季专门从事一种工作。因此，
即使在英国制度下的农业，也不能向着工业生产方法的方向迅速前进。
    但是，种种巨大的力量，有使它向着那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发明上的进步，不断增
加着用途很广而价值昂贵的机器的数量，所谓昂贵，因为其中大部分机器小农只能在很
短的时间内使用。他可以租用某些机器，但是许多机器，只有他和邻人合作，才能加以
使用。而天气的无常，往往使他在实践中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计划。
    再其次，农场主为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就非摆脱他和他父亲的经验所得来的结果
不可。他必须领悟农业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且足以用来改良他的农场。要适当地进行这
一切，就非有机变之才不可。有这种才能的农场主，会腾出时间来决定几百亩甚或几干
亩土地的管理上的一般方针。而专管工作上的细节，是一种和他不相称的工作。他应该
担任的工作和大厂商所担任的工作同样困难，这个厂商不会把他的精力消耗在琐碎的监
督上，而这种监督是他很容易用雇员来做的。
    能做这种高级工作的农场主，除非他所雇的许多工作队各队都有监工负责，则从事
不值得他做的那种工作，势必浪费他的精力。但是，能发挥这种才能的农场不多，因此，
使真正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业企业的诱力并不大。国家最有才能的人，一般都回避农业，
而从事工商业，在工商业中，具有头等能力的人有机会只做高级工作而不做其他工作，
且高级工作做得很多，从而获得管理上的高额报酬。
    如果假定，像现代的方式那样，农场主不常和他的雇工共同工作，也不以他的亲赴
现场来鼓励他们，则为了生产上的经济似乎最好的办法是，农场应当在现有租佃条件所
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扩大，以便有机会来使用极其专门的机器，和施展农场主的才能。但
是，如果农场不很大，如果像一般的情况那样，农场主的能力和才智并不高于工业中的
优等工头，则为了别人和最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许最好是沿用旧方法，和他的雇工一道
工作。他的妻子也许也参加村里村外的某些轻便工作，而这些工作习惯上是由她来做的。
它们所需要的是谨慎和判断，它们同教育与文化也并不是不相容的。同这些结合起来，
它们不仅不降低，反而提高她的生活旨趣和他的社会地位。有理由认为，物竞天择原理
的严酷作用，现在正淘汰着那些农场主，他们既无做艰难的脑力工作之才，又不愿从事
体力劳动。他们的地位正在由那些高于一般天赋能力的人起而代之，这些人由于现代教
育的帮助，逐渐脱离工人队伍；他们对于处理一个模范农场的日常工作是颇为胜任的；
并且他们给予农场以新的生命和精神，因为他们是和他们的雇工一道工作，而不是吩咐
他们去工作。极大的农场既已不见，则英国农业最近的将来似乎寄寓于按照上述原则经
营的小农场了。小佃地具有很大的优点，只要那里的作物必须加以小心保护，而机器则
无能为力。但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应用，使专门技术所带来来经济日形重要，如在雇有
几个工资优厚的助理以培植珍贵花草和果类的苗圃中所见的那样。

    第九节　续前。

    其次，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地主怎样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规划佃地的规模以适应人
民的实际需要。小佃地比大佃地按其亩数来说，往往在房屋、道路和围墙上所需费用较
大，给地主带来的操劳和附带的管理费用也较多。拥有一些优等土地的大农场主，能善
于利用劣等土地，而小佃地除非土质优良，一般就无法繁荣。因此，小佃地每亩的租金
（毛租）总是比大农场高些。但是，可以断言，特别是当土地上住宅密集时，地主除非
见到小佃地的地租除对他们的开支提供高额利润外，还能给予他们以巨额保险基金，以
防佃地的重新合并，则他们决不愿负担再分农场的费用。国内许多地方小佃地（特别是
只有几亩地的）的租金是极其高的。有时地主的成见和优越感使他断然拒绝把土地卖给
或租给那些在社会政治或宗教问题上同他持有不同的见解的人。似乎可以肯定，这种弊
端往往只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是在日益减少，但确实引起很大的注意；因为各个地区
公众既需要大佃地也需要小佃地，用以耕种和修建花园；且一般都需要小得可以由有其
他职业的人来兼营的小佃地。
    最后，虽然小土地所有制不适合于英国的经济条件，她的土壤、气候和她的民性，
但是，英国仍有少数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得很幸福。还有少数其他的
人，他们会购买小块土地，甘以务农为生，如果他们在需要时仅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
西。他们的性格是，倘不服侍他人，则他们甘愿勤劳和节俭度日。他们喜欢安静，而不
喜欢激动。他们对土地有无限的热爱。应该给这些人以相当的机会，使他们用自己的储
蓄购置小块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种植相宜的作物；至少应当
减少目前因转让小块土地而收的那些苛刻的法定手续费。
    合作制在农业中似乎大有发展前途，并把大生产的经济和小生产的快乐和社会利益
结合起来。它所需要的是彼此信任，推诚相见。而遗憾的是，最勇敢有为而最为人所信
赖的乡民都先后移入城中，所留下的农人却多疑善感。但是，丹麦、意大利、德国以及
爱尔兰，曾领导了大有前途的合作化运动，如在乳制品的经销，牛油和奶饼的制造，农
民必需品的采购和农产品的销售方面都组织了合作社。英国正在仿效它们。不过运动只
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它几乎没有涉及田间工作本身。
    如合作制可以兼容一切租佃制的优点，则爱尔兰的佃农制往往包括所有的缺点；但
是，其中的弊害及造成这些弊害的原因，几已绝迹，而问题的经济因素此刻正为政治因
素所蔽。因此，我们不得不略而不论。

    第十节　决定正常价格和正常收成的困难。佃户进行改良和获取改良果实的自由。

    英国租佃制度在爱尔兰的失败，曾显示了它所固有的那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在英国
之所以得到隐蔽，是由于这种制度同人民的企业习惯和性格相合；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导
源于这一事实，即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竞争的制度，而甚至英国的农业条件都给予自由
竞争的充分发挥作用以极大的阻力。
    首先，在确定竞争作用所必须根据的事实方面，存在着特殊的困难。如上所述，使
农业会计精确，至感困难。此外，还必须估计到，农场主关于使他值得负担的那种地租
的计算，往往因难于确定正常收成和正常物价水平而受到阻碍。因为丰年凶年如此交错，
以致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均数非需要许多年不可。而在这些年代里，工业环境势必有很大
的变动；当地的需求，使他能在遥远市场销售自己产品的便利，和使远地竞争者能在他
的当地市场出售产品的便利，也许都有所变动。
    地主在决定收取多少地租方面，也遇到这种困难，和另外一些因国内各地农场主的
能力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困难。农场的生产者剩余或英国的地租，是该农场的产品所提供
的收益超过包括农场主正常利润在内的耕作费用的差额，其中所假定的是，农场主的能
力和企业心，就该地该类农场来说，是正常的。所述困难在于决定该地二字应作如何解
释，作狭义解抑作广义解。
    很显然，如果农场主的能力在他的本地区的标准能力以下，如果他的唯一长处在于
齗齗讲价，如果他的总产品很少，而他的纯产品甚至地比例上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如
地主把农场交始一个更有能力的佃户，他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所获得的纯产品也多得多，
并能支付较多的地租，则他的行动代表了大家的利益。反之，如当地的正常能力和企业
心的标准不高，地主尽量设法从达到该标准的农场主攫取大于他所能交付的地租，则从
伦理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不对的，在长期内同地主的利益也是不相容的，即使他从能力标
准较高的地区移入农场主即可获得那种地租，这事也有欠妥当。
    和上述问题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佃户应有自由来发掘土地的自然潜力，并自
担风险，条件是，如他成功，则他可以获得大于正常的企业利润。就各种小的土地改良
来说，长久租据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困难。苏格兰在这方面看作了许多，但是，它
们也有自己的缺点。如人们所常说的，“英国佃户，即使当他没有租权时，总像有租权
似的”，“即便在完全英国式的租佃制中，也有一些分益农制的痕迹。”当年成和市场
对农场主有利时，他付给全部地租，并避免向他的地主提出要求，而这种要求也许使他
认为地租是否不应有所增加。当年成极其不利时，地主一方面由于同情，另方面也作为
义务，暂时减免地租，并承担修理费用，而这种费用通常是由农场主负担的。可见，在
地主和佃户之间，虽然名义地租不变，其实有许多的互相迁就现象。
    习惯常常使英国佃户对他所作的改良的补偿得到部分保证。立法方面最近与习惯并
驾齐驱，甚至超过习惯。现在佃户实际上不受由于他所作的相当改良的增产而增加地租
的威胁。当他离开时，他可以对改良设施未耗尽的价值要求赔偿，数额由公断人决定。

    第十一节关于建筑物、空地和其他方面的公私利害的冲突。

    最后，就城中空地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问题，还必须说一说。威克菲尔德和其
他美国经济学家曾教导我们说，人稀的新地区，常以新来的人的降临而致富。反面的原
理是，人稠的地区，每因增建一所房或多盖一层楼而致贫。新鲜空气和阳光的缺乏，为
各种年龄的人和儿童游戏所需要的室外休息处的缺乏，耗尽那些不断流入大城市的最优
秀的英国人的精力。允许在空地上任意建筑，从企业的观点来看，我们就犯了严重的错
误。因为为了一点物质财富，我们耗费了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要素的人的精力。我们牺
牲了那些目的，而物质财富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种手段。

舒晴曼妙

第十一章　分配总论第一节　前八章摘要，其中寻求一条连续线横于第五篇第十四章中的那条连续线，
并在决定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和生

    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的正常价值的原因上达到统一。
    前十章的论点，现在可加以总结。它远不能完全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因为其
中涉及对外贸易、信用与就业的变动、及其多种多样的集体作用和共同行动的影响。但
是，以上所论，确实接触到支配分配和交换的那些最根本而经常存在的因素的广泛作用。
在第五篇末尾的结论中，我们曾发现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使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连
续适用于各种不同时期，从这样短的时期，以致生产成本对价值没有直接影响，到那样
长的时期，以致各种生产工具的供给可以和它们的间接需求（亦即从对它们所生产的商
品的直接需求所派生的需求）相适应。在本篇中，我们曾涉及另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
横交于连接各个不同时期的那条线。它把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都连接
起来；虽然它们在外表上有重要的差别，而它却使它们在根本上统一起来。
    首先，工资及其他的劳动报酬，和资本的利息有许多共同之点。因为决定物质资本
和人身资本的供给价格的因素具有一致性。使人投资于他的儿子的教育上的动机，和使
他为他的儿子积累物质资本的动机相同。其中有一种相续不绝的过渡，即由父亲的工作
和等待，而遗留给他的儿子一个极富的工业企业或商业企业，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
待，以维持他儿子的生活，使他逐步受到完全的医学教育，最后，为他获得一种有利的
职业。此外，还有同样的相续过渡，即由他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待，以能使他的儿
子可以受到长期教育；在习艺时，工作可以不取报酬，而不是像杂勤童工早期被迫参加
工作自食其力那样，这种童工的工资比较高，因为这种工作对他的未来发展没有什么帮
助。
    的确，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只有父母在发展青年能力的人身资本上愿付出很大的代
价。而许多头等才能之所以未加培植，湮没无闻，是由于能发展这种才能的人对此事没
有任何特殊兴趣。这种事实实际上至关重要，因为它的影响是积累性的。但这并不能使
物质生产要素和人力生产要素发生根本的区别，因为它和这一事实相似，即许多良田耕
作得很差，实因善耕者未曾耕之。
    其次，因为人的成长很慢，消磨也很慢，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时，通常必须远鉴一
百年，所以需求的变动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在人力要素比在其他物质生产设备方面
所需要的时间较长；而在劳动的场合，如使供求趋于协调的那些经济力量充分发挥作用，
则非需要特别长的时间不可。因此，总的说来，任何一种劳动对于雇主的货币成本，在
长期内和生产该劳动的实际成本大体一致。

    第二节　续前。

    一端是人力生产要素的效率，另一端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效率，二者相权之后再与它
们的货币成本相比较。一种要素，如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货币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
则有被使用的趋势。企业的主要职能，在于使伟大的代用原则自由发生作用获得便利。
一般地与公共利益相合，有时也与它相反，企业家不断地比较着机器和劳工，熟练工人
和非熟练工人，以及额外监工和经理所提供的服务；他们对于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
经常筹谋划策，重新组合，而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那些组合。
    从而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生产部门中，几乎每一类劳动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
和其他几类的劳动是不断地加以比较的，其中每类劳动又和他类劳动相比较。这种竞争
本质上是“纵的”竞争；因为它是属于不同级的，从事于同一生产部门而又为它所限制
的工群为获得雇用场所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同时“横的”竞争也在时时进行，而所用
的方法却比较简单；首先由于成年人在本业中可以从一业自由地转向他业；其次由于父
母一般都能使子女参加同他们那一级相近的任何其他行业。由于纵的和横的竞争相并而
行，虽然事实上不论哪一级的劳动大部分都可以从本级的子女得到补充，但各级劳动所
得的报酬是按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得到有效而合理的调整的。
    可见，代用原则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如有两桶，其中满盛液体，并有管相接，则
在较高水平的桶内靠近该管的液体，虽有粘性，也将流入另一桶内。这样，即使没有液
体从此桶的一端流向彼桶的另一端，而两桶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趋于一致。设有数桶，以
管相接，则各桶中的液体必将趋于同一水平，虽然其中有几个桶和别的桶并不直接相连。
同样，代用原则不断通过间接的途径，有使所得的分配和各业甚或各工种的效率相准的
趋势，而所谓各业和各工种彼此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乍看起来似乎无法彼此竞争。

    第三节　续前。

    自非熟练工人进而至熟练工人，再进而至监工，再进而至主任，再进而至大企业的
总经理（部分酬以红利），再进而至股东，再进而至大私营企业的财东，其中都是相连
不断的。
    而在股份公司中，由董事而至承担企业的最后主要风险的普通股东，我们看到他们
层层下退，如一梯形。不过，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另成一类。
    因为代用原则在比较这一生产要素和那一生产要素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自觉作用的；
就他们来说，除了他们相互竞争的间接影响外，代用原则就没有别的媒介。所以，它盲
目地发生作用，且造成品大的浪费。它强使那些许多如有良好的开端就能作出极大贡献
的人遭到失败，兼以与报酬递加趋势相结合，它使强者更强，并使弱者的企业落入已拥
有部分垄断的那些人之手。
    但是，另一方面，能打破旧有垄断，并给自身有极少资本的人提供创办新企业和升
任各种大公司的经理的机会的那些力量也有不断的增加；而这种力量能使运用资本所需
要的经营能力发挥出来。
    总的说来，企业管理工作的代价是低廉的，的确也许不如将来的低廉，在将来，人
们的集体智慧，责任感和公益精神更加发展，社会更努力使出身卑贱的人的才能有所发
展，使企业的秘密减少；使各种投机和竞争的浪费方式都得到制止。
    但是，甚至现在管理工作也是低廉的，它对生产的增益大于它的报酬。因为企业家，
像熟练的工匠一样，所提供的服务是社会所需要的，如没有他来提供这种服务，则取得
这种服务所用的成本也许更大。
    决定一方面是普通能力与另方面是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正常报酬的因素，其间的
相同之点并不适用于它们的当前报酬的变动。因为雇主居于缓冲地位，在商品的买主和
生产它的各种劳动者之间起着媒介作用。他取得商品的全部价格，而把它付给工人。他
的利润随着他所售的商品的价格的变动而同时变动，且变动的幅度较大；而他的雇工的
工资变动得较晚，且变动的幅度较小。在任何特定时间，他的资本和能力的所得有时很
大，有时也是负数，而他的雇工的能力所得永不会很大，也永不会成为负数。工资领受
者如失业时，势必受很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是工资领取者，而
是因为他手中没有积存。
    某人因拥有特殊天赋能力而来的那部分收入，是对他的一种赠品；从抽象的观点来
看，和其他自然恩赐譬如土地所固有的属性的地租相似。但就正常价格来说，它应与荒
地开垦者所获利润，或与寻珍珠者的所得列入一类。在垦荒者中，有的人的土地比原来
预期的要好些，而有的人的土地却差些。
    寻珍珠者一次潜水的丰富收获，同多次潜水而毫无所获相抵销。律师、工程师或商
人由于他的天才而得的高额收入，非与许多其他人的失败相较不可；而失败者在青年时
似具有相同的前途，所受的教育和立业机会都一致，但是，他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相
对于该服务的成本却比成功者的要小些。最有能力的企业家一般都是那些获利最多的人，
而同时他们所做的工作，反而极其低廉；如果社会把这种工作交给能力较差，索价较廉
的人来做，则无宁等于浪费，如同把一块贵重的金钢钻交给一个工资很低而技术恶劣的
人加工一样。

    第四节　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争相雇用，但它们也是相互雇用的唯一泉源。

    回顾本篇第二章中所述的论点时，我们所应当铭诸于心的是，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彼
此保持着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往往为得到雇用而相互竞争；任何一种要素，它的效
率相对于它的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代替该要素的趋势，从而，限制着它的需
求价格。另一方面，所有的要素都为彼此提供了雇用场所，任何一种要素，除非其他要
素给它提供了雇用场所，是得不到雇用的。一切生产要素所共同创造的，并随着各要素
供给的增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也是其中各要素的需求的唯一源泉。
    因此，物质资本的增加，给它开辟了新的运用场所；虽然在进行新的投资时，它可
以减少少数行业中的手工劳动的雇用场所，但就全体而论，它会大大增加对手工劳动和
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因为它将大大增加作为一切要素需求的共同源泉的国民收入；由
于资本雇用竞争的增加，利率势必有所降低，从而，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创造的那部分国
民收入将在比以前有利于劳动的条件下加以分配。
    对劳动的这种新的需求，部分地由于新事业的开辟，而这种事业以前也许无法偿其
所负。而一部分新的需求是由于制造昂贵的新机器需要工人。因为当人们说以机器代替
工人时，它指的是以和大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来代替和少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只根据
这个理由，不可能以资本来代替一般劳动，除非就一个地方来说，它从其他地方输入资
本。
    不过，仍然真实的是，资本的增加所给予劳动的主要利益，并不是由于它使劳动得
到新的就业机会，而是由于增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或土地，劳动和等待）的共同产
品，及减少了任何既定资本（或等待）数量在该产品中当作自己报酬所能要求的那一份
额。

    第五节　任何工种的工人人数增加或其效率提高有利于其他工人，但是当后者受
益时，前者却受迫害。它改变自己的和其他工人的边际产品，从而影响工资。计算正常
边际产品时，要谨慎小心。

    在讨论任何一组工人的工作供给量的变动对其他各种工人的雇用所发生的影响时，
无须追问这种工作量的增加是由于该组工人增加了人数，还是由于他们提高了效率。因
为这个问题是同其他问题没有直接关连的。不论哪一场合，对国民收入的增加都相等，
不论哪一场合，竞争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相同程度上退入他们的边际效用较小的使用之
处；从而在相同程度上减少他们在共同产品中所能得的份额，以作为某种工作的一定工
作量的报酬。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该组内的工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这种变动是他们的平均
效率提高十分之一，则他们十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将等于人数增加十分之一而效率不
变的十一个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
    每组工人的工资以他组工人的人数和效率为转移，是通例中的一个特例，即环境
（或机遇）在决定一个人的工资所接近的纯产品中，至少和他的精力与能力起同等的作
用。
    任何一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必须以下述假设为计算的标准，即生产已
达到一点，在该点，产量的销售仅能带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同时它必须就
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而加以计算，他所增加的产品，只能报酬具有正常能力、正常时运
和正常资金的雇主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如求高于或低于正常效率的工人的
正常工资时，则必须在该纯产品中增加或减去某种数额）。所选择的时间也必须是生意
正常的时间，而各种劳动都有比较相宜的供给。例如，假使建筑业特别衰败，或特别繁
荣，或如果它的发展因砖匠或木匠的供给不足而受到阻碍，而其他建筑工人的供给却有
所过剩，则这种时机就不适合于估计砖匠或木匠的正常工资和纯产品的关系。

舒晴曼妙

第十二章　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第一节　新开发国家中资本和劳动投放场所的有利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和旧世界市
场的联系，在这些市场上它可以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以其未来的收入提取它目前所需要
的各种供应品。

    任何地方对劳动与资本的雇用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它的自然资源；第二，知识
的进步和社会与工业组织的发展所产生的，善于利用这些资源的力量；第三，靠近有出
售剩余产品的市场。最后这一条件的重要性，往往为人所忽视；但是，当我们观察新开
发国家的历史时，它显得十分突出。
    人们常说，那里有不收地租的大量肥沃土地和相宜的气候，那里劳动的实际工资和
资本的利息就高。但这只有部分的真理。美国初期殖民者所过的生活很苦；自然界给予
他们以大量的木材和肉类，几不取代价。但是，他们却很少享有生活上的安逸和奢侈。
甚至现在也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南美和非洲），自然资源极丰，而资本和劳动却裹足
不前，因为它们缺乏交通工具，与外界隔绝。相反地，位于沙漠中的一个矿区，一旦有
交通与外界相联，就可以给劳动与资本提供高额报酬（荒凉海岸附近的商埠也如此），
如靠本地资源，则它们也许只能维持少数居民，和赤贫。自从轮船交通发达以来，欧洲
对新世界产品所曾提供的有利市场，就使北美、澳洲和非洲及南美洲的某些部分成为资
本和劳动前所未有的极其有利而巨大的雇用场所。
    但是，造成新开发国家的现代繁荣的主要原因毕竟在于欧洲所提供的市场不是现货
市场，而是期货市场。一小撮殖民者在取得大量肥沃土地的产权以后，在当代就想获得
它的未来利益。他们无法直接实现这一目的，而只有通过间接的办法，即以支付他们的
土地在未来所生产的大量物资这一诺言来换取欧洲的现货。他们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自
己的新地产以很高的利率抵押给欧洲。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积累了现成物资，
就立即用这些物资来换取大于他们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期货：大量资本流向新开发的国家，
而资本的流入大大提高当地的工资率。新资本逐渐渗入边远地区，那里资本如此缺乏，
而迫切需要资本的人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往往能得月息二厘，后
来逐渐降至年息六厘，甚或五厘。因为殖民者富于进取性，同时又看到取得产权有利，
它不久将具有极大的价值，他们都想成为独立的业主，或雇主（如果可能的话）；因此，
工人必须用高额工资加以吸引，而这种工资大半都是用从欧洲抵押借款或其他方式所得
的商起来支付的。
    不过，精确估计新开发国家中边远地区的实际工资率，是很困难的。工人都是优秀
的人，富于冒险性，能吃苦耐劳，坚决果断，精明强干。他们都是壮年，从不生病；他
们所经受的各种折磨，是英国普通工人，尤其是欧洲普通工人所不能忍受的。他们中间
没有穷人，因为大家身体都很强壮。如果有人生病，则他只好到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去，
那里工资较低，但也可能过一种清静而安闲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如用货币计算，是很
高的，但是，有许多的安逸品和奢侈品，他们必须用极高的价格购买，或完全弃而不用，
而如果他们住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则他们会自由地（或按低价格）获得这些东西。
不过，其中多数只是满足人为的需要；而这些东西在没有人有或者没有人要的地方，是
很容易被弃而不用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优等土地既已被占，所以自然对耕作者的边际劳作所提供的农产
品报酬一般地较少；这就有使工资稍微下降的趋势。但是，即使在农业里，报酬递加规
律也时时在和报酬递减规律相抗衡，许多最初被人忽略的土地，在细心耕种以后，可以
获得丰收；同时公路和铁路的开辟，以及各种市场和工业的发展，都使生产上的种种经
济成为可能。
    这样，报酬递加和报酬递减规律似乎势均力敌，有时这一规律，而有时那一规律占
优势。
    如果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相等；如果综起来看生产规律是报酬不变规律，则分配给
和以前保持同样比例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将不变，因此，工资或利息也无须有任何的变
动。
    但是，如果资本的增长比劳动要快得多，则利率势必下降；工资率或许上升，而牺
牲一定量资本所应得的份额。不过，资本总份额的增长可以大于劳动总份额的增长。
    但是，无论商品生产规律是否是报酬不变规律，而新地契的生产规律却是报酬急剧
下降的规律。外国资本的流入，虽然与以前也许相同，但同人口比较起来反而减少。工
资大半不再靠从欧洲所借的商起来支付了。这就是一定效率的工作所能赚取的生活必需
品、安逸品和奢侈品随着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还有两种原因，使用货币计算的平均
日工资趋于下降。随着安逸品和奢侈品种类的增加，劳动的平均效率，由于体质比初期
殖民者要差的移民的流入而有所下降。同时这些新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其中多数并不直接
列入货币工资的范围内，而是在它的范围以外。

    第二节　上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它对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支配，而只是近来
才大大增加了它对必需品的支配。

    英国经济现状，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不论商品或劳动）的趋势所直接造成
的，它是在长期内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十八世纪曾获得两种动力，一方面由
于机械的发明；另方面由于海外消费者的增长，他们输入大量相同的货物。当时已经开
始用机器制造部件，和用特殊机器制造各生产部门所使用的特殊机器。当时报酬递加规
律在有定型工业和大资本的工业国家里首次显示了它的充分作用。特别是当大资本结成
股份公司、或母子公司、或现代的托拉斯时，情形更是如此。当时对远销于远距离市场
的货物开始了精细的“分等定级”（“grading”），这就引起了农产品市场和股票交易
所中国内的，甚或国际的投机组织，这些组织的将来，和生产者中间的企业主或工人的
持久性组织一样，是未来一代所必须解决的最严重的实际问题的根源。
    现代运动的关键在于把大多数工作化为同一类型的工作，和减少各种磨擦，而这种
磨擦使得强大的要素不能充分发挥集体作用，并把它们的影响散布于广大的区域，以及
在于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力量来发展运输。公路和十八世纪轮船运输的改善，打破地方性
的组合和垄断，并给广大地区中的组合和垄断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在我们的时代，海陆
交通，印刷机，电报和电话的每次扩展和减价，都可以产生上述二重趋势。

    第三节　续前。

    虽然在十八世纪，像现在那样，英国的国民收入，就其出口来说，多取决于报酬递
加规律的作用，但这种依存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变动。当时英国几乎垄断了新的工业生
产方法，她所出售的每包货物（总之，当它们的供给量加以人为的限制时）可以换取大
量的外国产品。但是，部分原因由于远途运输笨重货物的时机尚未成熟，她从远东和美
洲输入的商品，主要是供中产阶级享用的安逸品和奢侈品；而这些商品对于降低英国工
人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成本所起的直接影响很小，虽然这种新兴贸易曾间接地降低五金、
衣服和英国工人所消费的其他本国工业品的成本。因为为海外消费者大规模生产这些东
西使他获得低廉的产品。不过，它对他的食物的成本却没有什么影响。而食物不得不在
报酬递减的趋势下来生产，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由于新工业区的人口迅速增加，那里
狭隘的农村生活的传统限制不复存在。大战后不久，法国连年歉收，使食物成本提到欧
洲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对外贸易逐渐对我们的主要食品的生产成本开始有所影响。随着美国人口从
大西洋沿岸移向西方，愈益富饶的、适于种植小麦的土地获得了耕耘。运输上的经济
（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致从耕作区外的农场运输一夸脱小麦的总成
本急剧下降，虽然距离有所增加。因此，英国就没有必要使耕作愈益集约化。李嘉图时
代曾惨淡经营的那些种植小麦的荒山秃岭已经变成了牧场。现在农人只耕种那些能给他
的劳动提供丰富报酬的土地。相反地，如果英国只靠自己的资源，他势必在日益贫瘠的
土地上挣扎，并不断地再耕那些已经耕得很好的土地，以便用这种繁重的劳动使每亩增
产一或二蒲式耳。也许现在从一般的年成来看，仅仅够支付开销的那种耕作（即处于耕
种边际上的耕作）所提供的产量比李嘉图时代多一倍，比英国在现有人口下被迫生产她
的全部粮食时多四倍。

    第四节　英国从工业进步中所得到的直接利益比最初看起来要少些，但从新的运
输业中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

    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英国满足落后国家的各种需要的能力；因此，把用手
工制造产品以供自己使用的那种精力，转而用于生产原料并以之购买英国工业品，是符
合落后国家的目的的。这样，发明上的进步，为英国的特殊产品开辟了广阔的销售场所，
并使她有可能专门在报酬递减规律不十分显示自己作用的条件下来生产她的粮食。但是
这种好运却昙花一现。她在工业上的改良，为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所效法，而近来往
往为它们所超过。她的特殊产品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垄断价值。例如，用一吨钢在美
国所能购买的粮食和其他原料的数量，并不多于在当地用新方法炼一吨钢所用的劳动和
资本所能提供的产品量；因此，交换比率随着美国和英国工人在炼钢方面的效率的增加
而有所下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及由于许多国家对英国商品课以很重的关税，所以，
尽管英国拥有大宗贸易，而工业生产技术上的发明进步对她的实际国民收入的增益，比
最初所想像的要少些。
    英国能廉价生产衣服、家具及其他商品以供本国消费之用，这是不小的利益；但是，
她同其他国家所分享的那些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改良，并没有直接增加她用一定量的资本
和劳动的产品在别的国家所能换取的农产品数量。她从十九世纪工业进步所获得的全部
利益，其中也许四分之三以上是由于它的间接影响，即降低旅客与货物的运输成本，自
来水与照明的成本，电力和新闻的成本。因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经济事实是运输业的发展，
而不是工业的发展。正是运输业，无论在总体上或在个别威力上，都发展得最快，而它
们正在产生着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大资本有使经济自由的力量转而消灭那种自由的趋
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运输业，对于英国财富的增加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第五节　谷物、肉类、住房、燃料、衣着、自来水、灯光、新闻纸和旅行的劳动
价值的变动。

    这样，新的经济时代所曾带来的是，劳动与生活必需品在相对价值上的巨大变动。
其中许多变动的性质，在前世纪的初期是料想不到的。当时人们认为美国不适于种植小
麦；陆路远途运输小麦的成本太高。当时小麦的劳动价值（即购买一配克小麦所用的劳
动量）达到它的最高点，而现在却降至最低点。似乎农业日工资一般曾在一配克小麦以
下，但在十八世纪的前半期，却为一配克左右，在十五世纪为一配克半，或许略多于此
数，而现在农业日工资则为二至三配克。罗杰斯教授对于中世纪工资的估计偏高，但他
似乎是以人口中待遇较高的那部分人作为全体的代表。在中世纪，甚至在相当丰收的年
份，小麦的质量也低于现在的普通小麦；而在歉收年份，其中多数是如此发霉，以致现
在没有人会吃它。同时如不对庄园领主的磨坊付以很高的垄断价格，则小麦很难变成面
包。
    的确，在人口稀少的地方，自然几乎无代价地供给草及饲料；而在南美洲乞丐骑着
马行乞。但在中世纪时，英国的人口总是稠得足以使肉类有很大的劳动价值，尽管它的
质量很差。因为牛虽说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重，但却有很大的躯体；它们的肉主要长在
四肢附近。由于牛在冬季吃不饱，吃了夏草很快地长了膘，所以肉中含有大量水分，而
在烧煮时失去大部分重量。每于夏末秋初，人们把牛宰了，把肉用盐醃起来，而盐当时
是很贵的。甚至中产阶级冬季也很难吃到新鲜的牛肉。一世纪以前，工人阶级所吃的肉
很少，而现在虽然肉的价格比以前略高，平均起来，他们所消费的肉也许比英国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多。
    其次关于房租，我们知道，城市的地租，不论在它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加。因
为日益增加的居民所住的房屋都必须按城市标准付租，而这种标准节节提高。但是，房
租本身即总租额减去地契的总租值的余额，比以前任何时期租用相同的房屋所出的租金
也许稍有增加（如果要说增加的话）；
    因为现在建筑业中的资本的周转利润率较低，建筑材料的劳动成本也没有多大的变
动。决不应该忘记，出高额城市地租的人所换取到的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娱乐以及其
他的便利，而这些其中许多人是不愿弃而不享的，因为它们的利益比他们的总租额要大
得多的。
    木料的劳动价值，虽比十九世纪初期为低，而比中世纪时却有所提高，但是，泥、
砖和石墙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很大的变动，而铁的劳动价值（更不必说玻璃了）却大大地
降低了。
    的确，房租上涨这一信念，似乎是由于对我们祖先的实际住宅状况的无知而来。现
代郊区工匠住宅中的卧室，比中世纪乡绅的要讲究得多。而那时工人阶级除了铺在湿地
上的、满是臭虫虱子的散草外，就没有床了。即使在一丝不挂和人畜共居的条件下，也
许比在为了尊严而复以时时散发着垃圾气味的草的条件下对人的健康损害的程度要小些。
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中最贫穷阶级的住宅条件是有害于身心的；而照我们现
有的知识和资源，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燃料，像草一样，往往是自然给予稀有人口的恩赐品；中世纪时，村民一般都能
（虽不总能）用劈柴生着小火，借以在室内围火取暖，而他们的小屋没有烟囱，热量无
从散发出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燃料的缺乏对劳动阶级的压力很大，如果没有煤气
而代替木料作为家用和炼铁的燃料，则英国的进步实不堪设想。煤现在是如此便宜，以
致甚至较穷的人也都能在室内取暖，而无须生活在有损人的健康的、令人头晕的气氛之
中。
    这是煤对现代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其次的贡献是提供了价廉的内衣，没有它，
对于居住在塞冷气候中的人民群众来说，清洁是不可思议的。那也许是英国从直接使用
机器为本国制造消费所获得的主要利益。再其次的具有同样重要性的贡献是提供了大量
的自来水，即使在大城市中；再其次的贡献是，借助于石油，供给廉价的灯光，它不仅
为人的某些工作所必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晚间消遣所不可或缺。在一方面来自煤和
另方面来自现代运输工具的这些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之中，我们还必须加上（如上面
所提到的）那廉价而完备的用汽力印刷机和汽力运送信件来传播新闻和思想的工具，以
及依靠汽力的旅行上的便利。这些工具，辅之以电力，就使得那些气候不是热得使人们
萎靡不振的国家中的大众有可能享受文明；同时不仅是为一个城市如雅典、弗洛伦斯或
布鲁日的全体居民，而且是为一个大国，甚至在某些方面为整个文明世界的全体人民的
真正自治和统一行动而铺平道路。

    第六节　进步提高了英国城乡土地的价值；虽然它使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价值
有所降低。资本的增加降低了它应得的收入，但没有减少它的总收入。

    我们已经知道，国民收入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额，同时又是支付它们的
唯一源泉；国民收入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种生产要素所得的份额也愈多，
任何要素的供给量增加一般地将降低它的价格，以利于其他的要素。
    上述一般原理，特别适用于土地。供应某市场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增加，首先使那些
拥有其他生产要素以供应同一市场的资本家和工人获利。在现代，新的交通运输工具所
加于价值的影响，在土地史上所表现的最明显不过了；土地的价值，随着与农产品销售
市场的交通的每次改善而上涨，也随着较远地区参加它的产品市场而下降。不久以前，
伦敦附近的六郡害怕修好公路会使英国偏远地区在供给伦敦粮食方面和它们竞争。而现
在英国农场的优势在某些方面由于粮食的输入而正在减退，这些粮食是经过印度和美国
的铁路，由轮船装运到英国的。
    但是，如马尔萨斯所主张而为李嘉图所承认的，凡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事，在长期内
也能增进地主的福利。的确，在十八世纪初期，当连年歉收袭击着无法输入粮食的人民
的时候，英国的地租大涨。但是，这种上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进一步持续的。十
九世纪中叶，谷物自由贸易的实行，继之以美国麦田的扩大，这就迅速提高城乡土地的
实际价值，这就是说，提高所有城乡土地所有者用总租金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
品和奢侈品的数量。

    第七节　续前。

    虽然工业环境的发展，大体上有提高土地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也往往降低机器和
其他固定资本的价值，如果它们的价值可以和它们所在地的价值分开的话。繁荣的骤然
到来，的确能使任何一业中的现有资本品暂时得到极高的收入。但是，可以无限增加的
东西，是不能长期保持稀有价值的；如果它们是些相当耐久的资本品，例如轮船、高炉
和纺织机，则它们很可能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大大贬值。
    不过，有些东西像铁路和码头的价值，在长期内主要取决于它们的位置。如果位置
相宜，则它们工业环境的进步，即使除去使它们的设备保持现代化所需的费用以后，也
将使它们的纯价值有所提高。

    第八节　续前。

    政治算术在英国可以说是十七世纪开始的。从那时以来，我们知道，人口中每人所
积累的财富数量是在节节上升着。
    虽然人还多少有些不耐烦等待，但是，他牺牲现在而为将来的安逸或其他享受的这
种意向却逐渐有所增加。他获得了较大的“远视”力；这就是说，他预计将来和防患未
然的能力增加了；他比较勤俭，比较克己，因此，也就比较乐于重视将来的不幸和利益，
这些名词一般是用来包括人心的高尚和卑贱的感情的。他较不自私，因此，也较愿工作
和等待，以便使他的家庭无后顾之忧；光明的未来，已隐约可见，那时，人们一般都愿
意工作和等待，以便增加公共财富和使大众有机会过一种较高的生活。
    虽然人比过去的时代更愿意为了将来的利益而忍受现时的不便，但是，我们现在是
否能发觉他为了肯定的快乐（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而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值
得怀疑的。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人不断地变得更加勤勉——
    假日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人们由于自愿或被迫而愈来愈不愿意在工作范围以
外寻求乐趣了。但是，这种动向似乎已经达到了极点，而现在正在下降。在除了最高级
的各种工作中，人们对于休息比以前更加重视，而对于过度紧张所引起的疲劳则越来越
不耐烦了；一般说来，他们也许不如以前那样为取得现在的奢侈品，而愿意经受长时间
工作的不断“折磨”。这些原因就使他们不如从前那样乐于辛勤地工作，以应未来的需
要。如果不这样，则他们预计将来的能力，甚至增加得更快，也许（虽不无怀疑之处）
对于因拥有少量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获得社会地位的那种欲望也会大大提高。
    每人资本的增加，有使它的边际效用降低的趋势；因此，对新投资的利率下降了，
虽然降得不一致。据说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利率为一分，但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却
降低到三厘，后来工业和政治上大量需要资本，这又使它有所提高，而在大战时，利率
是相对地高的。当政治上的用款停止以后，当时黄金的供给虽又很少，所以，利率下降
了；但在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和建筑铁路与开发新国家需要大
量资本，它又上涨了。1873年后的和平时期，再加上黄金供给量的减弱，就使利率下降
了。但是，现在它又在上涨，部分原因是由于黄金供给量的增加。

    第九节　不同工业阶层的所得变动的性质和原因。

    文明的发展和对青年人的责任心的提高，使国家大部分增加着的财富从物质资本的
投资转向培养人材方面去了。结果使技能的供给大量增加，这些技能大大增加了国民收
入，并提高了全体人民的平均收入。但是，它却剥夺了技能一向所具有的大部分稀有价
值，并使它们的所得相对于一般进步（确非绝对地）有所降低。同时使不久从前算作技
术性的而现在仍然叫做技术性的许多工作在工资上与非熟练劳动并列。
    抄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的确，办公室中的许多种工作需要智力和品质的高度结
合，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学会录事的工作，也许不久以后，英国人不论男的
和女的都能写得很好。当大家都能写的时候，一向比几乎任何一种体力劳动所赚工资都
要高的缮写工作，将成为普通的工作，而不算作技术。事实上，较好的技工工作对于一
个人的教育意义较大，而且比那些既不需要判断力又不需要责任心的职员工作的报酬优
厚。就一般而论，技工对他儿子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他从事他手边的工作，从而，他
可以了解和它有关的机械、化学及其他科学原理；并对于该工作的革新发生兴趣；如果
他的儿子有相当的天资，即他从一个技工比从一个职员更容易显露头角。
    其次，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往往是困难的，只因为它是一般人所不熟习的；其中需要
有巨大精力和技能的人来做的工作，一旦成为常规，一般人，甚或妇女和儿童也都能做。
它的工资开头很高，但是，随着这种工作的普及而下降。这就造成对平均工资的上升的
估计不足，因为事情是这样，许多统计，似乎是工资的一般变动的典型，其实是根据那
些行业作出的，这些行业在一二百年以前是比较新的，而现在却为那些实际能力低于他
们的先驱者的人所掌握。
    这些变动的结果，势必增加从事于所谓技术性工作的人数，不论技术一词现在用得
适当与否。高级行业中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各业中平均典
型工资上涨得要快得多。
    在中世纪，虽然某些有才能的人终身为技工，并成了艺术家；但是，当时技工作为
一个阶级，比现在更近于非熟练工人。在十八世纪中叶工业新纪元的初期，技工丧失了
许多旧有的艺术传统，并且在校术上和在精确完成困难任务方面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机敏
性上都不及现代的熟练技工。前世纪的初期，开始了一种变化，观察家都由于熟练工人
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而震动；技工的工资上涨到一般工人工资的两倍
左右。因为对高度熟练劳动需求的大量增加（尤其在冶金业中），使劳动者中的优秀分
子和他们的子女迅速参加到技工队伍中来。当时技工旧有的排外性的消除，使他们成为
工人贵族，较之以往，由于才能者多，而由于出身者少；技工质量的提高，使他们在长
期内所得的工资率大大超过一般的工人。但是，有些较简单的技术逐渐丧失了它们的稀
有价值，因为它们不复是新奇的技术了；同时对那些习惯上认为非技术性职业中的人的
能力的需求是在日益增加着。例如，路工和农业劳动者越来越使用着昂贵而复杂的机器，
而这些以前却被认为熟练劳动所垄断，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实际工资上升得很快。
如果现代观念在农业区的传播未曾使那里许多最有能力的儿童离开农村而参加铁路或工
厂，或进城当警察、车夫，或脚夫，则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得比现在还要显著。留在
农村的那些人所曾受的教育，比以前完善，虽然他们的天赋也许不及一般水平，但所得
的实际工资却让他们的父亲高得多。
    有些需要责任心的技术工作，如铁工厂中的炉前工和转滚工，需要有强壮的体力，
且引起很大的不便，它们的工资很高。因为时代的趋势使那些能从事高级工作并能轻意
获得优厚工资的人，除了很高的报酬，是不愿意忍受折磨的。

    第十节　续前。

    其次我们应当讨论的是，男工（老年和壮年），女工和童工工资的相对变动。
    工业条件的变动是这样的快，以致长期经验在某些行业中几无用武之地，而在许多
行业中它的价值远不及迅速掌握新的观念和使人的习惯适应新的情况。一个人在五十岁
以后，比在三十岁以前所赚的工资势必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引动那些技工向非熟练工人
看齐，他们早婚的自然倾向，往往受到那种愿望的鼓励，这种愿望是，在他们的工资开
始缩减以前，他们的家庭维持费可以减少。
    性质相同的第二种倾向，甚至是更加有害的倾向是，童工的工资相对于他们父母的
工资有上涨的倾向。机器曾代替了许多工人，但并不是代替了许多童工；把儿童排除于
某些行业外的那些习惯上的限制，日益消失；这些变化同教育的普及一道，差不多在其
他各方面都有所裨益，而在这方面却是有害的，即它们使男孩，甚至使女孩有可能蔑视
他们的父母，而自求生路。
    女工的工资，较之男工，由于相同的理由而上升得很快。
    就其有发展她们才能的趋势这一点而论，这是很大的一个优点；但是，就其引动她
们忽略在建立美满家庭和大力培养自己儿童的品质和能力方面所应尽的义务这一点而论，
却是一种损失。

    第十一节　特殊才能的报酬。

    中等能力（虽然经过慎重的训练）所得收入的相对下降，由于许多格外有才能的人
的收入的上升而显得更加突出。在过去，中等油画的售价从来没有现在那样便宜，而上
等油画的售价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昂贵。一个具有平均能力和一般时运的企业家，现在
从他的资本所得的利润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低；而具有特殊天才和时运的人所能从事
的投机买卖是这样的广泛，使他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聚大量财富。
    这种变动主要由于二个原因；第一，财富的普遍增长；第二，新的交通工具的发展，
借着它，人们一旦获得了支配地位以后，就能把他们的组织天才或投机才能运用于比以
前范围更大而所涉及的区域更广的那些事业上。
    几乎只凭第一个原因，就能使某些律师收取极高的费用；
    因为事关他的名誉、财产，或二者兼而有之，一个富有的委托人不惜以任何高价聘
请最好的律师。也正是这第一个原因，能使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马术师、画家和音乐家
获得极高的代价。在所有这些职业中，在我们时代所得的最高收入，是史无前例的。但
是，如人的声音所能达到的那种歌唱家的人数极其有限，则任何歌手并不是不可能获得
一万镑，像前世纪初期毕灵顿夫人据说在一个季节中所赚得的，几乎和当代企业界的巨
头所赚的收入一样多。
    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大权和巨额财富操于现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之手，
他们有头等的天才，又有运气。
    的确，所获利益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有些场合，是来自竞争中失败的投机对手的破
产。而在另一些场合，它们主要是由一种伟大组织天才的高度节约力而获得的，这种天
才在处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时能运用自如：例如，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创始人，把纽约中
央铁路系统搞得有条不紊，他对美国人民，所节约的也许超过他自己所积累的。

    第十二节　进步对劳动工资提高的促进作用比一般想像的要大些，而且也许减少
了，而不是增加了自由劳工的就业无常。

    但这些财富是例外的；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群众中的节约成风，以及新的企业方法
给小宗资本所提供的保险投资的机会，对中等收入日渐发生影响。所得税和房捐报表，
商品消费统计，政府和公司中各级职员的工资卡，都表明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富人增长得
快；技工的工资比自由职业者阶级增长得快；强健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甚至比一般技工
增长得也快。富人的总收入，现在比从前，或许不占英国全部收入的较大部分。但是，
在美国，土地的总价值正在急剧上升；优秀的劳动人民正在把土地转让给劣等移民，财
政寡头日益获得大权，财产所得总额，比劳动所得有所增加，富人的总收入增长得最快，
这也许可能是真的。
    不能否认，工资的上涨，如伴以失业现象的增加，就会失去它的部分利益。就业的
无常，是一种奇灾大祸，应当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几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它有所
夸大。
    如一个大工厂部分开工时，消息传遍邻里，也许报纸把它传遍全国；但是，当一个
独立生产者，甚或一个小业主一个月内只能有几日的工作干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
在现代，工业上不论发生什么纠葛，似乎比以前更加重要。在以前，有些工人是长工，
但没有自由，是在体罚下来进行工作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设想，中世纪的技工经
常就业。
    现在欧洲最严重的就业无常，存在于西部最带有中世纪色彩的手工业和东欧与南欧
中世纪传统最浓厚的那些工业中。
    在许多方面，雇工中实际上成为长年工人的部分，是在节节上升。例如，这在发展
最快的许多运输业部门中就是一个通例。运输业在某些方面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典型工
业，如同加工工业在前半期一样。虽然发明的迅速进步，式样的千变万化，尤其是信用
的不稳定，的确给现代工业带来一些扰乱因素，但是，如我们立即就知道的，其他影响
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起着强大的作用，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就业无常整个说来
是在增加着。

舒晴曼妙

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第一节　活动程度和欲望程度；生活程度和安逸程度。一世纪以前英国安逸程度
的提高可以通过节制人口增殖的办法大大提高工资。但由于从新开发国家中易于取得食
物和原料，所以很少向那方面发展。

    首先让我们进一步继续在第三篇讨论活动与欲望时所遵循的思路。在那里，我们有
理由认为，经济进步的真正关键，是在于新的活动，而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现在我们
就当代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加以研究；即在生活方式和所得率的变动之间有什么
联系？其中之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作另一个的原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视作它的
结果？
    生活程度一词在这里指的是适应需求的活动的标准。因此，生活程度的提高，意味
着知识，能力和自尊心的增加；在开销方面更加审慎，只满足食欲而不增加力量的饮食，
避而不用，有损于身体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加以拒绝。全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大大地
增加国民收入和各行各业所得的份额。
    任何一业或一行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增进他们的效率，从而增加他们的实际工资，
它将使国民收入稍有增加；并使其他行业能以比其效率稍小的成本得到帮助。
    但是，许多学者曾认为对工资发生影响的不是生活程度的提高，而是安逸程度的提
高；这个名词含有祗增加人为的需要之意，其中低级趣味也许占优势。的确，安逸程度
的总的增进，很可能带来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并为新的高级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从
前既没有生活必需品又没有生活方便品的人们，由于安逸的增进，无不生气蓬勃，干劲
冲天，不论他们对这种安逸所持的态度如何粗陋而偏重于物质因素。
    因此，安逸程度的提高，也许将引起生活程度的某些提高；如果这样，则它有增加
国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趋势。
    不过，当代和以前的一些著作家的看法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仅是欲望的增加就有
提高工资的趋势。但是，欲望增加的唯一直接结果势必使人们比以前更加痛苦。如果我
们把它在增加活动或用别的方法提高生活程度方面可能发生的间接效果撇开不谈，则只
有减少劳动的供给它才能提高工资。这点应该加以较详细的讨论。

    第二节　续前。

    如已经所指出的，在一个粮食不易进口的国家中，如果人口历代都是以很高的几何
级数不断地增加着，则劳动与资本向自然资源所索取的总产量仅够维持和培养新生一代
的费用。即使我们假定几乎全部国民收入都归于劳动，几乎没有任何份额分配给资本家
或地主，则上述命题也是真的。如果定量在该水平以下，则人口增长率势必下降；除非
维持和培养费用缩减，结果降低效率，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因此减少所得。
    但事实上人口的迅速增长也许得到较早的节制，因为一般人多半不会把他们的消费
局限于生活必需品；一部分家庭收入无疑地要用在与维持生活和效率关系不大的那些满
足上。这就是说，多少超过维持生活和效率所必要的那种安逸程度的保持，势必使人口
增长的节制，比家庭支出和养马或蓄奴的支出所用原则相同时所达到的那个阶段要早得
多。这种相似还有更多的方面。
    维持充分效率所必要的三个条件——希望、自由和更动——是奴隶很难办到的。但
是，狡猾的奴隶主照例出资搞一些简单的音乐或其他娱乐，其用意和他供给药品相同。
因为经验表明，奴隶生活的单调，像疾病或煤渣拥塞炉道那样浪费。如果奴隶的安逸程
度提高到这样的地步，除非供给他们以昂贵的安逸品，甚或奢侈品，虽处罚和死亡的恐
惧也不能使他们工作，那末，他们就会得到这些安逸品和奢侈品。否则他们就像一群不
能自食其力的马一样，而行将消失。果真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主要由于获得食物的困难而
被迫下降，如英国一百年以前的情况那样，则劳动阶级只有减少他们的人数，才能摆脱
报酬递减规律的压力。
    但是，他们现在不必这样做，因为这种压力并不存在。
    1846年英国港口的开辟，是铁路发达的许多原因之一，这些铁路把南北美和澳洲的
广大农田同海口连接起来。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小麦运给英国工人食用，其数量足以
维持他的家庭，而所用总成本只占他工资的一小部分。人数的增加，提供了许多新的机
会，使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共同运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效率有所增进；因此，倘新事业所
需要的资本品增加得足够快的话，则它可以使工资在某方面的提高相当于在另方面的下
降。当然，英国人并不是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的；他不能用像靠近广大的处女地时
那样少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但是，它对他的成本，现在既然是主要由新开发国家的
输入量所决定，所以大都不受本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如果英国人能使自己在生
产换取进口粮食的那些产品上的劳动效率提高，那末，他将能以少于自己所用的实际成
本获得粮食，不论英国人口的增长迅速或迟缓。
    当全世界的麦田利用到极点时（如果粮食不能自由输入英国，这个时期的到来甚至
更早），则英国人口的增加的确可以降低工资，或起码使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而来的上
涨受到节制。在这种场合，安逸程度的提高，只能由限制人数的增加，才可以提高工资。
    但是，当英国人民现在获得丰富的进口粮食的时候，他们安逸程度的提高，并不能
只靠它对人数的作用来增加他们的工资。此外，如果工资的上涨是由于采取了某些压低
资本利润率的措施，而这种利润率甚至低于吸收资本的能力比英国大的那些国家中所能
有的水平，那末，它就会节制英国资本的积累，并加速资本的输出。在这种场合，英国
的工资，较之其他国家，不仅会相对下降，而且会绝对下降。反之，如果安逸程度的提
高使效率大大增加，那末（不论它是否伴随着人数的增加），它会使按照人口的国民收
入增加，并使实际工资的上升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例如，工人人数减少十分之一，而
每个工人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多，这不会使工资有多大的增加；因此，每人所完成的
工作量减少十分之一，人数不变，一般会降低工资十分之一。
    上述论点当然是和这一信念一致的，即一个工人团体能够在短时间内用使他们劳动
稀少的办法，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的成功远
不能持久。他们所建立的那种防止他人分沾利益的反社会的障碍不论多么坚固，渔利者
总是有机可乘：有的人回避这种障碍，有的人在这种障碍的掩护下，有的人却利用这种
障碍。同时发明开始用别的方法或从其他地方获得该团体认为在生产上拥有局部垄断的
那些东西；而对他们甚至更加不利的是，新东西的发明，和推广使用，这些东西几乎满
足相同的需要，但不使用他们的劳动。因此，在短时间以后，力图以垄断巧取豪夺的那
些人，就会发觉他们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同时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总量却缩减了。
在这种场合，他们的工资就大大下降。

    第三节　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调节活动的种种努力。过度的劳动时间并不经济。
但是不长的劳动时间缩短一般会减少产量。因此，虽然它的直接结果也许可以刺激就业，
但是除非这种剩余时间是用来发展更高级的和范围更大的活动，那就会很快地减少相宜
工资下的就业量。资本输出的危险。从观察材料中寻找真正原因的困难。直接结果和最
后结果往往背道而驰。

    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紧张过度，长时间工作很容易使人疲乏，
以致他很难身心俱佳，而往往远低于此种状态，甚或生病。就一般而论，计件付酬比计
时付酬时他的劳动强度较大，如果情况果然如此，短工时特别适合于实行计件工作的那
些工业。
    如工作时间、所做工作的性质、工作所处的物质条件和报酬方法，是造成身体、心
灵或身心二者巨大耗损的原因，并导致生活程度的降低，如缺乏产生效率所必需的闲暇、
休息和睡眠，则这种劳动从一般社会观点来看是不经济的，如同个别资本家使他的马或
奴隶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所造成的浪费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缩短工作时间，只会
暂时减少国民收入，因为一旦生活程度的改善有时间对工人的效率发挥充分作用之后，
他们的干劲和智力的增加以及体格的增强，就会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和以前一
样多的工作。因此，即使从物质生产的观点来看，最后也没有损失，像把一个有病的工
人送到医院去恢复他的体力一样。下一代所关怀的是把人们，尤其是妇女从过度劳动中
解救出来，这种关怀至少像遗给它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一样有价值。
    上述论点认为这种新加的休息和闲暇能提高生活程度。
    而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些工作过度的极端场合下，这种结果，势所难免。因为仅
仅减少紧张就是上升一步的必要条件。
    最低级的那些诚恳的工人，工作时很少卖劲。但他们没有持久力，其中许多人是如
此疲累不堪，以致他们也许在短时间以后能在较短的工作日内完成像目前在较长工作日
内所完成的工作。
    此外，有些工业部门，现时对贵重设备的利用一天才只有九至十小时；在这些部门
中，逐渐推行八小时，甚或八小时以下的双班制是有利的。这种变革需要逐渐加以推行。
因为现有的熟练工人在数量上还不足以使这种计划在所有宜于它的工厂内同时采用。但
是，有些机器在用坏或陈旧以后，可在较小的规模上加以替换，而另一方面，许多新机
器一天使用十小时没利，可以使用十六小时；一旦这样实行以后，它就会有所改进。这
样，生产技术的进步较快，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而无须节制资
本的增长，或使它流入工资较低的国家中去。而社会各阶级都能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利益。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因为机器的日益昂贵和陈旧的迅速，使机器在二
十四小时中闲置十六小时所造成的浪费变本加厉。不论在哪个国家中，这种变革会增加
纯产品，从而，增加每个工人的工资；因为从总产品中减去的机器、设备和厂租的费用
比以前要少得多。而英国的技工，技巧高明，精力过人，如果他们使机器一天充分开工
十六小时，即便自己只工作八小时，所增加的纯产品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为多。
    但是，决不应该忘记，这种缩短工作时间的倡议，只适用于那些使用或能够使用贵
重设备的行业；而在许多场合，例如在采矿业和有些铁路工作部门中，已经采用了轮班
制，差不多使设备经常开工。
    因此，余下的许多行业，其中缩短工作时间，势必减少目前产量，未必能立即提高
效率，使每人所完成的平均工作量达到原有的水平。在这种场合下，工作时间的变动，
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其中所引起的大部分物质损失，由工作时间遭到缩减的那些工人负
担。的确，在某些行业中，劳动的稀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以社
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但是，劳动实际价格的上涨，照例造成产品需求的减少（部
分原因由于代用品使用的增加），同时也引期待遇较差的那些行业中的工人的流入。

    第四节　续前。

    仅仅用使劳动稀少的办法就一般能提高工资的这一坚持不渝的一般信念，是值得加
以解释的。首先，这种变动的当前和永久的效果如何不同，甚至往往相反，是很难设想
的。人们懂得，当电车公司门外有许多合格的人等待工作时，那些在职的工人所想的往
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求提高工资。如果没有这些人，则雇主们就不能抗
拒提高工资的要求。他们详细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电车工人工作的时间短，同时在
现有路线上电车所跑的里程距离又没有缩短，那末，势必要雇用较多的工人，雇用时也
许按较高的小时工资，也可能按较高的日工资。他们明白，在着手进行一件事业，例如
建造一所房或一只船时，无论如何一定得完成，因为半途而废是得不偿失的。其中任何
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部分较多，给别人留下去做的工作部分则较少。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果需要加以讨论，这些结果虽比较不是迫使人接受的，但
却更加重要。例如，假使电车工人和建筑工人人为地限制自己的劳动，则电车路线的扩
展将受到妨碍；在筑路和司机方面所雇用的人数将减少；许多工人和其他的人，过去也
许乘车，而现在势必步行进城；许多的人本来可以在郊区享有花园和新解的空气，不得
不挤塞在城中；尤其是工人阶级将无力租用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所能租用的适当住屯；建
筑行将减少。
    总之，限制劳动可以不断地提高工资的这一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
面。即永久固定的工作基金是存在的，亦即不论劳动价格如何，总有一定量的工作必须
要做。
    而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的，工作的需求来自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它来自
工作。某种工作较少，对他种工作的需求也较少；如果劳动稀少，则所办的事业势必较
少。
    其次，就业的恒久不变，取决于工商业组织，并取决于安排供给的人预见到需求和
价格的未来变动，从而调整自己行动的成效。但是，这点并不能因工作日较短而有所补
益。的确，实行短工时制，如不用双班制，就会阻止贵重设备的使用，而这种设备的存
在使得雇主很不甘心歇业。差不多各种人为的限制工作，总会引起磨擦，从而，往往使
就业无常趋于增加，而不是减少。
    的确，如果泥水匠或鞋匠不受外部竞争的影响，则他们仅仅用缩短工作时间或其他
办法减少各自所完成的工作量就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只能以
国民收入的其他分配者的较大损失总额为代价，因为国民收入是国内各业中的工资和利
润的源泉。这一结论由于下述事实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个事实是经验所证明、分析所阐
明的，即运用工会策略提高工资的大多数事例，出现在那些工业部门里，这些工业部门
的劳动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许多工业部门所协同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
因为在策略上占优势的任何一个部门，能把归于其他部门的成品价格的一部分攫为己有。

    第五节　续前。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坚持节制劳动的供给一般能永久提高工资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原因。
这个原因低估了劳动供给的变动对资本供给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事实，而且就其影响所及，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由于泥水匠或鞋匠的减产所
造成的损失，某些部分将由劳动者阶级以外的人负担。一部分无疑地落在建筑业或制鞋
业的雇主和资本家肩上；一部分由房屋或鞋的富有的使用者或消费者负担。此外，如果
各劳动者阶级都用限制他们劳动的有效供给来提高工资，则由于国民收入的减少而来的
大部分负担在短时间内势必落在本国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的肩上；但只是在短
时间内。因为投资纯收益的大量减少，会使新资本品的供给迅速逃往国外。鉴于这种危
险，所以有时主张，铁路器材和国内的工厂设备不能出口。但是，差不多全部原材料，
和大部分生产工具，每年都被消费掉了，用坏了，或陈旧了，而它们都需要加以补偿。
补偿规模的缩小，再加上游离出来的一部分资本的出口，也许会使本国在几年之内对劳
动的有效需求如此减少，以致工资反而会远远降至现有的水平以下。
    虽然资本的输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遭到许多困难，但是，资本家由于相当的企
业理由和情感上的偏好，宁愿在国内投资。因此，使一个国家更宜于居住的那种生活程
度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势必抵消导致资本输出的那种投资纯收益下降的趋势。相反地，
用减产的反社会的策划来提高工资的做法，势必使一般富有的人不得不移往国外；特别
是那些资本家阶级，他们的企业精神和甘于克服困难对劳动者阶级至关重要。因为他们
坚持不渝的主动性，有助于国家的领导地位，而在促进那些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供给量
的增加，从而，保持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能提高人们的实际工资。
    工资的普遍上涨（不论是怎样造成的），如遍及全世界时，就不会使资本从一处移
向他处，这也是真的。全世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主要通过生产的增加，有希望及时上
涨；但部分原因也由于利率的下降，和大于维持甚至从最广泛意义上说的有效率的工作
和文化所必要的那种收入的相对（如果不是绝对的话）减少。但是，提高工资的种种方
法，即用减少而不是增进效率的手段以维持较高的安逸程度的方法，是违反社会利益的，
也是近视的，从而会引起迅速的报复。大多数国家采取这些方法的机会也许绝少；如果
几个国家采用了这些方法，则向提高生活程度和效率水平迈进的另一些国家，就会迅速
把大部分资本和核心力量从采取那种卑鄙限制政策的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第六节　续前。

    在这种讨论中，有必要坚持一般的推理；因为直接诉诸经验是困难的；而如果轻意
引用经验，那只能导致错误。不论我们看的是工资及其改变以后不久的生产的统计，还
是改变以后长期中的统计，突出的事实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我们所要研
究的那些原因。
    例如，假使工作时间的缩短是罢工胜利的结果，那末很可能，选定举行罢工的时机
是工人在战略上处于优势的时机，是一般商情使他们有可能增加工资的时机，如果工作
时间没有变动的话；因此，这种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多半比实际上更加有利。
此外，有许多雇主曾订了合同而且必须履行合同，在短时间内他们对短工时比以前对长
工时所出的工资可能还高。但这是骤然变动的结果，而且只是昙花一现。
    如上所述，这种变动的直接结果多半与后来的那些更加持久的结果相反。
    相反地，如果人们过度疲累，而工作时间的缩短又不能使他们立即振作起来，则工
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效率的提高与工资的增加，就不能立即显现出来。
    此外，工时缩短后几年之内的生产和工资的统计，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国家的景气。
特别是该业景气的变动，以及生产方法与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分出工时缩短的影响，像
分出咆哮的海浪上掷一石子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同样困难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明辩两个问题：是否某种原因有产生某种结果的趋势，和是否该
原因必然产生该结果。开开水库的闸口有使水位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同时有较大的
流量在另一端流入水库，则与开开闸口相随的是水位的上涨。同样，虽然工作时间的缩
短，有使那些未曾充分开工而又无法实行双班制的行业减产的趋势，但是，它很可能伴
随着由于财富和知识的普遍增进而来的生产增加。不过，在这种场合，不管而且也不是
由于工时的缩短，工资会有所增加。

    第七节　职工会的最初目的是在于提高工资，同时也在于使工人具有独立性，从
而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这种尝试的成功证明他们的主要武器——共同章程——的重要
性。但是严格执行该章程的条款往往造成虚假的劳动标准化并挫伤积极性和驱除资本，
以及其他方面损害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

    在现代英国，差不多所有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运动都是由工会指导的。对工会的目的
和结果给予充分的商榷，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一般结社、工业
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上面。但是关于工会政策同生活程度，工作和工资最有关的那一
部分，在这里还必须加以说明。
    职业上的变动不居，使一代某群工人的工资和工业政策对下一代该群工人的效率和
生产所得的能力的影响，不论好坏，都模糊不清。年青一代的培养费用的来源——家庭
收入，现在很少来自一业。子从父业者，较不多见。强而有为者（任何职业的报酬有助
于其性格的形成）多半到别处谋求较高的待遇，而弱而放荡者多半降于其下。因此，用
经验证明任何职工会为提高会员的工资而作的努力，在提高借助于高工资而培养的这一
代的生活程度和工作水平方面是否卓著成效这一问题，变得愈来愈加困难。但是某些显
著的事实仍然十分突出。
    英国职工会的目的原在提高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程度。
    最初给它们以巨大刺激的是这一事实，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准许雇主结社以规定工资，
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严禁工人结社，违者受罚。这种法律不仅使工资有所下降，而且
使工人的意志力受到压抑。他的视线是如此有限，以致他完全纠缠在周围的琐事上，而
对国家大事毫不关注，因此，除了和自己及其家庭与邻人直接有关的事情以外，他很少
考虑任何世事。与其他同业工人结社的自由，势必扩大他的视线，使他思索较大的一些
问题，它会提高他的社会责任感，虽然这种责任也许染有大量阶级利己的色彩。因此，
早期为实现这一原则而进行的斗争，即凡雇主在自由结社中所能做的事，工人同样也可
以做，既是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其实又是为取得与真正自尊和广大社会利益相符
的生活条件而作的一种努力。
    在这方面，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职工会组织曾使熟练的技工，甚至和许多种不熟
练的工人有可能用大国外交中所常见的那种严肃、克制、庄重和先见来同他们的雇主进
行谈判。它曾使他们一般地认识到：单纯进攻的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军事手段的运
用主要是为保持有利的和平。
    在英国的许多工业里，工资调整委员会顺利无阻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因为有一种
强烈的愿望来避免在小事上浪费精力。如果一个工人认为雇主或工头对自己的工作或报
酬的规定不公，而发生异议，即雇主首先要求职工会的书记仲裁，他的决定一般为雇主
所接受，当然也必须为工人所认可。如果这种具体纠纷牵涉到调节委员会过去没有明确
规定的一个原则问题，则此事可以提交雇主联合会和职工会的书记开会讨论。如果他们
达不成协议，则可以交给工资调节委员会处理，最后如果争论的利害关系至大，双方互
不让步，则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罢工或雇主的停工而由双方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即使在这
种情况下，有组织的职工会在处理这种冲突中几代以来都起着模范作用，而这种冲突在
方法上和一世纪以前的劳资冲突一般地有所不同，正如现代文明民族之间光明正大的战
争和野蛮民族之间凶恶的游击战争有所区别一样。在国际劳工会议上，英国代表的那种
克制、谦虚和目的的坚定，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所不及的。
    但是职工会服务的这种光明磊落，给自己提出了相应的义务。所谓位高者从不轻率。
它们不得不对那些夸大它们能用特殊伎俩（特别是当这种伎俩含有反社会的因素时）来
提高工资的人存有戒心。的确，不受指责的运动是极其罕见的。
    差不多在各种伟大的事业中，总潜伏着一些破坏作用。不过这种弊害不应加以曲解，
而应慎重检验，以收息事宁人之效。

    第八节　续前。

    职工会借以取得它们按平等条件和雇主谈判的权力的主要手段是关于对某工种一小
时工作或对某种计件工所应付的标准工资的“共同章程”。习惯和法庭对工资的那种相
当无效的规定，虽然阻止了工人的闹事，但也保护他使不受极端的压迫。但当竞争成为
自由竞争的时候，无组织的工人在同雇主议价时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甚至在亚当·斯
密那个时代，雇主们一般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定，雇用劳工不得争相抬价。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当单独一个厂往往能雇用几千工人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紧密而巨大的
议价力量，而为小职工会所不及。
    的确，雇主们在不争相抬价方面的协定和谅解并不是普遍的，而且也往往得到破坏
或回避。的确，如追加工人的劳动纯产品大大超过他们所得的工资，则贪婪的雇主不顾
同业的愤慨，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确，在先进的工业地区，这种
竞争足以保证大量工人的工资不能长期大大停留在他们纯产品的等价之下。有必要在这
里重提这一事实，即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是一个具有
正常效率的工人的纯产品：因为有些主张厉行章程的人曾确实认为，竞争有使有效率的
工人的工资和无效率的工人（他的效率如此不高，以致雇主刚能雇用他）的纯产品相等
的趋势。
    但事实上竞争并不起这样的作用。它并没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相等的趋势。它
有使周工资和工人们的效率相适应的趋势。如果甲将从事的工作为乙的两倍，则是否增
雇工人尚犹疑不定的那个雇主以四先令雇用甲和各从两先令雇用两个乙是同样有利的交
易。决定工资的因素可以从从四先令雇用甲和以二先令雇用乙的那一边际场合同样清楚
地看出来。

    第九节　续前。

    一般说来，职工会通过运用那种使工作和工资趋向真正标准化的章程，特别是当伴
以尽量发展国家资源，从而增进国民收入的增长的真诚努力时，而既对自己有利，又对
国家有利。工资的任何上涨，或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它们用这些合理方法所能获得的就业，
多半对社会福利有益，它多半不会挫伤企业心，不会使那些大政治家的步调失调，也不
会使资本大量外流。
    而运用趋向于错误标准化的章程时，情况却有所不同。它有使雇主对较无效率的工
人和对较有效率的工人支付同等工资的趋势；或它阻止任何人担任他所能胜任的工作，
理由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不属于他的范围之内。这样来运用章程显然是反社会的。采取
这种行动的确比表面上看来也许有更坚强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往往由于职工
会人员对他们所负责的组织上的技术完善的热忱而有所夸大，因此，那是这样一些理由，
外界批评虽不表同情，对它们却也许有用。
    我们可以首先讨论一个现在意见分歧比较小的突出事例。
    在职工会还不懂得充分自尊的时代，错误标准化的形式屡见不鲜。对使用先进生产
方法和机器曾多方刁难；并且企图对一种工作按久已过时的方法完成时所用劳动的等价
来规定它的标准工资。这又有维持有关工业特定部门中的工资的趋势；但这只有通过大
大缩减生产的政策才能办到，这种政策如普遍成功，就会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减少全
国按适当工资的一般就业量。杰出的职工会活动家由于禁止使用这种反社会的措施而对
国家的贡献，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虽然某一开明工会部分地脱离它的高尚原则，引
起了1897年工程业中的大纠纷，但是这种错误很快地得到克服，至少在其主要方面是如
此。
    此外，与错误标准化有关的，至今仍为许多职工会采用的一种办法是，坚持使一个
不复能从事一整标准劳动日工作的年长工人取得全部标准工资。这种做法使该业的劳动
供销稍受限制；而似乎对实行它的那些人有利。但是它不能长期限制人数：它对职工会
福利基金的压力往往很大，因此，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一般也是鼠目
寸光的。它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使年长的工人在无聊的闲散和不适于自己的那种艰苦
劳动的勉强挣扎中任选其一，它是苛刻的，反社会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个更加可疑的事例。划定各群工人职能的界限是实行章程所必要的。
每个城市技工应力求精通某部门的工作，自然对工业的进步有利。但是一个好的原则往
往被实行得过火，而产生弊端，如果一个工人不准做他所从事的对他来说是相当容易的
某一部分工作，借口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属于另一个部门。这种禁止在生产大批同类商
品的厂中为害较小。因为在这些厂中有可能把生产任务安排得对许多不同工种的每种工
人大致雇用一个整数，所谓整数是指其中没有在别处谋部分生计的各种工人。但是这种
禁止对小雇主，特别是对那些居于在一二代内能导致有助于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伟大成
就的阶梯的最低级的人的压力很大。即使在大厂中，这种禁止也增加了这样的机会，即
当时很难为自己找到工作的人，将被送往别处谋职；从而，在短时期内扩大了失业队伍。
这样看来，划定界限，如适可而止，对社会是一件好事，如为它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小心
利益而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坏事。

舒晴曼妙

第十节　与货币购买力特别是商业信用的变动相联系的困难。

    其次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更加微妙而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共同章程似乎失灵的问题。
其所以失灵，并不是由于对它的运用粗暴，而是由于它所解决的任务要求它比现在或比
所能拟定的在技术上要更加完善。问题的焦点在于标准工资是用货币来计算的。因为货
币的实际价值前十年与后十年有所不同，并且年年都有急剧的波动，所以僵硬的货币标
准不能成为真正的标准。使这种标准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
的。这就是反对极端运用共同章程的一个理由，因为这将不得不使用如此僵硬而不完善
的一个工具。
    上述考虑之所以更加迫切，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短时期内使价格上涨并使货币购
买力下降的信用膨胀的过程中，职工会有要求增加标准货币工资的自然倾向。那时雇主
们甚至对那些尚没有达到完全正常效率水平的工人也情愿支付很高的工资（用实际购买
力计算很高，而用货币计算则更高）。
    这样，只具有二等效率的工人也获得很高的标准货币工资，实现了参加职工会的愿
望。但是不久信用膨胀停止，继而出现了衰退，物价下落，货币购买力上升，劳动的实
际价值下降，而它的货币价值降得更快。膨胀时期所形成的货币工资的高标准，现在高
得甚至使那些充分有效率的人也不能提供适当的利润。而在效率水平以下的那些人更不
值这种标准工资了。
    这种错误的标准化对该业有效率的成员并不纯粹是一种灾难，因为它有使对他们劳
动的需求增加的趋势，正如年长工人的被迫赋闲使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加一样。但是只
有通过缩减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从而缩减它们的劳动需求，才能有这样的增加，职工
会越坚持这种政策，国民收入所受的损害越大；而按适当工资的全国就业总量就越小。
    如果各工业部门发奋建立几种劳动效率标准和相应的工资标准，一俟物价高涨的巨
潮过去以后，就赶快降低适应这种暴涨的高额货币工资标准，则在长期内各部门都会获
得较大的利益。这种调节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是如果对通过阻碍任何工业部门的生产而
取得的高额工资势必增加其他部门的失业人数这一事实有普遍而明确的认识，则也许会
很快获得这种调节。因为对失业唯一有效的药方就在于不断地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这
样才能使信用建立在相当可靠的预料这个坚固基础上面；信用的任意膨胀（一切经济病
症的主要原因）才可以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
    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便加以论证。但是略需加以解释。穆勒说得好，“构成商品支付
手段的东西仅仅是商品而已。各人用以购买他人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由他所拥有的那些东
西构成的。一切卖主不可避免地都是买主（就此词的意义来说）。如果我们能把全国的
生产力立即增加一倍，那末，我们就会使各个市场的商品供应增加一倍，但是同时我们
会使购买力增加一倍。各个人的供给和需求都增加一倍，各个人所能买的东西增加一倍，
因为各个人拿出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一倍”。
    虽然人们有购买能力，但是他们也许不愿使用它。因为一旦破产动摇了信心之后，
资本便不被用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公司。兴修铁路，无人问津，船只停航，新船定单
绝迹。
    对掘凿机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需求，对建筑业和发动机制造业的工作的需求也不大。
总之，在任何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中，工作很少。这些行业中的资本家和熟练工人所赚
极少，从而购买其他行业的产品也极少。其他行业发觉它们的商品销路很小，生产减少；
它们的收入减少，因此，它们的购买量也减少。对它们的商品的需求减少，使它们对其
他行业的商品的需求也减少。商业恐慌弥漫全国，一业的恐慌使他业失常，而他业又对
它起着反作用，并加深它的恐慌。
    这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心。如果信心可以恢复，并用它的魔杖触动所有的工
业，使它们继续它们的生产和它们对其他各业商品的需求，则这种灾难大都会立即消失。
如果生产直接消费的各业同意继续开工，并像往常一样互相购买商品，那末，它们就会
互相提供获得适当利润率和工资率的手段。生产固定资本的那些行业也许不得不等待较
长的时间，但是当信心恢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资可投的那些人决定了如何投资的时
候，它们也会获得雇用的。有信心就会使信心更足；信用增加了购买手段，从而物价有
所回升。已开业者会获得适当的利润，新公司将要成立，旧企业将要扩大；不久甚至对
那些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的工作也有适当的需求。关于重新全部开工并为自己的商品相
互提供市场一事，各业当然是没有正式协定的。但是工业的复苏是通过各业信心的逐渐
而往往是同时的增加来实现的；一俟商人们认为物价不会继续下降，工业就开始复苏，
而随着工业的复苏，物价上涨。

    第十一节　关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临时结论。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会降低许多
技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的最低层需要加以特殊对待。但是提高非熟练劳动的工资的捷径，
莫过于使各阶层人民的性格和才干受到如此完备的教育，以致一方面它大大减少那些只
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人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于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人对自然控
制的主要源泉）的人的数量。而真正的高生活程度是不会达到的，除非人学会了善于利
用空闲时间：这是剧烈的经济变革为害的许多迹象之一，如果这些变革超过了人类从长
期自私自利和斗争中继承下来的那种性格的逐步转变。

    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意义是使我们知道：现有的社会经济力量使财富的分配日趋完善；
这些力量是经常起作用的，日益壮大的；它们的影响大多是积累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比
乍看起来要更加微妙而复杂；考虑不周的巨大改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它特别提醒我们，
政府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使这种占有是逐渐地稳步地实现的，像较负责的“集体主义
者”所提倡的那样，对社会繁荣的损害比初看起来要大得多。
    从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发明的不断进步和费用浩大的生产设备的不断积累这一事
实出发，我们不得不想到，使我们驾驭自然的无数发明差不多都是由独立的工作者所创
造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小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集体所有的
几乎全部贵重生产设备，是用主要借自企业家和其他私人储蓄的资金购置的。集权政府
在积累集体财富方面有时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也许可以指望，在将来先见和忍耐将成为
大部分劳动阶级的共同财产。但是事实上，把进一步控制自然界所需要的资金的积累委
托给一个纯粹的民主政府，也会引起巨大的风险。
    因此，显然有很强烈的理由害怕，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除非在实行以前，全体
人民已养成现在比较罕见的那种忠于社会福利的能力，会挫伤人类的积极性和阻碍经济
的进步。虽然这个问题此刻不能加以讨论，但是它也许把私人和家庭生活关系中最美丽
而和谐的东西毁其大半。这些就是使那些慎重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条件的急剧改造是害多益少的主要理由。
    此外，我们不得不想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虽有缺点，但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多。实
际上英国有许多技工的家庭，美国这种家庭甚至更多（尽管在那里曾发现了巨大的宝藏），
它们会因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而受到损失。因此，人民群众的境遇虽然通过废除一切不
均而在短时间内自必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甚至暂时也决不会改善到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
那种黄金时代给他们规定的水平。
    但是这种审慎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现时财富分配不均的默认。许多世纪以来，经济
科学越来越相信，极端贫困伴随着巨大财富是没有实际必要的，从而，在伦理上是不对
的。财富的不均，虽没有往往被指责的那样厉害，确是我们经济组织的一个严重缺点。
通过不会伤害人们的主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的那种方法而能减少这
种不均，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虽然算术提醒我们，把一切所得提高到超过特别富有的
技工家庭业已达到的那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到该水平的应加以提高，甚至不惜
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该水平以上的所得，自然是合算的。

    第十二节　续前。

    对那些在体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赚一整日工资的“社会残渣”
（它的人数很多，虽然现在有不断减少的征兆），需要采取迅速措施。这个阶层，除了
那些绝对“不能就业的”人以外，也许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人。但那是一个需要特殊处理
的阶层。经济自由制度对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说，不论从道德或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许是
最理想的制度。但是那些社会残渣却不能善于利用这种制度。如果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
教育儿童，则盎格罗撒克逊的自由通过他们势必贻害后代。把他们置于像德国所流行的
那种家长制纪律之下，对他们有利，而对国家更有利。
    要解决的祸害是如此紧急，以致迫切地需要一种反祸害的有力措施。这样一个建议
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即：政府当局给男工和女工都规定一种最低工资，在这种工资
以下，他或她都可以拒绝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则它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会欣
然接受，而不顾它会引起某些副作用，和在某些毫无理由的场合下把它用作要求严格的
虚拟工资标准的手段。虽然最低工资计划的细节，最近，尤其是近二、三年以来，曾有
很大的改进，但是它的基本困难似乎还没有得到正视。除了澳大利西亚的经验之外，几
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在那里，每个居民都是大地产的部分所有者，近年
来，有许多年青力壮的男男女女都移居到那里。而这种经验对我国人民来说也用处不大，
因为他们的活力曾为过去的济贫法和谷物条例所伤，为工厂制度（当不理解它的危险时）
的滥用所害。任何实用可行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对那些赚不到最低工资，从而不得不请求
国家补助的人的人数统计上面；特别要查明其中有多少人大体上可以维持生活，如果可
能听其工作并在许多场合下以家庭而不以个人来调节最低工资的话。

    第十三节　续前。

    讲到那些身心相当健康的工人，大致可以作这样的估计。
    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适宜于低级熟练劳动，而不适宜于高
级熟练劳动，又不能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行动迅速自如的，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
果一世纪以前在英国进行同样的估计，则比例会截然不同。除普通的农业工作外，不适
宜于任何熟练劳动的，也许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或责任重大的工
作的，也许还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为那时并不把人民教育当作国家的义务，和对国
家的一种经济。如果这是唯一的变动，那末，非熟练劳动的迫切需求势必迫使雇主对它
支付几乎和对熟练劳动一样的工资。熟练劳动的工资会略有下降，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
会上升，直至这两种工资大致相等为止。
    尽管如此，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涨得比任何其他劳动的工资，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资
还要快些。如果完全非熟练劳动的工作没有被自动机器和其他机器代替得甚至比熟练劳
动的工作还要快，那末，这种工资平均化运动也许会进行得更快些。因此，现在完全不
需要技术的工作比以前要少些。的确，有几种历来属于熟练技工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技
巧不及以前那样高，而相反地，所谓“非熟练”工人现在往往所须操纵的工具是这样的
精巧昂贵，以致不便为一世纪以前的英国普通工人或现在某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所应用。
    这样看来，机械进步是各种劳动报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初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严重的控诉，其实不然。如果机械进步慢得多，即非熟练劳动的
实际工资比现在要低些，而不会高些。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如此大的限制，以致
甚至熟练工人也不得不对一小时工作的所得还不及伦敦瓦工六便士的实际购买力而感到
满足，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当然还会更低一些。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倘生活上的幸福
取决于物质条件，则收入足以提供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时，可以说是幸福开始之日。
此后，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将增加大约等量的幸福，不论收入何似。这种粗浅的假
设导致这一结论：贫苦阶级中实际工人的工资（比方说）增加四分之一，对总幸福的增
益，比其他阶级中相同人数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要大些。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阻止
了绝对的痛苦，消除了堕落的积极因素，并通向幸福之路，而这是收入的其他比例增加
所不及的。从这点来看，贫苦阶级从机械和其他方面的经济进步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
比他们的工资统计数字所代表的要大些。但是力求用这样低的成本来进一步增加福利仍
是社会的当务之急。
    可见，我们必须力求使机械的进步大力向前发展，并减少不能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
的劳动供给，以便使全国的平均收入增加得甚至比过去还要快些，使每个非熟练工人的
收入份额增加得更快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向近几年来的那种方向迈进，但须更
加努力。教育必须更加普及。学校教师必须懂得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因为几先
令买来的报刊上的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就容纳不了。他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个性、能力和才
干；因此甚至那些轻率的父母们的子女也有机会被培养成下一代的审慎的父母。为了这
个目的，必须大量使用公款，而这种公款必须用来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场所，以供工人阶
级住宅区的儿童作有益的游戏。
    这样看来，国家似乎需要对贫苦的工人阶级本身无法举办的那种福利要大力资助，
同时要坚持室内必须清洁，适于日后成为强壮而有责任感的公民居住之用。每人应有若
干立方呎空气的强迫标准必须加以稳步提高，这和不准建造房前房后没有适当空地的高
楼的规定结合起来，将加速工人阶级从大城市的中心市区移向可能有较空旷场所的那些
地方。同时国家对医药卫生的补助和管理将在另一方面减轻贫苦阶级的儿童迄今所受的
压迫。
    非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培养得能够赚取熟练劳动的工资；而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
要用同样的方法培养得能够担任更加负责的工作。挤入中下阶级，对他们不但不利，而
确实有害。因为，如所指出的，只会书写和记帐实际上属于比熟练手工劳动还要低一级
的劳动，它过去之所以高于熟练手工劳动，只是由于普及教育曾被忽视。
    任何一级的儿童挤入高于他们的那一级，对社会往往既有利，而又有害。但是我们
现在那个最贫困的阶级的存在确是一种罪恶，促进该阶级人数增加的事，不应当做，而
应当帮助不幸生而为该阶级的那些儿童来摆脱这个阶级。
    在上层技工中有广阔的天地；而在上层中产阶级中对后进者也有广阔的天地。正是
由于这个阶级的卓越人物的创造和智慧，才出现了大多数的发明和改良，而这些发明和
改良使今天的工人有可能拥有几代以前最富的人也不常有的那些安逸品和奢侈品。没有
它们，英国甚至不能给她现在的人口提供充分的普通食物。如任何一个阶级的子女厕身
于那些从事新发明并把这种发明应用在实际建设上的一小群人之中，那确是一种纯粹的
巨大收获。他们的利益有时很大，但是他们为世界赚得的也许比为自己多一百倍以上。
    的确，许多巨大的财富是由投机，而不是由真正建设性的劳动得来的。这种投机大
多是和反社会的策略，甚至和对一般投资者所凭恃的那些消息的蒙蔽分不开的。补救的
方法不易，也许永不会完善。用简单的法令来控制投机的那种草率的作法，结果不是无
效，就是有害。但这是经济研究的那种日益壮大的力量有希望在本世纪对世界作出巨大
贡献的问题之一。
    在许多其他方面，祸害可以通过对社会在经济上的慷慨捐输的广泛认识而有所减轻。
富人对社会福利的热心，可以大大有助于收税人尽量利用富人的资金来为穷人谋福利，
并可以消除贫困之害。

    第十四节　续前。

    上面讨论了财富的不均和贫苦阶级的微薄收入，特别提到了它们使人不能满足需要
和阻碍自然发育的种种影响。但是这里如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不得不提请注意的一个事
实是，正确地使用一个家庭的收入和利用它所拥有的机会的那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
级的财富，是各阶级极其罕见的一种财富。甚至英国各劳动阶级每年用得不当钱约有一
亿镑，其他阶级约有四亿镑。虽然缩短劳动时间在许多场合下的确会减少国民收入，降
低工资；但是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也许更加理想，如果所引起的物质收入的损失可
以全由各阶级抛弃那种最无谓的消费方法来补偿，如果他们能学会善于利用自己的闲暇。
    但遗憾的是，人性的改善很慢，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在学会善于利用闲暇这方面慢
了。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里，懂得善于工作的人比懂得善于利用闲暇
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有利用闲暇的自由，人们才能学会善于利用闲
暇。没有一个缺乏闲暇的体力劳动者阶级，能够具有高度的自尊并成为完全的公民。在
使人精力疲竭而无教育意义的工作之后，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高等生活程度
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个场合，像在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正是青年人的能力和才干对于道德家和经
济学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给青年人提供发展其所长并使
其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各种机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长期免于机械劳
动的自由；和有上学与进行各种有助于个性发展的游戏的充分时间。
    即使我们只考虑到那些因生活在父母都过着不幸生活的家庭而使青年所受的损害，
对他们加以适当的体恤对社会也会是有利的。能干的工人和优秀的公民多半不是来自那
些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或父亲不到半夜不回家的家庭。因此，社会即使与限制
那些守矿车者和工作本身并不繁重的其他人员的过长的值班时间，一般也有直接的利害
关系。

    第十五节　续前。

    在讨论使各种不同工业技巧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的困难时，曾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
实，即这种适应不会完全准确，因为工业方法的变动很快，而工人的技巧在他掌握以后
还要用四十年，甚或五十年。上述困难的关键多半在于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
如果我们的股份公司、铁路或运河的组织有缺点，我们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纠
正过来。但是在几世纪以来的战争、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
用一代的时间也是不能大大加以改变的。
    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们曾给他们的想像所便于虚构的那
种制度下的生活描绘了美丽的图景。但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像，其所以不负责任，就
在于它从这一虚伪的假设出发，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纪内，
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
    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末，即使在现存私有财产制度下，经济上的
慷慨捐输也会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源于人类天性的那种私有财产就成为无害的了，
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提防那种夸大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并忽视以往更严重的类似灾难
的诱惑；尽管某些夸张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我们和其他的人更加坚决地要求立即消除现
有的这种灾难。但蒙蔽正义事业的真相和蒙蔽利己勾当的真相同样有害，而往往更加愚
蠢。悲观主义者对我们时代的描绘，再加上对过去幸福的那种浪漫的夸张，必然有助于
抛弃那些工作虽缓但是踏实的进步方法，有助于轻率地采纳许下更大诺言的其他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像江湖医生的烈性药一样，在立见微效的同时，却播下了长期到处腐烂的
种子。这种不耐的虚伪为害之大仅次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麻痹，即在我们现代资源和知
识的条件下，对不断毁坏无数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处之泰然，并以我们时代的灾难总
不及过去这种感想来安慰我们。
    现在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这部分研究。我们所得到的实际结论很少，因为在解决一
个实际问题以前，一般有必要来考察它的经济全貌，更不用说它那伦理方面和其他方面
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经济问题多少直接地取决于信用，对外贸易和垄断组织的现
代发展的错综作用和反作用。但是我们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在某些
方面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困难的问题，懂得它们就可以研究其他问题了。

舒晴曼妙

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第一节　在首先发生于温带的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因素的作用极其强烈。

    第一篇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指出了附录一与附录二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两个
附录的导论。
    虽然历史上主要事件的近因，可以用各个人的行为去说明，但是，使这些事件成为
可能的大多数条件是来自传统制度、种族的气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种族的气质主要
是在悠久的岁月中由个人的行为和物质原因所形成的。强大的种族，不论在事实上或名
义上，往往出自体质强壮，性格慓悍的祖先。使一个种族在平时和战时都强盛的那些因
素，往往是由于少数大思想家的智慧，他们用道德上的戒律，也许用无形的影响，解释
了并发展了它的习俗和制度。但是，如果气候对人的体质不利，则这些东西是不能有所
作为的。自然的恩赐，它的土地、河流和气候决定着种族所事的性质，从而，给予社会
政治制度以一定的特征。
    当人尚处于野蛮时期，这些区别并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关于野蛮人部落的习
惯虽然知道的很少，也不可靠，但就我们所知道的也足以肯定，这些习惯在许多不同的
细节中却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不论他们的气候和他们的祖先如何，我们发觉野蛮人是在
习惯和冲动的统治下生活的；从不为自己开辟新途径；从不为遥远的未来打算，甚至也
很少为最近的将来预作准备；尽管他们受着习惯的支配，但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往往变化
无常；有时也准备进行最艰巨的努力，但不能长期坚持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避免繁重
的任务；而那些不可避免的工作是由妇女的强迫劳动来做的。
    正是当我们从野蛮人的生活转向早期文明时才使我们不得不注意自然环境的影响。
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早期的历史贫乏，很少告诉我们指引和操纵民族进步的进程，以及加
速和阻碍它的那些特殊事件和个性坚强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阶
段上人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是薄弱的，没有它的慷慨赐与，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自然在地球面上划出少数几个地方，特别适于人最初从野蛮状态分离出来；而文化
和工艺的萌发正是由这些得天独厚地区的物质条件所培育出来的。
    除非人的劳动除提供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绰绰有余，甚至最简单的文明也是不
可能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某些剩余，是维持那种进步借以发生的脑力劳动所必要的。
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产生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在那里，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
西很少，而自然甚至对最粗陋的耕作也提供了丰厚的报酬。它们往往聚集在大河的两岸，
河灌溉了土地，并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统治者一般都是新近从遥远的异乡或附近的山
区之比较寒冷的气候中来的。因为温和的气候有损于人的精力；而使他们有可能进行统
治的那种力量，差不多都是由他们故乡比较温和的气候中来的。的确他们把自己大部分
的精力在他们新迁来的地方保存了好几代，同时靠被征服民族的剩余劳动生产物过着奢
侈的生活；并把自己的才能多用于统治者、战士和牧师的工作上。最初他们是愚昧无知，
但很快学会了他们应该向臣民学的一切东西，而且超过了他们。但是，在文明的这个阶
段上，文化人只限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劳苦大众中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此中原因是，作育早期文明的那种气候也必然使它衰落。在较寒冷的气候中，自然
提供了一种使人精神焕发的气氛；虽然人们最初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随着他们知
识的增进和财富的增加，人们是能够丰衣足食的；在后一阶段，人们给自己建造了宽大
而坚固的房屋，而这些房屋是在天气严寒使几乎一切家务和社交活动都需要有房屋庇护
的那些地区的文化生活所最必需的。但是，生命充沛所必要的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气氛，
如自然不加施舍，是完全无法得到的。尽管在热带的阳光下可以看见进行艰苦体力劳动
的工人，尽管手工业者卓具匠心，尽管圣人、政治家和银行家机警而伶俐，但气候酷热
使艰苦持续的体力劳动和高度文化活动不相容。在气候和奢侈的共同影响下，统治阶级
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元气；他们中间能成大事的也愈来愈少。最后，他们被那多半来自较
寒冷气候的强大民族所推翻。有时候他们形成一个前此为他们所统治的人和他们的新统
治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但更常见的是，他们湮没在那无精打采的人民大众之中。
    这样的文明往往有许多是哲学史家感到兴趣的东西。它的全部生活几乎无意识地浸
透了少数的简单思想，这些思想交织得十分和谐，像东方地毯那样美丽动人。从民族、
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诗歌的共同影响以及战争和坚强个性的共同影响中说明这些思
想的根源，一定有许多可学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许多方面经济学家都可以借鉴；但是，
它不能直接阐明经济学家所专门研究的那些动机。因为在这样的文明中，最有能力的人
都轻视劳动；没有那种热气腾腾的自由工人，也没有那种冒险的资本家，被人卑视的劳
动是由习惯所调节的，甚至把习惯看成是免受暴虐无理的唯一护身符。
    绝大部分的习惯无疑只是压迫和迫害的具体形式。但只具有摧残弱者的作用的那套
习惯，寿命是不长的。因为强者靠着弱者过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强者是无力自持的；
如果他们所组织的社会活动使弱者负担过重，无以复加，从而，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
因此，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些习惯，总是含有保护弱者免于遭受随意损害的规定的。
    实际上，当经营的事业很小，没有有效竞争的余地时，习惯不仅是防御比他们强的
那些人所必要，而且甚至是防御他们同行邻里所必要的一面挡箭牌。如果乡村的铁匠除
了本村就无法出售自己的犁头，而如果那个村子除了向他就无法买到犁头，那末，由习
惯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对大家都是有利的。这样，习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在进步的初期，没有什么东西有使那种原始习惯破坏的趋势，而这种原始习惯是把革新
者视作异端或敌人的。这样，经济原因的影响就被抛到幕后，那里它们是在确实而缓慢
地起着作用。它们用了几世纪而不是几年才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作用微妙得往往
为人所忽略，除了那些通过对现代类似原因的更加显著而迅速的作用进行观察，从而知
道在何处寻找它们的人以外，它们几乎是不易为人所察觉的。

    第二节　所有权的分割加强习惯势力并抵抗各种变革。

    早期文明中的这种习惯势力，既是个人财产权限制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就一切
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来说，个人的权利一般是从家族和家庭（从这个词的狭义
来说）的那些权利中来的，并且受着它们的约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们。家族的权利
同样服从村社的权利；而村社，根据传说（如果不是事实的话）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和发
展了的家庭罢了。
    的确，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极力想摆脱人们中间所流行的常规的人也许极少。尽管
各个人对他们的财产的权利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们也许不愿把自己置于他们那敌视
革新的邻人的愤怒之下，也不愿受到那种针对任何自诩为比自己祖宗高明的人而发的嘲
笑。但是，比较胆大的人也许会想到许多小的改变；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
行试验，则那些改变也许会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变得足以
使习惯上的规定难以分辩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视作唯
一的长辈和家产的经管人时，稍微离开祖先的陈规陋俗，就会遭到那些有权顾问一切琐
事的人的反对。
    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内家家都有固定使
用的耕地，但是，许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人人都必须做同
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轮休时，它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经常重
新分配。因此，村社显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许妨碍他们集体耕作
的计划；也许最后破坏土地的价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们遭受损失。因此，
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规定，它把各个农户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致甚至在最细小
的工作上他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和抉择。这也许是阻滞人类自由经营精神的发展的所
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妨指出，财产的集体所有制是同弥漫在许多东方宗教中
的那种无为主义相调和的；它在印度人中间的长期保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经
卷中所宣扬的那种静寂主义。
    人们对习惯加于价格、工资和地租的影响也许作了过高的估计，而对它加于生产形
式和一般社会经济布署的影响也许又作了过低的估计。在一种场合下，这些影响是明显
的，但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它们是不明显的，但是累积性的。这几乎是
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某种原因的结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很小的，但如不断地向着
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则它们比乍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论早期文明中习惯的影响有多么大，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充满了进取精神，他们
对我们认为很有趣味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社会方面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这倒是值得研究
的问题。

    第三节　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力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但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专门
属于奴隶的事情。

    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它的平原因受灌溉之利，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
因为在不缺乏热度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是和它的温度成正比例而变化。大
河也提供了有利于简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交通上的便利，且不妨碍借以维持中央
政府暴力的大军的调动。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
往来所创造的条件方面，以及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识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但是，他们主要从事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
    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他们的自由生活
中，就有待于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了。他们在小亚细亚、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
无数殖民地在向他们起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这些殖
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经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而不
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不是被传统习惯的重负所压服，而是用来建
立新的殖民地和自由地创造新的观念。
    他们的气候使他们无须进行艰巨的劳动；他们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工作交给奴隶来做，
而使自己浸于沉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费无几；他们那晴朗而温暖的天空，使他
们惯于室外生活，从而，使社交和政治活动便于进行，且不费钱。而地中海的凉风使他
们的体力这样振作，以致他们许多世纪都没有丧失他们从北欧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坚忍不
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和创造性
的思维，热中于政治生活，和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是空前绝后的。
    在许多方面，希腊人比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
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概念；他们把奴隶制度看作
是天定的，他们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们对我们时代认为有莫
大兴趣的那些经济问题，不是知之甚少，就是一窍不通。
    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极度压迫。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都使他们易于获
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甚至他们的奴隶也有学文化的大量机会。不如此，就无
所谓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也就无须加以严重地考虑了。希腊人的
卓越思想，使它成为后代许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试金石。古代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不
耐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企业上的操劳和琐务感到的那种不耐烦。
    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完成目的的
坚毅热忱；而任何民族如无勤劳锻炼就不能把它保持许多世纪。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
们是自由的，但他们不懂得好好运用他们的自由；他们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
他们领会力很强，也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企业心的要素，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目标
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温暖宜人的气候逐渐地使他们体质的力量松弛；他们对来自艰苦工
作中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等闲视之，而最后却沉沦于无聊的琐事之中。

    第四节　罗马与现代的经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的；但是斯多噶学派和晚期罗马法
学家的世界经验对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

    文明向西再扩展，就到达它的下一个中心罗马。罗马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是
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尽可能把工作交给奴隶来做。但是，在其他许
多方面，罗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和雅典人生活中的那种充沛有力以及和他们尽量
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发挥自己特长的那种儿时的喜悦不同，罗马人表现了坚强的意志，铁
一般的决心，并具有全面发展的人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的目的。
    完全摆脱了习惯的约束，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
们既强且勇，目的坚定，富于机智，行动有序，判断明确；从而，他们虽酷嗜战争和政
治，但经常运用企业上所用的各种才能。
    联合结社的原则也不是未起作用的。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发达。希腊
人从东方所学到的那些企业上的协作方法和用奴隶在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一
经输入罗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
    罗马人的才能和性格特别宜于经营合资的事业；比较少数的富人，不用中产阶级，
而辅以奴隶和获得自由的人，就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量的海陆贸易。他们使资本成为
可憎的东西；但他们却使它具有威力和效率；他们大力发展了借贷工具；部分原因是由
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和罗马语言的普及，在某些重要方面，罗马帝国时代文明世界中的商
业和往来，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自由。
    如果我们追忆罗马是怎样大的一个财富中心；罗马人的财产怎样大得可怕（他们只
是近来才被超过），而罗马的军民机构和维持它们所需要的给养以及运输机构又是怎样
的庞大，则我们就不会奇怪，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发现罗马的经济问题和我们当代的经济
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但这种共同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它只涉及形式，而没有涉及
国民生活的真正的精神。它没有涉及对普通人民生命价值的承认，而这点在我们时代却
给予经济科学以莫大的兴趣。
    在古代罗马，工商业，缺乏它们在现代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她的输入品是用武力得
来的；而不是用像威尼斯、佛罗伦萨或布鲁日的市民引以为荣的那些熟练劳动的产品换
来的。创办工业和设立交通，唯一的目的在于获利；而商业生活风气因官方的卑视而有
所败坏，这种卑视表现在元老院除对土地以外的各种商业形式所加与的“法律的和实际
有效的限制”上。骑士团在包揽租税，劫掠各省，以及后来在取得皇帝的宠爱中大发横
财，他们缺乏一种缔造一个伟大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正直精神；最后，
私人企业因国运日衰而受到挫折。
    虽然罗马人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很少有直接的贡献，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他们却因
奠定现代法学的基础而对经济学间接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罗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
斯多噶派；罗马斯多噶派的巨子大多出身于东方。他们的哲学移植在罗马以后，发挥了
实际威力，而毫没减少它的情感强度；尽管它在节欲上持严厉态度，它和现代社会科学
的见解却有许多类似之处；罗马帝国的大法律家多数都信仰这种哲学，从而，影响了后
来的罗马法，通过它又影响了所有现代欧洲的法律。罗马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权利消灭氏
族和部落的权利，在罗马比在希腊要早些。但是，许多亚利安人关于财产的原始思想习
惯甚至在罗马也残存了很长的时间。家长对其成员的权力虽很大，而他所支配的财产在
很长时间内是被认为把他看作家庭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人而委托给他的。但是，当罗马
变成帝国之后，罗马的法律家就一跃而为许多国家的法权的最后解释者。而在斯多噶派
的影响下，他们致力于自然根本大法的发现，而这种法他们认为是隐藏在各种具体的法
典之中。这种和偶然的司法因素相区别的对普遍的东西的追求，使公共持有权（除了当
地习惯再没有别的理由）就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很快地消失了。因此，后来的罗马法，
逐渐而稳步地扩大了契约的范围；使它更加精确，伸缩性更大，力量也更强；最后，几
乎一切社会事务都置于它的支配范围之内；个人的财产划分得十分清楚，他可以任意处
理他的财产。现代法律家从斯多噶的各种高尚品质中继承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从它的
严厉的自决中他们获得了明确规定个人财产权的趋势。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
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特别是斯多噶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个人
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许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
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则是公平合理的。
    斯多噶派从东方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本身也多少含有东方无为主义的气
息。斯多噶主义者虽然积极行善，但以脱俗为荣。
    他也分享人生之苦，因为责任使然，但他从不与之妥协。他的生活凄惨而严肃，深
觉生活本身的失败而受到压抑。如黑格尔所说，这种内在的矛盾，除非把德性当作只能
用否定自我而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消失的；从而，追求这种目的，就安于一切社会
工作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失败。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为这种巨大的变动铺平了道路。
但是，直到基督教因日耳曼民族的爱戴而盛行时，世人并不轻易充分接受它的精神。甚
至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基督教的发展也是很慢的。而在罗马灭亡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
中西欧处于混乱状态。

    第五节　条顿族不善于向他们所征服的民族学习。撒拉逊人高举学术火炬。

    条顿人虽然刚勇强悍，但很难使自己摆脱愚昧无知和习惯的束缚。给他以特殊力量
的那种热诚和孝心多使他过分重视他那家庭和部落的制度和习惯。没有其他强大的征服
民族像条顿族那样不善于从他们所征服的文化较高的弱小民族中接受新思想的了。他们
以蛮勇而自豪；多不喜欢知识和艺术。但学术只能暂时停留在地中海的东岸；直到从南
方来的另一个征服民族才使它重新发展起来。
    撒拉逊人热切地学习了他们向被征服民族所应学的最好的东西。
    他们提倡科学和艺术，在基督教世界对学术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却高举着学术的
火炬；这点我们总该是铭诸于心的。但他们的道义性并不像条顿人那样充沛。温暖的气
候和他们宗教上的好色使他们的体力迅速减退；他们对现代文明问题所起的直接影响是
微不足道的。
    条顿人的开化，进展得较慢，但较稳健。他们把文明传播到北方，那里坚忍不拔的
工作和各种健壮的文化形式的逐渐成长是相并而行的。他们又把文明向西传播而及于大
西洋。很早以前就离开大河流域而到达内海沿岸的文明，最后要横渡大洋了。
    但是，这种变迁是慢慢地实现的。新时代中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第一点是，因罗马大
一统局面而终止了的城市和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重新出现了，罗马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军
队，城市是它的大本营，而广大的国土却是它力量的源泉。

    第六节　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

    还在几年以前，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存在于
城市或很小的国土上。政府必然操于少数人之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级，而把劳
动者看作是下等阶级。因此，即使劳动者在被容许管理他们自己的当地事务时，也往往
缺乏勇气、自信和考虑，而这些都是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
妨害了工业自由；他们禁止人们自由移动，并征课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级中那些
名义上自由的人，也受到掠夺，方法是在各种借口下任意罚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
和公开劫掠。这些负担主要恰恰落在比他们的邻人更加勤俭节约的那些人的肩上。这些
人中间，如果乡村得以解放，经营上的进取精神势必逐渐提高，以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束
缚。
    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工业阶级的力量寄寓于他们的人数；即使当他
们不能完全制胜时，他们也不能像他们乡村的那些同行被看作仿佛和统治者属于不同阶
级的人那样。在佛罗伦藏和布鲁日，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可以听到，有时的确
听到政府领导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计划和提出这些计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采取进一步
措施以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讨论当时的社会工业问题，
彼此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作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
在电报、铁路和廉价印刷机的发明以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的。
    借助于电报、铁路和印刷机，国民早晨可以知道政府领导人昨日晚上发表了些什么
意见；而在翌日以前，全国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知了。借助于它们，各大职工会
的理事会能够以很少的费用把一个困难问题交给全国各地的会员来讨论，并且在几天以
内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即使一个大国现在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是，直到现在所
谓“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经常到政府的中心或
至少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加管理。虽然有一个大得多的人数，他们
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足以知道他们的意志实现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他们在全国
人口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代议制只是新近的产物。

    第七节　续前。

    中世纪城市兴亡的历史，是进步浪潮相继起伏的历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起源于
工商业，因而并不藐视工商业。虽然较富有的市民有时能建立一个不准工人参加的限制
性政府，但是，他们很难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大多数居民经常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
自己给自己决定本城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同时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们组织成行会，从而，
加强他们的团结并养成自治习惯；虽然行会往往具有排外性，它们的章程最后阻碍了工
业的发展，但是，在这种腐蚀影响出现以前，它们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市民们获得了文化，而没有丧失他们的精力，没有忽略自己的商业，除商业外，他
们在知识上对许多事情都发生兴趣；他们在艺术方面领先，而在武功方面也不落后。他
们以把大量经费用于公共事业为荣，同时也以节约使用公款，保持预算平衡，和实行以
健全商业原则为基础的公平税制为荣。这样，他们就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驱；如果他
们在进行中一帆风顺，并保持最初他们对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热爱，则他们也许很早以前
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才开始遭遇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在久经战乱的蹂躏之后，他
们最后败于他们周围的强大邻国了。的确，当他们的邻人隶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统
治往往是如此残暴，所以，他们最后被邻国所推翻，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报复的结果。
他们因不义而备受折磨，但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仍然存在，而且是我们时代从前代
所继承的社会经济传统中许多精华的源

    第八节　骑士和教会的影响。庞大军队的建立导致自由城市的崩溃。但是印刷术
的发明，宗教改革和新大陆的发现又燃起了进步的火焰。

    封建主义也许是条顿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它给予统治阶级以发挥政治才
能的机会，并使庶民百姓养成遵守纪律、讲求秩序的习惯。但是，封建主义在某种外部
美的形式下却掩盖着许多身心上的残忍和肮脏。骑士的手法是，当众对妇女卑躬屈膝，
而在家里却暴虐无礼。对骑士的许多繁文褥节是由对下等阶级的残酷和勒索来维持的。
统治阶级多以坦率而慷慨的态度来解除他们彼此之间的义务。他们的生活也有理想，这
种理想并不缺乏高尚的因素；因此，他们的性格对有思想的历史家和对记载那些场面豪
华的战争及爱情决斗的编年史家，总是具有某种魅力。但是，当他们履行了本阶级要求
他们履行的那种义务之后，他们就心安理得了。而义务规定中有一条是使下等阶级安分
守己；虽然他们对终日与其相处的家仆往往是仁慈恩爱的。
    就个人的苦难而论，教会力求保护弱者，并减轻穷人的痛苦。如果那些优秀的教士
得以娶妻入俗，也许他们往往会起着更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低估了教
士，尤其是僧侣对较贫苦阶级所提供的利益。寺院是工业的策源地，特别是讲求农艺的
策源地。它们是学者们的安全大学，是苦难者的医院和救济所，不论大事小事，教会都
加以调解。在它容许下而举行的节日和市集使商业获得自由与安全。
    此外，教会经常反对等级上的门户之见，它在内部组织上是民主的，如同右代罗马
的军队那样。它随时准备使不论什么出身的那些最有才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工作；教士
和各个教派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事情；有时教会甚至领导人民公开
反抗他们统治者的暴政。
    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并没有致力于帮助人民发展他们自恃和自决的才能，从而得
到真正的内在自由。在希望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通过自己的职务而攀登到最高地位的
同时，它不是阻止了而是帮助了那些封建势力，竭力使劳动阶级成为一群愚昧无知，缺
乏进取心和处处依靠上级的人。条顿人的封建主义在本性上比罗马的军事统治要温和些；
僧俗们虽对基督教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教义理解得不够彻底，却受了它的影响。
但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乡村的统治者把东方神权等级的妙术和罗马人的纪律与果断力
中最强有力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把这些力量运用得完全阻滞了下等阶级中意志力的成
长和个性的发展。
    不过，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因地方上的倾轧而被长期削弱。这恰好适合于把广大区
域的治理在查理大帝的天才下揉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一旦这种领导天才消失，
也易于把它分成几个组成部分。
    意大利长期受着它的城市的管辖，其中属于罗马系统的，具有罗马人的野心和坚定
意志的一个城市，直到近代还守水路以御外侮，在尼德兰和大陆上的其他地方，自由城
市长期以来都能抵抗国王和男爵的挑衅。但最后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兰西都建立了稳固
的王国。少数能人服侍的一个专制王国，训练并组织了由广大无知而强壮的农民所组成
的军队；自由城市的经营，其文化与工业的高尚结合，等不到矫正其以前的错误就告中
断。
    如果正当那时没有新的力量起来冲破束缚的桎梏，并把自由传播到大地上，则世界
也许会倒退的。在很短的时期内，印刷术发明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出现了，到美
洲和印度的航路也发现了。单单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也许就足以开辟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但是，因为它们都一道出现，并且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所以，它们引起了一个全
面的革命。
    思想变得比较自由了，知识对人民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了。希腊人的自由性格复活
了；坚强自决的志士获得了新的力量，并能把他们的影响扩及别人。一个新大陆对有思
想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同时它也使勇敢的冒险家有了用武之地。

    第九节　海外发现的利益首先归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而归于荷兰、法国，再进
而归于英国。

    在这种新的航海事业中领先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仿佛世界的领导权在最初落
于地中海最东部的半岛，从此又移向中部半岛之后，似乎暂时又定着在分属于地中海和
大西洋的西部半岛了。但是，工业的力量这时已经成长得足以使北方保有财富和文明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能长期抵抗北方民族那种更大的毅力和更加慷慨的精神的。
    荷兰人民早期的历史，的确是一部卓越的传奇史。他们以捕鱼和织布为生，创造了
高尚的文学和艺术，建立了科学和政府机构。像波斯围困爱奥尼亚，只是更加激起希腊
本土的士气那样，奥匈帝国征服荷兰，也只能更加激发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爱国心和精力。
    荷兰因英国嫉妒它的商业，尤其是因法国跃跃欲试的军事野心而受到损害。不久就
看得很清楚，荷兰是抵抗法国侵略而保卫欧洲的自由的。但是，在它那历史上的生死关
头，它没有得到信新教的英国理应给予它的那种援助；虽然自1688年起，得到过大量的
援助，但那时它的最勇敢而慷慨的儿女已经战死于战场，同时它也负债累累。荷兰愈来
愈不为人所注意了，但是英国人首先应当承认它对自由和企业心所已作的和也许还会作
出的更多的贡献。
    这样，只留下英国和法国来争夺海上的霸权了。法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比任何其他
北欧国家丰富，也比任何一个南欧国家更合于新时代的精神；有一个时其它曾是世界上
最大的强国。但是，在连年战争中它挥霍了自己的财富，断送了那些没有因宗教迫害而
被驱逐的最优秀的公民的生命。文明的进步本身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仁
政，也没有使开支更加合理。
    被压迫的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统治者的主要刺激是来自革命的美国。但是，法国
人十分缺乏美洲移民所特有的那种克己的自由。他们的精力和勇敢在伟大的拿破仑战争
中再一次表现出来。但是，他们的野心太大，不能实现，最后不得不把海上经营的领导
权让给英国。这样，新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英国人性格的直接影响下解决的，如同旧世
界的工业问题是在它的间接影响下解决的那样。那末、让我们较详细地来研究一下英国
自由企业的发展过程罢。

舒晴曼妙

第十节　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现代组织才能的迹象。农业资本主
义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铺平道路。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
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它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
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哩，所以，
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而没有自然障碍；同时诺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
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诸侯不能设立人为的障碍。
    罗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主要由于它曾把大帝国的军事力量同城中寡头政治成员的
胆识和坚定的意志结合起来，同样，英国之伟大也是由于它把中世纪城市的自由风气同
国家的力量和广泛的基础结合起来，如荷兰从前在较小规模上所做的那样。英国的城市
没有其他国家城市那样声势显赫；但是，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同化这些城市，从而
最终获得它们的实惠。
    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男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他们没有特殊的阶级特权，
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不同阶级的这种融合使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
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英国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强暴，另一方面勇于服
从权威（当他们的理性认为应该时），他们进行过许多次革命；但是，没有一次革命是
没有明确的目的的。在修改宪法时，他们遵守法律。如果我们除去荷兰人不计，则只有
他们懂得如何把纪律和自由结合起来，只有他们把崇古和为将来（而不是过去）而生活
的能力统一起来了。但是，后来使英国成为工业进步领导者的那种意志的力量，最初主
要表现在政治、战争和农业方面。
    英国的射手是英国技工的前身。他因自己的食物和体格胜过大陆上的对手而感到同
样的光荣；在学习纯熟地运用自己的双手中，他具有同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
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汤蹈火的精神；当时机适当时，他同样惯于诙谐，但当危急之际，即
使面临着艰苦和不幸，他也同样惯于保持纪律。
    但是，英国人的工业才能长期隐而不显。他们对文明所提供的安逸品和奢侈偏向来
是不大熟习，也不大喜欢的。在各种工场手工业方面，他们落后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
牙这些拉丁国家，以及北欧的自由城市。后来较富有的阶级逐渐对进口奢侈品有所喜好，
而英国的贸易慢慢地发展起来。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看不出英国未来商业的模样。的确，在商业形成的过程
中，英国的特殊环境如不比英国人的某种天性重要，则至少具有相同的作用。他们最初
和现在都不像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特别喜欢讲价还价，也不像
他们那样特别喜欢较抽象的金融业务方面；同他们做生意，总是直截了当的，而不是尔
虞我诈的。甚至现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中最巧妙的金融投机主要也是由那些民族干的，他
们继承了同样的生意习惯，而英国人却继承了同样的实践传统。
    使英国后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勘察世界，并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那些因素，甚至在中
世纪就使英国为现代农业组织开拓了道路，从而，为许多其他现代企业的建立树立了榜
样。英国首先把劳役改成交纳货币，这是一种变革，它大大增进了各个人根据他自己的
自由选择而来调理自己生活的能力。不论好坏，人民可以自由交换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和
义务。十四世纪中黑死病所造成的实际工资的激剧上涨；十六世纪时因银价跌落、货币
贬值和寺院收入划归王室挥霍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最后是牧场的扩大，它使
许多劳动者流离失所，减少了所在者的实际收入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
使习惯愈来愈不能维持。这一运动因都铎王朝诸王手中权力的增长而进一步有所扩大，
这种权力的增长结束了私人之间的战争，并使贵族和乡绅们所豢养的大批食客游勇皆无
用武之地。把不动产遗给长子而把动产分给全家成员的这种习惯，一方面增加了地产的
规模，另一方面减少了土地所有者经营土地所运用的资本。
    上述原因有助于英国建立租佃关系。外国对英国货的需求和英国对外国奢侈品的需
求，特别在十六世纪使许多份地集中而成资本主义农场主所经营的大规模的牧场。这就
是说，那样的农场主人数得到很大的增加，他们自己经理农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
分资本，但租用土地，每年付一定的租金，并雇用工人；如同后来英国的新型企业家一
样，他们自己经营工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以利息借用其余部分的资本，
并雇用工人。自由经营发展得既快且猛，它的作用是片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但是说，
英国的箭术是英国工匠技术的前身，同样，用借贷资本经营的英国大农场（不论用于耕
种或放牧）是英国工厂的前身，这仍是正确的。

    第十一节  宗教改革的影响。

    当时英国人的性格是在不断地深化着。定居在英国海岸的那些坚强民族所幸有的庄
重和大无畏精神，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宗教改革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他们的生活习惯起了
作用，而对他们的工业也有所影响。人原原本本地被直接置于上帝的面前，其间用不着
人的媒介；大多数粗野而无文化的人第一次向往着绝对精神自由的奥秘。各个人的宗教
责任和他同辈的宗教责任的分离，如加以正确的理解，是最高精神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这个概念对世人来说是崭新的，素朴而无掩饰的，尚未消融于快感之中；甚至在温和
的人方面，个性也表现得轮廓分明，而粗俗的人也自觉自尊起来。特别在清教徒中，使
他们的宗教信条赋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严密性的那种热中，是一种全注的情感，敌视一
切肤浅的思想和不健康的娱乐。必要时，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而这种行动由于他们的坚
定意志成为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很少分享社会上的快乐；他们不参加公共娱乐，而
宁愿在家享受清福；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艺术是持有敌视态度的。
    可见，意志力的最初成长本身含有某些粗暴不雅的因素；但那种力量是社会生活的
下一个阶段所必要的。在新的本能围绕着它成长以便用更高的形式把原来集体趋势中最
美丽最殷实的东西恢复过来以前，它必须通过许多磨难而加以精炼和柔化；它必须变得
较不武断；而不失原有的力量。它增进了家庭情谊，这种世俗情感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情
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坚实而纤细的原料可用它来组成社会生活的高尚结构。
    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起经受了中世纪末期精神革命的伟大考验。但是，从许
多观点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英国的经验是最有教益的，最丰富的；而且是所
有其他经验的典范。英国在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所促成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演进中起了领
导作用。

    第十二节　续前。

    英国工商业的特点因这一事实而更加突出，即其他国家许多接受新教义的人为了避
免宗教迫害而来到了英国。由于某种自然淘汰，性格与英国人十分相近、并且由于那种
价格而曾使他们掌握了工业技术的那些法国人、法兰明斯人和别的人，来和英国人住在
一起，并把完全适合他们性格的那些技术教给他们。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上层统
治阶级仍然有些骄奢淫逸，但是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劳动阶级对生活却十分严肃；他们不
喜欢妨害工作的那种娱乐，并且对于那些只有用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物质安
逸品也具有很高的标准。他们所力求生产的是坚固而耐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来装璜
门面的东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之后，就因气候而有所增进；因为它虽然不很严寒，但
特别不宜于那种轻佻的娱乐；在这种气候中一种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其他必
需品，具有特别昂贵的性质。
    英国现代工业生活借以发展的条件是：物质享受的欲望能人不断努力从每周中攫取
最大可能的工作量；要让各种行为服从于理性判断这一坚定的决心使每一个人经常反省
他是否不能因改变他的企业或经营的方法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完全的政治自由和
安全使每一个人有可能依照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调整他的行为并毫无顾虑地把他
和他的财产从事于新的未来事业。
    总之，影响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现代政治的那些因素也影响了现代企业。给予它们
以政治自由的那些因素，也给他们带来了工商业经营上的自由。

    第十三节　英国的企业为需要大量简单商品的海外消费者的增长所促进。企业家
最初只是组织供应，而不监督工业；后来才把他们的工人集中在工厂中。

    工业企业的自由，就其作用所及，有使每一个人把他的资本和劳动运用到恰到好处
的趋势；而这又使他在某特定工作上力求获得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借助于这种技能他可
以获取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那种手段。因此，就产生了具有十分精细的分工的复杂工
业组织。
    在任何一种长期持续的文明中，某种类型的分工，不论它的形式多么原始，是势必
要出现的。甚至在十分落后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了极其专门化的行业；但是，我们没
有看到各业中的工作如此划分，以致企业的计划和安排，它的管理，以及它的风险由一
伙人所承担，而企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却由雇佣工人所担任。这种分工形式一般说来是
现代世界的特点，特殊说来又是英国民族的特点。它也许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
段；它也许会被使它存在的那种自由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消灭。但是，就目前而论，不
管是好是坏它表现为现代文明形式中的一个主要事实，表现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
    直到现在工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极其重大的变化，是围绕着企业家的成长进行的。
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在英国农业的初期是怎。样出现的。农场主从地主租得土地，并
雇用必要的劳动，而自己负责管理并承担企业风险。农场主的选择的确不是由完全自由
竞争所决定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财产继承和其他影响所限制的，而这些因素往往使
农业的领导权操于那些对农业没有特殊才能的人的手中。但英国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
国家中自然淘汰起着很大的作用。大陆上的农业制度曾容许出身来决定各个人参加农业
或经营农业的事情。英国仅凭这种狭隘的选择作用所获得的威力和弹性，也足以使它的
农业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并使它有可能比欧洲任何别的国家用同样的土地和等量劳
动所获得的产量要多得多。
    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创办，组织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
余地。在英国对外贸易得到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逐渐在成长；实际上在十五世纪
的毛织业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场的开辟，直接地并且通
过它对工业布局（亦即把特定工业部门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
动。
    中世纪的市集和行商的纪事表明，有许多东西，其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二个地方生
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生产局部化而运销很远的那些商品，差不多总是价
格很高，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较廉，体积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
界的各个殖民地，人们并不总是有余暇来为自己提供工业品的，并且即使他们生产他们
所能生产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
加宽大，但是它认为它为殖民地所出的费用使它有理由来强其它们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
对销售于印度和野蛮民族的简单商品的需求也是很大的。
    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许多繁重工作的局部化。在那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工人的丰
富想像力的工作中，组织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对少数式样简单的商品有大量
需求的时候，组织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工业布局和资本主义企业家
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并行的运动，都由于同一个一般原因，且彼此互相促进。
    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贵重设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企业
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源渊；无疑地它们增加了这种权力。但是在它们的影响被察觉以
前，这种权力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投资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
器上的资本是不很多的；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差不多英国的全部纺织
工作都是按合同制来进行的。纺织业操于比较少数企业家之手，他们力图查明买卖什么
东西，在那里买卖和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们
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人订立合同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即包买主——
译者）一般供给原料，有时甚至供给所使用的简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他们家人
的劳动和有时用少数徒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们愈来愈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
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们又集聚在大城市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
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指包买主——译者）开始让位于富有
的雇主，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全部加工事业。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不经心的观察
家的注意；像以前的变动一样，这种变动也不轻易为那些实际上不从事商业的人所忽略。
    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
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
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
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
实现。

    第十四节　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
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

    这种新的变动，不论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
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镇上的那种束缚的趋势；它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这个市场
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
页。直到十八世纪，工业劳动照例总是零雇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级
（它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
十八世纪中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
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
求情况所决定。
    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证每个人应该从事他最能胜
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
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
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
的袭击。它们是人们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所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
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
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所受的损失比战争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
还大。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法，它损害
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它的祸害为外
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

    第十五节　续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
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
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
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
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
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
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
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
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
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
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
们往往认为，除使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
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的现代替
代品。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
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
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
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
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
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
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
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
联合；他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
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
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
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
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
的道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顶点。在十九世纪的中叶，
它们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
    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没有箝制经营自由的任
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命前的法国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
那些痛苦相提并论，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
种力量，它也许会屈服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
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资源的征服者的
战争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它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较贫的国家。不论正
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则欧洲也许
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统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马的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经营
的过度的怨言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起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
加与的那些限制。
    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辉而波
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的时其。它们根据辛酸的经验知道企图实行政
府借以指导工业行径的那些旧规章的荒谬；但是关于如何用它们自己的行动来调节商业，
他们还没有深远的见解。它们所关怀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结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经济
自由。

    第十六节　电报和印刷机现在有可能使人们对他们的灾难采取补救措施；我们正
在逐步走向集体主义形式，而这些形式，如以坚强的个人克制为基础，将比旧的形式高
级。

    目睹经济自由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祸害就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了。现在我们才第
一次逐渐懂得不尽自己新义务的资本家如何力图使工人的福利服从于他的致富愿望。现
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知道坚持富人不论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除享权利外还得尽义务的重
要性。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自由才第一次如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的
扩大和热诚的增加。但是不论我们的祖先如何明智，他们决不能像我们那样了解事物；
因为他们忙于应付各种紧急需要和可怕的灾难。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英国虽然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
行斗争，但是它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使人数大大增加了的
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分的粮食。人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
饲料和住房差不多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一半，甚或多些。的确，即使现在如果财富加
以平均分配，则全国的总生产也许只足以提供人民的必需品和较需要的安逸品，而实际
上许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发达了，
道德增进了；我们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考虑都置于增加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
    特别是这种新增加的繁荣使我们富强得足以对自由经营加以新的限制。虽然为了高
尚的最后较大利益而必须忍受暂时的物质损失。
    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强
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
童和有子女的母亲。目的是周到而迅速地提供一些适于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
方；从而，得到其他时代中逐渐由习惯而来的那种从前对弱者的保护之利，而不受其害。
    即使当工业在性质上有好几代几乎都没有变动时，习惯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
大，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它的利少而弊多。但是借助于电报，
印刷机，议会政治和商会人们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知识的增进和自
赖性的加强，曾给予他们以真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自愿地对他们自
己的行动有所约束；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费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
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
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
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
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
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虽然社会变革由它而生，但是这种变革因经常使它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尚的工作和争
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而促进我们更高的社会性的发展时，往往会多少走在它的前面。
这样，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
复无常，其程度甚至超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识的
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发展自己。这是和旧的生活秩序
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惯的奴役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
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的任性或革命的任性才能打破。

    第十七节　续前。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英国的观点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
向迈进。美国以这样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困难，以致它已经在某些经济事
务中获得了领导权。它提供了当代最近经济趋势中许多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
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发展，不久它也许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
    澳大利亚也不示弱，它在人口的较纯方面较之美国显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
澳大利亚人（大致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人）来自许多国家，从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
和思想习惯可以启发思想和胆识，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会
制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比它们必须要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的条
件下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而迅速。
    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结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语的国家差些；因此，在
处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办法较少，也较不彻底。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二个国
家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动方面。
在这方面德国领先。它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发展得晚，对它来到是一种很大的利益；
    它能够借鉴英国的经验，少走许多弯路。
    在德国绝大部分本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政府任职，也许没有其他政府，它本身容
纳了这样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成英美最优秀企业家的那种精力、创见和勇敢
在德国最近才得到充分的发挥；
    同时德国人民具有很大的服从性，因此他们和英国人有所不同；英国人的意志力当
必要时将使他们能够遵守完全的纪律，但他们不生来就是百依百顺的。在德国可以看到
政府管理工业的最好和最吸引人的形式。同时私营工业的种种特长，它的活力，它的弹
性和它的方法也开始在德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在德国已加
以仔细的、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对讲英语的民族来说也许是很有教益的，只要他们记
着，最适合于德国人性格的那些措施对他们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即使他们愿意，
他们在坚定不移的服从性以及安于粗陋的衣食住和娱乐方面也不能与德国人相比。
    此外，德国比其他国家拥有为数较多的本民族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些人不论
在宗教感的强烈上或企业投机的锐敏上都是世界上顶出色的。在各国尤其是德国，经济
实践和经济思想中最卓越而富于教益的东西大多来自犹太人。而我们特别感激德国犹太
人的是，他们作出了许多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关于它们最后的经济原因
与其可能的社会主义药方的狂妄的臆测。
    但是我们快要谈到附录二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经济自由是怎样在最近才发
展起来，而经济科学现在所必须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又是怎样的新鲜；其次我们必须研究
的是，此问题的形式是怎样由于事件的发展和大思想家个人的特点而形成的。

舒晴曼妙

附录二　经济科学的发展第一节　现代经济科学受古代思想的影响间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却少。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但它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其次我们
必须探究经济科学的相应发展。现代社会条件是借助于希腊思想和罗马法从早期亚利安
和塞姆人的制度发展而来的；不过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论的直接影响。
    的确，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
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和卑视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哲学是同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的，
他们对于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对于参预管理国家政治一样都是引以为荣的。这些顽
强而粗野的人很可能从过去大思想家的那种哲学上的锻炼和广泛的兴趣得到实惠，但是，
事实上，他们却大力着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朴
素性，同时对把财富当作目的而不当作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见。它直接讨论的大
体是公共收入，租税的收益和效果；在这一点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国的政治家们，都一
样地随着商业的扩大和战费的增加而愈来愈感到自己经济问题的迫切和困难了。
    在历代，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于尽力通过管理商业来使国家富
强。他们主要关怀的一点是贵金属的供给，而他们认为这种贵金属，不论对个人或对国
家，都是富的指标，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话。华斯哥·达·加马和哥伦布在地理上
的发现把商业问题在西欧各国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关于贵金属的重要性和
获得贵金属供应的良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足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引起国家兴
亡的那种结盟的公共政策裁决者。有时，这类理论还大大地影响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迁
栖。
    有关贵金属贸易的种种条例只不过是许多条例之一，这些条例力图以不同程度的细
节和严密来为每个人规定他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他应该赚取什么，以及如何使用
他的所得。条顿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纪的早期给予习惯以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
量在它们从事应付那些在美洲贸易中发生的连续变化的趋势时，影响了商人基尔特、地
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顿人的这种偏向通过罗马人的天才而转化成制度，家长式
的统治达到了顶点；科耳伯特的贸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正当这个时候，经济理论出
现了，所谓重商主义体系显露了头角；贸易条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
    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们在他们方面
征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们体系中所含的那些规定和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他们力图实现的许多变革都指向企业自由。和主张严禁贵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们
特别论证的是，在长期内凡能使本国金银之输入多于输出的各种贸易都不应加以禁止。
让商人自由地经营企业国家是否蒙受迫害，通过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们曾倡导了一种
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经济自由，其中一方面由于时势，他方面由于西欧之人
心所向。这种节制贸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续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当时是这一理论成熟的
时期，即如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赋的自由权相对抗，则社会的福
利莫不深受其害。

    第二节　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发展了自由贸易论，并认为价值论是使经济科学
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核心。

    在广泛的基础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经济科学是由十八世纪中叶法国一群政治家和
哲学家在路易十五的御医魁奈医生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政策的基石是顺从自然。
    他们是最初宣布自由贸易主义学说为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人，在这方面比起英国的先
进作家达德利·诺斯爵士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语调和性质
中，许多都预示着后代。不过他们的思路不清，而这又是当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这种
思路不清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从自然科学中清除出去。他们把顺从自然的伦理原则和因
果规律混同起来，前者用的是祈使语气，规定某些行动规律；而后者用的却是陈述语气，
是由研究自然而为科学所发现的规律。由于这点以及其他理由，他们的论著很少有直接
的价值。
    但它对现代经济学的间接影响却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们论证的清晰和逻
辑上的一致使他们对后代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他们研究的主要动机，不在
于增加商人的财富和充填国库收入，像大多数他们的前辈那样，而在于减轻因过度贫困
所引起的痛苦和堕落。这样他们就给予经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行的现代目
的。

    第三节　续前。

    在前进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经济学所曾迈的最大的一步，并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
而是一个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确不是当时唯一伟大济学家。在他著书立说的不久以
前，休谟和斯图亚特对经济理论已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安德森和杨格发表了一些极其有
价值的经济研究。但亚当·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
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拿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较，
我们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识越渊博，判断越公正。
    他在法国住过很长的时间，和重农主义者有过接触；他钻研过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哲
学，而他的通晓世事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远游异乡以及和苏格兰商人的亲密往还。除这些
有利的条件之外，还有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推理力。结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辈
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他比他们差不多是更正确一些。而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学上的真理，
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所涉猎过的。因为他是头一个就其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论述财富的人，
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
    但是他所开辟的领域太大，不能由一个人全部勘测完毕。有时他所看到的许多真理，
而在另一个时候却从他的视野消失。因此，引证他以确证许多错误是可能的；虽然在检
查以后，他总是向着真理迈进的。
    他用如此丰富的常识和渊博的实际商业知识发展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以致
使得这一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贸易一般有害无益这一论证而
扬名本国和外国。在举出利己心会使商人个人为害社会的种种情况的例证的同时，他认
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对公众的服务差不多总比商人的企业心差些，而不论该
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对这一理论的辩护给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数德国
学者在谈到斯密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一点。
    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要功绩。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当时英法学者和他的前辈关于
价值的研究加以综合和发展。说他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由于他首先对价值测量
人类动机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学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测量买主获得财富的欲望，另方面
测量生产者所出的劳作和牺牲（或“实际生产成本”）。
    他所进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然许多他的后继者也没有看出
来。尽管如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的上乘经济学著作和以前的著作
有所区刑，这种区别在于对用货币一方面衡量获得一物的欲望和他方面衡量生产该物直
接或间接所引起的种种劳作和自制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学者向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虽然很
重要，但是他对它的发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实际上倡导了这种新见解。在这方面，不
论他或他的前辈和后继者都没有发明一种学术上的新概念；他们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中所
惯用的概念加以明确化。事实上不惯于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货币看作动机和幸福的比
实际上更加精确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他没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经
济学上的用语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专门些，现实性小些。但事实上它更加真实，因
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虑到各种分歧和困难。

    第四节　对事实材料的研究并没有为他的后辈所忽视，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对演
绎法持有偏见。

    在亚当·斯密的同辈和直接后继者中，没有人具有像他那样广阔而不偏的才智。但
是他们都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各人都从事某类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的研究出自
个人的天禀，而有些问题却源于当时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纪的晚期，主要的经济著作
是历史和叙事的，论述劳动阶级特别是农业区劳动阶级的状况。杨格继续写他那有名的
旅行纪要，伊登著述贫民史，此书充作所有后来工业史家的基础和范例；而马尔萨斯通
过对历史的钻研指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实际上决定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
    但总的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边沁了。他在经济
学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对十九世纪初期新兴的英国经济学派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
是一个顽强的逻辑学家，反对贸易方面的各种毫无理由的限制和规定；他严正地要求这
些限制和规定提出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来，而这种要求深受当时的支持。英
国由于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经济运动而称雄世界，而中欧各国由于墨守陈规而不
能利用它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英国的商人多认为商业上的清规戒律是有害的，至
少它在英国有所减少，正在减少，并且不久就要消失。边沁的门徒们立即得出结论说，
他们无须对习俗多所操心；对他们来说，根据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假设来讨论
人的行为的趋势就够了。
    因此，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指责，即他们没去仔细研究集体行
为较诸个人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不应给予较大的注意，此外，他们过分夸大了竞
争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速，这些指责是相当公正的。至于他们的研究因有某种僵硬的概
括甚至语气刻薄而遭到损害的这种非难，也是不无小小理由的。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由
于边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部分原因也由于这
一事实，即经济学的研究又多操于那些人之手，他们的力量寄寓于干劲而不是哲学思想。

    第五节　续前。

    政治家和商人们又热中干货币和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了，他们所用的精力甚至比这
些问题最初发生在中世纪末的那个巨大经济变革的早期还要大些。他们同现实生活的接
触，他们的丰富经验，以及他们的渊博知识，乍看起来似乎很可能使他们对人性作一广
泛的研究，并把他们的推理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之上。但是实际生活的熏陶往往使他们从
个人经验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结论。
    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他们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因为货币理论正是经济科学中
的那一部分，其中对人类动机（除致富动机外）略而不论，亦殆无所害；李嘉图所领导
的那个有名的演绎法学派在这里却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经济学家们从事于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并清除了亚当·斯密在这方面所留下
的许多缺点。经济学中除了货币理论没有其他部分更属于纯演绎推理的范围。的确，对
自由贸易政策的充分讨论必须考虑到许多严格说来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
的绝大多数虽然对农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对英国却关系很小。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英国在经济事实方面的研究也未予忽略。配第、杨格、伊登和
其他学者的统计研究由图克、麦卡洛克和波特加以继承和发挥。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似
乎过分突出了那些和商人与其他资本家们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但对在英国经济学家影响
下所完成的议会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大量调查研究却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在十八世纪
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问世的官方与私人的统计资料和经济史，堪称为经济学上有系
统的历史和统计研究的起点。
    不过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它诚然是历史的，但大部分却不是“比较的”。
休谟、亚当·斯密、杨格和其他学者虽曾受自己的直觉天才和孟德斯鸠的范例的指引，
也偶尔比较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的社会现象，并从中吸取教训，但没有一个掌握了对
历史按有系统的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的观念。因此，当时的学者在搜求材料方面是认真的，
能干的，而在研究工作上却是相当盲目的。他们把我们现在认为极其重要的大批材料忽
略了，而且往往不能善于利用他们所搜集的东西。当他们从搜集材料转向一般推理的时
候，这种狭隘性就更加露骨。

    第六节　但他们对人性决定于环境估计不足。社会主义者和生物学家的研究在这
方面的影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现代著作的特点。

    为了论证的简单，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在他们的议论中往往仿佛把人看成是一成不变
的，他们对人的变异，从未大力研究。他们所最熟习的人是市民；而且有时由于表述的
不慎，以致几乎暗示其他的英国人和他们所知道的市民完全相似。
    他们懂得其他国家的居民有值得加以研究的他们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似乎认为
这些差别是表面的，而且也是一定能够消除的，一旦其他民族学会英国人准备教给他们
的那种较好的生活方式的话。这种想法曾使我们的律师把英国民法强加于印度人身上，
使我们的经济学家暗中根据世界是由市民构成的这一假设制定自己的理论。如讨论的是
货币和对外贸易，则它的为害不大，如讨论的是不同工业阶级之间的关系，却使他们误
入歧途。它使他们把劳动说成是商品，而不去研究工人的观点；不仔细斟酌他的情感、
本能和习惯，他的同情和反感，他的阶级嫉妒和阶级友情，他的缺乏知识和自由活动的
机会。因此，他们认为供求的力量具有比现实生活中更加机械而规则的作用；
    他们所定下的利润和工资的规律甚至在当时的英国也是站不住脚的。
    但他们的致命缺点是他们不懂得工业上的常规和制度是极易变动的。他们尤其不明
白穷人的贫困是造成他们贫困的那种衰弱和劳动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现代经
济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对于大大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的信心。
    诚然社会主义者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他们的见解却很少有历史和科学研究的根
据；同时由于表述的狂妄，这就引起当代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卑视。社会主义者没有研究
过他们所攻击的那些理论；也不难指出，他们不理解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和效率。
因此，经济学家们不屑于认真检验他们的任何学说，尤其是他们关于人性的各种臆测。
    但是社会主义者的感情强烈；他们懂得经济学家所未考虑的那些人类行为的潜在动
机。在他们的狂文绝句之中，潜伏着锐敏的观察和建设性的意见，其中哲学家和经济学
家有许多值得学习。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孔德得力于他们的帮助是很大的；约翰·斯
图亚特·穆勒一生中的转变，正如他在自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是由阅读社会主义者的
著作而来的。

    第七节　续前。

    当我们拿现代人对于财富分配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十九世纪初期所流行的见解相
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除开细节上的各种改变和推理上的科学精确性方面的改进以外，
在对待问题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论证仿佛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
是不变量，而现代经济学家却始终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的产物这一事实。经济
学观点的这种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五十年中人性的改变
是如此迅速，以致迫使他们不得不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作家，社会主义者以
及其他学者的直接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然科学中某些部门有类似改变的间接影响。
    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数理科学大有欣欣向荣之势。这些科学虽彼此有所区别，却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研究对象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中都是固定不变的。科学的
进步是人所熟知的，但科学对象的发展却是陌生的。随着岁月的推移，生物学逐渐在进
步，人们开始对动植物生长的性质有了较明确的概念。他们懂得如果科学的对象经过不
同的发展阶段，则适用于某一阶段的规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难适用于其他阶段；科学规律
必须同它们研究对象的发展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这种新观念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人文科学；
而在哥德、黑格尔、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显现出来。
    最后，生物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各种发现，像早年物理学上的发现一样，
大大引起世人的注意，伦理和历史科学的语调有了显著的改变。经济学也参加到这个总
的运动中来，对于人性的柔韧性以及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现行方法对人性的作用
和反作用给予不断增大的注意。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的最初重要的迹象。
    穆勒的追随者离开李嘉图直接继承者所采取的立场，向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和机械
因素相区别的人的因素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不提当时在世的经济学家，
这种新的风气弥漫于克利夫莱斯里的历史研究，白哲特，凯恩斯，托因比和其他学者多
方面的著作之中，尤其是杰文斯的著作，它因巧妙地综合了各种绝大的优点而在经济学
史上取得了辉煌不灭的地位。
    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到处流传。在议会中，在报纸和讲坛上，人道主义精神响彻云
霄。穆勒和追随他的那些经济学家促进了这一运动，反过来他们又从这个运动得到很大
的启发。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由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他们对实际材料的研究也
更加广泛而达观。的确，有些早期经济学家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过者，
亦不多见。但是他们从前无法知道的许多情况，现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麦卡洛克那
样深通商业又没有他那渊博历史知识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材料的关系也能提
出比他广泛而明确的见解。
    在这方面他们曾得力于各种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方法的普遍改进。
    从而，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现在比过去是更加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设的前
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谨严了。但是思想的缜密在它的运用中却起了部分破坏作用；事
实表明，一般理论在以前的许多运用现在是站不住脚了，因为以前没有留心想到所暗含
的全部假设以及在所讨论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因此，许多教条已
被打破，这些教条仅仅因为它们表述得不谨严，所以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但是由于同
样的理由，它们充作那些以之武装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卫道者（主要是资本家阶级的）的
武器库。这种破坏作用乍看起来似乎贬低了经济学上一般推理过程的价值，但结果适得
其反。它为我们正在兢兢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它使我
们有可能比那些最初着手解决经济难题的能手巨匠对生活看得更加全面，前进得更加稳
健，科学性更大，教条主义气习更少；而我们现在的坦途是由他们开拓的。
    这种变化也许可以看成是从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在初级
阶段，对自然运转的描摹照例是简单的，为的是能使这些现象用简易的语句表述出来，
而在高级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加仔细，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牺牲一定程度
的简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经济学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步步
都易引起敌对批判的这个世纪中所建立起来的阵地，比它那威望极高的时候还要巩固。
    上面我们仅从英国的观点考察了近来的发展。但英国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及西欧各国
的这一广泛运动的侧面而已。

    第八节　续前。

    英国经济学家在外国有许多信徒，也有许多批判者。法国学派从它那十八世纪的大
思想家那里获得了继续的发展，并且避免了英国第二流经济学家所常犯的特别是关于工
资的许多错误和混乱。自从萨伊以来，它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古尔诺是法国学派最有
天才的建设性思想家；而傅立叶，圣西门，普鲁东和路易·勃朗却提出了许多最有价值
和最狂妄的社会主义见解。
    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世纪以前，“美国学派”被认
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
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
地位。
    经济科学在它的两个策源地荷兰和意大利大有复苏之势。奥国经济学派的精湛的分
析工作尤其引起各国极大的注意。
    但总的看来，近代大陆上所曾作的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工作是在德国。在承认亚当·
斯密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首先被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岛国偏狭性和李嘉图学
派的自信所激怒。他们尤其不满的是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所作的那种假设，即就一个像
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确立的命题可以原封未动地搬到农业国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
才和爱国热忱推翻了这个假设，并指出，李嘉图主义者很少考虑到自由贸易的间接效果。
就英国而论，忽视了它们，也为害不大；因为它们基本上是有益的，并从而扩大了直接
效果的影响。但是他指出，在德国尤其在美国，自由贸易的许多间接效果是有害的；他
认为这种害处超过它的直接利益。他的许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有些却是适用的；因
为英国经济学家不肯对它们进行耐心的讨论，所以，为那些正确论点所感服的政客们，
为了鼓动群众，对那些不科学的但对工人阶级具有较大感染力的论点的使用，也默不作
声。
    美国的工业家们把李斯特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他给他们所写的一本通俗小册子的广
泛流行，是他在美国的名望和有系统的阐述保护主义理论的开始。
    德国人喜欢说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学派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
说他们有一方面为了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另方面为了无力的博爱的世界主义而牺牲国民生
活的倾向。他们认为李斯特在激起爱国主义情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爱国主义的情
感比个人主义的更加慷慨，比世界主义的更加坚强确定。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的世
界主义感是否如德国人所想像的那样强烈，是值得怀疑的。但近代德国政治史对德国经
济学家在国家主义方面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为侵略大军所包围的德国，只有借助于
爱国热忱才能存在。德国学者竭力主张（也许有些过分），利他主义感在国与国之间的
经济关系方面的活动范围比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还要狭隘。
    虽然德国人在情感上是民族主义的，但在他们的研究上却是高尚国际主义的。在经
济史和通史的“比较”研究方面他们是领先的。他们罗列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社会
工业现象，把它们作了这样的整理，以便阐明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对这些现象和
可供参考的法学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德国学派中少数成员的著作有夸张毛病，甚至对李嘉图学派的理论持有小心跟儿的
轻视态度，而这种理论的要义和目的连他们自己也不懂。这就引起了许多无味的激烈争
论。但这个学派的领导者几乎都没有这种偏狭心理。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外同行在研究和
解释经济习惯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作出过高的估价，也许是困难的。它
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们真实财富中的一项新的宝贵财富。它几乎比任何其
他东西都能扩大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伦理生活
和它所体现的那种神圣原则的演进。
    他们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在历史地探讨科学上，集中在把科学应用在德国社会政治生
活条件特别是德国官僚政治的经济义务上。但是由于赫尔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导，他们曾
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工作，这种分析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他们也大大地扩大了经
济理论的范围。
    德国思想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和国家职能的研究。世人所知道的近代极其彻底的大
多数倡议即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几乎无偿地征用私有财产，正是来自德国学者，其中有些
是犹太血统。的确，仔细研究以后，他们的著作不如初看起来那样深刻和卓具创见。但
是它从它那辩证法妙术和优异的风格，以及有时从那渊博而被歪曲了的历史知识中，取
得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德国还有许多思想家，他们坚决认为，私有财产制度
的现存形态缺乏历史根据；并根据许多科学和哲学的理由要求重新考虑和个人相对的社
会权利。德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制度，近来助长了他们那种比英国人依赖政府多依赖个人
企业少的自然趋势。在有关社会改良的各种问题上，英德两国有许多值得互相学习。
    但是在当代的各种历史知识和要求改良的热潮中，经济科学上一件困难而十分重要
的工作有被忽略的危险。经济学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有忽略慎重而严密的推理的趋势。
所谓科学的生物学观的抬头，有把经济规律和经济尺度的概念抛入幕后的倾向；仿佛这
些概念太谨严死板，不适用于那种活的不断变化的经济有机体。但是生物学教导我们说，
脊椎动物的机体是最发达的，现代经济组织是有脊椎的；而讨论它的科学也不应当是无
脊椎的。它应当有使自己密切适应世界现实现象所需要的那种巧妙和敏感；但是它还必
须具有一个仔细推理和分析的坚固脊椎支柱。

舒晴曼妙

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第一节　统一的社会科学可望而不可即。孔德建议的价值，他的非难的弱点。　
有些人和孔德同样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
他们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加以研
究必然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
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大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加
以分析和解释的。孔德自己和斯宾塞以无比的知识和卓越的天才曾从事于这一工作。他
们以他们的广泛研究和建设性意见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
建立上，他们甚至很难说是迈了第一步。
    当卓越而性急的希腊天才家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时候，自然
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由于它把广泛的问题分割成几个
组成部分。无疑地，成为一切自然力的基础的统一性是存在的；但是在发现这种统一性
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虽取决于对整个自然领域所作的偶然观测，也同样取决于
由坚持不渝的专门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增加使后代有可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支配社会组
织发展的那些因素的材料，需要同样耐心的细致的研究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完全承认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专门从事某一领
域的人，也有责任和从事相近领域的人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视线永不越出自己范围的
那些专门家，往往把事务看得和实际不相称；他们所搜集的知识，大多用处较相对的不
大；他们在一些旧问题的细节上绕圈子，而这些问题多数失去自己的意义，且为用新观
点提出的新问题所代替；他们没得到各种科学上的进步通过比较周围现象所提出的真知
灼见。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专家的
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穆勒在承认这点的同时，继续
说“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
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物质工业现象本身不
容作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说，这些概括势必同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
相关的”。

    第二节　经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

    的确，经济学所讨论的种种因素在使用演绎法上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们的结合
方法，正如穆勒所说，是机械的，而不是化学的。这就是说，当我们分别知道两种经济
因素的作用时（例如，工资率的增加和某业工作困难程度的减少，将分别对该业劳动供
给发生影响）我们就能够大致预料它们的联合作用，而无须等待它的出现。
    但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所发生的现象。仅
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综而无常的结合。
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
加以运用（而且它们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装甲舰在
静水中失去稳定的角度；但是在他预料该舰在暴风雨中所要发生的情况以前，他将利用
那些有经验的水手的观察，他们曾在日常海面上观察过它的动作；经济学所必须考虑的
因素比机械力量的数目多，确定性少，且不易为人所觉察，同时性质上也更加不同；而
它们对其发生作用的材料更变动不居，齐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场合，其中经济因素的
结合取化学上的随意性者多，而取机械上的纯规则性者少，这些场合既不是极其罕见的，
也不是无关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会使他在各方面多买些东西。但
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变他的习惯，也许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
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流社会，可以使它在上流社会中绝迹。其次，我们体恤贫民
的心切，可以使我们滥发布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
    最后，药剂师所研究的东西始终是不变的，而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
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药剂师的预断全部建立在这一暗设之上，
即所用的试药是应有的试药，或至少其中的杂质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处理人的
时候，离开了具体经验，也很难有多大的进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诉他新药对健康人
的影响如何，以及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经验以后，他在该药
对体质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药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发现料想不到的结
果。
    如果我们看一看像商业信贷与银行，职工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严重经济关系的历史，
我们就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成功的经营方式（modesofworking），而在他时他地却
完全失败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结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赖的不同；但这种解释
是较困难的。在某时某地人们将过于彼此信赖，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
方面；而在他时他地将有同样的限制，但方向将有所不同；每次这样的变动使经济学上
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
    就此刻而论，种族的易变性比个人的易变性更为重要。的确，个人性格的改变，一
半出于任意，一半却按照常规。例如，参加劳资纠纷的工人的平均年龄在预测它所用的
方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真的。但一般说来，因为年青的和年老的，性情刚
强的和性情沮丧的人，在某时某地和在他时他地约占有相同的比例，所以，个人性格上
的特点和性格的改变，对于演绎法的一般运用比初看起来妨碍要小些。这样，通过对自
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进步，规律的作用便侵入到医疗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新的领域来
了；关于日益增加的各种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的某种预测，不靠具体经验，也成
为可能的了。

    第三节　解释和预断是方向相反的同一过程。只有以全面分析为基础的对过去材
料的解释才能作为将来的借鉴。　可见，经济学上分析和演绎的作用，并不在于锻造几
条推理的长链锁，而在于恰当地锻造许多短链锁和基本环节。但这也不是轻而易794附录
三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举的事。如果经济学家漫不经心地进行草率的推理，他就很容易
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处处都联系得很坏。他需要仔细利用分析和推理，因为只有借助于它
们，他才能选择正确的材料，进行适当的分类，并使它们在思想上有参考价值，在实践
上有指导作用；同时因为每次推理都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面，所以，每个归纳过程
势必包括分析和推理。换言之，解释过去和逆料未来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
事的两个相反方面，一个是从结果到原因，另一个是从原因到结果。希穆勒说得对，
“要获得各个各别原因的知识，我们需要归纳法，它的最终结论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
演绎法所用的三段论法的倒置而已……
    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建立在同样的趋势，同样的信念和同样需要我们的理性的基础上
面。”
    只有通过发现能够影响某事件的所有事件和其中各个事件独自影响的方式，我们才
能全部说明该事件。如我们对其中任一事件或关系的分析不完全，如我们的解释有错误
的倾向，则内在的推论已经向建立那种归纳发展，这种归纳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其实
却是错误的。
    而如我们的知识和分析是完全的，则我们只要颠倒我们的思维过程，我们就能够推
知未来，几乎像我们根据同样的知识对过去所能作的解释那样准确。只有当我们越过第
一步的时候，预断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准确性才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在预断的第一步中
所作的任何错误，在第二步中将有所积累和加剧；而在解释过去方面，错误多半不易积
累起来；因为观察或有记载的历史在每一步中都可重新予以检查。归纳和演绎的同一过
程在解释历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预断未知事件方面，几乎可以同样地加以运用。
    因此，决不能忘记，观察或历史虽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时发生或
连续发生的，但不能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是否为第二件事的原因。只有通过作用于材料的
理性，才能求得答案。当人们说历史上某事件教导这点或那点时，该事件发生时所存在
的全部情况是从未加以正视的。有些情况被暗地（如果不是无意识地）假设成不相关的；
这种假设在某特定场合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丰富的经验和较仔细的研究可以证
明，被认为引起这一事件的那些原因，如无外援，或许不会造成那一事件；甚至也许证
明，这些原因阻碍了该事件的发生，而它是由遗漏了的其他原因产生的。
    这种困难在关于我国当代事件的最近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当从这些事件作出
有反对意见的结论时，它须付诸公决；不同的解释提出来了；新材料被发现了；旧材料
被审查和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场合还支持最初从它们所作的那种相反的结论。
    分析上的困难和对分析的需要，因没有两个经济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这一事实
而增加。当然，两个单纯事件尽管十分相似，如两个农场的租佃条件尽管由几乎相同的
原因所决定；交给咨询委员会的两个工资案件尽管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问题；但是，即
使小规模的完全重复也是不存在的。不论两个事例如何相似，我们必须决定，二者之间
的区别是否因实际上无关重要而可以忽略；而这也许是不很容易的，即使这两个事例所
指的是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古代材料，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同时涉及经济生活全部性质的那些
变化；不论现在的问题和历史上所载的另一个问题在外貌上如何相似，很可能，进一步
研究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除非这样，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论
证。

    第四节　借助于常识往往能作广泛的分析，但它发现不明的原因特别是原因之原
因却是罕见的。科学机器的职能。　这就使我们来考虑经济学和古代材料的关系了。
    经济史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从而也相应地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当作通史的一
个分支，它的目的也许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各个时期所曾有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级的
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它也许要问“什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方
便譬如何生产；什么组织提供并指导劳动；从而所生产的商譬如何分配；什么是以此为
基础的制度和分配”等等。
    这种工作虽然本身是饶有趣味的，重要的，但它不需要大量的分析；一个勤而好学
的人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东西。深通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政治状况的
经济史家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出宝贵的新见解，即使他满足于观察那些靠近表
面的近似现象和因果关系。
    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的势必超过这些范围，并企图发现经济史的底蕴，揭示风
俗兴败的秘密，并解释那些不再认为是自然所赋与的难以解释的其他现象。对于借鉴过
去以指导现在，他多半也不加规避。的确，人类理智不喜欢在它所遇见的那些事件的因
果关系的概念中留有空白。仅仅通过按一定顺序整理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因果倒置，
经济史家就担负了向导的责任。
    例如，英国北部实行了按固定货币地租的长期租佃，接着农业和当地居民的一般状
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断它是这种改善的唯一甚或主要的原因以前，我们必
须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哪些别的变化。以及这种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的各个变化。
例如，我们必须斟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边陲社会秩序确立的影响。这就需要谨慎和科
学方法；除非这样，就不可能作出关于长期租佃制的一般趋势的可靠结论。即使这样，
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经验主张在，比方说，爱尔兰现在实行长期租佃制，而不考虑各种
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质的区别，以及金银产销方面的可能变动等等。土地使
用的历史充满着好古趣味；除非借助于经济理论对它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解释，它就不可
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各国现在所应采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这一问题。例如，有的人
认为，因为原始社会通常都共同占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显然是一种人为的过渡制
度，有的人同样自信地认为，因为土地私有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了它的范围，所以，
它是未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从历史汲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教益，就需要分
析过去共同占有土地的种种影响，以便发现其中各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始终保持同一作
用，在多大程度上因人类习惯、知识、财富和社会组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工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行会与其他同业会社和团体的那些声明（即他们
利用他们的全部特权以求公众福利）的历史，甚至是更饶有趣味而富于教益的。但是，
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完全的判断，尤其是要以它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就不仅需要老练历
史家的丰富知识和机警的直觉，而且还需要掌握有关垄断、对外贸易和租税归宿等方面
的许多极其困难的分析和理论。
    而如果经济史家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世界经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取法过去以指导现
在，他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各种方法；他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
真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动变的远因。
    试以海事观之，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群情也许对那时代的通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兴趣；
但它们对今日的海军指挥却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所必须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
的战争。因此，正如马汗上尉所说，今日的海军指挥对过去的战略比战术将更加注意，
他并不十分关心各个具体战役的细节，而关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战原则的实际运用，这些
原则使他能统帅全军，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保持广泛的变通，而仍能迅速集
中，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同样地，深通某时普通史的人，可以生动地描绘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而这种描绘
在其主要轮廓方面是真的，即使有时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武器已经过时，人们多半
是不会抄袭战术的。但是，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真正动机和表
面动机，他自己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负责提出（不论如何谦逊）今日战略家从
他所记载的战役所必须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军状况势必作了详
尽的分析；他对许多国家中研究困难战略问题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决然不能加以忽视。
海军史是这样，经济史也是这样。
    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经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始为人
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当于战术的是经济组织的外部形
态和偶然事件，它们取决于暂时的或当地的倾向，风俗和阶级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
或取决于生产资料。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经济组织的比较根本的本质，它主要取决于人人
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编好和嫌厌。的确，它们在形式上既不是始终如一，在本质上甚
至也不十分相同；但是，它们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加
以概括，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经验可以说明他时他代的困难。
    这种区别和经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例的区别相似。十九世纪初期的经济学
家对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李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区别。当人们没有注意他的研究
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结论时；当这些结论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
于与他不同的时间地点时，无疑地，它们的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锋利的凿一样，不小
心就很容易割手，因为它们的柄十分笨拙。
    但现代经济学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发展分析和推理的原理时，却
发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们知道，他分析地租的原理，对许多今日通常叫
做地租的东西和中世纪历史家往往不正确地描述为地租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不适用的。但
地租原理的运用范围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因为经济学家也知道，只要谨慎小心，
它可以适用于各个文明阶段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许多东西。
    当然，战略家是不能忽视战术的。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对他同经济困难所作的
各次搏斗中的战术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除非把人在某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中和他的
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的渊博知识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战略上各个广泛问题的研究
多半没有很大的价值。此外，各个战略学家应当根据个人的观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细节
加以仔细研究，其目的未必在干出版，而在于锻炼自己。而这对他解释和权衡他从书报
上所得到的不论关于现在或过去的事迹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一个有思想的善于观察的
人，总能从谈话和当代文学中获得关于他那个时代特别是他周围的经济材料的知识。他
这样不知不觉地所积累起来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时比他从所有文献上所得到的关于远
时远地的某类材料还要生动而完全。且撇开这点不谈，对材料也许主要对他自己那个时
代的材料进行直接而认真的研究，在需要任何一个严肃经济学家的时间上，将大大地超
过纯粹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即使他是一个重视思想远过于重视材料的人，即使他认为，
与其搜集新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现成材料，这种研究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
在提高人与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对我们将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节　续前。

    诚然无疑，许多这样的工作需要细致的科学方法者少，而需要机智、分寸感和丰富
的生活经验者多。但另一方面，许多工作，如没有这种机器，是不易完成的。自然本能
将正确地选择并适当地综合与所述问题有关的那些事项；但它主要从所熟习的事物中加
以选择；它很少使人洞见他个人经验的底蕴，或远远超出这种经验的范围之外。
    已知原因的那些结果和已知结果的那些极其明显的原因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在
经济学上也是有的。“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往往更加值得研究。如果我
们并不是正在讨论仅仅具有局部兴趣或暂时兴趣的某一问题，而是在制定谋求公众福利
的长远政策方面寻求指导；或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别的原因考虑直接原因少，而考虑原因
的原因多，则情形尤其是这样。因为经验表明，常识和机智，如所预期的那样，是不足
以胜任这种工作的；即使实际锻炼也往往不能使人摸清超出他的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那
些原因的原因；即使他想这样做，那也往往不会使他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各人都得
求助于历代所逐渐积累起来的思想和知识这一强有力的机器。因为有系统的科学推理在
生产知识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像机器在生产货物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同一种操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的时候，制造一架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一般
是有利的。纵令工作细节上的变化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致使用机器不利，货物必须用手
工生产。在知识方面也一样，如有任何研究或推理的过程，其中同一种工作必须用相同
的方法重复进行，则把过程化成体系，组织推理方法，并制定一般命题，以便用作材料
加工的机器和在工作位置上牢牢夹住它们的一把钳子，是值得的。纵或经济原因和其他
原因的交错是如此纷繁，以致精确的科学推理对我们所寻求的结论很少有巨大的帮助，
但是，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不利用它的帮助，却是愚蠢的。这和科学万能，实践才
能和常识将无用武之地这一极端相反的假设，是同样愚愚的。不论某建筑家具有多么丰
富的机械学知识，如果他的常识不丰富，审美观念不发达，则他只能建筑一所很不雅观
的房子；而一个不懂机械学的人，他的建筑不是不稳固，就是在施工过程中有所浪费。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布林德利，也许比一个机智较差但受过很好训练的人在某种工程上
做得更好；一个聪明的护士，一看她的病人，也许比一个有学问的医生在某些方面提出
较好的诊断；但是，工程师却不应当忽视理论机械学的研究，医生也不应当忽视生理学
的研究。
    因为才智和手艺一样，是与其所有者共生共灭的。但各代对工业机械或科学工具的
改进却传于后一代。现在也许没有一个雕刻师比修建巴特农神殿的雕刻师更加能干，没
有一个思想家比亚理士多德更富有理智。但思想工具的发展像物质生产工具的发展一样，
是累进的。
    不论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
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财富由以制造的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
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则这种财富会逐渐消失，世界
复归于贫困状态。如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而保留了建设性的思
想观念，则我们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则世界势必复归于黑
暗时代。可见，追求思想比搜集材料，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不“真实的”工作；虽然
搜集材料在某些场合可以适当地用德语叫做实际研究（realStuduim），也就是说，特别
宜于实科学校（realSchulen）的那种研究。经济学广大领域中的任何部门的研究，其中
搜集材料和把材料联系起来的分析与构思都配合成这样的比例，而这种比例被认为最能
增进知识和促进该特殊部门的发展，这种研究，从严格使用这个字的意义来说，才是最
“真实的”。至于什么是这样的比例，却不能随便决定，而只能由潜心的研究和具体经
验加以解决。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所取得的进步比任何别的社会科学都要大，因为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精确。
但是，经济学范围的每次扩大，总会使这种科学精确性受到损失。而这种损失究竟大于
或小于因范围扩大而来的利益这一问题，是不能呆板决定的。
    有很大的争论范围，其中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性；每一个经济学
家都有权合理地给自己决定，他在该范围内将探索多远。他离开他的据点愈远，而对那
些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纳入科学方法的生活条件和行为动机考虑得愈多，则他所
能议论的信心也就愈小。不论什么时候，他从事于生活条件和动机的研究，而它们的表
现又不能化成确定的标准，他决不能借助于古今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和思想；他必须
主要依靠他自己的直觉和推测；他必须以个人判断所具有的那种谦逊态度说话。但是，
如果深入到社会研究的偏僻领域时，他谨慎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完全认识到他的研究
工作的局限性，则他将会作出极大的贡献。

舒晴曼妙

附录四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第一节　经济学中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数学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及
其局限性。

    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
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
新的更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
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很显然，经济学上是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的。经济学家甚至像李嘉图也
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经济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公式，初看起来似乎主张与此相反的东
西；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主张是虚妄的，也许除了某理论数学家为了数
学游戏而使用经济学假设的场合，因为那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经济研究已提供了宜于
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设来证明这种方法的潜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负技术上的责任，
而且往往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机器的压力。但数学上的熏陶有助
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述经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而
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语言表述，但表述得不能同样轮廓分明。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
处理物理学问题中的经验使我们对经济变动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得
到的理解更加深刻。直接运用数学推理去发现经济学真理，近来在大数学家手里对研究
统计平均数和机遇率以及衡量相关统计表的一致程度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　独立思考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假设，
而在于使广大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现实经济力量的错综影响相联起来。

    如果我们闭目不见现实，我们可以用想像来建造一所水晶大厦，它将间接说明现实
问题；并且对那些全然没有像我们所遭遇的经济问题的人来说也许饶有趣味。这种游戏
往往有意料不到的价值。它启发心灵，并且似乎只能带来好处，如果清楚了解它的目的
的话。
    例如，货币在经济学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来自它是动机的尺度而非努力的目的这一论
断，可以由下述假想加以说明，即货币充作动机尺度的这种专门用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
现象，也许是我们世界中所特有的偶然现象。当我们要引诱某人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
们一般都给他钱。的确，我们可以诉诸他的慷慨或责任感；但这就要引动那已有的潜在
动机，而不是补充新动机。如果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新动机，我们一般要考虑恰恰使他值
得做某事需要货币若干。诚然有时充作行动引诱的感恩、尊敬或荣誉可以表现为一个新
动机，尤其是它如果能凝成一定的具体形象；例如，像有权使用学士字样，或佩带星勋
章或爵士最高勋章。这些荣誉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也只和少数事件相关的；它们不会充
作支配人在日常行动中的那些普通动机的尺度。但是，政治上的功绩通常都以这些荣誉
加奖，很少用别的方式。这样，我们就逐渐习惯于用荣誉而不用货币来衡量它们。比如
我们假定某甲为他的党或国家利益的效劳，按照情形，适当地酬以骑士身份，而这种身
份对某乙的报劳却显然不足，因为他已获得了男爵身份。
    很可能，也许有些世界，其中没有人听说过物质东西或一般所理解的财富的私有制；
各种善行都按等级表授予荣誉。如果这些荣誉不通过外力的干涉而能彼此转让，则它们
可以充作动机力量的尺度，如同货币对我们那样方便和精确。在这个世界中，尽管很少
提到物质东西，也完全不提到货币，也可以出现和我们现在相似的经济理论著作。
    坚持这点，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就经济学
上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尺度和极端重视物质财富而忽略其他更高尚的目的这两件事情，产
生了错误的联想。衡量经济动机的尺度所需要的仅有条件是，它应当是某种确定的可以
转让的东西。它采取一种物质形态实际上是方便的，但不是必要的。

    第三节　续前。

    从事抽象，如限制于适当的范围，则是一件好事。经济学所讨论的那些人类经济动
机的广度曾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作了过低的估计；而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
强调却是一种贡献。但他们似乎误认为英国经济学的鼻祖也忽略了它。殊不知留有很大
余地让读者的常识去补充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在这种场合，过分保持缄默会经常引起
国内和国外的误解。这种缄默也曾使人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比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还要
狭隘，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还更不密切。
    例如，人们过分注意了穆勒的这一论点即，“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专门从事于获
得财富并消费财富的人”（《论文集》第138页，《论理学》，第六篇第九章，第三节）。
但所忘却的是，他在那里是就抽象地讨论经济问题来说的，这种抽象讨论他曾一度设想
过，但从未实现，而宁愿著述《政治经济学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也遗忘
的是，他继续说道，“一个人的一生中，既不受除了追求财富以外的任何动机的直接影
响也不受它的间接影响的行动，也许是没有的”；其次遗忘的是，在讨论经济问题的过
程中，他经常考虑到追求财富以外的许多动机（见以上附录二，第七节）。不过，他对
经济动机的讨论，不论在本质上或方法上，都不及他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赫尔
曼。

    在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章第三节　中有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性的

    论点，即不能购买的不能衡量的愉快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且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
增加的趋势；英国读者可以参阅塞姆所著的《工业科学大纲》。
    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瓦格纳的巨著就三版中关于经济动机分析的主要项目。他把经
济动机分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类。利己动机有四：第一个也是经常起作用的动机是
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畏惧个人的经济困难。其次是畏惧惩罚，和希望报酬。第三是
荣誉感，和争取承认，其中包括希求他人的赏识，以及畏惧羞耻和轻蔑。最后一个利己
动机是，贪求职业，和活动的乐趣；以及工作本身及其环境的舒适，其中包括“行猎的
快乐”。利他动机是“内心命令善行的冲动力，和责任感的压力，以及畏惧个人内心的
谴责，也就是说，畏惧良心的谴责。在它的纯粹形态上，这个动机表现为‘绝对命令’，
人之遵从它是因为人在内心感觉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的命令，并且感觉这种命令
是对的……遵从这种命令无疑会产生快感，而违反这种命令则感到苦痛。这些感觉在驱
使我们或参加驱使我们继续或停止行动方面，往往有和无上命令同样强烈的作用，甚或
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这点而论，这个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至少使它消融成一体”。

舒晴曼妙

附录五　资本的诸定义第一节　产业资本不包括雇佣劳动的全部财富。

    第二篇第四章中说过，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一词的用法，除了遵从一般商业上的习惯
（即商业资本）是别无他法的。虽然这种用法的缺点很多，也很明显。例如，它迫使我
们把游艇看成是资本，而不把游艇制造者的车看成是资本。因此，如果他过去一直是常
年租车，而不是零星租车，把一只游艇售予过去一直租游艇的制车商，并买了一辆车以
供自己使用；则结果是，本国的资本总额有所减少，减少之数为一只游艇和一辆车。虽
然没有东西遭到破坏，虽然储蓄品仍旧相同，它们本身对当事人和社会带来和以前相同
的甚或更大的利益。
    这里我们也不能利用资本因其具有雇佣劳动的特别力量而区别于其他财富形式的这
一概念。因为事实上当游艇和车在商人手中，从而算作资本的时候，比它们在私人手中，
不算作资本的时候，对劳动的雇用将有所减少，减少之数等于划船和驾车的劳动。以饮
食店和面包房（那里所有的设备都算作资本）来代替私人厨房（那里没有东西算作资本），
对劳动的雇用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在企业雇主下，工人也许可能享有更多的个人自
由，但他们所得到的物质福利和工资相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比在私人雇主的松散制度
下要少些。
    但是，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不利条件；几种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得资本的这种用法风行
一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私人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涉及企业主和工人之间
或普通所谓劳资双方之间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冲突行动。这点曾为马克思和他的信徒所强
调。他们公开使资本的定义以此为转移；他们断言，只有那种生产资料才是资本，这种
生产资料是由某人（或某群人）所占有，一般通过雇用第三者的劳动，而用于生产他人
所享用的东西；从而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机会掠夺或剥削别人。
    其次，资本一词的这种用法，在货币市场上和在劳动市场上都是便利的。商业资本
通常是与信贷联系着的。如果人能看见运用资本的好机会，则他毫不犹豫地进行借款，
以便增加他所支配的资本。为此他能通过一般商业手续提出他自己的商业资本作为担保，
比提出他的用具或私人车辆更加简便易行。最后，某人仔细地计算他的商业资本账目，
他当然酌加折旧，从而使自己的资本不动。自然一直常年租车的人能用铁路股票的售价
购买一辆车，而这种股票的利息比他所付的车租要少得多。如果他把年收入积累到车被
用坏的时候，则这种收入将能给他购买一辆新车，而绰绰有余。这样，他的总资本因这
种变动而必将有所增加。但是，他也许不这样做，如果该车为商人所有，则他可以通过
一般商业行径对它提供补偿。

    第二节　关于两种主要性质即预见性和生产性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之无谓。

    让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资本的定义。已经指出，唯一严格的逻辑立场是大多数用
数学阐明经济学的那些著作家所采取的立场，它把“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等同起
来；虽然这种方法使他们失去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是，不论某学者在开头采取什么定义，
他发觉他包含在那个定义中的各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他所必须处理的各个相连问题
之中。因此，如果他的定义以精确自命，则他势必用解释各资本要素和所述问题的关系
来补充这个定义；而这种解释在本质上和其他学者的解释十分相似。从而，最后结果趋
于一致；而读者不管经由什么途径都可以达到十分相同的结论，虽然要看出潜藏在形式
和措辞上的差异的底里的本质上的统一，也许比较费事。开头的分歧原来却比所想像的
害处要小些。
    此外，尽管措辞不同，而各代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资本所下的定义却是一脉相承的。
的确，有些经济学家侧重资本的“生产性”，而有些经济学家则侧重资本的“预见性”，
这两个术语都不是完全精确的，都没有指出严密的分界线。虽然这些缺点是精确分类的
致命伤，但那只是次要的问题。关于人类行为的事物，是从来不能根据任何科学原理加
以精确的分类的。纳入一定类别而为警官或关税员司参考的那些东西可以制定精确的表，
但这种表也显然是人为的。我们应该慎重保存的是经济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
如我们在第二篇第四章的末尾所指出的，没有一个聪明的学者曾遗忘了生产性方面，或
预见性方面。但有的人着重讨论了某一方面，而别的人却着重讨论了另一方面。不论在
哪方面要划一条确定的分界线是有困难的。
    那末我们看一看把资本当作人类劳作和牺牲的结果，并主要用于获得将来利益（而
非现在利益）的各种东西的蓄积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明确的，但它不能使我们作
出确定的分类；如同长度的概念是明确的，但除了用任意一个界尺不能使我们划分长墙
与短墙一样。
    当野蛮人收集树枝以保护他过夜的时候，他表现了某种预见性。如他用木竿和兽皮
搭了一个帐篷，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更多，如他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则他所表现的预见
性越更多。当文明人用坚固的砖房或石房代替小木屋的时候，他表现了日益增加的预见
性。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划出一条线以区别那些东西，它们的生产是为了未来的满足而
不是为了现在的满足。但这种界线也是人为的，不稳固的。寻求这样一条线的那些人们，
发现他们的地位不稳固，除非他们把全部积累财富当作资本包括进去，他们就不能达到
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这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由许多法国经济学家得到的；他们沿着重农学派所指示的方
向，运用资本（capital）一词以包括全部积累财富，亦即生产超过消费的总差额，这种
用法同亚当·斯密和他的直接继承者运用股本（stock）一词的意义大致相仿。虽然近几
年以来，他们有一种从狭义的英国意义使用资本一词的显著趋势，但同时德国和英国有
些渊博的思想家却沿用从前广义的法国定义。这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那些学者身上，他
们和杜阁一样，喜欢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赫尔曼，杰文斯，瓦尔拉和
帕累托与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的著作立论精辟，见解丰富，赞成资本一词的广泛定
义。从抽象的数学观点来看，他的论点是无可争辩的。但他似乎很少考虑到那种合乎市
场用语的现实讨论的必要性；也似乎忽略了白哲特的警告“以固定使用的有限词汇来表
示复杂事物的不同意义”。

    第三节　续前。

    不论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给资本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时大多侧重于它的生产力方面，
而对资本的预见性却比较忽视。他们把社会资本看成是生产手段或生产资料的蓄积。但
这个一般概念却有不同的解释。
    根据从前英国的传统，资本是由生产中辅助或维持劳动的那些东西构成，或如最近
所说的那样，是由那些东西构成，没有这些东西生产不能以相同的效率进行，但它们不
是自然恩赐品。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才作了上述消费资本与辅助资本的区别。
    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是由劳动市场上的事务提供的。但它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它把雇主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支付工人劳动的各种东西工资资本或所谓报酬资本都算
作资本；但是没有包括他们自己或建筑家、工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维持生活所需要的
任何东西。而要求得一致，它必须包括各类劳动者维持效率所需要的必需品；并排弃体
力劳动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奢侈品。不过，如果过去达到了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则它
在讨论劳资关系中也许会起着较不显著的作用。
    但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国，有把资本（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资本）局限于
辅助资本或工具资本的一种趋势。论点是，为了使生产和消费截然分开，凡不直接进入
消费的东西，都应该看成是一种生产手段。但是，为什么不应该以二重资格看待一种东
西，看来似乎是没有适当理由的。
    其次一个论点是，有些东西对人所提供的服务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它们在生产供
人使用的其他东西中所起的作用来服务的，这些东西形成严整的一类；因为它们的价值
是从它们帮助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中来的。给这一类东西命名固然有许多话可说，但
是，它是否可以叫做资本，是值得怀疑的；它是否像乍看起来那样严整，也是值得怀疑
的。
    例如，我们可以给工具品下定义，使它包括电车及其他东西，它们从它们给人提供
的服务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或者我们沿用生产劳动的旧概念，从而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
可以看作是工具品，它们的劳务直接体现在物品上。前一个定义使该术语的这种用法和
上节所述的用法颇为接近，郁有含混不清的缺点；后一个定义稍微比较明确，但似乎作
了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人为区别，和生产劳动的旧定义一样，不适合于科学之用。
    结论是：从抽象的观点来看，费希尔教授和其他学者所主张的法国定义，立于不败
之地。某人的上衣是过去劳作与牺牲的蓄积，是专供给他提供未来满足的一种手段，正
如工厂一样：二者都能给他直接遮蔽风雨。但是如果我们寻求一个与市场相合的现实经
济学的定义，那末，必须仔细考虑市场上认为资本，但不属于中间品范围的那些东西的
总量。倘有怀疑，最好是依据传统。由于这些考虑，使我们从企业和社会观点给资本下
了一个上面所述的二重定义。

舒晴曼妙

附录六　物物交换　在物物交换中，市场交易的不稳定性比使用货币的地方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人一
般地能够以货币形式付出或收回一定量（非一充的百分比）价值，而不会大大地改变货
币对他的边际效用，而以单一商品的形式则不然。
    让我们考虑两个人进行物物交换的那种场合。假如甲有苹果一篮；乙有胡桃一篓；
甲需要一些胡桃，乙需要一些苹果。乙从一个苹果所得到的满足也许超过他割让十二个
胡桃所失去的满足。而甲也许从三个胡桃所得到的满足超过他割让一个苹果所失去的满
足。交换将在这两个比率中间的某一点开始。但是，如果交换继续进行，则甲所割让的
每个苹果将增加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意再割让更多的苹果，而他每增加一个
胡桃将减低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要更多的胡桃；乙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最
后，甲对胡桃的热中和苹果相比不再超过乙；而交换势必停止，因为一方所愿意提供的
任何条件都不利于他方。直到这一点，交换增加了双方的满足，而不能有所再增。均衡
出现了；但其实它不是唯一的均衡，而是一种偶然均衡。
    但是，有一种均衡交换率，可以叫做真正均衡率，因为一旦遇着这种交换率，则它
会被保持到底。很明显，如果始终要用许多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乙愿意交换的极少，
而如果要用很少的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甲愿意交换的也极少。必须有一种中间比率，
在这种比率下，双方都愿意进行同样程度的交易。假定这个比率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
甲愿意以八个苹果换四十八个胡桃，而乙愿意按照那个比率收受八个苹果；但是，甲不
愿意用第九个苹果再换六个胡桃，而乙不愿意再用六个胡桃换第九个苹果。这就是那时
的真正均衡位置；可是，没有理由假定实际上会达到这种均衡。
    例如，假定甲的篮子里原来有二十个苹果，乙的篓子里有一百个胡桃，假定开始时
甲诱使乙相信他不大愿意要胡桃；从而设法以四个苹果换了四十个胡桃，以后又用二个
苹果换了十七个胡桃，再以后又用一个苹果换了八个胡桃。假定当时达到了均衡，进一
步交换对双方都不利。甲拥有六十五个胡桃，不愿意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八个胡桃；
而乙因为只有三十五个胡桃，所以对它们的估价很高，不愿意用八个胡桃再换一个苹果。
    另一方面，如果乙交易有术，他也许可能诱使甲以六个苹果换十五个胡桃，然后又
以二个苹果换七个胡桃。那时甲让出八个苹果而得到了二十二个胡桃。如果开始时的条
件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他用八个苹果换得了四十八个胡桃，则他也许不肯再用一个
苹果甚至来换七个胡桃。但是，因为他拥有的胡桃这样少，他急想多得到一些，并且愿
意再用二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然后再用二个苹果换九个胡桃，再用一个苹果换五个胡桃；
于是又达到了均衡；因为乙只有十三个苹果和五十六个胡桃，也许不肯以多于五个胡桃
之数换一个苹果，而甲所剩苹果无几，以一个苹果换不到六个胡桃，也许不干。
    在这两种场合，交换，就其所及，增加了双方的满足；当它中止以后，进一步交换
势必至少减少其中一方的满足。在各个场合，都达到了均衡；但它是一种任意的均衡。
    其次假定，有一百个人和甲所处的地位相同，每人都约有二十个苹果，和甲对胡桃
都具有同样的欲望；在对方也有一百个人，和乙最初所处的地位相同。市场上最机敏的
卖主也许有些在甲方，有些在乙方。不论市场上是否可以互通声息，交易的平均数多半
不会远离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像在两个人交易的场合那样。但是，多半没有我
们在谷物市场所见的那种紧密依附该比率的可能性。交易时甲方的人很可能在不同程度
上战胜乙方的人，因此，接着就用七百个苹果换了六千五百个胡桃；甲方的人既拥有这
样多的胡桃，除了至少按一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的比率，也许不愿意再进行任何交易。而
乙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三十五个胡桃，按照那个比率也许拒绝继续出售。另一方
面，乙方的人交易时也许在不同程度上战胜甲方的人，结果不久就用四千四百个胡桃换
了一千三百个苹果，那时乙方的人因拥有一千三百个苹果和五千六百个胡桃，除了按五
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也许不肯多售，而甲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七个苹果，
也许拒绝那个比率。在一个场合，按八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达到了均衡，而在另一
个场合，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才达到了均衡。
    借以达到均衡的那种比率，其所以不稳定间接地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一种商品和另
一种商品交换，而不是和货币交换。因为货币既是一般购买手段，则似乎有许多人，他
们能方便地收回或抛出大量的货币；这就有使市场稳定的趋势。但在物物交换盛行的地
方，苹果很可能有时和胡桃交换，有时和鱼交换，有时和箭交换等等；使市场（其中价
值表现为货币）统一的那些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得不把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看
成是可变的。的确，如果胡桃种植业是我们这个物物交换地区的主要产业，所有的买主
卖主都存有大量的胡桃，只是甲方的人拥有苹果，那末，几把胡桃的交换，对它们的储
量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对它们的边际效用也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例如，设有某甲有苹果二十个，和某乙进行交易。设某甲愿意以五个苹果卖十五个
胡桃，第六个苹果卖四个胡桃，第七个苹果卖五个胡桃，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第九
个苹果卖七个胡桃，余此类推；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始终不变，所以，他恰愿以第
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余此类推，不论在以前的交易中他是否占了乙的便宜。同时假定
乙购买头五个苹果宁愿付五十个胡桃，而不弃而不用，购买第六个苹果付九个胡桃，购
买第七个苹果付七个胡桃，购买第八个苹果付六个胡桃，购买第九个苹果只付五个胡桃；
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变，所以他恰愿以六个胡桃买第八个苹果，不论他以前买的
苹果是贱是贵。在这种场合，第八个苹果既然只卖六个胡桃，则交易势必以八个苹果的
转移而告终。当然，如果甲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头七个苹果买了五十或
六十个胡桃；而如果乙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三十或四十个胡桃换取了这
头七个苹果。这和文中所述的谷物市场以三十六先令的最后价格出售七百夸脱左右的小
麦这一事实相符；但是，如果卖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所付的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多于70
0×36先令，而如果买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小于700×36先令。交易
理论和物物交换理论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在交易理论中，假定市场上所存的准备与另一
种商品交换的某种商品数量很多，且操于许多人之手；因此它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
的；这种假定，一般是对的；而在物物交换的理论中，这种假定一般却是错的。参阅数
学附录中注12（乙）。

舒晴曼妙

附录七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第一节　地方税的最后征税范围要看居民是否流动，要看有偿税还是无偿税，而
有很大的不同。条件的剧变使准确的预见成为不可能。

    我们已经知道，对印刷业征收新的地方税和征收国税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它使
印刷业的某些便于转移的部分转移到地方税的范围之外。那些需要在当地印刷的顾客要
付相当高的印刷费；排字工人也开始外流，直到所剩下的人在当地就业只能维持以前的
工资水平而后止；有些印刷机构转向别的工业部门。对不动产所征收的一般地方税在某
些方面却循着不同的途径。逃税力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对印刷业征收地方税那
样。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大部分地方税用于直接增进当地居民和工人的福利
上，否则他们也许会离开。这里我们需要两个术语。无偿税是对给纳税人不提供补偿利
益的税。某市政府借款从事一种企业，这种企业失败了，只得半途而废，而用于支付这
笔借款利息的税，就是无偿税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主要的向富人征收的济贫税也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无偿税有驱逐纳税人的趋势。
    反之，有偿税是花用在照明、排水及其他用途方面的税，以便给纳税人提供生活上
的某些便利和福利，而这些便利和福利除由当地政府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更便宜地提供的。
这种税，如管理得当，可以使纳税人受到实惠；它的增加可以吸引居民和工业，而不是
驱逐它们。当然，某税对居民中的一个阶级可以是无偿的，而对另一个阶级却是有偿的。
用在举办完善的初级和高级小学上的高税率，可以吸引技工户，而排斥富户。“偏重于
全国性的服务”，“一般是无偿的”，而“偏重于地方性的服务一般给予纳税人的直接
利益和特殊利益是和他们的负担或多或少相称的。”
    但是，“纳税人”一词，就不同种类的地方支出而必须加以不同的解释。用于清洗
街道的税，对住户来说是有偿的，而用于永久改良物的那些税，当然只给他提供部分收
益，而大部分收益终归地主所有。
    住户把向他征收的税一般看作是构成他的租金总额的一部分；但是，他也考虑那些
由于地方有偿税的支出而得到的生活福利，这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有
选择租金和无偿税总额较低地区的趋势。可是，要估计这种考虑实际支配迁移的程度，
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它受消息不灵通和漠不关心的阻挠也许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小些，但
它受各人具体要求的阻挠却很大。得文郡的低税率不会把喜欢伦敦生活的人吸引到那里；
某些工业家阶级关于他们定居在那里，实际上很少有选择的余地。除开人事和商业关系
不说，住户还受到迁移上的辛劳和费用的阻挠。如果这种辛劳和费用相当于二年的租金，
除非他所获得的利益是按10％的比率计算三十年，则他势必因迁移而受到损失。但是，
当某人因为某种理由移居时，他对适合他住的各个地区的现在税率和未来税率多半予以
充分的考虑。
    劳动阶级的流动性在某些方面大于中产阶级；但是，如果税率很重，有时会对租户
方面发生阻力，并使这种新的负担延期转嫁给他。工业家受他的工人住宅税的影响，往
往和受他自己的住宅税的影响是相同的。虽然高税率也许是使某些工业家离开大城市的
原因之一，但是，如运用得经济，它们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
种税的大部分新支出，如运用得当，从工人的观点（如果不从工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
会大大增进当地的福利，或减少当地的不便。此外，虽然相权之下有倾向表明，租户慎
重地考虑地方税的现在及其未来，但是，他们不能预测得很远，甚至很少作这样的预测。
    对租税征收范围的分析，必须当作是指一般的趋势，而不是指实际事实。使这些趋
势不能加以预料的原因，类似使数学推理不能用来计算在逆浪中摇摆前进的某船甲板上
的球的轨道那些原因。如果该船只向一面倾斜，则球的运动可以计算。但是，在任何一
种趋势有时间产生许多结果以前，它必将停止，而继起的趋势不能加以预测。正如同这
样，虽然经济学家差不多在一世纪以前一度解决了租税转嫁的一般趋势；但是，各地无
偿税的相对压力往往变化的如此迅速，以致一种趋势在它被那些不能逆料的变化阻止，
甚或反转以前，即告中断。

    第二节　地产的“建筑价值”和它的地基价值加起来就构成它的全部价值，如果
建筑物和该地基相称的话，否则另当别论。

    我们已经知道，某建筑商对任何地基所愿支付的地租，是由他对那块地基对建筑物
所增加的价值的估计来决定的。在承租以前，他的资本和他因建筑而借的资本是“流动”
资本，并表现为货币；他投资的预期收入也表现为货币。他一方列出他的建筑费用，另
一方列出建筑物同地基的租值和他即将支付的地租的差额，他计算这一差额九十九年租
期的折现值（也许是主观上的大致估计，而不是明确的数学计算）。最后，如果他看见
有相当的利润可图，他的企业眼前又没有较好的机会，他就租了那块地基。
    他竭力设法使该地基和在它上面所建筑的房子（或其他建筑物）
    将永久彼此相称；如他能做到这点，则该地产在将来任何时期的租等于它的年地基
价值与年建筑价值之和。他期待这笔款项对他的支出提供充分利润，其中酌加对一种相
当冒险的事业的保险费。租中的第二部分歧通叫做（年）建筑价值或房子的建筑租，虽
然这种叫法也许不十分确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的购买力可能发生变动；该地基适合建筑的那种房子的等级
多半会有所改变；建筑技术也势必有所进步。因此，该地产后来的年价值总额包括它的
年地基价值同建筑一所和当时已有的房子提供同样便利的房子的成本的利润。但是，所
有这一切都服从房子的一般性质始终和它的地基相称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不相称，
就不能精确说明总价值，地基价值和建筑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假使为了充分发挥该
地基的潜力而需要建筑一个货栈或一所性质完全不同的房子，则该地产的总价值也许小
于它的地基价值，因为不拆除旧房而建筑新房，就不能提高地基价值。而原房上的旧材
料的价值也许比拆除它们的成本要小些，其中酌加因此而遭受的时间上的耽误和损失。

    第三节　向地基价值征收的无偿税主要由地基所有者负担；或如事先不知道，则
由承租人负担。

    在其他方面同样相宜的两所房子中，住户将对位置较好的那所房子支付一笔等于它
的特殊利益的年金；他不管这笔款项中哪部分充作租，那部分充作税。因此，地基价值
的无偿税有从地主或承租人所收的租金中减去的趋势。从而这租税，如能加以逆料，将
从建筑商（或任何别的人）对建筑权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有偿的地方税在长期内是
由住户支付的，但对他不是真正的负担。“在长期内”这个条件很重要。例如，城市改
良，在未来几年中将阻塞交通，而不能收到实效，由于这种改良的偿债基金和利息而征
收的税，将对住户是无偿的，如果他纳税的话。就公道而论，这种税应该从他的租中扣
除；因为当改良完毕，特别是当债务付清，从而该税取消的时候，地产所有者将获得因
改良而向最初住户所征收的无偿税的利益。

    第四节　但是，对建筑价值征收的无偿税（全国一致）主要由住户负担。特别重
的地方无偿税，即使根据建筑价值征收，亦大部分为所有者（或承租人）所支付。

    对建筑价值所征收的税却处于不同的地位。如果该税遍及全国，则它们不能改变有
利地基的差异优势；从而，不能或至少不能直接使建筑商或其他别的人对好地基不愿支
付高额地租；如果税很重，以致大大缩小建筑用地的面积，则它们将的确减低一切建筑
用地的价值，而特殊的地基价值随着其他地基价值的下降而下降。但是，它们在这方面
的影响是很小的，因此认为建筑价值的等一税不由地主负担的这种看法不会有很大的错
误。倘建筑商预料到这种税，他可以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计划。他力求建造这样一种
用费的房子，它能按给他提供正常利润的租金租给住户；而让租户纳税。他当然可能算
错。但在长期内建筑商作为一个阶级，和所有其他的商人一样，差不多是不会算错的。
在长期内，建筑价值税落在住户身上，或最后由他的顾主负担，如果他把那所房子充作
营业之用，而他的竞争对手也纳相同的税的话。
    但就对建筑价值征收特别高的无偿地方税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里出现了不动
产国税和地方税的主要区别。这种税的有偿支出对生活福利的增进大于它的成本等价，
当然不能驱逐住户。其中征自建筑价值的部分由他支付，但对他不是一种真正的负担，
如我们在地基价值的有偿税的场合所见的那样。
    但是，建筑价值税超过其他地区的那个无偿部分，主要不是由住户负担。任何额外
负担会使他们移出它的范围之外，所迁移的人数足以减少对该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需
求，直到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由承租人或地主负担而后止。因此，建筑商如能逆料将来，
势必从他们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和各种地基价值税。
    但其中这种扣除很大的那些场合，是不很多的，也是不重要的。因为无偿税的长期
不等虽然很大，却比普通所想像的要小些，其中许多是由于不易逆料的事件造成的，如
某些地方官的失职。的确有一个显著的也许是永久的原因，预示其兆，即富户有从热闹
区迁往空旷而时髦的郊区的趋势，从而，使劳动阶级在对穷人的国税中担负了一个不适
当的份额。但是，不等这种弊窦十分显著，人们就会通过立法扩大税区或用其他方法把
穷人区和富人区置于同一预算之下。
    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忘记，建筑价值的额外无偿税，在征收该税的地区中虽有降低地
基租和租期更新时的地租的趋势，但对全体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严重，
因为建筑业的大部分经营受到这种税的节制以后，不是被破坏了，而是被导向别的地区，
并加剧那里对新建筑权的竞争。

    第五节　原有税捐如向住户征收，其负担之分配很少受其影响，但无偿税的急剧
增加在目前征课制度下对住户特别是店主是一种严重的负担。

    向住户而不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旧税，对它的征收范围的影响极小，虽然地基价值税
和建筑价值税的比例对它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在最初几年中，无偿税增额的征收范
围却很受征收方式的影响。住户所负担的加额，比部分税征自土地所有者或从他的租中
扣除一部分税的条件下要多些。这只适用于正在发展的那些周围地区。在人口减退，建
筑停顿的地方，无偿税有由土地所有者负担的趋势。但在这些地方，经济阻力一般是很
大的。
    似乎很可能，无偿税对建筑投机商和其他中间人的企业的总负担不是很大的；他们
自以为苦的许多税，实际上使他们发了横财。但是，税的变化使建筑业所冒的那些巨大
风险略有增加，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对这些风险所付的代价超过它们的实际等价。所
有这一切都指明那些由于急剧增税而来的严重弊端，特别是那些房屋的增税，它们应担
的税值相对于住户的纯收入而言是较高的。
    商人，尤譬如果他是一个店主，总之，如果他所经营的商品不易从远方得到，往往
能把他所负担的税部分地转嫁给他的顾主。但是，店主的税和他的收入相比是很大的；
其中有些开支，从富有的居民来看是有偿的，但在他看来却是无偿的。他的工作属于那
样一种类型，其中经济进步提高供给多，而提高需求少。不久以前，他的报酬是牺牲社
会而人为地提高的。但现在它正在降到较低的，也许是更加合理的水平，而他不轻易承
认现实。他恋恋不忘那种因急剧增税而使他遭受的真正不平；并把那些实际上由于较深
刻的原因造成的对他的某些压力归咎于这种不平。他的不平感因他总不能和他的地主以
相当公平的条件议价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敏锐。因为除开固定设备的成本和一般的乔迁
费用不谈，即使他迁到就近同样适宜的处所，他也会损失大部分顾客。但决不能忘记，
店主有时的确会迁移，他警惕着，并充分考虑到税；从而，几年以后，他把无偿税的负
担转嫁给土地所有者和顾主，甚至比任何阶级中的人还要更加彻底（旅馆主，公寓主在
这里和店主相同）。

    第六节　根据其资本价值向空建筑地基征税和建筑价值税部分地转移给地基价值，
一般说来是有益的，如果它们逐步进行并伴之以关于建筑物高度与其前后应留空地的严
格规定。　靠近一个新兴城市仍然当作农田使用的土地，所提供的纯租也许极少，但可
能是一个有价值的地产。因为它的未来地租已经包括在它的资本价值当中。此外，该地
的占有除开收取货币地租外还多半能提供一种满足上的收入。在这种场合，即使按它的
全部租值课税，也很容易课得少了；因此，就产生了是否应该按它的资本价值的百分之
几而不按地租的百分之几课税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方针会加速建筑的进行，从而，有使建筑物市场阻塞的趋势。
    因此，房租趋于下降，而建筑商也许不能租用高地租的建筑地基。这种变动因此也
许会把现在归于那种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公有价值”转移给一般的人，而这种土地是
已经盖了房的，或多半要盖房的。除非城市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作出城市应当发展的规
划，那就会造成建筑多而质量差的局面；这是一种错误，后代的人也许为它付出损失美
观甚或健康的巨大代价。
    这种计划所根据的原则是有广泛运用的余地的。我们可以谈一谈近来曾引人注意的
一个极端性建议，大意是在将来应该主要甚或全部对地基价值课税，而很少或不问建筑
物的价值。它的直接结果是牺牲其他地产而提高某些地产的价值。特别是它使重税区中
高大豪华的建筑物的价值提高得甚至比低税区还要厉害。因为它可以减轻较大的负担。
但是它使重税区中大地基上低矮而陈旧不堪的那些建筑物的价值有所降低。不久之后，
一块地基上的建筑量，在建筑章程的范围内，一般地会和它在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
而不像现在那样，部分地和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部分地和税成反比例。这就会增
大集中程度并有提高有利地区中总地基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会使这种税的总支出也有所
增加，因为这种支出由地基价值负担，所以纯地基价值可能很低。总起来看，人口集中
是否增加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大量的建筑也许在郊区进行，那里空地不再逃脱重税。许
多都取决于建筑章程：集中程度可能因高大建筑物的前后都应有很大空地这一严格章程
而大大减少。

    第七节　再论农业税。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农业中佃户和地主的一般共事关系。农村中的竞争不如城市中的
起作用。但另一方面，地主对农场基本建设的投资是有伸缩性的，往往由于环境的压迫
而有所改变。这种调节模糊了农业税的归宿，如旋风掠过房的时候，往往使雪花飞扬，
它压抑而不是消灭地心引力的趋势一样。因此，就产生了如下的一般说法，即如果对农
场的竞争激烈，则农场主将支付他和地主所应负担的农业税部分，如果地主有理由害怕
农场脱不了手，则他将付全部农业税。
    但是农村居民所负担的无偿税也许比普通所想像的要少些。他们因公安的改善和通
行税的废除而获得了利益，并且越来越享有附近城市的税所换来的种种利益，而这些税
他们并没有出一臂之力，且一般比他们自己的税要高得多。倘税在眼前是有偿的，虽然
住户纳税，则该税对他也不是一种纯负担。但农业税占农场主纯收入的一个很大比例部
分；在无偿的农业税急剧增加的那些稀有场合，他的负担往往过重。如已经指出的，在
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无偿税比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般无偿税对当地地主和农场主的压迫似更
加严重。

    第八节　一些实际建议。土地供给的永久局限性以及集体行动对其现在价值的巨
大贡献，为了征税目的，有必要把它列入单独项目。

    本书主要从事于科学研究，但对那些有经济研究旨趣的实际问题也不无涉猎。在这
里关于租税政策的某些讨论似乎是相宜的，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早开发国家中
的土地在许多方面和其他财富形式相同，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区别；在最近的某些争
论性文献中，有把不同点降至次要地位，而把相同点提到首要地位的趋势。如果只有那
些相同点对迫切的实际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末，适当地偏重这一方面也许是明智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因此似乎有必要来考虑财务行政方面的某些重大问题，其中那些其他
财富形式大多没有而土地所有的特点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首先必须谈一谈公平原则。
    如因某特定用途而征收一种特别税，同时在这种场合政府当局又不干涉现存的所有
制（例如，像建立土地排水系统时），则对地产收益户可以适当地按“股份原则”征税，
根据这一原则，受益多者多出，受益少者少出。每一种这样的税，公平与否，必须分别
加以判断。相反的，一切无偿税，公平与否，必须从总体上加以判断。差不多每一种无
偿税，就其本身而言，都对某阶级或其他阶级加以不当之压迫但是这并不重要，倘各种
税的不均为其他税的不均所抵销，且各部分的差异同时发生。如果这个困难条件得到满
足，则租税制度可以说是公平的，虽然只就其中任何一部分来看却有欠公平。
    其次，一致认为租税制度应当根据人民的收入或最好是根据他们的支出划分适当的
等级而加以调节。因为一个人所储蓄的那部分收入在用完以前，又有助于国库的充实。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我们的现行租税制度（一般的和地方的）加于房屋的负担很重这一
事实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房屋大支出也大。一般支出税，特别是等级支出税，对征
税人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此外，它们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所出的费用比给国库带来
的收入要大得多。而房屋税则简便易行，征收费用低廉，不易脱漏，且易于划分等级。
    第三，不过这个论点，不适用于住宅以外的其他建筑物。由于这种原因，对店铺、
货栈和工厂等比对房屋课以较低的税，也许是公平的，无论如何，就新税而论，应该如
此。旧税业已从营业所占用人那里转嫁出去，一部分转嫁给他们的房东，一部分转嫁给
他们的顾客。转嫁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如果对城区商人阶级从新税的每一便士中
一次征收一法寻，其余三法寻的一部或全部以后逐年再按很小的百分比加以征收，则他
们不会感受很大的痛苦。如果市政府的经费增加得很快，则这种方法也许是必要的。
    上述种种考虑使我们不得不重申这样一种看法，即不论在早开发的国家或新兴的国
家里，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在进行土地立法比在进行其他财富形式的立法时，对后代将
感到有更大的责任；从经济和伦理的观点来看，土地总必须处处被划作一个独立自在之
物。如果国家最初就把真正地租保留在自己手中，则工业的元气和积累未必受到损害，
虽然在少数场合下向新开发国家移民略有耽搁。而对来自人为产业的那些收入却决不能
这样说。但在讨论土地公有价值是否公平时，有关的公共利害关系是如此之大，以致使
我们特别有必要牢记的是，国家忽然把其私有权曾为它所认可的那些地产的收入攫为己
有，就会破坏安全和动摇社会的基础。轻率而极端的措施是不公平的。部分地由于这种
原因（而不是完全由于这种原因），这些措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愚蠢的。
    警惕是必要的。但地基价值很高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集中，而这种集中有使新鲜空
气、阳光和活动场所发生严重不足的危险，以致毁坏青年一代的体力和幸福。从而，巨
大的私人利益不仅是由那些社会性质（而不是个人性质的）的原因造成的，而且是以牺
牲一种主要的公共财富形式为其代价的。取得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场所是需要巨额经
费的。而这些经费由以开支的最适当的来源似乎是土地私有的那些极端权利，而这些权
利从代表国家的国王是唯一土地所有者的时候起就几乎不知不觉地形成了。私人只是土
地持有者，有义务为公众的福利服务。他们没有用拥挤不堪的建筑来损害那种福利的合
法权利。

    第九节　续前。

    因此，似乎可以提出以下的几点实际建议：关于旧税，骤然改变纳税人似乎是要不
得的。但是新税，在可能便利的条件下，应该向它的最后负担者加以征收；除非像表甲
下的所得税那样，向租户征这种税时，说明它将从他的租金中加以扣除。
    这样做的理由是，对土地的公有价值或地基价值所课的旧税几乎全部都已经为所有
者（包括承租人在内，就这些税而言，它们虽然是旧税，但他们在订租约时却没有事先
料到）所负担；其余部分差不多完全由租户或他们的顾客所负担。这种结果不会因让租
户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一部甚或全部他所负担的税而受到很大的干扰，虽然这样一种法律
有把所有者的一部分产业转让给承租人的危险，他们订立租约时就料到要缴纳那些旧税。
另一方面，分担新税（亦即增加的税）的规定有很大的优点：不论农场、铺面或住宅的
租户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二分之一的新税；他的直接地主（或房东）再从他对他上级地主
（或房东）的支付中按比例加以扣除；余此类推。此外，各种营业所的新的地方税，如
上面所说，最初不能征收全额，以后逐年增加。通过这些规定，农场主、店东和其他商
人就不会有那种偶然不公的待遇，和对这种不公的经常顾虑，而这种不公现在是和突然
地不适当地增加特殊阶级的公共负担相联系的。
    关于地基价值，不妨这样规定：一切土地（不论在技术上是否属于城市土地），在
不计算建筑物而每亩可按不太高的价格，（比方说）二百镑出售时，就应被视作具有特
殊的地基价值。对它的资本价值课以一般的地基税，此外，并课以“新鲜空气税”，以
便由当地政府集中使用于上述口的上。这种“新鲜空气税”对所有者不会是一种很重的
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会以所余建筑地基的价值增加的形式还给他们。
    事实上，像首都公园协会这些私人团体的支出，和大部分为市政建设而征收的建筑
价值税，其实是对那些已经幸运的所有者的一种无代价的财富。
    城乡地区都一样，除原来的土地税外，取得其余的必要基金的最好办法也许是不动
产税，再辅以地方当局所征收的一些地方捐。住宅税可以禁用，除非要用它来征集像养
老金那种新的巨额经费，主要的税率可以像现在的住宅税所划分的等级；不过对一般的
住宅要低些，而对很大的住宅要高些。因为在一个人对租税的征收和使用有权投票表决
的情形下，他完全不负担租税是不妥当的。但是以等于他的税款的这些利益（如增进身
心健康与精力，和不趋向于政治腐败）来报酬他或他的子女倒是妥当的，合理的。

舒晴曼妙

附录八　关于报酬递加的静态　假设的运用的局限性第一节　严格的供给表的假设会导致多重均衡（稳定和不稳定的）位置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假设，就报酬遞加来说，与现实相距是如此之远，以致它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
加以尝试性的运用。因此，在使用正常供给价格一词时，须加小心。

    我们已经暗示了那些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均衡理论所遭遇的困难。这些暗示
现在需要加以进一步的发挥。
    关键就在于，“生产边际”一词，在长期内就生产成本随着产量逐渐增加而减少的
那些商起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而报酬递增的趋势在短期内一般是不存在的；因此，当
我们讨论遵守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商品的价值的特殊条件时，“边际”一词应该避而不
用。就需求上的短暂变动而论，它当然可以用于这些商品，像用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
因为适应这些变动的那些商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而不是报酬递增规
律。但是，在报酬递增趋势起有效作用的那些问题中，是不能给边际产品下明确的定义
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选择较大的单位，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代表性”企业而
不是某个别企业的情况。尤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无须把单个商品
如一支来福枪或一码布的成本从中分出来。的确，如某工业部门几乎全部操于少数大企
业的手中，则其中没有一个企业堪称为“代表性”企业。如果这些企业融合而成一个托
拉斯，甚或彼此密切地联合起来，则“正常生产费”一词就没有精确的意义。如在下一
本书中将充分论证的那样，表面上它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垄断；而它的进程必须根据第五
篇第十四章中的原则加以分析；虽然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表明，即使在这种场
合下，竞争仍有大得多的作用，“正常”一词的使用不如原来似乎可能的那样不相宜。

    第二节　续前。

    我们再回到这个例子上，即因时髦运动而造成对无液气压表需求的增加，不久之后，
它导致组织的改善，并使供给价格降低。当最后时髦力量消失时，气压表的需求又只建
立在它们的实际效用的基础上；这个价格可能大于或小于相应生产规模的正常需求价格。
在前一场合，资本和劳动对该业抱有戒心，在那些已经成立的企业中，有的也许继续营
业，虽然所得纯利比它们所希望的要少些；而有的却渐渐转入某些比较兴盛的相近的生
产部门。由于旧厂衰落，新厂起而代替者寥寥无几，生产规模也有所缩减；旧有的均衡
位置也许显得相当稳定，而不易破坏。
    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另一种场合，在这种场合下，已增产量的长期供给价格下降
得如此厉害，以致需求价格仍居于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展望着从事该业的
某厂的寿命，考虑它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折算它的未来支出和未来收入，最后也许断定
收入大大超过支出。资本和劳动迅速流入该业；而在需求价格的下降和长期供给价格的
下降相等，并发现稳定的均衡位置以前，生产也许增加了十倍。
    因为虽然在第三章说明供给和需求围绕一个均衡位置摆动中，的确像普通所暗示的
那样，我们暗示了在一个市场内只能有一个稳定的均衡位置，但实际上在某些可以想像
的、虽然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真正供求均衡位置，其中任何一
个均衡位置和该市场的一般情况同样是一致的，其中任何一个均衡位置一经确立，直到
某种大的干扰出现，将会是稳定的。

    第三节　续前。

    但是，必须承认，这个理论是和现实生活脱节的，只要它所假定的是，如果某商品
的正常生产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格又回到它们在该产
量上的原来位置。
    不论某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规律，价格下降只能使消费逐渐增
加。此外，某商品价格低时一旦形成使用它的那种习惯，当它的价格复涨时，是不能很
快放弃的。因此，如果在供给逐渐增加之后，它的某些来源阻塞，或任何其他原因出现，
从而使该商品稀少，则许多消费者将不愿放弃旧习。例如，美国战争时期棉花的价格很
高，如果以前的低价格没有使棉花共同用来满足那些由于低价格所产生的需要，则它的
价格也许不会那样高的。因此，对某商品生产的前进运动有效的需求价格表，很少适用
于它的倒退运动，但一般将需要加以提高。
    此外，供给价格表也许颇能代表供给正在增加时所出现的商品供给价格的实际下降；
但是，如果需求减少，或如果由于任何其他原因供给必须减少，则供给价格不会沿着原
道后退，而会采取较低的路径。
    对前进运动有效的供给价格表，不适用于后退运动，而必须以较低的供给价格表来
代替。不论商品生产所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增规律，这都是真的。但在报酬
递增的场合下，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生产遵守这一规律的事实，证明它的增加导
致组织上的大加改善。
    因为当任何偶然的干扰使某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大规模经济的
引用时，这些经济是不易丧失的。机械工具，劳动分工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各种组
织上的改进，一旦被利用之后，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资本和劳动一旦从事于某特定工业
部门，如果对它们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减我们从左向右所得出的第一个交点，可以是稳
定均衡点，也可以是不稳定均衡点。如系不稳定均衡点，则这就表明所述商品的小规模
生产将对生产者无利可图；因此，除非一时的事件暂时引起了该商品的迫切需求，或暂
时降低了它的生产费用，或一个大展宏图的厂准备运用大量资本来克服生产上的初期困
难，并按行将保证巨额销量的价格来生产这种商品，就决不会开始生产它的。
    少，则它们的确可以贬值，但它们不能迅速转向其他职业；它们的竞争在短时间内
将使已减少的需求不能提高商品的价格。
    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即使有关的商人能确定市场的全部实情，两个稳定均衡位置
同时并存，作为可能更替的场合是不多的。但是，当某工业部门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即
如果生产规模有某种巨大的增加，则供给价格迅速下降，那末，使该商品需求由以增加
的那种短暂的干扰，可能使稳定均衡价格大大下降；此后，生产一个数量上比以前多得
多的商品按比以前低得多的价格出售。如果我们把供求价格表向前推得很远，发现它们
十分接近的话，这总是可能的。因为如果那些激增产量的供给价格略居于相应的需求价
格之上，需求的适度增加，或稍微新的发明，或其他使生产低廉的方法，就可以使供求
价格相遇，造成新的均衡。这种变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从一个稳定均衡位置移向另一个均
衡位置，但和后者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除正常需求或正常供给的情况有了某些变
动时，它是不能出现的。
    上述种种结果之难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分析方法，由于我们
科学机器的逐渐改进，日后它的减少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我们能把正常需求价格和正常供给价格表现为正常生产量和该产量成为正常产
量的时间的函数，我们就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第四节　续前。

    其次，让我们重申平均价值和正常价值之间的区别。在静态中，因为各生产工具所
得的收入可事先加以准确的预计，所以，它是使该工具出现所需要的劳作与牺牲的正常
尺度。
    边际费用乘商品的单位数量，或把商品各部分的实际生产费相加起来，再加生产上
的差异优势所得的全部地租，就求出生产费用总额。
    生产费用总额既由这种种方法所决定，则平均费用等于生产费用总额除以商品数量；
结果就是长期或短期的正常供给价格。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平均”生产费一词有些令人不解，因为制造某商品的大多
数生产工具（物资的和人力的）很早就存在了的。因此，它们的价值多半不恰是生产者
原来所期望的价值。它们的价值有的较大，有的较小。它们现在所赚取的收入，是由它
们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是这些收入的资本还原。因此，当我们作
正常供给价格表时，它和正常需求价格表连接起来就是决定正常价值的均衡位置，如认
为这些生产工具的价值已定，我们就不能不陷入循环论。
    这种警戒，就有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工业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可用静态中也只是
在静态中可能的那些供求关系的图解加以强调。在那里，各种特定的东西在一般成本中
都负担它应有的份额；生产者除按总成本（其中包括建立典型厂的商业往来和外部组织
的酬劳）的价格也许不值得接受某特定订货的。这个图解没有积极的价值，它仅仅防止
在抽象推理中可能犯的错误。

舒晴曼妙

附录九　李嘉图的价值论

第一节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虽含糊不清，然比杰文斯和一些其他批评家，更能预
见到近代关于成本、效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学说。

    当李嘉图给一般听众发表演说时，他大量援引他关于生活事实的丰富尽详的材料，
用来“说明，和证明他的论点或论点的命题”。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
“讨论同样的问题，却偏偏不涉及他周围的现实世界”。1820年5月（同年，马尔萨斯出
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给马尔萨斯的信中说：“我想，我们的分歧，在某些
方面可能是由于你认为我的书比我所命意的更实际一些。我的目的是要阐明原理，为了
要做到这一点，我设想出一些有力的实例，以便使我可以表明那些原理的运用。”他的
书并不自命是有系统性的。劝他出版这本书是费了很大的劲的；如果著书时他心目中有
读者的话，那主要是他所交往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因此，他故意省略了他的论证完全
合乎逻辑所必要的许多东西，只要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是自明的东西的话。此外，如
他在次年十月告诉马尔萨斯的那样，他“只是一个不擅长文字的人”。他叙述的杂乱同
他的思想的深邃相映成趣；他用词牵强附会，而不加解释，同时也不固守其虚构的意义；
而且他总是从一个假设转向另一个假设，而不加以说明。

    因此，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他，我们就必须宽宏地解释他，也许比他自己解释亚
当·斯密还要宽宏些。当他的文辞含混不清时，我们必须用他著作中其他段落所指示的
意义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抱着确定他的本意的态度行事，则他的学说虽远不完善，却可
以从人们通常归咎于它的许多错误中摆脱出来。

    例如（《原理》，第一章，第一节），他认为效用虽不是衡量（正常）价值的尺度，
但对它是“绝对必要的”；而“数量极有限的”东西的价值，“是随着那些想要占有它
们的人的财富和愿望而改变的”。在别处（同书第四章）他坚持，市场价格的变动是一
方面由可供出售的商品数量和另方面由“人类的欲望和愿望”来决定的。

    此外，在关于《价值和财富》的区别所作的一个深刻而远不完全的讨论中，他似乎
在探索着边际效用和总效用之间的区别。因为他把财富理解成总效用，他似乎总是要叙
述说，价值相当于刚刚值得买主去购买的那一部分商品所产生的财富增加量；当供给由
于偶然事件而暂时减少，或由于生产成本增加而长期减少时，由价值衡量的财富的边际
增加额便会增加，同时，从这种商品所产生的财富总体亦即效用总额却会减少。在全部
分析中，他力图说，供给一受任何抑制，边际效用就会增加，而总效用却会减少，虽然
（因不知道微分学的简明术语）他没有找到精确表达它的用语。

    第二节　续前。

    但是，在他不以为他对效用这一问题有很多重要可说的东西的同时，他相信人们对
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而关于这个问题的错误见解在实际租税和财
政问题中极易使国家误入歧途；因此，他特别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但在这里，他也
走了捷径。
    因为虽然他知道商品依遵守报酬递减、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增规律而分成三类，但是，
他认为在适用于一切商品的价值理论中最好不管这种区别。任取一商品，在二规律之中
它可能遵守报酬递减规律，也同样可能遵守报酬递增规律；因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暂
时假定所有商品都遵守报酬不变规律。在这方面也许他是对的，但他没有明白表述自己
的意图却是一种错误。
    在《原理》的第一章第一节　中，他认为“在社会的初期，当时几乎很少使用任何
资本，任何一个人的劳动和任何其他人的劳动几乎具有相等的价格，一般说来，的确，
“商品的价值或它将交换的商品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这就是
说，如果两个东西是由十二个人和四个人一年的劳动生产的，且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等
级，则前者的正常价值等于后者的正常价值的三倍。因为如果对一个场合下所投的资本
加10％的利润，则对另一个场合下所投的资本也必须加10％的利润（如果w代表此类工人
每人一年的工资，则生产成本＝4W110/100和12w110/100。二者的比率为4∶12或1∶3）。
    但是，他继续指出，在文明的晚期，是不宜于作这样的假设的，价值和生产成本的
关系比他由以开始时的关系更加复杂；而他的下一个步骤便是在第二节　中加入“性质
不同的劳动，报酬也不同”这样的考虑。如果宝石匠的工资为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二倍，
则前者一小时的劳动必须算作后者二小时的劳动。他们的相对工资倘有改变，则他们所
生产的东西的相对价值当然也有相应的改变。但是，他不像当代经济学家那样去分析使
（比方说）宝石匠的工资较之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代代改变的那些原因，而他反以说明这
种差别不能很大为满足。
    其次在第三节　中他认为，在计算商品的生产成本时，不仅要计算直接生产商品的
劳动，而且还要计算用在辅助劳动的器械、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在这里，必须纳入
时间因素，而这种因素是他开头力求避免的。
    因此，在第四节　中，他更充分地讨论了对“一组商品”（他有时用这种简单的方
法来避免直接成本与总成本的区分上的困难）的价值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特别是
他计及运用一次消耗完毕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同结果，又计及用在制造生产商品
的机器上的劳动时间。如果时间很长，商品的生产成本将较大，并“具有较大的价值，
以便补偿商品运入市场以前所必须经过的一段较长的时间”。
    最后，在第五节　中，他总结了投资的时间不等（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对相对价
值的影响；正确地指出，如果工资一同涨落，则这种涨落对各种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将
不产生永久的影响。但是，他认为如果利润率下降了，则它将降低那些商品的相对价值，
这些商品的生产在它们能运至市场以前需要资本作长时间的投资。因为如果在一个场合
平均投资是一年，并且需要在工资总额上加10％的利润，而在另一个场合，平均投资是
二年，需要增加20％的利润；那末，利润下降五分之一，在后一场合附加利润将从二十
减少至十六，在前一场合将从十减少至八（如果它们的直接劳动成本相等，则利润变动
以前它们价值的比率为120/110或1．09；而利润变动以后为116/108或1．074；下降2％
左右）。他的论证显然只是临时的；在以后几章中，除了投资的期限，他还考虑到使不
同工业部门中利润不等的其他原因。但是，很难设想，还会比他在第一章中对劳动和时
间或等待是生产成本的要素这一事实更加强调。而遗憾的是，他喜欢用简短的词句，并
且他认为读者总会给自己补充他曾暗示的那些解释。
    的确在他的第一章第六节　的尾注中，他曾说过，“马尔萨斯先生似乎认为我的理
论中一物的成本和价值相同；如果他所指的成本是包括利润的‘生产成本’，则他的看
法就是对的。
    但在上节中，他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因此，他显然不理解我的学说”。但洛贝尔图
斯和马克思都认为李嘉图主张，物的自然价值只是由消耗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构成的；甚
至那些极力反对这两个学者的结论的德国经济学家也往往认为他们对李嘉图作了正确的
解释，他们的结论是李嘉图结论的逻辑结果。
    这点和其他类似的事实表明，李嘉图的沉默引起了误解。
    如果他反复申述：两种商品的价值在长期内可以被看作是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
量成比例的，但只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说，在两种场合下所使用的劳动
具有相同的熟练程度，因此，也获得同样高的报酬；根据投资的期限，劳动佐以相应的
资本数量；利润率相等，则误解也许会少些。
    他没有清楚地说明，而在某些场合他也许没有充分地明白理解，在正常价值问题中
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制约着，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依次制约的。而他所犯的一个最大的
罪过就是力图用简短的语句来表述深奥的经济学说的恶习。

    第三节　续前。

    现代著作家中，像杰文斯那样具有接近李嘉图的奇才的独创性的人，是极少的。但
他对李嘉图和穆勒的判断似乎过苛，并把他们的学说似乎说成是比他们原来所主张的还
要狭隘些，科学性较小。他强调他们未曾充分讨论的价值的一个方面的愿望，在某种程
度上也许可以用他话来说明：“反复的思考和研究使我得到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这样一
个较新的见解”（《理论》，第一页）。这种说法较之李嘉图由于不慎的省略词句而往
往说价值取决于生产成本，其片面性则一，而其错误更大，因为李嘉图只把它看作整个
学说的一部分，其余部分他曾试图加以解释。
    杰文斯继续说：“我们只须仔细地寻出按照我们所持有的商品数量而定的效用增减
变化的自然规律，以便求得一个令人满意的交换理论，而供求的普通规律只是这种理论
的必然结果……人们往往认为劳动决定价值，然而劳动只是以间接方式，通过供给的增
加或减少去改变商品的效用的大小，来决定价值的。”如我们将在下面知道的，在这两
种表述中，李嘉图和穆勒从前以几乎相同的粗率而不确切的形式作了后一种表述，但是，
他们决不会接受前一种表述。因为他们把效用增减的自然规律看作是自明的，无须加以
详细的解释的。他们认为，如果生产成本对生产者拿来销售的数量没有影响，则它对交
换价值也不会有影响；他们的学说暗示看，凡适用于供给的，稍加适当的修正，也适用
于需求，如果商品的效用对买主取自市场的数量没有影响，则它对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不
会有影响。那末，让我们来检验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所表述的基
本论点的因果关系，然后再拿它同李嘉图和穆勒所持的论点加以比较。他说（第179页）：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供给决定限界效用，限界效用决定价值。”
    如果这种因果关系的序列真正存在，则删去中间环节而只说成本决定价值，也不会
有很大的损害。因为如果甲是乙之因，乙是丙之因，丙是丁之因，则甲必是丁之因。但
实际上这样的序列是不存在的。
    对他的理论的头一个责难是，“生产成本”和“供给”的意义含混，而这种含混是
杰文斯理应用他有而李嘉图没有的半数学用语的分析工具来避免的。其次较严重的责难
是针对着他的第三个命题。因为一个市场上的不同买主对一种东西所愿支付的价格不仅
仅决定于它对他们的限界效用，而决定于限界效用连同他们各自所拥有的购买力数量。
一种东西的交换价值在市场上到处都是相同的；但和它相适应的限界效用在任何二个部
分都是不相等的。杰文斯在说明决定交换价值的原因中。以“限界效用”代替“消费者
恰愿支付的价格”一语时（在本书中，该语简化成“边际需求价格”），他自认为摸着
交换价值的底蕴。例如，当描述（第二版，第105页）一个只有小麦的商业团体和另一个
只有牛肉的商业团体成交时，他用图代表“一个人”所得的“效用”（沿着一条线测量），
和所失的“效用”（沿着另一条线测量）。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一个商业团体并不
是一个人，它所割让的东西对它的所有成员都代表相等的购买力，而却代表着不同的效
用。的确，杰文斯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只有用一系列的解释才能使他的说明和现实生
活相一致，这种解释就是以“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来代替“效用”和“负效用”。
但是，一经这样的修正他的学说大都失去对旧学说的批判力了，如果二者都严格地按字
面意义解释，则旧的说法虽不完全确切，似乎比杰文斯和他的追随者曾力图用以代替的
理论要正确些。
    但是，对他基本理论的正式命题的最大责难是，它没有把供给价格、需求价格和产
量说成是彼此制约的（在一定的其他条件下），而说成是按顺序一个决定一个的。正如
同一个碗中有三个球，甲、乙、丙彼此相依，不说这三个球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彼此制
约，而他却说，甲决定乙，乙又决定丙。
    但是另一个人也许同样合理地可以说丙决定乙，乙又决定甲。
    我们可以用颠倒他的顺序而提出一个和他同样真实的因果关系序列来回答杰文斯吧：
    “效用决定必须供给的数量，必须供给的数量决定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决定价值。
    因为它决定使生产者照常生产所需要的供给价格。”
    让我们转过来再考察李嘉图的学说，这种学说虽然缺乏系统性并有许多可议之处，
但在原则上似乎是高明一些，同现实生活比较密切。他在上面所引的给马尔萨斯的信中
说，“当萨伊先生认为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效用成比例时，他对价值这一概念没有一个正
确的概念。如果只是买主调节商品的价值的话，他的看法就是正确的；那时，我们会料
到，所有的人都愿意按照他们对商品估价的比例，规定商品的价格；但是，从事实看来，
买主们在世界上对调节价格所起的作用最小；价格都是由卖主们的竞争来调节的；尽管
买主们对铁比对黄金也许真正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但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供给是由
生产成本来调节的……您说，需求与供给调节价值（原文如此）；我认为这等于什么都
没说。理由像我在这封信的开头所指出的：正是供给来调节价值，而供给本身又受比较
生产成本的制约。用货币计算的生产成本是指劳动和利润的价值”（参阅鲍纳博士所编
的《通信集》，第173—176页）。他又在第二封信中说，“我既不争辩需求对谷物的价
格的影响，也不争辩需求对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的影响，但是，供给紧跟在需求后面，
并且很快就握有调节价格之权，而在调节价格的时候，供给是为生产成本所决定的。”
    当杰文斯著书的时候，这些信还没有发表，但是，在李嘉图的《原理》中，也有类
似的见解。穆勒在讨论货币的价值（第三篇，第九章，第三节）时，也提到公认对一切
商品适用的供求规律，在货币的场合和在大多数其他东西的场合下一样，是受生产成本
规律的支配的，而不是把它置之一边的，因为生产成本如对供给没有影响，则对价值也
不会有影响。在总结他的价值理论时（第三篇，第十六章，第一节），他又说：“由此
看来，供给和需求似乎支配着各种场合下的价格变动和一切商品的永久价值，而这些商
品的供给除了由自由竞争是不能由其他媒介决定的。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商品
大抵是按能给各生产者阶级提供相等利益的价值和价格而相互交换和出售的；而这只有
在商品按各自的成本相互交换时才是可能的”。在第二页，提到具有连带生产成本的商
品时，他又说，“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生产成本，所以，我们必须诉诸存在于生产成本
以前的价值规律，更本质的是供求规律。”
    杰文斯（第215页）提到上一段的时候，谈到“穆勒思想中所存在的一个错误，即他
又回到一个先在的价值规律，亦即供求规律中，事实是在引用生产成本原理时，他始终
没有离开供求规律。生产成本只是支配供给的一个条件，从而，只是间接地影响价值。”
    虽然这个批评的最后一部分的措辞有可议之处，但它似乎含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如
果这个批评发表在穆勒活的时期，则他也许会接受它的；也许因不能表达他的原意而会
撤销“先在”一词。“生产成本原理”和“最后效用”原理无疑是支配一切的那个供求
规律的组成部分；每个原理都可以比作一把剪刀的一叶刃片。当一叶不动而裁剪是由另
一叶的移动实现时，我们可以粗率地说，进行裁剪的是第二叶；但这种说法不能作为正
式的表述，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辩护词。
    如果杰文斯没有养成一种习惯，谈论实际上只在需求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的那些关
系，仿佛李嘉图和穆勒认为在效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像古尔诺一样强调（数学
形式的运用可能使他这样做）供求与价值所保持的一般关系的基本对称，而这种对称是
和那些关系在细节上的显著差别共存的，则他对他们的攻击也许会小些。我们决不应该
忘记，在他著书的时候，人们对价值理论的需求一方却多所忽略，他因提醒人们注意它
并发展它而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思想家中，值得我们像对杰文斯那样热诚感激的极少。
但是这种感激决不应该使我们草率地接受他对他以前那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批评。
    为了回答而选择杰文斯的攻击似乎是作得对的。因为，尤其是在英国，这种攻击比
任何其他攻击更加引人注意。许多别的学者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也曾有过类似的攻击。
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麦克里奥先生，他在1870年前的著作中，先于其他现代批评家而在
形式和内容上对价值和成本的关系的古典理论提出了批评，而这些批评家有的是和杰文
斯同时的，如瓦拉斯和门格教授，有的却在杰文斯之后，如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教授。
    李嘉图对时间因素的疏忽，曾为他的批评家所效法，从而，成为二重误解的源泉。
因为他们企图借助于以价值的暂时改变或短期变动的原因为基础的论点来否认关于生产
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最后趋势或原因之原因的学说。无疑地当表述他们自己的见解
时，差不多他们所说的一切，按照他们所指的意义解释，都是对的。其中有些是新的，
而有好些在形式上却有所改进。但是，他们在建立和旧学说截然不同或和旧学说的发展、
引伸有所区别的崭新的价值理论方面，似乎是没有多大进展的。
    这里，仅就李嘉图的第一章中关于支配各种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因为它对后来思想的主要影响是在这个方面。但是，它原来和劳动价格作为尺度货币的
一般购买力的标准究竟相宜到什么程度的争论是有关的。在这方面，它的兴趣主要是历
史的。但是可以参阅霍兰德尔教授在1904年《经济学季刊》上所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论文。

舒晴曼妙

附录十　工资基金学说第一节　一世纪以前，资本的缺乏使经济学家过分强调资本的供给在工资决定方
面所起的作用。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民虽然很穷，欧洲各国人民则更穷。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很
稀少，因此，粮价低廉；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食不果腹，且不能自筹军饷。法国在
最初几次胜利后，靠勒索他国度日。而中欧各国如无英国的帮助，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军
队。就连年轻力壮而拥有国家资源的美国也并不富裕；她不能补助大陆上的军队。
    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寻求解释：并且认为主要是由于英国的积累资本，而以现在的标
准判断这种资本虽为数很少，但在当时，英国的积累资本比起任何别的国家来都多得多。
其他各国都很羡慕英国，想效仿英国；但是，它们力不从心，部分是由于别的原因，而
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它们的年收入都用于直接消费。在这些国家中，没有
大批的人，他们存有大量财富，无须立即消费，并把这些财富用于制造机器和能辅助劳
动的其他东西上，使劳动能够生产大量物资以供未来消费之用。由于到处（甚至包括英
国在内）缺乏资本，由于劳动日益依靠机器的辅助，由于卢梭信徒们的那一套傻话（他
们告诉工人阶级，如果他们完全没有资本，他们的生活会大大改善），使他们的说法具
有一种特殊的色调。
    因此，当时经济学家极端强调的是，首先，劳动需要资本维持即需要已经生产出来
的新衣服等等的给养；其次，劳动需要采取工厂、原料贮藏等形式的资本的辅助。当然，
工人也许会供给自己资本，但实际上他只有几件衣服和家具，也许还有自己的少数简单
工具。而在其他方面他都是依靠别人的储蓄的。劳动者领到的是现成的衣服，可食用的
面包，或用以购买这些的货币。资本家得到的是，毛纺成毛线，毛线织成毛布，或土地
的耕耘，而只有在少数场合下，才得到供直接使用的商品，供现穿的衣服，或供食用的
面包。诚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雇主和雇工之间一般的交易是，后者所得到的东西是
供直接使用的东西，而前者所得到的东西是有助于制造以后行将使用的东西。经济学家
们把这些事实表述成：一切劳动都需要资本的维持，不论这种资本属于自己或属于别人；
此外，当任何一个人受雇于人时，他的工资照例是从资本家的资本中预付给他的——所
谓预付，指的是不等到工人所从事制造的东西可供直接使用的时候。这些简单命题受到
很多批评，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所否认，只要他按照它们的原意来理解。
    不过，较老的经济学家继续说，工资数量是受资本数量的限制的。
    而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只不过是一种粗枝大叶的说法而已。它曾给人
这样一种想法：一个国家在比方说一年中所能支付的工资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如果
一群工人用罢工的威胁或其他方法而提高了工资，人们会告诉他们，其他工人群众因此
会受到损失，而损失的总额恰等于他们的工资增加额。说这种话的那些人也许想到一年
只收获一次的农产物。如果一次收获的小麦在次年收获以前势必吃光，如果本国不输入
小麦，那末的确，任何人食用的小麦份额如果增加，则其他人恰将减少同样的份额。但
是，这点并不能作为一国应付工资数量由该国资本所规定这一命题的口实，这个命题是
被称为“庸俗形式的工资基金理论”的一种学说。

    第二节　这种夸大可以从穆勒的《价值论》前的第二篇《工资论》中看出来；但
在第四篇《分配论》中，却不再有这种扩大。资本和劳动，以及生产和劳动之间相互关
系的部分对称。

    前面已经指出（第一篇，第四章，第7节），穆勒晚年在孔德和社会主义者及民心的
一般趋向的交错影响下，从事强调经济学中和机械因素相对立的人的因素。他欲使人注
意那些习俗和社会不断的变迁以及人性的不断改变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和孔德一致
认为从前的经济学家对人性之易变作了过低的估计。正是这种愿望推动他晚年从事于经
济研究工作，而这种工作和他写《关于未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文集》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也正是这个愿望诱引他把分配和交换区别开来，并主张分配规律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
度”，并随着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动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而往往变化不绝。从
而，他把分配规律和他认为建立在一成不变的自然基础上的生产规律，以及和他认为与
数学的普遍性十分相似的交换规律都对立起来。的确，他有时说，仿佛经济科学主要讨
论的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因此，似乎是暗指他把交换理论视作分配理论的一部分。但
实际上他把这两种理论区分开了；他在《原理》的第二篇和第四篇讨论《分配》，而在
第三篇讨论《交换的机器》（参考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第一章的第一节和
第十六章的第六节）。
    这样做的时候，他让经济学更合乎人情的那种热诚战胜他的判断，并且促使他工作
而没有完全的分析。因为他把主要的工资理论放在供求的说明以前，这样就使他失去满
意地讨论工资理论的一切机会；而事实上他竭力主张（《原理》第二篇第十一章，第一
节），“工资主要取决于人口和资本的比例”；甚或像他后来解释的，取决于“雇佣劳
动阶级的人数”和“由用来雇佣劳动的那部分流动资本构成的所谓工资基金总额的比例。”
    事实是，分配和交换的理论密切联系得略多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每个方
面都有机械准确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每个方面都有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因时因地
的不同而不同或行将不同的因素。如果穆勒认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他也许不会像他在
第二篇中那样力求用工资问题的提出来代替它的解决，而也许会把他在第二篇中的描述
和分析同第四篇中关于决定国民收入的因素的精湛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也许会大大
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当他的朋友桑顿跟在郎格、克利夫·莱斯里、杰文斯和其他学者之后，使他
相信他在第二篇中的措辞不当时，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夸大叙述了他自己的过去
错误和他不得不向他的敌人所作的让步。他说（《论文集》，第4卷，第46页），“没有
这样的自然规律，它生来就使工资不可能上涨到这一点，在这点，它不仅吞尽他（雇主）
企图用在营业上的基金，而且还吞尽他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所留下的全部私人用费。这
种上涨的真正限界是，对他有多大的损害或迫使他歇业的实际考虑，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工资基金限界。”他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是直接结果还是最后结果，指的是短期还是
长期，但不论在哪种场合下，这种说法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
    就长时起来说，限界定得太高，工资不能长期上涨得几乎吞尽像这里所指的那样多
的国民收入。就短时起来说，限界又定得不够高：因为当危急之际一次组织得很好的罢
工在短时间内可以向雇主强索一种超过支付该时期原料以后的全部产值，从而，使他在
当时的毛利成为负数。的确，不论较旧或较新形式的工资理论都和劳动市场上的任何特
定斗争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是，工资理论对劳资关
系的一般政策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表明那些政策本身含有或不含有它们最终失败的
因素；哪些政策可通过适当的组织加以维持；哪些政策最后将使劳资双方都两败俱伤，
虽然他们组织得十分完善。
    不久凯恩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力图用一种他自认为可以避免攻击的叙述形式来
恢复工资基金学说。虽然在他的大部分叙述中他避免了从前的陷阱，但是，他之所以能
这样做，只是由于他把这个学说的特征都给解释掉了，从而，所剩下的很少名副其实。
不过，他说（第203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率和劳动的供给成反比例的
变化”。就劳动供给的急剧增加的直接结果来说，他的论点是对的。但是，在人口增长
的一般过程中，不仅资本的供给有某些增加，而且同时劳动的分工也愈细，效率愈高。
他使用“成反比例的变化”一语是错误的。他应当说“在短时间内至少向着相反的方向
变化”。他进而得出一个“出于意料的结果”，即劳动供给的增加（如系和固定资本与
原料一同使用的那种劳动）会使工资基金“随着领工资的人数的增加而减少”。但这只
是在工资总额不受生产总额的影响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结果；而实际上生产总额是所有
影响工资的那些因素中最强有力的因素。

    第三节　续前。

    不妨指出，工资基金的极端形式把工资说成是完全由需求决定的，虽然需求被粗浅
地表达为取决于资本的数量。但有些经济学的通俗注释者似乎同时主张工资基金学说和
工资铁律（认为工资严格受人的培育费的决定）。当然他们可以把这两种理论都加以改
造，并造成一个多少和谐的整体，如凯恩斯后来所作的那样。但似乎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工业受资本的限制这一命题，往往被解释得实际上和工资基金理论意义相同。它可
以被解释得正确，但一种类似的解释可以使“资本受工业的限制”一语同样正确。而穆
勒之使用它主要和这个论点有关，即用保护关税或其他方法使人们不按他们所喜好的方
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般是不能增加劳动雇佣的总量的。保护关税的影响至为复杂，
在这里无法加以讨论；但穆勒显然说得对。就一般而论，用来维持或辅助任何一种保护
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劳动的资本，“一定是撤自或停办某种别的工业而来的，
在该工业中，它雇用或势必雇用的劳动量，大概等于它在新工业中所雇用的劳动量”。
或用比较现代的形式来表述这个论点：这种立法显然既不增加国民收入，也不增加归于
劳动的国民收入份额。因为它不增加资本的供给，也不能使劳动的边际效率较之资本的
边际效率有所提高。因此，使用资本时须付的利息不会降低；国民收入得不到增加（实
际上，几乎一定有所减少）；因为劳动和资本在订约分配国民收入时没有一方能得到新
的利益，所以，它们都得不到这种立法的好处。
    可以把这个学说颠倒过来说，推动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资本所需要的
劳动，一定是由撤自或停办某种别的工业而来的，在该工业中，它推动或势必推动的资
本量也许等于它在新工业中所推动的资本量。这种说法虽然同样正确，但它不易为一般
人所接受。因为货物的买主通常被认为给予卖主以特殊的利益，虽然实际上买主和卖主
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内是同等的。同样，雇主通常被认为给予工人以特殊的利益，虽
然雇主和雇工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内是同等的。这两件事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在以后
的研究中将大力加以讨论。
    某些德国经济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论点，他们说，雇主支付工资的资金取自消费者。
但这似乎出于一种误解。如果消费者预购个别雇主所生产的东西，则这种说法也许对他
适用。但事实上却有相反的常规；
    消费者往往过期付款，买现成商品时只给一种对它们的延期支配权。
    不能否认，如果生产者不能出售他的货物，则他在短时间内也许不能雇用工人；但
这只是意味着生产组织部分发生障碍。如果机器的一个联杆坏了，则它可以停顿，但这
并不意味着机器的原动力就是联杆。
    雇主在任何时候所支付的工资额也不是由消费者们对他的货物所付的价格来决定的，
虽然雇主对消费者们行将支付的价格的期待对它一般都有很大的影响。诚然无疑，在长
时期的正常条件下，消费者们所支付的价格和他们行将支付的价格其实是相同的。但是，
当我们从一个雇主的特殊付款转向一般雇主们的正常付款（我们此刻所讨论的其实只是
这种付款）时，消费者们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了，因为人人都是消费者。当羊毛
或印刷机从库房或车间转移到毛纺工业家或印刷家的手中时，从广义上讲，我们说它们
进入消费领域，这种国民收入专用于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这就是说，也
是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儿童和他们所供养的其他的人以及向他们
征税的政府只消耗他们的部分收入。因此，认为一般雇主们的资金最后取自一般消费者，
无疑是正确的。但那只不过是下述事实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一切资金都是国民收入的组
成部分，它们被作成适于延期使用而不适于直接使用的形式。如果其中有些现在用于其
他目的而不用于直接消费，则它们势必由国民收入的流入加以代替（带有增加额或利润）。
    穆勒的第一个基本命题和他的第四个基本命题即商品需求不是劳动需求是密切地联
系着的。但是，这个命题又没有很好地表达他的意见。的确，购买某特定商品的那些人，
一般都不供给辅助和维持生产那些商品的劳动所需要的资本。他们只是把资本和雇佣从
别的企业转向那种企业，而这种企业的产品是他们增加需求之所必需。但是，穆勒不以
证明这点为满足，他似乎是说，把货币用在雇用劳动上比把货币用在购买商品上对劳动
者更加有利。这是一个其中含有点滴真理的意见。因为商品的价格包括工业家和中间人
的利润；如果买主充作雇主，则他稍微减少对雇用阶级服务的需求，并且增加劳动需求，
正像他不买机制花边而买手织花边所增加的劳动需求那样。但是，这个论点假定，工资
是在工作过程中支付的，像一般的作法那样，而商品的价格，照普通的办法，是在商品
生产出来以后支付的。我们发现，在穆勒拿来说明他的学说的各种场合下，他的论点暗
示着，虽然他自己似乎不知道，消费者从购买商品转向雇用劳动时，把他自己消费劳动
果实的日期推后了。而同样的延期对劳动者产生同样的利益，如果买主用钱的方式没有
改变的话。

    第四节　产业资本和其他财富形式与工资的关系。

    在国民收入的整个讨论中，饭店的厨房用具和私人家中的厨房用具同雇用厨师的关
系，暗中曾以同等的关系对待的。这就是说，资本就广义的资本而言，它并不仅仅局限
于产业资本。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须略加讨论。
    人们往往认为，虽然那些稍有或没有自己积累财富的工人们，因资本的增加而大得
其利，这里的资本是狭义的资本，它和维持并在工作中辅助劳动的产业资本大体是相同
的。但是，他们从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其他财富形式的增加中很少获得利益。无疑地，有
几种财富，它们的存在几乎不影响工人阶级；而他们却差不多由于（产业）资本的每次
增加而直接受到影响。因为较大部分的资本是作为他们工作中的工具和原料而通过他们
的手的；同时很大一部分是由他们直接使用，甚或消费掉了。因此，当其他财富形式变
成产业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似乎势必得利，反之则反是。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如
果一般私人不再置车或船，而从资本家那里租用，则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必然减少。因为
从前当作工资支付的部分，现在当作利润归中间人所有。
    也许可以反对的是，如果其他财富形式大规模地代替了产业资本，则用来辅助劳动
或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就会感到不足。这也许是某些东方国家的真正危险。但在西方
国家尤其是在英国，资本总额在价值上等于工人阶级许多年中所消费的商品总值。那些
较之其他形式能直接适应工人阶级需要的资本形式，对它们的需求稍有增加，就会很快
地使它们的供给增加，其中有的是由别的国家输入的，或有的是为了适应新的需求而特
地生产的。因此，我们不必要为这点担心。如果劳动的边际效率保持得高，则它的纯产
品高，从而，劳动工资也高。
    源源而来的国民收入将分割成几个相应部分，一部分总会提供足够的商品供给，以
供工人直接消费之用，一部分把所生产的那些商品充作大量的工具储备。当供求的一般
情况决定了其他社会阶级可以随便花用国民收入的那些部分时，当那些阶级的嗜好决定
了有多少支出用于现在的满足而有多少支出又用于未来的满足时，那末，不管兰草是来
自私人的温室或职业花匠的玻璃温室（因此，它是产业资本），这对工人阶级是无所谓
的。

舒晴曼妙

附录十一　几种剩余　任何生产部门的实际成本总额以几种方式小于和它相应的诸边际成本，从特殊的观点
看，其中每一种都可以视作剩余。但是只有那些在文中所讨论的剩余需要加以慎重研究。
    其次我们必须对各种不同剩余的相互关系及其和国民收入的关系作一些研究。这种
研究是困难的，同时也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但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它却具有某种魅力。
    当国民收入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价格全部配给它的所有者时，它一般还给他提供
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有两个不同的虽然不是独立的方面。它给作为消费者的他所提供的
剩余，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超过他对该商品所曾支付的实际价值的差额构成的。对那些恰
能引诱他买的边际购买额来说，二者是相等的。但是，那些他宁愿出较高的价格而不愿
不买的购买额部分，给他提供了一种满足的剩余：这是一种作为消费者的他从他的环境
或际遇给他提供的便利中得到的真正纯利益。
    如果他所处的环境改变了，以致使他不能再得到这种商品，并迫使他把用在买这种
商品的资金转用在按它们各自的价格他不愿更多买的其他商品（其中的一种商品也许是
增进安逸的）上，他就会失去这种剩余。
    如某人因直接劳动或自己拥有积累的（亦即获得并储蓄起来的）
    物质财富而被视作生产者，则他从他的环境所得到的剩余的另一个方面就会看得更
加清楚。作为一个工人，他获得工人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劳动是按那样一种工资率付
酬的，在这种工资率下，他恰愿提供最后一部分劳动；虽然其中大部分劳动也许给了他
很大的快乐。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一般作为任何种积累财富的所有者），他获得储蓄者
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储蓄（亦即等待）是按那样一种利率付酬的，在这种利率下，恰
能诱引他提供一部分储蓄。纵令他也许会再储蓄一些，一般说来，他也是按那种利率付
酬的，而如果他被迫支付保管费，则他从这些储蓄得到的却是负利息。
    这两种剩余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计算它们时很容易把同一种剩余计算两次。因为当
我们按照生产者从他的劳动或储蓄所取得的一般购买力的价值计算了他的剩余时，我们
就暗中计算了他的消费者的剩余，如果他的嗜好和他所处的环境是既定的话。在分析上
这种困难也许可以避免。但实际上要估计并把这两种剩余相加起来是决不可能的。任何
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消费者的剩余，工人的剩余和储蓄者的剩余，都取决于
他个人的嗜好。它们部分地取决于他对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所给予他的满意和不满意
的一般感觉，部分地也取决于他的感觉弹性，这就是说，取决于那种比率，在这种比率
下，它们随着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的增加而变动。消费者的剩余首先和各个商品有关
系，其中各部分都对影响获得商品之条件的际遇之改变有直接的感应：而这两种生产者
的剩余总是以际遇给予一定数量购买力的那种一般收益来表示的。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
是独立的，累积的，在一个人为自己劳动和为自己储蓄的场合下，它们显得各不相同。
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和消费者的剩余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即在估计
鲁滨逊生活中的苦乐时，最简单的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计算他的两种生产者的剩余，以
便包括他的全部消费者的剩余。
    工人大部分的工资在性质上是对培养他能够工作所需要的操劳和费用的延期报酬；
因此，估计他的剩余是很困难的。也许他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愉快的；就他的全部工作
来说，他也许得到优厚的工资。
    但是，在权衡人的苦乐时，我们还必须加上他父母和他过去所受的牺牲和劳作。但
我们不能清楚地说有多少。在少数人的场合下，也许苦多乐少，不过，有理由认为，在
大多数人的场合下，乐多苦少，而在某些人的场合下，乐更多于苦。这个问题既是经济
的，又是哲学的；它因下列事实而更加错综复杂：即人的活动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生产手
段，同时清楚地区分人类劳作的直接（或主要）成本与它的总成本是很困难的；问题一
定得不到完全解决而被丢下。
    当我们来考察物质生产工具的所得时，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就比较简单。提供物质
生产工具的劳动和等待，提供上面所说的那种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此外，还提
供一种剩余（或准租），即总货币收益超过直接费用的差额，如果我们只就短时起来说。
但就长时起来说，在经济科学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本章所讨论的问题中，是不
存在直接费用和总费用的区别的。在长时期中，各生产要素的所得按照它们的边际率只
足以报酬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作和牺牲的总和。如果小于这些边际率，则供给势必减少；
因此，总起来看，在这方面一般是没有额外剩余的。
    上面最后一个论点，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新开垦的土地；如果我们能追本溯源，则
它很可能适用于早开发国家中的许多土地。但是，这种做法会引起历史、伦理学和经济
学上的争论问题；而我们当前研究的目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只要向前看，
而不要向后看，同时不过问现存土地私有权的适当范围和公平与否，我们知道，作为土
地报酬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不算作剩余的意义上的一种剩余。
    从本章的观点来说明第五篇第八——十章中最后所讨论过的理论。一切生产工具，
不论机器，工厂及其建筑用地，或农场，都同样给占有并使用它们的人提供超过特定生
产行为之主要成本以上的大量剩余；在长时期的正常状态下，也不给他提供一种超过他
购置和使用它们所用的劳作和牺牲及费用以上的特殊剩余（没有和他的一般工人的剩余
和等待者的剩余相对立的特殊剩余）。但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有这样一种区别：从
社会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提供的是一种永久的剩余，而人造的易坏的东西则否。保持任
何生产要素的供给越是需要报酬，它的供给也越是这样的变动，以致它从国民收入中所
能汲取的份额和维持该供给的成本一致。而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中，土地却处于例外情
况，因为它的报酬不受这个原因的影响。不过，土地和其他耐久工具的区别主要是一种
程度上的区别。而研究地租的主要兴趣，是由于它说明了一个贯串在经济学中的伟大原
理。

舒晴曼妙

附录十二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他的理论部分是根据潜在的不可能的假设进行的。它虽然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不适
用于实际情况。
    我们关于李嘉图思想的精深及其表达的不完善已经谈了很多，特别是指出了那些使
他制定报酬递减规律而不加限制的种种原因。我们这种意见，在他讨论土地改良和农业
税的归宿的影响中也同样适用。
    他对亚当·斯密的批评是极不慎重的；如马尔萨斯所公正指出的（他的《政治经济
学》第十节　的结束语），“李嘉图先生一般注意的是永久的最后结果，关于地租他总
是采取相反的政策。而只有注意暂时的结果，他才能反驳亚当·斯密的这一论点：即种
植稻米或马铃薯比种植小麦会提供较高的地租”。如马尔萨斯继续说：“实际上，有理
由相信，地租甚至不会暂时下降，因为把小麦改种稻米必然是逐步的，”则他也许不会
很错。
    但是认为在一个不能输入很多小麦的国家中，很容易这样来调整田赋和阻碍土地改
良，以致使地主阶级在短时间内大发横财，而使人民大众贫困不堪，在李嘉图的时代具
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甚至现在认识这一点也是有莫大的科学兴趣的。毫无疑问，当人民
贫病交加的时候，地主阶级的钱袋势必受到损害。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削弱李嘉图的下述
论点：即他一生中农业价格和地租的暴涨，表明了国家所受的损害比地主阶级所受的利
益大得不能较量。但是，让我们来考察李嘉图的某些论证，而这些论证是他喜欢从定义
明确的假设开始的，以便求出引人注意的精确结果；而这些结果读者可以自行综合，以
便使它们能应用于现实生活。
    我们首先假定，某个国家所种植的“小麦”是绝对必需的；也就是说，小麦的需求
没有弹性，它的边际生产成本的任何变动，只会影响人们对它所支付的价格，而不会影
响它的消费量。其次假定，小麦不进口。那末，对小麦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的结果，就会
使它的实际价值提高，直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十分之九足以报酬边际投资量，从而，各宗
投资量为止。因此，每块土地的小麦总剩余和以前一样；但是，十分之一的小麦既当作
租税而被征用，所以，余下的只是以前小麦剩余的十分之九。因为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
都按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不变。
    但是，农产品的需求绝对没有弹性的这一假设是一个反常的假设。其实价格上涨势
必使某些农产品（如果不是主要粮食）的需求有所减少，因此，小麦价值（即总产量的
价值）永不会和税额成正比例的上涨，而在一切土地耕作中所运用的劳动和资本将有所
减少。从而，一切土地上的小麦剩余势必减少，但减少的比例却因地而异。既然十分之
一的小麦剩余当作租税而被征用，同时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小于九与十之比上升，
所以，实际剩余有双重的下降（本书上卷第177页的图把这些推理同时译成几何学用语）。
    在现代条件下，小麦的自由进口使租税不能大大提高它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剩余
会下降得很快；即使没有进口，如果小麦实际价值的上涨使人口减少，或至少很可能降
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效率，也会逐渐产生同样的结果。降低生活水准和效率的这两
种影响对生产者的剩余也有类似的作用；二者使劳动对雇主很贵，而后者又使工人的实
际计时工资低微。
    李嘉图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推理，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往往不加说明，当他不再
讨论那些“直接的”并和人口的增长相较而属于“短时期”的结果，就转向那些“最后
的”和属于“长时期的”结果，而在长时期中，农产品的劳动价值有时间大大地影响人
口的数量，从而，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如果补充了这种解释，则他的推理很少有站不住
脚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他就农艺改良的影响所提出的论点，他把农业改良分为两类。而
特别饶有科学兴味的是他对第一类的讨论。所谓第一类的改良是指“我能用较少的资本
获得同样的产量，而不破坏相续资本部分的生产力之间的差别”的改良；当然，为了他
的一般论证，可以忽略这一事实：即任何一种改良对一块地的贡献比对另一块地要大些
（参阅本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和以前一样，李嘉图假定小麦的需求没有弹性，
他证明，资本将从较贫瘠的土地（或从较肥沃的土地的较多的集约经营）撤回，因此，
在最有利条件下投资所得的用小麦计算的剩余（即如我们所指的小麦剩余）和那些不是
像以前处于耕作边际的土地相较，将是一种剩余；由于根据假设二次投资的生产力的差
别不变，所以，小麦剩余势必减少，当然，这种剩余的实际价值和劳动价值下降得更多。
    这点可以用右图来说明；图中曲线AC代表当作一个农场的全国土地对各宗资本和劳
动的投资所提供的收益。各宗劳动和资本并不是按它们投资的顺序，而是按它们生产力
的顺序来排列的。均衡时的投资量是OD。小麦的价格是使收益DC适足以报酬一宗投资的
价格；面积AODC代表小麦的全部产量，其中AHC代表小麦剩余总额。（不妨指出，使该图
代表全国而不代表一个农场在解释上的唯一变动是源于这一事实：即我们现在不能像过
去那样假设所有各宗资本都是在同一邻区投放的。从而，同一种农产品的相等部分的价
值也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办法是，把运输农产品到共同市场的费
用算作它的部分生产费；每宗资本和劳动中有一定的部分充作运输费用。）
    李嘉图第一类的改良，将使在最有利条件下的投资量的收益从OA增加到OA′，使其
他投资量的收益也有所增加，但不按相同的比例而是按相等的数量增加的。结果是，新
产量曲线A′C′将是旧产量曲线AC的重复，但是比它高出AA′一段的距离。因此，如果
对小麦的需求是无限的，以致仍能维持原有的各宗投资量OD，而仍有利可图，则小麦剩
余仍和改变以前一样。但实际上这样一种直接增产是不可能有利的；因此，这种改良势
必减少小麦剩余总额，根据李嘉图在这里所作的假设：总产量完全没有增加，只有OD′
的投资量，因OD′由A′OD′C′等于AODC这一条件所决定；则小麦剩余总额将缩减至A′
H′C′。这个结果不以AC的形状，也就是说，不以李嘉图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采用的
特定数字为转移。
    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指出，数字例证一般只能可靠地用作说明，而不能用作证明。因
为要知道这个结果是否暗含在证明该特定事例所用的数字之中，比独立决定该结果是真
是假，还要困难得多。李嘉图本人没有受过数学上的薰陶。但是，他的直觉才能是无比
的；有修养的数学家在最危险的推理过程中很少有像他那样安全可靠的。甚至穆勒那种
锐利的逻辑才智也是不胜任这种工作的。
    穆勒特地指出，一种改良使对不同种类的土地的投资的收益按相等的比例增加，比
按相等的数量增加更加可能（参阅他的第二个例证，《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三章，
第四节）。他没有注意，这样做他就取消了李嘉图严密论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改
良并不改变不同投资在利益上的差异。虽然他和李嘉图都得到相同的结果，但那只是因
为他的结果已经暗含在他的说明数字中了。
    右图有一种趋势表明，有一类经济问题是不能由那些既没有李嘉图的天才，又不借
助于把关于报酬递减或供求规律的经济力量表现成一个连续整体的数学或图表的工具的
人来解决的。此图中曲线AC的意义和上图中相同；但改良对各宗资本和劳动有增加三分
之一收益的作用，也就是说，增加的是一个相等的比例，而不是一个相等的数量。新产
量曲线A′C′位于AC之上，且曲线的左端比右端是高得多的。耕作只限于OD′投资量，
代表新产量总额的面积A′OD′C′和以前一样等于AODC；而A′H′C′和以前一样是新小
麦剩余总额。那末，很容易证明，A′H′C′等于AKE的113，而A′H′C′大于或小于AH
C却取决于AC的特定形状。如果AC是一条直线或近于一条直线（穆勒和李嘉图的数字代表
产量直线上的点），则A′H′C′势必小于AHC；而根据我们图中AC的形状，A′H′C′大
于AHC。因此，就结论来说，穆勒的论证是而李嘉图的不是取决于他们所假定的总产量曲
线的特定形状的。
    （穆勒假定，一国的耕田包括三种数量的土地，各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八十和
一百蒲式耳；然后他证明，使各宗资本投资的收益增加三分之一的那种改良使小麦地租
按六十与二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下降。但是，如果他把一国土地的肥沃度分成三类，
而每类土地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六十五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如我们的图大致所表
明的那样，他就会发现在那种场合下改良会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六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
例增加。）
    最后不妨指出，李嘉图关于改良对地租的可能影响的见解，既适用于农业土地，又
适用于城市土地。例如，美国建造带有电梯的十六层高的钢筋百货大楼的计划，假如由
于建筑技术、照明、通风设备和电梯制造的改进，立刻变得既有效率，又可提供经济和
方便。如果真是这样，则各城中的商业区所占的土地面积就比现在要少些；而大批的土
地就会转向报酬较低的用途方面；其最终结果也许很可能是城市地基价值总额的下降。

jundaomc

姥姥，这么好的东西，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