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帖最后由 南海鳄神 于 2009-8-1 10:50 编辑
http://qk.cass.cn/nyyj/zdtj/200907/t20090709_10987.htm
作者：王 云 洲 塔 时间：2009-06-20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约有8万藏族人逃到了印度，被印度政府安置在西北部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Dharamsala)。有观点认为，目前在国外的藏人约有13万，其中在印度约有10万人，其余3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欧美一些国家也有分布。[1]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分散在各地，除了佛教圣地比较集中以外，南方也较集中，呈现出“整体分散、相对集中”的特点。据《世界新闻评论》(World Press Review)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印度和尼泊尔共有48个藏人聚居地，每年仍然有3500人在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难民接待中心(Refugee Reception Center)，每周有5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2]另据联合国难民事务局(The UN Refugee Agency)的统计，截至2001年底，在印藏人已达11万，分布在35个藏人聚居地，每年新增1000多名；[3]在尼泊尔约有2万流亡藏人分布在13个藏人聚居区内，[4]但也有统计显示在尼藏人已超过3万。[5]据印度和尼泊尔的一些藏族人估计，境外藏人已达30万。
在过去的50年里，这些客居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已经繁衍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但一直不具有合法的公民身份，那他们的生活境况如何？他们在和当地民族的交往和互动中发生了怎样的文化变迁？笔者于2008年1月5日至2月5日对印度和尼泊尔的多个藏人聚居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重点是位于印度喜马偕尔邦中部曼底市(Mandi)附近的措班玛（Tso Pema）以及尼泊尔的保达纳斯（Boudhanath）。本文主要以措班玛和保达纳斯的藏人社区为例来探讨其语言、服饰和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变迁、生活现状、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与当地民族的文化冲突和对未来的困惑、担忧与期望。
一、 人文环境
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主要从事农业、旅游业、商业和服务行业。在笔者走访过的藏人社区里，每个区都有寺院。寺院成为他们的生活中心。大多数寺院和国内寺院有从属关系，国内的为母寺，境外的为子寺。这里的寺院与国内寺院相比显得有些冷清。措班玛和保达纳斯的情况亦如此。
措班玛[6]位于距曼底市25公里处的喜马拉雅山西端山脚下，海拔1350米。藏人认为这里是西藏密宗祖师莲花生大师[7]的诞生地。关于措班玛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师和其智慧空行母，当时西印度国王的公主“曼达拉娃”（Mandarava）在一起修行。国王得知后十分气愤，命令手下把他们二人烧死。大臣遵照国王的旨意，架起柴堆点燃了熊熊大火。但莲花生大师以神通力将火海变成一个美丽的湖，并坐于湖中莲花上修行,“措班玛”（莲花湖）之名由此而来。[8]据史料记载，莲花生大师有五位空行母，曼达拉娃是其中之一。至今在措班玛环湖路西侧有莲花生大师和曼达拉娃的修行洞。
莲花湖周围寺院环绕，主要是宁玛派和主巴噶举派的。一切建筑呈圆周式布局，不管是寺院还是民居，都环湖而建，以便于人们顺时针绕湖，这是许多西藏寺院建筑布局的最大特点，如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保达大佛塔、拉萨的大昭寺、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的桑耶寺等。莲花湖西面山上有许多莲师的闭关洞和其他修行圣迹，半山腰的莲花生大师像[9]尚未完工。这些圣迹吸引着各国藏传佛教弟子来此朝拜，使措班玛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小镇，旅游业成为这一地区的支柱产业。每年农历正月“神变月”期间，各寺院都要举行祈愿大法会，各国信众前来参加、朝拜。一些大活佛定期来此举行法会、灌顶等佛事活动，如2007年直贡噶举法王即曾到此。
保达纳斯藏语称“嘉绒卡雪”，是全世界最大的圆佛塔，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市东北约六公里处，是加德满都市现存的四大佛塔之一，[10]白色覆钵上建有方形塔，四面画有巨大的佛眼，表示佛法无边，无所不见。保达纳斯是藏人在尼泊尔的聚居区之一，同时也是各国佛教信徒集居的地方，形成民族杂居区。
二、 文化变迁：语言、服饰和宗教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社区除藏人以外，也有外来游客和暂住人口，形成多民族杂居区，因此人口流动性大，民族成分复杂。与我国国内的藏区相比，这里的藏人在语言、服饰、宗教等方面发生了许多调适与变迁。
（一）语言策略的调适
在语言方面，存在着十分有趣的“双语”和“多语”现象，表现出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征。这些语言现象在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单语地区是缺失的，因此很值得去观察和研究。在这里，藏族人会讲印地语，印度人会讲藏语，同时英语是官方语言之一，因此英语又是他们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许多藏人会讲两三种以上的语言，在交际中多语交叉并用、频繁转换，有时甚至各种语言语汇混用，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许多人能有效地应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语言策略，根据对方的母语迅速做出语言角色的调整。如印度人对藏人讲话多用藏语，而藏人对印度人讲话多用印地语，英语主要用于和从其他国家来此旅游的西方人之间的交流，藏人和当地人之间交流时并不常使用。藏人的英语口语受母语藏语和印地语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颤音和印巴英语方言的语调。
昂文索南是莲花湖宾馆（Lotus Lake Hotel）的经理，宾馆由孜噶主巴噶举寺经营。2008年时他25岁，出家三年，在印度已有六年，老家在西藏昌都。他能流利地用藏语、印地语、汉语、英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交流。这几种语言都是他的工作语言，除藏语外，其他语言是在和游客交流过程中习得的。他和笔者交谈时用英语或汉语，或双语交叉并用，和英语国家来的旅客交谈时用英语，随后和一位法国女士讲话时立即改讲法语。这一在短时间内熟练转换各种语言的语言策略无疑提高了他本人及其宾馆与客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度，也为自己赢得了很多外国朋友和固定的供养人。
孜噶主巴噶举寺的寺主秋楚仁波切藏语、英语流利，汉语也很好，他在交谈中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语言的方便原则，即用什么语言表达方便，就用什么语言。
伦珠，38岁，青海省贵德县人。他八岁时在家乡的一座寺院出家，后和同伴一起跑到印度，在那里生活五年后，又去尼泊尔，在尼泊尔生活也已五年多。由于一个特殊的缘分，他已经还俗，现奔波于尼泊尔和印度之间做生意，也做导游，对印度和尼泊尔的各藏人聚居区相当熟悉。伦珠的母语是藏语，但能讲相当流利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汉语也很好，还略通英语。
仁增，50多岁，青海省贵德县人。他在尼泊尔做生意已有十多年，开有一家私人公司“尼泊尔国际能源开发尼达有限公司”，出售适用于各种电器的太阳能发电机以及电池。他讲藏语、尼泊尔语和汉语，略懂英语。
卓玛，24岁，莲花湖宾馆的服务员，来自四川德格。她能讲藏语和英语，但汉语不太流利。莲花湖宾馆餐厅雇的五个来自菩提伽耶[11]的印度男子都会讲印地语和藏语，其中一个英语流利。措班玛环湖路边摆摊出售鱼食以及煨桑或火供用的木柴等物品的一些藏族老年妇女，为招揽生意也掌握了简单的英语对话。在尼泊尔蓝毗尼园内，笔者碰到几个十岁左右的当地少年一路跟随乞讨，一边走一边用汉语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或“唵嘛呢呗咪吽”。在尼泊尔保达大佛塔周围由当地人开办的商店中，笔者碰到多个会讲汉语和藏语的店主。
语言策略是任何一个民族在异文化环境下最基本的生存调适手段，如果缺失，可能会导致无法在异域生存下来的后果。以上例子说明，在多民族杂居区的多元文化和多语境下，藏人为适应这一环境，在语言方面发生了诸多变迁。他们的语言意识的自觉度、语言策略的灵活性有了很大提升，对他文化的认可和适应提高了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正如昂文索南所说，“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西藏人很运气，学东西很快，很容易融入当地的社会。许多人会讲好几种语言，如藏语、印地语、汉语、英语等，这都是比较普遍的，并不稀奇。”[12]这番话恰如其分地阐释了语言能力在社会适应中的作用。
（二）多元的服饰文化
服饰是显性文化中最能展示民族个性与文化变迁的外显物质。在人类学研究中，妇女作为“文化的携带者”，与男性相比，往往有着更明显的文化特征，特别在服饰方面。[13]
措班玛的藏族老年妇女虽然大都头戴流行于四川康巴一带藏族传统的白顶、绿边圆形帽，但她们不再穿藏袍、系腰带和彩条围裙，而是身着“印巴”化的轻便布料制作的裙、裤，肥大宽松，色彩艳丽。此外还喜欢使用“披单”(shawl)。披单是典型的印度当地人装饰性服饰的一部分，而非藏族的传统服饰。印度当地人看上去有些“顾头不顾脚，顾上不顾下”，他们往往头上用披单或帽子裹得严严实实，上身也穿得暖暖和和，但下身却穿着短裤、凉鞋或塑料拖鞋，不穿袜子，甚至赤脚。藏人不再穿传统皮靴，而穿轻便的运动鞋、旅游鞋或普通皮鞋，穿有袜子，与汉族无异。因此，措班玛藏族妇女的服饰整体形成一种“非藏、非印、非汉，亦藏、亦印、亦汉”的视觉效果。男性也用披单，但身体其他部位的装饰变化则不明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服饰的相互影响只是在彼此认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用对方服饰中有用的部分，而这种需要主要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这里地处内陆，早晚温差较大，披单非常适合这一气候特征，一是方便取用，二是可以抵挡蚊虫叮咬，三是具有装饰功能。笔者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时正值元月，但在恒河平原一带仍有很多蚊子。有一次，笔者在长途车上过夜，双手被蚊子叮了近三十个红点。第二天夜里，只好戴上了本来是准备用来防寒的手套，头上蒙着床单。这时才明白印度人为什么要用披单把自己裹得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鉴于这种气候，笔者一行许多人都买了披单，既可以防蚊子，天凉时还可以保暖，一路风尘仆仆走来，披单派上了大用场。藏人之所以借用披单，也是气候使然。这是民族服饰适应当地气候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三）宗教信仰的调适
对藏族来说，宗教不单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样式和文化形态。[14]而这一模式随着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宗教制度、宗教行为、宗教观念和宗教教义等深浅不同的层面。从形式上看，在拉萨，无论是绕寺院、神山和圣湖的宗教信徒，还是行走在街头巷尾的普通市民，许多中老年人都左手持念珠，右手持嘛呢轮，边走边念，形成拉萨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社区却见不到这一街景，只是在绕行措班玛湖和保达塔的人流中，可以看到有些藏族人左手持念珠，边走边念，但右手不再持嘛呢轮，也极少看到做大礼拜磕等身头的绕行者。在一些藏传佛教寺院中，已经看不到具有浓郁藏族风情的酥油灯、哈达和煨桑炉。如保达纳斯的萨迦寺、蓝毗尼的噶举派寺院、措班玛的宁玛派和主巴噶举派寺院里皆显得较为冷清。美国藏学家鲍尔斯（John Powers）在描述印度藏人社区的宗教文化、宗教符号和宗教行为时曾用“弥漫性”（pervasiveness）一词来形容。[15]但笔者此次田野调查却没有这种宗教元素无所不在的感受，用“弥漫性”来描述中国藏区的文化特征可能更为恰当。
笔者在措班玛时，每天早上在湖边看到有20名左右的藏族人在磕小头，连续几天都未见到一名男子，在绕湖者的行列中只看到过个别的老年男性。后经询问，当地的藏人解释说，男的是家里养家糊口的支柱，都在外面做事，没有时间从事这样的宗教礼仪。这一经济原因或许是境外藏族社区宗教信仰整体弱化的众多原因之一。
在尼泊尔蓝毗尼、印度拘尸那伽（Kushinagar）[16]和鹿野苑的几家中国显宗寺院里，已经看不到中国僧人，只有美国、泰国或印度等国的僧人管理着这里的宗教和日常事务。
部分年轻藏族僧侣由于生计的需要，开始从事世俗化职业。寺院的宾馆、商店等寺属实业机构由僧侣管理和经营。这一双重身份迫使他们与世俗观念进行调适，在宗教戒律以及服饰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昂文索南曾说：“我的吃、穿都是我的上师南无旺多任波切提供的。我不拿工资，和尚是不能做生意的。我只是替我们寺院负责看管莲花湖宾馆，宾馆的收入全部用来修建莲花生大师像，像是我的上师负责修建的。”慈诚桑保也是一名僧人，在位于印度孟买的联合国国际和平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Universal Peace）工作。他曾两次赶到尼泊尔的保达纳斯和笔者一行聚会。他未穿僧服，而是头戴礼帽，身穿半长外套、牛仔裤，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僧人。
随着宗教制度、仪轨和行为的变化，宗教观念和宗教教义的深层变迁不可避免。由于他们离开了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土壤，对印度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表现出更加宽容和更为积极的态度，一方面承认佛教和印度教在教义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强调和其他宗教派别的和谐共处。昂文索南认为：“印度教和佛教虽然修法很相似，他们也有灌顶，有教法，但两者观点不同，差别很大。我们餐馆里的五个菩提伽耶来的印度小伙子都信仰印度教，我们各信各的，互不相干，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如果互相歧视，就会有很多社会问题。我的上师在宗教和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教人们用各自的宗教使社会受益。”“我以前什么都不信，也不懂佛教。后来我用佛教（理论）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我闭关静修，有了些体验。我们和印度人最主要的是不同的传统和宗教信仰问题，印度人很少有信仰佛教的。”作为生活在境外的藏族群体，他们既要适应当地社会的发展，又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正如昂文索南所说，“我们虽然有宗教自由，但不讲藏语会使我们的文化自然消失，而我们希望保存自己的文化。作为藏族难民，我们不希望和印度人混在一起，不希望我们的文化、宗教、语言灭亡，这是我们的目标。”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矛盾是永远值得去探索的课题。
另外，由于和西方文化有了直接和更多的交流，他们糅合或试图利用现代的科学概念来阐释藏传佛教的教义，如空性观、时轮法、藏医学等。作为年轻一代的僧人，昂文索南有着他自己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宗教是有神论的，和科学相矛盾，但它们并不矛盾。佛教分三部分：一是科学，二是哲学，三是修行。佛教中对外部现象的研究和科学是相通的，如时轮金刚法、藏医学等都是讲究科学的。科学只研究外部世界，不研究人的内心世界，而佛教内、外都研究。如果只研究外部世界的话，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就会很多；只靠外部物质的话，虽然基本温饱、医疗、住房可以解决，但人很难快乐，至少不能大乐。佛教的空性观和科学的观点很接近，因为物质元素化解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质子、中子，现在化解到什么？夸克？如果再小下去，其实什么都没有了。中国有佛教传承，不像西方国家。现如今中国经济很发达，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如果再有佛教的话，方便与智慧，可以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
通过以上对宗教变迁的讨论可以看出西藏佛教重返印度本土后在新时代和新环境下的一些发展脉络和变迁。
三、 社会问题和困惑
笔者曾和昂文索南、伦珠以及仁增等人讨论藏族人在印度的生活现状、社会问题以及价值观念，他们对藏族民族性格的感受和认识，境外藏族人的族群观念、群体意识、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印度当地人的交往、互动和通婚，对印度文化的趋同意识、适应程度以及和当地民族文化的交流，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生存所面临的困惑和问题。有些问题上文已有讨论，下面摘录昂文索南谈话的其他部分来讨论社会层面的问题。
我们寺院有七八十名僧人，主寺在昌都，这里是子寺。我们寺院想了很多办法想承包莲花湖和周围的村子，以图进一步的发展，保护好这里的环境，但印度政府不同意，他们有管理机构，但不是计划性的管理。藏族人在湖边建寺要得到印度政府的允许，办许多证件，好在印度政府对佛教很支持，他们是民主政府。但我们僧人的生活来源不靠印度政府，他们不提供任何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给年长僧人的养老金是每月200卢比左右。年轻人的经济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有固定的供养人。我有两个固定的美国施主，也有几个法国朋友。藏族人的基本生活还可以，吃的住的都还好，但有很多其他问题。我们不能和印度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没有印度公民应有的居住权、言论权、出版权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印度政府不允许我们去印度国家机关工作，我们只能做生意，开宾馆、旅馆、餐馆和各类商店（服装店、民族日用品店、旅游纪念品店）。做生意也受限制，开私人公司可以，但政府性的不行。
我们没有医疗保险，但去印度医院看病不贵。我们对这里的气候不适应。我没有父母，其他家人大部分都在这边，跟国内亲戚还有联系。我在许多国家都有朋友，有些是世界名人、明星，因为来这里朝圣的世界各国的人都有。
我们和印度人相处很好，联系很多，但很少通婚，因为孩子是混血儿，被人瞧不起。西藏人勤劳，会做生意，在这边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有帮助。
除了像昂文索南这样的僧人外，更多的藏人从事餐馆、商店、旅馆等服务行业。伦珠和笔者相处了二十多天，他于多年前偷渡到印度，持印度政府的藏族难民证。他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妻子是他的青海藏族同乡，持中国护照。现一家三口生活在尼泊尔。他认为尼泊尔和印度太落后，很想回国。但目前鉴于难民身份，处于一种有国不能回的境地。他打算去瑞士住几年，取得护照后，再回国寻求发展机会。他后悔当年不该出国，也后悔不该还俗。
仁增的私人公司出售适用于各种电器的太阳能发电机和电池。他认为尼泊尔落后，因此生意好做，钱好赚。他无意加入尼籍，仍然是中国国籍，持尼泊尔商务签证[17]，儿子在中国内地上大学，妻子两年前才从国内来到尼泊尔。他计划再做几年生意后回国。仁增说持中国护照能更自由地往返于中尼之间做生意，生活的自由度比难民好许多。
2005年夏，笔者的一个朋友在鹿野苑附近的中华佛寺里见过一名中国僧人，并在其僧房留宿，当时他生活拮据，对离开家乡颇感后悔，见到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如同见到亲人，十分激动。他在外几十年没回过家，也从未跟家人有书信和其他方式的联系。对于他国内的亲人来说，自他离家的那天起，他就“永远地失踪”了。他的家乡塔尔寺一带本是佛法昌盛之地，他却历尽千辛万苦跑到印度，在印度几十年间的宗教修行就一句“唵嘛呢呗咪吽”。2008年1月笔者一行再次来到这里时，据一位主事的印度僧人讲，这位中国僧人已于2007年8月26日圆寂，享年七十多岁。
卓玛，24岁，莲花湖宾馆服务员，一年前随家人来到了措班玛，目前还没有对象，但她告诉笔者，她不喜欢印度小伙子，想找一个藏族人，但找到理想的比较困难。她对于在印度的生活并不满意，觉得比较落后，但目前还没有返回国内的打算。卓玛在女性中具有代表性，即女性大都是通过家庭关系来到印度的，并且多数人仍然依赖于家庭关系网络从事服务行业，而男性更多地利用社会网络从事商业和其他行业。
笔者在与生活在印、尼两国的藏人接触中，不难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处境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担忧。据联合国的调查资料显示，印度人享受政府发放的食品卡，可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政府补贴的食物。[18]在印度的藏人虽然也享受同等待遇，但很多人仍然在为维持基本生活而奋斗，有些人生活拮据，甚至在温饱线上挣扎。也有人担心印度政府将来是否还会保持对他们的各项政策。目前，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境外的宗教自由政策，另一方面又承受着生活和工作上的巨大压力。他们不能拥有合法的居住权、和当地人同样的公民权，只有仅限于农业、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的有限自由和有限的生存空间。如今第二、三、四代的藏人从来没有到过国内藏区，对自己家乡的了解只是通过老人的记忆和口头叙述，或通过国外的媒体宣传间接获得，和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甚至不会讲藏语。那么藏人想要保护和传承自己传统文化的梦想是否会落空？老年人所熟知的珍贵的口述史在代际传承过程中是否会丢失和变异？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外的如此庞大的藏族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文化变迁和其他许多现实问题都值得我国社会学界、民族学界、藏学界和人类学界去关注和研究。
[1]江亚平：《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活与担忧》，《环球》，2006年9月号。http://news.sina.com.cn/c/2006-09-18/ 090211036482.shtml[2]
Lynne O’Donnell, “Little Lhasa’s Growing Pains,” World Press Review, Vol. 48, No.9, The Australian (centrist), Sydney, February 2008. http://www.worldpress.org/ 0901society1.htm
[3]See “India: Information on Tibetan Refugees and Settlements,”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BCIS Resource Information Center, May 2003. http://www.uscis.gov/
[4]胡仁壮：《尼泊尔民族宗教概况》，《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3期，第19页。
[5]See “India: Information on Tibetan Refugees and Settlements”.
[6]藏语音译，意即“莲花湖”，佛教经文中称“乳汁海”，英语译为Tso Pema，印地语名称为Rewalsar。
[7]莲花生生卒年不详，出生于古印度邬仗那国的欧讫耶那（Otriyavna），今巴基斯坦境内。《大唐西域记校注》认为是今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地区，也有观点认为在今阿富汗喀布尔附近。莲花生于公元749年由赤松德赞邀请到吐蕃，建桑耶寺，传授密法，被认为是西藏佛教宁玛派祖师。参见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8]Chagdud Tulku, Lord of the Danc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Tibetan Lama (Varanasi & Kathmandu: Pilgrims Publishing, 1992), pp.171-172.
[9]莲花生大师的塑像目前尚未竣工，仍为水泥本色，像高122英尺（37.2米），坐西朝东，面湖而视。像的主建者是孜噶主巴噶举佛学院(Zigar Drukpa Kargyud Institute)的旺多任波切(Wangdor Rinpoche)。佛学院位于湖边约200米处，寺主是秋楚仁波切(H.E.Zigar Choktrul Rinpoche)，佛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座佛学院同时也是寺院。
[10]加德满都的另外三座佛塔分别为斯瓦扬布佛塔（Swayambhu）、南莫布达佛塔（Namo Buddha）和奔代格拉姆佛塔（Bandegram）。
[11]Bodh Gaya，是释迦牟尼佛金刚座（正觉塔）所在的地方，位于印度的比哈尔邦，藏人称“多吉旦”。
[12]引自对昂文索南的访谈。2008年1月25日至28日，笔者对他进行了多次访谈。
[13] ［美］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14] 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1页。
[15]John Powers,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5), p.16.
[16]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地，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现保存下来的遗迹有两处，一是释迦牟尼佛的涅槃像纪念馆，像身长六米，右侧吉祥涅槃卧姿，镀金；另一处是释迦牟尼佛荼毗后留下的历史遗迹。
[17]尼泊尔对中国公民申请商务签证者第一次签一年，第二次三年，第三次五年。
[18] “India: Information on Tibetan Refugees and Settlements”. |
人类学, 印度, 尼泊尔, 聚居区, 人类学, 印度, 尼泊尔, 聚居区, 人类学, 印度, 尼泊尔, 聚居区, 调查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8-1 10:46
提升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