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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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传来消息：当欧洲、美国和日本奢侈品牌需求普遍萎缩时，中国奢侈品消费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市场的25%。与此同时，宝马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9%，但在华销量同比增长26%。中国已是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正如邓小平同志16年前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保障基本取消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缓慢，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2007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与改革初期贫穷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同，目前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这样的人伦惨剧：在外地打工的成年男子因为交不起1000多元火化费，含泪用麻袋水葬母亲于异乡；9岁少年发高烧，见父母为了掏不出10元钱看病而争吵，在床梁上用红领巾自缢，幸亏被发现得早保住了一条小命。这是怎样的沉痛与辛酸？
　　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遏止基层权力的失控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三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厚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的"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需求快速调查"，灾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家人的信任感几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为本、视民如伤，倾情高效的救援，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体察民意果断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设立国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网民挖苦说：这样办案，邓贵大快成为因公殉职的烈士了。在舆论的压力和上级的干预下，巴东县政府在案发21天后才宣布涉案官员黄德智被开除党籍、辞退和治安拘留，另一名涉案官员邓中佳也被辞退。在邓玉娇案中，邓贵大只是一名股级官员，黄德智、邓中佳连股级都算不上，是聘用员工借调在政府招商办工作，连跟他们的"切割"，决心下得如此艰难，令人感慨。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两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被有组织地嫖宿，犯罪嫌疑人有五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省委领导做出批示，此案或许仍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迫于上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连《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了，在一篇"人民时评"中，指斥基层官员需要"健全的道德认知、法律规范和责任意识"。党的基层干部缺乏"健全的道德认知"，这个批评分量很重啊！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近7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心存蔑视，这是很可怕的。
　　在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言行中，"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触目惊心地存在，严重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例如据媒体报道，深圳那位酒后涉嫌猥亵11岁女孩的林嘉祥，自恃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在女孩父母找他理论的时候，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还有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媒体追问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什么盖上了别墅，脱口而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本来党章中明确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现在逯军副局长竟然把党和老百姓对立起来，好像党在老百姓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需要媒体刻意维护。
　　千万不要低估"P民"和"替谁说话"这两句话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伤害！有些网民挖苦说：一语惊醒梦中人，林嘉祥和逯军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说了实话的小女孩，道出了人民在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后来有交通部同僚为林嘉祥辩护说，网络"仇官仇政府"情绪让公务员成了"弱势群体"。我看这完全是倒果为因。恰恰是那些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官员的所作所为"无人民"甚至"反人民"，才戳中了民众心中长期的隐痛，引发了几乎是全民愤怒的讨伐。我也愿意相信同僚所言林嘉祥平时是个"很好的干部"，但越是如此，越可能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一个飞扬跋扈的权力者是被一个坏体制惯坏的，而并非他的道德人性有多么恶劣。"因此，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警醒"，"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是对党的建设和政府管理现状的清醒观察和深刻把脉。
　　有必要由此反思官场的政治生态，是如何形成这样两种思维和行为惯性的：一方面与无良官员藕断丝连，把网上反贪官的呼声下意识地解读为反体制，顿生敌意；另一方面对张海超矽肺鉴定这样的平民事务态度冷漠，逼着人家去"开胸验肺"冒死明证，到头来还要惩处那家开胸医院。这样做，是置政府于不义，而把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旗帜拱手让人。本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是最有善意也最有能力推进和保障社会正义的。这不正是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长思之吗？
　　我们党是靠基层工作起家的。1945年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时才10万人，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有30万人。但因为帮助4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三年中有145万农民参军，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民工多达160万人。基层的民心向背，一下子扭转了东北战场的实力对比，为新中国打下了第一块成片的解放区。近年来不少地方基层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从历史上的"鱼水关系"，变成了"鱼肉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在一些地方，基层管制能力的失控，导致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连基层政权的执政合法性都受到了挑战，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
　　去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不安，则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提点和监察的同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甚至民变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六七月间，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一个多月后，人民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五名"造谣者"，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要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制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基层民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灵宝王帅案中，网友"8个佘祥林的家属"在人民网发帖说："这些地方官吏的认识与中央的认识有差距，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如果继续逆潮流而动，则必定会被淘汰清除出领导干部的队伍。有必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的是：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胡哥在一起了。"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切实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是对现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补充。推进基层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层官员扼杀民众表达和新闻监督的行为，就是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反思维稳逻辑 唯求长治久安
　　近年来，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凸显和叠加。在城市，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拖欠工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拆迁安置、城市管理、乱摊派乱收费、社会治安、干群关系、警民关系、非法集资等问题经常引发各种矛盾；在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土地征用、水源林地之争、矿山开采、环境污染、村委会换届选举、干部作风等问题很容易挑起冲突。各地城乡突发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祥和环境，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是投入了昂贵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但往往工作没少做，钱没少花，还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了瓢。我想，可能有必要对一段时期以来的维稳逻辑做点分析。
　　社会转型的一个难题，就是改革要讲求节奏，发展要保持稳定，维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稳工作中孰轻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也大不一样。
　　维稳的第一层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尽快平息事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门前出现静坐示威，或者村民维权占据了国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被问责罢官。现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煞费苦心，耗力甚巨。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关键要看在维稳过程中现在和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在邓玉娇案中，为了制止记者前来报道和网友前来"旅游"，巴东县政府组织了多少力量，长江航线巴东码头停运，在巴东境内汽车上盘查外地人身份证，宾馆宣布"客满"，野三关因"防雷击"而停止电视转播。但巴东政府和警方就是迟迟不肯给邓玉娇的防卫行为做出恰当的定性，不对涉案官员加以惩处，结果民怨难平，巴东仍然难以实现稳定。
　　在平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强制手段的滥用。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遇事不敢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决矛盾的主体，而是一种辅助力量。"解铃还需系铃人"，公权力的主要责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担当。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时，人大常委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武警"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强烈支持该法对地方政府调动武警权限进行限制，认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当作拿枪的城管"而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必须予以纠正。据媒体报道，武警法草案一审稿中曾规定，县级政府就有权调动武警；正式颁布的文本修改为具体权限和程序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
　　实际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这个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现代执政党的思维，对聚众示威、罢工等行为作出了新的定性，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变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乃至冲突中维持秩序、维护正义的理念，依法处理，民主处理，科学处理。如果我们固守传统思维，对于群体性事件，总是习惯地以为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境外敌对势力的"策划支持"。从而，一开始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而后又不能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酿成撕裂干群族群关系的痛心后果。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维稳的第二层次，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用妥善调节利益冲突来构筑社会稳定。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的一个紧急通知说得好：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村民与煤矿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连带现场维持秩序的警车也被砸。事态平息后，县里工作组没有像过去那样追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与媒体一道走村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并把互联网当成群众意见表达的新平台。县委、县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特事特办，逐一落实了村民的六条合理诉求，同时驳回了一条按人头补助、按庄稼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云南尝试"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事件和维稳新思路、新机制，值得充分肯定。
　　维稳的第三层次是修复在突发事件和日常工作中被质疑和伤害的政府公信力，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化解政治对立情绪，增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处置由于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事态降温和平息后，民间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三个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被自杀"等网络流行词，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对此为政者不可不察。不能简单地指责民众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员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我们可以要求人民群众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言论和行为不能走极端，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修复社会信心。希望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及时开展良性的沟通互动，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同。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置，特别是如果存在颠倒是非、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行为，将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患。如果听任党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和干部的纯洁形象在一次次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中不断磨损和溃散，最终将损害党在基层群众中长期执政的感召力甚至合法性。像邓玉娇案、石首骚乱这样不恰当的维稳措施，对政府公信力的透支，要比透支下一代的自然资源严重得多。
　　能不能说，内在的社会和谐比表面的社会稳定，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维护的目标？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压制社会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局势稳定后，还是要下大力气来面对和化解导致事态恶化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一味依靠强制措施，甚至凭借蛮力，强行缔造的稳定，是遮掩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和谐的表面稳定、暂时稳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不去反思突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社会深层矛盾仍在，老百姓内心的怨怼仍在，甚至因为应急处置不当，旧怨又添新恨，只会为下一起更加激烈的群体事件准备火药。各级政府要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平时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消化能力。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政府响应民众诉求、司法公正、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以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以增进社会和谐来保障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内在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釜底抽薪、长治久安之道。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规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时用很少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面：一手实施强制，公检法等政府机构超常运转，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手和财力开销；一手实施"赎买"，用政府财政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众，一些地方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的说法。"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还与政府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力图全面控制社会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出现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开始蓬勃兴起。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撞中，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传统的高度集权逻辑下，习惯于把"公民社会"视为政府管理的对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伦理也下意识地视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心存防范和忌惮。例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百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过网上QQ群、BBS和网下民间社团自发集合，急赴灾区，救死扶伤，为政府救援力量拾遗补缺，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可惜，这笔宝贵的道德伦理财富和社会组织资源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力量的虚化，只会让任何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全部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使得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琐细的具体矛盾，经常让政府自身也成为矛盾的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斗争目标，而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样需要警觉的是，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例如，信访工作中如果继续按照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并厉行信访责任追究制，只会鼓励地方政府更加卖力地派人进京"截访"。只有加快司法改革，保障和修复司法这道社会公正最后的"底线"，才能最有效地"截访"于无形。
　　古人云："防为上，救为次，戒为下。"能不能对地方和行业的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为官一任，既要保眼前少出事，也不能得过且过，类似"看守内阁"的心态最要不得！出现群众"闹事"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民意的畅通表达，民怨的合理宣泄，官场风气的清浊，社会人心的聚散，恐怕是对一届政府和领导干部更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警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为官之道，贵在赢得民心。说到底，是作为执政党成员，人民的公务员，有没有历史担当的精神。不仅要平息眼前事态，而且要化解长远矛盾，保党和政府的一世英名，保国家和人民的万世太平。这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题中重要之义。
　　六十华诞，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如日月之辉，任凭谁人也抹之不去。而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更需要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啊！要清除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要真正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小康社会，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重重阻力，还要对付许多急流险滩，任重而道远！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翻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让人忧党忧国之心不减、百感交集啊！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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