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与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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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与世界和平

   在气候、汇率、关税等烟幕弹中，一场真正的决定未来十年世界命运的石油战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石油仍然是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工业化基础能源）。这就是伊朗战争（伊拉克-阿富汗、选举政变、政治暗杀等水煮青蛙式世界战争），作为世界平衡力量的伊斯兰世界的最后堡垒。

“文明的冲突”并未“终结”，作为东方复兴与西方回家的转折点，伊斯兰世界及其石油资源是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与平等和谐的中间环节（重新体味一下全球化与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含义）。借用{世界岛}的说法，控制了伊朗就控制了伊斯兰、控制了伊斯兰就切断了亚非拉、也就维持了殖民霸权。这也是查维斯的委内瑞拉所竭力维持的发展中力量的战略反击所在，这也就是泰柬缅、印巴冲突、三独问题的世界背景。如果说日本有回归东亚的趋势，那么俄国也有回归西欧的趋势，并且是东西方平衡的回归，是永久和平的战略保障。

反之，伊朗独立的失败则是伊斯兰（在以、依、巴的前车之下）以至亚非拉百年来民族独立与国际民主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亚非拉国家在世界平等中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亚非拉“裔”西方人在其国内民主中的崛起。而“核”作为武器的反动（预示着数百年来西方军工殖民集团的归零），是继中国、印巴、朝鲜之后，和平力量在伊斯兰世界的最终确立，是亚非拉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的最后达成，殖民体系能量金字塔的瓦解是世界民主的前提条件。

顾准：
    可以重新考虑一下，美帝是在20年较量之后退却了这句话的意思。

无论批判之风如何盛行，美国政治总是维护它的既得利益的。它所以要出兵打仗，就是为了维护它的既得利益。如果打得顺利，美国的军权会煊赫起来，就是说反动气焰会嚣张起来，“批判”的声音就将愈来愈微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正是较量中它没有占到便宜，才促使进步的批评发展了起来。内外夹攻，它退却了。所以，较量是不可少的。  
不过批评这一方面也不可忽略。批评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发挥作用，“较量”一词并不能把它包括进去，它还有“内因”。君不见，希特勒打到底，没有产生过批判。而且确实在它这方面说，它的“内因”使它只好不胜也得打到灭亡为止。

秋浦虾米

未来十年，如果美国不能摆平中东，而且不能牵制住中国，那美国的霸权就基本散失。
伊斯兰崛起是很有可能的，而那是美国及其小弟所不愿意看到的。
伊朗反对派领袖死了，估计下一步要利用悼念策划一次了，好戏又要上演，关键内贾德能不能顶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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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能源危机/大众财智书系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在矿物燃料作为动力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在工业革命提高食品运输、货运和客运效率之前，人口密度与资源多少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如果人口过多，超过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些人口将无法长期生存。但是，由于人们找到越来越多以廉价矿物燃料为主的能源，由于交通运输系统因此而日益进步，只要通过从其他地区输入资源，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就可以超越该地区的物质和生态承受能力的限制。只要能源价格依然保持低廉，只要能源产量依然丰富，同时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依然还能忍受，这种情况就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现在，这种人口超载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世界人口总量已经超出了整个地球的物质和生态承载能力，仅仅依靠矿物燃料维持现状。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了“生态足迹”的概念。所谓的生态足迹，就是为一个地区全部人口生产足够资源并吸收相应二氧化碳排放量所需的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土地或海洋面积总和。同样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的文章《跟踪人类经济的生态超载》中有所介绍。
    美国发展重定义组织于2002年11月做出一份报告，概述了146国的生态足迹。正如可持续性研究专家解释说，“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容量约20%”。他还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生态赤字正在上升。由于这种过度消费，人类经济正在耗尽地球的自然资本”。
    正在消费约四分之三世界资源的是生活在所谓“富裕国家”的大约12亿人口，而消费剩下的四分之一的是世界上另外50亿人。在这50亿人中，三分之一（根据各种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属于生活在严重贫困或极端贫困的人口。
    如果全世界全部人口都以美加两国国民的平均物质和能源消费水平进行消费，那么地球的全部资源和面积需要乘以三倍才能提供满足需求。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这在客观上是否可能实现，二是经济扩张在逻辑上是否能够有效消除贫困。既然石油与天然气推动了各种经济扩张，那么石油顶峰和天然气顶峰的来临以及随后世界石油产量的滑坡将直接威胁到试图实现全球经济无限增长的努力。
    1997年，地质学顾问沃尔特?扬这样写道：无可争议的是，石油生产将会达到顶峰，之后其产量就会开始下降。如果情况确实更加乐观，也就是说，石油顶峰到来的日期会比大多数地质学家预测的日期要稍晚一点，这样的乐观情况只会使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这就意味着，等到石油产量到达转折点的时候，当时的人口会比原先的人口更多，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将更难适应缺乏石油的生活。若要构想“后石油时期的标准生活方式”，就要考虑世界能源形势的无数方面。一旦世界石油总产量下降，最终无法满足世界石油需求，将带来很多后果:世界经济和社会结构被改变，个人生活方式也被改变。
    在石油顶峰以后的数十年里，世界石油产量的持续下坡趋势将会造成世界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方面的严峻形势。仅仅因为这个因素，世界人口数量就将很有可能明显减少。作为地球村成员，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来迎接这个挑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提倡保持现状的人说，等到石油用完的时候，取而代之的会是极端的节能措施以及向可再生能源的彻底转变。而与此同时，各国政治领导人一边抵制石油与能源价格的提高，一边又时刻声称对“市场机制”充满信心。虽然很有可能出现技术改进（但不是技术突破），但是各种迹象表明，现在既没有出现彻底的节能措施，也没有向可再生能源发生彻底转变，而且甚至各国领导人也没有一致推动这个事业的发展。
    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廉价石油产量的持续增长导致了人口大幅增加，工业和技术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城市型工业化国家对廉价矿物能源极其依赖。如果重要原材料、粮食、能源矿石和工业产品的运输继续依赖廉价矿物能源，而矿物燃料却产量下降、价格惊人，人类就走到了转折点。目前的发展将无法无止境延伸，而且在我看来，甚至不会超过十年。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敲响终极危机的警钟，揭开石油行业的神秘面纱，分析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出路。
    据普遍估计，我们人类至今已用尽一半的石油，但我们的人口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我们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用完剩余石油中最容易开采的那部分。在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持乐观论调的不乏其人，他们集体导控着人民、政府的意见和看法，因此许多人无法接受真相，无法想象我们的世界也许即将面临人类智慧无法解决的严峻问题。1998年前后，“最后的能源危机”的概念开始回潮，在互联网上首次出现。我们很容易理解丰富的化石燃料能造福人类社会，却常常意识不到人口的多寡、人类的命运与煤炭、石油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书是各种专题的一个组合，包括技术、政治、生态，以及有关能源和社会的经济命题，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将以他们各自专业的视角，帮助读者真正理解这最后的危机的来龙去脉，剖析深藏着的真相，预测未来的走势，指出人类的出路。
    经济学家们错误地指出，由于机器的改良（而不是燃料种类及形式的日渐多样化），即便燃料资源减少，我们仍可以产出更多的能源，这让人们误以为我们的世界可以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然而，事实却是1830年至2001年世界人均能源消耗增长了8倍。
    21世纪，我们面临着石油的自然枯竭，更糟糕的是，我们无法找到一种同样有效、便捷、廉价的替代燃料。
    人类早已作茧自缚，一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大量能源及物质需求。只有物质需求减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才能得以缓解。如何实现平稳过渡，是现今我们所面临、需思考的问题。

前言

    在远古时代，地球大气不适宜人类生存，幸而，当时并没有人类。蓝细菌通过光合作用利用阳光将二氧化碳及水转化为食物，同时释放出氧气。蓝细菌一度繁荣，由其黏结堆砌而成的叠层岩如今随处可见。在当时，蓝细菌数目无比庞大，不断的新陈代谢竟然改造了地球大气，使其变得适合人类生存。这一切发生在约25亿年前，氧气大量生成的同时，化石大量堆砌，形成了最早的地壳地貌。
    不可思议的是，进化奇迹并不止于此。蓝细菌最终合成石油烃，今天人们从中冶炼出石油，汽车、轮船、飞机因此有了前进的动力。
    是的，您想过吗？20世纪大行其道的石油来源于巨大的蓝细菌墓冢，大多形成于9亿与15亿年前那两段全球变暖时期。接着，经历了沉淀及其他地质变化之后，蓝细菌尸体被灼烧、压缩、液化，其内在化学属性随之变化。千百万年之后，它们变成了石油。这一进程仍在继续，然而人类消耗石油的速度太快，新的储备无法在当今石油耗尽之前生成。
    据估算，人类至今消耗的石油占其总储备的二分之一，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极有可能在不到30年的时间之内将绝大部分的剩余储备消耗殆尽。
    石油作为商品燃料之前，人类大量使用煤炭，煤炭之前则是木材。据说当时在英国，树木被过量砍伐，人们因此开始使用煤炭，可喜的是，主要煤田附近又发现了铁矿，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极有利的资源保障。煤炭的商业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促成了全球第一个人口高峰、消费高潮，众多工贸公司也应运而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730年，煤炭被石油大规模取代。可以说，石油的出现恰逢时机，因为煤炭的大量使用已带来了严重污染与疾病，城市浓雾沉沉，人们多发肺病及其他疾病。
    显而易见，先进技术与燃料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例如马力发动机与植物燃料，火车与煤炭，汽车、飞机、火箭与石油、天然气。然而，人类总认为自己独立于自然法则之外，因此无法将其本身与石油联系起来。这就好比人类在观察亚原子粒子（如夸克、微中子）时，无法想象这些粒子与自身有什么联系。我们很容易理解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却常常忘记我们自身也是由这些粒子组成的。同样，我们很容易理解丰富的化石燃料造福社会，却常常意识不到人口的多寡、人类的命运与煤炭、石油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最后的能源危机的言论一度沉寂，尤其在那些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采纳里根或撒切尔经济政策的国家。然而，大约在1998年，这些观点理念重又卷土重来。据我观察，这一切从互联网讨论开始，领头人是来自夏威夷的杰伊?汉生，在网上有极大号召力，先后创立了达尔文群、灭绝群以及能源资源群。可以说，是他在互联网上引导了以能源科学为中心的思想风潮，描述人类危机，其观点归纳总结在网页www.dieoff.org/synopsis.htm中。其辩证清晰，文笔简洁有力：
    能源是使一切运转的动力（没有能源一切无法运转），因此，全球经济发展完全依赖能源储备。从前如此，今后亦是如此。
    热力学第一定律指出，资金、劳力或技术都无法“产生”能源。因此，人们需要更多能源生成石油，或者帮助现存能源（例如风能）转化为另一种可用能源。这条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绝对没有例外！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浪费能源。普及的热力发动机，例如柴油机等，运转时所浪费的能源超过燃料提供的50%。
     能源“资源”生成的能源必须大于其消耗的能源，否则成为“散能装置”（人称“净能源”原则）。15公斤的石油要喷至地面5米高的距离，需要消耗735焦耳的能量以克服地心引力，喷得越高，所需能量越多。最浓缩、实用的石油最先生成，之后便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发掘并生成石油。有时，消耗的能源比生成的能源更多，“资源”即成为“散能装置”。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工业社会赖以生存的“高浓缩”化石燃料与化石燃料资源成为“散能装置”后我们被迫使用的“稀释”能源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所谓 “可再生”能源系统能生成的能源，仅是化石燃料生成能源的千万分之一。
    本书旨在探索这些极限。书中涉及多个主题，从技术、政治、生态及经济各个角度探讨能源与社会，指出21世纪并非是20世纪的可预见延续。本书共分四章，每章开头各有引言，大致介绍本章的目的和意图。

superloong

美国其实现在非常想打伊朗，可惜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抽不出身。国内反战情绪又高，财政赤字太大，暂时又没多的钱。
美国战略就有点像淮海战役一样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打一个“邪恶国家”同时连哄带吓骗住另一个，再制裁一个使之不能轻举妄动。最后全被他吃光。
伊朗现在就是和西方抢时间，只要能在西方抽身出来前真的出了核弹就可以破局了。打不到美国本土至少可以和别国攻入本国的侵略者和邻国以色列同归于尽。也算是对西方的致命打击了。就好像朝鲜打不到美国本土要是和日本或韩国同归于尽同样是对西方的致命打击。西方根本不敢冒这个险，付出这个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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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以卵击墙——评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不顾人们的阻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那里,他发表了令人意外的演说,坦陈前往以色列的理由:“如果人们告诉我 ——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他宣言:“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与卵共存:村上春树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辞》,李华芳译)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演讲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敢和机智,体现了一种真正文学者的态度。村上春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文学独特的本质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卵击墙”正是文学存在的方式,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断摧毁各种形式的遮蔽和压迫,重新恢复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感觉,这是文学生命之所在。文学的本质在于勇敢地介入和强大的想象力。文学是通往真实和理解的桥梁,是对权力和现实不懈的挑战。通过文学,我们抵达不能抵达之地。

　　当村上春树冒险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正是张承志的新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面世的时候。这本书将面临两重障碍:不论是本书作者, 还是作者引领我们去阅读的对象——日本,都长期为我们敌视和拒绝。就像峻峭的悬崖,张承志提升了我们的视线,并且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里曾经这样描述八十年代的张承志:“他是那一个时期最最令人瞩目的诗人,关于他的诗篇有无数种阐释和理解,面对这一切,他的回答只有两个野蛮的字:‘我操!’”尽管与村上春树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文学的精神在根本上却是相通的。“以卵击墙”也正是张承志写作的特点。这个时代剧烈的跌落极大地孤立和伤害了张承志。时代将他逼入死角,使他走上了越来越决绝、孤独、狭窄和极端的道路,同时也磨砺了他思想的锋芒。他对日本的阅读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姿态。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历史痛苦地缠绕在一起。中日之间复杂的纠葛,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屈辱的下位,使得中国与日本的对话异常艰难:“鸦片殖民以来的屈辱羞耻、汉唐元明承续的大国传统加上专制——这三座大山使顶戴着它们的中国人,难作追问,时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究,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沉重的遗产,恐怖的体制,使他们的声音,痛苦而喑哑。”张承志感叹中日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在近代,日本和被日本蔑称为“支那”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水之隔的两个民族命运截然不同:在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成为举世闻名的“优等生”,而中国的近代史则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十九世纪,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受到西方的入侵,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的日本,追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步伐,转而侵略其他亚洲国家,而且直接以中国的凌迟为代价,造成了其崛起和强盛。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引起了与俄国、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亚的激烈冲突。日本的崛起和对于西方霸权的挑战最终导致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与日本有关系,西方被迫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假如没有日本,二十世纪的亚洲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很容易急切、简单地谴责日本对于亚洲的侵略,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日本本身就曾经作为亚洲国家而遭受侵略和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对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进行彻底反省,而是停留于肤浅的要求道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日本战争罪责的真正反省只有在当现代文明的整个逻辑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才成为可能。由于“冷战”的原因,“二战”后,日本迅速被整编到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之中,美国与日本非法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中国和朝鲜等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则被排斥在与日本的战后谈判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因此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算。

　　开篇《东苏木以东》由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作者一开始就提出“日本叙述的难处”,并且引出了本书一个重要的话题——“亚细亚主义”。十九世纪,西方对于亚洲的侵略,使亚洲被压迫种族曾经产生了共命运的感觉和联合的要求: 东洋黄种人共同抵抗西洋白种人的入侵。一九○五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我们通常忽略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意义。这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日俄战争中,“亚洲”打败了“欧洲”,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日俄战争具有世界史意义,成为“亚洲的觉醒”的重要一环。但是,这种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亚洲主义”思想最终无法战胜近代强大的民族主义逻辑。在民族主义成为基本逻辑的现代世界上,“亚洲主义”找不到真实的生存土壤。“亚洲主义”的兑现最终不过是“大东亚共荣圈”和一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殖民侵略的历史。对于李大钊和尼赫鲁来说,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冈仓天心《茶书》中有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上了“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的道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史一个基本的命题。其实,福泽谕吉也曾一度倡导“东洋连带”。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对近代国家持二元论的看法:其一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另一是“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日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堀田善卫说:“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民族主义的强大逻辑粉碎了某些真诚而又尴尬的“亚洲主义”者的理想。

　　近代日本的崛起史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面镜子。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指出,被西方征服的上海的悲惨状况成为反面教材,鞭策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决心。井上馨到上海之后,立刻抛弃了“攘夷的谬见”,转而主张“开国的方针”。通过中国的灾难,日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性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道路。

　　由于庆幸于“近代”的“觉醒”,日本对于西方的入侵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在横须贺有关黑船事件的叙述里,美国黑船不是扮演殖民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而是担任启蒙的任务。日本人对佩里将军怀着感恩的态度。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黑船事件的刺激,使得吉田松阴这样的日本人划着小艇爬上黑船,要求偷渡美国,去考察新文明。他在狱中的书简,成为启蒙时代的名著。这种“启蒙”故事令人想起上海新版教科书的所谓“文明史观”。通过吉田松阴的思想和事迹,张承志指出:“在他的文明发愤之中,泯灭了巨大的道德。它一面教导对欧美规矩的恭敬,一面宣言对贫弱邻国的野蛮。”“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着的、这个脱亚入欧弱肉强食的烙印,依旧还是那么清晰。”这种“启蒙思想”和对西方侵略的感恩态度,却又与日本自身所宣扬的抵抗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说辞自相矛盾,它也因此揭露了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性。

《三笠公园》和《长崎笔记》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在《三笠公园》中,作者通过北洋水师的故事,剖析了虚骄自大的中国的战败和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的战胜。张承志将被原子弹摧毁的长崎视为日本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长崎笔记》中说,长崎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它不像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更像一个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堡垒,日本现代化的海军、医学、印刷、英语都在长崎肇始,长崎是理解日本的一把钥匙。“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被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美的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填街塞巷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西方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长崎在某种意义上是罪与罚的宿命和象征,它既因为西化而崛起,也因为西化而毁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但是,同时,它也付出了毁灭,尤其是道德毁灭的代价。“日本曾经战无不胜。但是与历史的公理相比,杀伐的胜利不值一谈。”作者认为,只有否定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低下头来体会被侵略者的心情,日本才能与中国获得沟通和理解:“若想贴近破碎中国的心,先要纠正那颗明治以来的、胜利的心。”作者不是依循强者的逻辑,而是提出另一种论理——人道。在作者的眼中,日本“大国崛起”的辉煌不值一谈。然而,另一方面,他饱含敬意、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日本民间著名的赤穗四十七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被日本人民记忆、歌颂,四十七士并非成就了辉煌的功业, 而是他们复仇的行动体现了人性的尊严,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四十七士把原则和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作者欣赏他们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一种必死的决心以弱抗强,生命在强权的毁灭中迸发出了强烈的异端的美感。如果说统治者偏爱的是秩序,那么,底层则更欣赏正义的实现。“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无疑,正是因为处身于中国式的机灵的民族,张承志才大力标举和高度颂扬四十七士奋不顾身的义举。四十七士轻生死、重信义的故事培养了日本认真守信的民族精神。“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形成健全。”这也是日本强盛的文化基础。正如我们难以理解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一样,面对日本被扭曲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性格,作者在激烈批判和质疑日本现代史的主流的同时,对日本民间真善美的人物和思想碎片保持着必要的敬重。

　　张承志曾经将他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五色的异端》。张承志的写作总是与异端的权利、弱者的知识以及反抗的正义联系在一起。与洋务派往往片面惊羡于日本的强大相反,张承志在对日本的阅读中,提取出来放到最高的地位上加以肯定的是本多胜一的“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本多胜一在越战采访中提出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观点。张承志倡言:“无论强势霸道如何得势,无论媒体怎么散布谣言,人应该站在被杀戮与被剥夺的、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一侧,反抗横行的霸道,支持弱者的抵抗。”“他人”的概念和“站在被杀戮者一侧”,是现代文明以及个人主义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解毒剂。张承志在《他人的尊严》中说:“苏珊·桑塔格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她接受了‘他人’的概念。”关怀“他人”,尊重“他者”,反对歧视和压迫,这才是张承志心中的“文明”。他提出,“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六十年代遍及全球的反越战运动,使与弱小者站在一边和抗议霸权成为一种时代普遍的共识。它唤起和培育了人们对于正义的感觉。“抗美援越运动,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反越战运动构成了二十世纪革命的一个重要高潮。张承志从独特的历史视野出发阐明了被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日本赤军的世界史意义。他们是对于现代日本强大的“脱亚入欧”逻辑的赎救,是对于被压迫、被践踏的亚洲的回归。“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五十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五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他既肯定赤军绝望的反抗的意义,同时也深刻检讨和反思其行动的悲剧性。“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在绝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赤军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不仅无法摆脱旧世界的残暴和血腥,而且走向了悲剧性的自我毁灭。他们的反抗找不到真实的力量和合理的道路。日本赤军为了“他人”,为了正义, 不仅抛弃了优裕的生活,而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的道路是狭窄和悲剧的,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高尚灵魂的追问:“不知我们中国人在富裕了以后,能不能为了世界上那些无助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饥饿的人、被侵略、掠夺和凌辱的人,也这样呼喊,也这样想和这样做。”

当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大国崛起”腾于众口,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内含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作者认为,二十世纪日本崛起和毁灭的历史足为殷鉴。“大国崛起”的喧嚣也是促使作者去“阅读”近代日本的动力。“正在崛起中为强国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是时候——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一方面作者痛感国人的麻木矫饰,“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另一方面,作者进一步反省,当中国真正强大了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践踏正义、毁灭道德。因此,我们一方面既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而是一种美的生存:各民族友好共存,尊重他者与邻居的生存权利。

　　通过石原慎太郎的案例,张承志指出:“一个民族怎样选择文学,就会怎样选择前途。”在张承志那里,文学是沉重的。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注定了不是所谓“纯文学”:“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一种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一副粗糙的样相。”张承志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张承志以文字洞穿了时代的幽暗。他的写作让我想起村上春树“以卵击墙”这个击中了灵魂的隐喻。鲁迅曾经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鲁迅很早接受和倡导“纯文学”的观点,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鲁迅自己却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曾经将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和鲁迅放弃小说创作相提并论,并且一直为他放弃小说创作感到惋惜。其实,中止小说创作,张承志自己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自谦缺乏编故事的才能。但我仍然认为,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是与他对文学的不同理解有关。他有一个说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他对散文的重视和对文类的特殊看法,说明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而对小说的疏离,也反映了他对于现代文学观的深刻不满。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完稿
　　(《敬重与惜别》,张承志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九年版,29.80元)

常言笑

伊斯兰崛起是很有可能的
秋浦虾米 发表于 2009-12-24 15:03

伊斯兰教崛起，是很不可能的

chinablue

节选自黎阳：《“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

　　全文见：
　　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 ... d=1-2&id=625224
　　http://blog.163.com/huhaiyu2000@ ... 70200911231114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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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啥”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chinablue

历史视角下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

[美]詹姆斯·彼得拉斯著 官进胜译    《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摘要： 2009年1月6日http://wwwrebelionorg网站刊登了詹姆斯·彼得拉斯题为《历史视角下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拉美中左势力不断在各国大选中获胜，开始为执政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左翼理论家与在任总统共同酝酿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并称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作者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三国的政治实践为例证，分析了21世纪社会主义与20世纪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异同，并分析了其优点和缺陷。文章内容如下。


　　一、21世纪社会主义对种思想的批评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危机与衰亡催生了奉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左政权，一系列的公民运动更是加速了新自由主义的消亡与中左政府的执政。这些政府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允诺进行有利于多数民众的根本变革。尽管拉美各国中左政权在具体政策层面存在分歧，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还是呈现以下的共同之处。
　　（1）他们摒弃市场在国家中的优先权与统治地位，反对把资本利润最大化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内在逻辑。在2000—2002年的经济衰退中，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走向灭亡，银行和公司倒闭，中产阶级的存款荡然无存，大批民众失业，最终人们不再相信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市场”教条。
　　（2）奉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权谴责经济缺乏立法，导致对生产资本的不断投机。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政府政策时期，大萧条之后的法律法规被废除，金融监管政策让位于市场从业人员的“自我监管”，不可避免衍生出资本投机、金融欺诈、侵占公共与私人财产。
　　（3）金融对生产的控制是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容，其观点含蓄表明应当把不提供产品和服务而获取财富的“邪恶”资本主义与产生社会实用生产价值的“良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4）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批评中，一些具体的批判内容为降低关税壁垒、公有企业以低于市场价值进行私有化、国家放松对战略资源的控制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5）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认为新自由主义政府屈服于国外银行和私人资本，中左翼政治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评，誓言与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决裂，但并没表示要与其他模式的资本主义分道扬镳。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吸引了大批普通民众，但21世纪社会主义者也不接受20世纪社会主义，目的主要是稳定中产阶级和有产者，并重申政府不会侵犯私有财产。
　　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批评世纪社会主义者不仅批评新自由主义，而且也不认同20世纪社会主义。他们的这一立场不仅是应对社会主义批判者的政治策略，而且承诺要建立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社会主义。为了彰显与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不同，他们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进行了如下的批评。
　　（1）旧有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官僚主义盛行，资源配置不当，遏制创新与个人选择。
　　（2）旧有的社会主义无论在执政方式还是选举方式上都极端专制，通常都是一党执政，压制公民权利与市场行为。
　　（3）21世纪社会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制度，通过选举可以上台执政或实现政权更迭，同时反对以武装斗争，尤其是游击战获得政权，尽管拉美3个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都是在汹涌的公民运动中通过选举开始执政。
　　（4）根据21世纪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旧有的社会主义没有考虑每一国家的具体实际，而他们则强调种族、民族、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以及政治实践的差异。
　　（5）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新世纪世界范围内国家政权的构成状况，指导21世纪社会主义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未来发展。在影响国家政权的各种新因素之中，他们十分关注苏联的解体、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与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的衰减、委内瑞拉倡导的新兴地区联盟、拉美中左政权纷纷执政以及亚洲和拉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等。
　　（6）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宣称，“国家与社会的新体制”并非照搬旧有或现今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似乎每一种机制与政策都完全自己设计，原创与创新是其增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7）21世纪社会主义政府强调其政权过去或现在都与共产主义不存在丝毫联系。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公开拒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或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而查韦斯的理论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与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厄瓜多尔的科雷亚（Correa）与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都逃避阶级分歧，以“公民革命”对抗腐败的寡头政治，以文化上遭受压迫的印第安社会对抗美国和欧洲的霸权。
　　二、21世纪社会主义在各国的不同实践与评析尽管21世纪社会主义政府都已清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的政策与机制特征还是令人对其革命的诉求以及满足选民期待的能力产生疑问。一些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追随者都在宣称自己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然而他们之间的理论认识与实践观点却存在巨大差异。以批评的视角具体审视不同国家的不同实践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些国家间的差异，而且有助于了解这些国家的制度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原创性。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策源地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查韦斯总统的讲话以及政府的政策都表明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激进的特质，在对外政策上挑战华盛顿的战争政策，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然而，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虽有创新，但仍然具有强烈的激进民粹主义特征，与先前拉美和欧洲福利国家改革中的民族主义政权非常相似。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显著创新就是融合玻利瓦尔的民族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拉美的民粹主义。查韦斯总统的思想深受玻利瓦尔的著作和行为所影响，与帝国主义势力毅然决裂，依靠民众的支持抗衡国内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社会精英。虽然查韦斯并没有提及他的思想融合了玻利瓦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明显带有民族主义的特征。虽然支持古巴革命，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关系亲密，但是他并没有照搬古巴模式，只是在国内成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类似群众组织。
　　在经济上，基于对劳资冲突和国内稳定的政治考量，查韦斯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对石油、钢铁、电信等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以及土地改革。在政治上，查韦斯在多党制的框架下领导成立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推动全民公投以修改宪法。他的创新之处在于鼓励成立基层自治组织，摆脱国内低效、敌对与腐败的官僚束缚，目的似乎在于以工厂、社区自治为特征的直接民主取代职业政客所操纵的代议制民主。在社会政策方面，查韦斯实施了一系列改善下层民众生活的具体项目，其中包括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与教育、引进古巴2000名医生以及在农村建立流动诊所和医院等，先前被资本主义政府遗忘的底层民众能够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且在全国设立国营超市，以政府补贴低价向低收入家庭出售食品。在对外政策方面，查韦斯坚决反对美国在中东和南亚进行的战争，挑战以反恐为藉口的帝国战争的逻辑依据。
　　基于以上分析，人们便会对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产生这样的疑问：（1）它是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与20世纪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完全决裂？（2）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改革如何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衡？（3）委内瑞拉的社会变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缩小了社会差距并使多数民众在转型期受益？
　　今天的委内瑞拉是一个混合经济体，私营企业在银行、农业、商业与对外贸易中仍占统治地位，同时国有企业的力量不断壮大，石油资源收入优先在全社会配置。委内瑞拉的混合型经济与“二战”后初期欧洲的社会民主政体模式十分相似，但还是存在一种主要区别，即委内瑞拉国家控制大部分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部门以及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受益者。
　　尽管委内瑞拉政府不断扩大社会支出，规模远超先前的社会民主政府，但还是未能解决国内财富过分集中的问题，贫富差距远远超过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与目前拉美其他国家并无区别。在国有企业，尤其是石油及其相关产业中，上层与中上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收入基本相当。
　　集体企业的自治在委内瑞拉属于新鲜事物，超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互助计划，但目前这种自治仅限于五、六家企业，远没有在全国推广。查韦斯亲自领导的激进农业改革并没有能够改变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土地分配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政府至今还无法向土改受益者提供金融、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此外，国民警备队无力阻止地主买凶残害土改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的行径，截至2009年底200多名农民被杀，至今案情毫无进展。
　　世纪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十分关注政府把石油产业收归国有，但是他们却并没考虑委内瑞拉与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欧盟的跨国公司新近成立的合资企业不断增加。尽管美国跨国集团在委内瑞拉的作用日渐式微，投资伙伴的更替使得委内瑞拉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外资对矿产和石油的投资还是明显增长，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没有任何增长。
　　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最惹人争议的内容就是国家对石油这种单一商品的依存度达到70％，并且出口市场主要为美国这一敌对、不稳定的单一市场。查韦斯政权受到威胁的另一方面源自国内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内政部和警察的无能以及与基层组织缺乏协调使得政府严重缺乏社会动员能力，也显示出公民运动的局限性。
　　查韦斯努力实现玻利瓦尔反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相互融合，与拉美先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完全决裂。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在国内重要经济部门占统治地位，私营和公有产业内部的阶级差距继续扩大的情况之下，人们应当牢记的是，社会主义不是静止的思想，而是不断发展的进程，应当在工厂和社区不断扩大公民的权力。
　　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接受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体现。厄瓜多尔终止了与美国的曼塔（Manta）军事基地租赁协定，对先前政府所欠部分债务提出质疑，批评哥伦比亚入侵边境与军事打击游击队营地，对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提出批评以及支持委内瑞拉的地区一体化建议。在国内政策方面，科雷亚总统反对传统右翼政党与寡头政治。因此，他被民众与传媒普遍认为具有左翼思想。然而，他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只是体现在他反对的人与事方面，并未体现在其进行的社会结构变革之上。
　　科雷亚的国内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其他主要政党提出批评，支持与领导国内公民运动，成功推翻美国支持的右翼政权以及召开制宪大会制定新宪法。他的这些法律与政治变革构成其激进主义的外在特征，也为其倡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科雷亚的这些国内外政策奠定了他中左翼领导人的地位，但从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模式的视角分析，他的这些政策还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最为背道而驰的是厄瓜多尔政府坚持与继续扩大外国私人资本对本国战略资源的控制权，57％的石油被外国跨国集团控制，与外国矿业集团签订长期开采合同，这些集团控制了国家大部分外汇与贸易收益。更为严重的是，科雷亚强烈压制印第安人社团反对资源外包的抗议活动，拒绝与之协商，并斥之为“一小撮落后分子”。尽管外国石油公司开采导致的水源、空气和土地的污染已造成民众的严重疾病和死亡，科雷亚还是坚定地把外国矿业集团对本国的剥削作为国家主要发展战略，他的“反寡头政治”的政策实质并非反对资本主义。
　　科雷亚成功开展公民选举运动，在多党竞争中赢得大选的胜利，支持率超过70％。科雷亚获胜主要由于承诺增长工资与给小企业优惠贷款等短期妥协，但是这些措施与世界经济持续萧条的背景却不相吻合。他批准私营企业垄断电信行业、反对土地改革、禁止工会罢工，却不对政治体制进行任何变革，结果导致更多的游行与抗议。更有甚者，政府不断强化资本，尤其是国外资本对金融体系、商品贸易与矿业开采的控制。
　　世纪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象征与修辞，只是一种对外宣传的口号，科雷亚根本没有在国内变革阶级关系、财产所有权与公民权利。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把新型对外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的便捷方式，政府起初激进的措施逐渐变得保守，原来对先前政府所欠外债进行质疑但最终还是全额偿付。
　　玻利维亚的21世纪社会主义莫拉莱斯在其执政的前5年（2005—2009年）进行了无数的社会变革，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改革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或者属于为向社会主义转型而采取的措施。
　　莫拉莱斯在九大政策领域实施了社会政治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国内改革就是保障印第安原住民的政治、文化与司法权利。玻利维亚政府保障印第安城市享有自治权，促进印第安民族语言在教育和地方事务中的应用，国家重视印第安宗教与民族节日，加大力度惩治侵害印第安公民权利的事件。
　　玻利维亚政府适当增加了跨国合资企业中政府的收益比例，提高出口到巴西和阿根廷的天然气的价格，在增加国家政府收入分配比例的同时降低省级政府收入分配的比例。2005—2008年间的农产品和矿物出口价格达到新高，尽管出现官僚体制导致生产和服务业投资实质滞后的现象，地方政府的税收还是大为增加。与此同时，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这些改善与莫拉莱斯竞选时最低工资翻番的承诺相距甚远，与政府税收大幅增长的事实也不吻合。
　　玻利维亚政府最大的骄傲就是国家外汇储备从20亿美元升至60亿美元，并严格控制社会支出与平衡收支。莫拉莱斯的这些措施更加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完全不同。然而，国家外汇储备翻了三番，多数农村印第安人依然贫困。声称在一个贫困人口比例达60％的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却执行这样的政策的确新奇。
　　莫拉莱斯鼓励发展工会组织，避免压制矿工与农民运动，而与此同时他不断委任各种行业组织新的领导人。事实上，尽管社会差距继续扩大，政府与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这种新型关系使得这些组织对政府的容忍度不断增加，罢工和独立阶级运动的数量也因此下降。此外，农业与矿产跨国集团、中小资本家以及印第安工会运动三方联合，共同支撑莫拉莱斯的经济战略政策。政府投入几百万美元的补贴成立“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实际上由中小矿业主拥有，矿工的工资通常低于大型企业的水平。
　　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政府的最大变化表现在其外交政策与外交辞令方面。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结盟，支持古巴和伊朗，在一些重要领域反对美国的政策。玻利维亚反对美国制裁古巴以及在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反对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并取消其关税优惠待遇。莫拉莱斯强烈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打击，一直支持不干预政策。
　　玻利维亚经济政策的最大特征是外资拥有的跨国集团对矿产开采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近100家跨国集团目前正在开采玻利维亚的矿产和能源，利润丰厚，工资低廉，几乎不受环境法规的约束。2009年9月，莫拉莱斯在马德里的一次演讲中告诉西班牙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只要他们不干涉政治以及同意资产共享，就欢迎到玻利维亚进行投资。其实，无论外国资本能带来多大的利益，这一行为还是曲解了21世纪社会主义，以国外的首席执行官与当地的管理技术精英取代无产阶级和农民，或许是实践社会主义的一种崭新方式，但这可能更加接近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
　　在对国外矿业集团开放的同时，莫拉莱斯向农业和商业提供高额补贴与低息贷款，甚至对那些支持极右政治团体的大农场主也毫不吝啬。他无视大农场主的政治敌意，为他们扩大势力提供资金支持，明确表达了他注重资本主义的发展，丝毫不关注农民的可替代发展模式。玻利维亚农村与城市贫民窟的状况依然如故，贫富差距没有任何改变，圣克鲁斯（Santa Cruz）最富有的100个家庭继续拥有80％以上的肥沃土地，而80％以上的农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矿业、批发与零售以及银行信贷依然被寡头掌控，其势力近年又在向其他产业扩展，与全球跨国资本的联系更加紧密。莫拉莱斯不仅实现了保护经济精英的诺言，而且还把跨国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与待遇丰厚的相关政府高级管理人员纳入统治阶级的范畴。
　　尽管多数社会主义人士认为大地主几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莫拉莱斯还是主要依靠他们增加农产品出口，忽视当地农民的粮食生产。农民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成千上万名印第安人仍被当作奴隶受到剥削。对于政府而言，官员们更加关注生产、出口与国家财税的增长，农民受到的严酷剥削几乎得不到重视。尽管国家出台了劳动法规，但这些法规在农村根本没有实施，劳动督察也极力避免与地主发生任何冲突。农民占有土地的几次行动都遭到政府诋毁，在未开垦地区推行土改的草根运动也受到政府的强烈反对。莫拉莱斯政府的21世纪社会主义更加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内涵，把更多的时间和经费用在弘扬印第安的传统节日和音乐舞蹈之上，根本不去考虑把富饶的土地分配给营养不良的印第安民众。
　　为了分散对农业改革的注意力，政府把无地的印第安人安置在偏远的集体土地之上。这一“殖民计划”其实是一种灾难，印第安人被运抵这些疾病蔓延的偏远地区，没有农具、种子、化肥与住所。不到两周，这些印第安人纷纷要求回到他们原先生活的贫穷村落，那里的状况也要远优于疟疾横行、缺乏规划的偏远之地。为了弥补实施不力的农业改革，莫拉莱斯组织了几次盛大仪式向中小农户赠送拖拉机，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与其说这是社会改革的组成部分，不如说这是选举政治的考量结果。
　　莫拉莱斯经济与政治政策的两个显著特征是重视发展传统的矿产出口以及建立以社团主义为基础的选举机器。在其执政的第5年，与跨国集团签订矿产开采和原材料出口的合资企业的附加值几乎没有增长，工业化水平以及提供大量就业的产品深加工规模也几乎没有任何扩大。农产品出口也是如此，多数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加工并不在玻利维亚进行，否则将会给穷困潦倒的印第安人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政府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但对本国工业却不提供金融和政策支持，以取代资本与耐用消费品的大量进口。
　　莫拉莱斯的政治策略与半个世纪前的民族革命运动极为相似，工会和农民运动与占统治地位的党派—国家政治紧密结合。政府没有进行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主要依靠党派的政治操控，忠实于党派的民众总是受到青睐，而莫拉莱斯的政治庇护策略就是再次强调印第安的身份认同与团结。
　　莫拉莱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远非创新与“社会主义”，在政治模式上更加类似20世纪的社团主义。对玻利维亚的历史有略微了解之人都会知晓，迷恋象征主义政治的记者与作家都轻易给那些仅在言辞上怀疑自由市场理论的政客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莫拉莱斯政府也因此被冠以激进与社会主义的形象特征。
　　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比较与历史分析鉴于不同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在各国的不同实践，有必要把这些政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比较框架中进行分析，以真正理解21世纪社会主义对拉美社会的影响。
　　尽管政治评论家不吝溢美之词，21世纪社会主义政策的最大特征就是这一理念与先前并无新颖与特别之处：混合型经济政策以及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政治操控，使得他们的政策实践与20世纪40—70年代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并无明显区别。除查韦斯政权略显不同之外，其余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最多也就是把破产的私人企业国有化、增加本国在合资企业的股份以及提高农产品和矿物出口的税收。
　　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的“民族化”与20世纪30年代“印第安美洲主义”的思想具有相同之处。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不同，这些中美洲的政治先贤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重新分配几百万英亩被充公的肥沃土地，反对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而当代的民族主义主要依赖身份认同的政治操作。
　　 21世纪社会主义与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世纪社会主义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广度与深度都与20世纪社会主义无法比拟。我们分析一下依靠选举政治上台执政的三个社会民主主义政权：危地马拉的阿本兹政府（Arbenz，1952—1954）、巴西的古拉特政府（Goulart,1962—1964）以及智利的阿连德政府（Allende,1970—1973）。这三个社会民主主义政权都进行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农业改革，受益的农民人数远超过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改革，甚至是外资企业的国有化程度也超过多数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
　　在外交政策的宣传与实践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辞具有相似性。然而，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权比现在没收了更多的外资，如阿本兹没收了联合果业公司（United Fruit）的土地，阿连德没收了阿那康德铜业公司（Anaconda Copper），而当今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鼓励、邀请外资开采矿藏与开垦农田。不同的经济政策反映出政府所依赖的不同国内阶级结构与经济联盟。与先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形成对比的是，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已经与技术官僚、跨国集团以及国内的农业与矿业精英形成了妥协，这些人士对决策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与工人。
　　21世纪社会主义：新历史形态还是循环政治进程？
　　回顾拉美近6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拉美的政治模式不断在左右之间循环，美国通过政策干预、军事援助和民选政治代理人等方式支持建立的政权与依靠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上台执政的中左政权不断斗争。问题的关键在于，最近几年上台执政的中左政权是循环模式的产物，还是已经具有坚实的国内外基础，能够持续执政？
　　“二战”后的拉美经历了约5次左翼与右翼政权的更替。“二战”结束，法西斯主义覆灭后，世界范围的民主、反殖民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拉美也不例外。1945—1952年间，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民粹主义者以及各种公民联合政府在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巴西和玻利维亚纷纷上台执政。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on）和爱娃·庇隆（Eva Peron）实施铁路国有化，推出多项福利措施，外交上追寻“第三条道路”以摆脱美国的影响。智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激进力量联盟赢得了1947年大选，承诺进行广泛的劳动与社会变革。玻利维亚的社会革命推动了锡矿国有化与农业改革，并成立了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
　　世纪40年代末期，杜鲁门主义兴起、美国出兵朝鲜以及冷战的加剧都促使美国干涉拉美地区的中左翼政权。在华盛顿的默许之下，拉美的金融寡头与美国的大财团在50年代支持一系列军事政变和独裁政权上台执政。秘鲁的奥德里亚将军（General Odria）、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内斯（Perez Jimenez）、危地马拉的卡斯蒂罗·阿马斯将军（General Castillo Armas）都在本国夺取了政权。1955年阿根廷的民选总统庇隆被军事政变赶下台，巴西总统瓦加斯（Vargas）被逼自杀，智利的左翼联盟解散，共产党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极右势力的兴起、中左政权的倾覆、劳工运动受到血腥镇压，这一切都确保了美国的霸权，符合美国的冷战政策，也为经济入侵拉美打开了方便之门。
　　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霸权与剥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被残酷镇压以及经济寡头对公共财产的侵占导致了公民运动的兴起与左翼运动的回归。1959—1976年间，众多左翼政权在这一地区又开始上台执政或成功挑战极右政权。1959年的古巴革命以及1958年的委内瑞拉革命都获得胜利，巴西的古拉特（1962—1964）、智利的阿连德（1970—1973）与阿根廷的庇隆（1973—1975）等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政权又开始执政。这些政权都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美国的霸权，都受到公民运动的鼎力支持，纷纷宣布要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对战略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并实施了多项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措施。
　　然而，除古巴外，拉美革命都极其短暂。即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左翼运动中，美国及其军事代理人还是进行强力干涉，阻止社会进步运动的发展。1964年和1971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与玻利维亚的托雷斯政权（Torres）都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随后，智利的阿连德政权（1973年）和阿根廷的庇隆政权（1976年）也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军事组织联手赶下台。风起云涌的20世纪左翼运动也因此销声匿迹。
　　—2000年间，右翼势力处于上升态势，这些政府的长期统治使得拉美左翼运动受到严重削弱。军事政权以及独裁的新自由主义民选政权取消了所有关税和金融监管，盲目实行自由市场与依赖美国的经济政策。在此期间，5000多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其中多数由跨国集团掌控，超过15万亿美元以利润、利息、逃税、洗钱等形式被转移到国外。但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资本的“黄金期”却是经济停滞、社会严重分化以及危机频发的时期，诱发了这一地区新千年的公民进步运动与新一轮的左翼政权上台执政，也促使我们思考这些新左翼政权的生命力是否能够持久？
　　世界历史结构的变革拉美左翼运动出现循环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美国的超强经济实力与干预能力，但近年来美国的这两种能力均出现相对衰落。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债权国家，也不再是巴西、智利、秘鲁和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除墨西哥外，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在拉美地区日渐式微。在其“后院”的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几个国家与委内瑞拉签署了石油补贴协议，而华盛顿则在哥伦比亚增加了7个军事基地，增强第四舰队在拉美的军事存在，以弥补其经济在这一地区的衰落。尽管美国增强了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力量，但拉美以外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争以及与伊朗的长期对抗还是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干预能力，使得它无力在拉美开辟第四战场。
　　因此，美国只有依靠金融和当地的军事雇佣动摇和推翻中左政权。世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市场的不断扩大，拉美可以实现市场与投资伙伴的多元化，限制了作为国务院政策执行者的美国跨国集团的政治干涉。同时，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削弱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对拉美的农产品和矿物需求非常有限，拉美国家也转而依赖新兴经济大国。此外，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拉美各国加强了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以及限制美国银行的投机行为。华盛顿高唱“自由市场”，实际却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出口补贴。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在拉美的意识形态影响力遭受重创。
　　拉美左翼运动的起伏与循环主要源自美国，而今美国的实力结构大为削弱，左翼政权的生命力可能更为持久。然而，美国仍是影响这一地区的关键因素，仍与本地区的右翼军事和经济力量联系紧密。其次，中左政府依赖外国和国内经济精英扩大农产品和矿产出口，国际市场的不断波动，如此的发展战略容易给本国带来危机。最后，中左政权没有能够消除地区和社会差距，也未能够掌控战略经济部门。
　　以上因素的考量又不禁让人怀疑这些拉美中左政权的生命力，因为能够阻止新自由主义复辟的国家结构与阶级结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内部变革。当前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是迈向真正社会主义的基石，还是复辟亲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前的过渡阶段？这一结论还有待公开讨论。
　　四、结语世纪社会主义是否优于20世纪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我们选择比较的不同模式以及进行比较分析的政治准则。尽管提及20世纪社会主义，人们便不禁想起苏联模式，但是20世纪社会主义并非只有单一的苏联模式。20世纪社会主义政权至少存在4种不同的激进模式，其内在政治结构也不尽相同。
　　革命的一党政权，主要包括古巴、朝鲜、中国、越南和苏联。除苏联外的4个国家都把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在不同阶段言论与个人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这4个国家都曾奋力反抗美国的侵略，遭受制裁与禁运，也都采取过严厉措施平息社会的动荡。
　　通过选举上台的社会主义政权，主要包括智利（1970—1973）、格林纳达（1981—1983）、圭亚那（20世纪50年代）、玻利维亚（1970—1971）、尼加拉瓜（1979—1989）。多党竞争甚至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这些政权容易受到军事干预、军事政变与经济制裁影响。
　　自治的社会主义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南斯拉夫的工厂付诸实践，1963—1964年阿尔及利亚也进行了短暂实验。美国和欧洲支持的分离主义运动导致南斯拉夫解体，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验也终止于一次军事政变。
　　以大规模、长期的社会福利计划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瑞典，得到实施，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管理。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只在东欧实行，并且经常爆发社会变革与民主运动，如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20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同样，21世纪社会主义也具有不同的政治模式。
　　委内瑞拉把石油、钢铁、水泥、银行和电信等重要产业收归国有，没收大量农田并安置10万多户农民家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与义务教育，鼓励建立社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组织。
　　玻利维亚没有实施国有化运动。相反，莫拉莱斯鼓励公私合营，引进十多家外国矿业集团，支持扩大印第安人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增加住房、基础设施和扶贫等社会支出，但并未实行农业改革。
　　世纪社会主义最保守的模式出现在厄瓜多尔，政府在矿业和石油产业上作出重大让步，实行电信私有化，对国内商业精英进行补贴。科雷亚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却把印第安人的土地转让给矿业公司。社会主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增加社会开支、取消美国的军事基地、批评美国的军事和贸易政策。然而，科雷亚却继续保留美元主导的经济模式，限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假如我们采用公认的准则来评判20世纪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我们就能在经济独立、社会公正与政治自由方面对其进行客观的判断。
　　在公有制方面，除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以外，所有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规模都要超过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目前的委内瑞拉最为接近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综合比较公有制、公私合营与私有制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贡献，20世纪的公有企业既有高速增长，也有停滞不前；公私合营企业易受变化莫测的国际市场和需求的冲击，在繁荣期的高增长与萧条期的压缩生产中循环。在社会关系、社会福利与工作条件方面，公有企业总体优于合营和私有企业，虽然私营企业的工资报酬可能高于公有企业。
　　在农业改革方面，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分配土地，瓦解了地主阶级的权力，但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方面都不甚成功。20世纪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农业出口战略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战略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集中与农村的社会差距。但是，古巴和中国的农业改革措施不力，导致了第二次农业改革，把国有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与合作社。
　　在社会福利方面，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扩大社会支出，提高最低工资，但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却提供全民免费医疗与义务教育制度。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虽存在城乡差距，却能在农村提供免费医疗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而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反帝斗争方面，20世纪社会主义远优于21世纪社会主义。古巴向南部非洲派遣军队和提供军事援助以抗击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中国出兵朝鲜抗击美帝国主义；苏联向越南提供武器和导弹以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且向古巴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抗击美国的制裁。21世纪社会主义却几乎没有为民族解放斗争提供物质支持，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甚至还出兵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占领海地。21世纪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谴责美国支持的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以及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拒绝签署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21世纪社会主义缺乏激进性，与理想的社会主义还存在遥远的距离，但21世纪社会主义还是举起反对美国军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大旗，鼓励开展各种公民运动，而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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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崛起，那全世界的卡菲勒只有联合把它踩下去，否则大家都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