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凉夜清 于 2010-3-17 13:36 编辑
在之前的两千年中，《易传》一直被官方定为儒家的经典而世代传习、历古不朽。又有孔子晚而喜易，而称《易传》为孔子所作，但是至欧阳修起就开始对《易传》为孔子所作产生怀疑，特别是清代学者的考据，到今天已经确证，《易传》一书绝非孔子所作，并且指出《易传》亦非一人所作，通过史料比对分析今天研究者大多认为《易传》是从战国末期到西汉时的学者陆续写成而最终汇宗为《易传》。但是研究者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观念，把《易传》定为一本反映儒家思想的著作。而近代以来对《易传》的深刻分析研究后，研究者更指出被一直作为传统儒家经典的《易传》却相当大的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特别是陈鼓应教授更认为“《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道家，而非儒家。”①陈鼓应教授对《易传》中思想最为丰富深刻的《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进行系统的分析，认为以上诸篇中受《老子》、《庄子》和以往研究中并未十分重视的稷下道家与黄老学派的深刻影响。依据详实，分析细致不得不使读者认同其观点。 但是，应当说《易传》既受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有不少的儒家观念。如《系辞·上传》开头便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②这明显是后世儒家的观念，同时其又是来自《庄子·天道》，虽然学者指出《天道》篇的与《庄子》本身的思想的差异即而有否定其为他人所作，但这更加表现出儒道的杂糅。而接着一句“动静有常，刚柔断矣。”③又直接体现出道家的“动静”说、“刚柔”说。又有《象传》言“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④显然是反映儒家的立身处世准则，而同时这种将自然表象来推诸人事行为说明问题的方法又是缘自道家的。因而《易传》是一部主要融合以儒道二家思想为主的先后写成并最终汇宗一起的解释《易经》的著作。我们看到《易传》表现的是“君子”立身行事，刚正进取的准则，这正是儒家所主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同时其论说的方法，思维观念又深深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易传》构筑的宇宙运动模式的核心为“道”是具有宇宙本体意味，行而上的非现象界的是与现象界相对又规定和统驭着现象界的最高实体。而孔子提到过“道”，是“附属于人类行为的一种价值品词”⑤。而《易传》中的“道”正是来自《老子》中所阐释的那个“道”。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指出： 儒学传统中，有一个最薄弱与最柔软的地方特别容易受到挑战，他们关于宇宙与人的行而上的思路未能探幽寻微，为自己的思想理路找到终极的立足点，而过多地关注处理现世实际问题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思路，又将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群体的社会价值置诸不容质疑的地位。于是，当人们不断追问这一思路的起源以及其合理性依据时，他就有些捉襟见肘。⑥ 这也表明《易传》虽然是有着深刻的道家思想而又被奉为“经典”，但是由于其本身编著的复杂与跨时代性，使得其并为构成严密系统的思想体系。而对在、孔子罕言的“性与天道”问题有着更深入的探讨则是来自魏晋的玄学。由何晏、王弼领袖地正始玄学就是缘老入儒，因而当代学者有认为何晏、王弼还是属于儒家的，他们最终还是要维持儒家的。而“竹林”名士才更多关注起《庄子》的思想，并将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的。而具体到《易》则是由“象数”到“义理”的转变。应当说《易》主要是通过象数来阐释其涵义的，而到了《易传》则又包含了用义理阐“易”的方法，但是主要还是以象数来对应人世的始自上古的卜筮为基础建立的，而到了魏晋犹以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则使义理阐“易”鼎盛起来。 这里我们看到缘自上古的占卜，和由此发展形成的《易》。其根本是建立一种自然与人的关系模式，来借此阐释发挥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在这里如果人们以较为理性的方式思考，则是深刻的而客观的成分更多一些。反之，单凭感性将自然与人世混杂附会，则全然是谬误。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即便是用理性的方式进行深刻的思考的结果，也是局限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认识之内的。而那种将自然与人世主观联系附会的行为中也包含一定的人们思想的闪光点。我们看到汉代的谶纬，完全是一种自然与人世的附会而且多数是荒诞，但是这也是人们精神运动的产物。而以上的这种情况就蕴涵在《周易》和《易传》中。而作为上古人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卜筮文化中，就是这一象限的表征，而《周易》则是其的文字化保存而使得这一传统能够更广泛的流传下去，而到了《易传》则将其发展的更为深刻。 同时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儒道思想也是在《易传》是开始糅合的，这样一种儒道互补既而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玄风大盛，使得人们对于道家思想的研究大大深入，而佛教的兴盛与传播更为中国思想补充了更多内容，并且可以说在一些方面促成了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经过种种，虽然还是儒、道、释三家，三家也鼎立纷争，但是在中国人内心深处，观念之中则使得三者渐渐的糅合。即便依然是反佛黜道的儒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中也以先天的包含了一些释道的基本东西。于是才有着宋明理学这样的内容与形式。宋明理学与前代儒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对于宇宙本体作为自然与人世万物的最高规定者上的建立，于是给了儒学对于现世现实问题处理的一个终极依据，也使得儒学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无论是程朱的“理”，还是陆王的“心”都是儒释道糅合下的产物，虽然理学之初是为了排斥道释，重新树立儒家权威的。所谓的“理”正式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来的“道”而来的，只是他们将其与政治与个人修为紧密的联系起来了。而“心学”则又受到了佛家的影响。我们单从儒道两家来看，其关于宇宙本体和运行的思想主要始自道家，而儒家则对现实的人世有着更为广泛的思考，而主要是集中在社会运行与个人行为方面。而在个人修为方面则也很复杂，一方面是儒家传统中仁、义、礼、智、信以及刚正率直不避死难等等，这样的从就先秦开始树立的君子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则是道家所谓的清净、自然、效法天地自然而追求一种超绝人世。特别是表现在境界追求方面。 我们这里看到中国传统核心思想文化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情况，这是当代研究者所提出并明示论证良久的。而且也确实就是中国传统核心思想文化所表现出的特点。但这里要看到我们认为儒道互补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对于儒道两家的分析，儒道互补的分析。之所以见得是互补，正是我们在明晰儒道两家基础上才认识的。所以我们的对于儒道互补认识的基础就是对儒道二家的认识，我们对儒道二家的发展有着相当完整与系统的研究，这是自二家出现后就开始的。而正是如此，我们的基础观念就是儒道二家。于是中国文化主要也就被分成了，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他们也就想当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根本元素，根本单位，人们就会被分为儒家、道家和儒道杂糅者。但是我们却由此弱化了对中国文化更为根本的思考，是儒道二家造就了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成就了儒道二家？这里应该说二者都是合理的，也许只是一种同语反复，毕竟儒道二家有着约2500年的发展形成史，这样长久的发展自然给人们最为深刻而且具体的认识。而对于先前的中国思想文化，在材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依然有着相当的研究成就。就像对于《周易》专家就指出，《老子》和孔子的思想都是在《周易》思想观念的一定影响之下的。这样从《周易》到春秋战国的我们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有了一个比较连续的认识，起码有了一些对于前后延承的看法。而在春秋战国时期陡然间，思想文化变的多元而且多彩，仿佛是如宇宙大爆炸那样一下子齐全了起来。当然事实上春秋战国思想界的发展一定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完整的过程，我们只是由于缺少史料，才无法全面认识这一过程。 于是我们自然是将这些学派作为单独的单位来考察研究，即便是对他们之间关系以及融合的研究其基本单位也是各个学派，当然这是研究的前提，如果没有一个个研究单位，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我们把他作为一个个个体来看待。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哪家哪派，他们是不是有着一个同样的知识基础。不过我们可以在没有过多史料的情况下想象由于地域风俗形成的各有特点的文化下，必然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学问知识。但是我们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思考，我们以中国人，中国文化为单位来看。从前的以学派为单位研究是不是一种对文化整体的割裂。个体研究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但是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这一核心的基础又是什么，我们说是几家几派的柔和互补，却没有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因为所谓各家各派正是在这个核心基础所派生出来的。我们可以由各家各派来复原提炼其核心思想。但是这样从时间上，其逻辑关系确是颠倒的。因此，我们说的儒道互补，是儒道形成之后。而根本上我们可不可以说是“儒道一体”，虽然说儒道有着如此的分歧，但是儒道成为中国文化后来最核心的思想，其本身就表示出儒道思想在中国具有最广泛最根本的认同。也就是说，儒道虽属二家，但是二家本出一体。
① 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7月版，第1页。
②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229页。
③ 同上。
④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3页。
⑤ 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收在《古史辨》第三册上编，上海出版社，1982年版。引自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7月版，第71页。
⑥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41页。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3-17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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