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保证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深有感受、切齿痛恨,文革结束后再次主持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坚决打倒和清除那些直接来自基层的所谓“火箭干部”“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并且为干部提拔设置了严格的“台阶论”,即提拔干部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能越级提拔。“台阶论”在两个方面保证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一是逐个台阶进行筛选,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地把那些具有平民意识和造反精神的所谓“极左分子”过滤掉;二是经过官场绞肉机的逐级搅拌,筛选出来的干部都是没有骨头皮的软糊糊一团,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型外交关系。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让陈永贵去主持对外开放,这个不肯吃亏的农民绝不会把国内发行价十几元的股票,一元多卖给外国人;直到被隔离审查前还拿着工人工资的副总理吴桂贤,也不会用武警逼着工人不准罢工地为外资干活。 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陷入历史上最腐败时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升官发财。发财是目的,升官是手段,千里做官只为财,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特别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规模的权力买卖市场,当官成为最大的暴利产业,所有权力的市场价格都在暴涨,特别是当教育和医疗的权力进入市场以后,不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也加入了暴富行列,大家一起欢呼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其实,权力结合、纵官逐利,是封建社会的固有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设计,如果非要说设计不可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规模上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