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碎片流年

按：近年来，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由攻击毛泽东和新中国出卖领土主权的言论甚嚣尘上，蒙蔽了众多历史知识有限又缺乏求证精神的民众。为还原历史的真实，笔者从秦孝仪主持编纂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抽取了蒋介石几篇讲话中的相关片断，除了将原繁体字转为简体字外，原封不动地分享出来，供网友们解读辨析。

从蒋介石的这些讲话中，笔者自己读出的要点包括：

（一）蒙古事实上早已独立，但是蒋介石通过搞形式上的公投，赋予了她独立的法理依据；

（二）蒋介石不仅支持外蒙独立，也支持西藏、新疆甚至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独立，因而如果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继续执政，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完整的版图；

（三）蒋介石自知促成外蒙独立铸成大错，曾多次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辩解，甚至不惜去编织未来外蒙回归的美丽幻想；

（四）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是实用、短视、自私的“民族主义”，其观点如“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不仅迂阔、幼稚，而且愚蠢。】




一、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



（1945年8月24日在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演讲）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是战败投降了，台湾澎湖仍归还到了祖国的怀抱，东三省领土的恢复和主权行政的完整亦已获得了保证，而高丽不久亦必能得到解放与自由，我们国家的独立也树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我们民族主义对外一方面的目的，可说是已达到了完成的阶段，因此我们对内一方面的任务，就是求国内各民族平等自由的工作必须确定方针，积极进行，来实现我们国民革命整个的计划。

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国父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于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国父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决不像北京政府对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我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不仅对于外蒙如此友爱，就是对于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于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  

                                   我在这里要指出我们实施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我们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怀抱崇高的精诚，与坚定的决心，断不能效法日本对待高丽的行径。凡对于他持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予以精诚的扶持其成长，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我们必须一反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为，使东亚大陆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全面胜利的曙光之中，树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础。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保障他们行将获得的地位。第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具备自治能力，与有独立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到达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的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不因其离开祖国而发生恶感或歧视，而我们各民族，亦必须对其祖国以和睦亲善的态度，循合法的程序，向其政府提出愿望，以达成其目的，不可采取反抗祖国的行动，以引起民族之间相互的仇恨。第三、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级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

如果我们大家注意上述三个原则，防制所述各种弊端，我们对于外蒙合理合法的要求，决不加以阻碍，并将予以扶持而使之实现。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但必须其能巩固其本身永久独立的地位，不可蹈袭高丽过去的覆辙，一面要求祖国承认其独立，而一面即被日本的违约并吞为其奴辱，又要使我祖国为之数十年之牺牲奋斗，而始获得今日的解放。



二、最近一年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之报告

（1947年3月21日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最近听说我们同志间有以外蒙古版图变色，来责备我们外交当局的。这件事完全是本人的主张，也是我一生对国家唯一应负责的一件大事。外交当局不过是执行了我所决定的政策而已。这个政策是前年定下的，当时的目的是要以外蒙古的独立来换取我们整个东北的主权，使东北主权的接收，不致遭遇外交的阻碍。而且当时我们是主张「外蒙独立」，不是使外蒙古沦为人家的保护国。虽然现在事实的演变不合于我们当时的想象，外蒙在去年一月五日离开中国，陷于似独立非独立的局面，而同时东北主权，尚有北满与旅顺、大连未能收复，然而我一定毕生为此理想——收复东北主权，与促成外蒙独立——而奋斗，而且我确信我这个理想必有实现的一日。



三、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1952年10月13日讲）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 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建设之望了。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d403020101px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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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三年年中，国军面临湘桂正面战场的严重溃败，而共军在敌后游击
区则不断扩占地盘，加上抗战经年持久，后方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困苦，政府官
吏贪污腐化之风日甚，知识界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党专政，主张民主宪政的风潮又
起，共党趁机提出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共组联合政府的要求。不过，由于蒋委员
长反对，加上美国倾向支持国民政府对共军采取监视、围堵政策，因此临近抗战
结束，国共关系愈形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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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高中历史（革新版）》。

该教材依据台湾教育部民国八十四年十月修正发布之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编写，该标准是目前台湾地区高级中学最新课程标准。该教材内容分为中国历史

分上、下两册，供高中一年级使用。关于抗战部分的描写收录于下册。
编著者：许雪姬、刘妮玲。
许雪姬，台湾大学历史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
湾大学、政治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刘妮玲，师范大学历史硕士，现任台北市立景美女中历史教师。
著作财产权人、发行所、印刷所：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二月
修订二版一刷 中华民国九十年二月
革新三版一刷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一月
修正革新三版三刷 中华民国九十三年二月
编号：S 610230
行政院新闻局登记局版台业字第O二OO号
ISBN 957-14-2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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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十大谣言之日寇从未进攻延安
2014-08-14 08:35:2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中国终于取得胜利。然而这一段岁月中的人与事，却在后人的转述中逐步走样。在日本投降69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地推出“抗战十大谣言”系列，以正视听。此前已刊发《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名将”张灵甫》、《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孙立人活埋日军》、《抗战十大谣言：起底“钓鱼帖”》、《抗战十大谣言之委员长卫队》、《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八路军大规模种鸦片》《抗战十大谣言之共产党只牺牲1位将军》《抗战十大谣言之“飞虎队”神话》与《抗战十大谣言之民国军工“黄金十年”》，本文为第九篇。】

对于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是一场非全民族团结不能战胜甚至不能坚持的战争。早在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东北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联就尽可能联合感化原来的绺子（观察者网注：liǔ·zi，即土匪），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都纳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旗下。

然而从过去到现在，总有一种阴恻恻的声音缭绕耳边，说日本军队的入侵给了中共喘息之机；说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游而不击；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消极避战谋求自身发展；说中共军队抗战的时候尽干破坏国军的事……其证据之一就是所谓“日军从未进攻延安”……这些谣言形式多样，出现时并不“言之凿凿”，比如：

几年了，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懂：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可是，日本人为什么没有重点轰炸延安？不明白日本飞机可以越过高山去轰炸诸如重庆等城市，却没有轰炸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从山西到延安的距离，肯定比从武汉到重庆的距离要近呀。

另一个不明白的地点是秦晋大峡谷。这里有黄河流过，形成所谓黄河天堑，可是在战国时期，秦晋两国经常还越过黄河去争夺土地，发生战争，那么两千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天堑是绝对挡不住日本鬼子的侵略步伐的，可是，日本人就是没有越过黄河进攻延安。翻阅所有资料，都没有发现战争的痕迹，不说大的激烈的战斗，就是小的冲突好象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奇迹真是奇迹。还有更奇怪的事，就是这里好象不设防，共产党的军队由这里进入山西，然后再进入敌后，轻轻松松。不象抗战前，红军初到延安后，曾东渡黄河，东征山西，可是不太顺利，还付出了包括象刘志丹等许多将士宝贵生命的代价。

真是奇怪，难道日本鬼子真象电影中那样愚蠢，不知道八路军，要从这地方出发去打他们日本鬼子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延安的守军不到一万人吗？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吗？

这和中国的另一个城市重庆相比，太有说服力了。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国民党党部所在地，也是蒋委员长统战部所在地，却因此而遭到了日本鬼子毁灭性的轰炸，连续多年的野蛮轰炸，造成数万人的死伤。

毛主席发出过许多声明，写过无数抗日的文章，作过无数次抗日的报告，号召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日本人不冒犯毛主席？

好一个“翻阅所有资料，都没有”，当真是虚心求教的网络帖呢！这个疑问帖堪称“日军从未进攻延安”说法之代表。造谣水平的确破表——

装作无辜地表态：这不是传谣哦！只是求知哦！

心里却在冷笑：反正常人知道的细节不多，播种一个怀疑的种子，收获一棵谣言的大树。谣言受众心里的怀疑是自己产生的，就算追责也不能归咎到自己头上。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1938/吴印咸摄）

延安挨的轰炸还少吗？

正如观察者网“抗战十大谣言”系列之一《飞虎队神话》文中所述，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英勇抵抗中消耗殆尽，此后难有飞行员与飞机的补充，飞虎队展现了中国空中力量抵抗日军入侵的意志，却只能彰显存在，无力反攻。在抗战初期，日本空中力量主宰了华夏大地的天空。

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在当时并非大城市，日寇却从空中集结重兵多次空袭延安。中共作为中国大地上先进的军政力量，对战争形势的把握与梳理颇具先见之明——自1937年始，延安即着手采取措施，准备应付日军之空袭。

据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魏久明主编《烽火忆抗战1945-1995》中第25页至28页记载，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回忆，该校在“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逐渐向外迁移，搬到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内情景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上空侦查。据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陈学昭所著《延安访问记》第175页记载，当时延安百姓尚以为是中国飞机，有的拍手大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但是中共很快从飞机的飞行高度做判明，来的应该是敌机。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曹慕尧等正在抗大开会，听到外面有声响，他们“赶到室外的高坡上了望，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落。”此即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

曹慕尧回忆说，“第一批飞机刚投完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缺乏防空火力，只有用步兵作战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小小的延安城里，顷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



1939年，日军轰炸洛川

据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所著的《中国纪事》第259页记载，延安损失极为惨重。中共初到延安时，“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946年学术社出版了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就有描述，在轰炸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座瓦砾堆的废墟了”。

据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99页记载，边区政府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急电中说，延安“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百五十九枚，死伤军民一百五十二人，毁房屋三百八十间……”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援助。

张宣在《日寇轰炸延安亲历记》中描述，当时他从成都到延安开会，也目睹了11月20日延安遭日军轰炸后的惨状，“延安经此一炸，部分街道成了瓦砾场，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到山上的窑洞中。城内尚存的房屋，有的拆迁到北部，大部分迁到南郊。”（《红岩春秋》1995年第5期）

而郑洪轩在《延河愤——1938年日机轰炸延安历闻》描述，此后“敌机又来延安轰炸几次，但由于延安平民均住窑洞，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飞机第二次来只炸伤几人和几匹马。”



延安城被轰炸，但街上石牌坊依然耸立着

日机空袭的重点是凤凰山，因为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毛泽东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有一枚300公斤的炸弹就落在陈云窑洞旁，所幸没有爆炸。延安人推测“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正是因为日军的轰炸，毛泽东被迫从延安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此后，为防空袭，毛泽东长期住在杨家岭。杨家岭这个地名也从此载入史册。

日军多次轰炸延安，比如在第一次轰炸的次日（1938年11月21日），日军再次轰炸延安；同年12月12日，日军第三次轰炸延安；1939年9月8日，日机43架次猛烈轰炸延安，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58人，延安城内房屋150间被毁；1939年10月15日，日机71架次，分四批轮番疯狂轰炸延安，延安城内房屋大部分被毁；1941年10月26日，日军飞机最后一次轰炸延安。几乎与此同时，日本空中力量也停止大规模轰炸重庆，其航空兵主力被调离中国，前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内基本被炸毁

据亲历者描述，日军空中力量对延安的轰炸超过二十次，但是在中共领导下，边区作好了防空准备，遭受的损失并不大。据李耀宇在《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讲述，当年延安人对未爆之炸弹的处理也很有趣。他回忆说，“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做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镬和锄。”染料与炸药的化学成分很相近，故能将炸药当染料使用。这两种对炸弹的处理方法，同曹慕尧的回忆相一致。后来，甚至有延安军民希望日本多来轰炸，因为日军的炸弹用的钢铁质量好，能做很多事情——旧中国没有工业的苦楚与先辈的乐观主义精神令笔者大为感慨。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的官方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造成 214人死亡、184人受伤；毁坏建筑：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室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牲畜伤亡：197头；毁坏粮食：34.4万斤。



被炸后将材料运到三关外重建

日军屡次试图进犯延安，都被八路军挫败

除了轰炸，日寇还试图从地面上进攻延安。日军可以实施进攻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西安由南向北入侵。西安是大西南门户，若西安有失，四川与陪都重庆都会危险。因此国军胡宗南部有40万重兵驻守此地，严防死守。日军若从此路进攻，首先是兵力不足，其次是后勤补给线漫长，要经过多个国共两军的游击区，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另一条就是从山西由东向西进攻。在抗战初期，日军在国军主力尚未在黄河设防之际（经过山西、上海等战事，国军主力集中在华中防守武汉等地），曾经以一个旅团的兵力试图迅速渡过黄河攻击陕北，消灭共产党。

中共方面对此很是重视，部署其河防部队与日军进行对峙。更重要的是日军该旅团孤军深入，已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部队立即全面袭击其后勤补给线，利用山地地形，不断以伏击方式歼灭其运输部队，基本上切断了日军补给线，造成日军粮弹极度匮乏，迫使该旅团不得不从黄河边后撤到山西山地之外，并在后撤中屡遭袭扰伏击，伤亡人数达2000多人。



延安新市场 （1939年）

作战实录：日军26师团主力在1938年2月开始进攻军渡，和边区仅一河之隔，直接威胁陕北边区。3月13日，日军一部2000人，携带火炮20门开始向神府河防轰击，在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尝试第一次渡过黄河袭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渡河之际，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之时，迂回河东，袭击敌之侧背，迫使进犯日军溃退。

1938年4月，日军约一个旅团兵力附大炮30余门在离石一带集结，5月初经大武向军渡进犯，企图截断陕甘宁边区与晋绥之交通线，并强渡占领吴堡宋家川，突破河防阵地。八路军留守兵团识破了敌之企图，以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设伏于汾（阳）离（石）公路翼侧，10日夜在离石城西北之王老婆山地区，突然袭击日军先头1个大队。遭到打击的日军未抵达黄河岸边即行撤退。

1938年12月下旬，侵占河东大宁、吉县、永和的日军分兵3路，每路约1000余人，携带火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推进。1939年1月1日，日军攻占河东马斗关、凉水岩、圪针滩渡口，随之以火炮、机枪猛烈轰击八路军河西边区河防阵地，并以10余架飞机投掷毒气弹。守备河防的警备第五团部分指战员中毒晕倒，多处工事被毁。日军乘机于河东集结，准备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顽强坚守阵地，在敌军渡至河心时，突然以密集火力予以猛烈打击，迫使敌军退回东岸后撤。

屡次受挫的日军恼羞成怒，又于1939年6月初向边区河防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6月4日至6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以1.5万余人进占军渡和孟门、碛口，于黄河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以飞机、火炮向河西宋家川、枣林坪、李家沟一线河防阵地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也以 2000余人，分别占领了东马斗关和圪针滩渡口，以炮火向西岸河防阵地进行猛烈地轰击，施放毒气弹，掩护步兵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的支援下，沉着镇定，坚守阵地，以火力封锁河面，使敌难以越过河心。河东的八路军也猛烈袭击敌之侧后，使日军腹背受击，狼狈逃窜。9日，进犯之敌全部撤退。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河东我军的积极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返回陕北绥德，加强河防力量。在调回359旅之前，延安有留守兵团一部，兵力原约9000人，后增到一万多人，边区保安部队（准军事力量）5000余人，抗日自卫军（民兵）7万人，但正规军兵力兵力严重不足，在调回359旅后，边区有1旅、10团、10个保安基干大队、1个独立营，正规军兵力共15514人。

1939年11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以近万人的兵力携带火炮30多门，分4路进占碛口、孟门和克虎寨后，一面猛烈炮击八路军留守兵团河西阵地，一面大举“扫荡”河东八路军游击部队。碛口之敌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集结河滩，放船强渡，第三五九旅一部和警备第一、八团，以机枪对敌猛烈射击，使敌强渡不成。边区河防部队又以一部从右翼东渡，袭击敌之侧后，敌无奈分路撤退。

1940年6月，日军又出动1万余人，企图摧毁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威胁陕甘宁边区河防。第三五九旅除加强河防守备外，于6月17日以第七一八团一营东渡黄河，向进攻碛口、三交、临县的敌人进行侧击，截断敌前后方的交通联络。该月底和7月13日，又以两个营东渡，配合第一二〇师主力，彻底破坏大武至三交的公路，切断敌交通运输线。日军后方不宁，自顾不暇，不得不缩小规模，以至最后放弃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犯。

造谣者大概以国军的水平来揣测八路军的，对他们而言这些史实的确是匪夷所思了点——最多时有两个师团进攻延安，竟然会被共军挡住？共军竟然敢主动出击？共军还能从侧后不停袭击日军挫败其攻势？



日军空袭延安后新建的市场沟大众戏楼

笔者所罗列的史实，来自各个历史时期、国共双方、海内外人士，足以证明日军对共军之重视，与日军试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的极大努力。但是笔者深知，伴随着2005年国粉暗流的兴起，“讲战争不看战果，死伤多就是贡献大”这种奇怪的逻辑流毒网络。延安遭受了攻击又如何？死伤才那么点，损失才那么点，怎么能比得上国民党方面的“贡献”？既然造谣者认为“死人多就是贡献大”、“丢国土多就是抗战主力”，那么延安在这两方面的确不够“给力”。

依照这种逻辑，延安大概得把人员与物资摆在外面让日军炸得爽，防守部队密集列阵让日军杀伤才算抗日有功。面对日寇的空袭，中共方面疏散、防卫有道；应对日寇的地面进攻，共军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主动出击打击日军。相比重庆防空洞各种可怕的黑幕，国民党军指挥层让军队死守阵地白白浪费军人的忠诚与热血，共军的损失当然比较小。

只是详实史实也填不平某些人胸中的“阴沟沟”，一两句貌似忠厚实诚的所谓“疑问”，利用大众并不了解的历史细节罗列个把“史实”，就可以捕风捉影地把中共描述为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邪恶势力。以这种思维，自然可以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投敌另立伪国民政府粉饰为“曲线救国”。这等翻手为云覆手雨的精妙，实在是令笔者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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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流年

抗战十大谣言之民国军工“黄金十年”
2014-08-13 09:51:26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中国终于取得胜利。然而这一段岁月中的人与事，却在后人的转述中逐步走样。在日本投降69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地推出“抗战十大谣言”系列，以正视听。之前已刊发《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名将”张灵甫》、《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孙立人活埋日军》、《抗战十大谣言：起底“钓鱼帖”》、《抗战十大谣言之委员长卫队》、《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八路军大规模种鸦片》、《抗战十大谣言之共产党只牺牲1位将军》与《抗战十大谣言之“飞虎队”神话》。】

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国粉”圈中广为流行：“民国的‘黄金十年’间，中国工业实力迅速进步，为八年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的说：“抗战中，国军多次研制飞机和多种轻武器、火炮，抗战后还研制了喷气式战斗机，还研究过原子弹。其军工科技研究方面不比‘1949年后’差……”此外，一篇网络热贴《民国留给‘新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此文的用心从其标题引号位置可见一斑）也被广为转发。该文称，现行教科书里称“洋钉、洋火、洋灰”之类说法都是“谎言”，民国早已“研制出火柴、铁钉和水泥”，而且还能“制造万吨轮”。作者最后问道：“试问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有多少在世界领先的科技能压倒欧美和日本？上海新楼倒掉的时候，1910年代马牌水泥建造的上海邮政总局迄今不倒，这是为什么？”——换句话来说，此文作者认为“水泥、铁钉和火柴、万吨轮”就是“压倒欧美和日本的世界领先的科技”，认为施工质量正常的钢筋水泥建筑应该和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比寿命。

不过光是从这个角度来辩驳的话，实在不必单独成文。我们这个系列文章，不仅仅是要辟谣，更希望能带读者细读历史，不要被片面的“真相”引入歧途。金庸借韦小宝之口说他造谣的秘诀是“九句真话里夹一句假话”，上述谣言制造者更高明一些，他们说的全都是“真话”，只是隐去了那些他们不希望别人了解的东西罢了。



国民政府1947年制造的“蜂鸟”乙型直升机，几乎没有实用价值

“黄金十年”忘了钢

首先，我们要来谈谈民国的“黄金十年”，看看它是否为八年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的“黄金十年”指1927年“东北易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这十年。根据百度百科“黄金十年”条目引用据称是台湾的说法描述道：“1930年－1936年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的起端，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化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1936年3月……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

上面这段文字，乍一看简直令人扼腕叹息啊，好像民国已经站到了现代化的边缘，要不是日本鬼子，要不是……但细一追究，这些说法简直令人笑掉大牙。我们且不说这“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是不是未卜先知——1937年的20年后，差不多就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国倒真是走上了现代化进程，只不过，和国民政府毫无关系。也且不说那少得可怜的发电量、煤炭产量、铜产量和电台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就说说工业的骨骼，钢铁的产量——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为何在这里没有提到钢铁产量？

我们只好去搜索一下答案，一上来就有一个说法很引人注意。“1913年，中国粗钢产量为4.3万吨，而到了1930年，就只有1.5万吨了，‘黄金十年’还不如晚清！”不过这个说法也是在“选择性陈述事实”，因为在“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出现了一个钢产量的低谷，原因与汉冶萍公司倒闭有关，产量从1927年的3万吨降低到了1931年的1.5万吨，此后回升到1934年的5万吨。随后，好像民国政府突然发威，1935年，中国全国钢铁产量一下子上升到25.7万吨，然后又在两年内翻倍，到1937年达到55.6万吨！

“国粉”们，你们看，我帮你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民国的钢铁产量在短短3年里增加了11.5倍！这数据，太惊人了……可为啥这么厉害的数据“台湾学者”们都羞于启齿？原因很简单，增加的粗钢产量来自于鞍山钢铁厂，属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和蒋记国民政府实在是毫无瓜葛，就算脸皮再厚也无法把这归入民国“黄金十年”的成就里。



晋造16式105毫米山炮，这是旧中国制造的比较先进的一种火炮，产量仅30门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导致1935年后国内钢铁产量上升：中原大战后，多地军阀为抗蒋需要，开始大搞兵工生产，其中四川的刘湘整理四川钢铁厂，到1936年将其产量扩大到年产一万吨钢的水平。山西的阎锡山为了扩大军工生产，也搞了不少钢铁生产，具体钢产量不详，但从他能年产数百门山炮来看，产量可能也不小。

换句话说，南京国民政府手头真正掌握的钢铁产量，反而比清末少得多了。就这点而言，那个“反谣言”只是没把话说完整，因为那1.5万吨钢，差不多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掌握的钢产量。

但是国民政府此时也确实有不少军工项目，尤其是引进德国技术制造步枪、机枪、反坦克炮、野战炮等等，从其产量来看，这1.5万吨粗钢肯定不能满足钢铁的需求。那么这钢是哪来的呢？

民国巩县兵工厂历史中一份1935年1月的材料来源列表报告称：“枪管钢17158.1公斤，来自德奥，枪件钢20867.3公斤，来自德奥，熟铁3446.1公斤，来自德英奥，无烟药3922.16公斤，来自德美奥。其他金属，包括铅铜和所有钢料，油料及化学品，大多进口自外国。” ——几大强国伺候您一个厂，真是倍儿有面子。

这就毫不奇怪。抗战爆发后，诸如37毫米战防炮（反坦克炮）等武器生产因为德国进口的炮钢用尽而难以为继。

那为何会有人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决策呢？原因很简单：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民国啊……关于你的话题为什么总是绕回到这上面来？

哦，关于“黄金十年”，也不能忘了说一下，有人以为：民国重工业固然不行，那么轻工业发展应该很好……你们错了。

我们看看民国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旗下面粉企业的故事：荣宗敬和他的弟弟荣德生从1902年投资面粉业开始，资本积累非常迅速，1906年又开始插足于纺纱业。一时间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然而，与他们旗下工厂数目和设备增加的同时，工厂的负债也在迅速增加。到1933年，除了3家面粉厂以外，荣氏兄弟旗下其余各厂都有抵押借款，而资本2200万元的9家纱厂所积欠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债务，在1934年就达到2100多万元，其中二、五两厂，在1936年不得不交给债权团接管。

如果有人不理解上述这件事，可以翻上去看看那段“黄金十年”的功绩，其中有一句话“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相信现在大家可以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了吧？

据民国自己的《上海市年鉴》统计资料，从1928年起，历年注册工厂，无论是厂数（除少数一两年外）或资本额，都在逐年下降，资本额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就是说，一方面新设工厂的数目减少了，另一方面，数目日趋减少的新设工厂的规模，也更加小了。

上海市这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源都面临这种情况，“黄金十年”里民国的“建设成就”让人还能说什么好呢？

那么，“黄金十年”到底是怎么取得“7.7%的工农业产值增长”的呢？

以下同样出自前面吹嘘“黄金十年”文章里的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一：“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其二：“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这关税、法币这两大财源，是国民政府“黄金”进项的真正所在。而这其中，“关税”是帝国主义国家赐予忠实买办的，“法币”则是仗着枪杆子强行推广的。我都不想在这里评论什么了，读者们自己想吧。

至于“黄金十年”和解放后十年的比较嘛……有点不公平，我们就列举中国1949年到1952年的部分工业产品数据吧：发电量，43.1亿度到73亿度；粗钢，15.8万吨到135万吨；煤炭，24.6万吨到193万吨；水泥，66万吨到286万吨……

如果说民国那主要工业品产量停滞、乃至到退的十年可以用“黄金”形容，那1949年到1952年之间的这种增长，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比喻了——顺便说一下，今天中国在上述这些领域的产量全是世界第一。



太原兵工厂内生产的山炮，随着太原陷落，这一兵工基地也荡然无存

民国军工的“黑科技”

说过“黄金十年”，我们正经说一下抗战，说一下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兵工科技到底有多厉害，以及抗战期间军工生产的一些事情。

抗战期间，中国的军工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十分低下。更令人奇怪的是国民政府对于作为军工生产的基础设施的态度：1943年，重庆18家铁厂中14家倒闭，4家钢厂中也倒闭了一家。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称，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这种景象与中国当时缺枪少炮的环境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之所以不能利用国内的工业开工生产枪炮，是因为国军重视枪炮质量，因为当时国内无法冶炼出合适的枪炮钢材，也只有少数兵工厂拥有制造优质枪炮所需的设备。这种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当时设备远比重庆这些工厂简陋的中共黄崖洞兵工厂还自行研制了“无名式步枪”、“八一式步枪”（与现在的81式不是一回事），甚至用铁轨钢制造了大批掷弹筒甚至仿92式步兵炮。就算这些武器性能难堪大用，那也总比赤手空拳强得多。

更何况，军阀阎锡山曾在山西建设起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可观的火炮工厂，每年可生产200多门山炮。尽管由于设计、材料等原因，大部分火炮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水平，且“经常打几百甚至几十炮就出问题”。但忻口战役中，在当时中国属于“超豪华”水平的晋绥军炮兵也算是打出了“百炮齐发，弹如雨落”的效果。据称此役中晋绥军“炮兵有八个团参加，发射炮弹四万余发”。可惜的是，随着太原陷落，失去后勤基地的晋绥军炮兵也就成了废物。

相比之下，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巩县兵工厂从技术水平上看要比“阎老西”高级多了，采用的是全套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除了生产枪械和火炮，甚至还有一个年产120吨毒气的化学战剂工厂（能生产催泪、呕吐、喷嚏等非致命毒剂，以及光气等致命性毒剂）。不过由于它的附属防毒面具厂产能不足，中国军队无法有效使用化学毒气（风向一变就变成熏自己了）。

1937年抗战一开始，巩县兵工厂就受命搬迁，结果在混乱中丢失不少设备，其生产步枪的分厂被炸毁，失去生产能力。逃到湘西的一个分厂只能保持每年几百挺机枪的生产能力。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多大改善，最后该厂位于武昌的分厂由解放军接管，另一个工厂逃亡台湾，并入“联勤44厂”。从此这座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从袁世凯手上创办起来的兵工厂就这么消失了。

国民政府的另一个主要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在1937年后也展开西撤，仅16天就将大部分设备和材料搬迁完毕，不久后开始复工。此后的八年抗战中，这个搬迁到重庆的兵工厂成为了当时“国军”主要的国产武器来源。



汉阳铁厂，旧中国最重要的钢铁厂就在民国时期倒闭关厂

21兵工厂到1943年时每月可生产7000把“中正式”步枪，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武器。不过该厂生产的24式重机枪和捷克式轻机枪直到1943、44年才实现“零件可互换”……这在当时的军工大国眼中或许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却是无奈的现实。

与巩县兵工厂相比，该厂幸运之处在于有一位叫李承干的兵工奇才担任厂长。他除了亲自参加武器研制，最重要的是经营有方，勤奋实干，硬是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还为厂子赚到了“黑暗社会中一个光明之点”的美誉。

不过这位奇才，先是拒绝加入国民党，又在1947年拒绝为内战生产武器，辞职赴美“考察”。此时他已是“国军”中将，却只带走了几个装衣服和书籍的旧肥皂箱。1948年，受化学家候德榜之邀才回国，担任南京永利化工铵厂厂长。南京解放前夕，他积极组织职工展开护厂斗争，拒绝将工厂迁往台湾……听到这，读者您大概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承干成为我国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那位力邀他回国的候德榜——前面提到的一则谣言中将他形容为“民国大师”，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很值得一说。侯先生当时因重庆条件困难，创新开发新型制碱法，并将其推进到“半工业化”生产阶段，却因国民政府不予支持未能投入生产——三酸两碱是制造重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尤其是制造炸药——但国民政府对候德榜先生的这些努力，似乎没什么感觉。对国府心灰意冷的候先生1947年内战爆发后远走印度。1949年，他听说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的热情，拒绝了印度塔塔公司十万美元年薪之邀，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化学家，把他和那些做着“鸳鸯蝴蝶梦”的“大师”混为一谈，真的好吗？

民国到底有多重视本国军事工业，从抗战最要紧关头对军工人才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民国政府研制的“研驱一号”战斗机模型，该机由美国人主持研制，使用美制发动机，仅制造2架原型机便无下文

民国在抗战期间，也取得了一些“军工科技成就”，比如“研驱-0”“研驱-1”型战斗机、共轴旋翼轻型直升机；抗战后，委托英国设计了XP-1001喷气式战斗机；在“黄金十年”之前，还造过“万吨轮”。

这些“成就”若是细究，几乎每一个都可以看到技术人员的一腔热血和民国官僚们的白眼。这些设计中，大部分由于技术缺陷只能算是试作品，要么是利用剩余产品“攒货”，在国民政府不予重视的前提下，无一例外只能成为绝唱。至于“万吨轮”，连船体钢板都要从美国购买，只是在江南厂进行了组装而已——要不你以为这船为啥只此四艘再无下文？

文及于此，笔者想以这些工人后来的一个故事结束：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缴获美军90毫米火箭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半年后，国产同类武器仿制成功，1951年下半年，朝鲜前线部队得到4800具国产51式火箭筒及20万发火箭弹，数千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21万发炮弹。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依靠新获得的反坦克装备，共击毁击伤敌坦克100多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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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流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中国终于取得胜利。然而这一段岁月中的人与事，却在后人的转述中逐步走样。在日本投降69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地推出“抗战十大谣言”系列，以正视听。之前已刊发《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名将”张灵甫》、《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孙立人活埋日军》与《抗战十大谣言：起底“钓鱼帖”》。】

说到国军精锐，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两个“械”——抗日战争时的徳械与解放战争中的美械。关于“美械”的记载很详实，与之相比，国军的德械部队却“传奇”得多。

中国特种兵的先驱：委员长卫队？

传统上，国军德械师包括著名的88师、87师、36师与税警总团。而近年来，又有一支所谓“委员长卫队”半路杀出。有关这支部队最初描述已不可考，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类似的小说家言论，署名“谢海云”的作者发表在《文史春秋》2004年第4期的《中国宪兵：600人击退两万日军》被搬上网，则可看做此说法广泛流布的滥觞。此后，伴随着《六十多年过去了，还有谁记得这些事！》的风靡，这一故事流毒甚广。

这支部队的初次登场据称是在“1934年民国政府的国庆阅兵大典”，“完全的德国军队装束，配备最先进的德国全自动冲锋枪，军容整齐，士气高昂，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部队登场后，“英国大使十分惊愕，日本大使则面色阴沉，德国大使则非常自豪，微笑着对法国大使说：‘瞧！这是我们德意志的军官所训练的军队，完全是德国军队的亚洲翻版。’”

至于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文章讲述了“委员长卫队在南京保卫战中以两个营600人兵力对抗日军甲种梅村师团”的血战历程。“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梅村师团长在久攻“委员长卫队”阵地不下之后，居然亲自拔刀带队冲锋，导致佩刀被“委员长卫队”缴获。

这段“史实”是如此传奇，直到近年才有抗战神剧“超越”。至于文章的内容更是错漏百出。

首先，文章号称卫队的对手是日军最强的第250梅村师团， 编制有24联队（日军甲种步兵师有4个），在遭到“委员长卫队”的沉重打击后伤亡达两万人。且不说南京会战中日军参战师团（第3、5、6、9、13、16、18、104师团）里没有这个“梅村师团”，二战中整个日军都不存在250师团。对于所有的疑点，文章用了可笑的理由交代——此战过后，“梅村师团”被日军撤编，并且在历史记录中抹去了该师团的全部记录。

按照文章所说，这支部队精锐的原因之一在于全军使用德国冲锋枪，当时中国使用的主要是德制MP18/28冲锋枪，因为MP18/28枪管笼套上开孔很多，又名“花机关”。由于国内兵工厂曾大量仿制此枪，它在中国并不罕见，几乎各路军阀手中几乎都有专门装备这种冲锋枪的“手提机枪连”甚至营、团级部队，用作突击先锋。

不过冲锋枪的一大弱点在于射程仅200米，比不上火炮也赶不上步枪、机枪，靠近突击尚可发挥火力密集的优势，用来防御则力不从心。日军甲种师团拥有超过100门各型火炮，还得到空军的支援，不可能蛮勇到“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翻看史书，国军在抗战中确实有“特种兵”投入战争，但当时的“特种兵”指的是炮兵、汽车兵等技术兵种，与现代“特种部队”全无关系。据孙宅巍《试论南京保卫战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刊于《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介绍，“投入南京保卫战的特种兵，只有炮兵第8团的15榴炮营, 炮兵第10团的新15榴炮营”。



日本缴获的国军德制I号坦克在东京“游街示众”，为了照顾德国人的面子，被标注为“缴获的苏联坦克”

至于在雨花台抵抗日军进攻的，则是另一支著名的德械师——国军第88师。战斗中朱赤、高致嵩两位将军殉国，全师官兵损失数千人……一些文章所说中国军队600人对战2万日军部队，大获全胜，自己仅损失50多人，似不大可能，查遍所有与南京保卫战有关的军史档案资料，也看不到这样的记录。

历史上，国军宪兵1团和宪兵5团的确参加了南京会战，其中有一个营在龙潭一带抗击日军，归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另有一个营的宪兵于12月11日奉萧山令之令押送军火开赴中华门外雨花台，并留下增援守军，但仅参战一天便死伤过半，所把守的隆昌寺失守……仔细想来，也许这正是日后“委员长卫队”各类传说的起点吧。

诚如席亚洲在文中所说，谣言是会自我进化的。“委员长卫队”的故事也经过多次修改润色，如最初在阅兵时出现的4000人大方队被改成了400人；各国大使见“委员长卫队”而失色的故事是国民政府秘书邵则明所说；参战的“委员长卫队”不是600人而是800人；梅村师团也被“降格”为战前日军17个甲种师团之一；梅村师团长与蒋委员长决斗赢得宝刀（所以原文将卫队缴获宝刀称为“完璧归赵”）直接被删去。不变的是“委员长卫队”依然神勇。



国军“德械师”除了钢盔和水壶外，装备并未真正“德械化”，图中他们使用的是一战前的“马克沁”机枪





德械师是精锐吗？不是——但穿得好就有人权

“委员长卫队”是个演义故事，但国军德械部队确实是存在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遗训，屠杀共产党、并以血腥手段消灭国民党内左派，同时驱逐苏联顾问并转投德国。

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向国民革命军派出了军事顾问，但来华军官并不著名，以免引起外交非议。随后德国政局风翻云变，希特勒上台。与网上所传“希特勒对中国青睐有加”的谣言不同，希特勒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极度轻视中国人，蒋介石甚至已经开始考虑赶走德国顾问并转向法国。如非1933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极力维持，命令德国军官尊重中国军队，中德合作可能早就破灭，“德械师”可能会变成“法械师”。



德械士兵像

在中德合作期间，中国输送了大量钨、锰等德国扩军备战紧缺的矿产资源，以换取德国的武器装备。塞克特向蒋介石提出了以10年时间建立60个德式陆军师的计划，强调要终结中国军队中的“山头主义”，要求军队向蒋介石一人效忠；塞克特建议将长江下游要塞化；此外，塞克特建议蒋介石实行工业化，确保中国的武器自给。

到1937年7月，国军号称有8个师成为了德械师，他们是3师、6师、9师、14师、36师、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还有一支非军队系统的税警总团。但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只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真正彻底实现德式装备与编制，87，88，36三个师虽然整编组建，但是装备、人员不齐整，其他部队得“德国化”进行的并不好，有的部队1个师只有1名德国顾问。即使是完全依造德国的军事思想及操典训练的教导总队，以德军标准也不过是轻装部队，缺乏重炮等支援力量。



这张照片常被“国粉”误当做抗战中的“德械师”，其实这是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初创时期，装备了缴获的德式钢盔而已

那么这些看起来很厉害的德械师表现到底如何？

1937年10月5日至9日，德械师投入到淞沪会战中不到5天就损失过半，几乎丧失战斗力。随后在苏嘉湖防线上一溃千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

随后，南京保卫战爆发。12月12日德式部队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退却，被德式部队第36师强行“劝返”前线。中午前后，一部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由缺口突入城内，第88师遂即撤走。当日17时，南京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突围，而唐生智在下发撤退命令之后考虑到第88师、第87师、第36师和教导总队是经过德国顾问多年训练出来的中央嫡系部队，惟恐突围损失过大，回去会受蒋介石的责备，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 随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与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逃跑。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不等会议结束，即独自逃窜了。南京保卫战后，德式部队除36师大部撤出南京外，其余部队大多覆灭。

国军德械部队戴着M35德式钢盔，很像是二战中横扫欧陆、威镇寰宇的德国军队。然而早在二战以前，德国军队已经着重训练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机械化作战，有的部队虽然不能实现摩托化与机械化，但至少要实现骡马化。德国军队步兵的一切作战围绕坦克兵团和强大的战术航空兵展开。国军的“德械师”一没有机械化，二没有重火力，所谓的德械仅仅是基本的轻武器加上人手一顶的钢盔。区区这样几个轻步兵师又怎么阻挡日本海陆空结合的进攻？

德械师出身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在防御作战中却比不上某些战斗意志坚决的“杂牌军”。至于德械师在网络上大热的原因，除了有人一再渲染，大概是因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照片里，M35钢盔很好看，比川军的斗笠洋气，也比华北、长城抗战的英式扁锅盔好看。

正如言兼在第一篇辟谣文中所感叹——张灵甫都能红，这个看脸的世界没救了。笔者也要感叹，穿得好的就是有人权。



《Life》的这张照片是最著名的德械士兵形象之一





白刃作战靠的是大刀队？

M35钢盔也许激发现代人炮制“委员长卫队”谣言，夸大“德械师”的实力，而另一种著名装备——大刀却在抗战年代催生了流传甚广的谬误。笔者从小唱着《大刀进行曲》长大，感情上极不愿捅破“大刀队”给人们留下的偏颇印象，但事实就是事实，不应被埋没。

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大刀队”发起夜袭，一击毙伤日寇800余人，一扫九一八以来“战必亡国”的论调，被世人广为传颂。作曲家麦新闻讯热血沸腾作战歌《大刀进行曲》，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然而人所不知的是，此次夜袭组织起来的600多名精锐大刀队最终仅有30余人生还。大刀作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固然鼓舞了士气，但随后它便被滥用了。当时的媒体经常出现“大刀报国”或“斩首××余”的字眼，使得普通民众甚至士兵对大刀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误解。



29军大刀队，可见他们配用的大刀与今日抗战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大刀样式不同，抗战中的大刀往往是民间铁匠打造，形制差距极大

抗战之初，不少中国军队手执大刀在日军机枪和炮火扫射之下集体冲锋，造成了不少无谓牺牲。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大刀是在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刘汝明的68军大刀队以肉搏歼灭日军300人，但随后遭到日军毒气袭击，中毒达400余人。

大刀杀敌，是当时中国落后的工业能力所迫。今人也许无法想象，对于那时的中国，虽然可以小规模生产步枪，量产刺刀的能力却远远逊色于此。相比之下，大刀却可由铁匠“私人订制”，产量“可靠”，自然成了抗战军人的基本装备。

冷兵器的战斗比热兵器的战斗距离近得多，战斗人员会目击战争的残酷。以大刀作战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一支部队能进行白刃格斗，并且在白刃格斗中保持组织性，证明这支部队拥有高昂的战斗精神与强大的战斗能力。令人遗憾的是，更多时候，日军是一支敢打白刃战的军队，而多数中国军队却缺少白刃格斗的组织水平。

相比之下，八路军成为当时中国战场上最敢于打白刃战的部队；而国军前期一味地集中运用大刀白白消耗勇气与生命，后期又作战意志低下不敢白刃战。八路军却是从白刃战中学习白刃战，越打越强。各国军队的操典都规定，拼刺刀前要关闭枪支保险以防止误伤。八路军在屡次的战斗中形成了新的作战条令——直接把枪膛里的子弹打掉。因此在发起白刃作战后，日军会呆板地按照操典关闭三八式步枪保险（因为这个动作需要抬起枪栓，在中国被讹传为退子弹），八路军、新四军冲到日军跟前，先会放一轮排枪，造成日军不小伤亡并打击其士气，顺带在随后的拼刺中就免去了走火的危险。即便如此，八路军的白刃战依然讲求局部以多打少，搭配使用刺刀与大刀破解日军三人一组的白刃战队形。



直到今日，日本仍很重视刺刀

大刀队是中国人勇气与智慧的体现，德械“钢盔师”“水壶师”多少也反映了“现代化”的追求，但它们无疑都是旧中国落后工业的苦涩果实，一味拔高，就难免生发出“抗日神剧”和“委员长卫队”的奇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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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钻研者

对于老蒋来说共产党才是最大的敌人，抗日是被逼无奈在进行的。从日本战败投降把在中国最大的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做他的顾问就说明了一切。

情伤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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