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在线：世界应学习中国的“变通型经济民族主义”吗？

分成两半的骑士

核心提示：在谋求经济增长时，不少政府畏首畏尾。要培育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扶持本民族的公司和品牌，是变通型经济民族主义的题中之义。由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并不与国家干预势同冰炭。

安东尼•P. 德科斯塔（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部门主任）

“全球化”如今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按照通行的看法，它涉及通过贸易、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而实现的国际经济整合。在某些人看来，全球化无异于帝国主义，即一个霸权大国（一度是英国，眼下是美国，将来或许是中国）干扰他国经济运行。不过，很多人认为全球化等于市场畅通无阻，（其引申义）等于国家退出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另外，全球化的支持者主张，市场在调整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不仅必要而且美好。

即便全球化愈演愈烈，国家还是在提振市场。无论在富裕国家还是穷困国家，国家干预都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大行其道。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经济大衰退时期紧急援助美国的汽车业和银行业，中国针对本国太阳能电池板产业实行政府补贴计划，日本凭借超过700%的关税来继续保护本国大米生产，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诚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与世界经济的起伏息息相关——这本身就要求国家出面干预，把全球化带来的纷扰降到最低，比如，恶劣的气候，加上中印这两个声势日壮的大国需求量增加，致使食品价格上涨。穷人以食品为开销大头，故而遭受重创。各国政府若想防范政治危机（更别提人道主义危机了），就绝不能袖手旁观。他们必须进行干预，稳定食品价格。

国家有责任让本国公民过上小康生活，并监管市场，以便减缓通货膨胀、失业或生产力下滑所引发的动荡。当就业和收入状况危在旦夕之际，政府可以保护国内企业免受不公平竞争之害。

这些举动多半受到经济民族主义的驱使，尽管国家干预不都是经济方面的干预。例如，法国政府提振本国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业，抵制好莱坞的商业攻势，这种做法可能有其它目的。但经济上的计算权衡并没有完全消失；对香槟的原产地保护则是另一个例子。

这些举动多半受到经济民族主义的驱使，尽管国家干预不都是经济方面的干预。例如，法国政府提振本国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业，抵制好莱坞的商业攻势，这种做法可能有其它目的。但经济上的计算权衡并没有完全消失；对香槟的原产地保护则是另一个例子。

推动干预的还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比如美国政府严加审查华为、中兴等中国通讯类企业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此外，法国政府由于担心法国工人失业，在获知印度钢铁业巨头控股的安赛乐米塔尔公司（ArcelorMittal）打算关停两座没在使用的高炉后，威胁说要将法国境内该公司的旗下工厂收归国有。

但也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出面干预，一些国家往往漠不关心本国公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甚至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事实上，当世界经济造就的挑战和机遇来临时，多数国家都没能驾驭好本国经济。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能够进行切实有效的干预。如今其中就包括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世称“金砖四国”）以及东亚经济体等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于其他强国，这些国家有着国家主导型的发展史，并且无论在全球事务还是地区事务上、无论在政治事务还是经济事务上都雄心万丈。

经济民族主义的概念，用来指有选择地参与世界经济。有别于那种防御性的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正统经济民族主义观念，我要给出一套较有活力的理解，即变通型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版本在2009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中首次提出，它意味着尤其鉴于经济增长形势瞬息万变，有竞争力的产业层出不穷，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族资本家羽翼已丰，何去何从将受制于实用的而非意识形态的考量，这类似于邓小平的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早期的经济民族主义意味着闭关自守；如今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意味着壮大民族经济，尽管二者的基本动机都是确保民族经济利益。这种以实用姿态因应时局变动的能力，有助于经济民族主义做法的灵活变通。

变通型经济民族主义的背后，是国家与企业的一种特殊关联，即双方以公私合伙的形式来运作。这种形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国家明确促进民族资本在海内外的扩张，以便谋取民族经济利益，尽管声望有时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当公关工作要求不那么计较成本地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或者不计成本地为优先行业获取高精尖技术。

培育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扶持本民族的公司和品牌，是变通型经济民族主义的题中之义。由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并不与国家干预势同冰炭。国家必须弄清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行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如何游刃有余地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力量。

变通型经济民族主义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中国。尽管中国曾是一个靠指令运转的封闭统制型（dirigiste）经济系统，它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贸出口份额排行第一。人们常常把中国的崛起归因于它深化国际接轨，但在那种国际参与的背后，是一种灵活实用而又颇具战略眼光的选择性国家干预形式——从守势转向攻势，从试错摸索转向更有魄力的政策。

中国的变通型经济民族主义还有不少事例：战略性地决定加入世贸组织；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发展经济特区；提出以技术换市场（technology-for-market）的战略，规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大力打造全球认可的中国品牌；甚至在钓鱼岛争端上动员民众反对日本在华企业和抵制日货。当然，经济民族主义活动的结果未必总是有利。意在保护国内就业的仇外情绪，可能给国家间关系带来长期不良影响，并对保障额外务工人员的需要有所遏制。尽管钓鱼岛争端悬而未决，尽管日本不太愿意接收大规模移民，可目前向日本移民最多的就是中国人。

因此，经济民族主义并不像错怪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头上的看法那样，等同于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按照李斯特本来的设想，经济民族主义的要义是把自己做大做强，这与如下现象呼应起来：中国通过对非洲资源进行战略性投资，培育本民族的资本和经济；印度为本国IT产业提供基础设施支持；日本政府与三菱公司合作研发新型支线飞机；印度政府借助印度裔人士来支持印美核条约。

经济民族主义是种有争议的做法。一些国家可能发现它不友好；一些公民可能感觉它不正当。谁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受益者？国家推动终于何处，裙带资本主义又始于何方？鉴于全球化挤压了各国的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空间，如果说企业从经济民族主义中尝到甜头，那么剩下的人民情况怎样？例如，各国政府为了削减预算赤字、降低利息率、吸引谋利的国内外直接投资，往往不得不砍掉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健康计划方面的部分开销。经济增长如今凌驾于社会政策，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有利于产业巨头即有利于整个国家”（what’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America）的观念站不住脚了。

政府调控是打造令人满意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典型举措。然而，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高增长经济体，在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相对奉行平等的社会，以及在美国和英国这类自由民主国家，凸显出来的不平等问题都不容忽视。经济民族主义或许算是应对全球经济力量以便确保本民族利益的一种思路，但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会问题亦须得到解决。各国政府必须重新严肃审视各种经济民族主义取向，并致力于发展新型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紧密依托社会政策，来促进国民的教育、健康和身为人的尊严。（翻译：姚远）

原题：《各国与其闭关自守，不妨勉力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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