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2月18日 ,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 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其中两次谈到批评反冒进的目的。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经过几个月的批评,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恩来、陈云、先念同志和薄一波,又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已告一段落。 (三) 发生在1950年代中期的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其中的各自表现,根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及相关史料,即大致如上所述。 那么,周恩来反冒进和毛泽东反反冒进究竟孰是孰非呢? 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关注这样的史实: 其一、周恩来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 其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始于1957年九十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终于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 也就是说,在周恩来组织的反冒进结束了八、九个月后,毛泽东才开始批评反冒进的。 由此,问题便产生了: 一是、既然周恩来反冒进贯穿了1956年始终,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当时没有提出批评? 二是、既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没有对周恩来反冒进提出批评,可在事后九个月,已是时过境迁了,毛泽东为什么却突然开始高调批评反冒进,且不厌其烦地持续了八个月呢? 对这个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解释是:“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意见的。但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1957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善了工作作风;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人心振奋。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 既然如此,也就说明: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周恩来反冒进这事远远没有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的分量重。 这就奇怪了:一向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毛泽东,怎么反倒置国内事关国计民生的反冒进于不顾,却集中精力关注国外的事来了呢?难道他真如一些混蛋所言:企图成为斯大林之后的国际共运第一人吗? 当然不是!那些混蛋从来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么能把他们的话当真呢。 其实,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当时就对反冒进提出批评,原因很简单,主要就是因为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 对此,不光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予了肯定,而且薄一波他老人家也强调:“总之,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 对于反冒进,不仅是薄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毛泽东也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478610&page=46。 尤其是,毛泽东还不只是嘴上这样说,而且更是在行动上这样做。对此,薄老介绍得是一清二楚: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 9月13日 ,毛主席在第三次审定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不仅如此,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是在主动的坚决反冒进呢!《毛泽东传》之<十三、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记载了就在这一年: 二月十七日 ,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三月六日 、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四月二十日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75.html 正因为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即便有所不当,也完全可控,不至于酿成大祸,且反冒进的组织者又都在兴头上、风头正健、锋芒毕露,当时即便批评,也是效果不好。对此,毛泽东当然识趣、要等待时机。 (四) 既然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在主动、坚决地反冒进呢,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却还要在事后批评反冒进,他的批评一定是错误的吧? 不,不是的,绝不是的!以为凡是正确的事物就必定是白玉无瑕、完美无缺,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事实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往往还是白玉微瑕。1956年的反冒进也是如此,绝不是白玉无瑕、无懈可击的。 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并不说明反冒进的一切做法也都是正确的。而毛泽东之所以在时隔九个月之后开始了持续八个月时间批评反冒进,其根本原因是:反冒进的做法不仅有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而且还产生了两个副作用: 其一、导致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就是1958年4月上旬,毛主席在武汉主持召开一次汇报会议上所说: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其二、被别有用心之人给利用了,就是一九六○年 二月六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毛泽东所说:“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3478394 两个副作用发生得竟然是如此的严重!这就表明:反冒进已经脱离了业务工作范围,成为了政治问题。由此,也就注定了反冒进的命运。 1958年2月18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既然让毛主席感到不舒服了,那么反冒进也就在数难逃,受到他老人家的批评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其实,反冒进作为控制建设速度、保护综合平衡的一项阶段性的业务工作,竟然不仅造成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的一个借口,酿成了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本身也证明了反冒进的做法确实有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那么,1956年反冒进的失误或者错误之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对此,既然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那么他就必然是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指出问题之所在。其中, 一是、毛主席在南宁会议第一天( 1958年1月11日 )就批评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 1月20日 ,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二是、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认为:“当年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三是、毛主席认为,造成反冒进的另一个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平衡,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指责,由于时过境迁且缺乏必要的史料,我们也无从谈起。然而,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出,1956年的反冒进确实有问题,而且还是不可小觑的问题呢! (五) 第一、公开化:口号名不副实,不得人心,人心不服气不顺。 所谓冒进,即是指不顾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形,而冒昧进行。那么,1956年初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的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势头,是否属于冒进呢? 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注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提供的这样一个史实: 4月10日 ,周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他指定我和计委张玺同志负责平衡工作。鉴于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总理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1956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442万吨、水泥647万吨方案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 4月14日 ,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这就表明: 1956年,直到 4月14日 ,国务院才将物资供应计划的实际可能向各(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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