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被整死的彭德怀都是农民的儿子但彭远比毛更爱农民

shinri

政策和策略，具体的执行是两个层面问题，互为补充，你搞清楚了吗？统购统销政策是一改变中国几千年农业传统的政策，当然要兼顾国家、农民各方面利益。具体执行中多征了、少征了肯定会存在，彭总只是对执行中的偏差、错误通过调查提出意见，这本身就是很正常的，彭总对统购统销政策全盘否定了吗？

感谢CCAV

大跃进时最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恰恰应是毛泽东自己！[转帖]

    美国友好人士——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记录了毛泽东在接受他的“系列访谈”时曾对他说过自己年少时讨厌干农活，自己起初是不爱劳动的。就是说毛氏小时侯“四体不勤”（进行体育锻炼不能算是劳动，就象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在游泳、打球是在劳动）。这使毛泽东年少时没能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终生都有点“五谷不分”、缺少农业知识，使他在大跃进时期相信“亩产万斤”（一亩地能产一万斤粮食）这种违反农业常识的话，甚至为“粮食产量增长太快,一下子哪有足够的粮仓、粮囤存放粮食”而担扰（其实也可以说孔子并非“四体不勤”，他常进行射箭这种运动，因为“射”是他所倡导并且很拿手的“六艺”中的一“艺”。如果你嘲笑和批判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么你就别同时为毛泽东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农业常识做狡辩）。可以说，毛泽东虽然不是“半 文盲”，但却是“半农盲”，大跃进时中国最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恰恰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下面这篇2010年7月14日的《济南日报》上的文章则详细列举、阐述了支持“毛泽东缺少农业常识”这一论点的各个论据：

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领袖

此文在网络版、电子版《济南日报》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jnrb1.e23.cn/html/jinrb/20100714/jinrb9079237.html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小学教科书上有好几篇列宁的故事。40多年后，苏联旧事解密，才知道那些故事(《列宁在理发室》、《送给孩子们吃》等)是作家左琴科编出来的。当时他“跟不上形势”，被官方认定为落后作家，于是编创了那些列宁的故事。发表后甚至还遇到过麻烦。比如他被人告密，说他写的《列宁与卫兵》中，那个叫嚷着的“小胡子”就是影射斯大林。但那些有关领袖高尚品德的故事编得的确让我们感动过。当时我读小学，老师还常常讲领袖们少年时的各种美德，比如“毛泽东从小爱劳动”的故事，说他不但从小爱劳动，还喜欢帮助别的农民。比如下雨了，他不收自己家谷子，却帮助别人家去收。我听这样的故事，大约在1957年和1958年。（楼主点评：读小学时老师都教育我们要“爱劳动,爱思考”，要帮父母做一些力种能及的家务。由此可见这里的“劳动”是指体力劳动。毛泽东下放知识份子，要知识份子进行劳动改造，通过“劳动”去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个“劳动”显然也是指体力劳动而不是知识份子本身的职业——脑力劳动）

    十年后，当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插队去了农村。当我真正成了农民后，却对“毛泽东从小爱劳动”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我的疑问是：一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人会有许多从事其他职业所不具有的经验，而毛泽东1958年在农业问题上犯的几乎全是常识性错误，这就让我无法相信他亲历过农业劳动。比如，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在种地人是常识。我种地一年后，基本了解了在正常耕作状态下江南地区稻麦两季的亩产量，这以后也了解了北方的情况。

    有些决策的失误不一定涉及人的立场观点，思想品格，或者是智商。大跃进刮起“浮夸风”时，从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小麦亩产1760公斤”的牛皮迅速发展到四川省郫县“水稻亩产45217.58斤”的超级牛皮，前后只有3个月的时间。毛泽东信以为真，甚至为粮食多了没地方存放而担忧——— 过去我们总认为，这是毛泽东身居高位，脱离群众，听信了部下的糊弄。此说自不必置疑，但我认为，作为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作为很早就懂得“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他的经历中可能有一点被大家忽略了，即，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不是一个地道的合格的农民，他没有认真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也没有农业经验的积累。

    我在插队期间多次和农民翻仓晒谷子，许多右倾“农民”告诉我，如果亩产真能有5万公斤的话，那差不多等于把高三四十厘米的打好的稻谷堆在一亩地上！这是个极简单的算法，任何只要对农业生产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可以估算出来。在1969年，我插队的第二年，贫下中农这样告诉我，原先的地主富农也这样告诉我。

    当时准许我们看的读物极少，而“文革”中反复看过的一本《西行漫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怀疑。请看斯诺《西行漫记》记载的毛泽东自述：“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责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当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这次离家不过是一次出走，后来还是劝回来了。在读了一些书以后，他又说，“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可以说，在父亲的眼里，毛泽东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否则就没法解释他和父亲的那一次次冲突。

    也许正由于不喜欢田间劳动，只想“扫天下”的“鸿鹄之志”，使毛泽东没有留心这方面的知识，而在需要运用这方面知识去思考的1958年，他终于想不起“梨子的滋味”了。

    我们以前批判孔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可以不负责任(就是如今说孔老二懒惰不辨菽麦也无所顾忌)，现在议论毛泽东少年时是否爱农业劳动，想来也不该是什么原则错误吧。我当然不会喊什么“我们再也不受骗了”，从此与谁一刀两断，我只是觉得，我们做教师的，无论如何不要把从前别人骗我们的东西再拿去骗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