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是亚洲解放者”的自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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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是亚洲解放者”的自杀逻辑

费孝通: “今天的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选择。人是可以自我发展的动物,也是一种能自杀的动物。人类是选择自我发展,不断完善,还是选择自我毁灭,这需要全人类来作出回答...”

美国华盛顿非营利组织“亚洲政策焦点”主任敏迪·考特勒1月16日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题为“抱歉，日本：靖国神社不是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文章，驳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与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类似”的谬论。其中提到：

靖国神社的逻辑是“工业发达的日本解放了落后的亚洲，而亚洲人民应该感激。”

这一核心病灶的历史前提是，亚洲曾经遭受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从这一角度来说是对的。然而何谓“解放者”？首先要高于或解构殖民者的逻辑，简单说他至少是非殖民或去殖民的，就像苏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把国家和民族从殖民体系中解脱出来，并且打破产生这种“殖民性”的体系构成。最基本的事实是，遭受殖民侵略最深重的中、俄等国，在获得民族独立和反法西斯胜利之后，并没有将殖民者的逻辑反作用于殖民发动国的国民，甚至连殖民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二战战俘”也是“礼送出境”……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在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阿瑞吉《东亚的复兴：500，150，50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而在当下，美圆贬值所造成的财富掠夺（国际假币）和霉菌基地演戏所造成的强制发行（垃圾国债），在此次亚欧峰会和上合组织军演中得到了有力回应。虽然日本试图以钓鱼岛来转移冲绳霉菌殖民的内部压力，但是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中国是防止日圆重蹈“广场协议”命运的最后屏障。从“威胁”到“责任”的种种歇斯底里，美、俄、欧向东看本身是东亚复兴和殖民瓦解的直接证明，并且这本身是人类文明（亚非拉多数民主）对丛林法则（20%/80%食物链）的革命。

（近日新闻披露的美国的改良核武器计划，更是有着希特勒式的迷狂！还扬言不惜以核武器打击“疑似核武器”国家，重温其老祖宗爱因斯坦的话颇有一番滋味）《原子战争还是和平》——爱因斯坦于1947年11月《大西洋月刊》：
    “ 我们刚从一场敌人迫使我们接受低劣的道德标准的战争中脱身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感到已从这种标准中解放出来，没有感到已能自由自在地恢复宁静温馨的生活，恢复到没有对抗的安全之中。实际上，我们是在把敌人在上次战争中的低劣道德标准套到自己头上。这样我们就是朝着下一次战争的方向走去，而这下次战争的道德标准由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变得更为低劣。”
    “在对现代战争技术做推测时，人们必须考虑原子弹之外的种种可能性。但是，我怀疑是否还有比原子弹更危险的武器，比如说细菌武器。我还感到，人们不必考虑链式反应带来的危险会大到足以毁灭地球的一部或全部。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倘若说这样一种链式反应要通过人造的原子弹产生的话，那它早就存在于不断到达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的作用之中了。”
   “但是，我们不用想象地球因星球爆炸而像一颗新星那样遭到毁灭的景象也可充分理解原子战争日益增长着的危险性；也能认识到，倘若人类对下一次战争不加制止，将会造成前所未见、而当前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人类文明将所剩无几。”

“但是，当今把世界推向战争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事实上，即使西方所有国家都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仍保持它们的国家主权，东西方依然会发生权力冲突。当前，在经济制度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在我看来是毫无理性的。美国的经济生活应当象现在这样由一部分人操纵，还是这一小部分人应受国家控制也许是重要的，但为在这个问题上激起的任何狂热情绪辩护则无甚必要。”

             太阳与核弹是个绝妙的隐喻，生态及人类世界是因着太阳系行星的合理距离而产生的一个均衡体系。然而人造的仿真太阳（核弹与核电）则把宇宙规则和人类道德更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日本的大地震是对人类命运的直接警示。太阳的周期波动所引起的地球效应是相对的波动，但核（日本核泄漏及朝鲜核爆炸）则是超自然的对称性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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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真的“去美国化”了(共和党的靖国神社化)

在最近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华盛顿的闹剧期间，中国的一位评论员在文章中（指2013年10月16日新华社英文版评论员刘畅的评论《美国的失败将造就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写道，如果美国不能成为世界制度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世界也许应当脱离这个无赖国家，它是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强国，但是在其他的领域已经失去信誉。
华盛顿衰落最近的根源是政治阶级出现的激烈的向右转。过去人们以某种讽刺语调描写美国是一个“一党制的国家”，这并非不确切，这个党就是分成所谓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两个派别的“企业党”。

情况已经不是这样。美国继续是一个只有“一个党”的国家，但是现在它只有一个派别，温和的共和党人现在被称作新的民主党人（如同在国会已经指定的联盟）：存在一个共和党的组织，但是很久以前它就放弃了任何成为一个正常的反对党团的企图。保守派的评论员、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诺曼·奥尔斯坦因将现在的共和党人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极端的“激进的起义者”，他们嘲笑事实和协议，蔑视它的政治反对派的合法性，这对社会是一个重大的危险。

这个党长期为最富有的人和公司阶层服务。由于不可能靠这个平台获得选票，被迫动员社会上极端分子（根据世界的标准）的阶层。这种疯狂就是茶党的成员和一堆非正式团体之间的新准则。



美国自身的伤口促成了它自己的衰落

共和党的定位和它的企业家支持者期待利用这些团体作为反对居民的新自由主义袭击的冲锋车，以便实现私有化，解除调控和限制政府，同时保留那些为财富服务的部分，如武装力量。

它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是现在它可怕地发现已经不能控制它的基层。这样对国家和社会的冲击将变得更为严峻。其例子是最近共和党对奥巴马医保方案（“可以得到的医疗救助法”）的激烈反对和政府关门的事件。

中国评论员的观察并不完全是新奇的事情。早在1999年政治分析人士萨缪尔·亨廷顿就警告说，对世界的大部份地区来说，美国变成了“无赖的超级大国”，被看成是对各国社会主要的外部威胁。

在乔治·布什就任总统的头几个月，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罗伯特·杰维斯曾经警告说，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看来，今天第一个无赖的国家就是美国。不论是亨廷顿或是杰维斯都警告说这种过程是冒失的。对美国来说其后果可能是有害的。

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上，大卫·凯耶审视了华盛顿脱离世界的方式的一个方面：拒绝多边条约如同是一种运动。他解释说，某些条约被美国完全拒绝，比如在参议院投票反对2012年残疾人权利公约时，1999年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另外一些条约则因美国不作为而被排除，其中包括关于劳工、经济或文化权利的条约、关于危险物种、污染、刑事冲突、保卫和平、核武器、海洋法和歧视妇女等领域的条约。

凯耶指出，拒绝国际义务变得如此根深蒂固，外国政府已经不指望华盛顿批准或它全面参加根据条约建立的机构。世界继续前进，法律在别的地方执行，美国只是有限地参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尽管不是新的，近年来实践已经变得更加明显，同时在国内已经悄悄地接受美国有权作为一个无赖的国家行动的理论。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周以前美国的特种部队在的黎波里（利比亚首都）的街上抓住一个叫阿布·阿纳斯·利比的嫌犯，将他带到一条船上进行审问，不允许他有一名律师，也不尊重他的权利。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向媒体通报说这个行动“是合法的”，因为是在履行美国的法律，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原则如果是普遍的才是有用的。如果是古巴的特种部队在美国迈阿密绑架了恐怖分子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将他带到古巴岛上进行审问，根据古巴的法律进行审判，（美国的）反应是将会大不相同。说这个也没有用。

只有无赖的国家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更准确地说，美国是拥有足够的势力采取行动而又逍遥法外的唯一的国家，近年来美国恣意进行侵略，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及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区制造恐怖。比如，为了以另外的方式挑战世界，美国坚持封锁古巴，尽管遭到全世界的反对，2013年10月份在联合国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时（指通过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的决议，188票赞成，2票反对），以色列和它的保护国（美国）一起投了反对票。

不论世界怎么想，美国的行动都是“合法的”，因为“我们（美国人）就是这样决定的”。早在1962年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迪安·艾奇逊（前国务卿）就阐明了原则，他通知美国国际法协会，当美国以它的势力、立场和威望回答一种挑战的时候，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帝国主义。

按照前总统肯尼迪的顾问和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的说法，古巴在回答美国的一场入侵时犯了一种“罪过”，之后面对美国策划的一次袭击将恐怖从大陆带到古巴岛时，又“大胆地幸存下来”。

当美国取得独立的时候，寻求联合那个时代的国际社会。因此《独立宣言》开始表示关心体面地尊重人类的意见。

根据外交历史学家埃利加·古尔德的说法，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一个没有秩序的联邦演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配得上签署条约，她观察了欧洲秩序的公约。在得到这种地位时，新的国家也赢得了在国内的范围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的权利。因此能够摆脱土著居民办事，扩大奴隶制，机构让人十分憎恨，在英国这是不可能被容忍的，如受尊敬的法学家威廉·默里在1772年裁决的那样。英国先进的法律是推动奴隶的有产者的社会置身它的范围以外的一个因素。

作为一个算得上签署条约的国家有多方面的优势：外国的承认，在它的领土范围内没有干涉的行动自由。它的权力提供了再次成为一个无赖的国家的机会，它自由地挑战国际法，同时面对在国外日益增多的抵抗，因为自身的伤口促成了它自己的衰落。

（魏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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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的“靖国神社化”是日本“重新”靖国神社化的国际根源，这也可以解释从叙利亚大马士革、泰国曼谷到乌克兰基辅的反民主暴动的国际化病毒源……

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
资本主义所提出的普世价值具有不全面性的特征，这不足为奇。它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所固有的中心与外围之差别的必然结果和逻辑产物。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空间从本质上要求两极分化。
欧洲中心主义者试图简单地把欧洲经验——独特的封建主义，政治权力分散以及随后在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国家”宪法之间产生的伴随产物——施加到亚非的不同现实上。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资本主义扩张的新社会霸权不能把民主价值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它用“国家主义”取代民主价值，前者是一种不以社会契约而以社会血缘为基础的国家观念。这个“蒙昧国家”依靠远古日耳曼部落深信的开创神话来维持自身。（信仰基督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富人）
与1945年的情况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控制下，这种垄断又成为了美国惟一主导的领域。然而，核扩散风险的失控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在缺乏民主的国际控制下，这也是人们与美国令人难以接受的垄断相抗衡的唯一方式。
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管理危机完全不符合民主化上升的主流观点，它在每个地方都强化了反民主的倒退带来的危险。正如卡尔@波拉尼在《大转型》中分析的，自由主义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和拒绝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政策——它是世界大战结束时期的典型特征——都可能为新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暗含了世界各地重塑社会主义的观点。新的社会主义更具有国际主义，同时也积极致力于区域的重组，以便能把人的国际主义施加给资本的国际主义。它一方面克服了欧洲中心国家的约束，另一方面则加强了集体协商能力，并通过它们的区域组织来巩固第三世界区域。如果做不到这点，世界就会重返过去，现实的和想象的共同体就会充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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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帝国主义”——《民族与美学》中文版序言

1941年出生的柄谷行人是日本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之一，著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作为隐喻的建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等。】

2004年，我在本书的“后记”中曾说：“本书写于1990年代前半期，此后在新观点即《跨越性批判》观点的基础上重写。”又过了十年，值此中译出版之际，我没有什么特别要重写的地方。然而，我想补充一下在此期间获得的认识，也就是《世界史的构造》（岩波书店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中表述的观点。
这就是有关帝国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中间，将帝国主义作为经济史的阶段来看待的希法亭和列宁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前者将金融资本看做帝国主义的特质，称其为“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基本承继了他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根据列宁的预测，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应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可是，帝国主义当然并未就此消亡。
另一方面，摩根索等国际政治学家批判这种看法，主张应该将帝国主义放在政治的维度，也就是国与国间的关系上来认识。从这点来看，可以说作为国家膨胀主义，帝国主义至今仍然存在。不过，为了将帝国主义放在非历史的形式里来看待，他没有区分罗马帝国、现代以前的世界帝国与现代的帝国主义。其结果，就造成了国家膨胀主义等同于帝国主义。但我在本书中严格区分了帝国与帝国主义。现代国家是作为旧世界帝国解体的后果而产生出来的，它们本没有什么“帝国的原理”。帝国主义则是在这种现代国家自我扩张，仿佛是帝国在运作似的时候产生出来的。
这里想补充的是，此后我的思考所得。要把握帝国主义，既不能仅将其看作是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线性的发展阶段，又不能将其看作是非历史性的国家政策。而应该将其放置在历史性的循环之中来考察。关于这一点，我深受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启发。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霸权国家采取的政策。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衰退，众多国家继续争夺霸权地位的状态。于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这一循环。沃勒斯坦进而指出，现代世界经济中只有三个霸权国家，即荷兰、英国，还有美国。
然而，在这一循环中，字面上的“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仅仅是指19世纪末英国的霸权衰落，德国和美国争夺霸权地位的阶段。在此之前，霸权国家荷兰衰落，英国和法国争夺后继的霸权地位，这被称为重商主义时代。不过，这可以看成是“帝国主义的”阶段。同样的，1980年以后，随着美国霸权的衰退，大概就产生了现在这样的状况吧。尽管经常被说成是“新自由主义”，本质上还是“帝国主义的”。
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完全是两码事。英国实行自由主义的时期，全面推进了国内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保护措施。换言之，这一时期资本=民族=国家的机能顺利运作。但到了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汉娜·阿伦特考察了19世纪末英国的帝国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政治权力。“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内部的中心事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支配地位，却从未渴望过政治上的统治。”（《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卷）换一个角度来看，资本=国家正是从民族的平等主义要求中解放出来的。资本抛弃了本国的劳动者向海外转移，国家给予军事上的支持。这就是英国的“帝国主义”。
这一过程并不适用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不过，英国这时期所发生的，正是现在发达国家发生的事情。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时候，奉行自由主义，也是福利国家。之所以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正是因为丧失了霸权地位。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倾向如今在中国和印度也有呈现。简单来说，资本为了追逐投机的利润和低廉的劳动力而流向海外。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增加失业人群。但为了参与国际竞争，不得不牺牲人们的生活。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相类似。尽管帝国主义时期主导的意识形态是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时期也仍是其新版本。譬如、成功者、失败者、自我负责等语词堂而皇之地出现。经营者、正式工、临时工、失业者这样的等级序列，也被看成是自由竞争理所当然的结果。
只要从生产方式或者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1990年以后最显著的状况，可以看做是某种新的，或者“最高阶段”/“最后阶段”。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世界史的反复的样态。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我们强烈地受到这一循环的制约。我认为，这些阶段每个大概持续60年，并以120年为周期。如此看来，现在是帝国主义的阶段，在东亚正好对应着日清战争（1894年）的时期。
尤其是现在，东亚具有重要的意义。理由有这么几点。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英国的没落，新兴的德国与美国相互竞争，结果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成为了舞台。其结果是，美国变成霸权国家，中心有所位移。尽管如此，中心仍然是在欧美。可是，目前的“帝国主义的”状况是，随着美国的衰落，开始围绕后续的霸权而竞争。主要的争夺者，便是中国和印度。换言之，亚洲成为了世界史的主要舞台。
这一状况在20世纪是未曾想见的。不过，18世纪后半期，亚当·斯密曾说过清朝的经济实力要超过整个欧洲。这样看来，现在的状况也没什么可惊讶的。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并支配亚洲后，被视为不言自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当然无法成立。相反，亚洲历史的考察变成了世界史最重要的主题。这意味着，对19世纪末的亚洲的考察，并不是地方性的问题。并且，集中在日清战争时期来看更为合适。
毋庸置疑，今天东亚的地缘政治学构造，包括台湾在内，都是在日清战争前后形成的。重要的是，当时的东亚，不必说俄罗斯，就是美国也已经存在着。这跟现在是一样的。今天的状况经常会被跟1930年代比照，但这样却无法理解最重要的地方。譬如，19世纪末日美之间不存在对立，毋宁说两者是相互勾结的。在此之后，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日本则吞并了朝鲜，相互交换密约予以承认。
因此，要理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单看两国的历史是不行的。因此这总是处在这样的“世界”之中的。19世纪末的日中关系背后，根本上是有着“帝国主义的”状况，现在日中关系的根底上也是如此，特别有必要回顾日清战争的时期。
日清战争是东亚重要的分水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抗西方列强，急速推进了现代化=西洋化。到日清战争为止，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具有积极意义。日本人认为，为了对抗西洋必须与亚洲形成连带。日清战争的结果彻底改变了这个状况。日本转变为帝国主义，想要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这之后也只能说留下了想要与亚洲连带的大亚洲主义。另一方面，清朝在战败后不久，向日本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其初衷是想巩固统治，可反过来，留学生成为了推翻清政府，创建现代国家的运动或者说民族主义的中心。尽管日清战争有着如此不同的意味，但却在两国构成了莫大的分水岭。
从政治、经济的层面来看，以上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但日清战争带来的变化却更为微妙而丰富。例如我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从日清战争之后的文学里发现了“起源”。现代文学，是日本在转变为帝国主义的时候，从失败的自由民权派人士中间产生出来的。并且，这是排除了政治性之现实的内面的文学。另一方面，我最近也发觉，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包括“言文一致”在内，可以说是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的基础。但跟日本现代文学是内面性的、封闭性的有所不同，以鲁迅为代表，反而是以变革现实为指向的。而日清战争之后的思想家也颇有意思。特别是提倡“大同思想”的康有为，是在“帝国”（而非帝国主义）经验的基础上思考的思想家。日本没有他那样类型的思想家。
日清战争胜利之后，日本转变成了帝国主义。最后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其结果是，尽管并未百分之百实现，日本人获得了放弃战争的宪法。《死亡与民族主义》就是对此进行讨论的。我认为，今后日本人只有朝着实现这一宪法的方向前进，才能获得普遍性的立场。当然，日本的资本=国家妄图挑起对外的危机，对宪法进行实质性的废止。但这样又会导致“历史的反复”。我认为一定要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
柄谷行人
2014年5月30日于东京
（薛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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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愧对爷爷安倍宽（望海楼）

谢韫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06月14日第01版）

在第13届亚洲安全峰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讲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复强调“新日本人”将继承“祖辈”“心系亚洲和平与繁荣”之优良传统，高举“积极和平主义”新旗帜，为地区共荣保驾护航。

而显然，安倍有两个“祖辈”。一个是日本右翼、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包括他的外祖父、甲级战犯疑犯岸信介）；另一个则是他自己的爷爷——反战的、日本和平主义政治家安倍宽。

可惜，安倍所认下的“祖辈”无疑是前者。这些人也曾高唱“和平与繁荣”的论调，而安倍的“豪言壮语”不禁令人回想起1941年日本昭和天皇在发动“大东亚战争”发布的宣战书，其中说：“确保东亚稳定、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是伟大的明治天皇以及大正天皇的构想，也是日夜萦绕我心头之事。”而1941年12月9日发布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声明书”开头部分则说：“确保东亚安定、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是大日本帝国不可动摇的国策。”

日本的近代史是安倍所说的“心系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历史吗？当然不是。

自明治维新至二战终结为止的近百年，日本几乎不间断地在发动侵略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侵华战争、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以及1941年太平洋战争，对外侵略扩张就是日本近代史的主题，日本近代史就是“近代日本的战争史”，这样的历史结论不但全世界人民知道，而且严肃的日本学者、诚实的日本百姓也都知道。

人们很少注意到，安倍在篡改侵略历史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的家史。生于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竟然很少提及其祖父安倍宽，而日本媒体更不主动报道此事。在安倍高调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去自己的祖父坟前为继承安倍宽的和平遗愿表过什么态。这也导致了安倍首相的祖父的反战生涯鲜为人知。


2007年，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夫人三木睦子在“九条会”学习会上致辞，追忆了他们夫妇的老朋友——安倍宽先生。太平洋战争期间，安倍宽先生避开日本宪兵队的检查、甩掉取缔反天皇政府言行的秘密警察的跟踪，奔走于大街小巷，向日本民众宣传反战思想，宣传惟有走和平之路、永远放弃战争才能救日本。当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和秘密工作，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而日夜在外奔走的三木武夫和安倍宽，吃的就是睦子女士亲手捏的饭团——甚至经常是饿着肚子去宣传、演讲。

在亚洲安全峰会演讲的最后部分，安倍再次向与会国郑重承诺要继承祖辈之优良传统。而倘若安倍还心怀日本民众、心怀日本民族的未来，内心深处还有一些对自己祖父的敬仰与怀念，那么，他就应该像安倍宽先生那样，到民众中去，去听一听他们所期盼的日本未来景象，听一听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担忧、对核污染环境的担忧、对基本人权的担忧，而不是继续做新的日本的白日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