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之二）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交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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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之二）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交换模式】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

    在大部分历史中，资本家确实主要作为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而不是作为生产的直接组织者出现的。在资本的历史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现很晚。在欧洲它是在1500年后才成长起来。它在175年后达到了自身的顶点——根据你的视角，或者说最低点。在此前1000年里，资本家迅速崛起并没有太多地干预生产。

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

16世纪，在4个大陆由稳定的定期海上路线连通之后，能够解释全球市场的创立的，正是白银市场。16世纪末，中国是这种金属的主要买家，而通过西班牙语的美洲以及德川幕府时代是日本，则是主要的供应地。通货膨胀或者更确切地说16世纪的价格革命，并不是一种欧洲的现象，而是触及了整个地球。

早在15世纪中叶，11世纪以来便在中国流通的货币实际上失去了所有价值。它最终被优于铜的白银所代替。中国这种以白银为货币的转变始于16世纪末。一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条鞭制）加速了这种进程。这种制度将多种税收整合为单一税，可用白银支付。朝贡制度也用白银进行交易。

在此期间，中国就是一个深渊，一个名副其实的“吸入泵”，从多个国家吸入银锭。这种吸引力的原因很简单：与其他地方，尤其与欧洲相比，白银在中国的价值翻了一番。1592年至17世纪初，广州的金银之比为1：5.5至1:7，而在西班牙则为1:12至1：14之间。金子和白银被运到亚洲，以弥补贸易逆差（从亚洲购买丝绸、瓷器和香料），而亚洲人对欧洲产品几无兴趣。

1、物物交换时代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些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帝国——土耳其、波斯和印度，从来就没有任何重大的公共灌溉工程，而拥有大型灌溉系统的帝国——中国，反而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宋明理学的时代性贡献在于乡村建设（族田、义庄）的历史策略，在当时保存了女真（满）蒙古反动（领主制、工奴制）之下的文明火种，在未来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在根源。

与西方的领主经济相比，中国的地主本人没有足够飞专横手段可以施诸佃农，这同法律依附关系的缺乏有关。马克思在谈到西方历史时说：“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这种领主在领地内有“特恩权”，成了毫无限制的统治者。（国内法与国际法）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可以买卖和转手，又没有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地主的经济身份无法永久固定在个人身上，因而行政权、审判权、军事权也就不能交给某个地主永久掌握。……通常情况下，地主无法在行政上、法律上亲自直接强制佃农，所以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自然就显得比较缓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宋代的技术革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人口爆炸（稻作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使得人地关系及城乡关系发生转型，形成了商业形态、货币体系和都市化的进程。但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原始工业化仍受到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通常所说的“小冰期”影响了宋明时代的工业化进程。契丹、西夏、女真（金至清）、蒙古（元至明）与宋明中原王朝因为气候扰动，扩大了在农牧交界带的冲突，使得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化不能可持续的进行。而西欧方面，则一方面因为蒙古草原帝国的主力牵制于东方而得到了喘息之机，另一方面也由于中间地带的穆斯林世界的冲击转而向大西洋沿岸的“新航线”开辟（类似于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旅，是一种汉武帝式的战略迂回）。

在每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里，事物总会根据自然进程，遵循着这样的顺序: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与农业自然先于制造业的理由一样，在利润相等或接近的条件下，资本投入制造业也自然先于对外贸易。（《国富论》三）与之类似，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提到国家与资本、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

纵观当时（后罗马时代）的欧洲，没有一个君主有能力保护他们部分弱小的臣民不受大领主的压迫。为了得到保护，这些臣民要么成为某个大领主的奴隶或农奴，要么成立互相包围的同盟，彼此共同保护。领主们鄙视市民，他们嫉妒市民的财富，在任何时候都会予以掠夺，这种攻守同盟的建立，可使单个的城市居民能够进行不容忽视的抵抗，国王也憎恨和畏惧领主。共同的利益促使国王与市民同盟，共同反对领主。因此，尽其权力之所及尽可能保护城市居民的安全和独立是符合国王利益的。如果没有这种强迫居民按某种计划或制度行使权力的正规政府，任何攻守联盟都不会获得永久的安全，也不能给国王更大的帮助。

因此当时的法律偏袒城市居民，并削弱领主对乡村居民的权力，如果一年内，他们不被领主找到，那么他们会获得永久自由。因此，城市成了乡村勤劳居民手中积累的资产的唯一避难所。位于海滨或通航河道两岸的城市居民比内陆居民的活动领域要宽广得多，他们可以通过加工产品或者从事国家间的贸易，获得生活资料以及劳动所需的全部原料和工具，而并不仅局限于从邻近的乡村获得。这样的城市发展和繁荣更加迅速。单独某个国家或许只能提供有限的生活资料和就业机会，但综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国富论》三）

  “深究之，西方民主主义源于法学世界现，即将国家与法规视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这和它从封建社会产生的条件有关。”（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这恰好跟毛泽东在《中国 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的分析形成映照。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西方文明的真正优势在商业，商业使专业化成为可能。没有大规模的远程贸易体系，是不可能致力于制造特定商品或生产特定初级产品的劳动力的集中。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气候、及国家促进商业的保证，西欧和北美有银行和今天称之为金融服务的出色环境。在这方面欧洲并非独一无二。资本主义和和商业企业在亚洲的许多社区和统治精英中也很根深蒂固，然而，在中国商业并不享受国家同等支持，而且中国在19世纪改变这种态度是迟缓的。（《世界：一部历史》23章《代替体力：能量革命》：问为什么是西方？）

2、货币资本时代

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了人类的历史。……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马克思《致安年柯夫》）

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裂隙中出现（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这个超级世界经济“巨大、易碎而且有间歇性”。之所以具有间歇性，是“因为这些广袤地区之间的关系，是或大或小的势力进行一系列钟摆运动的结果，钟摆的中心是印度次大陆”。这些运动潮起潮落，重新分配着职责、权力和财富，“依次有利于西方一边，即伊斯兰；东方一边，即中国。不过，有时“钟摆功能会失调，或是根本停止运动：此时亚洲的外围地区要比平时更倾向于分裂为自治的区域”。这种间歇的构成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结构相对易于被渗透，而不足于自我保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要求被侵入”。因此它不断遭受来自北边和西边的入侵。欧洲人“只不过重蹈了其他入侵者的覆辙而已”。和亚洲进行贸易对欧洲列强的内部斗争至关重要，这曾是伊比利亚人发现美洲、发现经由好望角达到东印度的海上航线背后的驱动力。这样一来，在争相分享与东方贸易的好处之时，美洲白银就增加了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可能的手段。不过在初期，欧洲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贸易，却对亚洲超级经济的完整性毫无影响。

（“战争是对人的狩猎”，一种原始经济形态（海盗业）在无政府的国际空间发展，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把人变成商品，把军队变成雇佣军）

不过欧洲入侵者与前人不同，他们并不设法与亚洲超级世界经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相反，他们通过利用更具毁灭性的战争技术，试图把这些结构中支离破碎的因素结合到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中来。这就带来柴尔德爵士所判断的东西关系的第二个方面：通过战争，西方国家轻易就可破坏东方的贸易，借此积累自己的力量。英国有能力发动这些战争，同时还能削减国内的军事开支和军事人员，因为它掌握着全亚洲最大的一支欧式军队，士兵几乎都是印度人，而费用完全由印度承担。到1880年，印度的纳税人要养活130000名印度士兵和66000名英国士兵。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我们随心所欲地从那里抽调兵力，却不花一文钱。”这支军队的作用不仅在于征服和控制印度、在西线抵御俄国向中亚的推进；它还可以在全球推广英国的利益。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现代殖民理论》中所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体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物质货品的分配是通过非经济动机来保证的。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自我调节的市场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布兰尼《大转型》）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就指出，西欧能够从原始工业（相对于东亚手工业）转入现代工业，关键是新大陆的开发（奴隶种植）解决了它们的初级产品问题。这一点陈其人在《世界体系论的肯定与否定》中也有所提及：“自由人手”的数目，要由农业劳动者在他们本人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的农产品的总量决定，“一定高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基础”。这个我们可以概括为“农转非”的一般规律。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英国棉花进口的80%仍然来自美国南部各州，基于奴隶制运作的种植园经济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当时世界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殖民地剥削对于头三百年阶段世界资本积累进程的贡献集中在欧洲宗主国，曼德尔在《第三世界的原始积累与工业化》中做了估价：

这笔偷盗来的资本对于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积累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这项积累在1500-1750年间创造了对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总额超过10亿英镑，或者说大于1800年左右欧洲所有以蒸汽机运转的工业企业的资本。……在1760-1780年期间，仅仅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获得的利润，就比（英国）新兴工业所需的积累货币多一倍以上。

陈其人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中提到，15、16世纪美洲白银（矿石）流入欧洲（成为货币），引起物价在70～80年内持续上涨了3～4倍，使得租地农场主大发其财。从“价格革命”中得益的当然也包括企业主和商人，但是对于“契约规定的货币地租额几十年不动”的封建领主却造成一个反向的推动，即东欧的“农奴制再版”。农奴制再版的过程略如：

这些地方的领主和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重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大规模的庄园，并用无地农民的徭役劳动来耕种。然而它们生产的目的又主要是为世界市场的，即他们生产的主要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外放分工制度。（何顺果）

这个过程与奴隶制在美洲的移植是前后相继的过程，是殖民的内化。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可以说是欧陆外向殖民受挫后的第一轮大规模内应力；到19世纪中叶，包括德、意资产阶级革命，美国、日本、中国的“南北战争”，几乎同时爆发，造成一个全球性的回响。如果说苏联是世界性殖民战争（对人的狩猎）的第一大反殖民成果的话，这也是此后制衡德、意、日法西斯（殖民主义的内化）的关键陆心（社会有机体）力量。

二战以后，南北问题是这一以殖民体系为基础的欧美资本主义矛盾的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则是世界殖民体系全面崩解的标志。拉美之于美国，非洲之于欧洲，一方面固然反映出殖民国家内斗后的衰落及被殖民国家主权自立对殖民体系的震撼，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世界市场”而单独发展、正如北方国家一样。于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民主，在政治民主独立运动之后更加凸显出来，我们在金砖国家、G20峰会等组织中看到了对G7等老牌殖民宗主国的经济革命。

目前尽管亚洲“包含了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发展最快的能源消耗国”，可它仍要“依靠外来的机构、贸易体系和武装力量，才能同它自己进行交易”，这种状况是西方帝国扩张时期的遗留物，目的是削弱亚洲。……自二战以来（战争渔利的既得者）美国决策者们就一直满腹担忧欧亚可能会逐步摆脱自己的影响，到如今随着三足鼎立的格局不断形成，随着新的南南对话的开展（奥巴马上台的国内-国际力量）还随着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快速发展，这种忧虑与日俱增。（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

《东亚的复兴》一书则从国际体系的东亚转型方面指出，先是朝鲜战争使得美国走上了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此后的越南战争则迫使其“重新接受”大中华贸易圈的正常商业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美日之间于是产生的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先是日本企业、而后是中国企业取代美国政府成为东亚经济体系的核心，于是“本土模式”重新复兴了。而就世界范围的人口比例而言（全球民主），只有中国、印度等国也实现他们自己的现代化的时候，“全球化”才能显示出它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意义。

陈其人《<资本论>中的政治学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脱颖而出，改变了新世界市场原先的结构。由于主权的作用，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劫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殖民地独立后，原宗主国对其政治上的控制松弛了，原宗主国的垄断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得靠自己的实力在新独立国家站稳脚跟。……从这一点说，各国垄断资本都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在这一活跃的、又是机会均等的新世界市场面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是不必诉诸武力的。”

王亚南曾提出一个命题:“社会越发展受自然的影响就越小，共同性就越大，差异性就越小”。民族学者张海洋认为：“国家的单数历史文化大传统次生于复数的民族民间和地方文化小传统”。横向（民族）分类及和而不同是人类史的一般过程（费孝通所谓“大杂居、小聚居”），社会纵向(阶级)分层则是私有制时代的产物，“纵向分层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治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横向分层”在国际社会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具有历时性与地域性的特征；“纵向分层”为国人所熟悉的就是“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种种“社会各阶层分析”，具有共时性和全球性的特征。或者套用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里的话说：纵向分层的每一部分都有横向分层，沉积的横向分层也都会表现为纵向分层；横向分层最终会加入纵向分层，构成其分子。

民族问题固然与宗教、文化问题息息相关，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决定“文明冲突”的究其根源还是经济问题。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手段，不但决定政治文化，也影响生态环境，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各民族、宗教的差异，就其社会经济形态而言，是由地理条件及其比较优势决定的；而全球经济殖民体系下的超民族（阶级）剥削是造成冲突激化的国际环境，不但各民族、国家互受其害，最后也会通过弱势民族及自然环境的薄弱环节，影响到人类的整体生态。欧美等国近年频繁发生的恐怖事件，在其国内是殖民时代奴隶贸易和民族剥削的后遗症，在国际上则是仍然存在的经济殖民体系所造成的不合理分工和定价权（包括暴力/利）垄断的反作用。 张海洋在《多元文化与“发展的悖论》中谈到：

发展的悖论”警示我们，在试图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特别是横向分类和谐问题的杠杆时，我们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综合平衡”的理念，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文化弱势群体以主体身份来参与发展并分享成果。如果说文化相对单一的中国东部在过去20多年创造了成功的经济模式，那么民族文化多元的西部地区则有可能创建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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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5月8日发表题为“中非迎来深度融合的历史拐点”的评论文章，作者：刘鸿武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文章如下：

李克强总理今天继续在非洲访问，这是继去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之后，中国政府首脑对非的又一次重要访问。此访将“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以系统性、长期化的战略举措落到实处，呈现出中国对非战略合作的内在联系性和与时俱进、不断向前推衍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处在百年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是目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对非洲发展问题的理解，以及对非洲在全球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理解，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而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非洲观”，中国才能持续、充满信心地推动中非合作。

当代中国的对非合作既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又紧紧服务于当代中国追求民族国家复兴强盛的时代要求与战略目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秉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情怀，努力将“自强自立”与“兼济天下”两者做有机之结合，探寻中华民族复兴的同时，推动世界之进步发展。

当前中非的合作发展结构处在深度融合的历史拐点，正驶向提速增质的“高铁”时代。南方的新兴经济体是中非双方发展持续推进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我们双方的深度融合将体现在投资、贸易、制造业等方面。这包括李克强总理希望将中国装备如高铁和飞机等进入非洲，也包括中国将自身中低端工业生产能力转移到非洲，实现中国向高端产业转移的同时让非洲补位，让非洲的工业化发展到新高度。这样一个中非发展的梯度结构将支持双方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可以说，中非不仅是习近平主席所提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共同体”。对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新经济增长点的非洲大陆无疑是机遇之地。未来一段时期，非洲将在跨国、跨区域的一体化方面有所进展，其中蕴藏着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机遇，中国在其中大有可为。对非洲而言，双方全面而深入的合作也愈加成为推动非洲整体发展的重要外部资金、技术支撑。

今后中非不仅会加强“硬”领域的合作，也会进一步推进“软”领域的合作，如中非文明的对话、知识的重建、思想的提升等。中非之间这种通过高层往来推动的深度交融，对彼此文明乃至全球多元化文明的丰富都有增益作用。

除中非双边合作本身推动非洲发展外，中非合作引起全球大国和新兴国家对非洲的重新认知，以致各方重返非洲，加强与非洲的合作。全球对非合作相互竞争的态势，总体上提升了非洲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使非洲由从过去的边缘逐渐向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靠拢。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必须为全球发展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而中国与非洲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并在非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将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让外界看到，中国的发展是机会，而不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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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雪萍：美国奴隶制历史缘何要重提
字号:小中大2014-06-01 08: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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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 种族种族主义民权运动赔偿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制度性种族歧视黑人奴隶奴隶制美国一梦
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5月21号一期，刊登了该社记者Ta-Nehisi Coates的一篇长文，题为“The Case for Reparations”（关于赔偿）。
“Reparations”一词，一般表示（战败国）向（战争）受害者支付赔偿。Coates讨论的则是美国本国奴隶制历史及其继续发酵的后果给美籍非洲族裔带来的经济不平等，以及为什么需要提出“赔偿”要求。
作者认为，对于美国黑人来说，从1619年贩卖进北美大陆的第一批黑奴开始，直至395年后的今天，他们继续面对的不平等，只有从“要求赔偿”这个角度来讨论，才能真正认清其中的政治经济与（白人至上的） 种族歧视互相缠绕在一起的逻辑；才能真正分析，为什么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以后，美国仍公然持续了一百年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什么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尽管名义上种族平等了，但在最关键的经济层面上，大多数非洲族裔人群继续处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

1964年8月12日，美国新泽西州，白人警察手拿警棍，驱赶参加民权运动的黑人。
由此，作者提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财富不均，是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和制度造成的，黑人是这一过程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有权利有理由要求赔偿。
作者举例讨论，从公认的数据出发，指出黑人奴隶的劳动是美国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从残酷的奴隶制之下的强制性劳动，到被迫种族隔离之下的经济剥夺，以及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的种族歧视，使得即使在民权运动之后那些进入“中产”阶层的非裔人群，仍然无法与白人中产阶层在财富的积累方面相提并论。
更为糟糕的是，如今，非裔人群在很多方面由于遗留下来的各种隐性的“制度性种族歧视”（institutional racism） 而继续在社会上处于劣势，同时，又因为总是处于劣势，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各类不良生意的诱惑和欺骗对象。芝加哥黑人在住房问题上长期受歧视，黑人年收入达到10万美金的家庭只能在人均年收入3万的白人居住区买到房子，以及以黑人聚居为特征的“廉租房”如何产生，等等，这些案例令人影响深刻，但也只是现实中的点点滴滴。
作者尖锐地指出，尽管如今美国人更愿意相信自己国家道德高尚，但这种信念改变不了残酷的种族主义历史及其“活着的”后果继续发酵这个事实。在“多元文化”的美丽面具背后，一方面，制度层面上的种族歧视与文化心理上的种族歧视继续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大多数主流人群不愿意正视历史，尤其是美国开国的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之原罪，以及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建国过程中，其资本积累与黑人奴隶劳动之间的直接关系。他写道：
在美国，有一种奇怪而又强势的观念：如果扎了一个黑人10刀，只要凶手把刀扔在地上，血就立刻止住，伤口也马上开始愈合。人们往往以为白人当道只是来自过去的惯性，是拖欠已久但只要我们不看就会消失的债务。
事实当然是，美国黑人面临的不平等，不会因为人们不想看就自行消失。
正因如此，作者延续前人，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毫不含糊地再提“要求赔偿”，并进一步指出，他所讨论的并不是简单的钱财赔偿问题：
我说“要求赔偿”的意思，是要我们全面接受[美国]作为整体的自身历史及其后果；这是为认清自我必须付出的代价……它意在召唤我们拒绝陶醉在自我傲慢中，并同时认清真正的美国只不过是难免有错之人的作品。
不过，尽管作者言之有理，但要实现他的这个想法，估计和美国非裔族群能真正拿到赔款一样艰难。
单从网络上的很多回应就能看出一二。光是英国广播公司（BBC） 网站上对此文的评述，就引来很多人的不满，有人叫BBC少管闲事；有人说奴隶主早已死光，过去的就过去了，别老纠缠没完；有人说这不等于说了什么，任何人都可以“秋后算账”，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反应恰恰证明了作者的分析：正是因为“白人至上”的继续当道，使得让奴隶制和种族历史的受益者面对自己确实很难。
当然，这种“只要我们不看，就不存在”的逻辑，并不是个体层面上的问题，而是集体的、宣传教育所致的有意识和无意识。例子很多，在此另举一个简单明了的。
离我所在学校不远的地铁站里的一个方形柱子上，印有简要的关于美国/麻省、车站所在城区，以及车站本身的“历史”时间线路。有意思的是最上面的两行：
第一行：13500BC Glacier formed “esker” hills（公元前13500，冰川形成“蛇形丘”地貌）
第二行：1620 Pilgrims landed at Plymouth（1620年，英国清教徒抵达普利茅斯）
该车站建于1980年代初。三十多年来，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此站来来往往，不知是否有人对此“历史”提出过疑问：在公元前13500年到公元1620年之间，难道此地不曾居住过其他人群？为什么把他们曾经的存在抹得一干二净？
如此堂而皇之打扮历史，当然不只美国一家。问题是，这一家总有人喜欢说自己多么优秀，多么高尚，多么应该是别人仿效的楷模，说着说着，连自己都坚信不疑；于是再说予别人听，让其中有些人也坚信不疑，甚至还积极为其丑陋的一面辩护。
还是再听听Coates怎么说：
通过建立一个奴隶制社会，美国为其伟大的民主试验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对这一经济基础来说]不可缺少的劳工阶级，则作为[奴隶主们的]私人财产而远离政治领域存在着；正是他们这样的存在才让美国白人得以自由自在地鼓吹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热爱。
对于很多美国精英和民众来说，要认清和直面这一历史关系及其延续至今的现实后果，恐怕是最难的。
相对而言，很多当代中国人则比较习惯“自我批评”，批了“传统”批革命，只要是“中国的”，基本一无是处。而且，越看别人打扮出来的“历史小姑娘”，就越觉得自己丑，全然不觉为什么有人老让你照这面镜子，成了以“精神失败法”为特征的二十一世纪阿Q，还以为“赵太爷”真能让自己姓“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