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合:社会@资本@生态 人类的社会活动存在一个生态边界,因为人类不能直接在物理、化学世界中生活,人首先是作为动物从生物自然中生长出来的,政权的边界则是他人。资本活动也存在一个社会边界,单独的个人无法通过金银与其他生物发生交易,更不用说印刷的法币了,资本只能是一种社会信用,正如政治权利一样。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交换样式论》: 赫斯讲到“生命乃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 人们的交往乃是人类活动的场,在此每个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生命和能力,使之参与活动。他们的活动越旺盛其生产力就越能提高,而交往若受到限制,他们的生产力也将受到限制。他们的生命的媒介物,即个人诸能力如果没有得到交换,每个个体将无以生存。人类的交往并非他们的本质的偶然派生物,交往就是人类的现实性本质…… 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破坏着人和土地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其论据,马克思是从化学肥料型农业的创始者同时又是其批判者而首倡循环型农业的德国化学家李比希那里得来的。 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不仅是可变投入与不变投入的关系,物种与生态以及物理宇宙是在协同共在中不断前行的。正如地球成为有生命的载体是宇宙演化的产物一样,人的生存与发展也要从地球的生态演化中求取…… “推动力来自外部,而每一文明国家皆不完全是其自身文明之产物。否则它至多只能创造有限的文明,恰如时钟,走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停了下来。为了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它必须接触更加广阔的世界,外部世界能以它自身的东西来充实该文明区域,并为其注入全新的营养成分。”(吕西安·费弗尔《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引Ibid)从这个意义上说,印第安文明、非洲文明从反面,东亚文明、西欧文明从正面,伊斯兰文明从中间,从而构成一个世界文明的织体。 在亚洲式形态中,为了让农业和工业成为自给自足的一体,没有分离出都市和农村之间的交换,也没有介入与其他共住体之间的交换。与此相对,在罗马式形态中,农业才是罗马市民的职业,无论是经营什么工商业也不能被允许,甚至可以说工商业是堕落的,是解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和外来人的生计。像已经看到的那样,罗马市民一方面把必要劳动发挥在家庭劳动、作为自由民生计的农业上,另一方面,把剩余劳动支出在为了罗马共住体——国家的军务、工业劳动上;由于征服战争=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国外贸易、货币制度的登场等,为维持=再生产传统的罗马共住体而进行的劳动形态解体,逐渐地个人消费欲望增大化,使商品生产和交换蔓延,并使支撑古典古代形态的共有地的双重确定形态和为了保护那个土地所有制的剩余劳动的支出形态变形,由此古典古代式生产方式渐渐解体了。 ——内田弘《1857-1858批判》研究@共同体和本源性积累 中原的“生态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农业才是一个生态或者生物进化的“可变投入量”。生物网的协同进化,可以说是一个“全要素的可变投入量”:即生态的协同进化不是可变投入量与不变投入量的配比,而是可变投入量之间的配比问题,并且这个“可变配比”也是一个可变投入量,这就是生态进化与物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一个宜居地球的产生,而“物理战争”最终的结局只是月球化或者火星化。战争在核武器上的悖论,在于生态与物理世界的同归于尽,或者说生态世界的最后边际是物理世界。
所谓“战争促销”( 从游牧到海盗),在早期的 历史贡献在于它在促进部落链接、自然链接、物理链接上的“链式反应”,但是武器或者工业本身一旦超出物理与生物的“边际”,就将造成生态崩溃和物理回归。这也是民主与专制的边界,集中与协同是必要的整体性“生态配比”,但是当某个单一可变量不能引起其他可变量的“生态反应”时,就自动成为一个不变量,而成为一个物理常数、进而归零。以此类推,一个集团、党派、民族、乃至物种,如果不能在一个生态圈里协同进化(即造成各级组织的正向反馈),那将是“癌变”,将成是使系统归零的物理常数。 地中海的“殖民模式“: 自然演化:纳什均衡 在每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里,事物总会根据自然进程,遵循着这样的顺序: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与农业自然先于制造业的理由一样,在利润相等或接近的条件下,资本投入制造业也自然先于对外贸易。(《国富论》三)与之类似,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提到国家与资本、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 三角贸易:对称破缺 欧洲人控制下的新大陆农业从一开始就以出口为主。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几乎所有的糖料作物、烟草和棉花都在使用非洲奴隶的种植园内生产,其原因在于大死亡造成美洲劳动力短缺,而欧洲人又不愿意移民新大陆。与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或东欧的农奴不同,在美洲的非洲奴隶所需的食物大多不是自己生产的。食物尤其是鱼和谷物不得不靠进口,特别是从北美殖民地进口。奴隶也需要穿衣,这就为廉价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市场。日益增多的印度纺织品被运到西非,在那里换取奴隶,然后把他们卖到加勒比海地区。最后,新大陆的产品如蔗糖、烟草和原棉运回英国。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旧生态体制的局限会迫使不列颠人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食物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减少工业生产的资源,使工业革命的任何希望破灭,就像19世纪中国的遭遇一样。( R@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 这种体系看来同时在“向前”和“向后”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一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特征。……当轮到那个曾经取代旧体制的霸权自己被一个新霸权所替代时,“旧体制”立即不断重新起用。因此,英国霸权通过以新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恢复曾经在荷兰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帝国统治的一些方面,在扩大了的空间及社会基础上重建了现代统治体系。同样,美国霸权又恢复曾经在英国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与以前霸权过渡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已经大得没有多少进一步增加的余地了。因此这种双向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动荡可能产生的,不是现代统治体系在扩大的基础上新的重建,而是它彻底蜕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恢复早期现代或前现代统治模式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体系。 柄谷直人《世界史的构造@世界帝国》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视为旧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威特夫强调。俄国和中国革命建立在亚细亚专制国家的土壤上,因此,亚细亚专制国家得以再现。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俄国和中国乃是旧世界-帝国。在这里,有众多的民族-国家。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人的统一产生于自然土地的共同生活(行星的统一)与唯一时间的共同存在。……历史展现出各个巨大而真实有力的统一领域,文化圈作为仿佛地下的、没有强权的塑造人的传播,民族作为无意识的、史前的运动,宗教作为虽然始终保持有限的‘世界宗教’,国家作为帝国。所有这些统一惯于交叉重叠,统一的重合在最高程度上发生于自建立统一帝国起的中国,人们把他们(化外之民)当做帝国的潜在组成部分在观念上划入帝国……如果人们比较“中央帝国”与罗马帝国,则差异可观,罗马帝国是个相对暂时的现象,它在自己以外拥有作为现实的、从未被击败的力量。(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太空及人 被发射到外太空的宇航员,深陷嵌满仪器的太空舱中,因为他和他周围环境的任何真正物理接触都会立刻 导致他丧生。这个宇航员也许可以作为海森堡式的人象征性化身,他越是热切地想从他和他周围非人世界的交往中消除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的考虑,他越可能陷入他自己和人造物当中。 “人类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物质力量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一个大型的生物过程。”我们释放核能的过程(这通常只在太阳里发生),我们企图在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的过程,想要建造在地球自然的家园里根本不存在的能量生产和控制机器。虽然还没有实际地占领阿基米德曾经想要站上去的点,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式,能对地球如此行动。 今天科学表现出的状况,颇为奇特地像是对弗兰茨@卡夫卡的一个评论作了精心的证明。卡夫卡说,人“发现了阿基米德原点,但是他用这个原点来反对他自己;而且似乎只有在他用这个原点来反对他自己的条件下,他才被允许发现它”。 鲁品越《深层生成论》: 强大的资本力量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全面支配,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把人类理智一步步地推向自然界的深处与人的生理本能的深处,因而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建立了人类与自然界越来越深入的内在联系,使人类与自然界深度交融而形成“人——自然界”的命运共同体,这是资本力量的积极作用之所在。然而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深入的内在联系将人与自然界深入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这种“命运共同体”,因此当资本力量向自然界全面殖民化之时,也同时就是向人类的深层本质的殖民化。当资本驱动工业机器用废水、废气来污染自然之时,也同时在污染着已经与自然界建立了深入的内在联系的现代人的生命机体;当资本驱动工业机器摧毁自然生态环境而建立起钢筋水泥的森林之时,也同时对人类心灵进行深度的殖民,摧毁着人类灵魂深处的美学情感而建立起冷酷无情的金钱王国。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不过是这最深层的人的发展危机的社会表现。 早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就把(黑格尔)《逻辑学》规定为“精神的货币、是人与自然界的思辨的价值、思想的价值”。这个规定的意义如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的精神与肉体被认为地分离开。垄断自然的人同时垄断了精神劳动 ,以支配他人的肉体劳动。结果,支配自然的特定人群也在观念上支配他人的肉体。近代私人所有的典型的观念特征就根源于此。人的精神就是在观念上支配自然力和他人劳动的自然力,并使之转化为自己的力量,这个转化体现在货币之中。 这样,在资本积累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上的每个人虽被制度所埋没,但如果从资本垄断的剩余劳动中夺回每个人发展个性所必需的时间和自由 ,到那个时候,劳动产品的处理权从劳动异化中恢复为自己的东西。这不是增殖的欲望,而是社会所有人的欲望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没有浪费,社会生产力将比资本主义增长得更快,所有人的自由时间成为财富的尺度,并且会增大。 在向无法预测的明天前进时,思考明天的人必须拥有能够看清当下的科学与展望未来的思想。马克思吧这个思想和科学形成的现实可能性解读为相应于自己能力而工作的所有人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 内田弘《1857年大纲》研究 斯蒂格利茨《让全球化可持续》:
当前的世界似乎正在陷入一场浩大的实验,看看当人们向大气层排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拥有上千个地球,那么我们用其中一个来进行这样的实验还算合理,一旦情况不妙,我们也可以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选择,不存在可供我们移居的另一个星球,我们只能守望着地球。 有机土壤是可持续的矿藏 游修龄说:“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能量的分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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