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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为什么《易经》是中国文明之核心
写在前面的话：近来中纪委进驻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社科院四大问题。北大燕京学堂沸沸扬扬。一些公知和文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中国古人早就指出多妄之阴，不贞之欲是造成社会乱象的根源。虽笔端生涩，然不得不发。此文乃为有良知的中国人而写。 回顾人类历史，人类几大文明古国中除中国外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创造了那些灿烂文明的人种亦早已为尘土淹没。为什么中国文明能延续至今，中国人依然存在？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有人认为是人口与文字等因素，还有人归结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等等…… 等等。中国文明得以长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明核心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更新机制。殷亡周盛，秦灭汉兴，宋理之中流砥柱皆是中国文明自我更新的结果，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其他文明社会皆因缺乏类似中国文明的自我更新能力而消散。中国文明不仅佑护中国人能够存活到今天，且为一些其他民族接受，自愿加入到中国文明之中。中国文明的自我更新机制就是《易经》，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 源于《易经》的儒家认为，文明社会的自我更新是通过“亲民”，“明明德于民”，“新民”得以实现，故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亲民”、“明明德”有贞正，中和的滋养之效，“新民”则有生生，亨通的雷霆之功。孔子易传云：“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大学》主张，亲民，明明德须先诚意，正心，修身。无亲民之诚心，必不能亲民，明明德于民。解放前那些所谓的“民国范儿”和养尊处优的老爷太太们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自然不会有亲民之诚心，更无资格明明德于民。他们口中高呼“民主自由，社会改革”，不过一己私利而。若有地方豪强对域内民众能做到亲善关爱有加，对外则掠夺杀戮，此乃同宗之亲，无明明德之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亲民，明明德于民，则民亲之，故能败财力、军力与技术力量皆极强于己的“民国范儿”和老爷太太们，中国政清民和，焕然一新。但由于社会民众尤其新官僚和文人无法摆脱旧的思维方式，未能成生生、亨通之易，彻底新民。社会发展逐渐呆滞，终遇瓶颈之遏。毛泽东晚年提倡文化大革命乃有举“新民”之意，但中国处三千年未遇的大变之际，去旧倡新非短期可以做到，且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亦不够成熟，故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只能是“高而无民”。 中国近代史明确显示，无“亲民”，“明明德”之诚意，则根本不可能“新民”，更谈不上推动社会发展。若有“亲民”，“明明德”之诚心，无“新民”之雷霆，则社会更新依然难以彻底完成。 某些人以为“新民”就是让人民学习和掌握知识，以为知识越多越高贵，这乃是本末倒置。儒家则认为“新民”是让人民明事物变化之理，知死生之说。《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识仅仅是人的附属工具，不能明事理，释生死。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赚黑心钱，为谋取名利不择手段。其中一些人为私利不息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还有一些人充当搞垮抹黑中国的急先锋，最近中纪委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四大问题”：“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军方大校戴旭在文章强调“绝不仅是社科院，中国很多社科类研究机构、高校，都存在敌对势力渗透的问题。”再看看解放前被某些专家学者称之为“贱民”的农民送儿送郎参军，用最原始的手推车为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而他们的对手则是用有巨大财力，军力和技术手段的国民党机器。然而新中国就在这些无“知识”却明事理的农民肩膀上诞生了。可见“知识”的多少并不是“明事理，知死生”的考察标准。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很多读书人教百姓明事理，辨是非，他们是传承延续中华道德千年的中坚。而近代，中国却有相当一批读书人比普通百姓更加不明事理。如被不少自由主义者尊崇的胡适曾教唆傅作义与解放军对抗到底，在这位崇尚自由主义者的心中一城百姓之性命，千年之古都皆无足轻重，与当年希特勒的叫嚣“当我们毁灭时将会把整个世界捆在一起，一同跳入火坑。”何其相似，可是这位胡先生却没有希特勒自刎之勇气，北京解放之前，悄然离去。无怪乎毛泽东称这些不明事理的读书人“臭老九”。为什么近代不少读书人会如此堕落？究其原因是由于百年前的一批中国读书人迫使国人抛弃中国道德之“本”，求知识之“末”。舍本何能得末？他们连这一简单的道理也不懂，真不明事理！可笑的是这批连儒家入门之书《大学》也读不懂的读书人却常常以国学大师自居。可以说，当今中国乱象之根源皆源于当年舍本求末的功利之举。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当年若无国父伟人毛泽东之力挽狂澜，今日中国则难以想象。 怎样才能“明事理，知死生”？儒家明确提出：致知须格物，只有通过格物才能明事理，知死生，达于道德更新，社会发展之至善境界。“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 “格物”是天赋于人类的本能。它根植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善”的本性，引导着人类社会追求善的生活之道。儒曰“人之初，性本善”。没有“善”性，人类就无法分辨死生之道，明白事物变化之理，则不能生长、发展。现在中国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学舌西方鼓吹人性本恶，实是不明事理的死亡之道。 西人信仰基督上帝，这本身就是善性之体现，这种善举自西人脱离母体之时就在社会与父母的呵护与言行感染下被逐渐树立、强化，成人之前得以完全确立。各位如不怕挨揍可以做一个试验，随意挑选一位西方成年人，告之，他将得到一大笔钱财如果他能在西方办一份免费报纸专门宣传上帝无用论，并每天刊出一篇讽刺调侃上帝的短文，四处散发。我可以肯定这样的协议必会遭到对方拒绝，除非这位西人是个类似希特勒的疯子。任何一位正常西人内心深处的善性都会分辨出这是一条走向死亡之路，签署这样的协议就等于宣告死亡。这就是明事理，知死生，出于与生俱有的善性本能。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西方，这个充斥金钱资本的社会中，基督圣经却是免费的。我们还能看到无论当代西方私人资本家如何贪婪疯狂敛财，他们绝不会利用上帝赚钱，他们的商业广告中不会出现上帝，更不会将商业广告张贴在教堂的墙壁或四周，中世纪的赎罪券也不可能再以任何形式重现西方社会。西方人可以为钱财出卖任何东西，但不会出卖基督上帝。他们内在的善性本能告之出卖上帝就是出卖灵魂，就是死亡。某些西方人宣扬人性本恶，不过是为掠夺他人制造的借口，或诱使他人出卖灵魂的把戏。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出卖上帝的。孔子将这种人称为“内君子而外小人”，不可轻信。 虽然与生俱来的“善”性，赋予了人类“格物”之本能，帮助和指导人类选择善的生活方式，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社会不断发展。但现实的世俗生活常常会蔽塞人的心性，致使昏浊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对此儒家劝告人们：“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是要求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随波逐流，“静”是摆脱外界纷乱的物欲诱惑，“安”则是稳住心神，由内在“善”性的指引，如此依“格物之法”察事物变化之理，死生之道，知所先后，则能有所得，则“近道矣”。 所谓“格物之法”就是被儒家奉为首经的《易经》。儒家历来极为重视研习《易经》，以此修身养性，明德正心。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孔子易传曰：“以此洗心，凶吉与民同患”。 既然人人皆有“格物”之能力，儒家为何将《易经》作为格物的依据，“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是因为人的“心性”互有差异，同时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亦不同，故人们对事物的感应不尽相同，虽有“格物”之能，却难以极微而及几，钩深而致远。比如，西方人受自身的“心性”所限而无法理解没有宗教的中国文明何以能延续几千年，西方人研究儒道两家的经典上百年，至今依然如同瞎子摸象。（见“读易看天下文明” http://bbs.m4.cn/thread-3503761-1-23.html）易传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谓也。 古人有言：“格物使要得外面无不尽，里面亦清彻无不尽，方是不走作。” 《易经》，中国祖先创立的“格物”之法，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深邃的思想体系，不仅能帮助人类认识自然，亦能引导人类认识自身和社会，选择“善”的生活方式。圣人文王，周公，孔子就是根据易经演绎出维系中国千年的道德体系，佑护中国人生存至今。 易传云：“易与天地准”，故悉备广大，无所不包。礼记曰：“洁净精微，易之教也”，故能“探赜索隐”，“显微阐幽”，“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 中国文明这个没有宗教主导的文明自伏羲制八卦，创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到孔易说，宋易说，在《易经》的引领和中国人内在“善”性的驱使下，跨越无数艰难险阻，至今依然屹立于世界。“易经是中国文明的核心”此之谓也。今中国北京大学的一些文人却要以西方之末学，遏中华之绝学。真愚蠢之极，易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此之谓也。 有人问，既然易经能与天地准，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自然学科？我将这个问题划分成两个问题，分别加以回答。第一个问题“易经是否与现代自然学科相互冲突？”第二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自然学科？”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易经是一个比当代所有的自然学科更为深刻，更为基本的思想体系。整个易经体系中，只存在一个假设，“时间永远不会倒转”。易经没有空间概念，认为空间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形而上概念。依据易经，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了认识自然世界的方法。易传云：“制器者尚其象”，“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在一本古书中则明确指出，地数之积，以定天象。这就是说假如将物体的运动作为考察，格物的对象，那么将物体运动的每一点积累起来（即地数之积），就能得到物体的运动之象。同时易经告诉我们任何运动之象的形成皆来自于天爻和地爻之间的感应，也就是说物体运动之象是由于物体本身的质与天象之间的相互感应而形成的。如再仔细考察物体运动卦象中的各爻，那么就能得到物体运动动量与天象之间的关联性，且相对论要比牛顿引力理论更贴近易经。故个人认为易经与当代自然学科不仅没有冲突甚至对各个自然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诸如今人困惑的量子时间难题，人脑运作过程等都能从易经得到启发。 对第二问题，在我看来，大致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个人认为相对运用易经定象制器，孔子和他的门生则更加偏重于探讨人及人类社会的盈虚变化、死生之道，致力于从易经寻找出一套符合当时社会状况的伦理道德观。称此为“君子儒”。需要明确，孔子不是反对丰富民众的物质生活，孔子易传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指出易有四道“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孔子所贬低的是“私欲”，强调取之有善，厚德才能载物。但是孔子当年的“偏重”却被后来的儒家效仿，并强化，认为“定象制器，丰富物质生活”是小道，而不加以重视。到了宋朝，朱熹作为儒家重要传承者，对《易经》和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提出：“天之赋于人物者谓之命，人与物受之者谓之性，主于一身者谓之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提升到了“理”的高度，为中国社会摆脱“虚无”之释道，回归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朱熹将“理”拔得过高，为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几百年后步入僵化埋下了隐患。孔子易传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告诉人们，社会伦理道德不可僵化，应察变化之理，参死生之道，格物而致知，唯变所适。所谓“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此之谓也！第二个因素则是中国历代不少读书人过分热衷于功名利禄，不愿深研易经，不知“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他们对功名利禄的向往更甚于对自然的求知欲。对他们来说，升官发财是生活的最高境界，而发展和丰富民众生活的事业则是天方夜谭。看看当代的一些读过书的人工作学问不咋地，可追逐金钱利禄、功名头衔的心机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私欲可以出卖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卖灵魂。毛泽东曾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就是对“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的现实解读，与周易：“反归以娣”不谋而合。对这些小人之事，多妄之阴，周易警告：“负且乘，致宼至”。又曰“公用射隼于髙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孔子易传则说他们是“上慢下暴”，“冶容诲淫”，真乃入木三分。对于这些人的结局，孔子易传曰：“自我致戎，又谁咎也。”所以个人认为中国虽有易经却没有产生自然学说的主要因素是（一）“定象制器”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且自宋以后中国社会的道德观逐渐僵化。（二）中国不少读书人过分热衷于功名利禄。 综上所述，《易经》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格物至宝。易经不仅明变化之理，阐死生之道，引导中国人建立幸福的婚姻与家庭，使中国社会生机盎然，亦能进君子而退小人，提升内在之“善”性，培育健全人格，增长智慧。曾与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官员长时间研讨儒家和易传，分别之时，他对自己的信仰愈发坚定，身体挺拔而充满生机，脚步稳重而有力。与初遇之时判若两人。易传云：“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此之谓也。 坚信《易经》重放光芒的日子不久将会到来，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将会为之改变。《易经》必将再次佑护中国文明另一个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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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8-5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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