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的矩阵：德@美@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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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的矩阵：德@美@俄@中

白钢：美国世纪的尾声与中国道路的命运

造成英国霸权动摇的1873-96年大萧条，催生了横向合并（通过联合、兼并实现聚变）与纵向一体化（以打通供应-生产-消费的联系实现聚变）的趋势：德国在两个方向的发展中都大获成功，从而成为希法亭所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国家；美国不断着力于纵向一体化的努力并最成功地实践了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代表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而英国由于更加专注于其世界商业及金融中介的地位，则在两个方向上均行动迟缓，从而彻底丧失其在产业层面的优势[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

普京：柏林墙倒了，新的墙竖立起来了

弗·普京：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有保险单才有信心。而对我们来说，这里的保险是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建立的储备基金。总体上来说这是可靠的保险单，可以保证落实。

说到“冷冻”命令，我可以对您讲，这里在座的应该有来自欧盟的同僚们。如果您问问他们关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官僚的故事，他们会对您讲讲那里都是怎么做事的。我们的官僚们和布鲁塞尔的比较起来都得赶快休息（因为做的太多）。

这个问题当然了，是存在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官僚本身。您知道问题在哪里吗？我在最初的时候就说了，现在讲几句，提几个意见，然后就可以结束记者招待会了。这话可不是单纯的玩笑。

问题不在于我们这里各种决议会被“冷冻”。问题在于，外部经济因素会推动企业向能源行业，或是化工行业，或是冶炼行业进行投资（这几项均是俄罗斯出口创汇主要行业——译者），那么政府无论怎么调整税收工具，给非资源行业提供优惠，这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财政预算的资源，按照规律来讲是不够（弥补如此之大的利润率差）的。

这些所有的（政策）工具，几年来我们都在使用。我们努力的为制造业的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环境，但是这一过程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那种能源行业投资能获得丰厚利润的环境下。您可能也知道，请相信我，80%——至少这个数字——向政府提出的申请，都和投资高科技行业无关，而都是为了获得某个用于开采的地块。为什么？因为那里的投资回报更快更高。

现在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外部因素发生了变化，那样经济环境自己就会推动投资流入其他领域。而这会激发乐观结局，虽然逻辑看起来很怪异。是的，会有困难存在。是的，但我们需要不计代价的解决社会问题并且完成2012年总统令当中的社会指标。（2012年总统令，也被称为“五月总统令”，普京在第三次继任后发表了该命令，其中对俄罗斯社会领域发展方向制定了指标，包括工资，人均居住面积，医疗等等，但是因为该目标和各州实际财政支出能力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很多俄罗斯的政治问题乃至事件，有过无数高官和州长公开表示无法完成相关指标后被解职——译者）

我们能做到吗？能的。但是也要与此同时利用好这个局面，为的是给制造业创造更好的条件，为的是经济改革。我希望，就是今天这种局面才会逼我们做到这点。

白钢：美国世纪的尾声与中国道路的命运

  论1.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它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然而，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迅速成长为制造业超级大国-“世界工厂”，如果不带偏见的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

这种具有核心优势的资源禀赋，依照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是通过交换活动获得的（交换活动只能使优势强化），恰恰相反，它是这样的交换得以有意义进行的前提。这意味着，其根源必须回溯到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的毛泽东时代。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富于效率的集中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外部超常购买力在逐利动机下持续流入。

  论2.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于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深刻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的突破这种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它以某种创造性破坏的形式，导致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极大地区别于苏联东欧式的典型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在赶超式自主发展的背景下，从农村实际出发，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这正是改革时代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增长极之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进行改革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之苏联及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此种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实践与情势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中国的超常增长具有核心贡献的“三维市场体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方分权化情态是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之有效贯彻基础上得以存在与演进的，是中央对地方自主性之认同与地方对中央权威之认同、中央对地方之自觉权力让渡与地方对中央之自觉遵从拥护的有机统一。这种中央-地方关系，本质上有别于因利益分化进而形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模式，而是基于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制度自我协调，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古老命题于现代中国的新鲜实践。   三维市场机制的形成，是这种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延展。其中最具特色也最令人困惑的“竞争型地方政府”这一维度，意味着政府在其作为社会事务管理者与竞争性经济主体的双重地位之间的动态均衡，其实质在于双重身份所依托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均衡。当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以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均衡显得尤其难得：这意味着，在以无限自我复制为目的资本力量于每时每刻的经济活动中不断壮大的同时，政治的力量也在相应增长，从而得以制约-利用资本而非全然为其所制所用。

《郁离子》之九十五：《天地之盗第八.养民之道》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则不可使也。故恒有事以勤之，则易治矣。”

郁离子曰：“是术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而奚恃于术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竞，而子之所用者，无非掊克之吏，所行者，无非朝四暮三之术也。子以为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诸民，民亦以是应诸子，上下之情交隐矣。子徒见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离也，见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为得计，而不思恶劳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养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恶。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则不亲；下罔上则不孙，不孙不亲，乱之蕴也。《诗》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为司直，乃不循先王之旧章，而以罔教，仆实不敢与闻。”

政治的起源：狩猎@战争及男女@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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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玛雅在北京就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构建之议题对林毅夫进行了专访。
一、中国处理危机的成绩单令人满意
玛雅：在危机处理中，我们有哪些经验值得肯定？
林毅夫：值得肯定的经验是，我们采取了比较有效的反周期的措施。这个反周期的措施主要是以投资为主，而且投资在消除我们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上。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经验。我把这个经验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堪称奇迹
三、“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
四、华盛顿共识与发展中国家“遗失的20年”

玛雅：你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开始反思发展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
林毅夫：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是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中国改革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摆脱贫困的6亿多人除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了数十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与其政府领导人、学者、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和交流。我了解到，他们和中国的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有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同时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玛雅：中国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改革的，所幸没有跟随国际主流思潮，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
林毅夫：有趣的是，在中国之前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没有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的产业入手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
到了8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以及在70年代就开始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更糟糕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选择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实现了稳定、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当时盛行的、指导世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行之前就开始了。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贝克尔（Gary Becker）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中国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使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是什么，思考在当时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往前进。

玛雅：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探索，你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或许可以说，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催生了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思想认识确实是以历史唯物辩证的正反合方式进行。到世行任职一周年的时候，我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
五、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
玛雅：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这个思想遭到一些诟病，你对此有何回应？根据你在世行工作的观察分析，在各国经济发展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中，主要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检讨？
林毅夫：我强调政府必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是因为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改善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以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实行了华盛顿共识改革后，30年来除了易于收费的无线通信以外，其他基础设施未见改善，成为增长的瓶颈，原因就是误认为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能够自发协调解决外部环境条件问题。我在世行时，听到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抱怨，他们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改善投资和企业经营环境十几年、二十年，但是没有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出现，原因也在于此。2011年10月我去韩国首尔参加一个由哈萨克斯坦政府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哈萨克斯坦商务部副部长在开幕致辞中说，他们按世行的建议把各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取消了，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了，但是，本国企业并没有进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产业、新技术的投资；外国企业除了来开发矿产资源外也没有其他投资，因此他们转而向亚洲开发银行求助。
实际上，今天的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在处于追赶比他们更发达国家的阶段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许多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措施，扶持国内某些追赶产业的发展。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韩裔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Ha-Jooh Chang）认为，发达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种“上了楼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以防止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事实上，发达国家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还在通过专利保护、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和产品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不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观点，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当然，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希望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使更多国家有机会摆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六、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七、两轨六步法：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框架

玛雅：你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十分乐观，认为每年的增长潜力可维持20年。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毅夫：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33年9.8%的高速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再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呢？我个人对此持肯定态度。这一观点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基于后发优势的潜力。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1%。这一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国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仍然巨大，因而中国就能在弥补差距之前，继续享受其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

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台湾地区，以及1977年的韩国。日本在1951~1971年间的GDP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目197.5~1995年间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为7.6%。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所以中国应该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2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会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即使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箅，中国经济也会达到与美国同等规模。
八、没有投资，劳动生产力水平怎么提高
九、资本项目开放应更为审慎
十、解读中国经济必须有新的模式
玛雅：你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国际上通常以国外现有理论为框架来解读中国经济现象，非但不能客观地分析判断，其观点还经常掺杂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偏见。我们知道，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场+民主政治”。西方学界很多人多年来质疑批评中国改革，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采用他们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还因为中国没有如他们所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林毅夫：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主政制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事实上，即使是欧美老牌发达国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演进而来的，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早期只有少数拥有资产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19世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直接照抄美国宪法的拉美国家，以及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直接继承英美民主政制的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许许多多非洲国家，不但没有迈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且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与之相反，二战后仅有的两个从低收入跃升为高收入的经济体——韩国和台湾地区，恰恰是在追赶过程中没有复制西方宪政民主政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有篇论文《什么是治理》。他指出，宪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其实“仅为理论上的而非得到实证支持的事实”（more of a theory than an emprircally demonstrated fact）。
不论发展水平高低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内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人民财富的普遍增长，相应的规范市场交易和人与人、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与时俱进。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体制中还存在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根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断深化改革，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但是，一个国家即使到了高收入发达阶段，有了相应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也不能保证一劳永逸持续发展。日本在1991年以后长达20多年的停滞、2008年美欧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都说明，即使有西方学界所认为的理想的现代民主政制，也不能保证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也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玛雅：你在那篇前言中还坦言：解读中国经济并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须有新的模式。你的这本书即是在提出新模式来解读中国经济上所做的一个努力和尝试。这个表述可不可以理解为，中国模式不但存在，而且应该以中国的理论和话语来加以总结，做出解释？
林毅夫：可以这么说。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渐进式的双轨制方式进行。当时许多政策一出台即遭到国际学界的普遍批评，但是中国经济却在一片非议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成果。恰恰相反，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根据当时国际普遍接受的理论进行政治改革和“休克疗法”，却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国际发展机构的指导下，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共识进行各种改革。但是30多年过去了，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却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还要低，原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发加重。

以上经验事实说明，目前国际上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可以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这些国家既快又好地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