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et——作为返照“自我”（核）星的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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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是在寻找回家的路。”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

我们知道，“原生”生物体起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滤，这种过滤使源源不断地来自太阳和外界其他来源辐射生物圈的射线，从一种不仅能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接受，并且适于这种生命形式的强度进入生物圈。

自从人类获得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优势之后，人们最加以崇拜的神祗，则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化身，人类正是通过这种力量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阿梅斯托《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

人是自然界浩大无比的连续体的一部分，除非是在人类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纠结的筛网里，否则不可能与他们面对面……把文明描写成一个物种和自然界的关系，是为适应人类使用而改造的环境，不是集体自我改进的某种进程。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   
布鲁诺的概念预示了伽利略和牛顿的概念，它们实际上是非常泛神论的，以至于罗马把他当作对于中心化的权威和教义的威胁而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这么做时，教会认识到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挑战：即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向着按等级制构想出来的、以一个特定地方（罗马）为基础的权威和权力系统的挑战。
   透视法学说根据个人“灵眼”的观点来构想世界。它强调了他或她按照某种“真实的”感觉去表现所见之物的光学科学和个人能力，与神话或宗教所附加的真实形成了反差。个人主义和透视法学说之间的联系很重要。它为被合并入启蒙运动规划的笛卡尔的理性原则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物质基础。它标志着艺术与建筑实践突破了各种工匠和乡土的传统，走向作为创造性的个人的艺术家、科学家或企业家的智力活动与“韵味”。也有某种证据表明把透视法法则的原理同商业、银行、簿记、贸易和土地集中管理下的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实践的理性化联系起来。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

    海森堡：“在我们选择了哪一种测量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自然的那一面要被测出来，那一面要被遮蔽”。他认为，“原子物理学最重要的新成果就是承认有可能将完全不同类型的自然规律无矛盾地用在同一个物理事件上。反对“征服空间”的辩论要想有效果、有说服力，除非它们能够证明整个征服空间的事业将导致自我毁灭。

被发射到外太空的宇航员，深陷嵌满仪器的太空舱中，因为他和他周围环境的任何真正物理接触都会立刻导致他丧生。这个宇航员也许可以作为海森堡式的人象征性化身，他越是热切地想从他和他周围非人世界的交往中消除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的考虑，他越可能陷入他自己和人造物当中。

“人类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物质力量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一个大型的生物过程。”我们释放核能的过程（这通常只在太阳里发生），我们企图在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的过程，想要建造在地球自然的家园里根本不存在的能量生产和控制机器。虽然还没有实际地占领阿基米德曾经想要站上去的点，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式，能对地球如此行动。

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
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历史是从主要集中于人类社会开始的，在此之后，注意力落到了生命的时间维和地质学的时间维上。在这过程的每一阶段，这个“历史化”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总是发现某些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从文艺复兴时代起，西方社会接触过不同的人口，它们被看作是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十九世纪，生物学和地质学学会发现化石并对其进行分类，学会了在风景中识别与我们共存的对过去的纪念物；最后，在二十世纪，物理学也发现了一种化石，即剩余黑色辐射，它告诉我们关于宇宙诞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之中，在那里，不同的互锁者的时间和许多过去事物的化石共存着。

戴蒙德《人类社会的命运》：

      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试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是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

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试验中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

【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问题的关键，那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德日进《人的现象》

德日进从分析地质和古生物资料中断定，宇宙是一部进化的历史，进化贯串宇宙发展的全过程。他指出，进化使物质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然而如果只注意物质外表结构的复杂化，而无视物质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必然会得出宇宙最终格毁灭的结论。例如有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的推断，任何物理化学的变化不会产生新的能量，而能量在变化成热时却又部分地在消失，所以宇宙中可用的能量在微粒组合过程中是在不断消失的。再根据熵的定律．一切组合最终趋于瓦解，所以宇宙将会毁灭是必然的趋势。而人们深入观察宇宙的进化现象时却会发现，尽管物质在越变越复杂时，宇宙中可用的能量在微粒组合过程中有所消失。可是由于物质里面内在的力量使物体获得了新的能量。物质除了可以测量的表面外，还有一个甚为隐秘的“内在天地”，在这内在天地里简直藏有无穷的力量。（想一下耗散结构理论）德日进随即提出了一对术语：“物之里”（Dedans deschoses）和“物之表”（Dehors des choses）。

宇宙的历史就是—部进化的历史。进化本身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一种不可逆的向上运动。“没有正向演化，生命只能得到扩展；由于正向演化，生命就有了不可战胜的升华运动”。不过，他不赞成达尔文等生物学家的进化论观点，只承认外部刺激是宇宙进化和生命发展的动力；他不反对外部影响的作用，但认为物体的内在动力才是物体直向演化的主要动力。宇宙一直是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而逐渐进化的，结构复杂性与意识并进的规律就是直向演化的有力证据。

在结构越来越复杂而意识越来越增强的进化过程中，每一次进化，即每一次出现新的现象，部必然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第一是扩散，第二是收敛，第三是表现。所谓扩散，指任何事物都具有不可压制的发展自己的倾向，使自己增加，如原子的增多，生物的繁殖，人口的增长。所谓收敛，指事物繁殖增加后产生一种综合或统—的集中条理的倾向，人口的控制和集中等。所谓表现，即事物经过收敛后出现一个新的状态、新的层次，如原子组合而成的新分子，细胞变成有生命的生物，人类组成社会等”。对于这种进化三阶段的论述，个别学者曾把它同黑倍尔的辩证法相类比，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德日进的进化三阶段理论是独特的，毋宁称之为“德日进的自然辩证法三阶段论”。

在阐述思想和生命的出现时，德日进特地强调，物质和精神一开始就具有内在的联系，否定了把物质和精神割裂开来或彼此对立的观点。物质的演变，促使物质内涵的精神具体呈现。反过来，精神的出现，同样也影响着物质的发展。物质和精神都是宇宙进化中的自然现象。用德日进本人的术语来说，物质无非是“物之表”，精神无非是“物之里”，它们本身是同一对象的两方面。在进化过程中，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在程序上，可以说一是“先行的东西”，一是“后继的东西”。“后继的东西”为“先行的东西”所准备；最初，“先行的东西”起主导作用，后来，“后继的东西”起决定作用；一旦越过“临界点”，出现新的状态时，例如生命出现之后，“后继的东西”则比“先行的东西”表现得更为复杂，层次更为高级。德日进拒绝把精神之类的“后继的东西”说成是与物质无关的东西，更不承认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外在力量授予的非事物本性的特殊现象。

德日进认为，这证明人类面临成功与失败、生存与灭亡的重大快择。德日进认为，把人类的前景描绘成，人们将越来越关心自己而越加自私，人类的处境将变得越加困难，大地将遭到严重破坏，面临毁灭的危险，人的前途是令人悲观失望的，――这种思想和言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与大自然的进化规律背道而驰的。宇宙既然开始了它的伟大工程，为了产生人，奇妙地克服了许多几乎难以想象的困难，难道人们不应该同它一起冒最后一次风险，全力以赴地走到尽头么？说到底，最有力的保证是，这项伟大的工程本身已显示出必然的趋势：生命既然使人们走上思想之路，人们便不能不沿着进化的规律，进一步向前发展，走精神化之路。全人类同心同德建设大地的新精神。（Inter-net）

德日进满怀信心地说，前途是绝对乐观的，理智要求我们拿出这信心。人类由于心智层的发展，业已从原先分散的状态逐渐聚集起来，遵循大自然的进化规律，既本能地又理智地即自觉地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由“个别反思”进入到“集体意识”，注意并关心整体，向着整体化迈进。人类在“人化”进程中必然会进行“社会化”和“全球化”的活动。个人与个人之间互相联合起来，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互相联合起来，……世界正在进行最终的大综合（Mega--synthese），……不仅是尚未存在的理想中心，而反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中心……它能使心智层实践宇宙进化最后一次飞跃，突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梦境：李渔@维特根斯坦@陶希圣@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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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间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
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首先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加拿大小麦的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美国，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国银行家
黑色星期四时人流攒动的华尔街(1929年)
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

政治
1、1931年9月18日—19日，日军占领沈阳，对华侵略战争开始。
毛泽东确定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4、1933年3月24日，德国国会授予希特勒最高权力。
5、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6、1933年10月21日，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科学与人文
特斯拉（电磁场）
1931年——特斯拉在75岁生日之际收到包括罗伯特•安德鲁•密立根、阿瑟•H•康普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威廉•H•布拉格等在内的数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贺信。[1]
1935年——特斯拉宣布，他的发明“死光”不是死亡射线，而是带电粒子束。[1]
1936年——特斯拉完成《引力的动态理论》。

德日进（物质与意识）
1931，以地质顾问身份参加法国雪铁龙公司组织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黄色远征”
1933 ，在北平讲解“北京猿人”
1939，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受困于北京
1940，完成《人的现象》一书，与法国人罗学宾在北平建立“地质生物研究所”

蒋百里《国防论》
1937年夏，他将有关文章、讲演稿以及早年著作中的部分内容重新整理编排成书，以《国防论》名篇，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印行，后由上海大公报社出版，轰动一时。

科耶夫（意识形态）
1933—1939年的研讨班，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常来听讲的都是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如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安德烈•布勒东、莫里斯•梅洛－庞蒂和雷蒙•阿隆。科耶夫的讲稿在巴黎知识分子圈流传，读者甚众，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克－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当时这些后来更名为“研讨课” 的讲座获得了近乎神话的地位，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1943年，在韦伊的妻子和姨子所在的洛特河流域的格拉玛村写完《法权现象学纲要》。
1953年，欧洲经合组织的欧洲试验。谋略家科耶夫
1958—1968年：科耶夫的“戴高乐主义”与科耶夫在肯尼迪回合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中的行动。

图灵（人工智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对德宣战，图灵随即应征入伍，正式到“政府编码与密码学院”服役。
1940年-1942年，作为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之一，在破译纳粹德国通讯密码的工作上成就杰出，并成功破译了德军U-潜艇密码，为扭转二战盟军的大西洋战场战局立下汗马功劳。1942年，他曾赴美数月，目的是使两国的语音加密系统能够协调兼容，以便在联合对付德军的U-潜艇危机方面建立两国最高层的情报共享，以及为英国丘吉尔首相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建立秘密安全通话热线。[9]
1947年-1948年，主要从事计算机程序理论的研究，并同时在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领域做出开创性的理论研究。
1945年到1948年，图灵在国家物理实验室，负责自动计算引擎(ACE)（AutomaticComputing Engine，ACE）的工作 。

爱因斯坦（科学与宗教）
1939年（60岁）8月2日，在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妹妹玛雅从欧洲来美，在爱因斯坦家长期住下来。
1940年（61岁）5月15日，发表《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5月22日，致电罗斯福，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10月1日，取得美国国籍。同年爱因斯坦写了一篇著名论文，为他的这一命题进行辩护，即“我不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7]
1941年（62岁）发表《科学和宗教》等文章。
1942年（63岁）10月，在犹太人援苏集会上热烈赞扬苏联各方面的成就。
1947年（68岁），继续发表大量关于世界政府的言论。9月，发表公开信，建议把联合国改组为世界政府。

钱学森（系统学）
1947年，在上海与蒋英结婚。1949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3年，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4年，《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
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8]

西南联大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
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校友录上,还有两个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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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进《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被译者称之为“互联网的先知”,他的“生命之树”概念，

与钱学森书所说的“何新树”及何新的“泛演化逻辑”，从两个方向汇合：

前者从物理生物往意识方向的实证（归纳），后者则是形而上往形而下的类推（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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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进《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它不来自种子在几个个体内部的重组，而是来自大型群体的跨种族的交叉繁殖：这些群体随他们的随机迁移或扩张而突然碰到一起了，难道文明的早期核心不就是在历史的初期如此形成的吗？
    当三个文明（希腊、印度、中国）突然发现他们住在同一地球上，世界不是开始看到它的统一性吗？或最后，通过连续“发现”美洲和大洋洲，西方不是将人类命运的引领权掌握在手？
    通过在“压缩”类型的社会化过程中得到发展的融合力量的作用，地球生命之演化，不仅以老配方在我们身上继续遵循它的发展——而且像多级火箭一样，根据一个新机制并以全新穿透力，进入新的阶段。
    ……
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到一个组织临界点，生命极度自我集中以至于变得能预测和发明。她成为“第二度意识”，这足以使之能在短短的几十万年中改造地球表面和地球面貌。


全球化：生命在于运动

狄德罗在想象中的与达兰贝尔的对话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表明了机械论解释的不当之处：

　　“你看见这个蛋吗？我们就是拿这个蛋来推翻一切神学学派和地球上的一切神庙。这个蛋是什么呢？在胚芽进来以前，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这块东西是怎样过渡到另一种组织，过渡到感受性，过渡到生命的呢？依靠温度。什么东西会产生温度呢？运动。运动的一连串的结果将是什么呢？请你不要回答我，你坐下，我们用眼睛一步一步紧跟着看。起初是一个震荡的点子，然后长出一根有颜色的细丝；然后形成了肉；然后出现了喙，翅膀尖儿，两只眼睛，两只脚爪；有一团黄黄的物质环绕着，产生出内脏；这就是一个动物。……牢狱碎了；它出来了，它走，它飞，它发怒，它逃走，它走近来，它哀鸣，它痛苦，它爱，它意欲，它享受；它有你的一切感情；你的一切动作它都做。你是不是和笛卡儿一样，主张这是一架纯粹的模仿机器？可是小孩们会讥笑你，哲学家们会答覆你说，如果这是一架机器，你就是另一架机器。如果你承认动物与你之间只有机体组织上的差异，那你就表明了自己是有意识和理性的，那你就是正直的；可是人家会从这里面得出一条结论来反对你，说用一种按一定方式构成的呆板的物质，浸染上另一种呆板的物质，加上温度和运动，就得出感受性，生命，记忆，意识，欲望，思想……你想一想，就会怜悯你自己了；你就会感觉到，要想不接受一个可以说明一切的简单假定，不接受感受性这一物质的一般特性或机体组织的产物，你就是抛弃常识，就是投入神秘、矛盾和荒谬的深渊。”

存在运动

电子运动 分子运动 星体运动

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与行星围绕恒星运动具有同构性，在时空上是线性的。然而其中还是存在着演化的迹象，即是原子所存在的衰变期，进而高分子化合物就更是一个存在于电子轨道和行星轨道之间的中介组织，就像星云一样，为生命的创生提供了可能。

演化运动

菌类运动 植物运动 动物运动

高分子化合物的闭路循环就是最早的生命体——细胞，菌类就是初量级的细胞组织。从植物开始在行星与恒星的中间地带，因为光合作用形成了开路循环，通常称之为流。而这一流通体系的形成又为动物的运动提供了阶梯，开始游走于物理时空之间，自运动起来。

生命运动

繁殖运动 迁徙运动 体育运动

菌类和植物的繁殖运动是尚未能脱离物理运动的范围,气流、洋流等等是其传播的主要媒介。迁徙运动虽然仍然没有脱离植物随星体轨迹的季节更替，但已能超越地理的限制。到得体育运动，则已是人类的自觉了，不再是仅为饥饿的驱使，而有为运动而运动。{人类的繁殖运动虽然仍从菌类开始（包括整个生命演化序列），但已经有了选择的自由}

经济运动

生活运动 生产运动 金融运动

生活运动是一个以家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组织结构，其时空活动范围仍相当于动植物的基本维度。但是生产活动则开始超出人类之外的所有已知生命轨迹，由流域以致全球化。如果说自然经济时代的生产贸易仍没有游离于生物圈（从洋流、季风到动植物工具），那么对生化能源的运用开始超出了自然世界的范围，并且因为在时空上的超越式发展（200年消耗亿万年的能源积累），已到得人类不得不自创自然的程度（转基因、新能源等等）。然而当前金融运动的无政府状态，也超出了人类社会的界限，成为战争那样的类狩猎经济。

政治运动

自体运动 阶层运动 社会运动

家庭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细胞，中国在长期自然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家族秩序，是现在广泛存在的法外调解的社会基础。西方社会因为地理历史的碎片化，社会法的体系较为完备，但因为人类智慧仍存在交往的阈限（150人法则），法律的社会成本较高。这也是间接选举与直接选举的利弊问题，所以科举制度、递进民主制（差序格局）是一个更合理有限的阶层协调机制。但是社会运动仍然是自体运动和阶层运动的某种高分子化合物，正如民主是民意的过滤所暗示的，群己权界仍是链式反应的中介环节。公权力是一个主体间组织，以生物性为基础的主体权利是其底线，这也是社保体系的必要性。

工业文明的基础设施对自然经济的超越，足以使人类免于应自然波动而导致的动物性匮乏。但当前的全球化危机不是总的生产不能满足总的生存需求的问题，而是少部分人的发展需求的过度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生存需求为代价。这就不得不涉及地理历史的自然分布的物理形态，这以所谓的北纬30°为代表，东西问题、南北问题等等。但是既然世界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但细菌的传布（流行病）、而且人口的流动都不能不具有全球化的共振。从911到阿拉伯之春再到占领华尔街的瞬间流散，无不表明以德-日、苏-中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革命，以亚非拉运动为代表的南方民族革命，已发展为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南北全球化。

文化运动

教育运动 传播运动 创造运动

教育运动是主体性的培养和社会性的实验，同时也是一个传播运动，但她仍是历时性和区域性的线性传播。当前的Internet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线性传播，这个传播的界限正不断为“维基解密”等黑客组织和民间网站所打破而趋于融合。

但是信息的公开本身并没有为世界创造新的东西，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从传播到创生的转圜有赖于个体与阶层、部门信息在时空经纬间的全息共享和实时互动，实际上现在的很多发明都仅仅是发现。而之所以存在发现的时空阻隔或放大（衍射），正在于信息的“封建割据”，而发现的坎陷则一方面使得以他人为地狱、另一方面则更使得真正的发明无从产生。

创造运动的根本在于做为生物界神经细胞的人类作为一个联合的整体，为自然界协调创化。如果生命的根本不在于关系的整体之中，我们很难设想以碳水为主的人类肌体如何成为生态圈的自觉，人类的基本构成仍是从物理世界（基本元素）到生物世界（孕育过程）的演化序列。

“生生之为易”，从电子到行星，从细菌到精子，从大脑到地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按照斯达尔的说法，普适的法则只有在判定生物要死亡、要腐烂的意义上才适用于生物；组成生物的物质是如此脆弱，如此易于分解，以至于假若它单单遵守物质的普通规律的话，它就无法逃脱在一瞬间腐烂和解体的命运。如果某个活的生物想不顾物理学的一般规律而幸存下来，哪怕它的寿命比起一块石头或另一个无生命物体来是多么短暂，它就必须在其自身之内具有一种“守恒原理”，以保持其身体的组织与结构的和谐的平衡状态。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和构成该物体的物质的极端易腐性相比，具有惊人的长寿命，这一点正好表现出某个“自然的、永恒的、内在的原理”在起作用，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这种原因与那些非生命物质的规律完全不同，它与那些规律认为不可避免的不断腐败的过程经常地在抗争着。” ——《从存在到演化》（从混沌到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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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
“始于1780年的革命年代，终于1914年的一战——最终破坏了当时的国家和帝国体系。它表明历史的趋向如何和事件的进程如何能结合起来，而之前它们一直是作为地区史和国别史而被单独对待的。这揭示了全球政治与社会革命在假定2的1945年后“全球化”的当代时期开始之前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一方面。世界大事件（1789或1848）的影响向外传播，并与其他地区发生的大事件汇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在逐渐出现的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世界经济“核心区”之外发生的事件，如19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的叛乱，又对核心区产生了冲击，塑造了其意识形态，形成了新的社会和政治冲突。随着世界事件变得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依赖，这些人类行动开始彼此适应，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相像。”

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
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裂隙中出现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这个超级世界经济“巨大、易碎而且有间歇性”。之所以具有间歇性，是“因为这些广袤地区之间的关系，是或大或小的势力进行一系列钟摆运动的结果，钟摆的中心是印度次大陆”。这些运动潮起潮落，重新分配着职责、权力和财富，“依次有利于西方一边，即伊斯兰；东方一边，即中国。不过，有时“钟摆功能会失调，或是根本停止运动：此时亚洲的外围地区要比平时更倾向于分裂为自治的区域”。这种间歇的构成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结构相对易于被渗透，而不足于自我保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要求被侵入”。因此它不断遭受来自北边和西边的入侵。欧洲人“只不过重蹈了其他入侵者的覆辙而已”。
　　和亚洲进行贸易对欧洲列强的内部斗争至关重要，这曾是伊比利亚人发现美洲、发现经由好望角达到东印度的海上航线背后的驱动力。这样一来，在争相分享与东方贸易的好处之时，美洲白银就增加了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可能的手段。不过在初期，欧洲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贸易，却对亚洲超级经济的完整性毫无影响。
　　不过欧洲入侵者与前人不同，他们并不设法与亚洲超级世界经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相反，他们通过利用更具毁灭性的战争技术，试图把这些结构中支离破碎的因素结合到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中来。这就带来柴尔德爵士所判断的东西关系的第二个方面：通过战争，西方国家轻易就可破坏东方的贸易，借此积累自己的力量。
　　英国有能力发动这些战争，同时还能削减国内的军事开支和军事人员，因为它掌握着全亚洲最大的一支欧式军队，士兵几乎都是印度人，而费用完全由印度承担。到1880年，印度的纳税人要养活130000名印度士兵和66000名英国士兵。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我们随心所欲地从那里抽调兵力，却不花一文钱。”这支军队的作用不仅在于征服和控制印度、在西线抵御俄国向中亚的推进；它还可以在全球推广英国的利益：
　　1839年、1856年和1859年，这支军队被派往中国；1856年派往波斯；1867年派往埃塞俄比亚和新加坡；1882年派往埃及；1885年派往缅甸；1893年派往尼亚萨；1896年派往蒙巴萨和乌干达；1896年、1897年派往苏丹；布尔战争期间派往南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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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年的大起义促使英国放弃了引进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政策，转而诉诸当地原有的制度。正如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促使英国倚重持续复苏的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力量，1857年大起义之后，英国着手在自己的印度帝国内恢复地主和王公的力量，让他们自治。总体看来，英国在亚洲的主宰地位更多是与社会下层阶级、而非上层阶级的利益发生冲撞。一旦亚洲旧政权的统治集团被驯服——就像在中国那样，或是被征服——像在印度那样，他们会成为有用的盟友，再次建立起英国对下层阶级的主宰权，但是这种主宰并没有赢得下层阶级本身的忠诚。
　　英国和西方对亚洲社会下层阶级的主宰缺乏根本的合法性，19世界早期和中期之后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动员起广大群众的支持，共同反对西方。领导这些运动的是“现代化了的”本土精英，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民族自决——即，成为现代欧洲中心的国家间体系中的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正如古哈所说，在支持西方价值观和理想方面，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角色发挥发生了奇怪的倒置：
　　殖民统治把权利和自由的观念带给臣民，但在自己的治理中，却从原则和实践上对这些观念全部或部分加以否认，被剥夺公民权的臣民不断要求统治者的行政管理应与理想相符。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大部分政治抗议，尤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带头的政治抗议，都暴露出英国统治的“非英国”特征。

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
    这种体系看来同时在“向前”和“向后”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一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特征。……当轮到那个曾经取代旧体制的霸权自己被一个新霸权所替代时，“旧体制”立即不断重新起用。因此，英国霸权通过以新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恢复曾经在荷兰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帝国统治的一些方面，在扩大了的空间及社会基础上重建了现代统治体系。同样，美国霸权又恢复曾经在英国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与以前霸权过渡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已经大得没有多少进一步增加的余地了。因此这种双向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动荡可能产生的，不是现代统治体系在扩大的基础上新的重建，而是它彻底蜕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恢复早期现代或前现代统治模式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体系。

阿瑞吉、滨下武志等《东亚的复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工业化军事路线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却造成了一个美国独霸的体系在东亚海洋地区出现，并使该地区的工业军事主义达到了极盛。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到，经济因素比军事因素（狩猎经济）能更加有效地决定世界霸权。（伊拉克战争是最近的证据）日本80年代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政府和企业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商品，帮助美国保住了其摇摇欲坠的权力宝座。如果没有这些贷款和商品，里根政府要想大幅削减国内税收的同时展示于前苏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即使不会完全不可能，至少也会使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并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美日由附属关系转为依存关系）
    而此间，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资本家群体的作用（相当于明末清初在东南亚与荷兰殖民贸易抗衡的郑氏集团），这些群体似乎开始承担起中国和东亚经济的领导责任，而与此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停滞的10年（近年因重回东亚有所恢复、国内政治版图也如台湾、澳大利亚发生变动）。中国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有关天然资源开采的更慷慨条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条件并免除昂贵的咨询费提供更大额的贷款，并且以只占北方竞争者一半的成本在偏远地区兴建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等，不断在与北方机构的竞争中胜出。（这也减少了加勒比海盗的掠夺后援）石油国家也将顺差转向了南方国家，对中国带头的行动起到了补充和弥补的作用。委内瑞拉利用高油价带来的意外之财使拉美国家摆脱了对北方利益的从属，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美洲人的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