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的一般看法，清朝是第一个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体系的朝代。同时，清朝对蒙古、新疆、东北等地也采取了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在这个边疆治理体系之下，边疆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稳定，从而为现代中国版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是成功的。
笼统地说，这个观念当然没错。但仔细看，则未必。
从顺治时期起，西藏就在名义上归顺了清朝。然而这个归顺只是名义上的，和明朝时期的藩属关系区别其实并不大，清朝并未在西藏行使统治权——或者说，只有主权，而无治权。到康熙时期，由于准格尔入侵，西藏请求清朝出兵，清朝随即出兵击退了准格尔军队，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影响力。但这时候，清朝并未形成完整的西藏治理政策，而是维持了西藏当时已经存在的达赖与藏王分立的政治状态。乾隆时期，清朝出兵西域，完全征服了准格尔，对西藏的控制和干预能力随之更进一步加强。之后，西藏发生藏王叛乱，清朝不得已再次出兵西藏，平定了叛乱，并制定了《钦定善后章程》，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制度。但这时清朝鉴于藏王叛乱的评定费时费力，所以干脆在此之后废除了藏王体制，而将世俗政治权力也交给了达赖，从而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
布达拉宫壁画：五世达赖喇嘛朝见顺治皇帝
后人一般都给予《钦定善后章程》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随后形成的驻藏大臣制度。多数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在西藏行使治权的开始。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合适。驻藏大臣最主要的职能只是代表中央与达赖及噶厦打交道，上传下达，而不是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政治运转。这之后，虽然驻藏大臣曾多次试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每次提高后不久，都会再次回到原来的中央政府驻西藏联络处的角色上去。驻藏大臣的这种角色定位实际上一直到清朝灭亡之前的1907年都变化不大，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区间摇摆。也因此，关于达赖究竟能否不通过驻藏大臣就直接向中央奏事，在达赖与驻藏大臣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百多年——如果达赖可以不通过驻藏大臣就直接向朝廷奏事，那么驻藏大臣就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了。
《钦定善后章程》真正发挥作用不过50多年，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在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对此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但也未能持续多久。
1792 年，乾隆皇帝为定夺转世活佛而特制的金瓶掣签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清朝多次试图加强对西藏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能力，但西藏地方的达赖和噶厦一方也在观察清朝自身的变化。因此，在清朝还能够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时候，西藏对中央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恭顺的。但随着英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的态度逐步开始变化。
毫无疑问，对清朝的边疆治理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康熙时期，清朝就已经感受到了北方来自俄国的压力。俄国同时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渗透和扩张，并且一度支持准格尔政权。但在征服准格尔之后，这种外部威胁的压力对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而是依然沿着之前的惯性推进。
英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是对清朝对西藏的控制力的主要挑战。随着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逐步扩大，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些小国原本是清朝的藩属国，也被英国鲸吞蚕食，逐步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小国或多或少都曾向清朝求援，但清朝并未作出积极回应，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在面子上保留一点朝贡贸易。
对西藏来说，这些事实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英国势力范围与西藏直接接触后，英国曾试图拉拢达赖和班禅，但他们都表示拒绝，声称西藏是清朝皇帝的领地。但站在今天回望那段
历史时，让人尴尬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与英国的交涉和谈判中，最终同意在西藏边境上也开放商埠，而西藏仍坚决反对。之后，围绕开放商埠问题，西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并一再请求朝廷不要开放。但清朝却给所谓的考察团发放进入西藏的证件，并反复要求西藏按照中央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开放商埠。
英国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也意识到，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中国其它省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实际上西藏并不完全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与其与清朝中央政府扯皮，不如改变策略，直接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1890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坚决而悲壮的抵抗。但西藏地方军队无论组织、指挥还是武器装备水平，都与英军的差距太大。最终，虽然西藏地方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仍然未能粉碎英军的侵略。
对熟悉那段屈辱史的中国人而言，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朝的态度。
英军刚开始入侵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力主中央支援西藏抵抗，无奈中央决心妥协，他能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帮助只有精神鼓励和一些并没什么太大用处的战略指导——比如让西藏地方政府动员群众节节抵抗，但换来的只有杀戮。即便如此，清朝中央政府也对文硕不满，随后撤换了他。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一边与英国交涉，一边希望英军停止
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弭兵停战，作为交易筹码的则是西藏地方的权益。
最终，升泰终于与英军达成了妥协，并签署了一个协议，但西藏地方政府并不同意执行。于是，英国、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英国要求清朝中央政府执行协议，清朝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而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执行。
关于协议执行的问题一直拖到1904年，终于失去耐心的英国决定再次入侵西藏。与上一次一样，仍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力主抵抗，并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支援，而中央政府除了三番五次强令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之外，并没有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抵抗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负责解决问题的新任驻藏大臣有泰是升泰的弟弟有泰。与其哥哥坚决执行朝廷的绥靖政策相比，有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接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到到达拉萨，他前后用了一年半时间。之所以如此拖延，就是因为他抱定一个信念，西藏人太愚昧，不吃大亏，不被英国军队打疼了，是不会听清朝中央政府的话的。如果说升泰还只是无能，无力挽救西藏于危亡之中，那么有泰则是坐等西藏遭受重大损失，再来和英国谈判，用心显然更为恶毒。
但有泰没有考虑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即使西藏在与英军的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吃了大亏，这在逻辑上并不能推导出西藏地方政府只能服从中央政府的结果。因为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认为，既然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遭受入侵时作壁上观，不施援手，而英国又比清朝强大，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倒向英国呢？如果西藏非要有一个保护者，难道英国不是比清朝中央政府更好的选择吗？
在英军兵临城下之前，十三世达赖出逃了。作为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的出逃并不奇怪，在西藏已经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清朝中央政府又不肯加以援手的情况下，为了自保，选择出逃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滑稽的是，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遭到英军侵犯，清朝不但不支援西藏，反而在达赖出逃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下诏废黜了达赖。也就是说，清朝把英军入侵西藏的责任干脆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十三世达赖头上，让达赖做替罪羊。
这里需要提到清朝的西藏治理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由达赖掌权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从这一制度确立一直到1895年，西藏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实得益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达赖都未能活到亲政的年龄。也就是说，名义上西藏这一百年里是由达赖掌握着政教大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由摄政掌权。
达赖掌握政教大权的制度刚形成之时，摄政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初期的几位摄政多数既在西藏地方上德高望重，又曾在中央政府任职，因此能同时得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支持。但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之后就变成在达赖去世后，由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和三大寺会同推选摄政，再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在此期间，西藏上报的人选从未被中央否决过。而达赖灵童认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也在很长时间内沦为虚文。因为西藏地方政府往往只选择一个灵童上报，同时请求中央政府免于撤签，中央政府也从未拒绝过。
但在189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年，噶厦和三大寺联合提出，要求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第穆呼图克图被迫同意退位，让达赖亲政。之后不久，第穆呼图克图就被加以意图谋害达赖的罪名逮捕，当天晚上暴毙。关于第穆呼图克图的死因，一直是西藏近现代史上的一大悬案，这且不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西藏内在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习惯，摄政一般由噶厦和三大寺共同推选，由德高望重的喇嘛活佛出任，但负责西藏地方的日常政府运行的噶厦则主要由贵族组成（也有僧侣，但主要是贵族）。这就是说，噶厦与摄政之间往往多多少少存在着权力竞争和博弈关系，从而能够相互制衡，维持平衡，避免权力集中。第穆呼图克图无论事实上是否是达赖下令杀死的，在当时的西藏民间都造成了一个印象，达赖杀死了第穆呼图克图，从而成为西藏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政教领袖，西藏的一切事务都将处于他的控制之下。
内部权力的集中，当然意味着西藏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将更加团结有力。也因此，有人反推出一个结论，迫使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实际上也反映出西藏贵族和僧侣等主要精英阶层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不满。
1904年，达赖出逃后，清朝中央政府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请求，下诏罢免达赖，引发西藏僧俗各界的广泛不满。这时候，有泰又发觉不该罢免达赖，于是请求朝廷恢复达赖名号。折子上到朝廷，朝廷大概是嫌吃了再吐面子上过不去，没有同意有泰的请求。
虽然如前述，西藏在如有泰所愿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逻辑上有可能倒向英国，所幸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直到此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清朝的信任。达赖先是逃往库伦。因为达赖向朝廷上书必须通过驻藏大臣转奏，但达赖此时已经被有泰弹劾罢免，因此他只能通过清朝驻库伦大臣向朝廷转奏，请求清朝中央政府援助西藏抗英。但是清朝没有给出积极的信号。1906年，因为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的关系陷入尴尬局面，达赖离开库伦，启程返藏。行至西宁，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当地官员挽留达赖在西宁塔尔寺暂住。之后，达赖又奉召前往北京，觐见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清廷虽然没有满足达赖直接向皇帝奏事的请求，但却下诏恢复了达赖的名号，并加赠了尊号。
但这时达赖的想法已经变了。
至少可以说，在1890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前，西藏从没怀疑过清朝对西藏的主权和权威。但在经历了英军入侵时清朝中央政府想管又不想管的纠结之后，态度已经开始有所变化。恰逢此时，英国与俄国正在争夺中亚。对俄国来说，西藏如果落入英国控制范围，将直接威胁其在新疆的特殊权益。而且，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大量原游牧民族仍然保持着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达赖的影响力不小。因此，20世纪初，俄国便开始与达赖秘密往来。一开始，达赖的回应并不积极。但在目睹清朝面对英国入侵西藏却坐视不救的事实后，达赖也开始寄希望于俄国。事实上，在1904年入侵后，英国确曾有过长期占领西藏的意图，但最终在俄国的强烈反对之下，放弃了这一计划。
而且，达赖在北京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访了他。与之前达赖对待英国使节时表现得十分傲慢不同，这次达赖放下姿态，与朱尔典进行了交流，并表示西藏以后与英国要“友好互利”。此外，日本驻华公使也会见了达赖。这就意味着，达赖已经有了撇开清廷，直接与英国进行外交往来的打算。
就在达赖逃亡期间，清廷与英国的外交谈判也在印度进行。参与谈判的张荫棠曾经担任过清廷的驻外官员，对国际形势的了解远远超过此前的历任驻藏大臣，因此，他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由清朝中央政府代替西藏向英国赔款，坚持清朝对西藏的主权不能受到侵犯，坚持西藏只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无权独立进行国际外交。
1903年英军入侵西藏时英国印度军队的各军官们
应当说，张荫棠在印度谈判期间，虽然最后达成的仍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但他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西藏和中国争取了权益，从而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谈判结束后，清廷命张荫棠进藏处理善后事宜。张荫棠到西藏后，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向清廷弹劾了有泰，并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在张荫棠提出的改革计划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从北洋新军中抽调部队入藏，保卫西藏边防。但时任驻藏大臣联豫担心张荫棠会威胁到自己在西藏的地位，因此向清廷建议，调走了张荫棠。张荫棠走后，联豫基本按照张荫棠提出的改革计划，在西藏进行改革。
也是在此前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革，虽然也引起了当地的一些震动，但最终仍然在有军事后盾的支持下，完成了这一改革。随后，赵尔丰提议对西藏也进行同样的改革，得到了清廷同意，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他的哥哥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以支持赵尔丰在西藏进行改革。但由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的改革中以武力弹压当地藏族僧俗贵族的反抗，西藏僧俗贵族将赵尔丰视为“屠夫”，因此西藏僧俗各界集体上书清廷，反对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最终，清廷也不得不同意了这一要求，没有派赵尔丰入藏。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联豫提出的调派新军入藏的请求，清廷却作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从四川调新军入藏。而且，奉命入藏的川军并未达到张荫棠和联豫的要求，只有1500人。规模这么小的一支军队要保卫西藏边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很明显，它剩下的任务就只有一个了，对内弹压。也就是说，这1500人的川军入藏后，实际上主要的任务就是充当联豫强力推行改革的后盾，弹压反对联豫的势力。
对西藏僧俗各界来说，这时候的川军入藏是算什么呢？当西藏在为抵抗英国入侵而流血牺牲的时候，清朝没有给过西藏一兵一卒，现在又要派兵入藏以加强清朝在西藏的统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无论张荫棠还是联豫的改革建议，只要付诸实施，显然都会伤及西藏僧俗贵族的既得利益。最起码的一点是，如果联豫的改革目标与赵尔丰在西康所进行的改革一样，那么清朝中央政府的目标就是建省，而这就意味着西藏当时刚形成不久的以达赖为最高统治者的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将会被打破，西藏也将彻底成为清朝的一个普通的省级行政单位。因此，川军入藏很快就遭到了西藏各界的反对。
就在这1500名川军在赵尔丰率队掩护之下奉命进藏的同时，达赖也已回到拉萨。达赖接到西藏各界反对川军入藏的消息后，立刻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希望列强能够干预，迫使清廷放弃川军入藏的计划。同时，他还下令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在西藏区域内调集民兵，阻截川军。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有几重意义：第一，西藏地方试图以武力抵抗清朝派出的军队，与清朝刀兵相向，在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次。第二，达赖公然反对清廷的命令，这也是第一次。第三，这说明达赖所代表西藏上层对清廷不但已经失去了信任，不再依赖清朝中央政府所提供的保护。第四，达赖开始利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借列强的势力制衡清朝中央政府。第五，达赖完全意识到了，在列强面前，清朝早已衰落不堪，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不上支援西藏。
总结起来，这种对西方列强和对清朝中央政府态度的转变，意味着达赖不仅反对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西藏的权力，而且要利用刚侵略过西藏的英国和其它列强来抵制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藏权力的努力。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西藏已经不再完全心悦诚服地附属于清朝了。
川军刚一进入拉萨，就与西藏当地发生了冲突，在拉萨城区沿街开枪，当场击毙一名巡警，还打死了济仲大喇嘛。而且，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了枪。达赖身边的人都认为川军是想打死达赖，所以纷纷劝他逃亡。于是，回到拉萨才四个月的达赖不得不再次出逃。不过，这一次他不是逃往他的信众所在的青海或蒙古，而是印度，也就是前不久才入侵了西藏的国家。清朝中央政府再次下令废黜达赖，并要求重新寻找转世灵童。消息传到蒙古、青海等地，引起喇嘛教信众的强烈震动。
到这时候，达赖对清朝和英国的态度截然反转。清朝从曾经最信赖的后盾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而英国则从原来最主要的敌人变成了他的庇护者。作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对清朝中央政府与英国的这种关系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种影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负面影响，从此西藏完全陷入与中央政府的对立状态；另一种是正面影响，中央政府趁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力。究竟产生哪种影响，其实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和政策。
不幸的是，达赖逃亡印度的1910年3月，这时的大清帝国也已风雨飘摇，只剩下最后的生命了。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取而代之。民国初造，袁世凯政府首先着眼的是南北统一等问题，对西藏根本无暇顾及。就在这时候，奉命入藏的川军也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动了“革命”。当然，逃亡印度后住在大吉岭的达赖集团也没闲着，他们时刻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变化。
驻藏川军“革命”后，先是川军推翻了清朝派驻西藏的驻藏大臣联豫，随后，川军内部又发生内讧，其中一方不得已之下，招引藏军以为援助。结果，藏军到来后，将所有川军都围困起来，最后川军不得不向藏军投降，交出武器后方才被允许返回内地。在此期间，达赖也从印度返回西藏，重新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权力。
川军被困拉萨期间，川军统帅钟颖致电北洋政府，请求援救。四川督军尹昌衡和云南督军蔡锷电请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反击西藏地方军队。得到允许后，川滇联军发起反击，连战皆捷。川军中路到达察木多（即昌都），拟从这里直取拉萨。川滇两省督军电请中央，请求中央支持他们直取拉萨。但这时袁世凯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得到列强的承认以便于获取贷款，维持统治。而达赖又致电英国，希望英国能向北洋政府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果然，达赖这一招很奏效，袁世凯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之下，被迫多次电令川滇联军停止军事行动。
事后来看，当时北洋军阀内部还比较团结，南北问题尚未爆发，袁世凯政权也比较稳定，如果能够按照川滇联军的设想进军西藏，也许会是晚清一直到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的控制的历次努力中，离成功最近的一次。然而，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次军事行动最终还是无疾而终了。
民国成立后，达赖即派代表到北京，并致信袁世凯政府，表示赞成五族共和。袁世凯政府也投桃报李，下令恢复了达赖名号。
逃亡印度期间，达赖与英印政府的接触是全方面的。一方面，达赖第一次到印度，而印度当时在英国殖民者的主持下，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上之前在逃亡内地期间，曾到过北京，这些都让他大开眼界，对现代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对待中央政府和英国的态度问题上，达赖有了很大变化。
对英国，达赖此时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看到英国实力强大，不仅远远超过灭亡前的清朝，也超过辛亥革命之后到处都潜伏着危机的北洋政府；但同时，英国在印度进行的殖民统治是非常残酷的，达赖对此也耳闻目睹，十分反感。对中央政府，他的态度则完全改变，基本上失去了信任，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威胁要超过英国。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反抗中央政府压力时，英国是西藏最有可能、也有强大的后盾。
至此，我们可以对前面的讨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基本上奉行“自治”政策，干预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面临国际局势的变化，清朝虽然做了一些调整，试图适应，但总体来说力度不大，并未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同时，中央政府也没有在西藏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主权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准则，清朝中央政府却没有主动承担起西藏的国防任务，而是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去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长期处在青藏高原上，几乎与外界隔绝，各方面发展水平极低，根本无法了解国际形势变化，也缺乏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这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更失策的则是，面对西藏反对英国侵略的呼声，中央政府不仅没有积极支持，反而试图强制压服西藏接受中央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出卖西藏利益的协定。但大体上来说，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还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而到英国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极其不光彩，非但没有发挥宗藩关系下基本的保护作用，甚至干脆试图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充当调停人。而当西藏在抵抗英国侵略的过程中付出惨重代价后，清朝又想借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最终遭到西藏的抵制，英国却趁机从原来的侵略者变成了西藏的保护者。
回顾这个过程就可以发现，宗藩关系是一个弹性比较大、解释空间也比较大的关系。当中央政府的实力足够强大，能够干预时，这种关系就更紧密，实际上可以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中央力不能及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沦为虚文，只是摆设而已，主权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很难通过治权显示出来；当中央的实力衰弱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会在各种压力之下变得越来越松散。而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实力下降，而且限于交通条件，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只能被迫牺牲地方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平衡。但这种牺牲在地方看来，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从而也就可能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
在一个已经进入主权国家的时代里，清帝国治理边疆所采用的传统宗藩关系范式当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无解，仍然是有办法的。正如前文所述，其实历史给过清朝中央政府多次机会，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但清朝中央政府的消极态度使西藏与内地的关系逐步恶化。当清帝国本身也崩溃了的时候，对西藏而言，也就是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机会。而北洋政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比清帝国晚期还要多，还要严重，面对西方殖民者更容易妥协，从而也就导致西藏问题日益严重。最终，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相互勾结，串通一气，甚至采用胁迫的方式，迫使北洋政府代表签署了承认西藏“自治”、承诺西藏不建省的不平等协定。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0-17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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