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大莱喇嘛的真面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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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引　　言[/url]


第十四世大莱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大莱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的主持下，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继位为第十四世大莱喇嘛，1950年11月17日开始亲政，年仅16岁即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10月24日，大莱喇嘛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1954年秋，大莱喇嘛作为西藏的人民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莱喇嘛任主任委员。此时的大莱喇嘛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和人民的爱戴。但是他却并未珍惜政府给他的荣誉和人民对他的感情。

1956年11月下旬，大莱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佛教法会，尔后在印滞留近三个月，处于分裂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下。由此，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受分裂主义分子的摆布。

1957年以后，大莱喇嘛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互相呼应，支持由局部逐渐扩展至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1959年3月17日，大莱喇嘛出逃印度。

大莱喇嘛流亡海外后的30多年来，依靠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领袖”的外衣，四处奔走游说，散布种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其些西方人士出于某种需要，把他奉为神明，戴上“和平使者”、“人权卫士”桂冠。但正是这位昔日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丢弃历辈大莱喇嘛爱国的传统，践踏宗教教义，愚弄善男信女们的宗教感情，在外组织非法流亡政府，鼓吹“西藏毒立”，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破坏藏传佛教内部的团结和戒律，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书以大量事实，展示了大莱喇嘛所走过的路，也揭露了他近些年祸国、乱教、害民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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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是利教，还是乱教[/url]


第十四世大莱喇嘛·丹增嘉措作为藏传佛教的大活佛，又受过比丘大戒，理应弘扬佛法，维护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请看近几年他的几项主要宗教活动。

1.支持日本奥姆真理教

1995年3月20日，日本奥姆真理教在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毒气，残害无辜群众的恐怖事件一度成为世界各种传媒争相报道的热点。10月2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审判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麻原彰晃，从而使他和该教的百余名骨干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奥姆真理教被取缔。

就在身受其害的东京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愤怒谴责这一事件时，一贯标榜自己是“释迦牟尼比丘”、“人权卫士”的大莱喇嘛·丹增嘉措，竟然对日本共同社说：他仍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彰晃是“朋友”。世人闻之无不感到震惊，这究竟是为什么？

答案只能从事实中寻求：

事实之一，自1987年起，大莱喇嘛和麻原先后有五次会晤，麻原受大莱喇嘛指使两次潜入西藏“传教”。

事实之二，麻原自称他的教义是在原始佛教及藏传佛教的密教体系上融入了瑜伽系统，可以把从人到佛的时间由二、三千年缩短到十年，而且人们不必苦行，只需皈依三宝、守持四戒、背念佛经、接受非凡指引、进行冥想（观修），就可快乐地获得长寿以至成佛。这种特殊方法唯他独有，“是大莱亲自把他指引入佛教大乘传统”。

事实之三，1989年5月起，大莱喇嘛给麻原出具证明书和推荐信，称麻原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奥姆教是“传播大乘佛教”、“促进公共好善的”，呈请东京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从而使麻原迅速积累起大量资金，从事毒气的研制和生产。

事实之四，大莱喇嘛于1989年5月26日致书感谢“奥姆教团为我们佛教流亡集体，特别是不久前刚从西藏来的僧侣学生提供了慷慨的捐款”。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大莱喇嘛和麻原之间，短短几年，就牢固建立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关系，“事业”上的协作支持关系。德国《焦点》周刊说“没有大莱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的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是可以肯定的。”换一种说法，正是大莱喇嘛的鼎力“支持”，使麻原彰晃从一个小小
的骗子，上升为“宗教导师”，积累了放毒资金，从而变成恐怖集团的头子。

大莱喇嘛·丹增嘉措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佛教把皈依既视为进入佛门的仪式，更要求从思想上要全心全意地信仰和依赖三宝，藏传佛教密宗要求更严。密宗上师应俱备五条标准（自、语、意三业清静，对众生有大悲愿，佛法修悟上有大成就）；皈依对弟子在意识上有四条要求（知改德、知差别、自誓、无余师）和修行上的四条要求（近善士、闻正法、如理思、随法行）。而且要求上师和弟子要互相考察，慎重选择。应依据弟子的根机传法，“对小机不能说大法”。佛教还要求严格遵守戒律，主张“以戒为师，无戒无法”。

这些规定对于大莱喇嘛这样的大活佛来说应比谁都更清楚。那么，他为什么在接受麻原皈依时不严格考察呢？在传授密法时不严格抉择呢？又为什么偏要给这样的人授以“佛教导师”的桂冠并出具保证书呢？麻原在其新著《最高指引》中一语道破天机：是大莱喇嘛“委托”麻原“在日本进行佛教改革”。

日本佛教源远流长，显宗密宗俱全，又有那么多颇俱高深造诣的长老、法师，而大莱却偏又委托麻原这个刑事罪犯去进行所谓的“改革”，这既是对日本佛教界的轻慢，也暴露了大莱喇嘛思想深处的险恶图谋。

大莱喇嘛不甘心中韩日三国佛教团体之间“黄金纽带”的恢复和交往日深的时代潮流，出于“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需要，笼络麻原破格封授，妄图在日本建立一支为他效命的别动队。只因他们恶业深重，招致现报，落得个麻原“夭折”，大莱丢丑的可悲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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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大法会从事“西藏毒立”的政治活动

时轮灌顶，是藏传佛教密宗无上瑜伽部中极为庄严的高深法门，在理论和修持方法上，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仪轨严谨。藏传佛教认为，它蕴涵宇宙和生命在时间中的生灭规律，展示天道、人道和佛道之间的神秘联系。认为通过相应的修持方法，可以改变生死规律，净化超脱，成就时轮佛位。时轮法的传承源远流长，宗喀巴大师对其高度称赞，列为格鲁教派一大法门，亲自传给克珠杰（第一世班禅大师）。克珠杰精于此法，著有200多万字的考证注释，成为格鲁教派的时轮主传人，被誉为“时轮主化身”。

时轮灌顶属于大型灌顶法会，其形式和内容均须严格遵循仪轨，不得随意删改。要求灌顶上师应具备较高佛教造诣，灌顶之前还必须闭关静修时轮本尊1至6个月。每次时轮法会约需时半月左右。

1980年以来，大莱喇嘛·丹增嘉措频频向境内外信众举行时轮灌顶大法会；特别是1996年竟达一年4次的程度！

人们不禁要问：大莱喇嘛真的是在孜孜不倦地弘扬佛法吗？

首先，我们姑且不提时轮法的时间概念“天地时间，以年为时，四季交替，万物生灭，周而复始，流转不息”。单从闭关和法会所需天数计，像大莱喇嘛这样时常周游列国，拜见政要名流，讲演游说，寻求同情的“政治大忙人”，能有时间安下心来，按仪轨进行观修吗？显然不可能。他的用意何在？仅从他1985年在时轮灌顶大法会上讲话的内容就可以清楚地了解。

在这次讲话中，大莱喇嘛吹嘘旧西藏人们如何安居乐业，掩盖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苦难生活，同时诬蔑现在“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几乎灭绝”，说什么：“一切的祸根来自汉人”，“现在不能对汉人抱什么希望”，并公然鼓吹分裂：“总之，西藏绝不属于中国”，“现在我们在雪域国的旗帜下，出现了整个藏族团结一致的大好形势，我们要珍惜它”，“我们的民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为我们的事业不怕牺牲，追求真理，这才是最可贵的”，“大家放心大胆地鼓起勇气来为实现我们的大业而奋斗”！

请看，大莱喇嘛是在弘扬佛法呢，还是在利用宗教活动鼓吹“西藏毒立”，煽动民族仇恨？！正是通过灌顶活动，他主动撕下了“非暴力”和“人权卫士”的面纱，在宗教领袖主张慈悲平等普渡众生的外衣下，从事离经叛教、祸国祸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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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止信奉护法神，迫害信众

藏传佛教信奉杰钦修丹护法神。据藏文资料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住世弘法的晚年，一次与首席八大弟子相聚于拉萨色拉寺大师寝宫“曲当”，商讨弘法事宜。大师提出，为使格鲁派妙法常传不替，须有一更威严的护法使者。顿怎·扎巴坚赞站起说：“如尊师恩准，我愿担此责任，严惩危害吾派之人。”

顿怎转世化身为班钦·索朗扎巴。他显密融通，造诣高深，曾任哲蚌寺、色拉寺法台、甘丹寺总法台与三世大莱之师，因位高权重，引起猜忌，而被害死。遂不再转世，而被设像供奉为杰钦修丹护法神。对这位护法神，历世大莱、班禅多表尊崇和供奉。五世大莱专著“陈郭”经，对之大加颂赞，后逐渐在黄教寺庙和民间信徒中普及。

十四世大莱喇嘛·丹增嘉措原也供奉杰钦修丹。但到70年代，突然反目，下令禁止供奉，并因而与经师关系紧张；因听从者甚少，当时只得不了了之。1994年，大莱重提此事，用多种形式大加讨伐，说这位护法神“对西藏的根本大业不利，对大莱喇嘛的身寿不利”，更莫名其妙地给护法神扣上“亲汉”的罪名。1996年3月，大莱进一步在两次讲经会上，公然向与会群众发布禁令，要求寺庙、活佛和僧俗群众必须做出抉择，否则将视为“对西藏共同事业的背叛”，是“希望大莱喇嘛不得好死”，甚至扬言，不听从者要留下名字，他要亲自登门问罪；而且大声呵斥，要不放弃信仰护法神的人立即退出经场。接着流亡组织及下层机构纷纷发表决议和声明，利用现代媒体大造舆论；更派出打手，闯入寺庙佛营、居民住宅，砸毁护法神神像、殴打信众、强行实施。对仍不遵从者，僧尼逐出寺庙，官员开除公职，学生停止补助，群众清出社团。

境外许多寺庙、活佛及藏胞，因直接受害而反响强烈，不少人将这位护法神像隐藏转移，消极抵抗；不少人拒绝在放弃信仰的保证书上签名；不少人利用现代传媒进行揭露、控拆；还有人致函联合国有关机构或居住国领导，呼吁制止大莱的宗教迫害和侵犯人权行径；也有人向居住地法院提出申诉，要求依法进行追究和给予赔偿；更有串联结社，集体抗议，游行示威的。

消息传到国内,信奉这一护法神的活佛高僧、寺庙佛堂和僧俗群众，更是一片哗然。有的公开说“大莱诬蔑供禅铛没有信仰自由，我看这顶帽子戴到他的头上才合适”；有的双手合十说，大莱喇嘛这样做完全是对神圣的宗喀巴大师和第五世大莱喇嘛的背叛，罪过啊罪过！就连原系大莱·丹增嘉措弟子的著名活佛高僧中间，也有向笔者展示他们供奉在佛龛中的这尊护法神像的；也有神情凝重地说：“单就宗教信仰而论，我的心已经凉啦！对大莱喇嘛再不抱什么希望了”。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自由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限。大莱喇嘛在护法神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完全暴露了他大农奴主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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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犯班禅转世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转世，有固定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大莱集团则提出，“大莱和班禅的名号不是清朝册封的”，理由一是大莱名号是俺达汗赠送的；二是封号中的单词，其他活佛也在用。

大莱喇嘛封号中的“西天大善自在佛”，“金刚持”、“大莱”、“喇嘛”，确实其他活佛也在使用，而且在中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这种现象也不罕见；但单词和完整的封号是两码事，单词谁都可以用，没有固定的属性；而完整的封号是有固定属性的，不能乱用。

1578年，俺达汗给第三世大莱的赠号和1653年清朝顺治帝给第五世大莱的封号，有根本区别，不能相提并论：

第一，含义不同。俺达汗赠号的含义，只说明第三世大莱在佛教修持上的成就；顺治的封号，不仅说明第五世大莱佛教的成就，更给了大莱佛号和“所领天下释教”的权利，这种授给权只有皇帝才有。

第二，两世大莱的地位不同。第三世大莱当时只是拉萨哲蚌寺第十二任法台和色拉寺第十三任法台，第五世大莱当时是格鲁派以至藏传佛教的领袖。

其三，更大的区别，在于封赠者地位和权力的不同。俺达汗是青海地方的部族首领，无权处理西藏事务，只能赠给名号；而顺治帝则是统管全国的国家元首，西藏是其管辖的一部分，具有册授封号的权力；大莱喇嘛正是经过清朝顺治帝的册封，才使他的封号、地位和权利得到确定，并能承袭下来。

这是稍有西藏历史常识的人都能懂得的道理。如果把俺达汗的赠号和顺治帝的封号对立起来，而且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那么，大莱喇嘛在佛教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大莱喇嘛等人说，“接受金瓶掣签制度，是为了不遭受当时的外来侵略”。

实际情况是，廓尔喀对西藏地方的两次入侵，发生于1788年7月和1791年7月。清廷所派福康安大军反击胜利，接受投降，是1792年8月，而掣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用的金瓶，是1792年12月送到拉萨的，廓尔喀投降和签订永不侵犯条约已有4个月之久，怎么能说“是为了不遭受当时的外来侵略”才接受这一制度呢？

事实上，正因为金瓶掣签制度既符合佛教教义，又对整治当时西藏政治、宗教上存在的时弊十分有利，所以，金瓶送抵拉萨时，第八世大莱喇嘛早早下山迎候，并表示“特颁金本巴瓶……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议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第七世班禅也说：“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作为第八世大莱传人的第十四世大莱，却一反祖辈遗训，制造托词，反对掣签，又怎样继承前辈的衣钵呢？

大莱喇嘛等人又说，“只有在对转世灵童产生重大分歧时，才使用金瓶掣签。”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以来，通过金瓶掣签认定大莱、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真身，已成为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至于特殊情况可以“恩准免掣”一事，对灵童有无重大分歧并不是唯一原因；同时，不管有什么特殊情况，可否免掣的权力，属于中央政府，任何地方政权或个人均无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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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第十世大莱喇嘛的认定史料：1813年第七世班禅大师和代办商业事务的第穆呼图克图等，联名报告驻藏大臣称，只找到一名转世灵童，十分聪慧，各地再也找不出灵童候选人，恳请免予掣签。两位大臣也呈报清朝政府要求免掣。说明地方上对灵童没有任何分歧，但这却遭到嘉庆帝的严责，不准免掣，“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并缄封入瓶，……其掣出者方系大莱喇嘛真呼毕勒罕”。因而直到9年之后的1822年2月14日才经道光帝批准，从3名候选灵童中掣定理塘的格桑坚赞为灵童真身，报道光帝批准继任。藏文《第十世大莱喇嘛传》称：这次掣签是由于“真实无欺地完成了掣签认定，所以众人都极为欢乐和崇信”。

大莱流亡组织的文章说：“历史上就有第八世大莱认定第七世班禅、第六世班禅认定第八世大莱的先例。同样，第十四世大莱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是遵循这种传统，并没有破坏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也不是非法的”。

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大莱喇嘛所举先例与史实不符。第七世班禅确认是由扎什伦布寺首先肯定后，一面请拉木护法降神确认，一面派人征求大莱意见，因二者一致，而报请乾隆帝批准认定的。第八世大莱是乾隆帝派章嘉国师来藏和六世班禅共同确定的寻访方法以后，六世班禅把他一表弟做为灵童线索提供给第穆，第穆派人了解验证，驻藏大臣复核，报请乾隆帝批准认定的。

其次，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完善，而由《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最终确定的。想用先前的，并不真实的史料，来否定后来形成的制度的做法，竟出自精通逻辑学并考取大格西学位的大莱之手，只能使人感到惊讶！

第三，正因为18世纪中叶认定转世灵童上的诸多弊端，才造成了以第八世大莱为核心，第七世班禅为其堂弟，多吉帕姆为其堂妹，第十世红帽活佛和扎寺仲巴呼图克图为其堂叔，第五世哲布尊丹巴为其堂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多仁为其堂侄女婿的以亲族姻娅递传袭，数十年间一家垄断西藏地方政教，且因内部矛盾导致外敌入侵，危及国家安全的严重局面。

大莱喇嘛重提这段历史，不仅不能为他的非法行为开脱，恰好证实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必要和正确。

大莱喇嘛声称，他有寻访和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权利。果真如此吗？

从体制上看。1713年的《清实录》记载：“著照封大莱喇嘛之例封班禅额尔德尼”。康熙皇帝敕谕中称：“……为保障扎什伦布新属寺庙原征赋税永不为他人侵占，兹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1793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更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大莱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可见清朝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宗教上、经济上都是把大莱和班禅置于互不隶属的平等地位。试问：作为中央政权领导下地位平等的两个地方首领，怎么能有认定对方的权力呢？

从寻访历史看。清朝中央册封第五世班禅以来，第六世班禅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由颇罗鼐郡王主持降神认定，报乾隆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七世班禅的认定，前已述及不再重复。第八世班禅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经金瓶掣签认定，报咸丰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九世班禅也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经金瓶掣签认定，报光绪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九世班禅坚持爱国爱教传统，被西藏亲帝势力逼走祖国内地，扎寺政教权利被非法侵占。其转世灵童由班禅堪布会议厅组织寻访，因亲帝势力阻止金瓶掣签，而由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免掣继位的。以上五世班禅中，哪一世也不是大莱组织寻访班子寻访认定的。

从宗教上看。班禅和大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而格鲁派寺庙普遍供奉的“师徒三尊”中却只有班禅而无大莱。而且按藏传佛教化身转世的说法，班禅是无量光佛化身，而大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可见宗教上班禅还要略高于大莱，根本不存在大莱凌驾于班禅之上，可以认定班禅的问题。

大莱喇嘛又搬出“师徒关系”来蒙蔽世人。事实上，以往10世班禅中只有3世曾拜大莱为师，而14世大莱中却有8世拜班禅为师（未含师从一世班禅学经多年的一世大莱）。师徒关系并不是自始至终都有的，只是随缘而起、时断时续的，并非宗教仪轨。更何况第十世班禅和第十四世大莱根本就没有师徒关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对此进行分析研究的结论是：“大莱喇嘛在寻访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没有指导权，更没有认定权。”

1989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以第十世班禅大师经师嘉雅活佛为首，有扎寺活佛堪布、高僧及大师近侍人员参
加的转世灵童寻访班子；组成了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副会长、佛协西藏分会名誉会长帕巴拉·格列朗杰为总顾问，有各地藏传佛教著名活佛、高僧组成的顾问班子，按宗教仪轨，如法如仪地进行诵经祈祷，朝湖观影，秘密寻访，验证遴选等一系列艰苦细微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转世工作进入了决定性阶段。

大莱喇嘛既没有寻访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权力，流亡他乡又使他丧失了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但出于分裂祖国，祸藏乱教的需要，妄图改变班禅世系爱国爱教的传统，勾结败类，弄虚作假，欺骗群众。

大莱喇嘛从恰扎处得到初步寻访情况后，1994年5月从中选中一名儿童，信告恰扎，要求再次观湖为认定制造依据。恰扎不顾嘉雅活佛示寂前“观湖已经结束”的指示和他自己一个月前对记者的同样讲话，背着寻访小组多数成员，于是年10月再次秘密朝湖，伪造“依据”。

1995年1月下旬，寻访小组开会，遴选重点儿童时，恰扎不顾多数人的反对，将此儿童强行塞进重点名单。

1995年2月初，有关领导要提出3名候选灵童，准备金瓶掣签时，恰扎借故拖延，甚至对有关领导说：“我没有判断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悟性和本领。”刚刚过了三天，由于接到了大莱可以认定这名儿童的信件，他又马上汇报说已经发现可以认定的最灵儿童。问他是怎样认定的？他说是在第十世班禅大师灵塔前签丸问卜认定的。实际上，11天后他才进行问卜，而且在问卜前后都不让别人看签丸中的名条，完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而寻访小组成员都知道这个儿童生日被家长一再推迟，尚需查证。用这欺骗手段制造假的灵童，岂不是对“佛有三身”和“随缘转世”教义的最大亵渎和背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莱和恰扎这一骗局的暴露和失败，以及恰扎的扎寺民管会和两级政协职务的撤销，正如藏传佛教界高僧们所说：“这正是爱国爱教的第十世班禅大师显灵，也是佛菩萨涅三德真谛、真相、真用的体现。”是人心所向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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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莱喇嘛为什么要反对金瓶掣签呢？

在大昭寺应供殊胜的释迦牟尼像前，用金瓶掣签认定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真身，既是最公开、最公平的办法，又完全能体现佛祖的慈悲加持和智慧法断，也符合第十世班禅大师生前的遗愿。早在1989年2月3日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就说，大师转生在什么地方，各藏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这没关系，最后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由“金瓶掣签”认定，谁也提不出意见。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活佛高僧再次纷纷要求通过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真身，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呼声。

大莱喇嘛出于分裂祖国的政治需要，利用国外藏胞对金瓶掣签由来的不了解，在指示恰扎反对金瓶掣签的同时，公然篡改历史，造谣惑众，胡说什么“金瓶掣签不符合佛教教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大莱有权改变宗教仪轨”，“大莱有权决定需不需要掣签”等等，在信教群众中制造混乱。

中央政府为保护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正当权益，维护宗教仪轨，采用金瓶掣签方式来认定灵童真身，完全是体现民心，顺乎民意的。

大莱眼看他一手策划和苦心经营的阴谋即将破产时，不惜以他“宗教领袖的感召力”做赌资，孤注一掷，擅自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公开向藏传佛教界和藏族人民挑战，向中央政府示威。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公愤和声讨。首先是正在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人大和政协会议代表、委员的坚决反对，帕巴拉·格列朗杰发表谈话，严正声明：大莱单方面宣布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我们只承认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惯例进行寻访、并经中央批准的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扎寺八大活佛之一、寻访小组成员生钦·洛桑坚赞说：“大莱喇嘛置中央政策于不顾，擅自宣布认定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公然违背教规，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感情。”比龙·白马单增活佛说：“我作为班禅主寺扎寺伦布的一名活佛，完全有资格证明，历世班禅大师都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大莱无权擅自认定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扎寺民管会常务副主任平拉宣布：“我本人和扎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对此无法承认，不能接受。”

西藏自治区人大和政协会议以及佛协西藏分会分别通过决议和声明，坚决反对大莱喇嘛的不法行为，谴责大莱喇嘛利用宗教，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损害人民利益，违犯国家法律，藐视西藏佛教界应有的权利和尊严，践踏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要求大莱喇嘛对他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决心同分裂集团斗争到底。

1995年11月29日，是藏传佛教史上应该永志不忘的一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用金瓶掣签认定藏传佛教杰出领袖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真身的一天。

排除了大莱集团的干扰破坏，班禅转世工作又回到了严格遵循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健康发展的轨道。

调整后的灵童寻访小组，经再三核查验证，提出了3名候选灵童，征得国内藏传佛教界活佛高僧的广泛赞同，经中央政府批准，由国务院代表罗干和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叶小文主持，11月29日在拉萨大昭寺殊胜的释迦牟尼像前，中国佛教三大传承体系的大德高僧和各界代表千余人欢聚一堂，举行了规模空前，天人相应，妙缘殊胜，法喜充盈的金瓶掣签仪式，仰仗佛祖智慧法断，认定嘉黎县出生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由德高望重的代理甘丹赤巴波米·强巴洛珠活佛给灵童剃度，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意为万众尊崇法力无边仁慈祥和的佛法之王）。

1995年11月30日，日喀则市和扎什伦布寺再次披上节日盛装，群众满怀喜悦激情，手持哈达和鲜花，涌向街头，载歌载舞，虔诚恭迎已经阔别6年，经中央批准继位的新一世怙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乘愿再来，弘法利生。群众清楚地看到，当车队行近市郊欢迎帐篷时，一道阳光冲破云层，端端照射在这位无量光佛化身乘坐的黄色卧车上，多么吉祥的征兆，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崇敬赞美之声。

吉祥的1995年12月8日清晨，当第一缕和煦的阳光照射到日光山峰时，阵阵震撼人心的法鼓声和悠扬悦耳的佛乐，响彻扎寺和日喀则上空，在国务院代表李铁映和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叶小文的主持照护下，第十一世班禅庄重地登上了益嘎群增殿内传统的根本法床。

在隆重的坐床典礼上，李铁映宣读了国务院同意坐床的批复，代表国务院向第十一世班禅颁授了金册金印，展示了酱啧敏主席题赠扎寺的“护国利民”金字匾手稿。全国佛教界高僧大德、寺院代表向新一世班禅敬献曼扎，顶礼叩拜，表达了诚心皈依和无限崇敬的心愿。群众代表排着长队，奉献丰盛贺礼，接受摩顶赐福。体现了百万信众的虔诚信仰和无比拥戴。

这真是“雪域涌祥云佛光现瑞，佛门逢盛世宝铙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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