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懂, 網上了解為啥達賴要打壓拜多杰雄登

rlsrls08

挖，杀人，通辑，剥皮，毫无疑问，DL的流亡政府是一个恐怖组织

pepino

然後再說當時的塔里木西域各國人，講的是一種印歐語，但不屬於東部的印度伊朗語支，反而很接近西部的拉丁凱爾特語支，可謂咄咄怪事，在語言學上我們稱之為“吐火羅”語支，季羨林就被稱為吐火羅語學術的傳人，因此過去歐洲的東方學者乃至聲稱塔里木是印歐語民族（雅利安人）的始祖所居。當然這是一個有著複雜背景的問題，一會另開帖子講。
他們的文字是佉盧虱底文字（Kharosthi，意為驢唇文），源於西北印度由波斯大流士統治時期，盛行於阿育王時期的西北印度，可是後來逐漸失傳無人能識。

這些二手轉銷的特徵在漢語系佛教中都有體現，比如稱僧人為“和尚”，這實際上是吐火羅語里“和社”即清修者的譯音，并非來自梵文，還有當時佛經翻譯中存在從吐火羅文和粟特文（當時中亞的印歐語民族，他們的文字後來由突厥和回鶻人繼承了，似乎至少部分地區沿用至乾隆時期，因為當時還找得到此類文獻，而皈依伊斯蘭教後的維吾爾文是阿拉伯字母拼寫——伊斯蘭教的標誌——過去回民甚至有用阿拉伯字母拼寫漢語的，稱之為“小經”，成吉思汗時從回鶻人那裡學來了這種文字，這也是現在老蒙文和滿文的來源）佛典翻譯佛經而非梵語佛典，而梵語佛典當時也存在著誦讀帶有吐火羅口音，比喻龜茲王子，高僧鳩摩羅什的法號的音譯就是帶吐火羅口音，好像是那個“什”當時以輔音p尾，而梵語的正確發音收尾音節是va，玄奘在著作中專門批評過此類不正確發音。
另外還有位當時西行求法的僧人（可能是義凈，具體在著作中聲稱世界上造字者有梵天、佉盧、倉頡三人，當然是指南亞的波羅蜜系字母（後來發展為南亞和東南亞以及西藏的各種文字）、佉盧文（失傳）、和漢字系文字。

[ 本帖最后由 pepino 于 2008-7-9 01:42 编辑 ]

pepino

下面转一篇文章作为下面讨论的引子，该文发表在2007年1月的《读书》杂志上：
http://qkzz.net/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8400&ID=522223
雅利安人问题与旧版重印书
　　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自一九二○年首版问世后,多次再版。中国出的汉译本最近版本是根据一九七一年美国多布尔迪公司的英文版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译本,封面上标有“第十五版”的字样,我猜测可能是指在国外的“第十五版”,但又觉得不是十分确定,因为“国外”大了,是美国多布尔迪公司的第十五版,还是所有英文版的“第十五版”,抑或是什么别的概念上的“第十五版”,书中没有说明。
　　中文版最初始的版本据说是一九二七年由梁思成、向达等人翻译,梁启超、王云五、竺可桢等校订的商务印书馆版,我近日方得借阅这个版本,其中王云五的序言指出,此版是根据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六年两个英文版本参照译出的,而韦尔斯本人的序言则是为其第三版做的序。我最早读的版本是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人翻译的版本。近来,坊间又有多个版本的《世界史纲》出现。广西师范大学二○○一年出版的上下两卷《世界史纲》除加了一篇代序外,译者、内容与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版本完全一样。另外,在书店的书目查询电脑上看到有燕山出版社的一个版本,只是未尝见到其书。据说《世界史纲》出版后,因其篇幅过长,一九二三年韦尔斯又推出了一个简化本《世界简史》。目前,这本《世界简史》在中国也有多个译本问世,我见过安徽人民出版社二○○三年十二月的版本和贵州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的版本,书名都叫《世界简史》,但译者不同。陕西师范大学二○○六年一月出版的中英文对照《世界史纲》,作者仍是韦尔斯(该书译作H.G.威尔士),但内容比较简略,与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版本对照发现篇章结构均有不同,因而推测可能也是韦尔斯的那个简化版《世界简史》。
　　一位非专业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书,在国内外反复再版,畅销八十多年之久,说明书写得确实好,受到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人们的认同。但再好的书也毕竟是八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按某种约定俗成的标准,此书不算是“古”书,也算是“旧”书了,而要真正读懂古、旧书,若没有适当的引导几乎做不到,遗憾的是国内各个译本均没有这样的引导。雅利安人问题就是笔者读此书遇到的一个困惑,至今虽然略有所解,但仍不能说是根本解决,故拿出来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纲》中多次提及雅利安人和雅利安语,人民出版社版本第四编第十九章标题就为“史前时期的雅利安语民族”(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版本是第二十章,译为“未有文字以前操雅利安语之民族”)。照韦尔斯的定义,雅利安语就是印欧语。他意识到语言与人种的分离,指出同样讲雅利安语的赫梯人就不是雅利安人,所以,照他的定义,雅利安人就是讲印欧语的白种人(即他说的迪诺克种人),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和古典文明是雅利安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是原土著居民创造的。而我在查询其后各个版本的世界历史专著或教材中,均未发现提及雅利安人一事,特别是谈到古希腊文明的创造者时,均用阿卡亚人、多利安人等具体的称呼,只有在谈及印度、波斯时,才含糊地有所提及,但也语焉不详。查《辞海》有雅利安人这一词条,全文如下:
雅利安人(Aryans),欧洲十九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研究中推知,远古在中亚地区曾有一个自称“雅利安”(Arya)的部落集团,从事畜牧,擅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流域,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另一支迁入小亚细亚。自十八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后,即用“雅利安语”一词概括这些语言(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讲有关语言的各族统称“雅利安人”。种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纳粹分子捏造“雅利安人”是高贵人种,并以当代具有某些体质特征的人群是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嫡亲等谰言,为其种族主义理论张目。(《辞海》一九九九年版,1641页)
《辞海》上的这个解释让我推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的世界历史书中,为避免与种族主义的牵连,基本上都不再提雅利安人这个统称,只具体讲是哪个民族或国家的人。关于韦尔斯,目前见到的介绍均说他是个左翼的进步作家,采访过斯大林和列宁,《斯大林选集》中有与他的对话留存。从他的一贯思想倾向来看,他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但他书中的一些说法却与种族主义者的理论颇有近似之处。例如他如此写道:“从公元前九世纪以后的六个世纪中,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雅利安民族如何发展强大,最后又如何征服整个闪米特人、爱琴人、埃及人等的古代世界的历史。从表面上看,雅利安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在思想和制度上,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和埃及人的争斗不断,在其掌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斗争仍在继续着。准确地说,这一斗争事实上贯穿了之后人类的整个历史,直到现在,它也还在以某种形式继续着。”(《世界史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106页)这段话与希特勒说的日耳曼人(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闪米特人)斗争的历史几乎是同一种叙述。
再说一遍,我们判定韦尔斯不是种族主义者,也的确没有证据显示韦尔斯有种族主义倾向,但他为什么撰写出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叙述呢?我推测,这是由他当时面临的历史知识体系所决定的。韦尔斯写作此书时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他面临的基础历史素材主要是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积累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斗争的历史可能是一种主流观点。因此,作为一名业余历史学家的韦尔斯就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既定的观点,将其写在自己的书中。他在世时,《世界史纲》的最后一版是一九四○年,当时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但雅利安人问题与种族主义理论的关联还不像“二战”后那样受到严重的关注,所以,韦尔斯本人没有调整有关此部分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在“二战”以前欧洲人编写的世界历史书中,雅利安人及其征服史是一种通行的公认的历史叙述,希特勒表述的可能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观点,而只是把一种大众常识推理到极端,并用武力使之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而已,种族主义实际上早就浸渍在雅利安人创世纪的历史知识谱系中,希特勒的言论不过是其合乎逻辑的果实而已。当然,这也仅是种推测,因为,我尚无精力与条件收集到一九四○年以前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并加以比较研究。在此也想借《读书》一角向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到历史专业教育的老专家求证,是否真的如此?假使这个推测成立,那么第二个问题接着就出现了,新的历史叙述(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过的无论是源自苏联人,还是源自美国人、英国人的主流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描述)是何时产生的?又是怎样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也就是韦尔斯面对的历史叙述划清界限的?我想这已经不只是个史学史的知识问题了,而是关乎我们接受的历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问题。
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总结人类知识史时,发现人类的知识存在着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他称之为不同的“知识型”,即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前古典知识型、到十八世纪末为止的古典知识型、十八世纪后的近代知识型、一九五○年以后至今的现代知识型。他发现这些知识型间并不是循序渐进发展而来的,而是存在着“难以理解的非连续性”。而这些知识型是围绕着特定的世界观确立起来的,“这些知识型的盛衰并不与任何关于起源、发展、连续性和进步性的清晰叙述相一致”(《福柯十讲》,大众文学出版社二○○四年版,80页)。通俗而简单地说,人类知识史显现为界限明显的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是由上一个阶段逐渐积累、发展而来的,而是一种思想或世界观上的突变导致人们思想总体发生了变化,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这一看法在直观上很有说服力,因为不同时代的知识体系差距如此之大,就比如我们拿着一本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再拿一本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发现几乎是在讲述两个世界的历史一样,前者说雅利安人的创造史,后者就没提雅利安人这等事儿。套用福柯的概念,《世界史纲》是近代知识型的一部分,而《全球通史》则完全是现代知识型的产物了。但是,如果真的弄懂了雅利安人问题的来源,而且讲清楚“雅利安语言”如何被“印欧语系”所替代的过程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知识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只是这个连续的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叙述,显得好像没有关联一样。是啊!试想一下,我们如果仅读过其中一本书,而且还将其当作是真实的历史的话,那么,韦尔斯《世界史纲》的读者就会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表达了人们公认的一种常识而已;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读者就根本不理解,希特勒怎么能炮制出一种种族主义并让千百万有着良好理论思维的德国人上当受骗的。这时也真就说不清是两个时代决定了两种历史叙述,还是两种叙述决定了两个时代!无怪乎,才力天纵且以下死功夫做学问著称的福柯都坦言对知识型变化的原因无兴趣了!
不过存在总是存在,如果这个转折的过程被补叙上的话,那么两种知识型之间的连续性不就揭示出来了嘛!事情也许并不复杂,我想,只要在再版的《世界史纲》的相关章节中由编译者加上一篇详细的注释,详细说明雅利安人问题的由来和现状,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由此看来,中国人传统做学问的注疏方法倒是保存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有效办法。不过,做注者一定要真正经历过这种知识型的演变才能真正说得明白。我想只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习世界历史、现在仍然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才能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只是一种推测,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事实上,正是由于当事人的“缺位”或“失语”,才为福柯划分“知识型”提供了明晰的定义“边界”,一当所有失去的叙述全部增补上时,福柯还会坚持他那种先验主义的看法吗?我却相信,只有能连续起来的历史才是真的历史。


摘自：《读书》2007年01期　作者：邵丽英

[ 本帖最后由 pepino 于 2008-7-9 02:05 编辑 ]

pepino

再来补充一下“闪米特人”的概念
闪米特人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084.htm
闪米特人，又称闪族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人民，相传诺亚的儿子闪即为其祖先。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

萨尔贡一世和他的闪米特联军对苏美尔人的征服是有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游牧民族对定居的农业文明的大规模入侵，在以后的4000多年里，类似的入侵在世界各地还发生了许多次，古代史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这些入侵构成的。

闪米特是中东印欧人的语言、文化的一个的分支。尽管人口遗传学与历史学上使用「种族」这个字眼有着众多的争议，闪米特这一语族的定义却很明确，包括古代的阿卡德语跟其延伸的两种方言所分化的语言──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以及现代的阿拉伯语、阿姆哈拉语、亚拉姆语、希伯来语和马耳他语等。

闪米特人的概念来自古希伯来人在圣经中对各种族来由的记载，凡文化与语言上跟他们接近的种族即被认为是闪的子孙。反之，希伯来人的敌人经常被他们认为是含的后代。在创世记10:21-31中，闪的儿子是以拦(埃兰Elam)、亚述(Asshur)、亚法撒(Arphaxad)、路德(Lud)与亚兰(亚拉姆Aram)：被认为是亚述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塞巴人、希伯来人与阿拉姆人的祖先，其语言有着紧密的关系，固此他们的语言都被纳入闪语族中。值得注意的是，迦南人与亚摩利人的语言同样为闪族语，但在圣经中被认为是含的后代。反之，闪在圣经中同样被认为是埃兰人的祖先，而埃兰语并非闪语族的一支。

一般认为古闪米特人以畜牧为生，原来生活在撒哈拉北部地区。约在公元前五千年，气候剧变，开始东迁，陆续来到西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草原，一直保留着相当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至公元前三千年初，按语言明显地分为东、西两大支。东闪米特人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北部，操阿卡特语，在与苏美尔人接触中吸收、融化了对方的语言。自公元前三千二百年至公元初，其代表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按现代分类法，此支称“闪米特北支”。西闪米特人又分三个分支：西北支（现称闪米特北中支），系指分布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各族，最早的代表为阿摩里特人、迎南人、乌加里特人，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后，有跳尼基人、犹太人、阿拉米人、莫阿比特人、亚奥迪人等。中支（现称闪米特南中支）约在公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其代表为利希亚尼特人、萨姆德人等，随后统一共称阿拉伯人。七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开始了闪米特人的一次大迁移。现分布在埃及、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 亚、伊拉克、沙特、叙利亚、也门、突尼斯、黎巴嫩、约旦、利比亚、科威特等国，按方言、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可分为47个民族。南支（现称闪米特南支）分布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古代代表有马闪人、萨巴人、卡塔班人、哈德拉人等，南支部分曾于七世纪越过红海到达非洲之角，今埃塞俄比亚闪米特各族的祖先。马赫里人等就属这支。从这些记述看，“阿拉伯半岛，可能是闪族的摇篮，闪族在这个地方成长之后，迁移到肥沃的新月地区（即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后来就成为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说阿拉伯半岛是纯粹的闪族文化的发源地，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现在还有两种生存着的民族，可以代表闪族，一种是阿拉比亚人，另一种是犹太人；在特殊的相貌和心理特征方面，阿拉比亚人所保存的闪族特征，比犹太人要丰富得多”据此可知创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希伯来人（即犹太民族的人），首传伊斯兰教的古来氏人（即阿拉伯民族的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故此三种宗教都称之为“闪系一神教”

老清华

原帖由 pepino 于 2008-7-9 01:05 发表
然後再說當時的塔里木西域各國人，講的是一種印歐語，但不屬於東部的印度伊朗語支，反而很接近西部的拉丁凱爾特語支，可謂咄咄怪事，在語言學上我們稱之為“吐火羅”語支，季羨林就被稱為吐火羅語學術的傳人，因此過去歐洲的東方學 ...

记得新疆曾发现一些明显白种人特征的木乃伊。并有DNA证据, 见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5/16/content_2963316.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rim_mummies

[ 本帖最后由 老清华 于 2008-7-9 02:16 编辑 ]

pepino

http://liptontea.bokee.com/6111469.html
　　（由于马上就要回家乡过年了，所以没有时间继续更新博客。现在把“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系列的第二十篇中自己已经写完，又觉得比较重要，可能会有网友感兴趣的这个部分先行贴出，请大家不吝赐教。）

　　在介绍波斯帝国联军的民族组成时，有一个民族“阿里亚人/Arian”我没有介绍，原因是这个“阿里亚人”，其实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雅利安人/Aryan”的前身。或者说，“雅利安人”的原型就是这个“阿里亚人”。由于“雅利安人”在现代历史中扮演了太特殊的角色，所以需要把“阿里亚人”单独拿出来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从“阿里亚人/Arian”到“雅利安人/Aryan”的演变过程。
　　“阿里亚人”得名于他们居住的地方“阿里亚/Aria”。关于这个地方，由于希罗多德在《历史》七66讲到“阿里亚人”的时候，把这个民族和巴克妥利亚人、帕提亚人、花拉子模人等等放在一起。这暗示我们“阿里亚/Aria”应该离这些民族的居住地不远。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写他的巨著《地理学》时也提到了“阿里亚”，不过他通常写做“Ariana”。据《地理学》十五卷第2章的介绍，这个“阿里亚/Ariana”的地域很广阔，北起奥克苏/阿姆河，南到印度洋，东起印度河，西边到波斯本土，都被斯特拉波称为“阿里亚/Ariana”。
后人根据埃拉托塞尼的描述绘制的世界地图，注意其中的“Aryana”，即“阿里亚”（点击可放大）
斯特拉波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前3世纪“亚历山大学派”的著名地理学者埃拉托塞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276－195 BC，据说是第一个测量地球周长的人）。所以有可能从前3世纪开始，“阿里亚”涵盖的地域就超出了希罗多德的理解，成了对中亚一大部分地域的总称。不过斯特拉波的说法也许只是一个特例。因为2世纪的阿里安写《亚历山大远征记》时，在三卷25节说亚历山大从帕提亚向巴克妥利亚进军的路上，经过了“阿瑞亚/Areia”――这个“阿瑞亚/Areia”是“阿里亚/Aria”的另一种写法。在阿里安看来，这个“阿瑞亚/Areia”的范围并不大，他在使用这个词时依然跟从了希罗多德，而不是斯特拉波。
　　总之，“阿里亚/Aria”这个地方，或大或小总是指今天阿富汗西部、伊朗东部的高原地带。而在这里生活的“阿里亚人/Arian”，古代作家对他们始终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的注意。

pepino

　　一切都在19世纪初发生了巨变。在第四卷第2项札记里，我回顾了“印欧人”问题。即18世纪晚期的西方语言学家们在研究三种当时已知最古老的古典语言――梵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时，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很可能是源于同一种现在已经失传了的古老语言。后来的研究证明不光是这三种，其它很多语言，比如法语、德语、英语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原始语言。于是语言学家们把这种假设中的古老语言称为“原始印欧语”，并把由它演变出来的各种语言统称为“印欧语系”。不光如此，他们还进一步假设有一个原始民族是说“原始印欧语”的，这个原始民族被称为“原始印欧人”。由此开启了西方各学科的学者们寻找“原始印欧人”的漫长旅程。
　　在“印欧人”问题出现后不久，1838年，第三卷第5项札记提到的英国学者劳林森，利用“贝希斯顿铭文”破译了古波斯文，这就让学者们比较古代语言时多了一种极重要的参考。而他们发现古波斯文和梵文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古波斯文和梵文在宗教用语上相似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用古波斯文的一种变体写成的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与用梵文的一种变体写成的印度经典《吠陀》，两者之间完全可以不管语法，只凭对音关系互译。
　　正是在研究古波斯文和梵文的过程中，“阿里亚人/Arian”开始变成了“雅利安人/Aryan”。
　　首先，在很多古波斯文铭文中，学者们反复发现“Aryan”这个词。比如薛西斯王的一篇铭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一个波斯人，我父亲也是波斯人，我是一个Aryan，有着Aryan血统”。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既然古波斯文和梵文那么相似，让我们参考梵文文献。在印度最古老的文献《吠陀》中，学者们果然发现了Aryan的对应词：arya（也有写成ariya、ayya、ajja等形式的）。有人统计，在大约成书于1500 BC的《梨俱吠陀》中，这个arya出现了36次。总地来看，这个arya和以它为前缀派生出的其它词，大体都有“高贵”、“自由”、“主人”等等含义。
　　实际上，不光是《吠陀》，在其它印度传统经典，比如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个arya。史诗中的一些人物，比如般达婆（Pandava）、罗摩（Rama）等等，都曾经被称为arya。一般来说，被称为arya的人都有着高贵的举止、智慧的心灵，都是统治阶层的精英。由arya派生出的词也有类似的褒义，比如arjava，就是“正直”的意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先祖就叫Aryaman[1]。Arya的这种“高贵”的含义在印度一直保留到了佛教时代。比如“苦、集、灭、道”这个佛教根本教义中的“四谛”，在梵文中就是catvāry āryasatyāni。而“正听、正见……”所谓“八正道”，在梵文中就是āryamārga。还有一些用这个arya来取名字的人。比如佛教唯识派（玄奘所属的宗派）的创始人、《摄大乘论》的作者无著（约生活在5世纪），其名字就是Aryasanga，或作Asanga。再比如佛教中观派（中国佛教的主体）的创始人龙树，其最著名的弟子提婆（约生活在3、4世纪），名字是Deva，如果写全就是Aryadeva。提婆的另一个译名“圣天”，其中的“圣”字译的就是arya。
　　所以，在印度/梵文的传统中，我们大致可以认定arya是“高贵”、“统治者”、“智慧”的意思。那么对应到古波斯文中，薛西斯王的那句话就可以被理解成“我是一个高贵的人，有着高贵的血统”。

　　然而，19世纪的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这个“高贵”的意义，他们认为Aryan还有民族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一个民族自称为“高贵者”，并用这个名称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根据之一是希罗多德在《历史》的七62说：波斯人和美地亚人可以被统称为“阿里亚人/Arian”。19世纪的学者们认为，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这个“Arian”，就是古波斯文铭文中的“Aryan”。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希罗多德是在两个意义上用“Arian”这个词的。在狭义上，“Arian”是指生活在“阿里亚/Aria”这个地方的那些人；在广义上，“Arian”是指包括狭义的“阿里亚人/Arian”，以及波斯人、美地亚人等等在内的一个大的民族。既然学者们已经发现在古波斯文铭文中，薛西斯王所用的“Aryan”，正好对应希罗多德的广义的“Arian”（因为薛西斯王既不是生在那个“阿里亚”地方，又不是在那里长大），那么正好，这个广义的“Arian”就被“Aryan”取代了。“Arian”这个词以后只剩下了狭义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像希罗多德在七62那样在广义上使用它，就得用“Aryan”这种写法了。
　　又因为“Aryan”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民族的名称，所以我们不再按其原本的意思，称这个民族为“高贵者”，而是用音译，称之为“Aryan/雅利安人”。就好比Hebrew，原意是“从河对岸过来的人”，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时，我们按读音叫他们“希伯莱人”（犹太人的祖先）。
　　19世纪学者们认为“Aryan”有民族的意义，还有另一个根据，就是“伊朗”这个名称。“伊朗/Iran”，很多人都知道，本意就是“Aryan之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1935年以前，我们现在称为“伊朗/Iran”的这个国家，其名称并不是“伊朗/Iran”，而是自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波斯/Perisa”。只是由于那个历史上的“波斯”，其统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今天的“波斯”；很多被历史上的那个“波斯”所统治的民族，并不生活在这个今天的“波斯”之内。所以为了避免混淆，最终在1935年，“伊朗/Iran”取代了“波斯/Persia”，成为新的国名。这个“伊朗/Iran”，最早出现在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当时生活在今天伊朗国土上的人们称这里是“Aryan之地”，即Iran。可以肯定地说，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的人们自称为“Aryan/雅利安人”，并用这个名称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所以薛西斯王的那句话，现在通常的理解就是“我是一个雅利安人，有着雅利安血统”。

　　那么，究竟是“高贵的血统”，还是“雅利安血统”？这两个理解究竟哪个正确？对此今天的学者们还有争论。这两种解释的关键分歧是：Aryan是否只有文化、身份上“高贵”的含义，是否还有血统上、民族上的含义？
　　可以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称来说明这种含义上的细微区别。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时，曾经把全国的人分成4个阶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4个阶层中的后3个都只有身份上的含义，没有民族上的含义。“色目人”是西亚、中亚各民族的统称，甚至连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也是算在这个阶层的。“汉人”是北方汉族、原来金国统治下的女真族，原来西夏统治下的党项族等等中国北方各民族的统称。“南人”仅仅是原来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族。“色目人”不会仅仅因为被划在一个阶层就认为整个阶层的人就是同一个民族；“南人”也不会因为和“汉人”划在两个阶层就认为北方汉族就不是自己的同胞了。如果Aryan仅仅只有类似于“色目人”、“南人”这样的意义，那么最好还是不要用“雅利安人”这样的说法，最好还是理解成“高贵”――薛西斯王只是在说自己有“高贵的血统”而已。
　　如果Aryan确实有民族上的意义，那么“雅利安人”的说法就能够站住脚了。
　　学者们今天依然在试图确定薛西斯王铭文中的这个“Aryan”，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民族的名称。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到了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这个词已经有了民族上的含义了（有“伊朗/Iran”作为证据）。即使我们考虑了希罗多德的说法，最多也只能说到了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时期，“Aryan”（不是原来那个狭义的“Arian”）可能（注意，只是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我们无法说在更早的时候，这个词除了“高贵者”之外还有血缘、民族的含义。最明确的证据还是在印度/梵文经典中。《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等在使用“arya”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它来形容具体的某个人物。而且这些人物被称为“arya”，从来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者智慧，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民族或者继承了某种血统。现存的古代梵文文献中，对一群人、一个民族整体用arya来称呼的情况极为罕见。

　　不过，关于“Aryan”的这些争论都是后话了。19世纪的学者们不像今天的学者们考虑地这么细致，他们一旦在梵文经典中发现了arya的踪迹，就认为肯定有“Aryan/雅利安人”这个民族的存在。又因为这个词在古波斯文、梵文中都出现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Aryan/雅利安人”，肯定就是波斯人和说梵语的印度人的共同祖先。
　　由于和其它印欧语系的语言比较起来，古波斯文和梵文之间那么高的相似度，说明在“原始印欧语”的演变过程中，一定有一种语言从“原始印欧语”里分化出来之后，经过自己独立地发展、变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色，然后再分化为梵文和古波斯文。所以19世纪的学者们就把这个假设中的梵文、古波斯文的共同祖先称之为“雅利安语”，并在“印欧语系”中分出一个“雅利安语族”，用这个名称涵盖古波斯文、梵文等语言。而“Aryan/雅利安人”，当然就被认为是说“雅利安语”的。
　　在没有任何古代文献支持的情况下，19世纪的学者们假设出了这样一个生活在大约2000 BC的民族――“雅利安人”。因为《吠陀》中最古老的《梨俱吠陀》约成书于1500 BC，既然“雅利安人”生活在梵文和古波斯文分离之前，他们生活的年代必定比1500 BC还要早。
　　今天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说的语言是梵文、古波斯文的共同祖先，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是否叫“雅利安人”则很难说。（考虑到arya在梵文中的用法，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名称不是“雅利安人”。）不过19世纪的学者们在缺乏细致考证的情况下，开始在各种场合大量地使用这个名称，造成了很多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在《吠陀》中，他们发现印度神话中的神灵（最著名的是因陀罗/Indra）经常和一些土著部落交战。这些土著部落，经常被称为达萨/Dasa，或者达休/Dasyu（比如《梨俱吠陀》二卷12首）。而神灵与达萨之间的战争，总是被描写成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比如《梨俱吠陀》五卷14首），而且土著部落总是被称为“皮肤黝黑的”（比如《梨俱吠陀》九卷73首）。所以他们认为这肯定意味着创作《吠陀》的是一个肤色较白的民族，被这个民族征服的肯定是一个肤色较黑的民族。于是印度早期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入侵”猜想被构建了出来。即“雅利安人”是肤色较白的民族，他们征服了原来生活在印度的、肤色较黑的土著居民。这场可能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争被记录在了《吠陀》中。由于印度南方的民族确实肤色较黑，于是西方学者用梵语中对南印度的称呼“Dravida”来特指这些民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和梵文不是一个语系）。中文里把这个民族译为“达罗毗荼人”，把他们的语言译为“德拉维达语”，今天的泰米尔人和他们的泰米尔语就是其后裔。（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联军的民族组成中，所谓“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从肤色上看，可能就是泰米尔人的祖先。）1921年在印度河上游的Harappa、Mohenjo-Daro（皆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发现的所谓“印度河谷文明”，是一处非常繁荣的农业文明。其年代约处于2500 BC－1500 BC之间，而且从遗迹被破坏的痕迹上看，这个文明似乎是被一场战争毁灭的，所以“印度河谷文明”被视为代表了达罗毗荼人在受到“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的社会情况。
　　既然19世纪的学者们认定“雅利安人”是从外部进入印度的，那么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在哪里呢？1914年在今天俄国境内的Andronovo小村发现的所谓“Andronovo文化”给出了回答。这里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由于后来的发现证明“Andronovo文化”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今天的乌拉尔山南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地域上已经很接近印度河上游了。而且这个文化约存在于2300 BC－1000 BC之间。和“印度河谷文明”差不多同时。再加上《吠陀》中屡次提到因陀罗摧毁达萨土著们的城市，而这些“入侵者”又拥有马拉的战车，看上去非常像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攻和征服，所以“Andronovo文化”被视为“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的遗迹。而其它游牧民族，比如我们在《历史》第一、四卷里见识过的“辛美利亚人”、“斯基泰/撒迦人”，就被认为是“Andronovo文化”在1000 BC之后的继承者。
　　在上面两个考古遗迹被发现之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主要是从语言学上获得支持的。除了《吠陀》里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在评论《历史》第一卷时曾经回顾了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那里我提到有一些游牧民族先后攻入两河流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比如古提人、赫梯人、米坦尼人等等[2]。由于这些民族的语言有一部分保留到了今天，而语言学家们在释读它们时，居然发现了“因陀罗/Indra”这样的《吠陀》神灵的名字。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和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肯定是有联系的。往小了说，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往大了说，他们可能就是同一个民族。他们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入侵两河流域，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大规模“雅利安人入侵”的组成部分。即在2000 BC－1500 BC之间，一些“雅利安人”进入了印度，另一些“雅利安人”分波次进入了两河流域。再后来，美地亚人和波斯人在900 BC和600 BC左右进入两河流域，则被看作“雅利安人入侵”的最后阶段。考虑到所有这些入侵的民族可能都是游牧民族，而且彼此的语言确实有共通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梵文和古波斯文的相似），这样的猜想并不算离谱。
　　以上就是今天仍然得到大多数学者们认同的“雅利安人入侵”猜想。除了“雅利安人”这个名称，如前所述有些靠不住之外，其它的细节基本上还是比较有根据的。

pepino

　　不过19世纪的学者们并不满足于此。由于梵文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印欧语，而这个“雅利安人”所说的“雅利安语”，依他们推断比梵文还古老，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想把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都和“雅利安人”拉上关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个“雅利安人”就是“原始印欧人”，他们就是第一批说印欧语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所有印欧语系的源头，他们这个民族就是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先祖。
　　现在的学者们已经比较注意不要轻易地把语言和民族划等号，说同一种语言的未必是同一个民族[3]，同一个语系的各民族也未必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但是19世纪的学者们尚没有这种谨慎。他们的很多失误就源于这种“想当然”。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把“雅利安人”这个概念一步步扩展开的。

　　首先，看到arya，学过希腊文的很快就能联想起一个词：arete――德行、善、优秀。这个词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个arete作为形容词时，其最高级就是aristo[4]――最优秀、最善、最有德行。这个aristo和arya很像吧？而且意思也很接近哦！于是他们认为古希腊人还记得arya，于是古希腊人肯定是“雅利安人”的后代。（照此办理的还有古罗马人。）
　　其次，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屡次提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日耳曼人的首领阿里奥维司都斯（比如《高卢战记》一卷31节）。这个人的名字是Ariovistus，开头的Ari又可以和arya联系起来嘛！且不管这个名字具体有什么含义，反正他们认为日耳曼人也还记得arya，于是日耳曼人也肯定是“雅利安人”的后代，于是所有的日耳曼人部落，比如后来鼎鼎大名的哥特人、汪达尔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等等，都成了“雅利安人”的后代。（照此办理的还有和原始日耳曼人很相似的原始斯堪的纳维亚人，即维京人的祖先。）
　　另外，19世纪还有一些语言学者从arya联想到了德语中的Ehre（荣誉）。虽然这种推测缺少实际的依据，但在当时全欧洲人都在寻找自己和“雅利安人”的联系的热情中，这种推测似乎又很得人心，特别是在德国（这种推测今天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放弃，包括德国学者）。
　　为什么欧洲人会这么热衷于和“雅利安人”扯上关系？不要忘了“印欧语系”中的“欧”字。既然当时的学者们认定“雅利安人”是印度人（不含达罗毗荼人）和波斯人的祖先，那么他们当然也应该是所有说印欧语的欧洲人的祖先。欧洲人把寻根的热情都集中在这个“雅利安人”身上了。
　　在“雅利安人”热的鼎盛时期，连“爱尔兰/Ireland”中的Ire，也被人说成是arya的一种变形。要知道，爱尔兰并没有被入侵不列颠岛的诸如罗马人、萨克森人、诺曼人等等征服，这里居住的是早先的高卢人（即凯尔特人）的后代。把他们也和“雅利安人”挂上钩之后，那么欧洲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民族都可以说是“雅利安人”的后裔（有关斯拉夫人的联系见后文）。这样，“雅利安人”的后代遍布于从爱尔兰到印度、从北冰洋到印度洋这样一个空前广大的地域内。印欧语系终于“大一统”了。
　　在这里，19世纪的学者们犯了第一个大错，那就是把语言的演变想像得太简单。似乎用一个词的演变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猜测的成份）就能代表整个语系的演变过程。所有的印欧语系语言，确实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但这个源头不能仅仅用一个arya来标识。再加上他们把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也想像得太简单，以为同一语系必然同一祖先，最后导致“雅利安人”被认作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完全是后人空想出来的，没有任何语言学、考古学的根据。如果我们能坐“时间机器”回到古代，对古人讲解这一套理论，不要说古印度人不理解，就算自己说自己是“雅利安人”的波斯王薛西斯也不能理解。

　　由于支持“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中的Andronovo文化要到1914年才被发现，而19世纪的欧洲人既然已经在《吠陀》里看出了“肤色较白的民族征服肤色较黑的民族”，那么当时的学者们肯定会在欧洲本地寻找“雅利安人”的故乡。因为说到“肤色较白”，谁能比欧洲人的肤色更白呢？
　　19世纪的欧洲，已知最古老的文化是所谓“战斧文化”（Battle Axe culture，又称“绳纹器文化/Corded Ware culture”）。这个文化存在的时间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即大约3000 BC－2000 BC。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是“战斧文化”最集中的地区。所以当时的学者认为这里就是“雅利安人”的故乡；他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征服西亚、中亚、印度的。
　　既然19世纪的学者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Urheimat（即“原始印欧人”的故乡），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认定生活在这个Urheimat――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的人们，就是所谓“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从古罗马方面的记载我们知道，从前2世纪开始，日耳曼人一直是生活在这里的。再加上19世纪后半叶正好是普鲁士崛起、德国统一的进程如火如荼之时；而且“雅利安人”作为战士、征服者的形象，似乎从《吠陀》时代起就是根深蒂固了，而日耳曼人的战士形象从古罗马时代起也是源远流长的。于是日耳曼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德国人）被视为古代“雅利安人”的现代继承者。当然，这么“光荣”的事情如果被德国人垄断，其它民族是不会甘心的。比如有些当时英国学者认为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即征服英格兰的萨克森人才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换句话说，他们英国人才是古代“雅利安人”的现代继承者。不过这种说法始终没有获得“日耳曼说”那么大的支持力度。
　　现在看来，如果Andronovo文化在19世纪就被发现的话，“雅利安人”直接后裔的这个“光荣”身份，日耳曼人是想也不要想了。
　　（需要说明一下，英语中的“日耳曼/German”是继承了罗马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而德语中的“Deutsch”，其实继承的是“条顿/Teuton”。罗马人用“日耳曼/German”这个名称涵盖了很多中欧、北欧的部落，而这些部落自己都是有各自的名称的，比如说“条顿人”、“辛布里人”、“阿拉曼尼人”、“苏威比人”等等。当时这些部落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称呼彼此，这些部落也一直在互相征战。可以说，“日耳曼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只存在于古罗马人心中。日耳曼各部落的不团结，一直延续了很久。比如9世纪时，同样是日耳曼部落的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就彼此打个没完。可以说直到近代以前，“日耳曼/German”这个名称一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6世纪前，英国人是用Almain这个名称――来自于日耳曼部落之一“阿拉曼尼人/Alemanni”――来泛指那些遍布于中欧的日耳曼小国。今天法国人还在沿用Almain这个名称来称呼德国。只是到了16世纪之后，英国人才重新恢复罗马人的叫法，把所有日耳曼小国统称为“German”，主要原因是16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是“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这个称号就是袭用了罗马人的叫法。考虑到19世纪德国的统一，或者说原来一直分散的各个日耳曼部落的后裔们终于团结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和罗马人的叫法，要比法国人的叫法，甚至比德国人自己的叫法更符合实际。因为只有“German/日耳曼”才能反映出今天的德国是以前所有日耳曼人的继承者，而不单单是“阿拉曼尼人”或者“条顿人”的后代。）
　　也是在寻找所谓“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的过程中，一些19世纪后期的学者们开始寻找所谓“雅利安人”在体质、外貌上的特点。既然说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那么古代“雅利安人”的长相，应该和古代日耳曼人最接近。那么古代日耳曼人长什么样呢？当时有两种探寻方法。
　　一、在Urheimat的现代居民中寻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的现代居民，确实有一些共同的外貌特点，比如体形高大、皮肤白皙，人口中金色头发、蓝色眼珠（即所谓“金发碧眼”）的比例远高于其它地方的居民，所以这些学者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他们认为那些古代“雅利安人”，即日耳曼人的直系先祖，全部都是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
　　二、在对日耳曼人的古代记录中寻找。当时的学者们引用得最多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今天依然是研究原始日耳曼人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其书3节正好有这样的记载：“（日耳曼人）都有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
　　这样，以古代日耳曼人为典型的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即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这样一个民族，就此被认为是“战斧文化”的建立者。这个假设中的民族就此在19世纪历史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似乎他们真地在历史上存在过，生活过。当时的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点。话说回来，如果Andronovo文化在19世纪就被发现的话，这个所谓的“外貌标准”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那样的话，学者们就会去哈萨克斯坦的现代居民中寻找外貌特征了，也就轮不上“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了。
　　可是就以19世纪的观点来看，整个印欧语系内部各民族的外貌，也并不全部符合这个“纯粹雅利安人”标准哦！比如南欧的希腊人、意大利人，他们的肤色就不那么白，身材也不那么高，金发碧眼的比例也不大。如果说古代“雅利安人”全都符合那个所谓的“外貌标准”，而他们又是所有印欧语系民族（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等等）的共同祖先，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学者于是认为这是因为南欧的那些民族，由于和“非雅利安人”――即非印欧语系的民族，比如闪－含语系的小亚细亚各民族、阿拉伯人、埃及人等等――通婚、混血，所以出现了外貌上“不合标准”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提出之后，斯拉夫人也和“雅利安人”挂上了钩。因为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四108，讲大流士攻打斯基泰人的时候，提到斯基泰地区居住着一个民族“布迪诺伊人”，这些人有着“淡青色的眼睛和红头发”。这和所谓“纯粹雅利安人”标准中的“金发碧眼”很接近哦！于是这些学者认为这些布迪诺伊人就是斯拉夫人的祖先，于是斯拉夫人也成了“雅利安人”的后裔了。至于斯拉夫人为什么不是纯粹的“金发碧眼”，这些学者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和当地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比如后来突厥人、蒙古人等等的祖先――混血的缘故。）
　　接下来，作为和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相对照，一种所谓“非雅利安人”的外貌特征被归纳了出来：比如身材矮小、黑发、肤色较黑等等。正如日耳曼人被说成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是所谓典型的“雅利安人”、有着所谓典型的“雅利安人”外貌一样，典型的“非雅利安人”这个角色，历史地落到了闪－含语系的犹太人身上。这一现在看来没有丝毫科学依据的结论，在19世纪后期的盛行，不能不说和欧洲长久以来排斥、歧视犹太人的传统有关。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主张“雅利安人是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祖先”、“雅利安人是征服者，是文明的传播者”、“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纯粹雅利安人都是身高肤白、金发碧眼”、“南欧等地的印欧语系各民族之所以不全是金发碧眼，是因为和非雅利安人混血”等等论点的学者很多，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生于英国、后入德国籍的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张伯伦的老师就是前面第8项札记里批判希罗多德的“疑古派”历史学家法国人戈宾诺。）他的著作对当时和以后的人们有着很深远的影响，纳粹德国的那一套“雅利安血统论”，几乎可以说就是照抄了张伯伦的著作。而纳粹德国利用“雅利安血统论”都干了什么，我就不多说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吹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并不仅仅限于历史学者、语言学者，很多欧洲文化界人士都参与了这种“雅利安人”热。比如很多人都知道作曲家理查·瓦格纳就是一个“雅利安人”迷。再有比如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H. G. Wells），曾经也对“雅利安人”情有独钟。甚至连哲学家尼采也在《道德的谱系》中用“雅利安人”大发了一阵感慨。
　　在这里，19世纪的学者们犯了第二个更严重的错误。由于考古发现的不足，他们认定“战斧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这并不算不可原谅。即使他们进一步认定Urheimat就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把所谓的“雅利安人”放在这里，也不算不可容忍。但是他们马上把体质人类学的那一套身高、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全部和“雅利安人”联系了起来，还提出了什么“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确实是操之太急。因为当时的生物学、遗传学尚不完善。当时的科学界对人类体质、外貌的理解还很片面。要知道，比如从颅骨的外形来判断人的性格、智力的所谓“颅相学”，在当时还算是得到公认的一门科学，现在这已经是绝对的伪科学了。再后来他们试图把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作为典型“雅利安人”和典型“非雅利安人”，在外貌上加以区分，这已经有“种族主义”的苗头了。这种错误让人类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不可谓教训不深刻。

pepino

　　由于直到今天似乎还一些人不自觉地把“金发碧眼”和“雅利安人”联系到一起，另外“新纳粹主义”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所以有必要对这个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金发碧眼”神话，进行一次“去魅”。
　　且不管这个“金发碧眼”标准的建立，完全依赖于把“战斧文化”和“雅利安人”等同起来，而一旦Andronovo文化被发现，这种等同就已经没有意义了。（纯学术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以后，“雅利安人是金发碧眼”这种说法已经渐渐在学术界内部失去了市场，就是因为Andronovo文化的发现。之所以“金发碧眼”神话得以继续流传，完全是纳粹德国宣传机器的影响。）让我们直接从人类体质的外貌特征入手吧。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上看，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分别是和人体皮肤、头发、虹膜中的色素有关的。
　　以头发为例，头发的颜色是由3种色素决定的：黑真色素（black eumelanin）、褐真色素（brown eumelanin）、假黑色素（pheomelanin）。如果黑真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就是黑色；如果黑真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就是灰色（这种现象在老年人中比较常见，因为老年人由于体内生成黑真色素的能力下降，所以就会发生头发变成灰白色的现象）；如果褐真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褐色（参考英文中的brunette）；如果褐真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金色（参考英文中的blonde）；如果假黑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红色（参考英文中的redhaed、auburn、chestnut）；如果假黑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淡赤色（和金发很接近，参考英文中的ginger）。
　　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说，现在已知人体的基因信息库中至少有3个基因对控制着头发的颜色，它们分别控制着黑真色素、褐真色素、假黑色素的产生。
　　有必要回忆一下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他著名的豌豆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基因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豌豆有两种外形：饱满、起皱。而一粒豌豆是饱满还是起皱，是由一个基因对控制的。假设让豌豆饱满的基因是B，让豌豆起皱的基因是b，而且B是显性的，b是隐性的。那么一粒豌豆分别从它的“父亲”、“母亲”那里各自继承到一个基因，组成一个基因对。如果继承到的两个基因都是B，那么这粒豌豆就是饱满的；如果继承到的是一个B、一个b，则豌豆还是饱满的，因为显性的B压制了隐性的b；只有当这粒豌豆继承到的是两个b的时候，它才是起皱的。换句话说，两个都是饱满的豌豆，它们的“后代”却可能是起皱的。因为这两个饱满的豌豆的基因对都是Bb，而后代可能从它们那里分别得到了一个b。
　　现在的遗传学研究，至少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基因对决定着头发是褐色还是金色（即，这个基因对决定着褐真色素是大量产生还是少量产生），其中让头发是褐色的那个基因是显性，让头发是金色的那个基因是隐性。如此一来，很有可能父母亲都是褐色头发，子女却是金色头发，正如上面豌豆的例子。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对于所谓“纯粹雅利安人”标准，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因为按他们的标准，褐色头发的父母都不是“纯粹雅利安人”，他们的子女却成了“纯粹雅利安人”。这个“纯粹”又“纯粹”在哪里呢？（关于头发颜色的研究可以参见这里。）
　　类似地，眼睛的颜色也是由虹膜中黑真色素、假黑色素的数量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类似于头发颜色的基因对控制的。2006年，科学家曾经观察到了一对深棕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黑色”）眼睛的父母，其后代却是蓝眼睛。“纯粹雅利安人”标准又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另外，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要比孟德尔的豌豆复杂得多。决定头发、眼睛颜色的基因对，并不像决定豌豆外形的基因对那样，是所谓“简单决定”（Simple dominance），而是“不完全决定”（Incomplete dominance）。也就是说，同时有好几个基因对（但都是同一类）一起来决定头发、眼睛的颜色。假设有4个决定头发是褐色还是金色的基因对，一起来决定一个人的头发的颜色，那么从4个基因对里的8个基因全部是褐（BBBBBBBB），到4个基因对里的8个基因全部是金（bbbbbbbb），一共有9种可能性，其结果就是人的头发从很深的褐色，到非常浅的金色，出现了各种中间色彩。而豌豆要么是饱满的，要么是起皱的，不会有中间形状。
　　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其复杂性从基因学的角度上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破译。而19世纪的学者们简单地把所谓“身高肤白、金发碧眼”作为一种标准，把肤色、发色、目色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混血，确实是太草率了。当然，由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尚不完善，出现那样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今天还有人简单地用“金发碧眼”之类的标准来衡量某人的血统是否“纯正”，简直是愚蠢透顶。
　　其实，用不着太多的基因学知识，简单的语言学知识也就足够破解所谓“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纯粹雅利安人”的神话了。因为波罗的海南岸，也就是19世纪学者们所谓的Urheimat，并不仅仅是日耳曼人的故乡，还是波罗的语族（印欧语系的另一分支，独立于日耳曼语族）各民族的故乡。现在的调查表明，“金发碧眼”程度最高的（超过人口的80％）还是波罗的海附近的几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而这些国家的语言都不是日耳曼语族。更有甚者，“金发碧眼”程度仅次于这几个国家的芬兰（大家想想莱科宁就知道了），甚至不是说印欧语的。芬兰语属于芬－匈语系，是独立于印欧语系之外的另一个语系。就算认定“金发碧眼”是一个标准，日耳曼人/德国似乎也比不上这几个民族/国家吧？
　　（这里可以稍带提一下凯尔特/高卢人的红发问题。因为和日耳曼人的“金发”一样，凯尔特人的红发似乎也是他们的一种标志。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红发的出现和金发一样，也是由基因对控制的。只不过在这种基因对里，决定不产生假黑色素――即头发中没有红色――的基因是显性的，决定产生假黑色素――即头发中有红色――的基因是隐性的。另外，今天的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凯尔特人后裔比较集中的地方，红发确实比世界其他地方为多，但仍然远没有到人人都是redhead的地步。红发比例最高的是爱尔兰，大概也只占全部人口的60％。）

　　由于“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在1920年代后就已经逐渐退出了学术舞台，又由于纳粹德国的恶劣影响，所以，今天的学术界一般不再使用这个词。至少如果再有人用“雅利安人”代指“原始印欧人”，说他们是最先说印欧语的民族，学术界会认为这个人仿佛是在用伽利略的概念来描述爱因斯坦的理论。连“雅利安人”最初的那个用法，即印度人、波斯人的共同祖先，现在也基本上改成“印度－伊朗人”了。上面的那个“雅利安语族”，现在正式的名称是“印度－伊朗语族”。现在可以比较放心地使用“雅利安人”的地方，主要是特指今天伊朗人的祖先。毕竟他们在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确实是这么叫自己的，前5世纪的薛西斯王可能（仅仅是可能）也用这个名称称呼自己的民族。伊朗人现在是最“合法”的“雅利安人”后裔。
　　（有些新纳粹人士，借口印度、伊朗人中也有少量“金发碧眼”的人口，企图恢复“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神话。不过他们似乎没有看到印度、伊朗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黑发棕眼的。另外，不要忘记亚历山大东侵。这些“金发碧眼”的印度、伊朗人，怎么不会是那些希腊/马其顿征服者的后代呢？他们和“雅利安人”有什么关系呢？）
　　最近，2006年有学者提出新理论，即金发碧眼的人可能最早在1万年前出现在北欧。在此之前，欧洲人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都是黑发棕眼的。出现金发碧眼的人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以及随后的性选择（可参见这里）。而我们知道，印欧语系在1万年前还根本不存在，当时世界上可能根本还没有什么语系之分，所有人类大致都只会说非常简单的某几个词汇而已。所以这种新理论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芬兰人不是印欧语系民族，但也是金发碧眼的。因为金发碧眼的人的出现，早于人类语言的分化。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语言、民族和肤色等等外貌特征就更没有关系了。纳粹的种族主义就更是一场后果严重的闹剧了。
　　其实和“雅利安人”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合适名称一样，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其实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合适名称。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Jews”，这个词在《圣经》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圣经》里普遍出现的是“希伯莱人/Hebrews”。而“希伯莱人”和“犹太人”，并非同一民族。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除了指那些“希伯莱人”的后裔（包括一直生活在中东的后裔，以及流散到世界其它地方的后裔）之外，还包括接受了犹太教信仰的其它民族。历史上有不少民族都接受了犹太教，并自称为“犹太人/Jews”。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0世纪的时候，中亚的一个游牧民族“卡扎尔人/Khazars”（中文史籍称之为“可萨”）全部接受了犹太教。这个民族曾经在7、8世纪兴盛一时，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并和东罗马帝国以及阿拉伯的倭马亚王朝交战。后来在崛起的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人）的进攻下，10世纪时帝国崩溃。这个民族据考证应该是芬－匈语系的，也有可能是阿尔泰语系的，总之不是闪－含语系的希伯莱人的同胞或者后裔。但是他们接受了犹太教之后，也称自己是“犹太人”。有学者研究认为后来东欧（比如波兰、俄国）的犹太人，可能大多就是他们的后裔（关于卡扎尔人的问题，可以参见这里）。所以“犹太人”其实更像是一个文化圈的名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更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外貌特征”。就这一点上说，“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形象固然是无中生有，“矮小黝黑、黑发棕眼”的“犹太人”形象也是虚无缥缈。“种族主义”简直是白痴的宗教哦！
　　（由此我反倒很同情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居住在这里已经几千年了，如果因为中亚的游牧民族改信了犹太教，其后裔就能以犹太人的身份来以色列定居，和他们抢地盘，巴勒斯坦人是无论如何也争不过以色列人的。）

pepino

　　深一步说，“种族”（race）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过时的概念。
　　最早尝试把人类分成若干种族的，可能是17世纪的一位法国医生Francois Bernier。他是按面目特征来分的，主要分成4种：欧洲人、远东人、拉普人（Lapps，今天北欧的一个少数民族）、非洲人。后来18世纪的瑞典人Carl von Linné又按肤色分成白（欧州）、黄（亚洲）、红（美洲土著）、黑（非洲），最后由Johann Blumenbach加上一个褐（大洋洲土著），共有5个种族。由于红种人、褐种人的人口较少，所以世界人口主要由黄种人（又称蒙古人种/Mongoloid）、白种人（又称高加索人种/Caucasoid）、黑种人（又称尼格罗人种/Negroid）组成。这种分法到今天依然有着影响。
　　（三大人种的名称由来是很偶然的。把黄种人说成是“蒙古人种”，是因为18世纪欧洲人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亚洲民族就是蒙古人。由于西班牙语的“黑”就是Negro，所以黑种人也就得名“尼格罗人种”了。至于把白种人叫做“高加索”人种，则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因为18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原始人类最直接的继承人，《圣经》里又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诺亚的直系后代。再加上“诺亚方舟”最后停在了高加索山上，所以他们认为白种人最先是在高加索山附近繁衍出来的，于是就有了“高加索人种”这么个名字。）
　　之所以三大人种的划分一直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得到了19世纪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y）的支持。因为当时的人类学家在测量人类颅骨时，发现可以把人的颅骨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所谓“长头型”、“中头型”、“圆头型”。而这三种类型似乎又可以分别和白、黄、黑三大种族联系起来。
　　但20世纪更广泛、更精确的人体测量，让学者们最终放弃了这种分类。因为学者们发现比如美洲土著人中既有所谓“高加索类型”的头骨，也有所谓“尼格罗类型”的头骨，而他们按肤色分是红种人，和白种人、黑种人都没有关系。再有，比如非洲的祖鲁人中，也发现了“高加索类型”的头骨，祖鲁人是黑人，也和白种人没有关系。
　　所以20世纪中期，按颅骨类型划分种族，已经是不可靠的手段了。今天，除了在美国的法医学领域之外，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完全放弃了所谓“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等等分类方法。而以肤色来划分种族，由于南非等国“种族隔离”政策的恶劣影响，现在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由于基因学在20世纪后期的异军突起，想从基因上判定种族的做法也不断有人在尝试。但其结果至今仍有争议。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些人口比较多的民族，可能确实有某些自己独有的基因突变，但基因突变和民族绝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我们不能说某个民族的全部人口都拥有某种突变，也不能说拥有某种突变的人全部属于一个民族。所以，仅凭基因来判定民族，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至于用某种基因突变在某个民族内部占多少比例来衡量该民族是否“血统纯正”，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而已。说到底，一个所谓100％“血统纯正”的民族，只可能是一个和外界毫不来往，始终在自己内部通婚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在历史上会有多少重要性，可想而知。纳粹的做法之所以荒谬，就是因为他们把道德、智慧、健康这些后天培养的品质，全部建立在所谓“血统纯正”的基础上，以为“血统”就决定了人的能力，把人当成了赛马、奶牛那样的动物。就这一点而言，说他们“反人类”一点也不过分。
　　既然无法从基因上判定民族，想进一步从基因上判定种族，就更是不可能的了。（最近一位意大利学者Cavalli-Sforza宣称他发现了用基因判定人类种族的方法，但是其理论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至今争议极大，可参见这里。）
　　说到底，从基因的角度上看，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内部的基异差别其实是自然界的各种动物中最小的。也就是说，两种不同的海豚之间的基因差异，远远大于所谓“白种人”和所谓“黑种人”之间的基因差异。我宁可像某位西方网友说的那样：如果一定说种族，那么今天世界上的全部人类都属于一个种族――智人种，此外别无其它。
　　种族主义，可以休矣！
　　（和种族不同，民族的差别就具体得多。种族主要是想用人身体的外貌特征来划分人类，而民族主要是用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等等来划分。这种划分方法就比较可行了。当然，将民族之间的划分看得太严重、抠得太死也没有必要，毕竟现在已经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是绝对有害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我在《论语》中最喜欢的一句话。世界上的各民族都放下彼此的成见，互相拥抱、互相合作，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在彼此之间划出各种各样的“界线”呢？）
　　关于现代基因方法重建的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的基因变化情况，可以参见这里。

　　关于“原始印欧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我在第四卷第2项札记中已经做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不过要注意，在现在比较得到公认的“原始印欧人”Kurgan理论中，上面提到的俄国南部的Andronovo文化，以及波罗的海南部的“战斧文化”，都被认为是黑海北岸的“Kurgan”文化的分支，前一个分支分化出了印度－伊朗语族，后一个分支分化出了波罗的语族、日耳曼语族等。
　　最后提一下对“雅利安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注意，这里的“雅利安人”仅仅指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共同祖先：印度－伊朗人。
　　依前面提到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Andronovo文化就是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前的文化，“印度河谷文明”是被侵略的达罗毗荼人的文明遗迹。这种猜想在最近受到了不少挑战。反对它的主要是印度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猜想完全是英国殖民者的一种虚构，目的就是把他们对印度的侵略合法化。也就是说，英国人先用这个猜想让印度人先认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侵略者的后代，自然不会对新来的英国殖民者有太多的抵触情绪。然后英国人再次扮演了历史上“肤色较白的雅利安人”形象，再次以新的“统治阶层”自居，似乎一切只是历史的重演而已。而且正是因为英国人宣传的这个猜想，让达罗毗荼人的后裔泰米尔人觉得自己是被侵略的印度土著，所以才有后来连续不断的泰米尔人试图脱离印度的尝试。这个猜想分化了印度。
　　印度学者们反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主要依据是这样几点：1、所谓《吠陀》中被征服的达萨人“皮肤黝黑”，只是史诗的文学性描写。因为正与邪，很明显可以用光明与黑暗来代表，所以就出现了把敌人说成“皮肤黝黑”的现象，而敌人事实上不一定就真是“皮肤黝黑”的。同样地，征服者也就不一定是“皮肤白皙”的。2、《吠陀》中说因陀罗摧毁了很多城市，但史诗中同样也说因陀罗建立了很多城市，所以征服者不一定是北方草原来的游牧民族。他们可能和达萨们一样，是本地的农业民族。3、被说成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的“印度河谷文明”，其中有许多和《吠陀》中的记载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入侵”、“征服”，《吠陀》记载的其实只是“印度河谷文明”的一次内战而已。
　　关于这些学者的反驳，可以参见这里。
　　总之，这些学者们认为，没有什么“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如果真有“雅利安人”的话，他们不是外来的，而是和达罗毗荼人一样，也是印度的土著。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印度学者提出了关于“原始印欧语”，关于“原始印欧人”的新理论。即，他们认为“雅利安人”是印度的土著，印欧语系是起源于印度的，印度就是Urheimat。像古提人等等入侵两河流域，就是“雅利安人”向西方扩张的行动。其它的比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等等，都是接受了这些从印度分化出去的语言，才称为印欧语系的民族的。这个别名为“走出印度”（Out of India）的理论，和第四卷第2项札记里提到的“Kurgan”理论、“安纳托利亚”理论、PCT理论一起，是现在关于“原始印欧语”问题的4种最主要的猜想。这4种猜想里究竟谁对谁错，现在还不好下定论。
　　真不知道那些新纳粹听说“雅利安人”原来是印度人之后会有什么感想。
　　（关于“雅利安人”的整体性讨论，可以参见：这里和这里。）

[1]　参见《薄伽梵歌》的中译本，张保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122页。
[2]　参见第一卷第10项札记。
[3]　参见第四卷第2项札记。
[4]　比如“贵族”在希腊文里写做aristocrates（后来英文中的“贵族/aristocrat”即源于此），这个词是由aristo（最有德）和crate（最有力）两个部分合起来的。

老清华

原帖由 pepino 于 2008-7-9 02:13 发表
　　一切都在19世纪初发生了巨变。在第四卷第2项札记里，我回顾了“印欧人”问题。即18世纪晚期的西方语言学家们在研究三种当时已知最古老的古典语言――梵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时，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很可能 ...

用DNA證據其實不難搞清一些歷史傳說，不過印度政府在這方面不太配合。

老清华

原帖由 pepino 于 2008-7-9 02:17 发表
　　其实和“雅利安人”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合适名称一样，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其实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合适名称。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Jews”，这个词在《圣经》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圣经》里普遍出现的是“希伯莱人/Hebrews”。而“希伯莱人”和“犹太人”，并非同一民族。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除了指那些“希伯莱人”的后裔（包括一直生活在中东的后裔，以及流散到世界其它地方的后裔）之外，还包括接受了犹太教信仰的其它民族。历史上有不少民族都接受了犹太教，并自称为“犹太人/Jews”。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0世纪的时候，中亚的一个游牧民族“卡扎尔人/Khazars”（中文史籍称之为“可萨”）全部接受了犹太教。这个民族曾经在7、8世纪兴盛一时，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并和东罗马帝国以及阿拉伯的倭马亚王朝交战。后来在崛起的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人）的进攻下，10世纪时帝国崩溃。这个民族据考证应该是芬－匈语系的，也有可能是阿尔泰语系的，总之不是闪－含语系的希伯莱人的同胞或者后裔。但是他们接受了犹太教之后，也称自己是“犹太人”。有学者研究认为后来东欧（比如波兰、俄国）的犹太人，可能大多就是他们的后裔（关于卡扎尔人的问题，可以参见这里）。所以“犹太人”其实更像是一个文化圈的名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更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外貌特征”。就这一点上说，“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形象固然是无中生有，“矮小黝黑、黑发棕眼”的“犹太人”形象也是虚无缥缈。“种族主义”简直是白痴的宗教哦！

我正在做一個猶太人基因的項目。兩年後一些東西就清楚了。

pepino

可能有些人会问我这和密教有何关系，本来欧洲人与此是确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现代西方人（包括一些老纳粹，还记得西藏七年的那个奥地利作者吗？）对于西藏异乎寻常的兴趣，与此有着密切联系。
我们知道，一种观念产生以后，总会把其他许多与之无关的概念知识攀附上以壮声势。
密教与印度本土信仰有着密切联系，而这些信仰与中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和黑魔法有着相似之处，不知有没有人看着曼荼罗图形想起欧洲的魔法阵来？
“雅利安人”说，基于这种理论，将密教的外在形式（他们称之为坦特罗信仰，其实这个词原先只是指密教经典的一部分）和欧洲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法术和学说称之为远古雅利安人宗教文化的遗存，而在欧洲这一文化被“闪米特人”的基督教（是闪米特人的犹太教的变种）所压制，在印度为穆斯林（又是“闪米特教”！）所消灭以至于被达罗毘图人的原始信仰所取代（指印度教，尽管密教源自印度教，最后融入印度教）。

pepino

然后就是时轮经所代表的香巴拉信仰了，说到这里，大家大概可以想见纳粹们是怎么理解香巴拉信仰的：
香巴拉反映＼预言了过去＼未来“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及其他“劣等民族”的决战，（“从公元前九世纪以后的六个世纪中,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雅利安民族如何发展强大,最后又如何征服整个闪米特人、爱琴人、埃及人等的古代世界的历史。从表面上看,雅利安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在思想和制度上,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和埃及人的争斗不断,在其掌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斗争仍在继续着。准确地说,这一斗争事实上贯穿了之后人类的整个历史,直到现在,它也还在以某种形式继续着。”——两条路线斗争！）
而香巴拉代表了“雅利安人”的故国（如同犹太人的“迦南地”）和未来的一统天下
所以欧洲人找香巴拉时总是把目光投向塔里木盆地——上面已经说了“過去歐洲的東方學者乃至聲稱塔里木是印歐語民族（雅利安人）的始祖所居”。
前些年我在看日本动画片《钢之炼金术师》的剧场版《香巴拉的征服者》时一直搞不清佛教的香巴拉信仰和这部片子的二战背景尤其是纳粹主义信仰有何联系），后来我读研究生选了语言学专业，去看了些资料，才搞明白。

徐明旭和耶律大石作为生活在西方的人，都感受到了西方人的种族中心主义影响到了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从知识体系的角度发掘其源流，这也是因为上文所指出的，在二战后这一知识体系变成了”政治不正确“，虽然仍潜在地对西方人的世界观发生影响，但却不能摆在台面上，也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出版物上，不了解这段历史自然也难以对其进行分析。

[ 本帖最后由 pepino 于 2008-7-9 04:40 编辑 ]

pepino

说到我所选的语言学，这门学术的近代形态“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起了“印欧语系”“闪含语系”等概念，为当时这种风行西方的种族主义信仰奠定了基础。（前辈造的孽Ｏｒｚ……），当时的欧洲哲人，比如洪堡特抱怨长期受印度影响的马来人却没有用梵语改造他们“落后”的语言，像黑格尔认为汉语不利于思想，其实是基于这样的语言学分类方法——屈折语（语法主要用词语的内部曲折如印欧语）为最高等、黏着语（语法主要使用词素黏着的方式如阿尔泰语系）、孤立语（语法主要使用词根排序组合的办法，缺乏形态变化如汉藏语），三者一级高于一级，屈折语是最发达的，而梵语和希腊拉丁语等古典宗教用语是最发达的形态，并且将之与人种（印欧语人种即雅利安人是最高等的）和文化（雅利安人的文明是最高级的——ＴＭＤ三个代表么？）联系起来，为上述种族主义信仰做了理论铺垫。

[ 本帖最后由 pepino 于 2008-7-9 03:25 编辑 ]

pepino

不过，最先推翻这一整套世界观的也正是语言学家自己，二十世纪初叶，师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索绪尔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在自己的学说中推翻了这些见解，并且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打开了闸门，

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做出了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区分，指出一种语言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形态都自成一个自足的结构，因而不存在语言往先进或落后方向发展的问题（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语言的演变不过是语音上的微小变化所积累的结果，而它的效果是无限的，不可预料的（是否想起蝴蝶理论，混沌效应，不可知论？——现代自由主义者如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历史目的论的否定，哈耶克对于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即“致命的自负”的否定），语言的本质是基于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语言中没有任何先验的成分——无理据性（对于知识体系的解魅＼去神秘化Demestification——福柯的知识系谱学即根据任何知识系统总要基于某些不可验证或不证自明的公理这一点考察知识的系谱和知识的权力的建立过程，而德里达干脆基于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建立起了解构主义批判和当代文学批评。）而语言影响上的“波浪说”和语言的无自然分界说则推翻了历时比较语言学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语言谱系，而比附在语言谱系上的种族谱系自然不攻自破了。

在语言学界之外索绪尔招出来的这批后现代主义“蛀虫”把人类从古典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人文知识体系挖了个空，所以现代一些“怀古”之情浓厚的人文学者挖空心思攻击索绪尔以其后学——如基督教大学者刘小枫，浮蚍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在语言学界自身，对索绪尔的非议也很多，比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割裂了语言和文化的联系，共时和历时语言学的两分破坏了语言的历时研究等罪名，无论在东西方早已经是老生长谈，但他们忽视了索绪尔这样做的原因，正如“不谈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索绪尔正是要对针对十九世纪以来语言和文化研究中错误的比附和历时研究中对于语言形态往“先进”“落后”“完美”“残缺”等发展等错误观念来正本清源。
这里转一篇论文的部分：

从符号中拯救历史

——对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一种读解
张慧瑜
（北京大学中文系 05 级博士生）

    近代以来， 语言学的问题总和民族、 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雅各布·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描述过但丁用方言写作的伟大诗篇，在与拉丁文的对抗中使得“托斯卡纳方言成为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 ，并且这种方言被“这个国家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地正式采用”④。伴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样一种方言成为民族语言的情形在欧洲各国出现，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一书中把近代欧洲民族意识起源归结为拉丁文的方言化， 其方言的选择都是 “逐渐的、不自觉的、实用主义的——更不用说是偶然的——发展过程”⑤，并借助印刷资本主义得以迅速传播， “那些口操种类繁多的各式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觉到只有那些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⑥，这就形成了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 “想象”在这里不是真与假的区别，而是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连接的一种运作机制，或者说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想象性关系，而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是指“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①。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则把安德森的命题引向对非西方国家，主要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语言变化的讨论之中，在其谈论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的论文里他反复强调语音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世界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生这样的问题” ， 并指出近代日本 “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中”②，即通过对古代日语的发掘来驱逐汉字的支配性影响。中国学者汪晖受安德森和柄谷行人的启发，写作《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一文，认为“中国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因为白话文运动完全不能被看作是一个方言运动，作为一种书面语系统，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替代也不能被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在这里，并不存在用一种民族语言去取代另一个帝国语言的问题，如用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取代拉丁语的问题，也不存在用日本方言或韩国方言取代汉语的问题。这里存在的是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的问题。然而，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③。之所以说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系统，而不是取代“帝国语言” ， 是因为中国与近代欧洲由帝国逐渐分裂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很不一样， 在西方冲击下，中国在由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继承了许多“帝国”的遗产，或者在基本保有原“帝国”的基础上化装成了另一个帝国，所以说，中国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具有独立主权和固定边界等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④。 因此，从这些针对不同地区近代民族与民族国家兴起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围绕着民族语言的形成与转变的问题来展开，只是在不同的区域和历史脉络中，近代民族语言的转化呈现出或利用方言或利用古语来驱逐帝国语言或者由一种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书面语系统等不同的情形，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语言尤其是“方言” ，在民族意识的兴起和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充当了特殊且重要的角色。 而 “索绪尔对历史语言学的批判，明显地有着对其中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①，因为“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不单产生于民族语言这一思考的兴盛， 它还反过来发挥补充强化这一思考的作用” ， 索绪尔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强调内部语言学的纯粹性，来反衬外部语言学的政治意义。对于这样一种对语言学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的敏感性，柄谷行人推测大概是由于“他不是法国国民，而是虽为多民族国家却与奥地利帝国相异的瑞士国民”②的缘故。所以说，索绪尔正是保有对外部语言学充分重视的前提下，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讨论完“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后，又讨论了“地理语言学”和“回顾语言学的问题”两编。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的阐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幻想”③，也就是说，语言、血统、种族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能拿它们来相互推断，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学的证据和语言的证据是不相符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对立起来，也不必从中作出选择；它们各有各的价值”④。不过，民族统一体与语言共同体存在密切的关系， “所谓民族统一体就是一种以宗教、文化、共同防御等等多种关系为基础的统一体；这些关系甚至在不同种族的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也能建立”⑤，而民族统一体和语言共同体可以相互解释，并且索绪尔非常明确地说： “在民族统一体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过问的就是语言。语言的证据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更重要”⑥。但是，语言“一成不变的特征是没有的；永恒不变只是偶然的后果； 在时间的进程中保存下来的特征， 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⑦，也就是说，在通过语言的痕迹来寻找民族的证据时，对于语言要坚持演化语言学即历时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这主要体现在索绪尔对方言的研究方面。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 ， “如果说时间上的分歧往往不是人们所能看到的，空间分歧却可以一目了然”⑧，因此， “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它确定了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⑨。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就是通过对相似语言的比较，确定几种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这样的一群语言就称为语系，对这些语系进行比较，又可能找到更古老的血缘关系，但是索绪尔认为“这种比较很快就会碰到一些无可逾越的障碍” ，因为“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普遍的亲属关系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索绪尔把研究重点放在方言上，即同一语系中“只在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⑩。
       进而，索绪尔分析了文学语言和方言的关系。这种被索绪尔称为“文学语言”的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 ，也就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 ， 这就是 “普通的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其形成过程也就是“各种方言中的一种得到了作为文学语言、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的特权地位。得其荫庇，只有这一种方言通过文字的遗迹被传播开来，相反其他方言则让人感到是不美观不洁净的土话或者公用语的歪曲形态。也可以说，被文学语言所采用的方言屠杀了众多的其他方言，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①，而那些“一旦被提升为正式的和共同的语言，那享有特权的方言就很少保持原来的面貌。在它里面会渗透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成份，使它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不致于完全失去它原来的特性” ，而且“文学语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普及使用的， 大部分居民会成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 既说全民的语言，又说地方上的土语”②。 索绪尔把方言这种在地理上的空间差异归结为时间因素，因为“空间本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的，⋯⋯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③，这样一种排斥空间的做法，只能肯定方言在时间中的变化，而无法找到变化的确切原因，因为这些变化往往由偶然的或不确定的因素造成，这就使方言的传播区域根本是无法预见的，可以说“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方言”④，这样一种把方言“去区域化”的做法，使方言暴露出一种人为安置的特征，其“划出的界限是不符合任何方言实际的”⑤。当然，如果模仿地图学上的“等温线” ，也把相同特征的方言划一个“等语线” ，这样就有可能确定一个方言的区域，这时才有可能使用社会、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事实来解释这种方言的形成。进而，索绪尔由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推论出语言也没有自然的界限， “语言的分界线， 像方言的分界线一样，也在过渡中淹没了。方言只不过是在语言的整个地区上任意做出的小区分，同样，设想中的两种语言的界限，也只能依惯例划定”⑥。最后，索绪尔把方言的分化比喻为“波浪” ，进一步论证了方言的分化与民族的四处分散和地理上相连接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任何把社会、政治、民族等外部因素安置在语言身上的做法都是可疑的，或者通过证明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而确定民族、文化身份的做法也是缺乏理由的。 这样一来，索绪尔实际上消解了语言与民族之间的确切关系，如果说语言学家通过确定一种语言的同一性，来划定一个边界，进而确认一种民族身份的做法，显然忽视了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的事实，任何划定边界的做法都来自于“人为” 。也就是说，索绪尔正是意识到这种“人为”的意识形态性，才极力安置和提倡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这恰恰是对语言学的政治性从学术上所做出的一种回应，而这种回应的策略却被后来的结构主义所遮蔽。索绪尔成为创建语言等封闭系统研究的始作俑者，而事实上从这个意义来讲他是最清楚地意识到“外部语言学”的重要性或者说政治性的学者。

[ 本帖最后由 pepino 于 2008-7-9 04:33 编辑 ]

pepino

原帖由 pepino 于 2008-7-9 03:02 发表
说到我所选的语言学，这门学术的近代形态“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起了“印欧语系”“闪含语系”等概念，为当时这种风行西方的种族主义信仰奠定了基础。（前辈造的孽Ｏｒｚ……），当时的欧洲哲人，比如洪堡特抱怨长期受印度影响的马来人 ...

索绪尔的后学，美国功能主义学派的萨丕尔在他的语言学通俗读物《语言论》中对西方的这一文化观念直接予以挑明和批判：
如第六章《语言结构的类型》，
“还有第四个原因叫语言分类一般总是没有结果。这就是上世纪中叶灌输到社会科学里的进化论偏见，它强暴地占住了我们的思路，直到现在才开始削弱。还有一种原因是更近乎人情的，也混杂在这科学偏见里头，并且大约比这偏见发生地更早。绝大多数的语言理论家说某种类型的语言，其中发展最充分的样式是他们从小就学习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不难相信，这些熟习的语言代表着迄今为止语言发展的“最高类型”，而其他一切类型不过是走向这“可爱”的“曲折”类型的阶段。凡是符合梵语、希腊语和德语的格局的，就被当作最高的；凡是不符合的，就叫人皱眉头，认为是短少了什么，或者至多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畸形而已。（有一位有名的谈论文化和语言的美国作家说过一句警语：说黏着语的人虽然可贵，但一个曲折的女人嫁给一个黏着的男人，实在是罪过。用这么大的精神价值来打赌么？屈折语的护法师引以为荣的往往正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不合理的地方，只有他们觉得宜乎强调这两种语言的深刻的“逻辑”性时才不这样。可是对于土耳其语和汉语的清醒逻辑他们又是麻木不仁的。好些“野蛮”的语言，不合理的地方那么显眼，形式那么复杂，这又不合他们的胃口。感情用事的人真是难以理喻。）实则任何分类只要是从固执的评价观点出发，或者只是为了满足情绪，就自己注定是不科学的。一个语言学家坚持说拉丁语的形态是语言发展的高潮线，就好比一个动物学家在有机界里看出了一个大阴谋，要演化出一匹赛马或一头泽西乳牛来。就基本形式来说，语言是人类直觉的符号表达。形式可以有上百种，不论使用这些形式的人在物质上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更不用说人对语言形式总是不自觉的。所以，要了解语言的真正内情，就必须清除固执的“评价”，并且要惯于用同样冷静而又关切的超然姿态来对待英语和或登托脱语。”
第十章《语言种族和文化》里面讲的更加透彻，指出语言、种族与文化的分布并不相一致，而且他们的历史会各自走不同的方向，“回答会使‘种族’狂想者扫兴。”“种族，就它唯一可以了解的意义来说，也就是从生物学的方面来说，对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全不关心”“语言和文化的历史不能用种族来解释，正像不能用物理和化学的定律来解释”在这一章中他举了欧洲和美洲土著的大量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指出所谓“日尔曼”种族在历史上最初并非说印欧语，这种语言对于中北欧人来说是后来通过波罗的海语支传入的，这对于“亚利安人”的神话来说不啻于辛辣的讽刺。而“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正和种族和语言的关系一样。”这里也是举大量的例子。而对于把语言的某种形态和社会发展的某一形态联系起来这一“徒劳的企图”，书里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就语言形式说，柏拉图和马其顿的牧猪奴是同伙，孔夫子和阿萨姆猎人头的野人是同行。”

[ 本帖最后由 pepino 于 2008-7-9 05:42 编辑 ]

pepino

TMD晚上失眠后竟然说了这么多废话。

pepino

42楼订正：
然後再說當時的塔里木西域各國人，講的是一種印歐語，但不屬於東部的印度伊朗語支，反而很接近西部的拉丁凱爾特語支，可謂咄咄怪事，在語言學上我們稱之為“吐火羅”語支，季羨林就被稱為吐火羅語學術的傳人，因此過去歐洲的東方學者乃至聲稱塔里木是印歐語民族（雅利安人）的始祖所居。當然這是一個有著複雜背景的問題，一會另開帖子講。他們的文字是佉盧虱底文字（Kharosthi，意為驢唇文），於西北印度由波斯大流士統治時期由某种闪米特文字（即阿拉美文字，是现在世界上汉字圈之外几乎一切文字，特别是表音文字的始祖：包括南亚与东南亚波罗密系统的文字，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而天主教盛行区使用的罗马拉丁文字和东正教区使用的希腊文字及其派生的西里尔文字，都是来源于西部闪米特人的一支腓尼基人的字母，也属于这一体系）盛行於阿育王時期的西北印度，可是後來逐漸失傳無人能識。

這些二手轉銷的特徵在漢語系佛教中都有體現，比如稱僧人為“和尚”，這實際上是吐火羅語里“和社”即清修者的譯音，并非來自梵文，還有當時佛經翻譯中存在從吐火羅文和粟特文（當時中亞的印歐語民族，他們的文字後來由突厥和回鶻人繼承了，似乎在新疆至少部分地區沿用至乾隆時期，因為當時還找得到此類文字写成的文獻。而皈依伊斯蘭教後的維吾爾文是阿拉伯字母拼寫——阿拉伯字母是伊斯蘭教民族的標誌——過去回民甚至有用阿拉伯字母拼寫漢語的，稱之為“小經”。成吉思汗時從回鶻人那裡學來了這種粟特文字，這也是現在老蒙文和滿文的來源）佛典翻譯佛經而非梵語佛典，而梵語佛典當時也存在著誦讀帶有吐火羅口音，比喻龜茲王子，高僧鳩摩羅什的法號的音譯就是帶吐火羅口音，好像是那個“什”當時以輔音p尾，而梵語的正確發音收尾音節是va，玄奘在著作中專門批評過此類不正確發音。
另外還有位當時西行求法的僧人（可能是義凈，具體忘了）在著作中聲稱世界上造字者有梵天、佉盧、倉頡三人，當然是指南亞的波羅蜜系字母（後來發展為南亞和東南亞以及西藏的各種文字）、佉盧文（失傳）、和漢字系文字。

ltbriar

哈哈哈, 你不妨失眠多幾次, 那我就太謝謝你了.
這些資料對我很有幫助.

我中學時有佛學一課, 講到佛滅後三次結集, 老師就語焉不詳,
我只記得有個傢伙叫大天五時比丘.
當時感覺他的做法, 就跟馬丁路德挑戰羅馬教會一樣.
所以我後來才會認為, 一切宗教都是人在造神, 而不是神在創教, 教理中肯定是有不通強拗的

其實每個宗教想要真正發揚, 就應該各自清理門戶, 把那些莫名其妙, 根本是胡說八道七切八湊的改過來
不然, 只會劣幣淘汰良幣, 信的都是低下層的, 知識份子信的愈來愈小, 或是抱批判態度.

今晚新聞說, 英國基督教聖公會決定, 女人也可以出任主教職位
而羅馬天主教卻在那裡呱呱大叫, 說不行, 為什麼?? 說出來, 你們肯定認為他們來自中古時代!
他們的依據是:  耶穌12門徒都是男的, 所以可見耶穌不主張女人來當主教!!
好玩不? 完全沒考慮當時的社會結構歷史背景.
就跟我在網上看的笑話一樣, 一位太太感恩節的火雞, 總是把腿切下放在旁邊烤
女兒問她為什麼, 她說她媽媽是那麼做的, 總之她就是跟媽媽的煮法就是
結果女兒有次終於問外婆, 為什麼火雞腿要切下來煮, 不是煮好才切, 有什麼秘密在裡面
外婆說, 沒有呀, 那時烤爐小, 不切下腿放一旁, 怎把火雞放得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