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当年笑帅

二、明末烈士遗民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如此痛苦的境地？
不是说明朝统治黑暗腐败，不亡没有天理，清朝才是顺天应人，大得民心么？不是说满清进行的是统一中国，民族融合的伟业么？

是这些烈士与遗民们忠君的思想太浓厚？太过迂腐保守么？可是王夫之明明说，可禅可继可革，还痛批唐朝韩愈的谬论“韩退之惟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现出他没本领，假铺排勾当，又何曾梦见文王心事来？朱子从而称之，亦未免为其佞舌所欺……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

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更不必说那些原先农民起义军成员，最后却成了打着明朝旗帜抗清最坚决最顽强，持续时间最长的力量，他们原先以反明起家，更不存在忠君不忠君的问题

是这些烈士遗民们太过排外么？太过狭隘么？可是许多遗民恰恰表现出很开放的胸襟，比如朱舜水说“世人必谓中国胜于外国，古人胜于今人，此乃眼界逼窄，怍此三家村语”，比如方以智对拼音文字的研究，希望“古今中外，千万里之外，皆可对翻”，比如王夫之的文明起源论，认为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文明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就已经可能产生了灿烂的文明，而当中国文明衰落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还有可能保留着灿烂的文明。这样开放的胸襟和意识，即便是现在的许多人都不具备的。

其实只要看看明朝的这些烈士与遗民的名单，这里面有天才神童夏完淳，启蒙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吕留良，顾炎武，渊博学者刘宗周、黄宗羲、傅山、朱舜水；科技人才王锡阐、宋应星，通俗小说编辑者冯梦龙、凌蒙初，大诗人同时也是大学者陈子龙、屈大均，画家石涛、八大山人，小品文作家张岱。

甚至有些曾经屈膝在清廷出任官职的人如钱谦益，吴梅村，以及后来出山游历周旋的人如李渔等等，他们从内心骨子里仍旧充斥对明朝故国刻骨铭心的眷恋，钱谦益更是在暗地里直接参与反清军事行动策划与联络[1]。

这些人不仅从横向来说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从纵向来说，他们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和历史上的同领域内卓越人物相比毫不逊色。只要看过他们的传记，略微了解他们著作，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之为巨匠大师，每一个名字拿出来都足以光耀千秋。

如果说这些人是那个时代头脑最敏锐，思想最深刻，观念最开放，胸襟最博大的人，是一个民族精华中的精华，精英中的精英，盐中之盐，应该是没有错的。

既然他们的思想绝不僵化，他们的观念绝不保守，他们的胸襟绝不狭隘，那为什么他们会对那个被现在的一些人丑化污蔑的体无完肤，泼尽脏水的明朝有如此深沉的眷恋，为什么他们对满清的厌恶憎恨如此决绝与亢烈？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整个民族中最杰出最优秀的人都投入到反抗清朝的斗争，都心甘情愿的当明朝遗民而陷入自我折磨的痛苦中呢？

1、朴素的民族感情
这其中朴素的民族情感是基础，这种民族情感不是建立压迫与欺凌其他民族的行为之上，而是建立在反抗压迫，反抗欺凌的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说教上，而是建立在最直观的感受上。尤其当民族压迫以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这样一种最直接最残酷最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反抗也就必然成为有血性有骨气，不愿屈服在屠刀淫威下的人的选择。而这种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社会本能，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演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的重重磨砺而形成的。在头脑越是敏锐，精神越是健全，品格越是高尚的人那里，这种社会本能体现的越是充分。

同时这种民族情感也与维护个人尊严，人格独立，保持高度的统一，反抗满清凶残统治，从广义上说已经不仅仅是为民族而战,也是为保护个人尊严而战。当人们连选择自己的服装发型权力都被剥夺的时候，连自己民族的文化都要被阉割的时候,还不反抗，那什么时候反抗?



2、理性的深刻洞察
而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感情的需要，同样也是理性的抉择。看一些明代遗民的论述，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文明进化的高度和宏观视野来看了

比如王夫之就论述过少数野蛮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导致的结果势必是文明的倒退和劣化。“夷狄之与华夏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满清所谓尊崇汉文化不过是“沐猴之冠，优俳之戏”“亦幸虏欺人之术”，“父驴母马，其生为骡，骡则生绝”。

或许有些人会把这样的言论看成是偏激之辞，但其实这里面却包含了最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在王夫之看来“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至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应该说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在满清统治下的三百年的时间，中国确实从明朝这样一个被世界公认为先进文明的国家堕落成满清时期被世界公认为野蛮落后的国度。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性上冷静和清醒的思考判断，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大批明朝遗民才始终坚决地站在反对满清统治的立场上，终生没有动摇。



3、经历的前后对照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烈士与遗民们自身经历前后对照的结果。有许多东西，拥有的时候并不觉得宝贵，失去了才觉得宝贵。对从明朝而进入清朝统治的烈士与遗民来说更是如此。

在明代，如果哪个军队有抢夺民间财物的现象，立刻成为大书特书的恶行，成为群起攻之的对象，甚至勤王的部队，因为领不到足够军饷导致抢劫的行为，其带领官员都要受到严厉惩办，崇祯二年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遵照兵部的檄调带领八千多人勤王，因为部队领不到军饷，士兵挨饿，不得不抢劫，结果张鸿功，耿如杞因为不能约束军队制止抢劫，被下狱论罪。就算到了明亡前夜，政府已经失去对军队实际控制能力的时候，那些抢劫的明军也总是成为舆论痛斥的对象，抢劫起来还是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而到了满清，军队抢劫杀人成为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打到一个地方，就抢劫到一个地方，甚至以抢劫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不单是统治稳固之前抢劫，统治稳固之后，依然抢掠屠杀，无恶不作。满清军队的暴行是这些明亡时的烈士与遗民所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对这样一个率兽食人的政权，他们只要还保有基本的良心和正义感，是不可能在内心承认其合法性的。

在明代，民间百姓畅快议论，以及结社聚会，游行抗议都是司空见惯，即便在最黑暗魏忠贤时期的短短三年内，也无法控制民间的舆论，还有民间力量敢于出来挑战，所以才有张溥《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而在其他时候，民间的舆论抗议更是足以影响朝廷的政策走向，官员的去留。明代的士大夫也好，百姓也好，对此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

但在清朝则如何？如果类似明朝万历和天启年间反抗矿税以及阉党的那种带有暴动性质的集会抗议，恐怕紧随而来的便是屠城，江阴大屠杀和嘉定三屠其发端都是完全出于民间自发的反抗。即便是一般性质的抗议，结果也是悲惨无比，比如清初的哭庙案，江南吴县士子一百多人，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论其本意，不过是希望满清的横征暴敛能稍微收敛一下，并无推翻清朝统治之意，更无实际的暴力行为，不料结果是清廷大怒，，拟“罪大恶极”“不可逭者”之罪名三条，逮捕多人，最后十八名参与者被砍头。其中一个是有名的金圣叹。他在临死前写给家人的信里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鲁迅曾经因此批评他是“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但其实金圣叹的说法更可以看成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我们不妨拿金圣叹的同时代人，明末思想家陈确在明还未亡时的同类事情作一下对比。崇祯十五年的时候，陈确（字乾初）联合海宁诸生，发起了一场反对地方官员的运动，最后的结果是迫使当地官员下台。陈翼《乾初府君行略》中说“壬午秋比，先君子以命中之技，值贪尹煽虐，辍所业攻之；当事庇贪尹，欲罪首事者，文移褫革，学宪执不许。雪涛刘公力荐科试，亦不听。是岁竟不与乡闱试，先君子夷然不以为意，谓：“捐吾生以救一县之民，亦何所惜；一乡荐，何足道哉？”诸与贪尹比者，百方恐吓，先君子屹不为动；邑众庠生，感先君子义，群聚不散，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几，风闻辇毂，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2]

类似的事情，在明朝众多生员，“群聚不散”进行抗议的结果是，“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也即当地的官员心里害怕了，不得不态度软弱下来，而且最后因为舆论传播到中央政府，结果是“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也即便县令和更高级别负责的地方官员被免职了。

那些参与哭庙案的吴县士子可能受明朝普遍风气的影响，按照心理惯性以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有想到最后居然变成足以招来杀头的大罪，这个“无意得之”，其包含的讽刺与惨痛的意味是需要体会一下的。（当然也有人考证说其实金圣叹其实没有参加哭庙，是别人硬把他牵扯进去的，但这不影响对满清这个案件中表现的凶残暴虐的抨击）

明代时候人们享有这些自由，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多可贵，可是在满清统治下，失去了这些自由，这不能不让他们抚今追昔，势必对清朝政权更加厌恶和憎恨。

在明代，政府征收赋税的多少，常常是被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政府任何多征赋税的行为，都会招来舆论的攻击。皇帝想要多收赋税，往往是顾虑重重，难下决断。而最后即便真的下了增加赋税的决定，也是名不副实，各处拖欠是家常便饭，而且所有人还叫苦连天，抱怨不休，让明朝的皇帝为应对国家危机而不得不征收的赋税，都似乎成了犯罪。

而在清代除了军队明火执仗的抢劫掠夺之外，所谓赋税，若是拖欠一丁半点，屠刀就架在脖子上了。有名的奏销案就是一个例子。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拖欠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

民国史学家孟森对奏销案写过专论进行考证[3]“奏销案者，辛丑江南奏销案也。苏、松、常、镇四属官绅士子，革黜至万数千人，并多刑责逮捕之事。案亦巨矣，而东华录绝无记载。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之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奏销案既不见于官书，私家纪载自亦不敢于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而亦间有具体纪载之处，盖为文网所未及，仅见于清初士大夫之笔记，今当披沙而得宝者也。”

“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明遗民王宋曾有诗揭露满清这一暴行“奏销令下暴如雷，书囊徒为浩劫灰”。[4]

另一位明遗民陆世仪也有一首诗记述了满清淫威下江南百姓困苦之程度“近日民生殊逼仄，弱肉尽为强所食。……三吴之民尔何苦，脂膏强半供豺狼”，……半年有歌尔自许，石壕夜呼将奈何，吴民吴民乃若何”“万口叫天天彻，仰头空对苍天泣”[5]

当年笑帅

在明代，那些灾荒而起来造反的农民军，常常是被政府军围困的走投无路，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于是提出投降，而明朝政府方面则是觉得他们本来都是良民，因为饥饿而造反，也情有可原，于是同意他们投降，结果农民军获得生路之后，因为觉得造反生活更舒服更自由，又重新反叛，这样一而再再二三，大家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明朝政府折腾垮了。而到了满清统治下，农民军发现这回他们的敌人是不但反抗他们的要杀，就算没有反抗，仅仅是相关地区的平民，清军照样要杀，而且常常是灭绝性的屠杀。

类似这样的对比，还有许多。总之可以这么说，在明朝，大家都是自己人，皇帝是自己人，大臣官员是自己人，一切都好说话，都容易商量。有什么不满意的现象可以咒骂批评，有什么不同意的政策可以抵制，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可以从长计议，而在满清统治下，则完全成了奴隶和主子的关系，只要稍有不如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明朝是虽然有种种缺点弊病，国家的机器运转也存在众多问题，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而到了满清统治之下，虽然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流畅，但整个社会都陷入死气沉沉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亲身经历的对照，所以明朝遗民中最杰出，最睿智，品德最高尚的人即便在满清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也没有动摇对满清统治的厌恶和憎恨；尽管对明朝存在的缺点提出了种种严厉的批评，但也没有改变他们对故国的怀念与眷恋。甚至原先那些明朝时期的造反农民起义军，最后却成了最顽强，坚持时间最长久地用明朝旗号来武力反抗满清统治的群体。

综合上面所说的这三点：朴素的民族感情、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自身经历的对照比较，才使得这些烈士与遗民，这些当时的中国人中最为杰出，最为优秀的人宁可把自己置于极端痛苦的境地之下，倍受肉体的折磨与心灵的煎熬，也决不愿意屈膝与满清统治者合作，也不放弃对明朝故国的怀念与眷恋。

正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出于迂腐的观念，不是出于狭隘的排外，而是出于最诚挚的感情，最深刻的思考，最切身的体会，所以即便站在现在的立场来评价，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宏观的视野上来评判，他们的作为也是值得高度肯定和赞扬的。

正如我过去一段话所说的那样：“明末的反清并不仅仅是民族斗争，不是什么捍卫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那些坚定反抗满清侵略，为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英雄，他们的每个人的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他们不仅是中国的英雄，同样也是世界的英雄，他们捍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利益，他们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满清的谎言来污蔑他们，那只能说是丧尽天良的行为。而那些投靠满清，甘为鹰犬的人，则只配受到最黑暗的诅咒，他们只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受到唾弃。”[6]

三、烈士遗民当年的寄托与现实评价黑白颠倒的讽刺
明朝的烈士与遗民，坚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没有丝毫的动摇。虽然他们的事业在当时失败，他们的肉体也一个个被消灭，他们的思想也被逐渐封杀禁锢埋没。但是他们希望也深信未来终究有一天，后人能了解他们的事迹作为，明白他们的苦心，祭奠他们的英灵，传播他们的思想。

所以夏完淳说“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

所以瞿式耜说“诗篇留血泪，千载有人知”“俘囚血热魂常在，炯炯双眸死后看”

所以黄淳耀说“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尚知予心！”

所以陈恭尹说 “表往所以勤方将，大书特书吾所望，其副寄我山中藏”

所以郭之奇说“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

然而如果他们英灵有知，“炯炯双眸死后看”，究竟看到的是什么呢？“千秋霜管俟他年”，俟到的又是什么呢？

当年那些疯狂推行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的刽子手暴君：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一个个被轮番吹捧歌颂；当年那些恬不知耻投靠异族侵略者屠杀自己同胞，摧残自己民族文化的汉奸走狗：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施琅、纪晓岚一个个被粉饰美化！

《太祖秘史》、《孝庄秘史》、《康熙秘史》、《皇太子秘史》，《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大清风云》、《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铜牙纪晓岚》、《施琅大将军》等一部部电视剧竞相赞美清朝主子的骏德鸿功，奴才走狗的正直高尚。余秋雨阎崇年之类教授学者也在电视台的讲坛上，出版的著作上，纷纷喷玉唾珠阿谀颂圣。

灭绝人性的屠城奸掠，穷凶极恶的圈地逃人，钢刀淫威下的剃发易服，惨绝人寰的沿海迁界，被从大部分人的记忆中抹去，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之上，把中国推入愚昧落后深渊的几百年黑暗统治成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的时代。

滥杀无辜、敲骨吸髓的暴虐粉饰成英明圣武；民穷财尽、停滞僵化的社会粉饰成辉煌盛世；禁毁书籍、疯狂制造文字狱的阉割粉饰成文化认同。历史伤口淋漓的鲜血被用来餍足喂养那些依旧把侵略屠杀奴役征服当作民族自豪快感源头的兽性心理！

当许多人对清朝的屠夫，汉奸的名字如数家珍的时候，有几个人知道那些为抵抗外侵而牺牲的民族英烈的名字？不要说侯峒曾、黄淳耀、黄公辅、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邝露、黎遂球、瞿式耜、张同敞、李来亨等等人，就是连夏完淳、陈子龙这些本身在文学史上有相当地位，阎应元、张煌言、李定国这些本身功业赫赫，获得顾诚这样的历史大家高度褒扬的人物，一般人又有多少知道？或许更多人能知道冯梦龙的名字，但也仅仅是作为通俗小说三言的编写者而知道，而不是作为抗清的烈士！或许很多人知道宋应星的名字，但也仅仅是作为《天工开物》的作者而知道，而不是作为忠于故国的遗民。

就这样，当屠夫刽子手，汉奸走狗被歌颂的时候，明朝的烈士遗民被遗忘！当沈阳街头巍然屹立着满清十二帝的巨大雕像的时候，明朝的皇帝被一个个丑化诬蔑，被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用鄙视轻蔑的口吻谈论；当福建南安上修建了占地面积二千平方米，辉煌气派无比的洪承畴纪念园的时候；2007年12月23日的新闻报道，抗清烈士，同时也是一代大学者大文豪的陈子龙墓碑旁堆积着粪便，墓碑被涂得面目全非！

当年笑帅

四，从金庸《鹿鼎记》几段话来看明遗民遭受的无耻歪曲
然而，抗清时候就牺牲的烈士或许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不必担心后代无耻之徒强奸他们的意志，歪曲他们的意愿，而明朝那些遗民们则连这样的幸运都没有！那些制造无数愚民谎言来篡改历史，愚弄世人的人，或许他们把自己也愚进去了，真诚的相信他们自己制造与散布的谎言。在他们的谎言里，满清的那几个皇帝都是品德高尚，仁慈无比，才能出众的英明圣主，比明朝所有皇帝，尤其是晚期的几个皇帝强多了。任何人都会由衷的对这些满清皇帝顶礼膜拜，衷心钦服。如若不然，就大悖常理。因此这些人相信，那些明朝的遗民内心也早就被满清皇帝的英明圣武所折服了。于是这些人拿着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到明朝遗民的著作里去寻找证据。如果找到了若干蛛丝马迹，则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大肆宣扬。

世上最可笑的事莫过于此，奴才对几百年屠刀淫威压制灌输之下的谎言深信不疑，然后再用这深信不疑的谎言去对亲历那个时代，亲眼目睹许多事实的遗民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乃至歪曲强奸其意志，还自以为高明

比如金庸小说了有这么几段

“韦小宝道：‘这个较是要计一计的，黄先生，你做了一部好书，叫做明……明什么花花绿绿的？’黄黎洲大为奇怪：‘这人目不识丁，怎会知道我这部书？’说道：是‘明夷待访录’。韦小宝道：‘是了，是了。你这部书中，有很多是骂明朝皇帝的，是不是？’

“黄黎洲等都吃了一惊，均想：‘连这人都要知道了，只怕又是一场大大的文字狱。’

“顾炎武道：‘也不是骂皇帝。黄兄这部著作见解精辟，说明为君之道，该当如何？’韦小宝道：‘是啊。皇上这些日子中天天读黄先生的这部书，不住赞你做得好，括括叫，说不定要请你去做状元，做宰相。’黄黎洲道：‘韦香主取笑了，那有此事？’韦小宝于是将康熙如何大赞‘明夷待访录’一事说了，众人这才放心。黄黎洲道：‘原来鞑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这段文字固然是小说，但反映的心态却并非金庸所独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庸在这里借《明夷待访录》来吹捧康熙，吹捧满清统治，而实际上所谓《明夷待访录》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形式和书名留存于世。本身恰恰是满清黑暗统治的结果！

吴光先生考证说：

“《明夷待访录》和《明夷留书》，本来是合称为《待访录》的，所以黄宗羲本人著作及顾炎武，黄百家、邵廷等人著作中，只有《待访录》而无《留书》之名。后来所以析为二书，盖因其内容颇触犯清廷忌讳之辞，所以刊刻时因为嫌讳而只选择了部分篇章，那些直接犯忌干禁的篇章则未敢刊布，而仅存抄本流传，于是已刻之书被称为《明夷待访录》，未刻之书被称为《留书》”

“今本《明夷待访录》只占《待访录》原书的三分之一，其他都归入《明夷留书》了”

“书名中明夷二字，当系后人所加（写定于郑氏二老阁刻书之时），而其依据则因黄宗羲在《待访录》自序中有自比箕子和“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之叹，其言系从《周易》明夷卦之彖辞演化出来，郑性等人便取了来把《待访录》原名改为《明夷待访录》，其实这种改动，并不一定符合宗羲原意的。”[1]（对吴光先生原文更详细的摘录见后面附录）



也即我们今天所看到仅仅是原先黄宗羲著作的《待访录》的三分之一的内容，原作中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内容因为害怕满清恐怖的文字狱在乾隆时都被刊印者删除了，刊刻出来的部分称《明夷待访录》，没有刊刻出来的部分称为《留书》。即便如此，《明夷待访录》刊刻以后，依然被清统治者以“议论乖张”为理由列为禁书。

“《留书》今已失传，仅存《文质》、《封建》残篇。由《待访录》析为《明夷待访录》和《留书》的原委即可知其与清王朝统治者利益大相抵悟。这从《明夷待访录》和《留书》残篇的内容中亦可得到更充分的验证。” “《明夷待访录》对封建专制君主进行了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而清朝皇帝亦是封建专制的君主，自然成了被揭露和抨击的对象，因而难以为清朝统治者所容忍，而把《明夷待访录》列为‘议论乖张’的禁书，以防其留传而不利于清朝的统治。特别是《留书》的内容更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其中《封建》篇即称:‘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此论更是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接受的，难怪刻书者留存未刻。’”[2]

让康熙拿着《明夷待访录》大称赞特称赞，还让韦小宝说着“黄先生，你做了一部好书，叫做明……明什么花花绿绿的？”确实有些幽默了，大概康熙已经从时间隧道里提前得知黄宗羲著作的命运和改名的过程。至于所谓“你这部书中，有很多是骂明朝皇帝的”，更是令人佩服作者的无耻程度，原本作者用意在批判君主制度整体，尤其针对满清皇帝暴虐，在满清恐怖统治和金庸的联合作用下，就变成了骂明朝皇帝了，不知道这让在康熙二十三年，已经73岁高龄还心怀故国，吟诗说“亡国何代无，此恨真无穷”的黄宗羲，地下有灵，做何感想？

类似强奸黄宗羲意志的还有阎崇年，把黄宗羲晚年为了安全不得不说的一些违心话，当成是黄宗羲改变对清统治者态度的证据。而实际上黄宗羲的对清廷厌恶态度终身没有变，他在晚年的言行确实有可议之处，当时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就曾经抨击他“干渎当事，丑状毕露”，“太冲应酬秽烂，谄谀假借”。但实际上黄宗羲有自己的苦衷，他的学生全祖望辩解说“固有大不得已者”。我个人看法是，黄宗羲著作等身，尤其是为了保存整理明朝的文化思想，几乎是竭尽全力，编写《明儒学案》，《明文海》，为了让自己辛苦一生而编写的著作不至被清廷毁灭，所以在晚年不得不作些虚与委蛇的姿态，甚至说出一些令人恶心的颂圣言辞，但这绝非他本意所在。

其实看看与他心灵相通的学生全祖望为顾炎武所写的《亭林先生神道表》 “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宗，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博闻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

就能明白一些其中玄机。全祖望表面上写的是顾炎武，但有些话未尝不是针对他的老师黄宗羲所说的。文中所说的“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宗，曾不得快然一吐”的是什么？正是思念明朝，厌恶清廷，希望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故明的心愿。对顾炎武来说“使后起少年，推以博闻多学，其辱已甚”，对黄宗羲又何尝不是如此？但在满清屠刀淫威下，他们的苦心又怎么能轻易被人所理解呢？

吕留良和他的学生，固然意见表达的更为畅快，更为刚烈不屈，对清廷不假以丝毫颜色，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满清罗网，被剐尸挫骨，著作也几乎毁灭殆尽。丛这样的事实来说，也不能不说黄宗羲苦心隐忍自有其先见之明的道理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片苦心，到满清统治不复存在，屠刀无法再逞淫威的现在，居然还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曲解乃至强奸他的意志的理由和借口，这种羞辱恐怕就非全祖望当年为之愤懑慨叹的“其辱已甚”所能包含了。



回过头来再接着上引鹿鼎记内容下面这几段话，无耻程度更显惊人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然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对不对。’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查继佐道：‘决不是开玩笑。我们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明。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杀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



如果顾炎武等人地下有知，看到这段后代奴才强奸他们意志，侮辱他们知识程度的对话，恐怕真要气得七窍生烟，从棺材里爬出来。

他们生活在满清统治下，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满清一件件惨绝人寰的暴行，如果还能说的出这样的话，那就真非人类了。

奴才们诚恳地深信所谓康熙盛世的谎言，便以为当时的遗民所看到的真是一个所谓的康熙盛世；奴才们自己对满清皇帝丰功伟绩顶礼膜拜，便以为当时的遗民也应该向他们一样匍匐在地上为清帝的英明圣武激动地颤栗发抖；奴才们自己对满清统治下屠杀平民无数的血腥暴行视而不见，便以为当时的遗民对这些血迹未干的暴行同样麻木不仁。真是可笑又可怜的奴才心理！

然而事实毕竟无情面，只能给现在这些奴才打上响亮的耳光

若论杀人的残暴，从明太祖朱元璋到崇祯，所有明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允许军队滥杀平民的，甚至三令五申，禁止军队屠杀平民，而满清的皇帝则是把屠杀平民当成家常便饭！

被一些人说成残暴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天下时，三令五申，不得杀戮无辜，不得屠城

　“在北伐之前，他（朱元璋）又一次对部下说：‘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引自《中国人口通史》）

　再如“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兵围赣州。守将熊天瑞固守不降。朱元璋担心常遇春破城杀俘。于是派汪广洋去常处，并告诉汪广洋‘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以为国家用，一则为附者劝，且如汉将邓禹，不妄诛杀，但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围困五个月后，熊天瑞被迫开城投降，遇春果然不掠不杀。朱很高兴，便谴使持谕褒奖‘今将军破敌不杀，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余深有赖焉’”（引自《明代文化研究.南京专辑》）

再如南明张煌言率领的反清义军，顾诚《南明史》中有这么一段话“煌言治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

也许在金庸这样的奴才看来，朱元璋等明朝皇帝杀的是所谓开国功臣达官贵人，所以是暴虐，而满清杀的大量平民则不算人，或者生命的价值比起达官贵人来低一等，所以是仁慈，卑劣至此可以令人无言

关于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呢，看看顾诚教授是怎么评价的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可以说清朝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几乎没有间断：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大同大屠杀，扬州大屠杀，江阴大屠杀，嘉定大屠杀，湘潭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云南大屠杀……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甚至统治稳固之后，凶残程度也没有丝毫改变，平定三藩，镇压准格尔，镇压苗民，镇压白莲教，镇压太平天国，依然伴随着一次次大屠杀。

而且这些屠杀往往不是军队自发的暴虐，而是清统治者有意为之。如果有军队敢不进行屠杀，反而受到严厉申斥。

《南明史》中有从《清世祖实录》中摘录的一则史料 “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显然在清廷主子看来，有些汉奸军队“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是“甚不合理”的。



看看明末烈士遗民的事迹，几乎无一例外可以发现，我们所关注的每一个人背后，其亲属朋友，常常是七八个甚至上十的死于清军的杀戮之下，如果以此推断，则明末当时死于清军之下的人口比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夏完淳父亲夏允彝投水死；他的老师陈子龙被清军抓获后也投水死；他的叔父夏之旭因藏匿过陈子龙被清军追捕，自缢而死；他的另一个老师吴易被清军诱捕后处死；他的岳父一家，岳父钱彦林和他同日处死，岳父的堂兄钱棅也同日处死，他的内兄钱熙在抗清起义中死，另一个内兄钱默削发为僧，流浪各地不知所终，他的岳母投水自尽，他的妻子秦篆在短短时间内经受了父死母亡，兄长死丈夫死，怀孕期间受到世上最惨厉的痛苦折磨，最后生下的男孩也还是死，她削发为尼，夏家和钱家至此全灭并且绝后！

他的姐夫全家（嘉定侯家）的成年男性全部死光，女性也几乎死光，其中侯峒曾与侯玄演、侯玄洁父子三人死于嘉定屠城，侯峒曾女儿辅义，孙女异来自尽而死，侯峒曾的三儿子侯智含在在灵隐逃难时死去，侯峒曾的弟弟，即夏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公公侯岐曾逃出嘉定城，没有多久还是因为曾经藏匿陈子龙而被清军抓获自缢而死，侯岐曾的母亲自杀身亡，侯岐曾的妾刘氏一同自杀，侯家只剩下夏淑吉这个寡妇，后来夏淑吉的儿子也即夏完淳的外甥同样被称为神童的侯檠也在十七岁病死，至此侯氏一门全灭并且绝后，夏淑吉也出家为尼

夏完淳的的表妹，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原来许配给侯家的侯智含，但侯智含也死了，于是也做了尼姑

夏、侯、钱，本来是江南颇富盛名的三大家族，人才辈出，在清军摧残蹂躏下，到这时候，基本全部死光，只剩下几个青灯古佛为伴，无尽痛苦与仇恨中煎熬的寡妇尼姑。

仅仅关注夏完淳，他背后死于清军迫害的亲友就高达二十以上，而这还仅仅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再如函可，他自己因为记录南明史事，被清廷发现后，迫害流放到东北，他的三个弟弟全部因抗清而死，从兄如琰，从子子见亦死，他的姐姐，“清兵攻陷博罗城后死”，一个弟媳绝食死，另一个弟媳“饮刃死”，他有诗反映清兵攻陷博罗后，大肆屠杀，他的全家几百口人惨遭杀害的事实：《秋思》“前月片纸来，摧胸裂肝肠！闾井十无一，举家惨遭殃。叔弟尚伏枕，一命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谁盖藏？”《沈阳杂诗》“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地下反相聚，天涯孰与邻”《得博罗信》“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闾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当年笑帅

也即仅关注函可一人，他背后就是整个家族几百口人死于清军屠刀之下。

还有张家玉，家乡被清兵攻占，祖母，母亲，妹妹都赴水而死，妻子被抓后不屈，被断肢体而死。家庙被毁，祖茔被挖，张氏家族屠戮殆尽。

再如前面介绍过的，在昆山大屠杀中，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嗣母王氏也绝食而死。

而黄宗羲一家人也在逃避清军悬赏抓捕过程中，因病死亡不断，他悲愤地写下了 “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



具体到康熙而论，在他亲政后，继续实施并有所强化的沿海迁界，屠杀迫害沿海平民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

而平定三藩，更是发挥其祖宗屠杀平民的老本领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3]，说明一下，这里所谓运量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王骘“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这个所谓的荡平当然是在康熙统治下，清军所进行的屠杀！

还有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4]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同样康熙统治下清军疯狂屠杀平民的暴行。

再如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中写到他看见过一本清朝禁毁书籍的漏网之鱼，其中记载了康熙统治下清军的禽兽暴行！这里不妨详细摘录如下：

“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日”以下的一节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干锋镝、盗贼、饥俄、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承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像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5]

这等在其治下，军队屠杀平民，抢劫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的禽兽暴君，在金庸笔下居然成了所谓仁慈圣君，而严令禁止军队屠杀抢掠平民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等反而在金庸嘴里成了所谓暴虐，人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到这样的地步，也确实无耻的有些过头了！



如果论康熙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如何，那么当时遗民的记载也不少，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6]

唐甄说得更详细“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如清朝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在康熙时期说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前言里一段话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康雍乾三朝，在封建史家笔下，被美化为盛世郅（致）治，但从本书辑录大量资料来看，所谓盛世，所谓郅治，实际……广大城乡人民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腹的苦难生活，阶级之间对抗日益尖锐” [7]

客观地说，明朝任何一个时期的皇帝治理下，大部分地区人民百姓的生活都远远好于被一些人所吹捧的康熙治下，看看张岱在《陶庵梦忆》对明代繁华景象的记载，再把康熙统治时期一派萧条破落，大部分百姓在糊口线上挣扎的景象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即便在明朝最穷困的崇祯时期，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破坏的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其繁华富庶，百姓之安居乐业，是康熙统治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再有黄裳的《笔祸史谈丛》里的一则资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他在提到被清朝列在禁毁书目名单中的叶奕苞《经钮堂文稿杂著》中时候说，“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的评语而列人禁书。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璧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感，也许就是碰到清朝痛处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狂吠’的痕迹”

那么在黄裳看来，可能碰到清朝痛处所在，以至于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评语的《赠白生璧双序》究竟是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不妨摘录如下：

“白生之先吴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塞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大仓吴学士遇白彧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彧如为学士进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乱离，嚎嘈凄切，至于泣下。……”

“予因有感于江南盛时，奈陵吴趋余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琵琶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塞上游，势使然也。然十余年来.生与彧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因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夷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子间乎。”

黄裳说“戊戌是顺治十五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感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触犯禁忌的要害吧”[8]

叶奕苞文中所提“江南盛时”，正是明末崇祯时期，他所说的“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所说的盛也是明代时期的江南，而衰则正是他写文时所处的满清统治时期。这种对事实的揭露难免让满清统治者和奴才怒火中伤，它们气急败坏之下，把原本平和带点哀伤的文字，批成“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甚至把整本书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稍微了解一些事实真相就知道，满清统治的稳固始终不是建立在给百姓更好的生活，更得民心的基础之上，而始终是建立在灭绝人性的残暴基础之上。现在的奴才可以被几百年屠刀下的谎言所欺骗，但遗民们却生活在当时，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经历亲自看到，感受到满清的统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对他们来说，明代的皇帝有再多缺点，那也只是人的缺点，而满清类似康熙这样的皇帝，被吹嘘得再完美，那也只是屠杀平民的禽兽，而非人，这才是真相！

屠夫被歌颂，汉奸被美化，烈士被践踏，遗民被歪曲，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景象。难道说当年烈士和遗民们抑郁不能申于当年者，仍旧晦昧不见白于今日么？难道说当年他们悲叹““长宵盼不到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现在天还没有明，还没有旦么？

当年笑帅

第三章、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问题
一、谎言定律对大部分人的作用不容忽视
有人心者看上面两部分内容的时候就应该心生愤懑和奇怪：

侵略有害，压迫可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为什么我还要如此长篇大论，不厌其烦的进行论证？什么时候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压迫，正视历史在中国居然成了需要长篇阐释才能让人明白的深奥思想?

反抗侵略的英雄烈士应该被纪念歌颂，被广泛宣传，侵略的屠夫，投敌的汉奸应该被无情的谴责鞭挞，这同样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居然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甚至大反其道，屠夫汉奸成了歌颂美化的对象，烈士遗民被遗忘歪曲，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这样的咄咄怪事又是因为什么？

抛开一些情绪化的论断不说，造成以上所说奇怪现象的自有其深刻的心理原因。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不妨称其为谎言定律。说它是定律只是激愤之语。然而这句名言，确实很深刻描绘了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许多悖离事实的判断，许多充满谬误的观点，仅仅因为它们被重复的次数多，不需要更多逻辑的推断，不需要更多事实的佐证，就能成为大部分人恪守的信条，甚至被视为金科玉律。如果有人指出其谬误，提出不同论断，则反而被视为胡说八道，奇谈怪论，甚至被当成怪物看待。

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事实上这话只适合于少数人，对大部分人，说他们是盲从的动物或许更合适一些。许多人自以为在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其实却不知道早就沦为被愚弄被操纵的傀儡，有许多时候，大部分人行为特征比起实验室的小白鼠更精准不变，并不比按照固定程序运行的机器人更高明。这也为是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令人愤懑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们顶礼膜拜，心神向往的不过是小丑甚至禽兽，而真正高尚，值得尊敬的人物，却往往被埋没，甚至被大部分人唾弃鄙视！

如其不信，可以做个试验，随机抽取一群普通人，分成两组，让他们评价同样的人和事情，而且这人和事情原先他们都一无所知。在一组里不断用电视或电影，以及演讲的方式向他们重复这个人是事情是多么好，多么值得赞赏，而另一组里则相反。持续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组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成为这个人和事情的支持者，另一组大部分人则成为反对者。真正能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灌输给自己的信息里的矛盾之处，并自己主动去设法获取更多更完备的信息，从而提出质疑，甚至最后得到相反立场的人，只能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可以被任意操纵任意愚弄的可怜虫而不自知！还洋洋自得，动辄群情汹汹，动辄以真理捍卫者的面目出现，这也是人间可怜又可悲的滑稽事。



这个“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和我上面论述的两部分内容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许多千方百计美化满清，为满清累累罪行辩护粉饰的人，和已经灭亡近百年的满清也并无实质的利害关系，从民族身份来说，他们中大部分人应该都属于纯正的汉族，即便是满族的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也都和汉人没有实质区别了。

应该说他们是真诚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真理。他们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的为满清统治辩护，正是因为谎言定律与奴性的历史积淀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想一下，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那么谎言被重复了一百年以上，那结果又如何？更何况这种重复还是在屠刀淫威下强制进行，稍有异议就被砍头凌迟。在满清统治下，尤其是康雍乾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单是对清朝不满言论被揭发会家破人亡，甚至不歌颂清朝主子的辉煌业绩，本身就构成足以杀头的罪过。在这样的统治下，平民百姓、文人学者为了保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皇帝英明圣武，大清辉煌盛世的颂词，天长日久，这种屠刀淫威下的谎言，就已经如刻印在硅片上的电路一样刻印在大部分人的脑子里，抹之不去，擦之不掉。谎言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于是康熙乾隆这些人是明君圣主，康乾是所谓的盛世，被一些人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

奴性没有被根除，一代代积淀下来，许多人头脑里先天刻印着对满清的好感，他们需要外界舆论宣传来和头脑里已经刻印的纹路发生共鸣，激发快感，这就是他们拼命美化满清的深层动机，一旦头脑里的这种好感受到触犯，他们势必就如同自己受到触犯一样，奋袂而起，调动起全部的脑细胞和神经兴奋点，搜罗找出种种理由来捍卫刻印在头脑中对满清的好感。、

我们从小被灌输，从环境里接受的信息就是清朝的皇帝多么英明圣武，仁慈善良，品德高尚，而明朝的皇帝又多么残暴病态，荒淫无耻，低能昏庸。大部分人也对此深信不疑。提起明朝的皇帝来就一副鄙薄不屑的嘴脸，提起清朝的康熙乾隆之流就心酣神迷，心神向往。

可揆诸事实？又如何呢？



二、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一些简单事实的对比以及评价上的黑白颠倒
常说明朝的朱元璋朱棣残暴，可稍加考察，发现他们杀的大多是功臣权贵，达官贵人，总计不过是几万人。而真正对平民百姓，他们是三令五申，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滥杀无辜，约束手下将领不得屠城。即便如此，按照严格的标准，说他们残暴也是没有错的。

可是相形之下满清的皇帝又如何？奴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这些屠杀无辜上百万上千万，动辄屠城的刽子手，倒是没看见多少人谴责声讨他们的残暴。还有被一些人奉为明君圣主的康熙，乾隆，这些人手上，哪个不是沾满了无辜平民的鲜血。康熙的平定三藩，屠杀平民无数，至少在百万以上，在他统治下实行了十几年的沿海迁界同样夺取数百万平民的生命，象这样的皇帝用最宽松的标准来看都是最残暴最病态的禽兽，然而主流舆论对这样率兽食人的禽兽皇帝是怎么评价的？再如乾隆，他发动的上百文字狱，让众多无辜者家破人亡，被凌迟，被砍头，被流放，被毁尸挫骨，他所谓十大武功，哪一次不是丧心病狂的屠杀大量无辜平民，其中最严重者，如平定新疆的准格尔，把一整个民族，不分老小，不分男女，全部屠杀罄尽，残暴程度，实行种族灭绝的彻底程度可以让后世的纳粹都咋舌瞠目，然而一般人对这样的禽兽皇帝又是怎么评价的？

不消说，随便拉个人出来，让他评价一下明朝朱元璋朱棣，和满清的康熙乾隆，结果必然是前者如何残暴变态，后者如何仁慈善良英明（其实看看金庸鹿鼎记里最后那段牵涉明清皇帝对比的言论就行了）。

在这样彰明昭著的事实下，仍旧会有这样的黑白颠倒，是非错乱，夫复何言？只能让人慨叹，这世界岂真有是非可言？

倘若不是一些人真的心理下贱无耻到认为人的生命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朱元璋杀的大多是地位高的人，生命价值高，所以是残暴，而满清皇帝杀的大部分都是无辜平民，生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杀得再多，都无所谓，都不算残暴；那么确实只能说是谎言定律发挥的惊人作用了！



再比如，明朝有名的坏皇帝是所谓正德皇帝明武宗，为什么说他坏呢？主要是他喜欢出游以及修建豹房两点，不妨同清朝的康熙乾隆对比一下！

以喜好出游而论，明武宗想要出宫一次，真是千难万难。好容易瞒着大臣，偷偷出去，被发现了，结果还是不得不回去。他想要到江南去，结果无数大臣上谏，拼死拼活不让他去，廷杖了许多低级官员，没用！更多人顶上去反对他阻止他，最后是因为宁王叛乱，他才得以找到正当借口去了一次。

而康熙乾隆又如何，《清史纪史本末》的记载

“康熙朝籍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乾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六度，东巡者七，西巡者五” [1]

康熙，乾隆之流南巡是被颂为美谈佳话的，甚至如今有些人一提起所谓乾隆爷下江南真是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然而实则这两个皇帝每次南巡，沿途就如蝗虫过境一般，百姓被搜刮一空，苦不堪言。

也曾经有人进谏，结果如何呢？

“其时朝臣中亦未始无阻驾请回銮者，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严谕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坐谪戍”

“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2]

就是乾隆的皇后出于好意进谏，也没有好下场

“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力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病疯。令先程回：及回銮，后将以病废，刑部侍郎觉罗阿永阿欲谏，以母老踌躇。母谕之。阿永阿涕泣别母，侃然上疏。帝大怒曰：阿某觉罗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议罪……乃戍阿永阿黑龙江。斥汝诚旧养，而后得以不废。至是后崩，谕所有丧仪不便复循皇后大事办理，止可照妃例行。御史李玉明复上疏请行三年丧，亦戍伊犁，二人先后卒于边”[3]

再说豹房，明武宗修改豹房，也是算做他荒淫无道的证据。那豹房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根据学者考证，“按:皇城西北两墙毗连之地，原为各类仓库的所在地，那么豹房官窗便只能占腾禧宫以北、赃罚库以南、畜豹豹房与百兽房以西及皇城西墙南至西安门之十库以东一带之地(图一)。根据《乾隆京城全图》和现代地形图所显示之街道的痕迹来推测，其地的范围，东西约阔二百米，南北长二百至二百五十米。豹房宫廊及宫殿的建造，自正德二年始，至正德七年尚未完工。《实录》该年十月甲子条载:‘工部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房屋二百余间。’”[4]。

也即占地面积4公顷左右，耗银20多万两。

当年笑帅

康熙乾隆在皇宫以外也造了很多建筑供他们享乐游玩，与之相比如何呢？

首先康雍乾时期造了一个圆明园，搜索一下介绍可知，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总面积达350公顷。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始建于康熙，扩建于雍正，完成于乾隆。其中圆明园的名字就是康熙亲自所题。

仅从面积来说，这圆明园就是故宫的近5倍，豹房的近90倍，至于耗资则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计。从清朝建造的颐和园就耗银高达三千万两白银计算，远比之阔气豪华的圆明园耗费上亿两白银恐怕不是夸张的估计，总之豹房耗费的20多万两银子与之相比，不值一提是没有疑问的。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同样搜索一下介绍，“ 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婉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也就是564公顷，比圆明园还要多出200多万平方米，将近八倍于故宫的占地面积，百倍于豹房的面积。“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时约90年建成”。

那其耗资多少呢？在《清史纪史本末》中有一处提及“二十四年，夏五月，帝在木兰，先是沿途建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圈地数十里，杂植时花，分置帝榭，所费约计亿万”[5]。所费亿万只是个约数，但足可想见其耗费惊人程度。而且所谓圈地数十里，这数十里的地方上应该原先就有百姓居住，清帝为了建造自己享乐场所，掠夺了大量百姓的土地，房屋、财产，也当属无疑。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仅仅是举其荦荦大者,若是其他清帝零碎建造的游乐之地,更不胜枚举！

或许有人说之所以武宗修建豹房是荒淫，是因为他建豹房是为淫乐，而清帝在圆明园，避暑山庄则是正常的休息办公。可事实果真如此么？

揆诸史实，其实明武宗的行为倒有更多值得体谅的地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所研究员 James Geiss（中文名：盖杰民）所撰《明武宗与豹房》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辩正分析，指出了传统史料中对明武宗丑化的不实与歪曲夸大之处。按照他的分析：

“武宗此举，亦在试图恢复一种在十六世纪初已几乎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他的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及帝王的勇武作风，这是大政的一部分。面对当时朝廷中文官们(特别是大学士们)的反对，武宗于是决定避开现行的行政体系，另在多房设立唯己意是从的行政组织。”

他认为“可是豹房具有这一行政作用的实情，往往被官方载籍所隐讳。从官书所载，只能见到豹房中追求享乐生活的一面，但详加考究，这些记载实被别有用意的偏见所歪曲。”

“皇城内教场之设，也在此时。其地在豹房西北，接连皇城北墙(图一)。武宗亲自操练士兵，《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但这一记录，也和其他有关武宗武事的记载一样，被《实录》纂修官歪曲成为儿戏：

‘上又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为一营，谓之中军，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浴铁文组，照粗宫苑，上亲阅之，其名日过锦，言望之如锦也。诸军悉衣黄瓜(罩)甲，中外化之，愚金排盛者，亦必加此于上，一厂至市并细民，亦皆披化之’。

“但在他种史实的对比之下，我们确实难以全盘接受上引关于武宗军事操练行动的描述。例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应州之役，击败蒙军，便可以说明。此是十六世纪明方骑兵消灭及驱走为数不少的蒙军的唯一战没，但《实录》纂修官却只选记了明军伤亡较重的一方面，甚至说成‘乘舆几陷’。

“其他有关武宗豹房中生活的记载，也同样存在着蓄意歪曲。这些记载透过对细节的微妙描述，暗示武宗如非堕落，即是无能。可是，纪录中偶尔出现的矛盾，使我们至少能从某些细节中发现其所描述的武宗形象，有些方面是虚构的。这些矛盾，使我们对其他细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不能不产生疑问。”[6]

如果说康熙乾隆之类建造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只是为了他们淫乐更方便，倒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他们不象明代皇帝一样，要躲避文官集团对权力的限制，无论在哪里办公实质都一样。据说满清为了保持其血统不受汉人污染，备作嫔妃的秀女都是来自满蒙或其他非汉族出身，而在这些园林山庄中，清帝之淫乐可摆脱此限制也。

总结以上出游和建造享乐场所的比较，同样性质的行为,满清的康熙乾隆均十倍乃至百倍于明武宗。然而不消说，明武宗因为有了这些行为，被当成是荒淫昏庸乃至变态被抨击；而满清的皇帝的这些行为则是成了佳话美谈，乃至在阎崇年这类人的嘴里成了所谓对园林艺术的贡献。

再举一个对比的例子，明代长期以来最受诟病指责的一点就是宦官弄权，东厂锦衣卫横行。

明代的宦官和东厂锦衣卫为什么如此受人痛恨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直接受皇帝指使，对皇帝负责，皇帝的旨意对他们来说就是行动的法令。他们的存在本身是对文官利益集团造成了威胁，甚至直接的损害，所以格外遭受痛恨。

但实际上，明代的宦官和锦衣卫也远不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相反依旧是受到很大限制，重重制约。

以宦官弄权而论，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打伤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太监陈奉手下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这就如同用十年文革来代表整个解放后中国历史一样。有些人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再说动用锦衣卫，也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随心所欲，相反要受到舆论的极大监督和限制。实际上明代的皇帝要用进行廷杖，或把官员投入诏狱，往往要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顶住舆论的疯狂攻击，所以不到实在不得以的时候，不会轻易用这些手段。看正德和嘉靖被明代当时的舆论丑化成什么样子就可见一斑！哪个皇帝愿意被舆论说成一文不值，被骂成狗血喷头的？所以万历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和群臣对抗了多年，最后却还是不得不屈服！

我们再来看看清朝，表面上看清朝没有太监横行了，也没有东厂锦衣卫了，实际又如何呢？实际上清朝的情形，是所有的官吏都变成了类似明朝的太监（当然，唯一的区别就是生理没有阉割，但行为方式是完全一样了），也都变成了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其恐怖黑暗程度是明代所根本无从想象的。

当年笑帅

三、康雍乾百多年统治每一年都远比明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如果说明代的太监总共横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时间，那么满清统治下，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相当于明代太监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贤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魏忠贤横行跋扈的那三年时间里，真正的受害者还只限于一些东林党的上层文官，真正因此遇难被害死掉的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位。那么在满清的统治下，其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不是仅仅局限于官员文人，而且深入民间，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如果考虑满清的屠城迁海之类罪行，受害者人数在几千万乃至上亿，如果不考虑的话，受害者的人数也成千上万。

如果说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尚且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苏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动，把前来抓捕周顺昌的阉党使者打倒在地，把苏州巡抚追打得躲到厕所里去，而最后追究下来的结果只是处死了五人，效果却是“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而在满清的顺治康熙乾隆统治时期，其恐怖黑暗高压统治之下，能够想象发生类似的事件么？清初一个哭庙案，仅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议清廷爪牙的横征暴敛，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就导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圣叹，如果是类似明天启时期那样暴力殴打政府使者，驱赶政府官员，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论处，进行屠城了。即此一点也可见，满清统治下的几百年时间，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贤之所以要杀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确实上疏对他进行赤裸裸的攻击辱骂，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贤来要狠毒得多。别人好心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都会丧心病狂的将其虐杀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满清成千上百件冤狱里，随便挑选几个来介绍一下，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1、乾隆时期骇人听闻的暴虐恐怖统治
比如山西候选吏员严譄请大学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无非是让乾隆澄清吏治，惩治贪官，“略进片言，请吓贪官勿得扰民”[1]，舒赫德与乾隆一伙顿时如临大敌，马上将严譄抓捕，并搜查其住所，于是又查出一件没有来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2]。大概乾隆荒淫无度的劣迹，走漏了一点风声。类似这种性质的上疏，在明代几乎是不当回事的。皇帝要么虚心接受建议，要么就是不理睬，要么斥责几句，然后让上疏人得个犯颜直谏的好名声。

乾隆一伙是怎么料理的呢？敢说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贪官横行，人民困苦，已经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况还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迹。“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3]，于是“旋即下谕，谓其‘污蔑圣躬，实堪发指’，‘总之严譄一犯胆敢书写无稽之语，诋毁圣躬，情罪实为重大，审明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4]。光给予严厉惩罚，乾隆是绝对不会满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给予对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餍足，于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摺指，严夹”，严刑拷打，逼迫严譄招供其消息来源和上奏动机，最后严譄招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5]

追查消息来源自然是乾隆为了知道自己的劣迹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范镇压，至于让对方招供动机，则是便于将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惩罚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谏，反而是正人心，树世风的高尚行为。

最后严譄的结局是按“大逆”：凌迟处死，家属从坐。然后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么仁慈善良，本来是把你凌迟处死，现在只让你砍头，真是天恩浩荡。到此不但是肉体上征服消灭对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胜利，真可谓圆满无缺。比之明代皇帝动辄饱受群臣指责诟病，被丑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别。

也难怪黄裳先生发议论说“看来严譄是受了明末议国本议大礼风气的影响，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妨议论，并可得到好名声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来，最讨厌的正是明末这些‘清议’，严禁的也是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势力。这些都是他不明时势的取死之道。”

类似因为上书被处死的有吴英之狱，乾隆四十五年，已经六十岁的广西人吴英，“投递所著《策书》一本，内容有请蠲免钱粮，添设社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五条”，结果是广西巡抚奏报“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各省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应比照大逆凌迟处死”，除此以外，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两个侄子，也连坐斩立决。[6]

在清廷这些所谓明君圣主统治下，通过正规途径上谏的人，战战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来凌迟杀头之祸。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说，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法子，假托当朝官员的名义，写了一个奏稿，批评乾隆的过失，并且做成是已经给乾隆批复过的样子，是抄录出来的邸报新闻。一般的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这样人类历史上也空前绝后的暴君昏君治下，为民上书，指摘其过失，而乾隆居然还能虚心阅览批复，自然兴奋异常，纷纷抄录传播，以至于当时边远偏僻地区都有流传。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历史档案》上登载有中国历史档案馆整理的《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内容，真是可以让人慨叹无穷。满清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惧有时真是出于人类的想象力之外

编选者王澈在前言里说“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着。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满朝权贵。十六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结果在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中都发现了伪稿的踪迹，牵连者竟达千人以上。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部分史料，供研究参考。”[7]

在《清史纪史本末》对这个案件也有记载。“鲁生遂与时达等伪为嘉淦谏止南巡，疏累万言，指斥乘舆，遍劾阁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传播远近。……此案文武吏牵连获罪者几及千人，蔓延至于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几以忧卒”。

也即被冒名的孙嘉淦在这个案子爆发后，被活活吓死了，可见乾隆之统治恐怖到什么程度。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可以表达意见的话，那么当事人自然不必采用这样的手法。大概实在是想说的话憋的太厉害，但又没有胆子用真名，所以才冒他人之名。但作者可能对满清凶虐的程度仍旧是缺乏充分估计，以至这个案件牵连众多无辜受害。最初的作者被抓到后凌迟自然是不必说了。就是看过和传抄过人都有罪，轻者受几个月皮肉之苦，重则因为恐惧和受不了拷打一命呜呼。

以常理而论，既然是伪冒成奏稿的形式，那么文中内容，就算再激烈，也在一定尺度限制以内，否则被人一眼看穿，无从伪冒了。虽然未见原文，但从当时一些涉案者的供词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比如《陈公绶供折》里“又供:小的见了钱玉珍的稿底，还道是真的，也平淡得狠〔很〕，自然京报有的，不曾抄存，仍给钱玉珍放在瓶口子里的。”[8]

有趣的是，即便这样以奏稿形式包装表达的内容，就已经让满清的大小奴才吓的魂不附体，屁滚尿流。看看相关官员给乾隆的奏折中所用的词句，简直可以想见他们胆战心惊，战栗发抖，咬牙切齿赌咒发誓表忠心的嘴脸，不妨随便摘抄几句。比如《云贵总督硕色为报提塘吴士周禀内伪稿事奏折》中说

“臣批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皇上宵吁勤劳，明并日月，现在薄海内外莫不熙同风，即赏功罚罪亦无不执中至当。今传播词内种种妄诞，不一而足，则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平〔凭〕空捏造，希图妄行传播，不法已极。臣恨不能寝皮食肉，……此等逆徒，虽凌迟不足以蔽其辜，臣不胜痛恨之至”

同一人另一奏折内：

“臣查阅所抄传播逆词，竟系平〔凭〕空捏造谤毁圣主，臣恨不能寝皮食肉。……臣自披阅逆词之日，忿气满胸，切齿痛恨，昼不能食，夜不能寝，辗转思维，恐其传至滇省惑乱人心。……再，此事关系重大，恐致迟误，臣用火牌驰奏，合并陈明。谨奏”

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大抵凡是官员就这一事件给乾隆上书，都必定大表自己如何切齿痛恨，食肉寝皮云云。不过一则内容特别有意思，似乎乾隆底下的官员奴才被这个案件已经吓得近于神经衰弱，草木皆兵，处于崩溃的边缘了，甚至连手下人员为了办案，作为证据抄送稿子，都足可让他们觉得罪孽深重，魂飞魄散。《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为参奏抄腾伪稿上呈之参将李兆事奏折》中说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接提标中军参将李兆呈报拿获僧人亦蕃传抄伪稿一案，将搜获伪稿照抄一纸，上盖参将衙门印信，票缴到臣。臣拆阅之下，不胜惊骇。此等大逆之词，为臣子者，即寓目尚且不敢，而参将李兆竟将搜获大逆之词抄膳，用印呈送，昏馈糊涂，实出臣意料之外。臣现将抄送原折密行咨呈军机处查收销毁，一面密咨抚臣潘思集、提臣谭行义严查该营上下衙门，如有混行抄送存案之伪稿，悉行查出，汇送抚臣咨呈军机处查销。至参将李兆虽系武夫，周知大礼，然见此大逆之词，竟行抄腊呈送，昏馈糊涂至此已极，岂堪仍居将领之任，为备弃表率。除经摘印委员接署外，相应据实参奏，请旨将李兆革职。仍钦遵十月二十九日所奉署镇远总兵唐开中一案谕旨，救交该部，侯究出首恶全案完结之日，分别请旨”[9]

随便看一下里面的奏折标题，那些看过或传抄过这个稿子而被抓捕的人，因为害怕自杀就有好几位，如《浙闽总督喀尔吉善等为查明在押案犯包琳自缢事奏折》，《江苏巡抚庄有恭为报伪稿案内李柱国等供词及施秉乾自尽事奏折》，而这些人大多不过是凑巧看过或传过这个稿子，并非是真正作者，清廷凶虐恐怖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相似的例子来。

发表自己的意见，随时有被清廷凌迟或杀头的危险，那么对古人的意见表示一下赞同，总应该没有事情了吧？不然！满清的仁慈英明之君是不会这么宽容的！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里就举了这么一个案子“有时不必出于自作，批点前人之作也可以构成罪案。程明諲因妄作寿文，圈点成语，被问官捉住，问道：‘《后汉书"赵壹传》内五言诗二首，你何以独取‘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密加圈点，且批‘古今同慨’四字’”[10]

可见直接批评满清固然有罪，不是批评，只是不颂圣，发几句牢骚，有戳穿满清所谓盛世谎言的嫌疑同样有罪。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危险，就算批点古人的意见同样有危险。这就是满清统治下恐怖黑暗所能达到的程度，明代的魏忠贤怎敢望其一二？

最后照例是官员奴才们奏请将程明諲照大拟凌迟，然后乾隆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立诀”

类似的案子还有一个，“山东的地方官从一个乡下读书人家里抄出了几部禁书，此外还发现所批的晋江统之《徙戎论》，当作要案上奏，结果得圣谕，‘斩立决’了。读书人在旧书上写些批语，发点议论，原是平常事，为什么会招来如此的严惩呢?首先是因为江统的文字，但他是古人，只索罢了，现在今人又来加批，称之为“意思深长”，这就不可恕了。……江统的原文结尾说:‘以四海之广，上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上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新为长也’这里所议论的夷夏之防，正是清初的大避讳，以清之臣民竟自赏识这样的文字，自然是大逆无疑了。”[11]

黄裳这里没有提到这个乡下读书人的名字，这是应该补上的，此人是魏塾[12]，他敢批点《徙戎论》，确实比批点《赵壹传》性质要严重得多了，将其从凌迟改为斩立决，从乾隆一伙一贯的作风来看，倒也确为名副其实的宽大处理了。

不过以上都是被人揭发，官方抓住抄家审查后的结果，如果预先把自己的作品送审，应该不至于被处死了吧？也不然！

比如，乾隆三十二年，蔡显因为恐惧于清廷文字狱的淫威，又自以为所著书中并无什么干碍之处，于是“赴松江府呈首自著《闻渔闲闲录》一册”。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奏闻给乾隆，结果真是猪羊入屠夫家，鲜肉送虎狼口。乾隆岂能放过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猎物。经过他仔细检阅后，找出罪状“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原来在满清主子看来，就算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任何评论的记述，就已经是大罪了。

于是蔡显在被严刑拷打之下“不能置辩，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13]

其后“接刑部议覆，将蔡显依律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拟斩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及未字女三女俱解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最后大概他又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首了。而“高晋、明德亦以平日既不能预发其奸，迨自行败露，而又未能悉心签出，而自请交部议处”[14]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引用黄裳一些话，“ 在乾隆中，诗文中最忌讳的是明字。李驎的(虹峰集》内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氏兮，夜未央兮”都是大逆不道的证据。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中，连其祖父遗诗中“长明宁易得”句也认为是“悖逆显然”。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就连因私仇诬陷者也由此而捏造出莫须有的书名来如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忆鸣’者谐音‘忆明’也）”



黄裳说他们忌讳“明”字达到神经错乱的地步，其实若说满清的奴才被主子的暴虐难测吓得神经错乱或许有之，但满清主子头脑应该还是清醒得很，他们就是要刻意制造这样人人自危，战栗发抖的恐怖气氛。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提到皇家打猎，光是被盛大阵势吓死和累死的野兽飞禽就无数。而康熙乾隆这些暴君希望的就是自己统治下的人们都象被围猎的猎物一样在恐怖气氛中觳觫发抖，战战兢兢，不用他们费力就自投罗网，战栗而死。



2、康熙时期同样黑暗
以上所说都是乾隆时期的情形，或许有人认为康熙要比乾隆好一些，其实也不然。康熙前期，满清统治尚未完全安定，所以还不敢把网收的太紧，纯粹属于饥鹰饶半截肝肠挂，凶屠放片刻猪羊假，但恐怖气氛也已经足可以把大部分人吓得心悸胆破。如果真以为康熙是个什么仁善之主，那就大错特错。

2002年第2期的《清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15]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当年笑帅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一样了，为了维护所谓盛世的谎言，是绝对不惜几条人命的。任何敢于戳穿他们谎言，给他们的所谓盛世煞风景的人，都是自寻死路

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还有一个《南山集》案的受害者戴名世也是中了自己错觉和幻想的害！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顷余有志于先朝文献，欲勒为一书。所至辄访求遗编，颇略具。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呜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其终必至于磨灭。……”[16]

这段话是好证据，表明康熙时期，满清的凶焰已经让大部分人战栗危惧，所以才有戴名世所说的“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的现象发生，而戴名世却天真的认为满清文网已宽，这只是那些遗民子孙不孝而已。可悲的是，他最终就死在了自己的天真上。

他为南明争正统说了这么一段话“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愈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探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己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17]

他为南明争正统，自然被满清头目如康熙之流切齿痛恨！他所谓的“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话音未落，以康熙为首的清廷统治者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最后落了个斩首的结局，家人和亲友都被发配为奴！

3、明代更开明，所以皇帝更被丑化，清代极端黑暗，所以皇帝被无限美化
纵观以上列举乾隆康熙两朝的冤案暴行，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黄裳先生说“翻看《清代文字狱档》，其中有些案子论性质都是可以归入《笑林广记》一类的。然而读了以后却笑不出来。那结局往往是很悲惨的。人的价值已经贱如泥沙，而掌握着人的命运者也已堕落在禽兽之下。”[18]

又说“清代文字狱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几乎无事的悲剧’.看来实在是必然的。上面是皇帝，手下跟着一批奴才，老百姓全是虫蚁，被随意捉来玩弄，像猫逮住老鼠一样.并不立即干掉，只是尽情摆弄，直到尽兴时才一日咬死，还得赶在他剩下一口气之前。”[19]

这样的评论确实很精要。明代太监和锦衣卫始终只是少数，大部分时间掀不起什么风浪，而到了满清统治下，则几乎人人都化为太监，人人成了锦衣卫特务，而这样说，似乎还侮辱了明代的太监与锦衣卫，因为从疯狂暴虐，神经错乱，以及想象力丰富的程度来说，他们还实在不能与满清统治下的这些臣民，这些奴才走狗相媲美，不能望其项背。

除了我们上面部分论述的乾隆康熙时期的文字狱情况之外，这种恐怖黑暗的情形，也可以从当时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的记载那里窥见一斑。

“他（指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闵镇远）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慎之慎之’。”[20]

“在这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气氛中，朝鲜人敏感地察觉到一种学术和思想的窒息，他们很形象地记载了清人的谨慎小心。比如，前引王鹄亭与朴趾源说了‘禁书事’后，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笔谈的纸撕掉，免得留下违碍的证据；潘庭筠听到洪大容锐‘宫中大事’，就大惊失色，‘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他承认自己是‘平生怕死之人’，但是就是这个自称‘怕死’的人，却写下了一句‘茫茫宇宙，舍周何适’。但是，当人问他这句话的意思时，他又转回来锐:‘此乃草率之语，大指亦不过谓中华乃万国所宗，今天子圣神文武，为臣者当爱戴归依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国朝也。’这番言不由衷的话让洪大容感到‘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

“朝鲜使者在和中国学者笔谈时，发现汉族文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常常是很犯忌讳的事情。《蓟山纪程》卷三纪载，江西人王庶绩与朝鲜使者徐长辅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是干犯律例的，‘生于斯，长于斯，即得受此一番拘束’，而且在笔淡中，凡是‘其稍涉忌讳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他们尽可能不留任何证据。比如，在和周应文讨论衣冠式样的时候，因为把‘明朝’字样‘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个姓蒋的六十岁老监生就在看后立即毁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汉人之畏慎每如此’。而朴趾源更明白地总结说，清朝皇帝钳制舆论的用心良苦，而汉人深自掩饰的心思也相当深刻，凡写几行文字都要‘铺张列朝之功德，感激当世之恩泽’，常常‘开口称颂，举笔谀佞’‘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所以‘汉人之心苦矣’。”[21]

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强制性的颂圣中，颂圣从强制变成了习惯，从被动变成了主动，从难受变成了欣然，从恶心变成了舒服，于是谎言也就变成真理，于是人们真以为自己歌颂的那个对象是所谓的圣人明君，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什么繁荣盛世！

当时间流逝，康熙乾隆时代的人都死掉了，后代人没有亲身经历，就更把谎言信以为真，不再分辨那些颂圣的言辞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

可以说，如果把康熙，乾隆这类禽兽皇帝放在明代那样开放的舆论环境下接受考验，那么他们比起明代最糟糕的皇帝，所能得到恶评，应该多百倍千倍。



然而，现在我来说清朝所谓最好的皇帝都比明代最差的皇帝都要糟糕，人品都要恶劣，我岂非要被大多数人视为疯子，视为偏激？尽管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

把公认明代最糟糕皇帝之一的明武宗和康熙乾隆比较一下：明武宗可以说动受掣肘牵制，远不能如意；清朝的康熙乾隆基本是随心所欲，想出游几次就出游几次，想建造多奢华的游乐场所就建造多奢华。

明武宗的行为在当时就受到大臣们肆无忌惮的非议抨击乃至丑化夸大，即便试图用廷杖来惩戒那些阻止他的官员，结果也依然不奏效，相反，那些受到惩罚的官员成为舆论的英雄，道德的楷模，他们的行为更被推崇，乃至起来进谏皇帝的人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继，成为风尚；而在清朝康熙乾隆时期，那些试图劝谏皇帝的人，不但没有好下场，而且被羞辱的无地自容。

从这两点不同来说，应该讲是明朝的皇帝权力更受限制，明朝的大臣人格更独立，明朝的舆论更自由，是明朝的优越进步的地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两点，丑化明朝皇帝的言论可以毫无阻碍的宣扬传播，而在清朝那里，只有阿谀颂圣的言辞才能保存流传。结果反而造成了，在一般愚人那里，同样性质的行为，程度要轻得多的明武宗被评成荒淫无道，而程度要严重得多的康熙乾隆，自然还是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圣主。

在满清的屠刀下，不要说皇帝暴行，恶行的充分揭露，就是一些正常的批评，建议都难以存留；不要说对满清社会黑暗丑陋的彻底批判，就是稍微对所谓的盛世有些异议，结果就是家破人亡。人们战战兢兢，觳觫发抖，恐惧不安，惟恐说的哪句话，写的哪个字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除了颂圣，还是颂圣，别无选择。

明代在皇帝的同时代，各种丑化攻击的皇帝的言论就可以自由散布流传，甚至直接呈送给皇帝看，而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时期，这类言论一经发现，不仅发布这些言论的人要遭受凌迟砍头，即便仅仅阅读传播，都难逃罪名。

明代不但各种私修史书里可以充满对本朝历代皇帝的批评非议乃至造谣污蔑性质的攻击，就是官修史书比如明实录里也往往充满对皇帝行为的蓄意歪曲丑化，对一些过失夸大渲染；而清代呢，私人修史，自然是清廷主子奴才严厉打击的对象，官方钦定的史书自然更是谎话连篇重重粉饰！

结果因为明代空气更自由，更进步，更开放，更宽容，所以明代被丑化得厉害，因为满清更专制，更落后，更封闭，更残暴，反而被美化粉饰得天花乱坠！

但以上说的这些有什么用？愚人们是不会去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习惯接受的印象究竟如何而已！于是绝大部分人心目中，康熙乾隆依然是英明圣主；黑暗窒息，人民极度贫穷的社会依然被吹嘘成所谓辉煌盛世。而真正繁荣，富裕，宽松，开放的大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却依然是黑暗压抑专制的代名词，是宦官横行，皇帝都残暴变态的社会！

这就是谎言定律的神奇作用！大部分人被愚弄而不知，还自以为对历史很了解，人之可悲可怜，一至于斯！在明清评价的问题上，谎言定律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年笑帅

四、对明清重新评价，尤其是恢复明朝名誉的重大意义
但对于那些不甘心被谎言定律所束缚的人，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头脑不被长期以来一直被灌输的那些东西所误导的人，还是应该大声疾呼一下，必须彻底抛弃原来那些印象，必须对明清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这是不容轻忽的问题，而并非可有可无的事情！

对明清朝的重新评价，所牵涉的并不仅仅是这两个朝代本身，牵涉的更是一系列更为严肃的问题，牵涉到究竟如何评价中国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个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后果，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发展！

对明清的重新评价，不仅仅是不断揭露批判满清的丑恶黑暗，不仅仅是明确明朝与清朝的本质区别，彻底驳斥一切试图把明清合论的做法，更重要的是为明朝彻底正名，彻底洗去泼在明朝身上的脏水，是还原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或许有些人也同意对满清的揭露批判，但一提到明朝，却依然是鄙夷不屑的态度，认为就算明朝比满清好一些，那也好的有限。他们心目里中国的鼎盛辉煌时期应该是汉唐，强汉盛唐才让他们热血沸腾，心神向往。

然而这样的看法，本质上依旧是谎言定律遗毒未消的结果，本质仍旧是在歪曲历史真相，依旧是在为满清这类政权张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事实的分析看，这类看法本身就是建立在长期灌输的成见偏见之上，经不起事实的核验。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文化，科技，思想等等诸多领域，宋明比起汉唐都有着巨大的本质性进步。再从对外的开放以及影响程度来说，汉唐也根本无法与明朝相比拟，从国家保持强盛的时间来说，汉从汉武帝之后就已经衰落不振，唐从安史之乱后更是名存实亡，藩镇割据，而明朝在其接近灭亡的万历时代，依然能出兵朝鲜，驱赶日本侵略者，这是无从比肩的。从弊政来说，汉唐的外戚宦官权臣军阀的势力远比明朝厉害百倍，仅以宦官一项，汉唐的宦官可以废立皇帝，可以直接掌握兵权，明代宦官望尘莫及。至于社会活力，开放程度，明朝更是遥遥领先。

那为什么在事实对比如此明显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依然会把汉唐作为中国文明鼎盛的观念视为金科玉律呢？

这本质上还是长期有意识灌输得来的结果，本质上还是奴性长期积淀的结果！在满清时期，任何对明朝的赞颂都是有杀头危险的，就如黄裳先生所说“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既然当时直接指摘清朝的黑暗有杀头的危险，赞颂明朝同样有杀头的危险，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是批评明朝的缺点，而这种批评的主观动机倒还未必是迎合满清主子，而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视为一种病态的发泄与转移。既然慑于满清屠刀淫威，对当时的黑暗恐怖不能说半个不字，那么从明朝历史中搜罗一些阴暗丑陋处，大加鞭挞，也算是找一个发泄郁闷不满的出口。而在大面上依然不失以前朝之黑暗丑陋来衬托本朝之辉煌圣明，决无危险之虞。

而清廷的主子如康熙乾隆之流在这个过程中还不妨给明朝来一些冠冕堂皇的赞扬，“慷慨”的给几句好评，比如“治隆唐宋”之类，甚至臣子奴才们对明朝人事评价过于贬低的时候，还可以训斥一下，显示一下自己的“宽广”气度，“公正”心胸。当然这只是主子的特权！如果哪个奴才会错了意，真的诚意去赞颂明朝的话，那恐怕一只脚就已经跨入阎王殿了，不落个凌迟的结局，只被砍头就该叩谢天恩了。甚至诗歌里隐约带到一丁半点“一世无日月”“天所照临皆日月”“翘首待重明”“长明宁易得”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当大部分文人学者，乃至普通百姓的注意力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几乎都只能集中在明朝的阴暗缺陷之处的时候，即便所具体列举出来之阴暗缺陷都确为真实，那么这种对事实的一边倒选择性陈述已经构成了对历史真相最大程度的歪曲，已经造成了大部分人对明朝最恶劣的偏见。

对许多人来说，既然赞颂明朝很危险，而汉唐离的比较远，赞颂一下，危险相对小许多。久而久之，所造成的舆论就是，汉唐成了所谓中国文明的鼎盛，而明朝则被贬低的一文不值。

而满清的主子奴才或者现在那些为满清张目的人，也乐见这种舆论的形成。因为按照这种舆论，中国由汉族建立的文明实际上是在汉唐以后，不断走下坡路，不断倒退衰落，不断僵化保守，是已经缺乏活力的文明了。

按照这种逻辑，既然汉族文明已经是倒退衰落的文明，缺乏活力的文明，走下坡路的文明，那么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征服奴役，就不但是罪恶的，反而是所谓的“输血”，是带来“新鲜血液”，侵略无罪，征服有功，汉奸进步的结论自然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了。

或者有些人退一步，承认满清统治的黑暗停滞，也可以顺水推舟，把责任退给汉文明本身，说成是明朝的延续，依然可以为满清的侵略奴役开脱罪责！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为明朝正名，牵涉的不仅仅是明朝本身，而是“究竟如何评价中国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个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后果，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可以说明朝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和枢纽所在，不理解明朝，就根本谈不上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

应该大声疾呼，用事实来击破那些竭力贬低明朝的谎言滥调，来还明朝之真面目！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人民最富裕的时期，即便到了明朝晚期，末期，北方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看看一些明人的笔记，南方依然是繁荣如盛世。

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精神最为自由，思想最为解放的时期。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出产思想家质量最高，数量最多的一个时代！象王艮这样从盐丁出身，而成为天下闻名，世人尊敬仰慕的平民思想家，乃至被称为圣人，更是秦汉以来所未曾有的。东林党人领袖顾宪成曾经这样描绘过王艮以及他在明人心目中地位“弟闻泰州一灶丁，公然登坛唱法，上无严圣贤，下无严公卿，遂成一代伟人。至于今，但闻仰之，诵之，不闻笑之，呵之也。”

由一个灶丁一跃而成为明朝的一代思想伟人巨人，学生弟子遍布天下，甚至其他学派党派（东林党是王学之对立产物，而泰州学派本身是王学的分支，而且走的更远更激进）的领袖也不得不敬佩称赞歌颂，这也是只有在明代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任何其他朝代都是无法想象。

此外如王廷相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阳明这样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何心隐这样的狂侠思想家，高攀龙顾宪成这样的政治思想家，张溥这样的在野政治领袖，戚继光这样的军事思想家，徐光启这样的科技思想家，徐霞客这样的地理思想家，吴有性这样的医学思想家，还有唐伯虎，徐文长，汤显祖，吴承恩，袁中道，冯梦龙等一系列千古流芳的艺术家，还有方以智，王夫之，傅山，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等等明朝社会生长培育出来的人物，群星璀璨，让人眼花缭乱。

为什么明朝如此富有活力生机的社会，却被丑化歪曲成黑暗压抑停滞的社会，这是值得许多人深思反省的问题！

现在的人对明的感情已经太淡薄，淡薄的近于凉血！

现在的人不知道，如果说中国人最应该感谢历史上哪个朝代，那就是明朝。是明朝让中国在经历蒙元侵略统治之后重新崛起，是明朝恢复了中华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审美情趣，是明朝把中华文化发扬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程度，是明朝保留和激扬了中国人的骨气，刚劲之气。对比一下原本同样站在世界文明颠峰的阿拉伯文明，在经受蒙元侵略之后，却没有类似朱元璋一样的人物重振雄风，至今陷于愚昧保守，至今沦为西方附庸的局面，难道我们居然吝啬于对明朝的这一点感谢！



现在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烈士遗民对明朝提出过如此多的批评，但他们对明朝的感情浓烈的似乎任何化学溶剂都无法稀释！

明遗民归庄在明亡后所作的《万古愁》以“混沌元包，却被那老盘皇无端罗唣。生喇喇捏两丸金弹子，撮几粒碎尘铙”开头，磅礴喷洒，淋漓痛快地嘲尽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到明建国以前的历代圣贤帝王，惟独说到明朝的时候，文辞一改嘲虐，倾注了浓烈的感情！

“唯有我大明太祖，定鼎金陵早。驱貔虎，礼英豪，东征西讨，雾散烟消。将一片不见天日的山前山后，洗净得风清月皎；将一番极龌龊不堪的异言异报，生劈开中华夷獠。真个是南冲瘴海标铜柱，北碎冰崖试宝刀。更可喜十七叶圣子神孙，一个个垂裳问道，食旰衣宵。

“谁知道天地变，孽芽萌，生几个翦毛，挟几把短刀，不提防竟冲破了崤岷道。望秦川欃枪正高，指燕云旌旗正摇，一霎时把二百七十年神京生踹做妖狐淖。

“痛痛痛，痛那十七年的圣天子，掩面向煤山吊。痛痛痛，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剑向昭阳倒。痛痛痛，痛那有令德的东宫，生砍做血虾蟆。痛痛痛，痛那无罪过的二王，竟做了一对开刀料。痛痛痛，痛那咏关雎效脱簪的贤国母，横尸在殿阶前，没一个老宫娥来悲悼。痛痛痛，痛那受宝册坐长信的懿安后，只身儿失陷在贼窝巢。我恨恨恨，恨只恨这些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青诰，乌纱罩首，金带横腰。今日里，一个个稽首贼廷，还揣着几篇儿劝进表。更有那叫做识字文人，还草几句儿登极诏。那些不管事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多押在东城奥。夹拶着追金宝。娇滴滴的女妖娆，白日里姿淫嬲。俊翩翩的缙绅儿，多牵去做供奉龙阳料。更可恨九衢万姓悲无主，三殿千官庆早朝，万劫也难逃。”

王夫之在《黄书》也对明朝和历朝做了对比，对明代皇帝做了公正的评价，“明兴，家法忠质，宫廷清洁，无别馆离宫之崇饰，无龙舟、步辇、驰道旁午之游观，无置骑飞舸，千里割鲜、铜狄花石之供，无算车、料产、均输、酒酢、子母责息之利谋，观道尽矣。而贪沿下游。极重不复者，法教不施，而风俗苟简也”[1]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明代的问题不是皇帝太贪婪，或者政府对民间剥削太严重，而是“贪沿下游”，这个“下游”指的是什么？或许不能确切知道，但理解为下层的官员，乃至普通的商人百姓，应该说八九不离十

明遗民王余佑（号五公山人）写的这首诗也可以看出起对明朝深厚的感情

“为避风波镇闭门，安心不说旧朝恩。无端梦起兰根土，自取青山拭泪痕”[2]

明遗民顾梦游说“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3]

冯梦龙在明亡后迅速编印的《甲申纪事》中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上至朝臣，下至普通平民的忠烈之士殉国的事迹，其中有一则是来自他家乡。“吴门许文学琰，字玉重，……欲向贵人求起义不得，号恸求死”，三次自杀，一次投江，被人救起，“投缳门侧”，又被救归，结果“家人进餐，先生怒甚，其嚼瓯咽之，喉肿，绝粒五日，又作一绝而逝”。

冯梦龙为此作了好几首诗以作悼念，其中一句诗是“合眼休言万事空，无穷幽愤郁胸中”[4]

明朝的遗民林古度“儿时一万历钱，佩之终身”，他有诗说“登高空忆梅花岭，买醉都无万历钱”[5]

大学者，大思想家，也是明朝的遗民傅山有诗说“苦楚四十年，矢作崇祯人”[6]

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些在历经满清森严文网之后侥幸保存下来的明遗民对明朝的赞颂之辞呢？又有几个人知道当时人民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呢？倒是对从遗民那里摘录出来批评明朝的文字津津乐道，渲染不已。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被污蔑的最厉害的朝代，被丑化的最厉害的朝代，被糟蹋的最厉害的朝代，但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朝代。

为什么李自成的义子乃至义孙，最后成了拥护明朝最坚定，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力量，为什么他们在南明时期，不再打自己的旗号了，而完全成了忠于明朝的力量。这未尝不是出于内疚，未尝不是出于赎罪！

到最后弹尽粮绝，重重围困，山穷水尽的时候，任何其他功利的想法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当我们说李来亨的茅麓山的时候，他不是作为李自成的孙子，而是作为在整个大陆都已经沦陷的时候，仍旧打着明朝旗号抗清的明军将领，他们是“明军”！
　　甚至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结尾，写到这最后一曲悲歌的时候，反复强调的也不是他们的闯王余部的身份，而是强调他们的明军身份！这其中用意何在，读者自当深思。

不理解明朝，也就不可能理解明末那些遗民，那些抗清烈士的行为和他们的感情！

不为明朝正名，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情，始终不过是玩弄清朝以及他的后继者袁世凯、蒋介石之流尊孔的把戏！

当年笑帅

注意：按我的见闻，以前从来没有人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角度去解释清代人口的病态增长的现象，也从没有看见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般情况下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现象，所以这个猜想应该属于我独创。如果有人要转载这个想法，请注明猜想原创者是杜车别


人口增长的一个经济学猜想
　　
　　作者 杜车别
　　
　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一个企业增加劳动力，要想实行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在其他生产资料不变的情况，劳动力数量增加超过一定限度，就开始出现边际收益递减
　　　　
　　　　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一块田，一个人耕种它，收益是10，两个人耕种收益是20，到第三个人耕种的时候，边际收益就开始下降了，总收益可能就是25，再加第四个人，边际收益更低，如此类推
　　　　
　　　　但企业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不会在边际收益下降的时候，就停止增加劳动力数量
　　　　
　　　　而是一直到边际收益下降到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它才会停止增加劳动力数量
　　　　
　　　　这个时候企业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把这个原理应用到社会总人口上
　　　　
　　　　当一个社会，人们生活越是奢侈，那么增加一个人口所需要的边际成本也就越高，那么增加不了多少人口的时候，边际收益就会等于边际成本，这个时候，人口就不会继续增长，甚至反而降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富裕的国家，人口反而会出现负增长
　　　　
　　　　相反，当一个社会，人们消费标准越低，那么增加一个人口所需要的边际成本也就越低，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口会增加很多很多，直到边际收益下降到边际成本的时候，才会停止
　　　　
　　　　这就是清代人口增长根本的原因
　　　　
　　　　因为大部分人生活水平降低到了最小限度，生活的边际成本被将到最低限度
　　　　
　　　　所以人口繁殖会病态的多
　　　　
　　　　
　　
　　为了更形象的说明问题，还是以耕种一块田来举例
　　一块田，一个人耕种它，收益是10，两个人耕种收益是20，到第三个人耕种的时候，边际收益就开始下降了，总收益可能就是25　，第四个人耕种它，总收益是28
　　
　　第五个人耕种它，总收益是30，第六个人耕种它，总收益是31
　　
　　现在假设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们生活的边际成本是5
　　
　　那么在这块田地上，增长到第三个人，就不会再继续增长人口，因为再继续增长人口，多出来的收益，还不够养这个人
　　
　　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生活的边际成本是1
　　
　　那么就会一直增长到第六个人，人口才会停止增长
　　
　　
　　那么什么是决定边际成本的因素呢
　　
　　一个社会的消费习惯，普遍的生活水准，是决定边际成本的关键性因素
　　在生活普遍富裕的社会，一个人生活的边际成本也就越高
　　在生活普遍贫穷的社会，一个人生活的边际成本也就越低
　　
　　所以在生产资料条件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
　　
　　前者的社会里，人口数量增长率不会太高，甚至增长到某个限度后，会停止增长，甚至负增长，直到生产资料的条件发生根本性进步，才会迎来再一次的人口增长
　　而在后者的社会，人口数量会病态增加，就比如清代的社会
　　
　　
　　明代属于前者
　　
　　明朝时期的杭州“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己，明日又别为计”
　　
　　顺天府的市民也是“家无担石而饮食服饰拟于巨室”
　　
　　山东博平县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里中无老少，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南直隶通州，在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
　　
　　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
　　
　　“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到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如果节俭到极点的崇祯知道他的臣民许多人都比他阔气百倍千倍，不知道做何感想）
　　
　　在服饰方面，明代人的消费习惯的变化也同样惊人
　　
　　在弘，正年间，礼科都给事中周玺就上疏说“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
　　
　　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这样描绘明代商人的富裕程度“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觳，……其富与王侯同也。”
　　
　　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
　　
　　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绔”
　　
　　南通州在万历时期，“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
　　
　　在南直隶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锺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
　　
　　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非方巾”
　　
　　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着云履而白领缘”
　　
　　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甚至连清操自命的寒士也要赶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稠娟色衣，谓之薄华丽，……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琮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
　　
　　“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万历《通州志》）
　　
　　关于明代消费的这部分内容
　　
　　摘录自滕新才著《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明代中后期饮食文化》《明代中后期服饰文化》
　　
　　而清代统治之下，原来消费习惯被打断，从而导致增加一个人口的边际成本急剧降低
　　这是导致清代人口急剧增长的根本原因

这个猜想不仅仅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上清代人口的病态急剧增加的原因，也同样能够解释当今世界的人口现象

一些如西欧，北欧高度富裕发达的社会，其实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增长

而如印度，中国这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反而人口增长率很高

根本的原因是，在西欧，北欧这些国家，增加一个人口所需要的边际成本很高（对这些国家来说，一个人口增长不仅仅是增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而是要涉及很好的饮食，很好的住房条件，很好的医疗保障，很好的教育水准，所以边际成本很高），而在中国过去，以及现在一些地区，增加一个人，仅仅是添一双筷子，只要满足基本的糊口条件就行了，这样导致边际成本很低，所以增加人口从经济学上就成了合理了


以前有人用引进高产作物来解释清代人口急剧增加，其实是片面的，农业产量增加本来是社会富裕的先决条件，也是迈入工业化社会所必须的前提

而清代并没有因为农业产量增加更富裕，而事实上到清末陷入了更赤贫的条件，这也就是因为人口增加边际成本降低，导致大部分人如猪狗一样活着，任何农业产量的增加，都无济于事，因为最后的平衡点是在边际产量等于边际成本

清代人生活的边际成本在三百年的时间内没有提高，甚至反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这是理解清代人口病态增长的关键，也是理解清代经济内卷化的关键所在

75144678

要不怎么说是封建社会呢！

当年笑帅

附录1、奴尔哈赤反明所谓七大恨之荒谬可笑


为了更完整，更充分驳斥那种所谓明朝残酷压迫剥削女真人的无耻谎言，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奴尔哈赤起兵反明时候提出的所谓“七大恨”！

本来只需列举这“七大恨”的具体内容，逐条分析驳斥即可，但事情没有如此简单！如果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可以发现存在着七大恨内容的不同版本，有些版本有具体的出处，有些版本则出处也没有。

一个区区的“七大恨”，尚且流传着诸多不同的版本，这倒真是令人困惑的事情。一些研究档案的学者说“天命三年的‘七大恨’原稿，努尔哈赤在祭天誓师后已焚于赫图阿拉堂子前。天聪元年，皇太极率兵攻至明宁远城下，其致书明守将袁崇焕，言及兴师之由的‘七大恨’原文，也早焚于战火。现在存留于世的，是天聪四年后金军队打到北京城下，在返回东北时，为安抚民心而刊布的‘七大恨’谕民榜文。因前几次‘七大恨’原文已经毁失，其后都是追忆写成的，所以各版本文字不完全一样，但内容都大同小异。”[1]

真是如此，那倒也可以理解。但是只要稍微比对不同版本七大恨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存在明显的粉饰，实际上各版本的异同远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文字上略有出入，大同小异，恰恰相反，存在着很巨大的区别！



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写过一篇考证的文章《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2]，几乎列出了关于七大恨的所有可能的版本，这里不妨列举一下

天聪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乾隆四年间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老档秘录》中《太宗与袁崇焕书》中提到的七大恨、《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丙子文》中提到的七大恨、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中所记录的七大恨、北大研究所所藏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之七大恨

以上七个版本中，前四者之间，一致性比较高，意思大体接近，只是在某些用语名称上有出入，确实可以算作大同小异；而王在晋所记录的七大恨，则过于简略（类似明实录中的相应记载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并非直接出于后金自己颁布的文献，不足深论。剩下的就是天聪四年木刻榜文原件所记载的七大恨，恰恰是这个榜文中记载的七大恨与清修的实录及满文老档中的内容实际上有很大不同。而孟森通过考证后认为，这个榜文中所记载的七大恨内容最接近于奴尔哈赤起兵反明时的原状，而其他清人档案实录中所记载的七大恨都已经过清人刻意篡改，偏离当初原貌很多了。

孟森的理由是“此（即榜文）为天聪间追述天命年事，然告天七恨之文，以此为最近原状。七条事实，皆太祖时事，且皆万历四十六年以前之事。如末条以萧伯芝蟒衣玉带为恨，后来太觉其无谓，至天聪九年作实录即已改之。文中译名，皆与明代记述中相合，至修实录，多所改正”

“榜文乃告当时关内外军民者，至今仍是原件，档案则随时整理。其称满洲国皇帝致书于袁巡抚云云，根本是时，建洲尚未称满洲，尚未有志于做皇帝。至于修实录，备档案，皆与建国号曰清，改用崇德纪元相因而来。故谓老档所载天聪元年之事，即天聪元年原文，事实绝不然。惟天聪四年之榜文，则确为天聪四年所刊布，此则必可信者也”

“萧伯芝之来建州，乃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四月之事。四十六年太祖填砌七大恨条目，偶指一近事凑数，不甚计其事之轻重，以天朝来使之倨傲，与杀其父祖并列，固一时草草之文耳。自此距十一年而为天聪四年，其时边民所见闻十一年前之建州七大恨之书，当时再见，必为大致相同。故萧伯芝一款仍在文内。其决非事隔多年，反添入此不关大体之事，谓可增高其仇恨也。特天命四年之原文有此，此时未暇改窜，其后修实录时改定老档，乃将七大恨润色，遂成清代各记载中之七大恨。若谓天聪元年已改定七大恨文，而四年木刻榜文，反添入多年前一不重要之事，无论事理失伦，抑亦为记忆所不注及也”

从孟森的论述来看，天聪四年后金政权自己颁布的榜文留存至今的原件中所记七大恨内容，最接近原状，当属无疑，而其他各种经过满清统治者修订整理的史料文献如《满文老档》，《清实录》中的记载都应该被满清篡改过，也是很清楚了。

我们不妨把榜文与乾隆四年间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关于七大恨的内容都摘录出来对比一下，看看究竟存在什么区别，为什么清朝统治者要进行这种修改，原先奴尔哈赤的七大恨中究竟什么是被后来满清统治者当成是见不得人的。

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之中“七大恨”的内容如下：

“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

“癸巳年，南关、北关、乌剌、蒙古等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仰庇皇天，大败诸部，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迁入内地，赘南关吾儿忽答为婿，南朝责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复置故地。后北关攻南关，大肆掳掠，然我国与北关同是外番，事一处异，何以怀服，所以恼恨二也

“先汗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见疑，故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后沿边汉人，私出境外，挖参采取。念山泽之利，系我过活，屡屡申禀上司，竟若罔闻，虽有怨尤，无门控诉。不得已遵循碑约，始感动手伤毁，实欲信盟誓，杜非有意欺背也。会应新巡抚下马，例应叩贺，遂谴干骨里、方巾纳等行礼，时上司不纠出口招衅之非，反执送礼行贺之人，勒要十夷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所谓恼恨者三也。

“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我两家构衅，南朝公直解纷可也，缘何助兵马，发火器，卫彼拒我，畸轻畸重，两可伤心！所谓恼恨者四也

“北关老女，系先汗礼聘之婚，后竟渝盟，不与亲迎。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似此耻辱，谁能甘心？所谓恼恨者五也。

“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前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谴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恼恨者六也。

“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文□之间毒不堪受。所谓恼恨者七也。”





我们再来看看经过满清主奴历次篡改修订之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记载的所谓七大恨的内容，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恨之故，是以征之。”



比较《清实录》中七大恨与榜文中七大恨内容异同，主要区别有如下几点，在榜文中，虽然后金分裂分子的狰狞嘴脸已经彰现无遗，以国自称（事实明朝中央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们的分裂），但那时候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先汗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即遵依上命”，“我部看边之人”，“我国素顺”。

而到了满清的《实录》中，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满清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即他们彻底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彻底把自己占领中国的行为看成是外来国家和民族和对中国的征服占领和殖民统治。在这种基础上，倒打一耙污蔑明朝是侵犯后金的边界。

由此延伸的，榜文中七大恨涉及的一些历史内容，也在满清实录中被完全删除，比如明朝制止奴尔哈赤对其他部族的侵略，勒令其退回土地的内容被删除了，以免泄露其本身就是明朝臣民的历史真相。所谓“设碑立誓”不过是奴尔哈赤与辽阳副将吴希汉之间设立的所谓盟誓，根本不是什么和明朝中央政府签定的誓约，这点也被删除了，给人造成的错觉似乎所谓“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是一直存在的一个独立的后金国家同明朝中国之间签定的边境条约一样，而事实上明朝中央政府怎么可能设立这种把边境划到在自己国家领土范围内的誓约，自己国家的领土，自己的人民不准前往，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删除了这么多之后，满清的主奴为了依旧凑满原先所谓的七大恨，也真是煞费苦心，可惜左支右绌，欲盖弥彰。其列出的七条中，第二条是指责明朝“卫助叶赫”，抵御奴尔哈赤杀人抢劫分裂集团的侵略，第四条实质还是指责明朝帮助叶赫，“明越境以兵助叶赫”；第六条还是一样“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第七条呢，依旧如此“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所谓七大恨，倒有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满清主奴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的出愚昧疯狂变态心理，也足令人喷饭。



既然明确了天聪四年的榜文更接近奴尔哈赤所谓七大恨的原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针对其内容来进行分析，看看明朝究竟怎么压迫欺凌奴尔哈赤团伙了！我们且不管这个所谓七大恨真假如何，仅仅从其内容本身来看，大部分内容倒是十足暴露奴尔哈赤一伙人的抢劫杀人集团的实质，以及妄图割裂国土的狰狞猖狂嘴脸。

我们先不妨把第一条放在一边，看看其他几条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如第二条“癸巳年，南关、北关、乌剌、蒙古等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仰庇皇天，大败诸部。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迁入内地，赘南关吾儿忽答为婿，南朝责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复置故地”

这条主要责怪明朝不帮他去侵略残杀其他部族，反而制止其侵略屠杀抢劫行为。从内容来看真是典型的自打耳光，先说其他部族来打他，“南朝休戚不关”，问题是其他部族为什么联合起来打他，如果不是其先行四处大搞侵略屠杀，怎么会其他部族联合起来攻打他一个？而且他标榜“大败诸部”，既然他自己有能力打胜仗，明朝再派军队来帮他打，莫非真是银子多了没有地方花？既然他已经打败诸部，也就是已经得了便宜了，那么他所谓复仇，是复的什么仇？本来就是隶属于明朝，这样到处攻打屠杀其他部族，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为了满足其病态野心，置普通百姓生死于不顾，难道是中央政府授权他这么做的？明朝制止其侵略屠杀的行经，勒令其退回侵略的土地，有什么错？这就是构成其所谓大恨的理由，只能说是强盗集团凶残病态的逻辑

第三条更是无耻之尤，他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什么时候得到过中央政府的承认？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率领的强盗集团私人的领地？什么时候普通汉人挖参采取，就成了公然屠杀这些汉人的正当借口了？他不顾国法，任意屠杀采参的汉人，中央政府不直接让他抵命，就已经是宽大为怀。而其居然还无耻之极的认为“勒要十夷偿命”是“欺压如此，情何以堪”。莫非按照他的禽兽逻辑，任意屠杀采参的汉人，不受任何惩罚，凶手逍遥法外，才是所谓不欺压，看来他已经视汉人的命蝼蚁不如，想杀就杀，这也就难怪他和他的后代在后来屠杀汉人平民的时候表现的如此丧心病狂，肆无忌惮！

第四和第二条一样，还是因为明朝政府帮助其他部族抵御其侵略屠杀的野蛮行径，而让其心怀怨恨。

至于第五条“北关老女，系先汗礼聘之婚，后竟渝盟，不与亲迎。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似此耻辱，谁能甘心？所谓恼恨者五也。”

则是充分暴露了奴尔哈赤其人的流氓恶霸嘴脸，北关老女也即叶赫布寨之女，布扬古贝勒之妹，本来是曾经许娉给奴尔哈赤，但叶赫之所以悔婚，和明朝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奴尔哈赤其人自身禽兽变态行为导致的结果，叶赫布寨贝勒本来是其未来的岳父，结果在一次战争中被奴尔哈赤手下的士兵杀死，这已经是杀父之仇了，如果奴尔哈赤妥善处置，或许彼此还有改善关系的机会，然而此人的行径非正常人所能理解。叶赫希望其归还尸体，本来是正当的要求，就算真是敌人，处于对对手的尊重，既然人杀了，那尸体归还也不妨，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曾经有过婚姻约定。然而奴尔哈赤又表现出丧心病狂，令人费解的残暴，他竟然把布寨的尸体砍成两半，把一半归还给叶赫。如果在这样情形之下，布扬古还愿意把他的妹妹嫁给奴尔哈赤，那恐怕也不是人类所能做的行为了！

如第五条中的“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是事实的话，那给奴尔哈赤扣上一个欺男霸女的恶棍帽子，应该不算冤枉他，他自己娶不到的女人，居然用武力威胁，让其“不敢轻许他人”，真是“我得不到的东西，也绝不让别人得到”的禽兽心理淋漓尽致的表现。布扬古的妹妹从一个妙龄少女拖到三十岁的老女还没有出嫁，与奴尔哈赤所谓的“不敢轻许他人”大概确实有密切关系吧。

而“南朝护助，改嫁西虏”即便真是属实，那也是明朝政府主持了公道。他的恶棍心理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就因此对明朝产生了仇恨，这只能说奴尔哈赤此人心理极端变态畸形，而决非是明朝政府的过错。

至于这第六条，“前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谴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恼恨者六也。”也即对应《实录》中的第五恨“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

也还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事实真相是这些土地原本是属于哈达辖区，奴尔哈赤的抢劫杀人集团，不遵守中央政府约束，侵略攻灭哈达，已经是属于违法作乱行为。对于他妄图把这些土地归为己有，明朝政府当然不可能予以认可，否则岂非鼓励放纵其肆无忌惮进行侵略屠杀的行径？

最后一条萧伯芝，更属荒唐可笑，暴露的只是奴尔哈赤其人心胸极端狭隘畸形的病态心理，就如前面引用孟森所说“末条以萧伯芝蟒衣玉带为恨，后来太觉其无谓”，“太祖列入七大恨中，亦自觉无事生事。后各本皆删此条，而析别条以足其数”。其实说完全删除也未必确切，但说修改后的版本里，隐没具体姓名，含糊其词了事，应该没有疑问。



纵观以上所说，除了第一恨以外，其他几条几乎都是明朝政府履行中央政府的正常职责，制止奴尔哈赤集团四处侵略，抢劫屠杀其他部族，滥杀无辜的行为，维护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正当利益，，这其中也包括维护那些不不属于奴尔哈赤团伙的女真人的生命财产，如果把这些行为说成是所谓民族压迫？那么今天中国中央政府打击地方分裂势力，制止东突藏独的暴行，是不是也可以被描黑成民族压迫？这样的逻辑显然是极端无耻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七大恨中所谓的第一恨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第一恨也即奴尔哈赤父祖，塔克世、觉昌安被明军所杀的事情。从表面上看，这一恨似乎可以站出脚，但实际上只要稍微看一下历史，这第一恨同样是奴尔哈赤为了实现其分裂野心，而编造罗织的借口。

塔克世、觉昌安是被明朝军队在平息当时抢劫杀人团伙王杲（此人也是奴尔哈赤的外公）及其子阿台制造的叛乱时被误杀的。当时明朝政府就此事进行了道歉，并进行赔偿，还让奴尔哈赤继承了祖职，应该说明朝政府的做法已经是相当负责了，即便现代国家如果发生此类事件，所能做的充其量也不过如此。而且从当时奴尔哈赤的表现来看，他也完全接受了明朝对此事的处理，甚至在以后他还用明朝对他祖、父误杀进行的道歉赔偿在其他女真族势力面前进行炫耀。另外直接导致觉昌安、塔克被误杀的是李成梁父子的军队，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奴尔哈赤不但没有表现出对李成梁父子的不满，反而相当巴结讨好，甚至有传说他当过李成梁的干儿子。

然而到了三十多年之后，奴尔哈赤居然又以此事作为仇恨明朝的理由，这只能说其为人毫无廉耻信义可言，当然也可以说这种人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本来就是不择手段，没有借口尚且要编借口出来，更何况有这么一个涉及父祖被杀的借口呢。

当年笑帅

附录2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内容部分摘录[1]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

    但是，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早已和过去不同了。顺治十三年(1656)，坪麟大君李*出使清国的时候写《燕途纪行》，回忆二十来年前在清国当人质的屈辱，把自己想象成身陷匈奴的苏武，而把大清帝团想象成匈奴，说自己“空抱苏武之节牦，日望上林之归雁”。顺治之后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这些朝鲜人仍然怀着这种心情，不时笔下就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和对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怍中华

一 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明帝国的全面认同
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多人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这种严肃的历史著作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封神宗再造之恩的感榭，对万历皇帝的这种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其实，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曾经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的《感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

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

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



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团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

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

……

同一年（1636），在大清使臣的要挟和大清军队的武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洪翼汉，以及李璧求、李景奭等等，先后上疏锐，“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他俩觉得，如果承认大清的大号，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鲜尊我为天子”，朝鲜国王将“何面目立天

下”。

……



仅仅就是这些历史记忆，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国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痛心疾首，觉得“天朝”的崩溃仿佛是“文明”的消失。为了表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

……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嬗变的申泽(1662一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二 鸠占鹊巢：朝鲜人对清廷的鄙夷与偏见
……

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

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年），……朝鲜方面派使臣郑载嵩前往礼部呈文，但是不仅“胡皇大怒”，礼部还指责朝鲜呈文中有“狂孛”之处五，居高临下地申斥，使得朝鲜方面感到相当耻辱，……这一年的十一月，国王为平息这些愤怒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赏有深意的话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

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

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康熙五十一年即朝鲜肃宗三十八年1712)，这种耻辱感依然如故，都提调李颐命在上札中，不仅去掉康熙”年号，并且提到“万历二十一年为我宣庙癸巳……神州陆沉而国耻莫雪，皇朝蓄物，无一存者。而束征峙遗迹，获睹于百年后，岂非深悲而宝惜之者乎?……呜呼，我国于皇朝，毋论其三年臣事之义，若神皇之倾天下之力而济属团，自有天子诸侯以来所未闻者”。在他的札子中可以知道，不仅当时的朝鲜团王对于大明“设坛而岁荐香火”，而且孝庙“亲见天地之崩裂，日夜腐心，实有虽百世必复其仇之义”，所以他建议，等待时机，“以待天下之有变，庶可以洗此耻，复此仇”。也许，朝解人的历史记忆格外深厚，对于荣也罢，辱也罢，他们都记得特别牢，直到雍正年简，松窩处士安命夏(1682一1752)出东门渡看到清团征服朝鲜后所立的石碑，心里仍然很激荡，“清国颂功之碑，而我宗社侮辱之处”。他觉得，朝解当时的这种屈服真是不应该，因为已经违背了孟子所说的亘宇宙而维持人纪的“大经”，所以，他痛哭流涕“我东方堂堂礼仪之国，岂知一朝沦腥膻事夷狄”，而这个“夷狄”现在却占据了地理上的“中华”，而且一占就已经八九十年。

……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

不仅是朝鲜的官员士人在上书进言中表达着对清皇朝的愤懑和屈辱，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家也在表达着对这个新宗主国的轻蔑和鄙夷。在朝鲜当时对明清之际历史的记载中，尽管李玄锡《明史纲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祯十七年(1644)，把崇祯去世、北京陷落和顺治元年当作明代的终结，这好像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汉谦进呈李玄锡《明史》的时候，却在稿末说明李玄锡编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这种不承认清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笔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一1773)《明书纂要正纲》就直指李玄锡的做法有不妥，他将明史从明太祖写到永历十三年(1659);赵徹永《续明史》也纪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即清军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在序中看出，他相当重视华夷之说，并站在南明的立场上，以南明为“我朝”，以清朝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续史略翼笺》也同样把明史写到永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开说，“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国”。此外，李锡佑(宪宗、高宗时人)的《芊园家势续通鉴》二十三卷(记宋太祖至明永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纲目》之第十卷(记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都不认同1644年顺治元年作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标志却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统政权。所以，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鲜奉清正朔百余年后，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南明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三 试看寰中究竟谁是中华?朝鲜使者对清帝国文化的观感
……

我在朝鲜的《燕行录》和日本的《华夷变态》等等文献中看到的，就是渐行渐远的东亚，日本、朝鲜和清帝国，从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识的过程。所谓“东亚”原本在华夏文化基础上的认同的崩溃，那三百年间渐渐互不相识与相互鄙夷，体现着这个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以乾隆年间的几部《燕行录》为例，说起来，这是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从这个兴盛和平静的时代底下，看到了另一个已经不再“中华”了的帝国风景。



……

康熙二十五年(1686)，吴道一就分析锐，清人入关以后，汉族人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局侏漓之俗，渐染羯夷之习，虽有高世之姿，绝人之才，终于夷狄而止耳”。四年后到达北京的徐文重，就说得更清楚，北京“近世以来，虽为帝王之都，与夷狄迭代，人心风俗已成习性，自舆中土不同”，直接把风俗之坏归咎到了蛮夷当政，道德渝丧上。所以，一个叫徐长辅的使者回答汉族人刘绍叔的问话时，就坚定而自负地说，“敝邦则只遵《礼记》、《家礼》及朱夫子礼训耳”，但是，相比之下，刘绍叔却小心翼翼地回护现实，说应当“循时而行”，要遵“时王之制”，还说“《大清会典》昭若日星，率土皆所奉行”。在这一点上，朝鲜和清国文人对于“经典”和“传统”的态度差别已经判若云泥。

因此，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四 斯文之厄:朝鲜人眼中的清代学术
他们还发现，就连清帝国的学术，也已经不那么“正宗”了。李德懋观察得很仔细，他发现明代嘉靖年间塑孔子像，还“甚得其正”，但是，到了清军人关以前，满人所塑的孔子像，“皆薙发左衽，天下之大变也。……康熙朝，道州周元公后裔，逋官穀，知州枷锁，濂溪书院元公塑像，督徵之与今时孔子像薙发左衽，俱为斯文之厄会”。塑像的变化仿佛象征着学术的沦丧，他们觉得，清朝的读书人好像对孔子之学，特别是正宗的宋明理学并不那么在行，封儒家学者的著作也不那么尊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在途中看见乡塾，就问学童说，你们读书，以什么书为先。学童回答是《三字经》。接着问，你们教朱熹的《小学》么?回答是“即今皇帝以为，《小学》中语皆经史之锐，既读经史，则不可又读此书，禁天下不得学习矣”。这使得极端尊朱的朝鲜人闵镇远相当不以为然，觉得真是“可怪”。那个时候，这种诧异和蔑视似乎很普遍，一个叫做韩元震(1682一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虽然很客气地推测说，“天方以中国弃之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学术的正宗所在了。他锐“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其初为夷狄也”，因此，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当年笑帅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时清帝国的学术确实在高压和诱导两面钳制之下已经变得很糟糕。他俩察觉到，一方面，那个时候的学术已经开始转向考据，正宗理学已经变为空洞的意识形态而失去了人们的兴趣，正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三次出使清帝国，与纪昀、李鼎元等学者都有交往的柳得恭看到的，“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当时在北京的书肆里，竟然连《语类》等朱子学的书也没有，纪昀托人为朝鲜人购这些书，还要到南方去订购，“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忽至今”;另一方面，这些还剩下表面的理学也已经腐朽，他们对于自我标榜理学的人有名无实，很不以为然，讽刺地说当时清国的理学家，“先骂二氏，自以为理学者，此习不知创自何典，夫理学贵于躬行实践，若虚诋二氏即为理学，则卑贱矣”。②这种“理学”，在朝鲜的文人看来，不仅不是士人修身养德的学问，不仅来历并不纯粹，而且还是官方设下的学术和思想圈套，比起朝鲜本国坚定的朱子学来，不啻云泥之别。所以，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纪》里面说道: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



……

当他们发现清国的文人讨论《春秋》居然不遵朱熹的说法，“终不提论华夷内外”时，就故意挑出来质问说，“文固可佳，而但孔圣之所以作《春秋》，专为上下之分，内外之别而作也，今无此等语，可谓失旨矣”。

……

在这些朱子之学立场坚定，而且对于真理在握相当自信和自尊的朝鲜使者面前，一些立场不那么坚定的清人，多少有些愧歉与尴尬，像严诚(1732一?)就向洪大容坦率地承认，“近时经学荒芜”;潘庭筠(1742一?)也在洪大容的追问下，一面承认“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一面打个圆场，讪讪辩护说，“然天下尽有潜心圣贤之学者，非俗儒之概例也”。

五 旁观者清:朝鲜使者对清帝国华夏文化堕落的冷眼观察
“旁观者清”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汉人人可能还在“当局者迷”的时候，朝鲜人冷眼看去，发现了这个地理上的中华帝团在思想和学术世界上已经是千疮百孔，程朱理学本来应当是坚定的信仰，现在却成焉了表面的文饰。徐浩修就锐，他在热河观察了好些天，“但见伶优角抵为一大事，未闻儒臣之晋接”。这个本来是儒家学说发源地的帝国究竟为什么儒家学说如此荒废?开始他觉得很奇怪，渐渐地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这是因为，帝国的当权者对于这个原来属于汉族文化正宗的思想学说，多少有着疑虑和畏惧。因此，一方面采取了占用真理制高点的方法，抢先接过朱子的学说以堵住汉族士人的嘴，前引朴趾源的括后面就说到，清朝官方尊朱子之学，开四库之馆，使得士人之中，“其豪杰敢怒而不敢言，其鄙佞因时义而为身利。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另一方面，则采取钳制的高压手段，以文字狱来威吓读书人。

……

当遇到读书人的时候，柳得恭就询问，顾炎武、屈大均、魏禧的害是否被禁，顾炎武的书里有崇祯十七年以后也作崇祯若干年的字样，是否遭禁?当他们发现清帝国的文人常常有意避开吕留良的话题时，偏偏就要反覆询问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如何如何，吕留良的学问如何如何。像洪大容明明听到翰林检讨彭冠说，清帝国当代宗匠是陆陇其和汤斌，却偏偏要提“吕晚村何如人”、“吕晚村文集有无”这样敏感的括题。①朴趾源明明知道在清帝国禁书本是朝廷禁忌，却偏要向一个中国读书人王鹄亭反覆询问，王鹄亭只好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比岁禁书该有三百余种”，包括顾炎武、毛奇龄、钱谦益等。在这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气氛中，朝鲜人敏感地察觉到一种学术和思想的窒息，他们很形象地记载了清人的谨慎小心。比如，前引王鹄亭与朴趾源说了“禁书事”后，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笔谈的纸撕掉，免得留下违碍的证据；潘庭筠听到洪大容锐“宫中大事”，就大惊失色，“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他承认自己是“平生怕死之人”，但是就是这个自称“怕死”的人，却写下了一句“茫茫宇宙，舍周何适”。但是，当人问他这句话的意思时，他又转回来锐:“此乃草率之语，大指亦不过谓中华乃万国所宗，今天子圣神文武，为臣者当爱戴归依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国朝也。”这番言不由衷的话让洪大容感到“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



①见《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册。就连日本人

也常常试探清人的反应，说在理学方面，清国人崇拜陆稼书很自然，虽然“吕晚

村(留良)卓识，盖出陆(稼书)之上，然吕，明代人，非贵朝之人”，于是，清人柳

桥只好尴尬地承认说，吕留良‘归我而不臣，故书籍，我朝弃禁而不观”，所以他

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陆稼书为“道学第一”。冕《江户时代漂着

唐船资料集》二，页101。





这当然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朝鲜使者在和中国学者笔谈时，发现汉族文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常常是很犯忌讳的事情。《蓟山纪程》卷三纪载，江西人王庶绩与朝鲜使者徐长辅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是干犯律例的，“生于斯，长于斯，即得受此一番拘束”，①而且在笔淡中，凡是“其稍涉忌讳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他们尽可能不留任何证据。②比如，在和周应文讨论衣冠式样的时候，因为把“明朝”字样“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个姓蒋的六十岁老监生就在看后立即毁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汉人之畏慎每如此”。③而朴趾源更明白地总结说，清朝皇帝钳制舆论的用心良苦，而汉人深自掩饰的心思也相当深刻，凡写几行文字都要“铺张列朝之功德，感激赏世之恩泽”，常常“开口称颂，举笔谀佞”“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所以“汉人之心苦矣”。



于是，他们把这种文化史的变迁归咎于国家统治者的种族变化，他们相信，这一切是因为帝国的主人不再是汉人而是胡人，所以，文化血脉已经不再钝粹正统，而是已经彻底没落。尽管他们也承认清国“其御人之术决非等闲之人”，统治相当有效率，然而清皇帝毕竟是“胡”，人主中华后“视天下为逆旅，城池、台观任其颓毁”。可是，令他们长叹的是，汉人很容易忘本，“且此人入定已久，无一思汉之态度，衣服之短窄，腥秽之同器，已成胡风，使真人复起，促难变其蓄染之污，而江北之风，必尚胡俗，可胜痛哉”。这种文化的一长一消中，他俩在汉族读书人面前便常常显得理直气壮。嘉庆八年(1803)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在《燕行直指》里记载，因为朝鲜人常常在翰林庶吉士聚会的地方，以笔谈的方式质问:“以圣贤后裔，何忍甘心于薙发从宦乎?”这话说得众人“皆赧然面素，漫漶以对”，只好以后不准朝鲜人再进入这个地方，免得大家“难安于酬对”。



这种尴尬常常有，汉族文人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写出一些犯忌讳的文字，但是这只是下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话头，一旦被朝鲜人看见便总要追根究底地打探，像洪大容看到潘庭筠的朱卷中有“茫茫宇宙，舍周何适”，就觉得他是写民族正气，于是向他表示敬意。可是这番敬意却吓得潘氏“变色良久”，反覆解释锐，“此乃草率之语，不过谓中华乃万国所宗，今天子圣神文武，为臣者当爱戴归依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国朝也”，害得自觉发现汉族正气的朝鲜使者多少有些扫兴。所以，道光十二年(1832)出使清朝的金景善就直截了当地封着众人说:

‘自生民以来，未有薙发之天子也，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禛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薙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观焉?此乃第一等义理论也。’

正如朝鲜人相当自信的，“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朝鲜人再也没有必要认为，文化中华仍然在清帝国了。

六 明朝后无中国”:17世纪以后东亚还有认同吗?
在相互的对望中，可以看到彼此难以自我发现的死角，更可以看到彼此不同的眼光和立场朝鲜使者的清国行就正可作如是观。前面我们说到，在《燕行绿》中体现的朝鲜人对于明代明的固守与对清帝国的蔑视，奉明朝正朔而不用清之年号，坚持穿明代服装，自称中华而指清为蛮夷等。其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一方面又使当时中国人看到朝鲜人之后，不由有故国离黍之思，刺激了汉族历史回忆这是一个历史的大题目，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在丰臣秀吉发动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后的朝鲜，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中华的文化认同姿态，东亚诸国对于清帝团的这种看法与转变，究竟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和思想?



近来，很多学者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学者都好谈“亚洲”这个话题，有时候，“东亚”作为一个和“欧洲”或者“西方”对应的文化共同体，似乎也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可是，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恐怕只是17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对于中华，确实还有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是“广被四表”，曾经让朝鲜与日本感到心悦诚服，而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这种众星拱月中洋洋得意。朱元璋刚刚重新建立汉族王朝的峙候，他曾经锐“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团，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遇表诚敬而已”，在这种看似竟宏大量的括藉下面，是天下归一的自信和俯蛮蜜夷的傲慢。

……



朝鲜使者出使清国峙，他们很清楚这到一个文化不一样的异国，“衣冠非我也，语言非我也，风土非我也，形形色色，触境可骇”，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乡人，所以才会“异乡逢辰，客心凄凄，土炕寒灯，归梦忽忽”。



显然，17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已经分道扬镳了，在以后的几百年中，人们观念世界中，哪里还会有什么“东亚”(或相当于现代所渭“东亚”的地域认同)，那个在汉唐宋时代可能曾经是文化共同体的“东亚”，已经渐渐崩溃，而现在一些人期盼的新文化共同体“东亚”，恐怕还远远没有建立。

当年笑帅

附录3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摘录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 2005年第10期





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一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而麟坪大君李洽(1622一1658)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李《燕途纪行》中，《燕途纪行》下，P221，234）



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120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满清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筠看见洪大容“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满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这一年（康熙五十一年），闵镇远(1664一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人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着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着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慎之慎之”。

20年后，李宜显(1669一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忝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



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人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筠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筠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参透这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一?)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着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裳债，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口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又过了20年，李遇骏到中国来，看到从正月到三月处处演戏，男女老少争相施舍钱财，他就想像说，演戏虽然浪费，但是“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着汉族故国离黍之思，这些“中华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唤起人们的前朝记忆。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徐浩修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觐的时候，换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便明知故问:“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这本是安南人当时小自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一?)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贪图乾隆皇帝一时恩宠改换衣着，借着评论暹罗衣冠沉痛地说:“清入中国，天下皆袭胡服，为区域之外，自仍旧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唯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



外国使节的服装已经让汉族中国人追忆往事时不免羞惭，而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鲜人也因为穿了汉族传统的衣服而相当自豪。雍正年间，李宜万(1650一1736)到沈阳，一个叫做张裕昆的汉族读书人来与他笔谈，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鲜“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说，这是我们上服，张便羞愧交加地写了“法服”两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礼，这更引起张氏的无地自容，写道:“此是汉礼，如今文庙，则行此礼。”据李宜万说，张氏满脸都是“倾喜歆艳之意”。另一个汉族士人来访，他也一样给他看朝鲜的衣冠，并直接了当地追问道:“先生乃是汉人，见仆等衣冠，想有悦慕之心矣。”这个汉族读书人便用笔写了四个字“不言而喻”



另一个乾隆年间出使清国的俞彦述(1703一1773)，便得意地记载说，“彼人(指汉族中国人)有指我衣服而磋叹者，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汉族中国人大为羞愧，连说“不好不好”。



有时候，审美的习惯并不跟随政治的规训，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还注意到，“(汉人)女人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看法，因为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是对汉族衣冠的坚持。他们自己从很早起就穿汉族的衣冠，并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

……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喜爱，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后，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主体性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是“夷狄之邦”。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乾隆年间，一个叫俞彦述的朝鲜官员来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异制，就说，“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当初彼中有‘男顺女不顺夕之语”，而汉族中国人也常常面对朝鲜人有些气短，觉得自己穿了蛮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鞑子打扮”，自嘲说“我辈独女人不顺”，让朝鲜人俞彦述觉得“可见其有思汉之心”。



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

势”。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满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满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一645一?)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



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柞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着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20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噫!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间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所以，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摧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血腥岁月。

当年笑帅

附录4  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一）》内容摘录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

《黄宗羲遗著考（一）》吴光



P425

始作于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完成于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书名原作《待访录》至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郑性父子在乾隆年间刊刻此书时，始改称《明夷待访录》

初刻乾隆间慈溪郑氏二老阁初刻本

P428

黄宗羲本人著作只提及《待访录》之书名和写作缘由（见《破邪论自序》和《思旧录》所载顾炎武书，并无《留书》之名）



黄百家《犁洲府君行略》只言《待访录》一卷也未言《留书》，邵廷采黄文孝先生传只录《待访录》之名，未著卷数，也未著录留书名，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始著录《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而其书《明夷待访录》一卷，……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毁于火，徵君著书兼辆，然散亡者十九，良可惜也



从上述资料可以推知，第一《明夷待访录》和《明夷留书》，本来是合称为《待访录》的，所以黄宗羲本人著作及顾炎武，黄百家、邵廷等人著作中，只有待访录而无留书之名。后来所以析为二书，盖因其内容颇触犯清廷忌讳之辞，所以刊刻时因为嫌讳而只选择了部分篇章，那些直接犯忌干禁的篇章则未敢刊布，而仅存抄本流传，于是已刻之书被称为《明夷待访录》，未刻之书被称为《留书》

所谓《留书》者，意谓留存未刻之书也。第二，《待访录》的原稿实际上是不分卷的，黄百家谓《待访录》一卷，系指原稿总卷，而非现存一卷，我们从全祖望，黄嗣艾著录中存在的卷书矛盾，正可以看出，待访录从一书析为二书，《明夷待访录》则又从二卷变为一卷的过程。看来今本《明夷待访录》只占《待访录》原书的三分之一，其他都归入《明夷留书》了



第三书名中明夷二字，当系后人所加（写定于郑氏二老阁刻书之时），而其依据则因黄宗羲在《待访录》自序中有自比箕子和“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之叹，其言系从《周易》明夷卦之（）辞演化出来，郑性等人便取了来把《待访录》原名改为《明夷待访录》，其实这种改动，并不一定符合宗羲原意的。



《留书》原稿和抄本，至今下落不明，今宁波天一阁藏冯贞群撰伏跗室书目子部有著录云“南雷黄子留书卷，是亦居传钞本”，但冯氏藏书有一部分已经流散，天一阁所收冯氏藏书中未见此本，北京上海，杭州，余姚等地图书馆也未见此本，唯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南雷文钞》传抄本中有《文质》《封建》二篇，篇名与冯氏著录相合，且注明未刻，当即《留书》之佚文

当年笑帅

第四章、论民族的本质
一、给民族下定义的困难
要给民族下一个为人所公认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安东尼.史密斯说“我们将如何来定义‘民族’这一概念？无疑这是本领域最成问题和争议最大的术语。有些人干脆不对它作明确的定义。查尔斯.蒂利将它描述为：‘在政治词典中最令人迷惑和最有倾向性的术语之一’” [1]

吉尔.德拉诺瓦说“民族是比国家或市场更难以把握的的实体，其难以把握尤其源于看似自然实则难解。民族的重要性虽然容易感知，但却不容易解释。也就是说，在分析和行动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感知和理解这一现象”[2]

“民族是存在的，即使无法对其进行界定，我们知道它存在，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类似的情况还有时间和生命”[3]

“既然，我们已经多次并从多方面看到，任何具体特征（语言、人种、领土、宗教、文化）都不足以甚至也无必要定义一个单一的民族，因为我们就无法定义民族，也因此我们就应该充分考虑民族所具有的这一缺乏实质内容的悖论”[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引用Walter bayehot的话说“若你不曾问起民族的意义为何，我们会以为我们早已知道答案，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5]

南朝鲜的李克灿说“什么是民族或民族主义呢？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给他们下确定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在这个领域里被称为‘最伟大的专家’的海斯也针对其困难不无感慨地说：‘关于爱国主义、民族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的系统研究，至今在任何语言里还不存在’”[6]

如果对于国外学者来说，民族是一个令人迷惑，难以简单定义的概念，那么对于现在还完全依附从属西方学术的中国学者似乎就更是如此了。

台湾的陈煌遥说“民族一词。学者在使用上，呈现相当程度的混乱，杨逢泰先生在民族自决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提到，研究民族主义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若干名词的混淆，而发生释义的困难”[7]

《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一书中说“无论在汉语和作为西方世界主流语言的英语话语中，‘民族’都是有多种含义并存在广泛争议的术语，在中文中，在近代引进和确立‘民族’概念时就存在这一问题，并且突出地表现为‘民族’这一术语同时对应英文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Race”[8]

有些人或许会反问：有这么复杂么？说到民族谁不知道，不就是血缘，文化大致上相同的人群么？有必要故弄玄虚说成这么难以理解么？

但实际上，确实并非这么简单，要说血缘，确实在现实中，一般父母是什么民族，那么子女也就算什么民族，如此看来民族确实由血缘决定，但实际上呢，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血缘并不决定民族，比如中国历史上那些汉化的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迁入中国，取汉姓，汉名，穿汉族的衣服，遵从汉族的习俗，实际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很快就被视为汉族的成员了。如果有人说那是在古代不算数，那么看看现代的情况，中国解放后，第一次民族普查，显然，完全是根据文化习俗以及自我认同来确定，而并非是通过血缘关系的调查，基因测定来决定民族身份，民族分类。

但如果说民族就是文化共同体，那也可以寻出反例，比如有些海外华人的子女，已经不会说汉语，也不按照中国习俗生活，仍旧有把他们作为汉人的情况存在。

如果说民族是文化血缘的并集，也就只要文化和血缘中有一个符合标准，那就属于某一个民族，由此造成的问题是，一个人可以同时算两个民族的，这显然不能接受。而且实际上有许多情况，血缘相同，文化不同的人，被算做不同民族，同样，仅仅文化相同，但血缘不同的人，也有被算做相同民族的。

那么说民族是文化和血缘的交集又如何呢？也即只有文化和血缘都相同的人，就算同一民族；只要文化和血缘中有一点不同的人，那就算不同民族。这也能找出反例。比如说完全是同样的人，文化和血缘没有任何改变，却可以前后被算作不同的民族。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述过这样一个事实：

“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而今天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

“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旗人是什么处境。那时满族人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很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纷纷姓了金、赵、罗，我父亲在天津的家，就姓了金。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多。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外的数目。”[9]

如果说没有解放后的政策，那么建国初期登记的所谓240万满族显然绝大部分都会完全成为汉族成员，而且不会与其他普通汉族有任何不同，并且他们的后代子孙也将被一直视为汉族。同样的血缘，同样的文化，仅仅是因为登记的不同，就可以造成完全不同的民族身份。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民族的就完全和血缘无关，也和文化无关，完全是认同，甚至是自我声明来决定。

相反，在有些情况下，则又是文化和血缘中只要有一点相同，就被算做同一民族，这前面也举过例子了。如此看来说把民族定义成文化和血缘的交集，同样不符合实际情况。

仅仅涉及文化和血缘两种因素，就已经可以纠缠不清，让人莫衷一是。如果引入更多的因素，比如宗教，地域，经济、国家等等，则纠缠得可以更厉害。



在判定民族归属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寻求任何一种客观的标准，却总可以找出实际情况中相反的例子。由此看来，说民族完全是主观决定的，似乎更合适一些，但任何主观的认同，总有一定依据，民族认同的依据又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随心所欲么？那么为什么民族这个语词在政治中，在人们的心理中会显得如此非常突出和醒目呢？为什么吸引如此众多人，如此巨大的注意力，难道仅仅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癖好？它与其他主观认同的群体又有什么不同呢，比如兴趣爱好共同体，比如意识形态共同体，等等。

二、定义民族概念困难的四个原因
要真正把民族这个概念分析明白，首先有必要把造成民族概念理解上的混乱和难以确定的原因弄清楚！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首先这和民族这概念本身的性质有关。我们可以把概念划分成这样两类：

一类是先定义再使用，并且只能严格的在定义基础上进行使用，也就是这类概念的内涵以及使用完全是被定义所决定，所主导的。可以将其简称为“义决概念”，这类概念一般多见于自然科学中，以及社会科学中一些用生造的名词代表的术语。

而另外一类概念，则是先使用后定义，甚至是只使用而无定义，这类概念可以简称为“用决概念”。大量日常用语，非学术使用的名词，以及社会科学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非学术用语的概念，都是这种性质的概念。

对于“义决概念”来说，只要其定义符合基本的形式逻辑规范，比如不要循环定义，不要自相矛盾，不要含糊不清，则其定义的内容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而只存在有用与否之分。被此定义所决定的相应概念，对理论推进越大，则这个概念越有意义，否则可能就意义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而对于“用决概念”，一般来说人们是根据此概念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判断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合理与否，如果这个定义符合这个概念实际使用的情况，那么就认为这个定义是合理的，如果不符合实际使用的情况，就认为这个定义不合理。但一般来说，就算这种概念的定义获得了一时公认，本身还有可能随着这个概念实际使用情况的变动而产生修改。



此外还可以对概念进行这样的分类：

一类是可以给予很明确很清晰的定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完全确定的，这类概念可以简称为“固涵概念”

还有一些概念，则似乎很难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其内涵和外延，似乎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随机性，易变性。而且还不属于多义词的情况，不是说对应概念的词语在不同情况下，含义截然不同，某种语言环境下是这个含义，另一种语言背景下则换一个含义，可以明确清晰区分开来。而是在其不确定之中，似乎又有某种共同的，固定的内核，只不过难以用语言清晰的描绘出来。但当人们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在头脑引起的兴奋区域，或者说脑电波类型，神经脉冲的特点，却是类似的，只有细节上的随机变化。当你试图用一个明确的定义去描绘这个概念，却又发现总有对这个概念的某些实际使用与这个定义不完全符合。对这样的概念，不妨简称为“变涵概念”。

定决概念，必然是“固涵概念”（除非在定义里就容许引入一些随机的，主观的，不确定因素），而“用决概念”里，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变涵概念”。

而民族就是这样一个“用决概念”中的“变涵概念”。这是造成对其下的任何确切定义似乎总有和实际使用情况不完全符合，从而使人迷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但对民族概念理解上混乱和困难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此，对一般的“用决变涵概念”，就算不能给出十分确定的定义，但是通过大量考察其概念实际使用的情况，大致描绘出其指称的对象范围还是容易的。甚至不给任何定义任何描述也可以，只是让人们凭自己的感觉去使用就行了。而对民族这个概念来说，还有一层复杂性。也就是其不仅仅是日常对话，辩论，演讲，宣传中的常用语，而且本身也成为学术范畴内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重要术语和概念，因此对其定义或某种描述的合理性，并不能仅仅看其实际使用情况，还必须考虑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有助于澄清思维，是否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是否能提高思维的效率，如果一味迁就实际使用的情况，结果可能是让人们思维如坠云雾，陷入矛盾，更趋混乱。这种既要顾全实际使用，又要考虑理论需要的情况，更加大了定义和描述的麻烦。



还有一层不得不提的原因就是不同语言里，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困难。错位，混乱，难以完全对应，也使不同国家关于民族以及相关范畴的讨论研究，增加了许多隔阂与误会，错解。要说某种翻译方案完全适合吧，似乎总有太多地方，是无法对应，让人觉得不妥当，不贴切。但要说完全抛弃现有的翻译方案吧，则似乎又找不出更合理的替代方案。这种翻译上的错位也是让人窝火和抓狂的。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引用国外学者相关论述，结果你翻译成为“民族”的那个概念究竟是否能完全对应本国语言中的“民族”概念都是难以确定，让人头脑混乱，不知所从。就比如我上文引用的说明“民族”定义困难的外国学者的话，其本身所说的究竟是否能对应现在汉语里民族的概念，这点就足够争论半天了。

但本质上，这种翻译上的困难与混乱，还是来源于前两个原因，也即民族这个概念自身的特点的结果。从另一角度上说，这种不同语言之间翻译的错位，混乱，难以对应，难以妥帖恰当，恰恰是民族这个概念本身特点所决定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第四个原因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在学术界泛滥的结果，把西方人对民族概念的混乱蔓延到其他地区。这点暂且不详细展开讨论。

三、决定民族归属的“心理认同”的分析
虽说造成民族概念理解上的困难混乱有上面列出的四个原因，但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一步步进行分析。

民族作为一个“用决概念”，首先还是必须考察其实际使用的情况，这是一个讨论的基础。而在实际情况里，判定民族归属最直接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因素就是心理上的认同。当一个人自己认同是某个民族，而别人也认同他是某个民族，那么他不是也是。当一个人自己不认同是某民族，而别人也不认同，那么他也就当然不是，这几乎是毫无争议的。在具体判断民族归属的事件中，心理认同就是终极的依据。

对于心理认同的作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颇有代表性，“他们认为‘民族性’乃是个人的特质之一，不管他们住在哪里，或与谁共居，只要他们声称自己是他们就是。这两项主观标准（集体认同与个人认同）可以跳出先验客观标准的局限，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地域观念纳入民族的定义里”[10]。

当年笑帅

心理认同完全是主观的，这也是为什么判定民族归属标准多变，似乎难以捉摸的原因。但这种主观又并非完全是天马行空，无迹可寻，必然是有一定依据，必定是客观的反映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变形。那么在判定民族归属中心理认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心理认同可以分解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心理认同，也即个人认同；一个是其他人组成的集体对某个体民族身份的心理认同，也就是集体认同。

从个人自己的心理认同来说，有自己兴趣喜好的因素，有利益驱使取舍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民族观），也有生长背景的因素。

以兴趣喜好来说，哪种民族的文化让你觉得更亲切，更有吸引力，你的民族认同可能就会倾向于哪边。

以利益取舍来说，如果某些民族更受优待，享受特殊的好处，或者有些民族受歧视受迫害的情况，有些人可能就会倾向于选择认同那些更受优待的民族身份，避免选择受歧视的民族身份。前面提到满族在解放前后数量的急剧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利益取舍的结果。还有比如中国现行的考试升学制度有对少数民族加分的政策，这也导致一些人出于眼前利益考虑，把认同指向少数民族。

以意识形态来说，个人理解的民族观念是什么，也会影响其民族认同。比如有的人就是认为血缘是决定民族的根本所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民族身份，他们的心理认同也就指向什么民族。而有的人，可能认为宗教信仰是决定民族的根本所在，那么他信仰什么宗教，他的民族认同也就会指向相应的民族。还有的人，把民族观念同国家捆绑在一起，那么国家可能成为决定其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人，就是根据文化归属来决定自己的认同。

生长背景的因素，说的更详细一点，也就是个人生长所处的文化背景，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因素。上面所说的这些兴趣喜好，利益取舍，以及意识形态，本质上都要受到文化背景的制约和影响，当然它们也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否则就不必单独列出来了。



以上说的是个人的心理认同。光自己认同是某个民族，还没有用，还必须别人也承认才行，那就要说到集体认同了。集体认同，关键是建立在关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也就是集体中比较广泛流行或者普遍接受的对民族的认识观念的基础上，比如在某个集体里，认为血缘是决定民族的关键因素，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可能就会直接根据父母的民族身份来判定认同某个人的民族归属，乃至上溯到父母的父母，一直到最早有记录的祖先。而可能在有的集体里，认为宗教是决定民族的关键因素，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可能就会根据个人的宗教信仰来判定某个人的民族归属。当然，还有就是通过文化归属来决定民族了，不过文化归属判定法比较普遍，一般其他的判定，比如血缘，宗教，等也都是配合文化归属的基础来进行。还有的集体里，所谓民族认同，根本无所谓什么血缘，文化，信仰，就是根据表格，你表格上填写什么民族，就当你是什么民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表格认同。



在以上对个体与集体的民族认同的众多因素中，有两项是比较突出，一个是意识形态，具体在这里是对民族的观念认识，更具体点，对民族是什么，怎么样算同一个民族的认识；另一个是文化。本来文化也可以归并入意识形态之中，也即把文化作为民族特征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即便在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意识的情况下，甚至头脑里没有什么关于民族，关于文化的概念的情况下，文化本身也能造成心理上的认同，或排斥。比如古代底层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文化，但如果看见和自己说的语言不一样，穿戴服装不一样，生活习俗不一样的人，自然就会生出异类感，排斥感。相反，对与自己同语言，同习俗的人，则有认同感。这甚至是一种不经过大脑思索，最直观最本能的反应。可见，即便在不作为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文化本身就能促成心理上的认同或排斥，因此，应该把它作为一项独立的因素列出来。

而说到意识形态，也即，理性上对民族是什么，怎么样算同一个民族的认识，则就显示出相当的变化性了。不同的历史经历，不同的思想灌输，都能造成不同的结果。于是有些情况下，血缘因素变成第一位；有些情况下，宗教因素，占上风；有些情况下又把民族概念同国家概念捆绑成一起，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了。

民族由认同决定，而认同又受意识形态制约。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多变性，导致民族不仅是“用决概念”，而且也是“变涵概念”，其内涵似乎随意变化，而难以确定。但如果仅仅是如此，这个问题似乎也就没有办法讨论下去了，充其量也就是说，每个人愿意民族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但实际上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主观意识归根结底还是受客观存在制约，反应客观存在的。

人们之所以会给众多变化不定的内涵，套上同一个名词，用同一个概念，或自以为是同一的概念来表示，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内核是不变的，是共同关注，是真正被聚焦的所在。只不过从原来非语言的客观存在给大脑造成的刺激，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外部环境，不同的约束条件下，激发起了不同的涟漪，大部分人被这变化的涟漪所迷惑，而已经忘记，或者说无法分辨出，真正被聚焦的那个同一的客观存在究竟是什么，真正的核心是什么了。

由于“用决变涵概念”的特殊性，我们要抛弃传统给概念下定义的想法。这里要做的并不是给民族下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使得概念所有的实际使用情况都符合于这一定义。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找出民族这个概念内涵的核心因素，所谓的核心因素并非是民族概念内涵本身，而只是意味着民族的内涵是在这个核心基础上进行变幻。因为有这个核心，民族的内涵才只在一定限度内发散，而不会完全没有边际。而同时民族的内涵又必定不是这个核心本身所完全规定的，因为判定民族归属最终只能通过心理认同来实现，脱离了心理认同，所谓民族就没有意义。而心理认同虽然在一定程度是某种客观存在的反映，但又不可能是完全从属于客观存在，必然具备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不能化简约去的。

当年笑帅

四、从以往各种民族的定义中看民族概念有关的因素
为了找出这个真正的核心，真正被聚焦的客观存在。我们不妨把所有同民族相关，或者有牵扯的，曾经被提到过因素都列举出来，然后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异同，来理清裹缠在民族概念之上的一团乱麻。

当然，我自己列举因素没有说服力，还是从各种关于民族的论著中摘录出一些典型的关于民族的描述来，比较能说明问题。这里我们不再考虑，所引用的国外关于民族的论述中，翻译是否对应的问题，因为既然是被翻译成民族，那本身就说明其至少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与汉语中“民族”相关的概念，其所涉及的因素自然也是相关的因素了。

19世纪上半叶马志尼的民族主义观点“一个民族是或大或小的人类集合体，这些人被某些一致的真实特性紧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真实特性包括种族、外貌、历史传统、文化特点、活跃的性格倾向等”[1]

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

安东尼.史密斯说“对民族的定义可分为强调客观因素的，如语言、宗教和习惯，领土和制度等，以及强调纯‘主观’因素的，如行为、感受和感情等两大类。……强调主观因素的民族定义范例来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它是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成天生拥有边界和至高无上’” [3]

“戴维.米勒自己将民族或他所倾向用的词‘民族性’定义为：‘一种共同体，它（1）由共同的信仰和相互的承诺来建构，（2）在历史中延伸，（3）共同的活动，（4）与特定的疆域相联系，（5）因其特有的公共文化而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别’[4]

“我建议给民族概念下这样的定义：‘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5]

“对沃克.康诺而言，民族是‘相信他们的祖先是相连的人们的群体。它是共享这样一种信念的最大群体’，民族最终是建立在感受得到亲缘联系基础之上的；它的本质是一种在其成员潜意识信念中的心理纽带，这种心理纽带联结一个团体的人民，而又使这个团体的人民有别于其他团体的人民”[6]

埃里.凯杜里“一个民族是一群人，政府通过他们的立法机构向他们负责，任何联系在一起，并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安排的一群人组成一个民族”[7]

厄内斯特.盖尔纳说“当且仅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于一个民族。当且只当两个人相互承认对方属于同一个民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使他成为民族的，正是他们对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承认，而不是使这个类别的成员有别于非成员的其他共同特征”[8]

台湾的陈煌遥说“吾人大致可以认为‘民族’是一群具有共同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文化历史与共同意志的人们所组成的群体，虽然其中诸项的构成要素未必完全具有，但主观因素的隶属意识则为构成民族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因素”[9]

台湾的李贤中“吾人可说：民族是一群居住在同一地理单位境内，有同一血统来源的人”[10]

梁启超“翻译德国政治学家布伦奇里（bluntschli）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重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后此，则或同一民族分居各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格，（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隔阂，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11]

吕思勉“193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说：‘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髓，其同异一望可知。杂居稍久，虽不免混合。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格，其同异不能别之一外观’”[12]

徐杰舜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说“人类学家们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不同的族群能否凝聚成一个民族，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13]

徐迅《民族主义》说“民族是这样一个共同体，民族成员有血缘和人体解剖学的关系，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包括价值观念）和民俗。这是一种人类学定义。……”[14]



纵观以上所罗列的关于民族定义，虽然有许多分歧，但也有许多是共同的，除开主观的心理认同不论，其中涉及的客观或者以为是客观的，有如下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文化，第二是血统，第三是地域，第四是宗教，第五是经济，第六是国家，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提到的次数少，这里就不列了。

许多人在定义中中提到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祖先信仰等等，本质上都属于文化范畴，所以不单独列举。

五、所有“民族”概念的相关因素中最核心因素是文化
为什么一个民族的定义，会牵扯出这么多的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中究竟哪个才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因素。还是说各种民族的定义所列举的客观因素真的是各自独立地决定民族概念的内涵，以至于非要把他们一一罗列并陈，乃至杂烩的搅拌在一起，才能描述民族的实质？

为了要把问题分析清楚，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概念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思维本质上不过是大脑的生理活动，作为思维基础的概念，脱去其语词的外壳，所对应的也不过就是大脑皮层某个区域某种类型的兴奋，某种形式的神经脉冲。民族这个概念也同样如此。

狗看到食物会分泌唾液，如果每次给它食物的时候，都让它听到铃声，久而久之，狗只要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如果让这条狗用“食物”这个概念来对应其大脑看到食物的时候产生的神经脉冲，那么让这条狗给“食物”下定义的时候，它多半也会把铃声也包括在食物的定义里面。并且这种定义，对它来说完全是真实的，是正确的。假如不同的狗，让其进食的时候，给予不同的其他刺激，比如有的是铃声，有的是琴声，有的是强光，等等，那么对这些狗来说就有了不同的对食物的定义

而在对民族这个概念进行描绘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也类似，只不过情况更复杂一点，更高级一点。而其最关键的复杂性在于，即便原本是非必然关联的因素，甚至是想象的虚假的因素，但一旦被混入关于民族的认识之中，那么这个因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通过“心理认同”的环节，就可以从想象的，虚假的的因素，变成了真实的因素，而不能再从民族的内涵化去。



其实我们并不难发现，对民族概念来说，在诸多列举出来的因素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因素是文化。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诸多不同的定义来看，它被提到的频率是最高的，它起的作用是最基础的。

其次，进一步的分析，其他所有在民族概念中涉及的相关因素，本质都不具备独立性，它们实际上都是因为指向了文化，或者某种特定情况下与文化的联系特别紧密，从而让许多人产生条件反射，进而与民族概念产生联系，混入民族概念。

这些因素给许多人的迷惑之处就在于，它们似乎确实和民族存在着密切关系，血缘相近，或地域相近，或信仰同一宗教，或生活在同一经济体，同一国家内的人，他们是同一民族的可能也就越大，而事实上许多被我们认可为民族的群体，其大部分成员也确实有血统上的或地域上，宗教上，经济上的紧密关系。

有许多人正是鉴于此，所以才在描绘民族的时候，把所有这些因素都一股脑列进去，而且还惟恐不完备，惟恐还有所遗漏。

没有洞察诸多因素和民族发生影响的内在原因，没有理清不同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不断机械的并列各种可能相关的因素以求完备，实际上往往导致对概念的认识越来越发散。真正合理的，科学的对概念的描绘，应该是尽可能简洁的，一语中的即可。

血缘也好，地域也好，宗教也好，经济也好，国家也好，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它们对民族概念的影响实际上都不是独立的，都不是直接的，而都是通过对文化的影响，建立了与文化之间的条件反射的联系，然后再通过心理认同的影响来实现的。或者说是在一些人想象中，错觉中这些因素是直接的，而但在实质上，它们是间接的，是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才发生作用。而且即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对心理认同的影响，也都不是必然的，而仅仅是增加或减少几率的或然影响。

比如血缘的影响，对大部分人大多数情况下来说，父母是什么民族的，那么自己也就相应生活在父母所属民族的文化背景，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自然也就逐渐归属于这一文化体系。并且从心理上也认同这一民族身份。

但又因为血缘对文化的影响，对心理认同的影响不是百分之百的，不是必然的，所以其对民族的影响也就同样不是百分之百，同样不是必然的。比如中国古代的一些少数民族，因为其本身文化相当落后，和汉族文化接触以后，倾慕汉文化的先进优越，就主动进行汉化，这样也就使其本身就融入汉族之中了，比如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本是鲜卑族的，但他当政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他说“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吾…………。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很显然，如果按照血缘决定民族的说法，是无法解释鲜卑融入汉族的事实。同样在现代，一些人移民到其他国家，他们的子女的民族身份同样可能发生改变。

再如地域的影响，也是通过对文化和心理认同的影响来实现的。一般来说，在同一个地域上能够形成相同的文化，这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也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一个民族的成员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区。但是地域对文化的影响，同样不是必然的。因为一旦一种成熟的文化已经形成以后，就有相当的稳定性。即使其民族成员移居，游历到其他地区，文化的关键要素可能依旧会保留下来，心理认同也不会消失，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同一民族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区，而同一地区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民族。

最有名的如犹太人，原先很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国家，分布在世界各地，但犹太人仍旧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宗教对民族的影响，同样是通过对文化和心理认同的影响来实现，而并非独立的。宗教本身应该说仅仅是信仰，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但有些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比较强势，而有些宗教比较弱势。比如有的宗教，不仅规定了信徒的饮食，穿着，作息时间，节假日，甚至连审美嗜好，使用的语言文字都受其导向，即规定某一种语言文字更神圣，更鼓励使用，这样的话，这种宗教对文化的影响就几乎是全方位的了，历史上一段时期内的基督教的三大派系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就是如此，现在的伊斯兰教也近之。在这种类型宗教的作用下，原先是同一民族的，可能会分裂成不同的民族，而原先是不同的民族，也有可能融合成同一民族（但融合的难度比分裂的难度大）。而有些宗教，可能仅仅是让人信不信某个神，遵守不遵守某些道德戒律，对文化的实质影响并不很大，这样的情况下，其对民族归属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大了，比如流传到中国后的佛教，以及中国本土的道教，以及近代以来势力被极大削弱的基督教，就是如此。

至于经济，国家政权对文化的影响也都如此，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文化并非是天上掉下来，而本身是从有一定血缘关系或者说共同祖先的人群，以及在一定的地域内形成，并且受到经济因素，宗教因素，国家政权因素的极大作用和制约和引导。关键的问题是，文化从这些因素上生长出来后，本身就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就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就有了自己演变的规律，而并非完全是受这些因素决定，从属于这些因素。就如同人是猴子进化来的，但不能把因此把猴子的所有特征都当成人的特征。同样一个子女是父母生出来的，但不能因此认为子女的才能，品格，习性，爱好都仅仅是父母的翻版。

如果思维肤浅，不能洞察其中的关系，把所有的因素都连锅煮，混在一起，象开杂货铺，不管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展览陈列，那结果就必然是思维的混乱。以前许多人（但并非是所有人）对民族的理解是犯了这样的毛病。

这里对血缘与民族之关系，还有必要多说几句。把文化列为民族内涵之核心因素，可能大部分人会同意，把其他因素看成是通过文化为中介，然后再与民族产生联系，才成为影响民族归属的心理认同因素，可能大部分人也同意。但是把血缘因素完全看成是通过对文化之影响间接与民族发生关系，可能许多人会有所质疑。毕竟对大部分人来说，当提到民族这个概念的时候，最先想到的除了语言文字习俗这些文化因素以为，另一个最直观的联想就是血缘或者说血统因素，从直觉印象来说，血统似乎确实与民族存在直接的联系，而民族文化中关于同一祖先的传说，也是加深了这种印象。

且不说这种直观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种族概念与民族概念的混淆，就算退一步说，真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血统因素同文化因素一样都是对民族概念发生直接的作用，都是直接促成民族认同的因素。那么血统因素的这种直接作用，也不是客观的，稳定，长期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变换不定的，甚至是随机的作用，其实质上的影响依旧等同于那些通过文化为中介间接对民族认同发生作用的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血统上的依据本身又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错觉，幻觉，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对应纯粹血缘共同体的种族概念，都甚至被认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带有文学和政治的含义，无法印证生物学和人种学的观察的结果”[15]

纯粹的种族概念尚且受到如此评价，更何况混入民族概念中的所谓血统因素呢？

又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这种亲缘纽带的信念，以及共同的族群血统神话并非必然，并且通常与真正的生物学血缘和我们所知道的真实历史不相一致。但是在民族主义研究中，重要的不是实情是什么，而是感受到的实情是什么，共同祖先的信念不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性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和不讲理性的成员们的感情基础之上。”[16]

当年笑帅

确实我们可以承认，这种完全建立纯粹心理上，感情基础上的血统因素的影响，但也正因为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它并不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性基础之上，和真实的历史并不相一致，并不是实情的反映，所以这种影响，也就并不具有必然性，稳定性，而是相反，充满了偶然性，随机性，因为，这种“血统因素”对决定民族的所谓影响，也就只能相当于决定运动员射击成绩临场发挥的一些随机偶然因素的影响一样，尽管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但这种影响必然是表面的，非本质性的，非稳定性的。

而决定心理认同的文化因素，则更客观。尤其是文化中的语言文字，在客观性，真实性，更显得真实突出。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统计学大会，更明白宣称，语言是所有决定民族归属的条件当中，唯一可以客观计量和表格化的指标”[17]。因此文化因素对心理认同的影响，具有内在性，本质性，长期性，稳定性”

事实上一些国外学者如安东尼.史密斯给出的民族认同的定义，也正是以文化作为核心因素，“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一词既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理想，也是一个分析性概念。……现在我想对‘民族认同’概念提出一个已被广泛运用的工作定义，即：‘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18]



六、在决定民族的过程中，心理认同与文化归属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所说，民族内涵的核心因素是文化，也可以说民族的本质是文化共同体，但并不等于民族的定义就是文化共同体。实际上民族是由文化和心理认同两点共同来决定，心理认同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决定了民族概念的实际使用，民族归属的实际判别，结果不会总是与“文化共同体”完全重合。

那么文化和心理认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它们在决定民族的重要性，或者说主次关系又如何，还是说完全并列的？

文化是客观的，有语言，文字，习俗，艺术，历史，神话传说，这些可以通过物质载体，具体行为模式，来外在呈现，从而可以被观察被记录。

而心理认同，则完全是主观的，你可以认为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认为别人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如上面引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民族性’乃是个人的特质之一，不管他们住在哪里，或与谁共居，只要他们声称自己是他们就是。”[19]



心理认同与文化在鉴别决定民族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这么来说明，文化是一个中轴，而心理认同则围绕着这个中轴左右浮动，上下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怎么浮动，其围绕着文化这个中轴左右这点却是不变。这并不是说心理认同完全受文化左右，由文化决定，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缺乏自己的独立性！恰恰相反，心理认同确实受到除了文化以外，相当多其他因素的影响，确实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会产生种种浮动变化，但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文化是最根本的因素，或者说引力最大的因素。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一个射击运动员，他每次射击的成绩不可能完全一样，相反受到许多因素的左右，比如场地条件，当天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气候因素，器械因素，观众的干扰情况，以及其他种种可能的因素都会影响他当天的发挥情况，但是无论有多少因素的影响，他的射击成绩长期来看，是围绕着他自身的射击水平能力上下浮动的。

那么在我们现在分析的情况中，民族就相当于射击成绩，文化共同体就相当于水平能力，心理认同就相当于每次临场的发挥。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民族的心理认同都有所区别，就如涉及运动员的每次临场发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一样，心理认同也常常受其他非文化因素的影响，有时候似乎倾向于血缘，有时候似乎又倾向于宗教，以至最后决定的民族，往往似乎没有严格一致的标准，以至让人迷惑不解，但从长期来看，心理认同确定标准仍旧是在文化确定的标准左右浮动。

再打个比方，比如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制造这个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商品的价格则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浮动，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要高，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要低。但无论怎么变化，价格围绕价值为轴心浮动是不变。那么，在民族问题中，民族就相当于价格，而心理认同相当于供求关系，而文化共同体就相当于价值，由心理认同决定的民族，虽然从短期表面来看，不会与文化共同体完全符合，会产生偏移，有时候更倾向于血缘，有时候更倾向于宗教，或者倾向于国家政权，甚至有时候似乎和文化无关，但从历史长期来看，始终是围绕着文化共同体这个核心来变幻。



还可以打个比方，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通过主观感觉来获得，不同人对事物的认识不会完全一样，同样受到许多因素的支配，具体的生理条件，具体的听力状况，视力状况，大脑状况，等等。但无论对客观存在的认识怎么因人而异，怎么千差万别，但这种认识总是围绕着客观事物的真实状况而进行的。

类似，民族就相当于人的认识，心理认同就相当于主观感觉，文化共同体就相当于客观存在。具体对应也类似以上两个比方。



如果用数学里的概念做类比，也可以这么说，文化共同体相当于一个吸引子，心理认同所反映的民族内涵在时间中的变动形成一条条轨线，这些轨线尽管变动，但总体的趋势还是不断接近于文化共同体这个吸引子。

上面这些比方，只是方便大家理解文化与心理认同这两个因素在决定民族归属的时候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任何类比都有缺陷，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所以只要通过这些类比明白大概的意思就行了。

明白了在民族概念中，文化共同体与心理认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再回过来看看现实中，那些民族的划分严重背离文化共同体的情况。比如开头所举溥仪回忆录中的例子。同样的一些人，当然是文化相同，血缘相同，为什么在一个环境下，已经是被算作汉族了，而到了另一个环境下，却又突然变成满族了？这种短时间内的急剧变化，本身其实就说明了这种背离文化共同体核心因素的民族划分，是非常不稳定的，民族成员会出现忽而变多，忽而变少，甚至忽而存在，忽而消失的情况。而只有那些真正建立在文化共同体基础上划分的民族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分析到这里，总结以上内容，民族由文化和心理认同两点来决定，而心理认同虽然具备一定独立性，但仍旧受到文化本质性的支配。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说，民族的本质就是文化共同体，或者说凡是以文化共同体形式呈现的民族才能稳定长期的存在，而以其他形式呈现的民族，很容易瓦解消散，或融合于其他民族中。

实际上把民族本质说成是文化共同体，其合理性不仅可以从以上详细的分析中得到论证，也符合现在一般的认识倾向，如秦晖说“为避免学理上的纠缠，我们可以很经验的认为，当前人们倾向于以民族定义文化，以文化定义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特征，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化’实际上是民族性的代称”[20]

还应该强调一下，这里说的是民族的本质是文化共同体，而非民族的定义是文化共同体。那么什么时候民族的定义和其本质重合呢？答案很简单，如果对大部分人来说，其主观心理认同上已经明确把民族理解成文化共同体，以文化的归属来决定民族的归属，那么这个时候定义就和本质重合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说民族的定义就是文化共同体。

最后还应该说一下人种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外表明显的特征，也即肤色，发色和发型来划分的话，通常划出4种人种，也即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高加索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棕种人（澳大利亚人种）。

显而易见，在现实世界的民族判定里，一般不同人种的，就是不同民族的，但是同一人种的，也有可能是不同民族的。

实际上人种不同，相应的文化共同体也不同，所以这不影响我们前面所说的，民族本质是文化共同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