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拍板小范围解禁《金瓶梅》。
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毛泽东还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
历史”。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2000部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毛泽东一语中的,指出了《金瓶梅》这部大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
毛泽东也曾把《金瓶梅》跟《红楼梦》做过比较。在196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毛泽东阐明了《金瓶梅》跟《红楼梦》的内在联系,也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在古典小说中的位置。 毛泽东以一个大政治家的独特眼光对《金瓶梅》所作出的评价,对我们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和接受这部作品,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