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经济学】资本论（卡尔 马克思）

舒晴曼妙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

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

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

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

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

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

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

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

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

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

又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

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

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

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

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

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８７）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

撇开流浪者、罪犯和**，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

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

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

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

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

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１８６０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

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

超过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

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

者、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

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

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

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

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

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

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

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

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

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

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

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

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

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

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

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

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

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

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

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

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

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

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

增长得快。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

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

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

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

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

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

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

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

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

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

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

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

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

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

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

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

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说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这

种对抗性质（８８），虽然他们把它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那些

尽管部分地相类似但本质上不同的现象混同起来。

十八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特斯，把

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

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

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

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

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８９）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１０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

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

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

唤起最大的干劲。”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

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

安排好了。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

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

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

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

等……　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

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９０）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

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

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

的法律。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

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

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

性……”（９１）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

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

西斯蒙第说：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

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

去消费这个财富，那末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

人们〈即非工人〉必须象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

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末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　在今天，努

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

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　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

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９２）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

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９３）

５．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ａ）１８４６—１８６６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

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

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

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１８４６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

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

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

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

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

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１８１１—１８２１　　　　　１．５３３％

１８２１—１８３１　　　　　１．４４６％

１８３１—１８４１　　　　　１．３２６％

１８４１—１８５１　　　　　１．２１６％

１８５１—１８６１　　　　　１．１４１％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

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

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

利润）增长５０．４７％（平均每年增长４．５８％）（９４），而同时期人口约

增长１２％。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

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３８％，每年增加３５

１２％，其中增加最快的是

下列项目（９５）：

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４年

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

房屋……………３８．６０％　　３．５０％

采石场…………８４．７６％　　７．７０％

矿山……………６８．８５％　　６．２６％

铸铁厂…………３９．９２％　　３．６３％

渔场……………５７．３７％　　５．２１％

煤气厂…………１２６．０２％　　１１．４５％

铁路……………８３．２９％　　７．５７％

　　如果把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

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

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年期间每年增加１．７３％，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期间每年增

加２．７４％，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期间每年增加９．３０％。联合王国应纳所

得税的收入总额，１８５６年为３０７０６８８９８镑，１８５９年为３２８１２７４１６

镑，１８６２年为３５１７４５２４１镑，１８６３年为３５９１４２８９７镑，１８６４年为

３６２４６２２７９镑，１８６５年为３８５５３００２０镑。（９６）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

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１０个郡自动提供了统

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００英

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３１５８３个减少到２６５６７个，也就是说，有

５０１６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９７）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５年，在应

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１００万镑的，但是从１８２５年到

１８５５年，就有了８份，从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５９年６月，也就是４年半的

时间里，又有了４份。（９８）简单地分析一下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的Ｄ

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

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６０镑就要交纳所

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１８６４年为

９５８４４２２２镑，１８６５年为１０５４３５７８７镑（９９），纳税的人数１８６４年在

居民总数２３８９１００９人中是３０８４１６人，１８６５年在居民总数

２４１２７００３人中是３３２４３１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

表：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１８５５年为６１４５３０７９吨，价值１６１１３２６７

镑，１８６４年为９２７８７８７３吨，价值２３１９７９６８镑；生铁产量，１８５５年

为３２１８１５４吨，价值８０４５３８５镑，１８６４年为４７６７９５１吨，价值

１１９１９８７７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１８５４年为８０５４哩，投入

资本２８６０６８７９４镑，１８６４年为１２７８９哩，投入资本４２５７１９６１３镑。

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１８５４年为２６８２１０１４５镑，１８６５年为

４８９９２３２８５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１００）：

１８４７年　　　　　５８８４２３７７镑

１８４９年　　　　　６３５９６０５２镑

１８５６年　　　　　１１５８２６９４８镑

１８６０年　　　　　１３５８４２８１７镑

１８６５年　　　　　１６５８６２４０２镑

１８６６年　　　　　１８８９１７５６３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

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１０１）。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

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

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

不断增长。”（１０２）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

过了二十年，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从

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８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

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

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

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

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１０３）。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

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

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

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

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

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３年间

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年３年间上涨了２０％。在随

后的３年中，即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

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１０４）格莱斯顿

在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

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

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

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１０５）。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

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

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

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

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

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１０６）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

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

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

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

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

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

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

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

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１０７），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

１８５５年是８５１３６９人，１８５６年是８７７７６７人，１８６５年是９７１４３３人。

由于棉荒，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１０７９３８２

人和１０１４９７８人。１８６６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

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

１８６６年比１８６５年增加了１９．５％，比１８６４年增加了２４．４％，而在

１８６７年的头几个月比１８６６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

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

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

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

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

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

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１８４４年就叙述过

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

伪善呼叫。

２１６

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

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１０８）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

了。　　　　

（ｂ）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

　　　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１８６２年棉

荒时期，枢密院

１０６

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

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

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

限度必须包含３９００克冷碳素，１８０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

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４３００克冷碳素，２００克冷氮素，这就是

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２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

男子需要的还要多１/９。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２８６００克

冷碳素和１３３０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

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

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１８６２年１２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

是２９２１１克冷，氮素是１２９５克冷。

１８６３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

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

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

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

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

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

家庭。

舒晴曼妙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

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

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１/５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

有１/３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

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１０９）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

养最差。（１１０）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

“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

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

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１１１）（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

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

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

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

对比。（１１２）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６０/１２５完全得不到啤酒，

２８％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

的家庭，只有７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２４ ３/４盎斯。完

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

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７ ３/４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１１ １/４

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９．９磅。糖（糖浆等等）每

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４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

人，有１１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８

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５盎

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

工人，只有７ １/４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１８ １/４盎斯；各类工人

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１３．６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

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２先令２ １/２便士，女缝工２先令７便士，皮

手套工人２先令９ １/２便士，制鞋工人２先令７ ３/４便士，织袜工人２

先令６ １/４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

１先令８ １/２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

（１１３）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

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

点……　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

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

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

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

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

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这样的尝试

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

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

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

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

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　这真令人痛

苦，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

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

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

以使工人维持生活……　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

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１１４）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

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

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

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

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

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

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

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

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

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

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

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

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１１５），

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

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

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１８４７年到１８６４年

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

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品、格拉斯哥

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

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１８６５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

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１８６４年

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１８６５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

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７号和第８号

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

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

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

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

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

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

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

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

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１１６）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

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２０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

住１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

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

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２０年前糟糕得多。”（１１７）“即使把伦敦

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１１８）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

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

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

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

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１１９）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

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

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

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

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

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

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１２０）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

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

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

不到任何栖身之处”（１２１）。

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

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

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

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

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

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

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

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５８１人，而且还把太晤士

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

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

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

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

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

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

房。”（１２２）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

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

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

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

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

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

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１０万人口的城市。

只有５个城市超过５万人。而现在，超过５万人的城市已有２８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

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让空气自由

流通。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

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

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

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１２３）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

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

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

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３４０００人。

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

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

此，１８６５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

间招租的小单间。新堡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

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僻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

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

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

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

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１２４）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８便士涨到了３先令。汉特医生说：

“太恩河畔新堡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

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１２５）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

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或者，有时市政官员终

于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

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象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

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象样的工人住房变成

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

房一样。布莱得弗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

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１８６１年那里还有１７５１栋没有住人

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

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自然，随着营业

的兴旺，那里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

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１２６），

　　　　

（１２６）　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１２２号１间房………………………………１６人

拉姆利街１３号１间房………………………………１１人

鲍威尔街４１号１间房………………………………１１人

波特兰街１１２号１间房……………………………１０人

哈尔迪街１７号１间房………………………………１０人

北街１８号１间房……………………………………１６人

北街１７号１间房……………………………………１３人

魏曼街１９号１间房…………………………………８个成年人

乔威特街５６号１间房………………………………１２人

乔治街１５０号１间房………………………………３家

莱福场马丽门１１号１间房…………………………１１人

马歇尔街２８号１间房………………………………１０人

马歇尔街４９号３间房………………………………３家

乔治街１２８号１间房………………………………１８人

乔治街１３０号１间房………………………………１６人

爱德华街４号１间房………………………………１７人

［乔治街４９号１间房………………………………２家］

约克街３４号１间房…………………………………２家

咸饼街２间房………………………………………２６人

地　下　室

瑞琴特广场１个地下室…………………………………８人

爱克街１个地下室………………………………………７人

罗伯茨街３３号１个地下室………………………………７人

普腊特后街（炼铜场）１个地下室………………………７人

埃本尼泽街２７号１个地下室……………………………６人

　　　　　（《公共卫生。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１１１页）

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

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

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

莱得弗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

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布莱得弗德的贫民

诊所医生贝尔在他１８６５年９月５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

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１５００立方呎的地下室里住着１０个人……　在文辛街、格林—

艾尔广场和利斯，有２２３栋房子住着１４５０人，可是只有４３５个床铺和３６个

厕所……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

每个床铺平均睡３．３人，有些甚至睡４—６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

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

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

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

好的人也身受迫害。”（１２７）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

重。”（１２８）

（ｃ）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

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

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

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

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

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１２９）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

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

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

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

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１个、２个或３个洞穴，住

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２先令、３先令或４

先令。（１３０）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１８６４年９月，内

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

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１２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留

伊斯海姆到汤布里季的铁路工程开始了。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

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

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

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

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

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

窗前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

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

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

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

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７月底，他再

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

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９月９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

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

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

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

得满满的。有一家５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４月１日至９月１日，死

于天花的已不下１０人，其中有４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

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１３１）。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

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

在前面已经说过了。（１３２）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

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

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

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

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４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

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

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

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

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

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

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

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

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

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

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

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

露营，而不是驻扎。”（１３３）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除了极少数

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

有矿工都被束缚〈《ｂｏｕｎｄ》这个词和ｂｏｎｄａｇｅ〔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

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１２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

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

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在我看

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

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

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

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

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

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

（１３４）

舒晴曼妙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

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

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

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

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

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

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

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２１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

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

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

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

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

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我

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

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但

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

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

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

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

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

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

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

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

都没有引起过罢工。”（１３５）

（ｄ）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

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

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我们记得，１８５７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

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１８６６年到期的。由于

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

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

质。这次危机在１８６６年５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

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

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

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

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

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１８６７年３月底，

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１３６）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

人的状况，现在从１８６７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

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

宁镇等区，至少有１５０００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３０００

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６个月至８个月了，积蓄已全部

用光……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

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

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

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

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

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

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５蒲式耳为止。这样他

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３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

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

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

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７０００个接受

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６个月或８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

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

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离开

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

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

一个已经失业２７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

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

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

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

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３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

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

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

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

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

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

生，他们已经２６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

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

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

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５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

增加到２０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

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

到一顿救济饭……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

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

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

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１９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

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

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

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

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１８６６年危机的

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

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

“家庭劳动”的中心。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

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

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

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４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

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

４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

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

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

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１８６７年４月

５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

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

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

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

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

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

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１８５５

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

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

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

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４个孩子”。这６个人中“有４个人可以

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

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

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

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

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８６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

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１法郎５６生丁，妇女是８９生丁，男孩是５６生丁，女孩

是５５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１０６８法郎……我

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

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

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

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１日的工资额　　　３００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 １．５６法郎 ４６８法郎

母亲 ０．８９法郎 ２６７法郎

儿子 ０．５６法郎 １６８法郎

女儿 ０．５５法郎 １６５法郎

合计 １０６８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

和不足额如下：

支出额 不足额

水兵的营养　１８２８法郎…………………７６０法郎

士兵的营养　１４７３法郎…………………４０５法郎

囚犯的营养　１１１２法郎…………………４４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

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６３

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１３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

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　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

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

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

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

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

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

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

点，或者一旦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

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

贫民名册。”（１３７）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

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协会

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１８６０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２页）全比利时

共有９３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９万户，共

４５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３９万户，共１９５万人，其中有相

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４５万

户，共２２５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

写的那种幸福。在这４５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

２０万户以上！

（ｃ）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

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

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

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

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

察家，我们从他关于１７７１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

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１３８）

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

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

么远。在１７７７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

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４０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

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

（１３９）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１７３７年到

１７７７年几乎降低了１/４即２５％。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

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１４０）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８０年期间的状况，无论

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

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

如果用小麦来表示，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７１年是９０品脱，到伊登时代

（１７９７年）已经只有６５品脱，而到１８０８年时则只剩下６０品脱了。

（１４１）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

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

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

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

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

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１７９５年和１８１４年

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

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

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

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

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

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

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１７９５年

平均周工资是７先令６便士，一个６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３６镑

１２先令５便士，收入总额是２９镑１８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

是６镑１４先令５便士。１８１４年，该郡周工资是１２先令２便士，一

个５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５４镑１８先令４便士，收入总额是３６

镑２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１８镑６先令４便士。（１４２）可

见，在１７９５年，不足额占工资的１/４弱，而到１８１４年竟占一半以上。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

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１８１４年早已无影无踪了。（１４３）从此以后，

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

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１８３０年斯温暴动２１８

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

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象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

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１４４）。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

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

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１４５）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

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

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

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

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

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

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

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

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

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５年

《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

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

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

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１４６）列举了布

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

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

到，这位低教会派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

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

分。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

水工程（１４７），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

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

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

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

（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

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

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１４８）同时，从１８４６年

到１８６５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４６４１１９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

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

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

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１８５１年的

１２４１２６９人减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１１６３２１７人。（１４９）因此，英国中央注

册局局长有理由说：“１８０１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

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１５０）。但是最近一个时

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

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

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

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

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

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

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

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

们１７７０年到１７８０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

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１５１）朱利安

·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

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

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１５２）……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

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１５３）。“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

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

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

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１５４）

１８６３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

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

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

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

都要好得多。”（１５５）而“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

业工人的一半”（１５６）。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

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５０５６号）“苏格兰

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５０５７号）“你知道有什么

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

（第３０４７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

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３０４８号）（１５７）其中还写道：

“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

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１５８）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１８６３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

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

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

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

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大，因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

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

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

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１５９）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

的总数由１８５１年的２８８２７７人减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２０４９６２人。斯密

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会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

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挣几个钱补贴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

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１６０）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

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

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１６１）

（单位：克冷）

碳　素氮素

英格兰　４０６７３……………………１５９４

威尔士　４８３５４……………………２０３１

苏格兰　４８９８０……………………２３４８

爱尔兰　４３３６６……………………２４３４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

量很坏。并且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

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够找到，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

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

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毫无办法可想，

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

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

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

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

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

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

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必

不可少……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这就是

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１６２）在这项法律的影

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

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

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

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

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

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大地主们（１６３）

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

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

能够象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

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

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

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

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

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１０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

格兰的８２１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无法定居的人〈即

无法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１８６１年居民人数虽然比１８５１

年增加了５１/３％，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４ １２％……　汉特医生说，

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游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

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

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

（１６４）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

客，而是也许从３哩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

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收容下来。在那些正走向

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

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

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

子从来不加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

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

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

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

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３—４哩远。这样，工人

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６—８哩路，而这好象

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

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

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英格兰农业工

人就硬塞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

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１６５）……　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

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

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

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

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１６６）这也许是一座

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

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虐待也无可奈何。而

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

的地主们来实行……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

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

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

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

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

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

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词

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

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再三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

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

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

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

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定会

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

乎是必然的（１６７）……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

白金汉郡温格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弗来的年轻

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９个人同住在一个

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９人中

有５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

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格，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

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

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１０个人。几星期以前这

个房间曾住过１３个儿童’。”（１６８）

汉特医生调查过５３７５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

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５３７５座小屋中，２１９５座小屋

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２９３０座小屋有２间卧室，２５０座小

屋有２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１２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１．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１２呎、宽１０呎，还有许多比这

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５呎６吋的

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３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

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

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

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

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

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

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１７座房屋中，只４座有卧室一间以

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

３个大人和３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６个孩

子，如此等等。　　　　

登顿：房租昂贵，４镑至５镑，男子每周工资１０先令。他们都

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

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６个大人和４个孩子的卧

室，房租是３镑１０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１５呎，宽１０

呎，租金３镑。在调查过的１４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

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９

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

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

具，３个大人和５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

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舒晴曼妙

　　２．伯克郡

宾汉姆：１８６４年６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４个孩子。

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

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

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

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

待洗的衣物。Ｈ家的房租每周１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

和６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８便士（每周）；长１４呎６吋，宽７

呎，厨房高６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

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

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

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

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

才回家来的。

３．白金汉郡：

在１０００英亩土地上有３０座小屋，大约住着１３０—１４０人。布

莱敦哈姆教区占地１０００英亩，１８５１年有３６座房屋，住着８４个男

人和５４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１８６１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

有９８人，女子８７人，１０年间男子增加１４人，女子增加３３人。然

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

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

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１先令或１先令３便士的租

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

２０％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４哩路，有人问他能

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

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１１呎，宽９呎，最

高处６呎５吋，住着４个大人和５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１１呎７

吋，宽９呎，高５呎１０吋，住着６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

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

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１先令４便士到２先令。

在调查过的１６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１０先令的收入。在这

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４呎

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

的通风口。

４．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

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

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

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

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８—９个人硬

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６个大人各带着１—２个孩子挤在一间

小小的卧室里。

５．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２２个

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

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

面积为３４４３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１４５座，到

１８６１年只剩了１１０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

４５７

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１８５１年２５２人住

在６１座房屋里，而到１８６１年，２６２人却挤在４９座房屋里。在面积

为１８２７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１８５１年１５７人住３５座房屋，１０年

以后，１８０人却只住２７座房屋。在总面积为８４４９英亩的芬格林格

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１８５１

年１３９２人住３１６座房屋，到１８６１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１４７３人

却只住２４９座房屋。

６．赫勒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

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

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３镑或４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

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９先令！

７．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８７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

１７２０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１９座小屋。居民１８３１年４５２人，１８５１

年３８２人，１８６１年３４１人。调查过的１４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

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３个成年儿子、１个成年姑娘、４个

小孩，共计１０人。另一座住着３个大人、６个小孩。有一个房间

长１２呎１０吋，宽１２呎２吋，高６呎９呎，住着８个人；连房内

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１３０立方呎。在

这１４间卧室内，共住着３４个大人和３３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

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１

４英亩）１０或１２先令

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

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

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

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８．林肯郡：

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１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

和５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

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１２呎２吋，宽９呎５吋。房屋总面积长２１

呎３吋，宽９呎５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

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

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１先令３便士。因

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６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１２

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

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

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１２座房屋的统计资料，这些房屋都只有一

间卧室，共住着３８个大人和３６个小孩。

　　９．肯特郡：

肯宁顿，１８５９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

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卫生调查。他发现，在

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却没有建造新的。

在一个地区有４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４个房间，其大

小如下：

厨　房……………　９呎５吋×８呎１１吋×６呎６吋

洗濯间……………　８呎８吋×４呎６吋×６呎６吋

卧　室……………　８呎５吋×５呎１０吋×６呎３吋

卧　室……………　８呎３吋×８呎４吋×６呎３吋

１０．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普茨福德、弗路尔：这３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

有２０—３０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就种的谷物

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

租地合并成２—３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

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

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

自己的方言说：《ｔｈｅｐａｒｓ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ｔｌｅeｏｌｋｓｓｅｅｍeｒｉｔｔｏｄｅａｔｈａｔ

ｔｈｅｍ》（１６８ａ）。

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

对夫妇和４、５或６个孩子，或者是住着３个大人和５个孩子，或者

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６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

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８个大人和９个大

人。

１１．威尔特郡：

斯特腊顿：调查过３１座房屋，其中８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

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１先令３便士，住

着４个大人和４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

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１２．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

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４．２人增加到４．６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

“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５００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

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

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之

类能特别吸引人的东西，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

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

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在

巴德西，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

场、采用机平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

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

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

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

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

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

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

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

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

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

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１６９）和租地农场

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

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

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

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

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

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

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１７０）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

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

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

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

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

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

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

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１７１）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

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

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

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

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

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

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

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

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

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

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４００—１０００英亩的租地农场上

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

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１００英亩（１英亩＝４０．４９公亩或

１．５８４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

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３２０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

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

做。”（１７２）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

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１０人至４０或５０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

（１３—１８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１３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

（６—１３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

所谓的坏蛋，无赖汉，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

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

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

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１７３），这种收入

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

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

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

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

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

能使他的帮伙干６—８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

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

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

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

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

们每天要到５、６哩有时甚至７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

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

“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

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

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

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

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

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

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

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

所说的“男女公开”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

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

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１７４），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

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

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

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

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

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

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

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

了。　　　　

舒晴曼妙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１７５）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

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１７６）或地主（１７７）的发财

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

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

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１７８），

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

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

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１７９）林肯郡等地的

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

极。（１８０）

（e）爱尔兰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

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１８４１年曾达到８２２２６６４人，１８５１年减少到

６６２３９８５人，１８６１年减少到５８５０３０９人，１８６６年减少到５５０００００

人，即几乎减少到１８０１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１８４６年开

始的，此后不到２０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５/１６以

上。（１８１）１８５１年５月到１８６５年７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

数为１５９１４８７人，而在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最近５年间移居国外的

人口达５０００００人以上。住宅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减少了５２９９０

座。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５—３０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６１０００个，

３０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１０９０００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

数减少了１２００００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１５英亩以下的

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

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这５年就够了。这５年

间，有５０００００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３３００００以

上（见Ａ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

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

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

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１８６５年，“草地”增加了１２７４７０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

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１０１５４３英亩。我们把１８６５年同１８６４年

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２４６６６７夸特，其中小麦减少

４８９９９夸特，燕麦减少１６６６０５夸特，大麦减少２９８９２夸特，等等；

马铃薯种植面积在１８６５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

４４６３９８吨，等等（见Ｃ表）。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

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

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Ｄ表，应当

指出，Ｄ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

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Ｃ和

Ｅ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

入。　　　　

1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４年，Ｄ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０．９３％，而

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４．５８％。下表表明

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

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

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

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１８６），

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

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

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

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

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

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品中

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

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２０年来，特别是最近１０年

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

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

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

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

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

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

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

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

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

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

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

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

疫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

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

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

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

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

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１８６ａ）

爱尔兰１８４６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

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

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

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

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

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

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

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

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

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

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１８６ｂ）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

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１８４６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

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

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

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Ｃ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

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

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

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

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

主——我把耕地不超过１００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

仍然约占总数的８/１０。（１８６ｃ）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

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

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

自从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６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

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

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

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

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

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

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

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

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

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

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

业主的收入减少了。Ｅ表内６０—１００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

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

（１８７０年）（１８６ｄ）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

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

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

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

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２０年来已经提高了

５０—６０％，现在每周平均是６—９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

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

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

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为例证。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

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

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

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

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

工资率必然提高。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

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

丧失了。”（１８７）

　　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

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

１８４６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１８４６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

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

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

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

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

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

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

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

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１８７ａ）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

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

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

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

理。”（１８７ａ）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

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

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

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

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　　　　

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

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

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

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

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１８７ｂ）。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

（１８７ｃ），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

人不足！”（１８７ｄ）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

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１８７ｅ）；“秋收以后，

从１０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１８７e）；甚至在干

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

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１８７ｇ）。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

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

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

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

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

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

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１８７ｈ）。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

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

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

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

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

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

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

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

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

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

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他们的居住环

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

（１８７ｉ）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

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

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

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

林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

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

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

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

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６点钟干到夜里１１点；星期六干

到下午６点，有３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５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

收入是１０先令６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５先令。大女儿１２岁，料理

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

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５点半钟把我叫醒。

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１２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８点钟回

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

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

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

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

后，我总是感到非常贫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

们有３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１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９便士，泥炭和

燃料每两周至少也要１先令６便士。”（１８８）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１８６６年

底和１８６７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

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

啊！”

２２３

我们从Ｅ表可以看出，１８６４年，３个谋利者从总利润４３６８６１０

镑中只捞去２６２８１９镑，而１８６５年，同是这３位大“禁欲家”就

从总利润４６６９９７９镑中捞去２７４５２８镑；１８６４年，２６个谋利者得

到６４６３７７镑，１８６５年，２８个谋利者得到７３６４４８镑；１８６４年，１２１

个谋利者得到１０７６９１２镑，１８６５年，１５０个谋利者得到１３２０９０６

镑；１８６４年，１１３１个谋利者得到２１５０８１８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

的一半，１８６５年，１１９４个谋利者得到２４１８８３３镑，超过全年总利

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

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庞大数额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国的治国

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

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

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

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

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

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

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

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

该排出３０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

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

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

是要求再放３０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２００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

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２００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

不难提出的。　　　　　

　　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前三类１英亩以

下至１５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

了３０７０５８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４口

人，总人数就是１２２８２３２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

完成后，其中的１

４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９２１１７４人移居国外。

１６至１００英亩的４、５、６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

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

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７８８７６１人移

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１７０９５３２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

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３５０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

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

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

（１８８ｂ）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

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

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亚社

社员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

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

舒晴曼妙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１．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

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

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

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

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

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

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

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

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

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

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

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

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

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

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

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

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

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

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

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

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末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

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

神圣的义务。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

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

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

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

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

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

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

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

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

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

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

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

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

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

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

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

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

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

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

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

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

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

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

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

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

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

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

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

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

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

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

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

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

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

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

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

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

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

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

——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

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

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

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

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

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

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１８９）

２．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

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１９０）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

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

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

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

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

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

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

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

燃料。（１９１）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

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

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

的人数。（１９２）因此，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后分为巨大的

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

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

这些情况，加上代表十五世纪特点的城市繁荣，就使大法官福特斯

居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人民

财富能够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情况是排斥资本财富的。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

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

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

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

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在追求绝对

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

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

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夺

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

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

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

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

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

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

（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小农的剥夺给国家

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

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哈里逊说：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

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

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

的房屋保留下来，这类情况我也能谈一些。”

这些老的编年史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

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

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

楚地看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

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

代。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

“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

贫困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

“这时〈１４８９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

牧场〈牧羊场等〉；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

活）变成了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会、什一税也衰落……国王

和当时的议会为医治这一弊端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他们采取措

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

形成。”

１４８９年亨利七世颁布的第１９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２０英亩

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新规

定这条法律。其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

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

例等等。１５３３年的一项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拥有２４０００只羊，于

是限定不得超过２０００只。（１９３）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

以来１５０年内相继颁布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都同

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

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２９节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

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它们就

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

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１９３ａ）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

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

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４英亩土地，并

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１６２７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

丰特米尔的罗吉尔·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

时，还因没有拨出４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

１６３８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

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４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

止在伦敦周围４哩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４英亩土地的房屋。在十

八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１—２英亩土地，他还

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

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

说：

“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

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１９４）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

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

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

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

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

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

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过来。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

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１９５）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巡

视英国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

年，终于不得不通过征收济贫税而正式承认有需要救济的贫民。

“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

附有任何说明性的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１９６）

查理一世十六年颁布的第４号法令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

的，事实上只是在１８３４年，这项法律才获得新的更严格的形

式。（１９７）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响。

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

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１９８）

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

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马考莱也承

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弃妾的乡村牧

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

共有者。大约在１７５０年，自耕农消灭了（１９９），而在十八世纪最后

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

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

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

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

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

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

法。只要把情况相应地改变一下，它们对英国农民的影响，就同鞑

靼人波利斯·戈东诺夫的命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一样。

“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

世（２００）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

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

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

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２０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

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

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

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２０２）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

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

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

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

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

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

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

王室土地（从１６０４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

进行）。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

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

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

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

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１５０年而毫无效

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

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

法。（２０９）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

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

夺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

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

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

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

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苦者给予“赔偿”。（２０４）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

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

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

地农场（２０５）或商人租地农场（２０６）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

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

但是，十八世纪的人还不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

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

“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中只摘

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２４个平均占５０—１５０英亩土地的租地农

场被合并为３个租地农场了。”（２０７）“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郡，圈围公有地

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

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５０英亩，而过去曾经耕种过１５００英亩……过去的

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

方，１００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８所或１０所……在大多数不过１５年

或２０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

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４—５个富有的畜牧业主

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２０—３０个租地农民和同

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

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

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２０８）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

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

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

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

减少……甚至象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

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２０９）

普莱斯博士说：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末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

“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

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

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

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也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

强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

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

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２１０）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

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

了。”（２１１）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工人产

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工人的工资在１７６５—

１７８０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

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

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莱斯博士的反对者的

意见。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

论，这是不对的……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

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末，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

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

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

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

（２１２）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

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

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

２３３

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

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

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

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

“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

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２、３英亩甚至４英亩耕地才有１英亩牧场。在十六世

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２英亩牧场对２英亩耕地，后来是２英亩牧场对１英

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３英亩牧场对１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

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１８０１年到１８３１年农村居民被夺去

３５１１７７０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

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of Ｅｓｔａｔｅｓ（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

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

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

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

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

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

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

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

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

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

舒晴曼妙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克兰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

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即克兰的首领或“大人”，只是

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

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

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克兰首领们丝

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

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变成私有财产权，由

于遭到克兰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

逐出去。纽曼教授说：

“英国国王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２１３）

　　在苏格兰，这种革命是在王位觊觎者的拥护者进行了最后一

次武装暴动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２１４）

和詹姆斯·安德森（２１５）的著作中看到这一革命的最初阶段。在

十八世纪，还禁止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盖尔人移居外国，以便用暴

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２１６）至于十九世纪

盛行的方法（２１７），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

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

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

减少到１５０００人——变为牧羊场。从１８１４年到１８２０年，这１５０００

个居民，大约３０００户，陆续地被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都

破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

执行任务，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

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

７９４０００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６０００英亩的土

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２英亩。这６０００英亩土地以前

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

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２先令６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

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洒鲜血的克兰成员。她把从克兰那里

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２９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

一户人家，他们大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１８２５年，

１５０００个盖尔人已经被１３１０００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

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用一位英国作家

的话来说，他们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

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２１８）

但是，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克兰“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

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鱼的气味传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

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

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２１９）

最后，一部分牧羊场又变成了狩猎场。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

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象家畜，肥得象伦敦的市

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是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１８４８

年萨默斯写道：

“在苏格兰高地，森林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格伦菲

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条线上，布拉克山这一大

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贝丁附近到欧班峭壁，现在都是

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尔恰格、格连加

里、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变为牧羊场……

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鹿林

（２１９ａ）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当中，狩

猎场的数目和规模象过去二十五年那样增长，那末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

土地上绝迹了。苏格兰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出于

时髦，贵族的欲望，打猎的爱好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牟

取利润。因为事实是，把一块山地辟为狩猎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把它变为

牧羊场有利得多……　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只受

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国王的政策

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

圈子里去了……　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　压迫日甚一日。清

扫和驱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作固

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由地主们来实行；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２２０）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

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

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

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

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３．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

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

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

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

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

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

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

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

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

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

件下劳动的。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１５３０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

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

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

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

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

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

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１５４７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

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

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

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

逃亡达１４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Ｓ字样的

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

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

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

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３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

烧红的铁片在他胸前打上Ｖ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

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

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Ｓ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

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２４岁为止，女的当到２０岁为止。

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

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

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

（２２１）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

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

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１５７２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

的１４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

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１８，又没有

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

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１３号

法令和１５９７年的法令。（２２１ａ）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

庭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６个月，

第二次被捕者监禁２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

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

者，要在左肩打上Ｒ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

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

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２３号法令时才被废除。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十七世纪中叶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流浪

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１７７７年７月１３日的敕令）还规定，１６岁

至６０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

１５３７年１０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１６１４年３月１９日荷

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１号告示，１６４９年６月２５日联合省的公告

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舒晴曼妙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

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

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

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

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

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

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

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

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

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

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

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

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

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

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

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

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

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

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

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

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

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

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变成资本

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

于雇佣劳动的立法（２２２），在英国开始于１３４９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

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１３５０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

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

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８章第５节）已经讲

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

地说：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

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

险。”（２２３）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

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

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

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１８条和第

１９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

一天。１３６０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

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

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１８２５年废除禁

止结社法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１３４９年

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

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

限度。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货币工资提高

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

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

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

年颁布的第３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

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

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２２４）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

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

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

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

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２先令

７ １/２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６８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

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１７９６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

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

１７９９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

白的一项法令和１６６１年及１６７１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

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

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

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１７９６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

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

是悲惨的”。最后，在１８１３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

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

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

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

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

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１８２５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

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

残片直到１８５９年才消失。最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９日的议会法令，在

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

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

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

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

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

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

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

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

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

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

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

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

２４０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

英国议会一直卑鄙无耻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对工人的永久的

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

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

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１７９１年６月１４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

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５００利弗尔的罚

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２２５）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

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

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

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

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

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

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

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

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

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

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

宪法所取消的公会！（２２６）

４．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

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

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

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

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说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

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

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

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

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十

四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籽、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

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

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

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

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

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

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十五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

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

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

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

速度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２２７）对公有牧场等的

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

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

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９９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

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

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

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

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

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２２８）所

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

此，在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

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２２９）

５．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

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

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

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

在他的商业史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

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

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２３０），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

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

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

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

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

了劳动强度（２３１），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

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

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

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

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

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

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

的则变成了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亚麻纺织

厂，“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

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

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

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

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

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体现为无数农民家

庭的额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体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

的赋税。现在，它体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

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营里了。

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变成了指挥

他们（２３２）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

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是通过剥夺许

多独立小生产者而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

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ｍａｎｕeａｃ－

ｔｕｒｅｓｒéｕｎｉｅｓ，即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

米拉波说：

“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做联合手

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几

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国民财富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　联合工场使一两

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

享不到企业主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

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　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

认识到，正当的生活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工资的手

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决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强

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工

场，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场。”（２３３）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

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

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

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

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

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

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

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

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

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

市场。（２３４）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

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

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

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

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

业和农村家底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

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

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

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

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

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

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

后三十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

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

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２３５）主要原因在

于，英国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

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

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

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

织布。（２３６）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２３７）

６．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２３８）资本家不是象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地产生的。毫

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

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

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

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

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

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十五世纪

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而中世纪已经

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

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

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

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

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

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　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而

产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

止这件事……　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

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２３９）

作者应该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

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２４０）这些限制随着封

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

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

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

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

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

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

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

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

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

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

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

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

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

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

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

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

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

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

都无法比拟的。”（２４１）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

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

画”（２４２）。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

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

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

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

西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

“例如，孟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

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迫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１６４１年总

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２１８７５镑贿款，立即到总

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

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１７５０年有８万多居民，而到１８１１年只有

８０００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

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

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

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

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

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

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

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

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

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

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

沙利文以４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

６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

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１７５７年到１７６６

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６００万镑！在１７６９年

到１７７０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

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２４３）

在象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

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

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

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

格兰的清教徒，１７０３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

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４０镑；１７２０年，每张

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１００镑；１７４４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

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１２岁以上男子的头

盖皮得新币１００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１０５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

儿童得５０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５０镑！数十年后，

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

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

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

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

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

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

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

在１６４８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

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

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１６４８年就已经比欧

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

酷的压迫。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

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

在当时期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

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

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舒晴曼妙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

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

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

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

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

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

（２４３ａ）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

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

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

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

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

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

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

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

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

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

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

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

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

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

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１６９４年）开

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８％的利率贷款

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

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

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

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

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

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

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

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

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

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

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２４３ｂ）

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

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

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

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

样。在十八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

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１７０１—１７７６年

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

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

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

的儿童血液。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

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

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

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

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

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

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

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

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

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

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

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

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

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

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

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

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

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

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

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以后，

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

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

原因呢？只要看看１８０００万国债就够了！”（２４４）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

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

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

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

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

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

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

“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

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

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

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

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

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

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

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２４５）

菲尔登写道：

“在得比郡、诺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

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

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

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

〈！〉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７岁到１３、１４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

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

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

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

果必然是残酷虐待……　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

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

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

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　得比

郡、诺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

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

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

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

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２４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

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

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

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巨大胜利

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从西班

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

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

获得了到１７４３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４８００个黑人的权利。这

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品是靠奴隶贸易发

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

物品“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

看前面所引１７９５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

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品用

于奴隶贸易的船只，１７３０年１５艘，１７５１年５３艘，１７６０年７４艘，

１７７０年９６艘，１７９２年１３２艘。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

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

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

的奴隶制作为基础。（２４７）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

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

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２４８）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

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

上带着天生的血斑”（２４９），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

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２５０）

７．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

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

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

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

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

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

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

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

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

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

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

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

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

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

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

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

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

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

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

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

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

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

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

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

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

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

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

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

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

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所排挤。（２５１）

舒晴曼妙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

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

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

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

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

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

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

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

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

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

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

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

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

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

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

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

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

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

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

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

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

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

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

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

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

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

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

者。（２５２）

舒晴曼妙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２５３）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

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

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

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

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

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

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

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

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

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

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

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

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

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

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

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

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

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

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

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

线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

么新发现（２５４），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

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２５５）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

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威克菲尔德的殖民

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ｓｙｓｔｅ

－ｍａｔｉｃ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系统的殖民）。

首先，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

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

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

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２５６）他向我们

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５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

带到新荷兰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

去了工人阶级的３０００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

“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

（２５７）。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

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威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

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

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

的物质实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

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威克菲尔

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

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

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

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威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

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

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２５８）

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

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

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那末，旧欧洲劳

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

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

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

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２５９）。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

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

最充分地表现出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

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

怀疑的……　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２６０）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连威克菲尔

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

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到圣多明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

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

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

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

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２６１）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

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

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２６２）这就是殖

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

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

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

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２６３）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

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

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

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

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

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

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

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

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２６４）

　　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

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

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

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

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

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

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

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

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

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

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

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

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

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

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

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

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

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

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

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

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威

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

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

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２６５）。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

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　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

积累大量的财富。”（２６６）

工人绝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

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

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

劳动市场上变成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２６７）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

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威克菲尔

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

里威耳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所以在那里渴望有一种较便宜

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

件的阶级……　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

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

手段建立起来。（２６８）

　　照威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

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２６９）生产资料分散在

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

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

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

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

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

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

话，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停滞下来并且沉淀下

“过剩”工人。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

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只要我们能确实掌

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只要我们有保证

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

们。”（２７０）

在威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

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

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

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

殖民地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

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　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

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２７１）。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

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

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

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

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２７２），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

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那个因土地按雇佣工

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

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

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

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这

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威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

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因此，所有移入的工人

都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这就将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

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

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２７３）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

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

能变成独立的农民”（２７４）。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

为了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

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使资本家老爷

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牺牲自己，使政府能为他原来的

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舒晴曼妙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

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

和皮尔银行法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

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

政府压迫的加重，使威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

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

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向西

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

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

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

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

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在那里，资本

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

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被威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

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

家的做法，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

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一切，特别在澳洲（２７５），产生了

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

洲劳动市场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

草市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

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

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

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舒晴曼妙

终于贴好了,好累!

禅道

你好!《彼德原理》（劳伦斯·彼德）

      《经济学原理》（马歇尔）

       《资本论》（卡尔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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