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频道----尽享财经智慧 (1) (重磅推荐) 做有钱的自己 94页1955楼 ☆ 百万理财计划：“有产族”财富管理课 92页19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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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系列的改进以后，从原本的航空饮品发展成为日用饮品，让名牌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并在多个大城市投资建厂。2002年10月，该集团在上海投资3.5亿元，收购了35层高、面积达8 000平方米的大楼作为营运中心、人才中心、科研中心。事业越做越大的王均瑶在赚钱的同时，亦致力于公益事业，建希望小学、捐赠扶贫基金等。2000年随着三峡水电站的开建，上亿人的移民事项成了国家头等烦事。看到商机的王均瑶站出来，果断地在宜昌投资上亿元，建设了大型的乳制品加工厂，解决了上万人的工作问题。同时投资五亿，建立了宜昌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购物中心、剧院。王均瑶说他们公司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当时只想赚点钱，把企业做大，现在境界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想的是要为社会多做贡献。他说希望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全球，包括上市股票的发行。

　　五香瓜子是国人喜爱的零食，带壳的瓜子用香料炒熟了，嗑起来很上瘾。这类居民小食品居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断档多年。“傻子瓜子”一点也不傻，动了脑筋，先制作起来，发了大财。人们虽然嫉妒他，但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政府不发这个财？“傻子瓜子”是年广久的绰号，安徽省芜湖人，号称中国第一商贩，因邓小平两次在高层中提及此人而闻名全国。他在建国前当过小摊贩，1949年后，还在街头摆摊。但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他的水果摊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接着贩板栗被归为“投机倒把”而受清查。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进大牢一年。出狱后，为活命，他炒起了瓜子。

　　1966年，“文革”爆发，年广久成了芜湖市“运动”的对象，又被关了二十多天，但历次打击没有磨灭年广久的意志。“文革”期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久的瓜子事业在地下“偷偷摸摸”发展。年广久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年广久的“傻子”头衔也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当“傻子”的结果是，“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

　　20世纪80年代初，年广久的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在当时来说绝对是种叛逆。1983年底，有人将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向上反映。不久，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于是“年广久剥削人民，是资本家，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指责甚嚣尘上。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做了汇报。本来微不足道的“傻子瓜子”居然惊动了最高层。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1986年春节前，敢为天下先的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发起有奖销售，头等奖为一辆上海牌轿车。仅3个月，傻子瓜子获利百万。但随即中央下令禁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规定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纷纷提出退货，结果年广久血本无归。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不傻的“傻子”自有不傻的“傻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一次保护了年广久：“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成都突然冒出一个蚊帐大王老杨！他的原名并无多少人知晓，而他的外号“杨百万”却扬名全国。不过，这位“杨百万”比后来的上海证券大王“杨百万”杨怀定早出道七八年，在当时，前者的轰动效应远远超过后者。“一百万”在当时的国人眼里，无疑为天文数字，是在西方小说或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才能看到的字眼。那时人民币没有贬值，1949年以后内地人也没有听说过谁有这么多钱，好像回到30年代夜上海的神话。就像人们生动描绘的，大多数人几乎想象不出一百万可以住上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吃什么样的饭菜，穿上什么样的衣服……百万富翁！在“一百万”前面，大多数国人的想象力就像一个小学生怎么也理解不了“宇宙”的“无限”一样。

　　此公真名叫杨祖伟，1978年，身为国企职工的他毅然摔掉了当时人人垂涎的铁饭碗，在有着丰富的从商经验的父亲杨义安的训导下下海。此公最初以不过500元的资本在街上摆个小摊，起早贪黑，只挣了一些辛苦钱。然而，他志不在此，总是如猎犬般窥探猎机，闯荡新路，经常外出打探市场行情。蚊帐是南方人四季必需的床上日用品，一些地方国营企业一直生产，但不赚钱，又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他发现市场上的蚊帐都清一色的方顶、白色，销售不旺。他决心自己去试一试。于是，他晚上加班加点，制作出了几床圆顶蚊帐，然后摆上自己的货摊，看看市场反应。谁知他的蚊帐由于式样新颖，做工又精细，并且洁而雅、柔而实，一出现就受到顾客称赞，被争购一空。欣喜之余，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发财机遇，必须把握住。随即，他把家里的老伴、女儿、儿媳都动员起来，空出自己家的房子，把成都市的一些国有商店里积压的尼龙纱布全部买下来，在街道上招收一些待业青年为工人，进行大批量生产，每天生产几百顶蚊帐。结果，一年下来销售一万多个蚊帐。

　　“蚊帐王”成功了，他的蚊帐先后摆上了全国各大著名商场的柜台，北京、天津、上海的著名商场为他的蚊帐开设了专柜。几年间，他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仅向国家交纳的税费款项就有几十万之多，自己一跃而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杨百万比很多人有更高一筹的赚钱眼光，他不是靠办工厂生产蚊帐，而是联系街道、郊区和农村的妇女等空闲劳动力，发料给她们，要她们按照他的生产标准在家里制作。这样经营，产品做工细、质量样式好，成本又便宜，加上没有国营体制的约束，一下子占领了市场，而且打进了上海，把历来以轻工业老大自居的江浙一带生产这类产品的国营企业逼进了死胡同。1985年，杨祖伟费尽周折将百万蚊帐商店注册为“杨百万蚊帐公司”，执照号码是0001，是成都市第一家注册的民企。

　　面对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市井、沙龙和政治圆桌会议都摇起了不同形式的留声机：

　　“利用对外开放的空子。”

　　“利用国营企业的空子。”

　　“没有大锅饭吃，只好自找饭吃了。”

　　“不，是逼出来的。”

　　“国营干不了，说明国家包不了。”

　　“东西多了，生活好了，就是好。”

　　领导阶层中的争议更大，似乎阶级斗争又登上舞台。

　　“阶级斗争不是宣告结束了吗？”

　　“宣告结束的是文革式的千百万人相互攻击的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你看，温州和其他‘资本主义’不是还活生生地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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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辟蹊径”与“静观坐等”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独辟蹊径”与“静观坐等”

　　当时的最高领导层怎样看待民（私）营经济的出现？1983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全国个体工商户代表。总书记握着大连个体户姜维的手说：“你们干的是光彩事业。” 姜维，大连人，1950年出生，9岁就被辽宁省戏校录取。1969年初，参加盘锦文工团的组建工作。同年在大庆体验生活时，因参与井喷抢险，被授予“英雄黄继光再现”称号，并因此光荣入伍。1980年转业到大连，因等待了8个月依然没有被分配工作，于是拿着妹妹做临时工挣的400元钱，买了一台120“海鸥”相机、一台洗印机、一台放大机。他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上了摄影摊，让当时大连的十大书法家之一的沈延毅先生为摄影摊题了一个匾：照照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姜维起这样的名字是别有用意的，因为没有人认为干个体是光彩的职业，他们是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个体户的，起名“照照看”，就是让人们带着好奇心到这里来消费，照相不满意没关系，可以重新照。

　　1984年2月份，一位廖姓港商听说大连有一个叫姜维的个体户很能干，提出约见。在大连市的宴会上两人终于见了面。廖先生对姜维说：“香港人特别佩服祖国大陆的个体户，有出息！听说你是搞照相的，这样好不好，我有先进的彩色洗印设备，不赚你的钱，成本价，19.8万元给你一台。”姜维当时出了一脑门子汗，心说：“天哪，19.8万元，我不吃不喝也没有这么多钱呀。”回到家里，姜维想，国营可以搞合资，个体户能不能搞合资？廖先生出设备我们出场地、人力，这样的合资不是很好吗？当姜维第二天把想法告诉廖先生时，廖先生很高兴。然而当姜维在兴致勃勃地咨询合资的手续时，大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有关人员的答复泼了他一身凉水：《中外合资法》规定，个人不得与外商合资，因为个体没有法人资格，不能签字。后来在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帮助下，1984年4月1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姜维颁发了全国第一家民企的营业执照。1984年8月10日，姜维作为全国第一家民企与外商合资创办了光彩实业股份公司。1984年9月，《经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介绍姜维的《改革把他推上了光彩的岗位》一文。

　　在理论界和普通人的概念中，个体户和民企有相当大的区别，民企就是资本家。那时姜维实际上是戴着个体工商户帽子的民企。这个含义在当时解释为，帽子戴得越小越好，不招风，而事做得越大越好。对民（私）营经济是否定还是肯定，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很大。人民要吃饭，国家要繁荣，但人们仍然困在旧有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中，一方面想要变革，一方面又不能忘记“祖训”和“祖制”。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大部分国人的困惑，就像古典名著《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头上所带的紧箍咒。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所谓士农工商的顺序，“商”自古以来为末流，再加上数十年极左政治文化的熏陶，在普通民众看来，这个群体是滋生资本主义的苗圃，是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奸商，是为社会所淘汰的、不入流的下作阶层。这种社会身份的烙印造成个体户普遍的“恐变”心理，并将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对立。尽管在初期国家即对政策的稳定性进行大力宣传，但个体户仍将信将疑。“留后路”、短期行为、隐匿收入等自保行为便是这种心态的突出表现。

　　当时城里人普遍难以接受从事个体经营。待业人员总是习惯苦等组织的分配。据调查，一般待业青年选择的意向依次是：政府机关、国有大企业、大集体、小集体。至于个体买卖则是丢脸不光彩的行当。就业难，“出身不好”的人就业就更难，别无选择地只能在个体经营中得以生存。当时社会积重难返，国企管理体制僵化，生产效益低，加上流通领域障碍重重，物资极为短缺，商业网点分布严重不足，所有民生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吃饭难、住店难、做衣难、行路难等一系列难题成为全国所有大城市的“城市病”。万般无奈中，城市待业人员屈从从事个体经营的安排，“无心插柳柳成荫”，却没料进入的是未被开发的金矿。当时通过“给政策”来激活流通和通过发展个体经济、集体经济来解决就业难题。这一思路逐步演化为发展城市第三产业的基本政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从个体户政策开始的。个体户政策的成功客观上成为展开城市体制改革的最初的“催化剂”，城市改革的起步最先是无意识地把优惠政策给予了个体户，使其成为走向市场的第一批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后富”方针，而个体户正好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

　　纵观个体户的发展史，几乎所有的个体户都是在流通领域“发迹”的。“倒买倒卖”几乎成为个体户最基本的经济、社会行为特征。在城市和乡村允许个体经营之后，由于当时正处于短缺经济时期，生产什么商品都卖得出去，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都能迎合社会需要，而长途贩运、贱买贵卖获利更为可观。这样，个体经营者逐渐从夫妻档、父子兵、兄弟摊扩大到雇请工人，并且雇佣人数日益增多。这样，就提出了允许发展的个体户可以雇佣多少工人的问题，一旦超过这个数量界限则属于当时尚未允许的民企。由此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开始了关于“雇工大户”的讨论。1981年国务院发布108号文件规定，“个体户可以再雇请1～2个帮手，有技术的可以带3～5个学徒”，允许个体工商户雇工7人，超出7个范围的“8人”，就定性为民企。这个意见，和历史上中央关于“划分阶级成分从而划分企业的主要标准是看有无雇佣关系”的指示，两者的指导精神是一致的。这个标准，正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九章中关于商品生产者向资本家转化的一段涉及雇工8人的论述相一致。

　　20世纪80年代初允许发展个体经营，是为了解决城市闲散人员就业的问题，但个体经营规模发展很快，没多久在全国城乡都出现了雇工人数超过7人乃至达到百余人、数百人的大户。雇工大户问题成为实践部门和理论部门讨论的热点，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争议，许多人竭力反对雇工大户的出现，甚至认为这是引发阶段斗争的新动向，主张用税收或其他办法给予打击。在这种背景下，1982年，由邓小平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民企采取“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央又通过文件，提出了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问题“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在连最高层本身也不能预料民（私）营经济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命运的当时，这种态度是十分开明的，同时也基于极左时代天天要铲除“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教训，他们对不断冒出来的新事不愿再一脖子掐死。他们主张“看一看”，平息了表面的争论，实际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民（私）营经济趁此飞速迈出了弱小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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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乍起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民（私）营经济出生后15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经历了两起一伏。1980年至1988年为第一次高峰，1989年至1991年是低谷时期，1992年到1995是第二次高峰。

　　■ 初生乍起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到80年代初，农村的经济改革已经热火朝天。经济改革就像当年夺取政权那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逼近城市，反过来迫使城市给予农民城乡贩运、个体户和民企的活动空间。

　　当时的国企也要求发展，要求计划之外的产品价格放开。生产资料缺乏，企业用户要求开辟计划外的价格体制便于购买。这就是80年代中期国家决定在城市实行以搞活国企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推行国企承包制、实行价格双轨制、鼓励发展城市集贸市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民企获得比过去更宽松的发展环境。

　　1985～1986年，曾一度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由于推动城乡改革政绩突出的一些领导人不主张在经济领域反自由化，最后由高层领导明智地终止了这个运动。这就使民（私）营经济在一个政治气候紧张而经济领域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继续以高速度迈进了发展第一峰。到1988年底，8年中，民企由零发展到22.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率为28％。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一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重要意义的大会。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十三大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比较充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一些个体经营者不断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出现了极少数雇工几十人乃至于上百人的“雇工大户”，私人占有的资产也迅速扩大，很显然，已不能再称之为“个体经济”，它们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民（私）营经济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对此，理论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意回避，这样长期下去，就可能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如果长期不正视民（私）营经济的客观存在，就不可能及时制定出有关民（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规，从而造成许多漏洞。例如，对民营企业主也按个体劳动者征税，使他们过高的个人收入得不到合理调节。民企的行为不能受到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企业内部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以及企业与外部的关系很难处理得当，容易引起一部分群众的不满。第二，民营企业主本人也感到“名不正，言不顺”，地位和前途没有保障，容易产生“钻空子捞一把”“见好就收”的思想，不愿意在事业发展上做长远规划，进行生产性积累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抑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民（私）营经济，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必须被作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课题提上日程。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民（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第一次被写进了宪法。国家允许民（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民（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民（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民（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将民（私）营经济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表明国家已基本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对当代民（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做出了重要的历史结论。随着政策的明确转变及宪法和相关法规的修改，实际生活中已经成长起的民（私）营经济正式进入了经济领域，并以其充沛的活力在不断发展。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数字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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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旗息鼓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偃旗息鼓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出现一种观点，即国际敌人施行“和平演变”，导致许多方面，特别是青年学生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因此部分人号召警惕“和平演变”，清算“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认定“演变”的经济基础就是民（私）营经济。因此从理论上推演，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势力自有它的“物质”和“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个体工商户和民企，乡镇企业也不是好“产物”，统统被列为批判的对象。“民企、乡镇企业挖国营企业墙脚，腐蚀贿赂共产党干部，破坏生态平衡，扰乱市场，污染农村”这些内部讲话不胫而走。

　　1989年，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一些“左”的思想又开始泛滥，有人指责“允许个体和民（私）营经济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甚至还有人认为个体、民（私）营经济是政治风波的经济基础。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全国个体、民（私）营经济出现大滑坡，广大个体民（私）营经济经营者担心党的政策有变化。1989年至1992年，民（私）营经济陷入低谷，这也是新旧两股巨大的潜流在改革海洋的深处极尽能量相互冲撞的历史关头。1990年，中央9号文件规定，限制民营企业主入党，已经入党者需特别观察。许多省和地方干部开始收编民企，以致民企节节受阻，纷纷争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帽子以求生存，有的被迫解体。1988年民企发展到22.5万户，1989年陡然减少至9万户，下降比率为75％。1990年增长了8万户，1991年只增长了2万户，1992年也只增长了4万户。

　　河南省巩义县县城附近有一个小河滩，当地的民营企业家很活跃，常常不定期地在那里碰头，交换对形势和政策的看法，甚至交换各种不利于官方的新闻。民营企业家平时就最忌讳政策变，现在听说民企是“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大变”似乎是免不了了。议论中有些人害怕，准备另谋出路，也有人采取观望方式，看看要如何整治。但有一个共同的慨叹：穷国的日子刚刚有了生机，又要大折腾。江苏省宜兴县是盛产陶瓷的地方，乡镇企业十分发达，当时县级和乡级干部压力很大。一个北京的报社记者到那里采访，干部对记者这样说：

　　“没有乡镇企业，八九亿农业人口怎么生活，农村怎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乡镇企业有发展、调整和成熟的过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领导就是这样的水平吗？”

　　“乡镇企业不是要整治，是要发展，向集团化发展。”

　　有见识的农民说话更干脆：“富裕的路子不能丢，谁要丢谁是罪人。”

　　那是历史上的特别时期。有学者总结了乡镇企业的重要性：①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仅1986年一年就吸收了960万劳动力；②增加了农民收入，有些地区70％的农民收入来自乡镇企业；③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地位日益升高，加速了农村的经济发展，1986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7％；④乡镇企业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做出了贡献，1986年乡镇企业创造了全国社会总产值中的23％。当时颁布的各种有关政策，如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上“从严、从紧”等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关联，前苏联解体使国内领导层高度警惕，于是开始了经济上的强化治理整顿和组织上的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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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社”还是姓“资”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姓“社”还是姓“资”

　　从孔夫子开始，国人就讲正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民（私）营经济的发展，引起马克思主义正统经济学家的不满，从而发起了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颇具权威性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文章引用了一些逃亡海外的人呼唤和赞扬中产阶级和民企的话，告诉读者：中产阶级、民企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这篇文章还对改革者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进入90年代后，较早提出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一篇文章。

　　这以后，有关刊物又发表了一系列类似内容的文章，一时间掀起“社会主义热”，如《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在改革开放中把握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几个问题》《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等。上述这些兴师问罪，顿时闹得人心惶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解释中，市场经济当然姓“资”，但姓“社”的计划经济却在众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尽管它在初期一度有效。

　　199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皇甫平、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接着又连续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解放，而不要纠缠于“姓社还是姓资”不放。然而，这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一些刊物发表了更多的保守文章，如《改革开放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重提姓社与姓资》《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尤其是《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一文被视为传播左倾思想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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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兴起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再度兴起

　　1992年初，邓小平一家人悄然南下，不是乘飞机，而是坐专列。车轮前进到国土的中间线、水陆交通的大中枢、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停了下来，他召集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说出了自己的焦虑。然后直驱南方深圳，在那里接见广东省委领导人，发表了出其不意的讲话，“现在的发展速度太慢”，“不要在姓‘资’还是姓‘社’上争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坚持改革开放”，“改革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是非标准，深圳的新闻媒体首先发表消息及其全篇讲话。讲话和内部消息由密布的通讯网迅速传遍已经文明化的、工业和半工业化的中国。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直接讲到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不能变，从而扭转了1989年后非公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

　　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从开端顺利走到终点，需要一双手高度平衡。当时邓小平既要防“左”，又要防“右”。左手的标志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右手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当左派势力膨胀，就伸出右手击左；当右派势力膨胀，就伸出左手打右。这是充满玄机的发展哲理，这是伟人的高明智慧，他又被称为中国历史新一页的缔造师和改革的总设计师。

　　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民企迅速发展，速度惊人。自1992年下半年起，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做出了进一步发展个体民（私）营经济的决定，相继推出具体政策和措施以扶持、鼓励民（私）营经济的发展，归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①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民（私）营经济发展条例、规定或意见，如四川省于1994年底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民（私）营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四川省民企条例》。②提出“放开政策”，如陕西省于1994年春提出了“四放一保”，就是对民（私）营经济要放开经营实体，放开经营范围，放开经营方式，放开管理方法，保护经营者权益。③开办民（私）营经济试验区，如洛阳投资5 000万元建立我国第一家私营高新工业园，此外还有上海青浦县的“富民民（私）营经济开发区”、嘉定区的“希望民（私）营经济城”以及武汉的“首家民营经济试验区”等。

　　1992～1993年，民企从14万户激增到23.8万户，1994年涨至43.2万户。从增长比率上看，1993年为70％，1994年为81％。经济学家不敢相信此数字，其实这里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从1992年至1994年的3年高速增长中，平均纯增长率大约为30％～40％，剩余的30％左右为虚增长，即明确身份，摘掉“大帽子”和“小帽子”。浙江省富阳市，1993年民企为660家，1994年增至1 100家，增长率为66％。据了解，当地民企不少是挂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牌子，邓小平深圳讲话后，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政治环境渐好，政策环境有所改善，民营企业主打消了一些顾虑，要求正名，恢复民企的真正面目。这样的户数约占新注册登记的民企的30％左右。

　　民（私）营经济披荆斩棘的发展含着血色的幽默。它是一种力量——崛起的力量、抗衡的力量，它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各种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和发展会产生干扰甚至严重波动。但是从宏观历史看，这个落后于西方一两个世纪的民族蕴蓄着强大的改革能量和迸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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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转向城市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民（私）营经济出生在旧体制中，但成长在旧体制外。人们仰望天空，能目及的不过是几十公里，好比是现有浅层的民（私）营经济空间。潜在的市场和技术开发后不断调整的新出现的产业则是超越人们视野的更广阔的深层空间。

　　■ 农村转向城市

　　广东和福建因毗邻香港和东南亚，利用区位和信息的优势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的形式加工供货，80％的产品出口。服装、鞋类占初期产品的主要成分。在很短的时间内，华南沿海的民（私）营经济实力发展得非常雄厚，如1994年广东省注册的民企已超过4万户。浙江和江苏是轻纺工业的基地，民企利用当地的人才和科技优势生产大量的城镇居民所需的日用品、电器品。产品主要经销国内，特别是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武汉等。

　　我国大城市长期短缺必需品，且购买力比乡村强，民企的产品便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几乎每到一处都被一抢而空。山东、河南以及河北、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主要依靠当地特有资源发家，如皮毛、药材、山货和水产品等。在20世纪80年代，河北省安国县就恢复传统，成为全国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河北省蠡县是全国最大的皮革、皮毛、腈纶和毛纺加工基地及专业市场。山东、辽宁渔民发展海水养殖，成为富户。不少民企利用城市工业的废料为城市工业加工而逐步壮大起来。

　　为什么民（私）营经济先在农村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期联产承包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自己有权支配剩余的农副产品，支配和转移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在当时占人口80％的农民是改革开放最先的受益者，积累的资金和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自然是转向生产非农业产品，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逐渐发展为市场需要的工业和商业。这场私有经济的悄然革命相当成功，私有者充分利用了自身（农村）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以少量的资金、丰富的资源和剩余的劳动力这三大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勇敢地把民（私）营经济带进了快速发展阶段。

　　经过七八年的发展，经济改革的第一轮——农村经济改革顺利通过，民（私）营经济伸向城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承包，城市的改革也是从承包开始的。从1984年开始，国企开始实行承包制。从1984年到1992年在城市的改革主要是承包制，承包制比利润分成更能够调动积极性，但是短期行为比较明显。于是陈云在1988年提出转换经营机制试点，后来在1992年初国务院颁布了转换国企经营机制的条例，给国企下放了14项权利，在公有制范围内调整企业和国家的关系，这时候叫做扩权让利。到1992年十四大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这个阶段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镇的工业体系内部运转缓慢松懈，像一部陈旧的火车，不管被滴入什么种类的特效油都不能恢复它现实需要的速度，曾经拧绑在国企列车上的螺丝—— 一部分劳动力也生锈掉了下来。许多回城的知识青年根本不可能挤进尽管陈旧但仍保险的低速列车上。城市人需要出路，发挥所长，提高生活水平；农村的民企需要城镇，那里是中大城市和农村的连接点，有各种横向纵向活动的经济信息、通讯和交通，有比农村发达的教育、医疗和其他设备。农村和城市在历史吻合的趋势下把民（私）营经济汇集起来。1990年，农村民（私）营经济占全国民企总数的63.4％，1993年农村民企占全国民企的比率下降到45.5％。这股汇合不仅将改革推向第二阶段——城市改革，而且缔造了很多新型工业和商业城市，如广东南海的盐步镇、福建晋江的石狮市、浙江温州的柳市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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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角度来看，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农村转向城市是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如英国到1870年，农村人口只占14.2％，而城市人口则增至85.8％。美国也是通过工业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民非农化，走上城市化道路的。从1920年到1975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从27.4％下降到4.2％，目前还在继续下降。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都不足10％，9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劳动。英美等国农村劳动力主要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而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除此因素之外，还有三大带有中国特色的原因：

　　（1） 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造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格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渴望进城，这是最深沉的内在动力。建国初期，为了稳定农村劳动力，使工业保持较高积累率，政府实行了城乡高度分割的政策，如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实行主要生活资料统购统销等。这些城乡分割政策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以隐性形式滞留于农村，造成农村的贫困落后，也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同时，二元格局下的户口迁移、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制度给城市人明显的优惠，使几代农村人向往城市生活。目前，虽然城市的公费医疗、养老保险、劳动用工等制度正在改革，但旧体制的惯性依然存在。

　　（2） 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为民工潮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城乡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先，压抑多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有条件离土离农。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陆续开放沿海一些城市，需要大批劳动力供给，特别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为内地及沿海部分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再次，在劳动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2001年3月底，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政策依据，也是形成民工潮的宏观环境。

　　（3） 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及城乡差距拉大是造成民工潮的直接原因。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农民感到无地可种，种田无利可图。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更加感到种田吃亏，与非农产业的差距越来越大。1992年农副产品的价格指数上升3.4％，而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上升7.3％；1993年农副产品价格指数上升12％，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上升16％。据浙江省兰溪市调查，1994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用肥时节根本买不到国家定价的化肥，尿素由1993年的每50公斤45元涨到1994年的93元，1994年每个农民每亩田要比1993年多花费30元左右。在城乡收入方面，农民的收入明显偏低，且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自1985年到199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685元增加到1 82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398元增加到784元，城乡比由1.72∶1扩大到2.33∶1。从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看，自1985年到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由727元增加到1 98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由324元增加到648元，城乡比由2.24∶1扩大到3.06∶1。到1993年，城市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之比高了近10倍。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驱使农民纷纷涌向城市谋生存求发展，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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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变革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产业变革

　　民企以它灵活的经营方式，五六年之内迅速占领了这个空白的市场——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附近的中关村里餐馆寥寥无几，1986年发动“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北大周围的餐厅却增了十几家，连北大自己也经营起餐厅来。后来中关村的餐厅已经发展到近百家，不少酒家经营得法，盈利丰厚，其中最热闹、最吸引年轻人的是酒吧。过去住在那里的教授、工程师和研究员很少进城，因为交通不方便，要换几次车才能到王府井。现在他们也还是不进城，不过是因为这里太方便，中关村已是北京甚至全国饮食娱乐业最集中、最兴旺的地方之一了。

　　20世纪90年代，民（私）营经济发生了产业变革。90年代初，前面提及的杨百万的蚊帐公司走过了黄金时期，杨祖伟已洞察出大形势的发展，于是迅速做出调整产业结构的决定。1991年2月，位于成都市万年场的狮子楼火锅大酒店隆重开业。杨祖伟便成了第一个将街头巷尾的露天麻辣烫变成人们正规就餐并能同时欣赏到歌舞表演的火锅业拓荒者，狮子楼从此门庭若市。聪明过人的杨祖伟迅速地将产业做大了，截至1994年，他旗下已拥有了“杨百万蚊帐公司”“狮子楼火锅大酒店”“杨百万饲料公司”“杨百万出租汽车公司”“杨百万装饰公司”五家大公司。这一年，百万集团正式成立。百万集团董事长杨祖伟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不断扩大产业，并涉足海外。集团从全国的二十余家分店陆续亮相，到落户美国纽约，不仅向世人展示了狮子楼的无限生机和活力，更显示了集团董事长杨祖伟立足四川、走向全国、迈向海外的雄才伟略和坚实步伐。

　　知识层的智力辐射和对外转移，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集中的地区，是中关村更诱人的景象。信息业、咨询业、经纪人、律师和会计师……国人很陌生的私人经营的事业不断涌现，它有别于早年人们最需要的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被称之为新兴的第三产业。

　　民（私）营经济向第三产业进军不仅限于北京。它从沿海城市推向内地，从大城市推向中小城市，商品经济越发达越需要传统的和新兴的第三产业。90年代初的各种经纪人、广告商、律师、会计师开始转到中西部的大中城市，吸引了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人员“下海”（即置身于经济大潮中），给民（私）营经济人员构成增加了新层次。周某原是农业部干部，熟悉农村土地规划以及地缘经济分部，下海后专门从事北京郊县的土地价格咨询。在外商涌进北京的时代，他脑袋里的信息、数字和金钱的比值大概要以平方计算，仅从北京首都机场至假日酒店的农田上，他就能赚到相当于在农业部工作一辈子所能领到的工资。北京艾迪尔（IDEAL）咨询公司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领头的是因某种原因被开除的大学讲师，其他主管曾留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等世界著名学府，还有担任央视英语节目的主持人。公司于1992年11月成立，1993年3月就搬进当时租金最昂贵的国际贸易大厦。这座大楼里大多是外商公司，以色列和韩国大使馆也设在里边。小小几十平方米，每月租金4千美金，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35 000元左右，是国有企业中盈利最佳的公司（如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里一名业务员两年的工资。IDEAL公司生意蒸蒸日上，除向国内企业咨询外，还代理英国壳牌（SHELL）石油公司和法国烟草公司的业务，并承包了北京计算机研究所的两个部门的工作。IDEAL租用黄金地段的商业楼表明他们的先锋意识，每月付4千美金的租金就是公司最好的广告。

　　1991年，在民企自己的产值比率中，第二产业占70.3％，第三产业占29.7％。1993年，在民企自己的产值比率中，第二产业下降到56.6％，第三产业上升到44.4％。第三产业尚未充分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在过去的25年中，服务业发展整体而言落后于GDP增长：尽管在1979～2003年间，服务业年复合增长率为10％，略高于GDP的年复合增长率9.4％，但自1990年起，其增长速度开始低于GDP的平均增速。1998年，全国民企产业分布具有如下特点：①以第三产业为主。至1998年底，从企业户数指标看，投资于第三产业的民企户数比例占总户数的55.74％，第一产业占2.05％，第二产业占42.21％；从投资人数指标看，第三产业比例占58.79％，第一产业占1.73％，第二产业占39.48％；从注册资金指标看，第三产业占62.53％，第一产业占1.69％，第二产业占35.77％。除雇工人数指标外，第三产业各项指标均居各产业之首。②第二产业雇工人数最多。从雇工人数指标看，第二产业占55.94％，第一产业占2.04％，第三产业占42.02％。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的雇工人数最多，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1998年，民企在制造业的雇工人数达715.62万人，占第二产业全部工人数808.42万人的88.52％。③第一产业发展最快。从1995～199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看，第一产业各项指标增长最快。从户数指标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57.64％，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增长15.35％、28.17％；从投资人数指标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为50.14％，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增长16.97％、31.94％；从雇工人数指标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56.79％；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增长15.82％、27.36％；从注册资金指标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63.80％，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增长33.87％、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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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为例，民（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北京市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从产业结构上看，北京市民（私）营经济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主体，对全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详见下图3-1）。2002年北京市民（私）营经济三产比重为70.8％，同年全市经济三产比重为61.3％，民（私）营经济三产比重比全市经济三产比重高9.5个百分点。这表明民（私）营经济的兴起加快了北京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见图3-1）。

　　图3-12002年私营经济与全市经济增加值结构对比图（％）

　　注：该图表来源于北京统计局

　　2003年，全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33.2％，而服务业从业人员仅占人口总数的29.3％，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人均GDP比我国还低的国家。与我国繁荣的制造业输出相比，服务业自1992年起就一直承受着服务贸易项目下的赤字。如果将政府承认的5～10个百分点的低估值考虑进去，同时设定我国的人均GDP为1 096美元，则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应该调整至38％～43％。这意味着2003年服务业人均产值为362美元，但即使是这样，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还有差距：我国的人均GDP接近印度的两倍，但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值高达56％，而美国则为80％。2004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36 515亿元，当年的GDP增长率为9.5％，从中可以看到，经济总量正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

　　但是，在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隐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也就是指三大产业的比例问题。首先，从2003年的存量结构来看，在全部GDP中，三大产业的比例是15∶52∶33。其次，从2004年的流量数据来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0 744亿元，增长6.3％；第二产业增加值72 387亿元，增长11.1％；第三产业增加值43 384亿元，增长8.3％。由以上这些流量数据来看，我国存量的产业结构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整个经济中，三大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排序仍然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以我国的三大产业之比例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三大产业的平均比例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比重过小。

　　从2003年的存量数据来看，劳动者在三大产业中就业的比例为49.1∶21.6∶29.3。进入2004年以来，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及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的政策的推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有下降的趋势，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则有上升的趋势。利用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对经济增长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①经济增长具有收敛的趋势，这是因为发生在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过剩必将会造成农业劳动报酬的递减趋势，而发生在第二产业中的资本过度投入则会引起该产业中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②假如把三大产业的产出比例与就业比例加以对比，那么还可以发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是不利于农民和乡村居民的，这意味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解决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固有的二元结构问题，反而正使得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而这将会对社会稳定与社会进步带来不利影响；③由于第三产业的比例过低，城市难以提供就业机会，这不仅会造成城市居民收入的下降，还会固化城乡的二元结构，这必然会导致内需不足，因为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通常总是具有更大的自给自足性。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就必须依赖于外需，从而使得经济增长更加容易遭受外部（贸易流量）的冲击。

　　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调整现有的经济结构，并且尽可能地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假如不尽快发展第三产业，将无法实现钱纳里所说的经济结构转型，进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我国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并不在于第三产业本身，而是在于缺乏发展第三产业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就阻挠第三产业发展的因素来看，主要是城市化、市场化和企业专业化进展缓慢。所以，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需要深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改变政策限制、过度管制、国有部门垄断、法规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等问题，特别是进一步放松管制。

　　国际研究表明，对于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的国家来说，其服务业的发展将进入加速期。法国巴黎百富勤（BNP）预计，中国经济在2020年前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此期间，加速进行的工业化、消费的繁荣、城市化和“中国制造”的中心地位，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与此同时，这些因素的存在将使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其GDP仍能保持8％的高速增长势头，而在2010～2020年间，GDP也仍能保持7.2％的增速。从另一方面看，经济的高速增长客观上要求服务业能保持相应的增速以适应商业运作质量的提高以及生活的改善。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社会财富的积累都将支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强大动力。通过对全球服务业和中国具体情况的分析比较，法国巴黎百富勤预计，2010年前中国服务业的增速为8.6％，其名义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8％；而在2010～2020年，预计该增速为8.5％，名义年复合增长率为11.5％。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将达到42％，到2020年将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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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布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区域分布

　　经济界把国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除台湾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早期改革开放以沿海东部地区为首，其中有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份。广西和海南开发晚，但由于特殊条件，发展迅猛。随着对外开放北移，山东、河北和辽宁沿海省份的民（私）营经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快速发展。东部地区还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三个中央直辖市，由于改革开放起步较早，民（私）营经济的发展也很早。

　　20世纪80年代后期，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西、内蒙古等中部省区民企才有明显发展。湖南，特别是其南部受沿海的带动，成了广东的腹地，地方经济和民（私）营经济启动最快。江西位于广东和福建交界，交通不便，晚了一步。湖北以武汉为枢纽，以“三通”（长江水道、京广铁路、商品流通）起步，个体私营发展较早，武汉的汉正街是20世纪80年代服装和小商品著名的市场之一。河南在交通干线，煤和石材资源丰富，民（私）营经济辐射力大。山西、内蒙的煤矿和畜牧业造就了一批私人运输大户。吉林、黑龙江个体工商户先开发第三产业，加工业、沿边口岸的开放刺激了民（私）营经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步的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西藏等省区被归为西部。但四川省民（私）营经济起步很早，如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刘永好是四川省以农业饲料发明起家的民（私）营经济大集团的董事长，也是全国唯一一家民间银行——民生银行大股东之一。西部整体起步晚，但并不意味早期开放时期就没有民（私）营经济。甘肃是回民聚集较多的民族省份，临夏州的一位女商业局局长在1982年进北京汇报时就提到，国营商业把货从上海运到临夏需要一个月，而临夏的私营个体户只用一周就把新款服装运到了，他们干不过个体户。1982年，临夏州就提出一个口号：东进西出，南来北往，意思是临夏人向东至沿海，西入中亚，地位居中，南北交流。这是一个突破地区的大市场。在东南西北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临夏个体户和民企成为主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萨就有一条街集中了以临夏回民为主的经商者。临夏人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飞驰着现代的速度。当然西部地区起步晚的原因有多种：地域偏僻，信息不灵通等，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意识上的保守。四川一位负责民企的人士说，1989年后，中央下令砍掉民企和乡镇企业，我们就跟着砍，其实沿海地区都早已干了多年了。等中央下令开斩时，沿海的民（私）营经济已经飞出很远，而我们刚刚伸脑袋，一刀被斩了下来，我们就完了。这好比搭车，我们搭的是末班车，总是落后，沿海沾了大光。这两三年之差等于差了10年。

　　从民（私）营经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分划中，可以看出民（私）营经济在全国的走势是由东部沿海向内陆横向发展。但到了1993年，趋势起了新的变化，即中西部地区民（私）营经济的增长率越来越高。根据统计数字，1993年，民（私）营经济百分比为：沿海地区占68％；中部地区占20％；西部地区占11％。1993年，民（私）营经济增长率：沿海地区占67％；中部地区占80％；西部地区占73％。1994年和1995年中部和西部的民（私）营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早期开放的沿海地区。

　　20世纪50年代，工业和科技分布主要是在沿海地带。20世纪60年代以后，冶炼业、军工业和电子工业逐步西移，如陕西省、贵州省和四川省都是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集中的地区，但在国家控制下，这类企业和人才资源是孤立的，它们也就无法向社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当地薄弱的地方工业和落后的农村没有能力吸收这些资源。

　　1998年，我国的民企经济区域分布特点如下：① 主要分布在东部。从1998年的户数指标看，64.52％的民企分布在东部，中、西部仅分别占22.25％、13.23％；从投资人数、雇工人数、注册资金指标看，东部民企分别占60.65％、62.22％、50.72％；各项指标均占全国的60％以上。② 西部地区民企发展最快。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中部、西部的民企均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比较而言，西部发展最快。从户数指标看，西部民企户数每年平均增长37.53％，东部、中部年均增长32.83％、32.24％；从投资人数指标看，西部年均增长36.58％，东部、中部年均增长31.54％、31.50％；从雇工人数指标看，西部年均增长30.96％，东部、中部年均增长29.3l％、28.61％。但是，从注册资金指标看，西部略慢于中部，年均增长69.80％，中部年均增长最快，为70.70％，东部为59.30％。③ 中部民企规模扩大最快。90年代以来，东、中、西部民企的年均注册资金增长快于户数增长，表现出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特点。比较而言，中部民企的年均注册资金增长幅度比户数增长幅度更大，经营规模扩大的趋势最明显。

　　随着民（私）营经济的不断扩张，中西部的科技力量将被充分运用起来。首先是科技人才的运用，这些科技人才进入民企担任主管，此外，他们中间也有民企的创始人。同时民企以合作方式或变相收购小型国企。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说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是“不吵不闹，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有的给了也不要”，计划经济的封闭性使他们行为规矩保守，缺乏进取。10多年过去了，西部人觉醒了。中西部广阔的空间是民（私）营经济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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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形和隐形的民企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回顾民（私）营经济的成长历程后，我们接着介绍它的现状。首先揭晓的是数字，民企总数究竟是多少？在本书第二章中的数字统计为43.2万户（1994年），这是在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民企数字。此外，还有大批没有登记注册的民企未统计在内。数字不准确，并不是计算本身有错误，而是由现实社会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所致。民企有两种形象，一个是灯光下的标准微笑，另一个是红色帷幕后的微笑。前者轮廓分明，后者隐约闪烁。

　　■ 显形和隐形的民企

　　国家曾给现行的几种非国企下了明确定义：① 民企。雇工8人以上（包括8人）的企业或商业为民企。② 个体工商户。雇工8人以下（主要是帮工和助手），业主从事生产劳动的私人企业为个体工商户。③ 集体企业。个体劳动者组织起来的企业，在发动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后已经“升级”，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实际上成了政府控制下的第二国企，人们称之为“二国营”。④乡镇企业，前身叫社队企业。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由大队一级或公社一级政府办的为社队企业。社队企业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萎缩，文化大革命中则基本被消灭。改革开放取消了人民公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又一次兴起，更名为乡镇企业。它的内部成分除乡村两级的集体企业外，大部分包括家庭经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民企。民企的组织形式有三种，即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民企组织形式的发展变化具有以下特点：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有限责任公司增长速度最快，独资和合伙企业所占份额逐步减少。1998年，有限责任公司占全国民企总数的51.76％，独资和合伙企业分别占36.78％和11.46％。据统计，1994年民企最保守的数字是100万户至150万户。工商管理局登记的只有43.2万户，其余100多万户藏在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里。前者被称作戴“红帽子”，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虽然是“后娘”养育，但在领导人和现行体制中它们属于公有制，姓“公”，不姓“私”，不但光彩，而且待遇比个体私营好。后者被称为戴小帽子，因为个体工商户没有或者只有轻微剥削，也算在劳动者的光彩阶层，所以目标小，政治政策的风险也就小。

　　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温州地区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即几户家庭企业或个体户以资本或劳动力，或以资本和劳动力同时入股的企业。这种聚合体被按集体所有制对待，经营方式成功，但也使企业类别复杂化。据1993年统计，一些地区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含有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和民企。温州地区，1994年民企在工商局登记的为1 032户，以个体私营为主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为24 153户。24 153户中民企占40％（不含个体工商户），即9 661.2户民企，是工商局登记的9倍。河北省蠡县，1994年乡镇企业总数14 773户，其中乡村级企业占247户，股份合作制企业占3 113户，个体民企占11 431户，占乡镇企业总数的88％。湖南省集体企业总数为15.5万户，其中民企为38 700户。而在省工商局登记的民企只有6 374户。戴“红帽子”的民企是登记的6倍。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乡镇企业中，乡办企业占29％，村办企业占4.02％，联户企业（几家组成）占3.52％，个体私营占62.6％。根据有关数字统计，全国乡镇（集体）企业总数中民企占80％，有的地方估计占30％～50％。全国乡镇企业中，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占主要成分的只有江苏南部、浙江东部和京、津、沪三大城市的郊区，全国其他地区个体私营占很大比重。无论依据哪一种方式估计，隐形的民企大大高于登记注册的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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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帽容易脱帽难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戴帽容易脱帽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关于企业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迎刃而解。但当这些地下民企的老板想卸去“红妆”恢复私营的本来面目时，麻烦便出来了。

　　当初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因素决定他们戴上了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他们经历了几十年政治历史的颠簸，背负着起落的阴影，怕政治再变、政策再变，怕社会骂他们是雇工剥削，所以继续戴着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在避风港里发财壮大。经济方面，“公”和“私”待遇不同。国家税务局统一控制和颁发各类企业和商业发票。A级发票国企使用，B级发票集体企业使用，C级发票个体户使用，D级发票民企使用。从D级到A级像从歧视到优惠一步步上升的台阶。1992年以前国家银行从不向民企贷款，土地管理部门不敢批土地给民企建厂房或经营场所，一些国营企业不敢接受民企订货单。但是只要戴上乡镇企业的帽子，就按集体对待，贷款、用地、业务交往都比较顺利。“公字”印记，两方保险，双方放心。另外，按照国家规定，有些行业是民企禁入的，比如经销药品等必须专项审批的行业，只有挂“公”才能放行。就经营范围来说，国家对民企也有明确限制，如粮油、烟草的批发就仅准许国营或集体企业经营，民企仅可小打小闹做点零售。“禁果引馋”，民企对这些行业和领域自然垂涎三尺，以为戴了“红帽子”就可以蒙混过关而大捞一把。再就是社会歧私、怕私、拒私和仇私的观念，在社会舆论中，特别是高层人物中仍然是不易驱散的阴影。

　　民营企业家是在社会歧视中奋斗出来的创业者。尽管到了今天，许多国人的骨子里仍然觉得来自权势的钱比来自经商的钱高档。民企戴着“红帽子”挂靠在某国有机构，该机构就可向民企收取营业额的5％作为管理费，这些费用一部分装进了“小集体”和个人腰包。同时，在他们名下的企业越多，就越能在上级面前证明他们的“政绩”，这是一些官员升官的重要途径。

　　198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核物理系教师石山麟发明了高压水泵的专利，并以此为资本“下海”办实业，在郊区向村政府租了一块地盖工厂，因为用了农村的土地和劳力，名义上也挂着乡镇集体企业的旗帜。水泵的销路非常好，几年里资金上了几千万。在企业壮大后，他有一个志愿就是为自己正身：“我是民企。”这场更名简直是人事关系大会战，几年下来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根本原因是哈尔滨的实权人物要维护自己的政绩，怕当权时出了大资本家。石山麟的昌宁集团被迫于1991年末搬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距离政府疗养避暑的海滨北戴河仅十公里。1989年后，河北省委围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民企，民企特别是大集团寥寥无几。当时秦皇岛市比较开明，接纳了昌宁集团。1992年，邓小平刚刚在南方发表讲话，昌宁集团已经是拥有一亿固定资产的大企业集团，对于秦皇岛来说真是天上吹来的甘霖，贵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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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兴东镇黄金村，有个“中美合资”的南通爱兴服装有限公司。1995年，公司董事长、农民企业家陈德新被市检察院扣留，罪名是贪污。刹那间，大祸临头。美国豪华轿车林肯、雪弗莱“子弹头”厢形车等6部汽车，刚建成的1 500平方米的新厂房，价值200万余元的先进设备，公司和个人的数十万资金全部封存。陈德新原本是普通农民，是将穷村变为“黄金村”的功臣。10多年前，他向大队会计借了63元人民币和7间草房，办起了当地第一个企业——描图社。后来资产越滚越大，竟然成为所谓合资企业。陈德新在开销上面“公私”不分，结果背上了“贪污”的罪名。在法庭上，辩护律师指出：陈德新的公司是“假合资”，所谓美方华商只是在名义上，而实际上并未真正投资，陈德新却享受了政府有关合资企业政策的优惠条件。此公司只是表面上“挂靠”集体，而实际上是纯粹的民企，资金和生产资料主要来源于陈德新个人的家庭投资，而集体只占很小的比例。陈德新利用集体的名义，躲避了某些麻烦，同时得到“公有”的益处。因此，该公司不具有公有性质。从账目、数字和事实上看，陈德新在投资—占有—再投资的交叉过程中，其个人投入部分远远超出他个人所占有的数额。无论从占有资金的性质上，还是从价值相抵的原则上衡量，他都构不成贪污罪。这件案子也许检辩双方各有法律根据，但不可否认，从中可以看出民企者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虽然那种“假投资”和“虚挂靠”的策略会有成效，带来一定的利益，但同样会引发灾难。因为产权没有严格的界定，所以产权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今天得之，明天也可被夺之。

　　民营企业家中继承了不少传统行为和思维，其中就有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某种禀性：既朴实勤劳，又狡猾懒惰。他们把3 000年中华民族的优缺点、正负面和强弱项都集中于一身。正像有人所说，他们不是那种在某号令下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人。他们爱在战略上坐观，战术上却不停地进取；在宏观上静待，却在微观上无休止地运作。他们不纠缠于是非对错、真假、善恶的无聊争论，他们信奉的真理是简单的、直线的，而他们却永远在吃亏和占便宜的无限恶性循环曲线中盲目地疲于奔命。

　　据央视2004年4月29日的报道，肖安宁，四川德阳市人，曾任政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政通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德阳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总资产达2.68亿元人民币。肖安宁也一度成为德阳市的知名企业家。但在1996年3月，肖安宁突然被捕，几个月后，政通公司也不复存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资产上亿的公司怎么会在几个月内迅速消亡？2004年3月，《新闻调查》记者来到四川省金堂监狱，在高墙之内，肖安宁安宁已经服刑8年。肖安宁曾是四川德阳呼风唤雨的人物，8年来，肖安宁为了追回该公司，与德阳市有关政府部门开始了漫长的官司之旅。肖安宁的案子经四川省两任省委书记的关注总算沉冤得雪，他安慰自己：“当初我还执意要在‘大风车’前塑一座堂吉诃德的雕像，今后我想自己不会真的变成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肖安宁的遭遇不过是“红帽子”企业业主的一个缩影。因为企业脱不掉“红帽子”，不仅给企业业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不少人还因为想竭力保住自己含辛茹苦经营多年的企业不被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强占而挨打甚至蹲监狱，罪名还是贪污。

　　虽然打了多年官司，但由于地方法院听信行政部门，使一些这类企业的创始人无家可归，甚至连户口都上不了。街道办事处接手这些昔日红红火火的“红帽子”企业后，好的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差的则使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垮台。“红帽子”企业的盖头为何如此难被掀开，难还它们一个真实的面目？根据业主们、国资局领导和一些办事处干部对“红帽子”企业的不同解释，有以下原因：首先，司法阻力。“红帽子”企业的创始人从区级法院、中级法院到省高院，往往官司没打完，就已经被送进牢房，和当初街道办事处强占他们的企业没有什么两样。尽管最高法院和有关部委出台过恢复“红帽子“企业的相关文件，但能够真正落实的法院又有几家？其次，行政阻力。“红帽子”企业之所以继续“红”下去，和一些基层领导的极力阻挠干系甚大。这是因为，当初为保持“红帽子”企业的假集体性质，一些办事处领导不惜动用暴力强占企业，驱赶企业负责人。如果翻出陈年旧账，很可能毁了一些领导的前程。再者，利益阻力。“红帽子”企业多数是效益较好的企业，每年可以为基层政府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如果恢复这些企业的真实身份，企业就得由原投资人来经营。这样的话，除了依法纳税外，利润就不归基层政府支配，损失的是基层政府，甚至包括某些领导个人的利益。“红帽子”企业现在的头难剃，关键是个“利”字在挡道。

　　地方和主管部门从假集体真私营的“红帽子”企业中得到的另外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实权部门和实权者入股或变相入股，如水、电、银行等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一个部门下设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成了这一部门聚财、实权人物敛财的主要渠道，这是目前难以彻底根除贪污行贿的实际症结和要害所在。北京某服装公司，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共1亿人民币，因为挂靠在某国家级的单位下假称集体企业，几年来送给上级单位10多部高级进口轿车和其他好处。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民企和主管部门把命运系在集体所有制的旗帜下是两厢情愿的，因为民企顾虑最多的还是政治政策的变化、贷款等方面的不公正。民企作为两栖“动物”，以隐形术方式在历史微观的小环境下发展壮大，是政治和政策环境造成的。在中国，一种新的生产力一旦“脱壳”，尽管一时环境恶劣，但都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公开和隐蔽的形式下图存发展。它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其背后是9亿农民和城镇居民追求富裕生活的潮流。它以自己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取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承认，不断改变那些窒息和束缚自身发展的条件。

　　摘“红帽子”和正名的另一大困难是产权问题。不少戴着“红帽子”的民企在起步时租用了国家或集体的土地，或使用了早已过期的设备，或承包已经关闭或濒于破产的小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家另起炉灶，开发新产品和市场，并且不断投入资金，企业才蒸蒸日上，形成新规模。企业实际是私营。如果企业主想分离出来，政府和集体至多把土地或设施作为股份投入新企业，一次性以资金形式和政府分离，使企业正名。但是利益所在，权力不可丧失，因此发生了“产权”纠纷，正名在很多地方遇到重重阻力。广东省南海县有一家私营灯具集团的负责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家时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承包了镇政府破产的工厂，其实除了场地，什么也没有。他头脑精明，善于用人，判断市场准确，几年就把企业做大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每年向日本和欧洲出口的灯具价值400万美金，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近3 800万。他要自我正名：我是民企。但各级政府不同意，理由很简单，当年的场地是集体所有的，等于政府有一部分产权在企业中占有股份，分出去，全部变成私有怎么办？以前没有任何法律和文字上的凭据说明。

　　2004年，原江西省新大地实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涂景新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死缓。3年后，又戏剧性地被改判无罪。从1999年立案到2006年底无罪释放，这场长达8年的复杂官司，折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民企与国企间复杂的法律与产权关系。2007年2月2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表示，希望工商联和公检法部门在民企维权问题上，形成联席会议机制。全国工商联法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改制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民企权益保护”研讨会，从“涂景新”案反思民企“红帽子”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表示，1988年以前，对民企不平等的待遇、不平等的环境、不平等的法律制度，是“红帽子”企业之所以频频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也为日后的“脱帽难”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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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快速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民（私）营经济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高速度和资本高增值，资本高增值促进高速度。

　　■ 资本积累快速

　　1987年，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对农村中97户民企抽样调查后发现他们的资本年增值率为56％。1993年全国工商联合会研究室和香港展望杂志社对全国城乡1 445户民企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的资本年增值率为31％。以上统计不包含隐形经济。1987年的调查并没有扣除97户的各项负担和资本利息，所以从表面数字看，1987年的增值率高于1993年。1993年民企31％的年增值率高于同时期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也高于国际上企业的一般水平。大批城乡居民放弃农业和国有职业，纷纷转入城镇，“下海”到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如表5-1所示。

　　表5-1 1990～1993年企业调查数据表

　　（注：参见江流主编.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预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现代西方人根本想象不到中国温州制鞋业是从什么基点上起步、花了多长时间称雄中国鞋业市场的。1982年，张家自己开了个家庭制鞋小作坊，在西方人100多年前就已经使用的取暖火炉上烧烙铁黏合鞋底和鞋帮。赚了钱以后买了电烙铁，比火烙铁先进了一大步。4年多后，张家租用村集体废弃的马棚作为“厂房”买了新设备，换成机器压模。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张氏集团盖了新工厂，引进进口生产线，进行自动化大规模造鞋了。张氏集团的发展，代表了温州制鞋业资本有机结构快速升档的过程。从低级手工操作到自动化生产的资本积累四部曲仅仅用了8～9年的时间，相当于每两年上一个台阶，每两年更新一次技术。温州制鞋业的资本增值和企业快速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私）营经济资本积累的速度是现代化的超高速度。1987年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的那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9户的民营企业家将纯利润的63.8％用于再生产，其他为个人消费和支付社会负担。1993年全国工商联合会和香港展望出版社的调查结果显示，1 445户的民企，其60％的纯利润用于扩大性再生产。民营企业主相信这是保持高速度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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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众生相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老板众生相

　　一位曾在国企和民企都工作过的技术人员将这两种企业形象地比作大象与蚂蚁。蚂蚁们从大象那里挖到了能人，高薪聘用。创业初期，企业尊重核心有用人才，而这些人工作敬业，很快就给民企带来了效益。但他们随后就会发现，由于民营企业主文化层次较低，家族味道很浓，表现为：老板的记忆就是规章，老板的脾气就是制度，老板的爱好就是文化，老板的嗜好就是奖惩依据。因此，他们感到很难融入民企的氛围之中，所以会产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

　　私人老板用人很实际，用人理念更为现实。他们只要发现了比你更有用的人，你马上要面临下课走人。在民企的薪水上，特别是对销售经理的提成上，存在着做多了拿不走，做少了又拿不到的现象。当老板们要从口袋里拿出大把大把的钱进行业绩兑现时，就会心痛，在这方面他们的诚信度很低。当跟你兑现业绩提成时，他们会左推右挡，严重打折。笔者的一位友人曾在一著名民企中打工多年，发现老板兑现提成薪水时，折扣打了60％之多。这位先生说自己虽然在企业中的业绩很好，还是毅然离开了民企。这种说法未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却确实存在着相当一部分这样的私营老板们。

　　温州“盛产”小老板。一般大城市的人嘲笑他们：一群走南闯北、东钻西窜的生意人，眼神透着精气，面孔抖着土气。但是十年之后，从外地飞往温州的各路飞机经常爆满，下机舱的尽是当年被人瞧不上眼的小老板。他们衣冠楚楚，一手提着时髦的公事箱，一手拿着大哥大，钻进自己的高级进口轿车。陈氏三兄弟从承包一条航线到承包六条航线；张茂正同江西省南昌飞机公司合作到美国考察，共同生产直升机。局外人十分诧异：“怎么搞直升的？”经济发展太快，老板们不愿忍受将时间浪费在开车到机场的路上，飞上去又下来，再开车到目的地。在三小时之内赶到大陆任何地方是民营企业家的节奏概念和愿望，直升机当然有广阔的市场。张茂正的眼光已经透过地平线看到另一个弧面。温州许多企业家的工厂不仅开设在温州，而且不断开设到湖南、河南和江西等地。他们算了一笔账，外地电力供应充分，不用自己装柴油机发电，当地雇工的工资只是温州的2/3。

　　广东珠江三角洲民企老板中不少人是由当年公社和大队工作人员转“下海”的，早期就与外商打交道，其经营的轻纺、电器和室内装饰品远销欧洲和美国。他们比其他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显得更气派，设想和眼光也更开放和长远。广东货不但北上进军北京、天津和华北、东北、西北的各大城市，而且也威胁着号称轻纺和日用品工业基地的上海。1994年上海报纸报道，上海市场上从服装、电器到鞋类大量充斥着广东货，上海货哪里去了？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和深圳商业大楼里集聚着很多“下海”的科技老板，其产品在市场上独树一帜，引起外商，特别是西方科技开发集团的兴趣。中关村和深圳的科技企业家常常定期聚会，交流信息，探讨合作，目标是走向世界。深圳商会经常组织民营企业家出访。1994年，考察团曾访问遥远的中南美洲，引起当地的轰动，当地高级官员破格接待中国私营科技代表团。

　　中西部民企也不甘落后，特有资源开发和边境口岸开放是他们的优势。云南重点开拓东南亚，瑞丽、芒市对缅甸开放很早，有大批商人经营边境贸易。现在毗邻老挝、越南的口岸也兴旺起来，曼谷、仰光、万象大街上的轿车里坐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私营大款。西北地区，特别是回民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企，他们祖祖辈辈善于经商，以制造精美金属工艺品和制革的手艺，将商品带进中亚和俄国市场。贵州乌蒙山区生长着一种魔芋，是高级营养品，早年当地人只会出售原始产品，价格低廉，没有经济效益。贵州三位民营企业家首先抓住机会，把魔芋买来深加工，除了制造凉粉外，还从中提取营养素，加工成营养品销售，大量外销。云南和贵州不起眼的药材、野花、天然生长的菌类，经过企业家的加工提炼，身价增长几倍或十几倍。云南的女企业家朱丽种植和收购云南特有菌类，她的牛肝菌畅销欧洲，占意大利进口市场的90％。中国有句谚语：三日不见，刮目相看。这些从东部到西部的民营企业家起家时很不起眼，甚至显得有点笨拙，几年不见，开拓精神和成功使他们成为中国富有的、年轻的新型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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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投资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 智力投资

　　当中国知识分子被商业大潮弄得六神无主的时候，很多高等学府的经济、法律和商业课堂如火如荼，认真坐在黑板前的学生中就有自费上课的民营企业家。有远见的民营企业家在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素质和管理运筹能力。富有者需要知识，知识使人富有，民营企业家比知识分子实际，很早就踏进了MBA的大门。从谈吐看，老板们对经济学、市场学、投入产出、经销流通非常熟悉，做生意几年，等于上了社会大学，但他们仍然感到知识不足，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到高等学府进修成了时尚。湖北省石首市汇昌针织印染厂厂长赵声斌，决意花力气把企业安排好后，腾出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千里迢迢到北京大学进修。民营企业家另一个时尚就是订阅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报纸和杂志，一般数量在五六种以上。他们很清楚，市场经济需要大量信息、新闻和各种知识载体。他们已经从“小买卖”上升到老板，要开拓市场就必须了解市场。市场不仅需要会做买卖的人，也需要解决千万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成本问题、价格问题。仅仅依靠课堂和社会经验还不够，还要从大量的媒体中寻求知识。研究不透，他们就聘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高级知识分子做顾问和教师。

　　各地区民企到了90年代逐渐开展公开或私下的聚会，交流政治和市场信息是他们餐桌上的重要话题。深圳、泉州、北京和上海等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企业家俱乐部。他们更多的需要是了解国际市场，到欧洲、美国和东南亚考察已经不是昂贵的开支。在美国洛杉矶和纽约可以经常看到背着手逛街的中国国家干部，私营老板却没有时间背手逛街，他们从不放弃任何和美国企业界接触的机会。逛购物中心不是为了狂买，实业家考察产品设计和价格，商人和第三产业经营者观察国外同行如何经营。一有机会，首先是考察市场。中国民企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其中的集团和具有规模的公司已经不再拘泥于地方活动，跨地区、进入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只是程序问题。1992年至今，东部地区私营集团和公司向中西部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设点。西部公司和集团也向东部发展。此外，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东西南北的大集团和大公司纷纷在北京设办事处，扩大自己的影响，获取最新政策和最新市场信息。当自己的智力和关系不足时，借别人的脑袋为自己服务，这是他们的高明之处，民营企业家千方百计获取社会资源，特别是官方资源和科技资源。具有规模的集团和公司的总经理、部门经理大都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河北省蠡县某轻纺企业从江苏省南通市某国有研究部门挖掘了一对从事科研的夫妇，男的任工厂总工程师，女的任织布车间工程师。为什么他们愿意离开热闹的南通来到农村环境的蠡县？因为民企给他们的待遇好。企业送他们一套楼房。1993年他们夫妇二人的总收入是4万人民币，是他们在国营单位一年工资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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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诉求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 政治诉求

　　民营企业家目前具有怎样的政治心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摆脱社区和地区性矮小形象，在全国范围内提高自己的声望，包括大量向有影响的国家级教育机构和公益机构捐资，赞助全国大型文化、教育和体育娱乐节目。近年来，他们纷纷支援贫困地区和“希望工程”等教育事业。这一切都增加了个人和公司的知名度，也是新的特效广告。他们的参政意识和政治地位诉求也日益增强，许多集团实行董事制，社交为夫妇制，夫妇中必有一个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

　　国家在确定把发展各种经济形式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基本政策后对这批新型人物的代表也采取了相应策略：建立联盟，密切合作，加以规范，树立自身领导权威。据专家分析，民营企业家作为拥有较多经济资源而缺乏体制性的政治资源的一个群体，为了争取获得企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比当今任何社会群体都更需政治上的后援，因而政治接触成为他们政治参与的一种普遍和经常的形式。同样，各级政府官员对民企保持了高度的关注，视察与调研成为部分领导人的日常工作，对政治形成实质性的影响。毋庸置疑，在民营企业家与官员的政治接触中，也会发生越轨行为，使其演变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者。

　　某些民营企业家很有智慧地将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融会贯通。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与贵阳市市长孙国强“东西对话”的政治接触，反映出上规模的民企强有力的政治运作能力。南存辉说：“我们正泰集团是浙江温州的民营股份制企业，现在有6 000多名员工，总资产8亿元，在全国低压电器行业排老大。我认为，漠视西部开发和西部市场，就等于漠视企业未来。我们最近几天就将派出几个小组分头去陕西、甘肃等地考察。……我关心的是，我们这样的民企究竟能和贵阳市进行怎样的合作？”市长说：“我们有一个仪器仪表公司，曾是我国这一行业的三大巨头之一，还有一个光学仪器公司，曾是我国三大光学仪器生产基地，去年才扭亏。如果南先生与这两家国企合作，利用你的技术、产品、管理机制和市场等几大优势，加上我们的存量基础，我看是很有希望的。来贵阳前注意三件事：一是电力装备低压电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二是销售这类电力设备需要国家许可证；三是要考虑开发更好的技术和产品。只有这样，东西部的合作才会长期、牢固和更富有成效。”南存辉说：“谢谢孙市长的提醒。我们有许可证，也不缺乏迎接市场挑战的信心和能力，进军西部是正泰重要的发展战略，我想我们有足够的长远眼光。”（2000年3月9日《贵阳日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国企可依靠的政治资源已接近枯竭，即使是许可证、准入证齐全，它也难以东山再起，民企一旦获得这些制度性的稀缺资源就如同猛虎添翼、蛟龙入云，迅速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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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吸收了一批民营企业家进入议政会议，1994年统计，民营企业家在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为5 401人，在县以上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为8 558人。八届全国人大委员中有8名民营企业家，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23名民营企业家。全国工商联被授权和定性为民间商会，第一届民间商会的执行委员140名全部是新型民营企业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纷纷推出提高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举措，如2000年4月，北京西城区一批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委员4人，区人大代表2人，区政协委员22人，市区特邀监察员4人。2002年，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全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民企研究”课题组，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全国民企抽样调查，获取了大量的数据。在这次抽样调查的2 717名民营企业主中，绝大部分人都参加了人大组织、政协组织和工商联组织。在民营企业主中有17.1％的人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有35.1％的人被安排为各级政协委员，有79％的人加入了工商联组织。有关机构随机抽样调查了山东省73位民营企业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组织成员的比例，分别是20.5％、39.7％和94.5％。

　　民营企业家分别进入东西部重要省份的省级政协领导层，这是十六大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据新华社2003年2月25日报道：资产超过8亿的民营企业家、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在此之前，他的身份是浙江省工商联会长。与徐冠巨一样，同为民营企业家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也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虽然此二人均任副职，但毕竟是以民营企业家身份首次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其进步之幅度可谓不小。对于徐冠巨的当选，当地人认为是迟早的事情：浙江是民营经济的大本营，非公经济在浙江经济总量中已占3/4，民企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言人进入地方高级领导岗位完全可被预见。2003年，在北京新选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仅民营企业家就分别有15名和47名，大大超过了上届。在上海、辽宁、河北、浙江、江苏等地同样看到了这种现象。从任何角度看，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非公经济人士都是新的社会阶层的代言人。而且，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非公经济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参政议政意愿。

　　民营企业主阶层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民营企业主普遍关心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政治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关心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安全。在十六大之后，这种势态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民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期待的往往只是获得党和政府的某种政治安排，民营企业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本地有较大的影响力，并表现出对党和政府的热情支持和拥护等。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寻求反映其利益的渠道和保护利益的场所，因此，他们在现行的政治参与体制内的行为通常非常谨慎、务实，会主动地配合政府、充当政府助手的角色，不会提出任何不利于个人利益的主张。他们的提案多是具体事务层的问题，如拖欠债务、申领经营许可证麻烦等，不涉及民营企业主的组织性活动和集体性政治诉求。民营企业主们称这样做是“少找麻烦、多办实事”，而这恰恰就是政府希望民营企业主参与政治后所发挥的功能。

　　有学者通过对天津市民营企业主的调查研究指出：现阶段民营企业主尚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其政治参与的目的往往是为了一种名分，为了政治上的认可，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本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与政府之间并不存在尖锐的利益对抗或政治分野，因此愿意被现时的政治系统吸纳并获得各种政治参与的机会，而这正是政府加强其社会控制力的手段。在这样的模式下，民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参与的制度渠道不足、参与层次较低和参与有效性不够等问题。

　　近几年，温州地区兴起了一大批由民营企业主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这一新兴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使得民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表现出了新的态势。民间商会兴起以后，温州民营企业主阶层通过民间商会这一组织化的参与渠道，拉近了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距离，本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得到有效的表达，并在政策意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商会成为有效连接企业成员和政府的桥梁与纽带。温州民间商会的崛起标志着民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它在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还没有松动和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为民营企业主阶层开辟了一条以组织化、集团化的方式参与或影响政治决策的新渠道，以一种相对有序的方式将民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组织集中起来并将其意见传达给地方政府，从而促进了政府和社会某种程度上的制度化合作，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发展。

　　第二篇汇流与大潮——经济改革开放的多维张力

　　发展机遇的全面上升，焦点最终指向国人、国土和国制本身。

　　正是地域的差距才产生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民（私）营经济如大潮由东向西、由各地中心城市向广阔的农村扩展。随着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断改善，这条重视经济利益的进出口大道将成为中国新的“丝绸之路”。中国民（私）营经济也在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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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压力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丁子江

　　1993年，福建晋江民企舒乐妇女卫生巾公司老板，携带自己的样品经香港到新加坡推销。舒乐妇女卫生巾在大陆十分走俏。他挺胸扬眉地走进商场，却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引进的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线技术已经被淘汰。1994年，广州一家以家用家具工业为主、多种经营的中型民企老板到中国香港和东南亚考察，香港及海外同行业的现代化办公管理和信息管理令他大吃一惊。同行办公已经电脑化，经理每天在电脑前收集全世界的行业信息，产品一年一更新。而自己的公司只有几台电脑，属于内部使用，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好销，却进不了国际市场。1993年和1994年全国以制鞋和制衣业称雄的浙江温州和福建晋江开工率不高，民营企业家都认为这是金融紧缩导致商场不景气造成的。但当他们走向全国一看，发现自己估计错误了，市场上许多服装和鞋的质量与他们的相同，但价格却比他们的便宜。中部地区各省城市类似的产品企业已经开始进攻市场了。中部起来与东部竞争，这是90年代初民（私）营经济内部因地区的变化而发生的重大格局变化。在发达繁荣的东部沿海，民（私）营经济面临着国际和中西部的两面挑战和双重压力，因此需要调整自己的结构。沿海民企必须更上一层楼：升级和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与国际市场接轨。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内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 机遇与压力

　　机遇对于东部沿海民营企业家来说，是利用优越条件更有效地聚集财富和扩张事业。21世纪初，外商到中国投资的热门区域仍然是东部沿海，但又逐步向西伸进。与过去不同的是，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民企开始和国外企业共同合作，并向欧洲和美国拓展。

　　1995年，上海市组织160家的共200位民企人士出国考察，重点是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和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加强贸易往来。在中韩建立外交关系后，山东省烟台市恒生集团总裁王玉生看准胶东半岛对韩国贸易的优越地理条件，积极发展船运业务。他的公司已经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船队，并开通了烟台到韩国仁川的客货运输。东南亚许多建筑行业使用一种价格便宜、性能好的小型水泵，那是浙江省丰球集团专门生产的产品。集团总裁何智慧拥有5千万元资产，很早就把资金投入到国企不生产的小型水泵行业中。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很快，房地产业也随之而上，小型水泵最有市场。何智慧的敏锐眼光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财富，丰球集团在东南亚国家都设有自己的办事处和销售点。福建厦门荣宾集团以机械电子工业为本，兼营房地产和贸易，资产7千万。总裁吴国荣现在是空中飞人，他在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等地共设四个分公司，频繁往返于海内外视察工作，进入了在飞机上睡觉的时期。中国民企向海外开拓的事例太多了，一位民营企业家意味深长地说，小生意人拢在店铺里，大生意人到处跑。不少民营企业家不仅在北京开办事处，而且还在欧洲和美国设立分公司。的确，中国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只有整个世界市场才能满足他们。

　　1995年底，一条新闻引起企业界的极大震动：从1996年开始，国家将对千种产品降低30％的关税。国际竞争威胁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后称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就来临了，它是急风暴雨的前奏。中国的家电、塑料、服装和日用化工工业最受威胁，民（私）营经济中的类似企业更感到在劫难逃。在诸多的压力中，关税降低的压力是民企的头号压力；成本随着企业的壮大而升高，是民企面临的第二大压力。以温州为例，用自己的柴油机发电，一度电合2.5元～3元，而在电力丰富的中部地区如河南和湖南，国家供电，一度电只要1元5毛钱。在沿海地区雇佣一个工人每月工资500～700元，而在中部的中等城市，工人每月工资只有300～400元。仅以上两项成本，沿海就高出中部地区1/2或2/3。1993～1994年，已经到了服装和鞋子销售的旺季，从前热闹兴隆的晋江却门庭冷落，中部腾起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与中部的竞争，是沿海民企的又一大压力。沿海个体工商户和民企的发展仍处于领先地位。1995年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数达到10 468 163户，比1994年增长了21.18％。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增长了39.46％，依次是河北37.83％，山东25.91％，最低是海南3.56％，其他省市都在10％～20％之间。东部地区登记注册的民企共291 582户，比1994年增长了94.09％。增长最快的是河北161.11％，浙江136.73％，江苏116.7％，上海108.73％，最低是海南27.68％，北京88.36％，天津87.99％，山东83.95％，辽宁64.23％，福建57.23％，广西56.71％，广东45.08％。广东基数大，总数为66 565户。上海在两年内突破万户大关后，1995年达到17 214户。上海增长数字中的30％是由证券经营转入民企经营。正是这种领先地位，使得东部大多数企业感到压力和挑战十分严峻，出路在于调整和升级。